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文丛：在高山和天空之间

自　序

在无知中迎来第四次工业革命

上帝、数据和故事

大数据的困惑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繁荣？

聚沙成塔，塔成于沙

现代经济学与生活常识

走一走“奥地利之路”

红绿黄灯是干什么用的？

货币的未来

世界经济的大衰退正在到来？

关于体制思维

关于经济战略思维

“独木桥困境”与道德底线意识

经济学家和普通人

“以人为本”的管理悖论

在高山和天空之间：关于生命有限和无限的追逐

我读俄罗斯

湖南人与“湖南人”

上帝、数据和故事

早些年，在读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作品时，中国落后是由于“数目字管理差”的判断，印象极其深刻。黄先生将“数目字”管理的准确和意识形态统辖的笼统，做了直接的褒贬对比。潜台词是，中国人图强发奋，跻身世界强国，当“以史为鉴”，重视数目，万万不可只是“大概”而已。如此观点，大可名冠“仁宇结论”与史共存。

近年来，读了多本“大数据”著作，其中涂子沛先生的《大数据》和《数据之巅》，读来振聋发聩。涂先生明言，收集数据、使用数据和开放数据，是现代国人面临的严峻挑战。大有历史呼应的意味，涂先生发出了新时代的“仁宇结论”，依然是民族和国家强盛的警醒之言，让人不由得升腾起深深的敬意。

事物总是具有两面性。当我们过于强调从而过量渲染某个方面时，常常会出现一些逻辑偏差。应当说，在流行颇多的“大数据”文字里，这种偏差是较明显的。无疑，它们不只是逻辑上的争议问题，基于“大数据”的时代功能，它们会引致出偏颇的实践经历和结果。

上帝、人和数据

这是关于“大数据”的名言：“除了上帝，任何人都必须用数据来说话。”

在汉语里，“除了”一词具有英文中“besides”和“except”的两重含义。“besides”表达的“除了”，是一种相加关系，如“Besideshim， we all went tothe movies ”（除了他之外，我们都去看电影了），其中“他”和“我们”是都去了；而“except”的“除了”是排除性的，如“We all went to the movies except him”（除了他之外，我们都去看电影了），这里的“他”不在看电影群体之中。上面名言中的“除了”，是相加的，还是排除在外的？

显然，由于上帝和人的完全不同，“除了”一定是排除性的。只要你是人，就必须用数据说话；上帝，则可以排除在“用数据说话”之外。很不幸，这种解释，从主体的角度来看，上帝和人不可避免地归属到了同一群体之中，他们只有“说话方式”的不同。“除了”所排除的，只是上帝和人在用数据问题上的“必须与否”，却排除不了上帝和人同处在说话主体位置的共性。

一个逻辑的偏差生成了。

如果说，上帝不等于人，将两者放在同一位置上进行“说话方式”差别的比较，就全然没有基础，这如同“除了动物，我们都去看电影了”一样怪异；如果说，上帝等于人，比较的基础有了，内在的逻辑冲突就出现了―因为“任何人”一旦包括上帝，上帝也必须“用数据来说话”，此名言前后就是自我否定的了。在这里，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放弃用上帝做比较，仅仅说“任何人都必须用数据来说话”，便可逃离逻辑深渊。

我理解，作者之所以要动用“上帝”做文章，在于试图以一种*的方式，加大对“大数据”神奇性的渲染。不曾细想的是，这等说法在逻辑上的偏差，很可能导致人们疑虑“大数据”的科学价值和现实功能。要知道，人们大多笃信，离上帝近的东西，离人类科学认知和现实生活会很远。

解说“大数据”名言的逻辑偏差显然不是*重要的。*重要的在于，将“大数据”的功能*化，会对人的主体性带来冲击和伤害。因为*化，大数据就成了一个新的“上帝”，人容易在如此理解里被大数据所管控，不时地失去自我主体位置，*终导致认知和改造世界的迷惘与失误。

通俗理解，“大数据”即是“大量”的数据。它解决了以往小部分数据时，必须由局部去推测整体的困难。如在大海航行时，航行者发现冰山一角，以往必须借助某种“算法”，去推测冰山的大小；在冰山“大数据”可得到时，整个冰山便容易把握，航行者不需要任何“算法”去推测。而且，如果数据可以“大”到无所不包的“全量”时，人类就能够大大地提高趋利避害的准确性。试想，当你一眼就看清全部冰山，你自然就能够准确地安全航行。可见，大数据特别是“全量”的数据具有直观、结构清晰的特点，人类通过它，能够迅速把握事物的整体、相互关系和发展趋势。毫无疑问，大数据是人类一种功能强大的工具。

“功能强大”常常是被人们夸大的基础，而夸大的*境界就是将被夸者置于神龛之上。当大数据经拥戴走向登峰造极时，它作为人的工具的特性便急剧弱化；相应地，它被赋予了某种超越工具的特性，大有替代人作为主体的部分作用。收集数据也好，分析数据也罢，特别是使用数据，本来都是人作为数据的主宰者所为。然而，大数据的神化，让这一切转化成了人在数据之下的被动适应—收集的数据越“大”，事物的直观性、整体性就越强，发展的趋势似乎就越容易把握，问题的解决办法似乎就越明了，数据自身的主体功能似乎就越发突出，人对数据的使用就越容易被数据对人的指挥所替代；而数据的指挥越是强势，人就越容易屈从于数据的管控，这又会刺激起人们更多地去收集“更大”的数据，进而叠加性地加固数据对人的指挥。在这样的格局之下，人退居于次位。

这不是一种逻辑演论。在现实生活中使用“大数据”的人们，已经有了“宁可相信数据，也不相信人”的初步理念。例如，一些公司招聘新员工时，完全依赖于各种类型的考试成绩单和就读学校、学历、学位等组成的“大数据”，“准”比尔·盖茨、乔布斯类人士，肯定进入不了选择范围。在法律界，用“大数据”来分析人的犯罪倾向，并预测犯罪行为，提前给予监控，这实际上是对未来的犯罪可能而非实际犯罪行为进行惩罚，显然有损于人的尊严；犯罪学上有“犯罪性”和“犯罪”的区分，前者只是犯罪心理倾向，大量存在于人们之中，并非只有犯罪的人才有，即使用“大数据”分析某人的犯罪性，也不能认定犯罪行为一定发生。过于*地依赖和笃信数据，不仅在具体事项里会出差错，重要的，是人的主体性被侵犯，不论他们是招聘者还是被招聘者，也不论他们是“犯罪”的怀疑者还是被怀疑者。

实际上，“大数据”这种人类的创造物反过来管控人，不时挤掉人主体地位的事情，人类有史以来就一直存在。西方人关于人的“异化”之说，东方人关于“自己立个菩萨自己拜”的理念，早就对此现象有过深刻的批判。人类制造了机器，人就时常依附于机器；人类创造了组织、制度，人就被组织和制度统治；人类发明了货币，人便成了货币的奴隶；人类推崇宗教，信教者就有了心中的“主”而忘却了自己。在某种视角上看，人类追寻的自由和进步，不只是在改造和创造世界中获得，还要在摆脱自己创造物的控制和束缚中获得。无奈的是，人类已经有过的深刻认识和实践，仍然无法消除对创造物的顶礼膜拜。这种根植于人性中的东西，我们能够做的，只有反复地提示和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