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的真实逻辑

副标题:无

作   者:韦森

分类号:

ISBN:9787508673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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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中国经济增速下滑是必然的?

宏观政策的当务之急是减税?

政府拿走的比我们的可支配收入还多?

中国的货币政策已经失效?

继续刺激将导致中国经济长期萧条?

要回答这些与我们息息相关的宏观经济问题,就必须真正理解中国经济增长背后的真实逻辑。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韦森教授是宏观经济研究领域非常活跃的一位学者。近年来,韦森教授将他对中国经济的观察和研究形诸笔墨,撰写了大量观点鲜明的文章。本书是相关文章和访谈报道的结集,按照时间顺序编排,分成上、中、下三篇,分别对应中国经济的现状、应该采取的宏观政策以及背后的理论依据。

自2012年开始,中国的实际和潜在GDP增速都在下降。如何看待中国经济近40年高速增长之后的下行?韦森教授认为,从世界经济的发展规律来看,中国经济增速的逐步下行是一个自然趋势,不必也没有办法强行改变。为了维持GDP的增速而盲目投资,只会使问题更加严重,并*终将中国经济推向大萧条。

在这种形势下,*重要的宏观政策就是减税富民,减轻企业负担。中国政府有减税空间,考虑到中国企业税负之重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应该总量减税,而不是结构性减税。宏观政策的*要务是救企业。

中国经济过去四十年的高速增长,得益于不断推进的市场化改革,以及华人所具有的强烈的企业家精神。处于当前大转型阶段的中国,未来的增长动力应该是发展服务业,尤其是金融服务业,这是被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所证明的。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当代中国已经进行了近40年的市场化改革,中国经济到今天为止从整体上来说基本上已市场化了,但是,中国的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还远远没有结束。故本书所论,虽然看起来是研究和评论当下中国经济运行的现实和理论问题,实际上也是在反思未来中国应该走的社会发展道路。



【目录】

上篇现实的中国经济

1 世界经济衰退与中国经济

2 以减税富民来启动内需

3 大转型中的中国经济

4 把脉当下中国经济

5 中国经济增速渐进下移

6 经济周期与良序市场经济制度

7 中国经济的现状与未来

8 中国经济的不可能三角

中篇合宜的宏观政策选择

9 中国需要总量减税

10 减税当被作为一项基本国策

11 政府拿走的比我们可支配收入还多

12 通胀与通缩之谜

13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要务

14 人民币汇率当由市场供求决定

15 去杠杆、保增速与防风险

下篇中国经济增长的理论解释

16 市场经济运行的制度基础

17 探究经济增长的深层原因

18 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与未来道路

19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原因再反思

20 经济增长的经济学与非经济学解释

21中国经济运行的真实逻辑



【免费在线读】

对中国经济的现实格局和长期前景,近两年在中国经济学家中间有不同观点。大家可能注意到了,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也是我个人非常尊敬的好朋友林毅夫教授上个月来纽约,在纽交所做了一场关于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讲演,他预计在未来10年到20年中,中国经济还能有年均8%以上的潜在增速。我个人没有林毅夫教授那样乐观。我的判断是,中国经济增速目前正在下移,这是一个改变不了的自然趋势。首先我要在这里说明,我绝不是在唱衰中国经济,因为,在未来十几年,即使中国经济增速下移到5%—7%的增长率,从历史上来看,仍然是个很高的增长速度。

