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穷的困惑

新版序言  1

引语  历史宛如一座迷宫……  1

大变动时代的两个弄潮儿（1878—1912）

洋学堂的文化产儿：历史的裂断与联结  3

启蒙与改制：救国主潮的初择  14

掺和着感佩与屈辱的留学生涯  21

会聚于立宪的旗帜下  31

变中之不变：安定至上、秩序至上  38

政海与学海：进退维谷的困境（1913—1930）

黄炎培：浊浪中的急流勇退  53

张君劢：姗姗来迟的醒悟  63

进退之间的矛盾与踯躅  77

万般无奈中的苦痛退隐  92

历史，设下了布满陷阱的迷津（1931—1936）

危机意识下的第三度入世  105

发掘于民族心理的国难反思  114

中西文化激荡中的迷惘与超越  124

通向统一的歧径：民主乎？独裁乎？  136

重庆与延安：两极中的持中与倾斜（1937—1945）

政治天平上的平衡与失衡  149

独立与生存：淫威下的两难抉择  162

1943 年，人心向背的转捩点  174

感情的天平指针摆向延安  185

从独立到依归：不可违抗的必由之路（1945—1949）

幻觉中的第三条道路  201

“死马当作活马医”：以喜剧收场的一幕悲剧  211

“国大”门槛上的人生大曝光  224

“一念之差”背后的深层动因  236

旅程的归宿：新生与毁灭  246

综论  一条永恒延伸着的困惑长链  263

中西文化激荡中的迷惘与超越

黄炎培、张君劢所置身的年代，是中西两大文化体系激烈碰撞的年代。到 20 年代中期，近代中国的中西文化之争已面临着一个新的历史蜕变。

欧洲资本主义对世界市场的开拓，西方文化也渗透到东方每一个国度。中西文化的接触虽古已有之，但由接触而呈冲突却是鸦片战争以后的情形。东方文化面临着西方文化的严峻挑战。中国人进行文化应战的*个反应是“调和”，从魏源、冯桂芬、郑观应，到康有为、谭嗣同、孙中山，辛亥革命之前整整几代的进步知识者都执着于这样的信念：西学之于中国是“古已有之”，并非什么与*文化毫不相容的异端之物，应该而且可能通过汲取西方的“有用之学”，使中国文化重新得以阐扬光大。严格地说，他们文化应战的思维方式都未曾超越“中体西用”的藩篱。尽管“西用”的底蕴随着前人的挫折不断地得以历史的深化，从枪炮制造延伸到开办洋务，继而推演出议会制度，*后导向民主共和，然而，那个“中体”犹如一尊大神始终稳稳地坐在人们心中，始终未曾动摇。这是一个“中学调和西学”的时代。黄炎培、张君劢早年所出身的“中西合璧”之洋学堂，可以说内蕴着这个时代文化的全部秘密。

中学果真调和得了西学吗？“牛体安能有马用”乎？——这一由严复率先发出的低声疑惑，经过辛亥革命胜而复败的历史验证，到《新青年》这里就放大为震撼心灵的时代高音：“无论政治、学术、道德、文章，西洋的法子和中国的法子，*是两样，断断不可调和迁就的。……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打倒孔家店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标志着近代中西文化之争迈过了“中体西用”的沟堑，开始了一个“西学批判中学”的“五四”时代 ，那是一个“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变革年代，一切文化上的旧传统、老古董都不得不在新思潮的天平上接受无情的历史称量；那是一个洒脱狂放、无所拘束的“拿来”时代，汹涌澎湃的西学浪潮使知识者的心灵变得比大海和天空更为辽阔。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溅起了色彩斑斓的灵感火花，培育了一大批近代中国*秀的文人学士，簇拥起一座整整半个世纪之内未曾被后人超越的文化高峰。黄炎培、张君劢以自己的行动或思想参与建设了这个时代，同时也从这个时代吮吸到丰富的精神养料。

然而，每一时代都有自己的历史困惑。如果说清末那些致力于调和中西文化的知识者难以圆满解答那个“牛体安能有马用”的著名诘难，那么“五四”时代的知识者则在西学批判中学的道路上遭遇了无从摆脱的四重困境。

