自然之辩：苏轼的有限与不朽

中文版序柯马丁

自序

导言

2016年2月20日，瑞士巴塞尔

否定的自然

艺术与自然

苏轼：一个天才的神话

*章　诗心如镜

风格、诗人与道

一位青年僧人的艺术教育

僧诗及其批评

诗歌作为“方便法门”

结语：言说无言

第二章　制造“自然”

艺与“学”

坐忘与解脱

雪堂与“似境”

结语：通过有限，抵达不朽

第三章　名花的挑战

自然美学

花解语

佛寺牡丹考

“色”与道德

结语：面对*自然的独白

第四章　雄辩的怪石

无用之用

用之无用：砚石之例

文人经济学

结语：“非人”而人

第五章　回归内在的乌托邦

尚友古人

隐喻的山川

诗歌的民族学

怨诗

桃花源与内在乌托邦

归去来

结语：通过陶潜，抵达自身

第六章　逍遥的肉身

作为业余爱好的丹学

阅读命运

龙虎铅汞说

白鹤峰上的道人

撤出自然

纵身见在

结语：妥协此在

跋

参考文献

回归内在的乌托邦

苏轼的和陶诗

罗浮山下的惠州，依山带水，是一个僻静而民风古朴的小城。1094年秋冬之际，饱经宦海沉浮的苏轼再度遭到贬谪度岭来此，如一颗明星斗坠于蛮瘴之野。他觉得自己的一生也行将走到终点。次年春三月某日，去惠州白水山瀑布沐浴之后，他倦而昼眠。黄昏半睡半醒之际，儿子苏过诵读陶潜《归园田居》的声音，清清朗朗，透户而来，他忽然想起自己在扬州出守期间偶然写作的《和陶饮酒二十首》，仿佛领悟到了命运的提示，因此慨然决定从《和陶归园田居》开始，尽和陶诗。[1]“归”字暗示出命定的轨迹、目的论的方向，因此这一偶然的起因似乎带有了必然的意义。他“尽和”的意愿终于在流放儋州期间完成了。在1100年苏轼流放结束后不久便面世的四卷本109首和陶诗，[2]成为一个具有文学史意义的事件。这批诗歌不仅为两位典范诗人形象的塑造（与再造）做出了贡献，也促成了中国诗歌美学向平淡素朴的转向。

西方学界目前主要关注的是苏轼在陶潜经典化过程中的作用。过去十年里，有三本关于陶潜的英文专著面世，其中多少都注意到了苏轼和陶在陶潜接受史上的影响。通过苏轼的评论与效仿，陶潜的形象发生转变，开始被视为举止自发、自然的“得道”者，而不仅是个行为放诞的中古隐士、一个纵饮无度的酒徒。[3]本章拟从另一个角度出发，试论苏轼和陶之于苏轼的意义。我提出，苏轼对陶潜形象的积极转化与认同都是为了克服绝望、困窘与死亡之暴政的阴影。“和陶诗”表面上的平静因此根本上是矛盾的，是自我说服的结果。如艾朗诺所注意到的，流放中的苏轼有意避免穷愁自怜，尽管在他的诗歌里，“我们发现对满足于新环境的某种强调，这是陶潜原诗所未有的。”[4]这种强调恰恰昭显了他们之间类比的勉强，这一点苏轼的同时代人就已经看到了。如苏辙在《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中提到的，“渊明不肯为五斗米一束带见乡里小人，而子瞻出仕三十余年，为狱吏所折困，终不能悛，以陷于大难”。[5]也就是说，陶潜小受折辱便挂冠归隐了，而苏轼历经宦海沉浮，始终没有离开官场，哪怕贬谪，也还是在“系统内部”，二人出处之“迹”判然。为了给他的自我认同辩护，苏轼将“归”重新定义为向内心率真状态的回归，而这一状态是不受外界境遇影响的。陶潜的挂冠因此被视为其天性流露的表现——苏轼认为他放逐的原因也恰是一样，是他不屈个性所必然导致的。以此而论，他们不仅都“回归”到与大自然共处的率真生活状态，而且他们得以“回归”的原因也只有外在差异、而实则都是举止率真“刚拙”的结果。他们的差异因此不是“选择”（陶潜）与“被迫”（苏轼）之别，而仅仅在于陶潜的回归更早、更决绝、更彻底。因此，苏轼应该而且能够摹仿这一逸民的典范，完成自己的回归之路。

但苏轼似乎并没有注意到另一层反讽。当他试图通过陶潜的诗歌经历自己的放逐时，南方蛮荒的风景便丧失了其直接性，而成为庐山脚下陶潜秩序尽然的田园之倒影。换言之，苏轼在隐喻的意义上把蛮荒的自然驯化成为中国的腹心之地。在北宋，惠州、特别是儋州代表了中国文明的南部边缘。苏轼对当地蜑、黎少数民族的描述流露出强烈的汉族中心观。孤独、文化疏离感和物质贫乏常常折磨着衰老的诗人。追和陶潜的田园诗因此成为与直接环境拉开距离、将它审美化的手段，使之折射出另一片相当不同的文学风景。在这种意义上，苏轼的“回归自然”同时也是他从未曾驯化的原始自然的撤退，撤入了一片居住着熟悉的伦理典范的文化风景。同时，作为迁客，他也在陶潜诗歌中发现了一种允许他表达政治异议的模式。疏离了直接的物质自然、也疏离了遥远的政治中心，加之他期间对道家丹术日益浓厚的兴趣，使得他重新发现了一个“桃花源”。它不再像陶潜原诗所描写的那样处于外部世界的某个秘密角落，[6]而是成为一个内在乌托邦，具有鲜明的丹学洞天色彩。*后，如他对《归去来兮辞》的改写所显示的，他向南海放逐的不归之路被转换成“归家”之旅，即向内心自然状态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