疍民历史文化与资料

前言

上编北蜑——长江流域的蜑民

一、先秦时期的吹竽“但”与“巫诞”

二、两汉时期的“巴郡南郡蛮”

三、三国时期的“诞”

四、两晋时期巴地的“夷蜑”

五、南北朝时期的“蛮蜑”

六、隋唐五代的“巴蜑”

七、入宋后关于“北蜑”的记载

下编南疍——岭南疍民

*节“南疍”渊源

一、新石器时代岭南贝丘遗址的贝丘民

二、汉代岭南“断发文身”越人的一支

三、汉唐时期的“采珠民”与汉晋的“鲛人”

第二节隋唐宋元时期的岭南疍民

一、主要史实

二、疍民社会

第三节明清时期的岭南疍民

一、分布

（一）广东地区

（二）广西地区

二、日常生活

三、经济生活

四、社会生活

五、文化生活

六、明清当局的统治政策

第四节结论——“北蜑”与“南疍”的异同

一、“北蜑”与“南疍”之异同

二、研究蜑民史对研究岭南历史及其文化的意义

附编岭南疍民史料汇编

一、正史文集类

二、广东方志类

上编北蜑——长江流域的蜑民

在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两支不同地域、时代、文化、族属的蜑人。一为鄂、川、湘、黔边区的蜑人，主要分布在长江中上游地区；一为两广、海南岛及福建等地的疍人，主要分布在珠江流域、韩江流域及沿海地区。因南北地域差异，我将前者简称为“北蜑”，后者则概名为“南疍”。

一、先秦时期的吹竽“但”与“巫诞”

历史文献关于“蜑民”的记载，首见于汉代《淮南子·说林训》：“使但吹竽，使氐厌窍。”我认为此“但”即指“蜑民”，虽字有别而音相同，其实一也。对此，学界有不同看法。杨武泉认为：“《文子·上德篇》此句作‘使倡吹竽’，可知‘但’为‘倡’之讹，不得视为族称。”杨武泉：《岭外代答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13页。我认为杨说值得商榷，理由有三：

一是“但”与“氐”为南北不同民族。两者都是族类称谓，且分为南北两地，故从行文言，“但”与“氐”是极为对仗的，而“倡”与“氐”相排比，则不伦不类了。因“倡”是指人的职业，“氐”则为人的族群，两者是不相称的对比，为行文之大忌。

二是“竽”为笙类乐器，南方民族有史以来长期流行。《周礼·春官·笙师》：“掌教吹竽笙。”早在先秦时期，楚人已喜以笙为乐。1937年湖南楚墓曾出土葫芦笙一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葫芦笙四件。唐宋以后，关于南方少数民族用笙的记载不胜枚举。迄今，竽笙仍是南方众多少数民族的笙管乐器。可证“使但吹竽”之载可信。

三是《文子》一书，相传为老子弟子文子所作。唐代柳宗元《辨文子》一文，已指出：其旨意皆本《老子》，但有剽窃他家而意绪文词互相抵牾之处，殆出后人所增益。可证《文子》一书多为后人伪托增益，故以《文子》证汉代淮南王刘安所纂《淮南子》之讹，其法不可取。恰好说明增益者不解“但”为何物，误以为“倡”为乐者，故以意擅改之。

结论是：汉代以前已有“但”之族名。因先秦时，岭南尚未开通，限于河山之隔，故此“但”当系指“北蜑”，而非“南疍”，即主要指活动于长江流域的蜑人。

先秦文献中，还有关于“诞”的记载。据《后汉书·南蛮列传》注引《世本》曰：

廪君之先，故出巫诞。

此记载的重要意义有三：

一是《世本》是先秦重要史籍之一。据刘向《别录》云：“《世本》，古史官明于古事者之所记也。”换言之，《世本》应为先秦史官所作，所记之事止于春秋，秦、汉间事为后之好事者所续补，可证“诞”名渊源之早。

一是点明“诞”为“廪君之先”。换言之，从族别言，“诞”至“廪君蛮”再至土家族，其传承关系，一目了然。

一是从地域言，“诞”活动于“巫”地，即长江峡中地区，这与后世两晋、南北朝“蜑人”活动地域不谋而合。

二、两汉时期的“巴郡南郡蛮”

先秦时期的“巫诞”，繁衍而成“廪君”。

秦代，巴中的“巴氏”，为“蛮夷君长”，臣服于秦。

汉代，发展演变为“巴郡南郡蛮”。按：巴郡，今川东境；南郡，今湖北西南部地区。其主要地区为川、鄂边境。总之，“峡中蜑”是其主要族属。

关于这一历史发展过程，《后汉书·南蛮传》（卷八十六）有专门记述：

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悉沉，唯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盐水有神女，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廪君不许。盐神暮辄来取宿，旦即化为虫，与诸虫群飞，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积十余日，廪君伺其便，因射杀之，天乃开明。廪君于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

及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为蛮夷君长，世尚秦女，其民爵比不更，有罪得以爵除。其君长岁出赋二千一十六钱，三岁一出义赋千八百钱。其民户出幏布八丈二尺，鸡羽三十。汉兴，南郡太守靳彊请一依秦时故事。

至建武二十三年，南郡潳山蛮雷迁等始反叛，寇掠百姓，遣武威将军刘尚将万余人讨破之，徙其种人七千余口置江夏界中，今沔中蛮是也。和帝永元十三年，巫蛮许圣等以郡收税不均，怀怨恨，遂屯聚反叛。明年夏，遣使者督荆州诸郡兵万余人讨之。圣等依凭阻隘，久不破。诸军乃分道并进，或自巴郡、鱼复数路攻之，蛮乃散走，斩其渠帅。乘胜追之，大破圣等。圣等乞降，复悉徙置江夏。灵帝建宁二年，江夏蛮叛，州郡讨平之。光和三年，江夏蛮复反，与庐江贼黄穰相连结，十余万人，攻没四县，寇患累年。庐江太守陆康讨破之，余悉解散。

从上述记载可作出如下结论：

（1）“巫诞”至“廪君蛮”至“巴氏蛮”至“巴郡南郡蛮”，一脉相承，发展过程十分清晰。

（2）“巴氏蛮”统一巴中地区，“是为廪君”，“廪君蛮”崇奉白虎为图腾。

（3）东汉时，迁“潳山（今湖北长阳）蛮”、“巫（今重庆巫山）蛮”于南郡江夏地区，使“廪君蛮”势力发展壮大。

还需指出的是，先秦的“巫诞”在汉代则称作“巫蛮”。如，上述《后汉书·南蛮传》（卷八十六）的“巫蛮”许圣；《后汉书·和帝纪》载：永元十三年（101）十一月，“巫蛮叛，寇南郡”。次年，“夏四月，遣使者督荆州兵讨巫蛮，破降之”。可见从先秦迄汉，峡中巫山一带一直是蛮蜑活动的重要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