*重困境是虔诚学习西方与发展西学“破产”的冲突。新文化运动之初，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态度是极其虔诚的，像陈独秀、胡适、鲁迅等《新青年》同人当时完全以一种思想化的热情语言、一种无批判的赞美态度向国人介绍西学，描绘西方，这与他们对待传统文化和现实社会的冷峻姿态恰成一个鲜明的反差。然而，正当中国人终于放下了久放不下的架子，开始心悦诚服地拜西方为师时，西方人却演出了一幕与为师者形象极不相称的*次世界大战，这使得虔诚的学生在内心产生了进退维谷的迷惘。正如本书第二章第三节已提到的那样，梁启超、张君劢1919 年原本带着西天取经的愿望前往欧洲，结果却发现“欧洲文化上已起一种危机”。当时有一个美国名记者问他们：你们来是否要把西洋文明带些回去？在听到肯定答复后，这个美国人叹了一口气说：唉，可怜，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了，我们就等着你们把中国文明输进来救拔我们。梁启超、张君劢他们初听这话，还以为为师者在故意奚落学生，及至后来到处闻得这类感慨，才感到“他们那些物质文明，是制造社会险象的种子，倒不如这世外桃源的中国，还有办法”。他们对西学失却了过去那般无批判的虔诚。张君劢说：“现时人对于吾国旧学说，如对孔教之类，好以批评的精神对待之，然对于西方文化鲜有以批评的眼光对待之者。吾以为尽管输入，当批评其得失，应同时并行。”这种对西学的保留态度同时引发出一种向传统的回归热忱。但他们的回归又与那些道地的文化复古派迥然不同，张君劢就曾决然怀疑梁漱溟当时所作的未来世界文化即中国文化复兴的乐观断语。他对现实中国社会的理性洞察和本身所具的西学素养毕竟令他感到“西洋文化在精神上、在物质上

都有他精良的武器，比吾们的旧文化确有优胜处”。这样，他对待西学的态度陷入了某种矛盾和迷乱。这一精神现象不仅属于张君劢个人，随着梁启超、张君劢他们归国之后的鼓动、宣传，也逐渐在士林中弥散开去，成为 20—30 年代思想界的一泓暗流。从1916 到 1919 年《新青年》与《东方杂志》的中西文化*次论战高潮中国粹派大败，到科学与人生观之争的第二次论战高潮中双方悄悄地打了个平手，这意味着“五四”时代的知识者对西学由崇拜逐渐转向了困惑。

第二重困境是全盘实现西化与多元西学选择的冲突。“五四”时代初期，中国知识者在比较中西之学时，大多将西学视作一个浑然统一的整体，进而在逻辑上得出了全盘西化的结论。20 年代以后，随着对西学的认识深化，并就西方的理论一一付诸救国的实践，他们惊异地发现：西学犹如中国的诸子百家一般，竟也是多元的！以当时人们*为关注的政治文化理论而言，既有英美的自由主义政治，也有苏俄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到 30 年代又冒出了一个德意法西斯极权主义。中国应以哪一种作为西化的认同对象呢？正是在这一问题上，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现实选择显露了他们之间不可调和的利益抵牾。黄炎培在 1934 年夏天不无忧虑地谈到，当前中国思想界流行着一种十分“笼统”的观念，以为中国太不现代化了，唯有跟着人家进化才好。“不过，吾要请问：所谓现代化究竟是什么东西？”“资本主义国家，认资本主义化就是现代化。共产学者，认不共产就是不现代化。心醉法西斯蒂者，唯法西斯蒂，认为是真正现代化。”面对这多元的选择，黄炎培几乎感到有点无所适从，但他觉得“各种制度、学说、主义，单看它的本身，说不出是非利害的”，一切都取决于何时、何地、何人。胡乱跟着人家跑的笼统，其害之甚“充其量可以杀人、可以亡国”。在黄炎培看来，既然笼统的全盘西化弊端丛生，那么势必要依循主体的某种需要对之加以适当的取舍、选择。然而取舍或选择的客观尺度又何在呢？——这依然是一团有俟澄清的思维迷雾。

