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经典文集

　　萧红原名张乃莹，1911年6月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一个地主家庭。 　　 萧红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半个世纪了。1942年1月23日，她在贫困中病逝于香港。其时，年仅31岁。她的英年早厄，是文坛的重大损失。是黑暗的社会，把这位毕生追求理想、 　　才华过人的女作家吞噬了。 　　 萧红的命运是不幸的：孤寂痛苦的童年，漂泊无定的流浪生涯，一再受挫的感情生活，贫困和疾患造成的身心折磨，都使她备受煎熬；萧红又是有幸的：她在文学道路上起步不久便有了知音者，在她奋力攀登之时就得到了新文学旗手鲁迅的亲自提携与栽培，其后左翼文坛对她一直关怀有加，使她的创作在短短的几年间获得了长足的进展。萧红的文学之旅即使从1932年起步时算起，总共也不过短短的9年，但她的成就和影响却使许多在这块园地上辛勤劳作数十年的耕耘者自愧不如。萧红作品的艺术光彩至今熠熠生辉。从这一点来说，她甚至是值得自豪的。 　　萧红在散文创作方面是特别有才能的。据作家聂绀弩回忆，曾给她的小说《生死场》以高度评价的鲁迅，就是格外看重她的散文的，曾说她在散文创作方面“比谁都更有前途（《回忆我和萧红的一次谈话》，见《高山仰止》10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版）。这无疑是从她的创作实际出发而发表的见解。有位研究者说：“萧红的小说写得有散文的韵味，散文就更有散文的风格。”（林非《中国现代散文的借鉴与研究》，见《写作论》第139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版）鲁迅立论的依据或许也如此。 　　 萧红有三本将短篇小说与散文合编在一起的集子。这三本集子是《跋涉》（哈尔滨 　　五日画报社，1933年10月出版）、《桥》（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11月出版）和《牛车上》（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7年5月出版）。其中，《跋涉》是她和萧军作品的合集。她单独编印的散文作品也有三种：《商市街》（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8月出版）、《萧红散文》（重庆大时代书局，1940年6月出版）和《回忆鲁迅先生》（重庆生活书店，1940年7月出版）。此外，还有一些散见于报刊的。本书的第一辑与第二辑以作者集子出版时间的先后为序，第一辑中的作品选自《跋涉》与《商市街》，第二辑中的作品选自《桥》、《牛车上》、《萧红散文》与《回忆鲁迅先生》这四本书；第三辑为作者生前未曾编入集子的作品；第四辑则为书信。上述三本短篇小说和散文合编的作品集，书中的篇章哪些是小说、哪些是散文，对其中某些篇，人们的看法不尽相同。这分歧的由来自然与萧红的小说具有散文化倾向有关。我们在进行文体界定的时候，曾反复揣摩，力求准确，以尊重作品的实际为基点。 　　 萧红的散文中，有许多是具有自叙传性质的。《商市街》取材于她与萧军在哈尔滨共同度过的一段极其艰辛困苦的生活。这本集子中的一些散文在陆续发表时就反响热烈，后经鲁迅推荐，收进了巴金主编的《文学丛书》中。《商市街》使萧红得以跻身于散文家的行列。自叙传性质并不妨碍《商市街》同时具有社会风情画的特点。大都会里的贫富悬殊与对立，民众誓死不当亡国奴的强烈呼声和对日伪的刻骨仇恨，下层百姓境遇的悲惨，知识分子求职的艰难与谋生的不易，热血青年的忧伤、欢笑和对人生道路的探寻与抉择……凡此种种，在作品中都表现得生动而真实。以题材而论，《商市街》抒写的是个人的悲欢，难能可贵的是它能从个人的小悲欢中把大时代的面影了了分明地映照出来。《商市街》的另一显著特点是，它将一对青年在艰难困苦中不屈不挠、奋发拼搏的精神作了感人的抒写。