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物并作

前言和致谢

序言　环境史的兴起

环境史是一门关注过去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相互作用的历史学科，包括诸如食物、矿物、能量和气候等各种资源以及他们与人类福祉之间的关系，还包括通过人类劳动转化自然物质维持人类生活的各种生产方式。

*章　西方环境史的起源

年鉴学派和美国边疆史学派的研究在许多方面互相抵牾，但是他们都关注人类和赖以谋生的自然产物及其生活的环境之间紧密的互动关系。这两个学派为我们创造了内涵丰富的词汇，并且也为打算研究世界其他地方的环境史学家们提供了许多研究工具。

第二章　中国环境史的兴起

在古典时期，许多作者为了德育教育和科学调查的目的谈到了自然过程，他们相信人与自然之间存在根本的和谐关系。19世纪和20世纪，著名的学者和官员都非常关注利用自然资源为军事和工业服务，他们丢掉了相互联系的系统论，把自然分割成单片的水域、土地、树林和单体的矿物。直到20世纪*后十年，古典的生态思想才开始在中国复兴，人们开始理解可持续发展、自然的弹性以及与自然力量合作的重要性。

第三章　环境史研究的尺度

我们不应该想当然地把关于人地过程的研究仅仅局限于县、省、国家或帝国的范围，我将对*近有关多尺度人地过程的探索举几个例子。这些研究包括从一个湖的演变来反映中国的命运、全球开拓边疆的历史、基于高地与低地差别产生的新的地理区域的概念，以及毛皮、茶叶和鱼类等跨越中华帝国以及其他国家界线的商品贸易的研究。

第四章　环境史与自然科学

环境史研究毫无疑问需要掌握一些用来研究自然界的科学知识，对于环境史学者而言，*重要的科学是生物学和生态学，但是有时地质学、水文学、古植物学、古气候学、考古学和其他学科也会提供颇有见地的观点。

结论

参考文献

欧文·拉铁摩尔及其遗产

在20 世纪早期学者中，其著作对中国环境史研究有着*持久影响的是拉铁摩尔（1900—1989）。拉铁摩尔是一位来自美国的旅行家、外交官、地理学家、新闻记者、商人和学者，他开创了我们今天所知的中国边疆和中亚地区的历史研究。他在有关中国东北、新疆、西藏，蒙古，和其他边疆地区的大量著作中，探讨了汉族与绿洲、森林和草原等边疆地区的民族相互接触的文化史。尽管他没有获得学位，而且在20 世纪50 年代因为受到约瑟夫·麦卡锡参议员的迫害也丢掉了他的学术基地，但是是他，而非其他同时代的许多亚洲史学家，启发了我们考察跨越国家边界的那些塑造中国和中亚地区的潜在力量。他对世界史学做出了巨大贡献，我们仍能从他深刻的见解中获得研究的启发。

拉铁摩尔于1900 年出生于华盛顿特区，1919 年来到中国，在天津与他父亲从事进出口的生意。20 世纪20 年代的中国处于一个混乱时代，各地军阀林立，他们都想控制国家。在厌倦了生意本身和侨民团体之后，他决意从事有关中国的深入研究，并开始游历。1925 年，他在内蒙古铁路的尽头，找到了前往归化（今呼和浩特）的道路，在这里，他看到成群结队驮着从中亚来的羊毛的骆驼队和大篷车，他在呼和浩特一看到草原的边沿，就停不下前行的脚步。同年，他遇到了未来的妻子埃利诺（Eleanor），1926年和她结婚。然后，俩人一起计划了一次非同寻常的蜜月之旅。欧文沿着骆驼商队的路线穿越蒙古，而埃利诺乘坐横穿西伯利亚的俄国铁路，从东北一直到新疆，他们在铁路的一端塞米巴拉金斯克（Semipalatinsk）相遇，然后俩人一起从新疆往南，穿过喀喇昆仑山口进入印度。新疆曾是清朝统辖的*西部的地区，居民主要是讲突厥语的穆斯林，20 世纪初由独立的地方军阀管辖。居民们深受布尔什维克革命、伊斯兰教复兴运动、已经覆灭的清帝国的残余势力、土匪、军阀以及流浪的游牧民族之间争夺权力的影响，生活在痛苦之中。欧文与埃利诺*终在这片混乱不堪的土地上重逢了，各自就他们穿越的偏僻而危险土地的经历写成了引人入胜的游记。欧文就这次经历完成了他的*部小说《通往突厥斯坦的荒漠路》（The Desert Rood toTurkestan，1929），而埃利诺，照她的话说，也利用她在中国西北旅行结婚路上写成的书信完成了《重逢突厥斯坦》（1934）。这次旅行激发了拉铁摩尔一生对蒙古人民和草原的热爱：

我带着孩子般的惊喜与商队一起旅行，深入五颜六色的高原，山脉就在眼前，山脉两边遥远的地方是陌生的国度，那或许是我一生中只会旅行一次的地方，过上几十天在其他年代的人们的生活。