第三重困境是理智接受西方与情感面向东方的冲突。“五四”运动既是一个启蒙的文化运动，又是一个救亡的爱国运动，这两大运动在总体上呈相互激荡之势，同时也在人们的意识中潜伏着一个残酷的“二律背反”：在文化运动中，人们需要某种适度的“自卑”意识，放下维持了两千年的“华夏优越”的架子，虚心向先进的西方学习；在爱国运动中，人们又必须高扬民族的自尊心，以不屈不挠的战斗姿态与西方帝国主义抗争到底。这样，面对着西方这样一个师敌合一的复杂形象，“五四”时代的中国知识者便不能不陷入自卑与自信的两难之中。他们既不可能坦然地仿效西方，因为民族自尊的强烈情感常常迫使他们回过头去发掘“寻根意识”；也不可能形成一种问心无愧的民族自尊，因为清醒的理智往往令人沮丧地发现自身“处处不如人”的短拙。张君劢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的国难反省中，就陷入了类似的困境。他在理智上洞察到中国文化传统的某些弊端，要求“检点自己过失”，将“祖宗旧日之积弊”明白指出；但在感情上他又不得不借助传统，企图通过“将祖宗之成绩表而出之”，而求得“民族自信心之提高”。同样，在科学与人生观的问题上张君劢也显露了理智与情感的两歧性。在他看来，科学是理性的，“为因果律所支配”，人生观是感性的，属于“自由意志”的范围，因此，在科学上中国理应学习西方，“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故惟有返求之于己，而决不能以他人之现成之人生观，作为我之人生观者也”。这种理智上接受西方、情感上面向传统的双重心态不仅为张君劢所独有，因为即使理智上主张全盘西化的胡适等人，在情感之深层也依然与传统有着难以割舍的精神联系。激烈反传统者尚且如此，那么包括黄炎培在内的一般“五四”时代的知识者，又如何能够幸免这理智与情感的价值分裂呢？

*后一重困境是拯救民族危机与文化出现“真空”的冲突。“五四”时代启蒙与救亡这两大历史主题，如果说在 30 年代之前和谐的一面尚是主要的，那么到“九一八”事变之后，那悖异的一面就兀然突出。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需要激发国人的高度民族主义激情，但这种激情并非凭空即能产生，它要求一种统一的意识形态作为文化背景的衬托。显然，这种文化背景只能是土生土长的，与民族有着天然的历史联系，不能也不可能是任何舶来品。然而，包括张君劢、黄炎培在内的不少知识者却强烈地感到，*有资格扮演这一历史角色的中国文化在“五四”时代竟发生了严重的断裂，在民族文化的天穹下出现了令人担忧的“真空”。张君劢曾多次忧心忡忡地提道，“吾国之思想界中，隐然有美、英、法、德、俄国之势力范围存乎其中”，中国已经丧失了“思想的自主权”。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那种文化“真空”的忧患意识愈来愈浓郁地笼罩在张君劢他们的心头。中国的知识者对汉武帝以来的文化一统局面本已习以为常，一旦形成“五四”时代这样的百家争鸣格局反而感觉无所适从。在他们的观念中，一元总是与治世、多元总是与乱世纠合在一起；社会是如此的分裂，人心是如此的离散，难道就没有文化混乱所造下的罪孽吗？比较起前面三重困境，这是一重*为触目惊心的现实困境。张君劢因此提出了重建统一的民族文化之口号：“民族建国之大前提，曰民族情感、民族思想、民族意志之融化。”“分也，争也，决不足为民族建国之基础所以代之者，曰合曰和。”至于如何化纷争为合和，变多元于一元，他认为“惟有以本时代之吾国人自创一种哲学上、社会上、政治上之学说以资解决，积日稍久，自为人所公认而为惟一圭臬”。

以西学批判中学的“五四”时代所出现的上述四重困境，犹如四道现实的隐性屏障，横亘在张君劢、黄炎培以及他们同时代的知识者面前。倘若不能以一种新的文化姿态超越“五四”，那就很难跨越这四重屏障。这预示着，近代中西文化冲突史中的一个转折点即将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