首先我们看一下自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长情况(见图1和图2)。图1就是把中国国家统计局*版的《中国统计年鉴》上所公布的每年的GDP总量描绘在一张图上。这张非常简单的图告诉我们一个非常深刻的道理:计划经济是没有效率的,是一个不可行(infeasible)的经济体制;只有市场经济,才是人类社会迄今所能发现的*有效率、有较快经济增长的资源配置体制。从这个图上,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出,从1952年到1978年这27年中,中国经济总量几乎没有多少增长,趴在那里没动。人类社会20世纪的历史和中国的当代历史,已经用铁的事实否定了计划经济体制。从图1中我们也可以直观地看出,只是到1978年之后,三次市场化改革,孕育了三次高速经济增长,即1979年之后的农村土地承包制改革,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后中国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改革,以及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中国经济迅速加入全球化的世界分工体系。正是有了这三次市场化改革,才有了中国经济的三次高速增长,才有了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的快速起飞。图1实际上也告诉我们,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进一步肯定在未来中国要深化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发展市场经济,这一大方向应该说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的。

1978年后中国经济的三次大的改革,带来三次经济的高速增长,也从图2中国经济的实际年增长率非常清楚地表现出来。

图3展示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的三次市场化改革,导致了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的三次上行。但是自2007年之后,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已经开始下降了。现在也许有朋友会问这样一个问题: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肯定了中国经济的市场化道路,提出了深化市场化改革的60条决定,这是否意味着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还会再往上拉?目前看来好像不是这样。*近我和我的学生陈达飞用较长时段的数据粗略估算了一下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趋势,发现尽管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仍在一个高位,但是却在2007年之后折头向下了,这与中金公司的彭文生和黄海洲等经济学家用HP滤波法对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的估算是一致的。除中金公司的经济学家外,许多研究机构的研究均发现,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在下降。这实际上意味着,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还想继续保持超过8%以上的高速增长可能已经不现实了。

讲到中国经济增速下行,目前在中国国内有三种观点: *种观点认为这几年中国经济在下行,当经济增长从靠投资转向靠消费的时候,当从实体部门的经济增长转向服务部门增长时,经济增速就会下行;第二种观点认为,到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快吃完了,所以经济会下行;第三种观点是我和另外一些经济学家*近这两年提出的,即认为现在已到了现有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上这一轮工业化的中后期,其外在表现是各行各业都产能过剩。工业化减速,作为工业化结果的城镇化进程也会放慢,因而经济增长速度也会慢慢降下来。

其他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速下降的情况

*近,林毅夫教授等一些经济学家还一直在讲,在未来20年,中国经济可能保持8%的潜在增速。他们做出这样的判断是基于下面这样一种推理:目前,中国人均GDP为6 150美元,与美国的差距正好相当于1953年日本与美国的差距,1962年中国台湾与美国的差距,1968年韩国与美国的差距。当这些国家和地区跟美国的GDP相比有这么大的差距时,随后都有20年以上8%的经济增速。在对林毅夫教授去年在复旦大学的一场公开演讲的现场评论中,我说这样判断可能过于乐观了。我认为,从现在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来看,已经不像是1953年的日本,而是像处在1973年日本的经济发展阶段上了。因为,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已经完成了现有科技发展水平上的一轮工业化过程。图4显示,日本经济在1953年后完成了一轮工业化之后,经济增速很明显地下了两个台阶:从1953到1973年,日本有一个年经济增长率接近9%的高速增长时期;1973年,在石油危机的冲击下,日本经济陷入短期萧条,从1975年到1990年,经济增速跌了一半,只有3.9%左右;然后到1990年以后,20多年来日本经济增速平均还不到1%。

这些年,我国台湾经济增速也是明显的3个下降台阶(见图5)。从1962年到1978年,台湾的GDP平均年增速超过10%,从1979年到1995年为第二个台阶,GDP平均增速为7.6%,1996年后,GDP下降到4.3%。

同样,韩国经济在经历了近20年高速增长后,经济突然失速下台阶大致发生在1997年(见图6)。另外,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的经济在经历了一段高速增长时期之后,也有一个GDP增速突然下台阶的情形。这里就不再把它们的增长轨迹画出来了。

按照青年经济学家刘海影的研究,日本经济增速下行到4.5%的时候,其制造业各行各业产能过剩是33%左右。碰巧,韩国经济到1996年增速突然下台阶的时候,产能过剩也是在33%左右(见图7、图8)。