拉铁摩尔很喜爱蒙古人和回族商队的领头人，但是他会带着蔑视的眼光看待汉族农民，*让他苦恼的是不断增长的汉族人口进入草原并赶走蒙古人这一持续的压力：

汉族农民简直不懂节育和审慎的婚姻的观念，以及增加孩子（存活）机会的育儿方法。（相反，他们会实施）“草率的婚姻和生育”，扩大了他们生育和婚姻的地盘，汉族会以每年10英里的速度沿着商队路线的边缘驱逐蒙古人。

拉铁摩尔并不把汉族农民看作是满足于在其耕种的土地上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平的农业耕作者，而是把他们看作是带有侵略性和威胁性的力量，受人口过剩压力的驱使和政府政策的支持，不断渗透到人口分散的边疆地区，并以损害当地人民的利益为代价：

因此，蒙古人受到耕地和房屋以及他们不理解的生活方式的威胁而步步退缩，漂亮小山中的猎物越来越少，只有一些肮脏的村庄取代原来的松树、羊群和白色的蒙古包，在我看来，真是一种悲剧。

源于在蒙古和中国新疆地区陆上的旅行经历，拉铁摩尔对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产生了终生的迷恋，却十分厌恶汉族移民的居住方式对环境造成的破坏。

欧文和埃利诺回到美国，但是他们很快于1929 年又回到中国。这次，他们在东北旅行，在这里，他们又看到汉人移民对蒙古人相似的驱赶过程。在蒙古、东北和新疆地区，汉族军阀和官员积极推动汉族移民，以便对这些地区实现更加牢固的控制，并获得更多的税收。之后，国民政府会推出更加野心勃勃的移民计划，就像清代曾经做过的那样。俄国和苏联向草原的渗透还没有推进多少，他经常怀疑那些不是基于人们生活现实基础上产生的宏大理论。

1934 年拉铁摩尔与魏特夫在北京发生了一次影响他一生的接触。魏特夫自认为是经验更为丰富的拉铁摩尔的门徒，他甚至劝说拉铁摩尔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中引用他自己的著述。开始拉铁摩尔支持魏特夫，因为他看起来与他的学术观点一致，但是埃利诺警告说：“小心，这个

人吹捧你是为了在美国得到一席之位。他是经常要么舔你的鞋子，要么用鞋子踩你的那种人。”但是拉铁摩尔不听埃利诺的话。

作为影响很大的《太平洋事务》（PacificAffairs）的编辑，拉铁摩尔在20 世纪30 年代经常被卷入有关东亚的学术和政治的激烈讨论之中，但是他仍然保持旅行的习惯。他去了莫斯科，并遇见了俄国研究蒙古的泰斗人物，他开始学习俄语。回到中国之后，他去拜访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和周恩来，他们于1936 年撤退到了西北的陕西延安，住在窑洞里。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名义上已经形成了抵抗日本的统一战线，拉铁摩尔像许多其他观察家一样，认为共产党更加关注国家统一而非阶级斗争的事务。然而，他也很清楚，共产党会在战争结束之后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统一战线政策应该只是一个临时的策略。

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国民党和共产党开始内战，争取对中国的*控制权。拉铁摩尔与美国国务院的许多外交官的观点一样，知道国民党政府内部腐败，软弱无力。相比之下，共产党具有更加严明的纪律，是一个比较清明的政党，它更真诚地致力于对抗日本的战争。

1949 年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之后，在美国爆发了一次关于“谁掉失了中国”的激烈争论，拉铁摩尔再次成为焦点人物。1950 年约瑟夫·麦卡锡参议员发起了一场运动，起诉像阿尔杰·希斯（Alger Hiss）一样的国会官员和美国一些军事成员是苏联的间谍，宣称是他们蓄意阴谋颠覆了国民党政权，并指责拉铁摩尔，把他看成是“苏联的高级间谍，也是阿尔杰一伙的带头人”。

当约瑟夫·麦卡锡参议员指控众多共产党成员已经渗透到国会当中之后，参议院国际安全小组委员会组织了听证会。会上，麦卡锡把拉铁摩尔树立为攻击的目标，而魏特夫这位他以前的门徒则以证人的身份走在攻击拉铁摩尔的*前列。魏特夫在德国变成了一个狂热的共产主义活动家，在美国变成同样狂热的反共分子，他急切地加入麦卡锡的政治迫害队伍。美国联邦调查局汇编了39，000 页有关拉铁摩尔的档案材料，1952年，一个大陪审团起诉他作伪证，但是一年之后，联邦法官不再受理这个起诉。

然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迫于学校理事要求解雇拉铁摩尔的压力，拿掉了拉铁摩尔任主任的学院，并剥夺了他带研究生和在其领域设立研究项目的机会。1962 年，拉铁摩尔接受英格兰利兹大学的邀请，到那里成立中国研究系，推进对蒙古的研究。不久他搬到英国剑桥大学，他此后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欧洲和蒙古度过。蒙古人把他看作是他们*做伟大的朋友、*杰出的学者之一。

拉铁摩尔的大量著作包括游记、政治评论、官方备忘录以及学术研究论文。他著作中的一些话题启发了之后有关塑造中国和中欧亚史的环境状况的研究，包括：1．中亚的地理以及非汉民族与中国的相互影响；2．地缘政治分析；3．环境决定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