现在,按照中国工信部的估计,中国各行各业的产能过剩也差不多是33%左右(见图9)。这些综合迹象都表明,中国经济增速可能面临下一个台阶的时候了,要想再保持8%以上的超高速增长,已经不现实了。但是再说一遍,我在这里决不是唱衰中国经济。因为即使中国经济下降到5%—7%的区间,在人类历史上仍然是个很高的速度。

能否靠投资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

中国未来是不是仍靠大规模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对此学界有争议。2012年,中国GDP约52万亿元,在建项目总额约70万亿元,其中新建项目与GDP的比例已高达60%。实际上这说明目前中国经济仍然是靠高投资率来维持着7%以上的增长。整个2013年,中国的投资又在膨胀,这两个数字又在提高。我算了一下,2009年到2012年这4年间,中国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高达110.64万亿元。这么大的投资规模,还怎么再加码?按照奥地利学派米塞斯和哈耶克的经济周期理论:在投资高速增长时期,经济会高速增长,但是当经济繁荣时期的不当投资和过度投资大规模发生之后,当要收回投资、要清算的时候,大萧条就来了。投资没有回报,或投资回报率偿还不了银行贷款时,问题就来了。为了保持中国经济8%的增速,我们已经付出了极高的成本。2012年,中国的资本投入产出比竟到了3.03。图10表明,中国的投资率增速远远高于GDP增速,说明我国的投资越来越没效率。另外,中国的投资主要是由银行贷款所推动的。这实际上把中国经济的风险全压在了中国的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上。当大部分企业和政府所推动的投资项目的收益还不了银行贷款时,经济就可能会出大问题。

综合上述情形,我认为: *,经过35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在各行各业产能基本过剩的情况下,已到了增速下台阶的时候了。观察日本、中国台湾、韩国和中国香港已经走过的经济发展过程,我们发现经济增速不是慢慢地下行,而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降下来。第二,中国目前仍靠高投资推动经济增长。政府决策层应该看到这是不可持续的,如果仍然这样的话,*终会把中国经济推向大萧条。

*近以来,在国际上又出现唱衰中国的观点,认为中国经济会出现突然崩溃。对于这一点,我个人觉得,从整体上来看,尽管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已经下降到8%之下,但仍然是在惯性高速增长的后期。我的判断是,中国经济短期还不会出现大的问题。

为什么有这个判断,我觉得目前中国经济至少还有三个“保险杠”:

(1) 目前中国各项储蓄超过106万亿元,加上经常项目仍然是顺差,这说明中国经济在整体上是储蓄大于投资,在此情况下,中国经济不大会像美国在2007—2008年那样出现严重的次贷危机。

(2) 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超过3.81万亿美元,预计到2014年会超过4万亿美元。这无疑又为中国金融系统防范风险多加了一道保险杠。

(3) 感谢周小川和中国央行,随着这几年外汇储备的增加,基础货币和央行的资产大幅度增加。为了控制基础货币的正投放,中国央行的商业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仍然保持高达20.5%的高位。商业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被保持在一个这么高的位置上,确实有很多弊端,给中国经济带来很多问题,其中主要是货币市场供给一直很紧,故利率尤其是影子银行的利率很高,导致企业的融资成本很高,但实际上也替所有商业银行扣押下来超过20万亿元备付金。有这样一笔资金扣押在央行账户上,即使一些企业像无锡的尚德集团那样破产和清算了,中国大多数商业银行破产倒闭的风险还不大。

问题是,要看到中国经济潜在增速下行的自然趋势,不要再盲目靠政府所推动的更大规模的投资来维持已不可持续的超高速增长了。中国经济增速下行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还不能认识到这一经济增速下行的自然趋势而人为地再靠扩大政府推动的投资来“保增长”,这样*终会把中国经济推向大萧条。

从20世纪著名的荷兰经济史学家麦迪森(Angus Maddison)给出的表1中,我们发现,自人类社会进入近代以来,只有在20世纪50—70年代世界的一些发达国家才有一个高速增长时期,且大约只有20年左右,经济增速也大约只有4%—6%,只有日本是例外。

表1一些发达国家近代以来的GDP增长率(%,1820—1998)

自1978年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有一个连续30多年超过9%以上的高速增长时期了。尽管有计划经济时期经济低速发展、人均GDP只有250美元这一低起点的因素在其中,但中国经济毕竟连续高速增长超过30年了。现在,恐怕连一个孩童也不会相信中国经济能有一个连续50多年超过8%的经济超高速增长时期。



目录


上篇现实的中国经济

1 世界经济衰退与中国经济

2 以减税富民来启动内需

3 大转型中的中国经济

4 把脉当下中国经济

5 中国经济增速渐进下移

6 经济周期与良序市场经济制度

7 中国经济的现状与未来

8 中国经济的不可能三角

中篇合宜的宏观政策选择

9 中国需要总量减税

10 减税当被作为一项基本国策

11 政府拿走的比我们可支配收入还多

12 通胀与通缩之谜

13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要务

14 人民币汇率当由市场供求决定

15 去杠杆、保增速与防风险

下篇中国经济增长的理论解释

16 市场经济运行的制度基础

17 探究经济增长的深层原因

18 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与未来道路

19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原因再反思

20 经济增长的经济学与非经济学解释

21中国经济运行的真实逻辑



【免费在线读】

对中国经济的现实格局和长期前景,近两年在中国经济学家中间有不同观点。大家可能注意到了,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也是我个人非常尊敬的好朋友林毅夫教授上个月来纽约,在纽交所做了一场关于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讲演,他预计在未来10年到20年中,中国经济还能有年均8%以上的潜在增速。我个人没有林毅夫教授那样乐观。我的判断是,中国经济增速目前正在下移,这是一个改变不了的自然趋势。首先我要在这里说明,我绝不是在唱衰中国经济,因为,在未来十几年,即使中国经济增速下移到5%—7%的增长率,从历史上来看,仍然是个很高的增长速度。

首先我们看一下自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长情况(见图1和图2)。图1就是把中国国家统计局*版的《中国统计年鉴》上所公布的每年的GDP总量描绘在一张图上。这张非常简单的图告诉我们一个非常深刻的道理:计划经济是没有效率的,是一个不可行(infeasible)的经济体制;只有市场经济,才是人类社会迄今所能发现的*有效率、有较快经济增长的资源配置体制。从这个图上,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出,从1952年到1978年这27年中,中国经济总量几乎没有多少增长,趴在那里没动。人类社会20世纪的历史和中国的当代历史,已经用铁的事实否定了计划经济体制。从图1中我们也可以直观地看出,只是到1978年之后,三次市场化改革,孕育了三次高速经济增长,即1979年之后的农村土地承包制改革,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后中国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改革,以及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中国经济迅速加入全球化的世界分工体系。正是有了这三次市场化改革,才有了中国经济的三次高速增长,才有了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的快速起飞。图1实际上也告诉我们,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进一步肯定在未来中国要深化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发展市场经济,这一大方向应该说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的。

1978年后中国经济的三次大的改革,带来三次经济的高速增长,也从图2中国经济的实际年增长率非常清楚地表现出来。

图3展示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的三次市场化改革,导致了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的三次上行。但是自2007年之后,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已经开始下降了。现在也许有朋友会问这样一个问题: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肯定了中国经济的市场化道路,提出了深化市场化改革的60条决定,这是否意味着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还会再往上拉?目前看来好像不是这样。*近我和我的学生陈达飞用较长时段的数据粗略估算了一下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趋势,发现尽管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仍在一个高位,但是却在2007年之后折头向下了,这与中金公司的彭文生和黄海洲等经济学家用HP滤波法对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的估算是一致的。除中金公司的经济学家外,许多研究机构的研究均发现,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在下降。这实际上意味着,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还想继续保持超过8%以上的高速增长可能已经不现实了。

讲到中国经济增速下行,目前在中国国内有三种观点: *种观点认为这几年中国经济在下行,当经济增长从靠投资转向靠消费的时候,当从实体部门的经济增长转向服务部门增长时,经济增速就会下行;第二种观点认为,到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快吃完了,所以经济会下行;第三种观点是我和另外一些经济学家*近这两年提出的,即认为现在已到了现有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上这一轮工业化的中后期,其外在表现是各行各业都产能过剩。工业化减速,作为工业化结果的城镇化进程也会放慢,因而经济增长速度也会慢慢降下来。

其他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速下降的情况

*近,林毅夫教授等一些经济学家还一直在讲,在未来20年,中国经济可能保持8%的潜在增速。他们做出这样的判断是基于下面这样一种推理:目前,中国人均GDP为6 150美元,与美国的差距正好相当于1953年日本与美国的差距,1962年中国台湾与美国的差距,1968年韩国与美国的差距。当这些国家和地区跟美国的GDP相比有这么大的差距时,随后都有20年以上8%的经济增速。在对林毅夫教授去年在复旦大学的一场公开演讲的现场评论中,我说这样判断可能过于乐观了。我认为,从现在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来看,已经不像是1953年的日本,而是像处在1973年日本的经济发展阶段上了。因为,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已经完成了现有科技发展水平上的一轮工业化过程。图4显示,日本经济在1953年后完成了一轮工业化之后,经济增速很明显地下了两个台阶:从1953到1973年,日本有一个年经济增长率接近9%的高速增长时期;1973年,在石油危机的冲击下,日本经济陷入短期萧条,从1975年到1990年,经济增速跌了一半,只有3.9%左右;然后到1990年以后,20多年来日本经济增速平均还不到1%。

这些年,我国台湾经济增速也是明显的3个下降台阶(见图5)。从1962年到1978年,台湾的GDP平均年增速超过10%,从1979年到1995年为第二个台阶,GDP平均增速为7.6%,1996年后,GDP下降到4.3%。

同样,韩国经济在经历了近20年高速增长后,经济突然失速下台阶大致发生在1997年(见图6)。另外,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的经济在经历了一段高速增长时期之后,也有一个GDP增速突然下台阶的情形。这里就不再把它们的增长轨迹画出来了。

按照青年经济学家刘海影的研究,日本经济增速下行到4.5%的时候,其制造业各行各业产能过剩是33%左右。碰巧,韩国经济到1996年增速突然下台阶的时候,产能过剩也是在33%左右(见图7、图8)。

现在,按照中国工信部的估计,中国各行各业的产能过剩也差不多是33%左右(见图9)。这些综合迹象都表明,中国经济增速可能面临下一个台阶的时候了,要想再保持8%以上的超高速增长,已经不现实了。但是再说一遍,我在这里决不是唱衰中国经济。因为即使中国经济下降到5%—7%的区间,在人类历史上仍然是个很高的速度。

能否靠投资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

中国未来是不是仍靠大规模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对此学界有争议。2012年,中国GDP约52万亿元,在建项目总额约70万亿元,其中新建项目与GDP的比例已高达60%。实际上这说明目前中国经济仍然是靠高投资率来维持着7%以上的增长。整个2013年,中国的投资又在膨胀,这两个数字又在提高。我算了一下,2009年到2012年这4年间,中国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高达110.64万亿元。这么大的投资规模,还怎么再加码?按照奥地利学派米塞斯和哈耶克的经济周期理论:在投资高速增长时期,经济会高速增长,但是当经济繁荣时期的不当投资和过度投资大规模发生之后,当要收回投资、要清算的时候,大萧条就来了。投资没有回报,或投资回报率偿还不了银行贷款时,问题就来了。为了保持中国经济8%的增速,我们已经付出了极高的成本。2012年,中国的资本投入产出比竟到了3.03。图10表明,中国的投资率增速远远高于GDP增速,说明我国的投资越来越没效率。另外,中国的投资主要是由银行贷款所推动的。这实际上把中国经济的风险全压在了中国的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上。当大部分企业和政府所推动的投资项目的收益还不了银行贷款时,经济就可能会出大问题。

综合上述情形,我认为: *,经过35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在各行各业产能基本过剩的情况下,已到了增速下台阶的时候了。观察日本、中国台湾、韩国和中国香港已经走过的经济发展过程,我们发现经济增速不是慢慢地下行,而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降下来。第二,中国目前仍靠高投资推动经济增长。政府决策层应该看到这是不可持续的,如果仍然这样的话,*终会把中国经济推向大萧条。

*近以来,在国际上又出现唱衰中国的观点,认为中国经济会出现突然崩溃。对于这一点,我个人觉得,从整体上来看,尽管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已经下降到8%之下,但仍然是在惯性高速增长的后期。我的判断是,中国经济短期还不会出现大的问题。

为什么有这个判断,我觉得目前中国经济至少还有三个“保险杠”:

(1) 目前中国各项储蓄超过106万亿元,加上经常项目仍然是顺差,这说明中国经济在整体上是储蓄大于投资,在此情况下,中国经济不大会像美国在2007—2008年那样出现严重的次贷危机。

(2) 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超过3.81万亿美元,预计到2014年会超过4万亿美元。这无疑又为中国金融系统防范风险多加了一道保险杠。

(3) 感谢周小川和中国央行,随着这几年外汇储备的增加,基础货币和央行的资产大幅度增加。为了控制基础货币的正投放,中国央行的商业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仍然保持高达20.5%的高位。商业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被保持在一个这么高的位置上,确实有很多弊端,给中国经济带来很多问题,其中主要是货币市场供给一直很紧,故利率尤其是影子银行的利率很高,导致企业的融资成本很高,但实际上也替所有商业银行扣押下来超过20万亿元备付金。有这样一笔资金扣押在央行账户上,即使一些企业像无锡的尚德集团那样破产和清算了,中国大多数商业银行破产倒闭的风险还不大。

问题是,要看到中国经济潜在增速下行的自然趋势,不要再盲目靠政府所推动的更大规模的投资来维持已不可持续的超高速增长了。中国经济增速下行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还不能认识到这一经济增速下行的自然趋势而人为地再靠扩大政府推动的投资来“保增长”,这样*终会把中国经济推向大萧条。

从20世纪著名的荷兰经济史学家麦迪森(Angus Maddison)给出的表1中,我们发现,自人类社会进入近代以来,只有在20世纪50—70年代世界的一些发达国家才有一个高速增长时期,且大约只有20年左右,经济增速也大约只有4%—6%,只有日本是例外。

表1一些发达国家近代以来的GDP增长率(%,1820—1998)

自1978年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有一个连续30多年超过9%以上的高速增长时期了。尽管有计划经济时期经济低速发展、人均GDP只有250美元这一低起点的因素在其中,但中国经济毕竟连续高速增长超过30年了。现在,恐怕连一个孩童也不会相信中国经济能有一个连续50多年超过8%的经济超高速增长时期。



【作者简介】

韦森

著名经济学家,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1995年获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现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经济思想及经济史研究所所长。

韦森教授是制度经济学领域的知名学者,属于经济学家中的改革派、市场派,他旗帜鲜明地支持“减税富民”、“市场主导”和“法治民主”等观点。

韦森教授向来秉笔直书,直指问题核心,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改革和政策建议,是少有的朝野双方都欢迎的经济学家。他曾被《南风窗》读者评为2016年十大年度人物之一,《南风窗》以“行动派的经济学家”为题报道了他*近几年在推动中国的《预算法》修订、政府减税和宏观政策制定方面所做的努力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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