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见《南腔北调集》）中说，散文小品除了给人以审美愉悦之外，还应当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我们从这部自叙传性质的作品中不仅结识、了解了萧红和她的伴侣，增进了对日伪时期的东北社会的认识，从中还汲取到了不屈服于困境奋发抗争的精神力量。 　　萧红具有自叙传性质的散文自然不止于《商市街》，她的所有散文小品几乎都取材于亲身经历，只是有的以写自己为主，有的以描述同自己有交往的人物为主，但即使在以他人为主人公的篇章里，她也总能留下自我的形象。 　　 《孤独的生活》可说是萧红旅居日本东京期间的生活实录，在文中她所倾吐的主要是身在异邦的苦恼和寂寞对自己的折磨。《失眠之夜》作于1937年8月，其时正是抗日战 　　争全面爆发之初，思乡的心绪和对光复失地的殷盼是流贯于这篇作品中的主要情感。《小黑狗》的描写对象好像是狗，其实也是作者自我生活的一种写照，我们从中可以感触到这位女作家感情细流的纹路，母性的亲情、善良的同情心、幽幽的感伤情调，都在文中留下了明晰的迹痕。 　　萧红的书信，尤其是她给萧军的那些信，自叙传性质更是不言而喻的。这里面不仅记述了自己的不少往事，也分明地打着她的感情的印记。 　　 在萧红的散文中，以写他人为主的作品也不少，这些人，多数是她非常熟悉的，也有的仅略有交往却印象深刻。《蹲在洋车上》是她童年生活的回忆，她以儿童的视角，在似不经意的笔墨中，描写了一个人力车夫怎样把迷路的“我”送回家中，这里她所着意开掘的是人力车夫的美好情操。“我”万没想到的是，祖父没有感谢车夫，以为她受了欺侮，竟向车夫动了手，“我”不禁愤愤然了，尽管祖父是最亲近的人（萧红的父亲和继母待萧红都不好），此后“无论祖父对我怎样疼爱，心里总是生着隔膜。”《家族以外的人》也通过儿童的观察来反映生活，情真意切地描述了有二伯晚年的不幸遭遇。善良的有二伯是萧红的堂伯父，因为贫困与无能，处境甚至不如外姓长工，作品相当深刻地揭示了封建家族制度的虚伪性和残酷性。萧红在表现贫苦的劳动人民的不幸遭遇时，总是格外动情，这大约跟她自身孤苦的身世有密切的关系。她不是以怜悯的态度去描写他们的，而是以“同是天涯沦落人”的身分去体察、感受，流淌在作品中的不仅有深切同情的暖流，而且有真诚的感情之泉。 　　在萧红的人物散记中，《回忆鲁迅先生》一文尤其值得称道。这主要并非因为作品为我们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史料，而是由于她用女作家特有的明丽、细腻而亲切的笔调，塑造出了一个真实的、充满人情味的、活生生的鲁迅形象。这篇长达两万多字的散文名篇，是用许多生活片断连缀起来的，内容看似寻常，有些片断甚至琐屑，但它确实是包孕着相当丰富的感情容量和社会内涵的。鲁迅同“走过二万五千里回来”的共产党人之间的亲密友情，对青年作家的爱护，工作的勤恳、为人的实在、生活的简朴和学识的渊博等等，在作品中都有生动感人的描绘。萧红非常善于捕捉生活镜头。通过记述看苏联电影记录片时鲁迅与周围的人的交谈，写出了他对社会主义的由衷向往；在关于一盘鱼丸的故事的讲述中，他的慈父心肠和对孩子的尊重，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文中还用有些诙谐的笔调叙说了鲁迅得知自己的手稿被小铺用来包油条后的反应，同许广平的很不高兴相反，他是全然无所谓，原来，尽管鲁迅当时已是文坛泰斗，而他本人却是根本不自视有什么特殊的……出现在萧红散文里的鲁迅，既具思想家的特质和文学家的风采，又是一个对青年爱护备至的师长和诤友，一个对妻子一往情深的好丈夫，一个懂得儿童心理、处处体察孩子的好爸爸。《回忆鲁迅先生》主要写这位伟人的日常生活，并从中展示他的为人和人格。读萧红的这篇怀人至文，人们有一种亲切感，因为她不是用仰视的角度来再现鲁迅形象的，她只是如话家常一般向人们讲述着一位平易近人的长者和他的风范……这篇长文写于1939年10月，距鲁迅逝世已经3年了，作者的心境已经平静下来，但她对鲁迅的景仰、敬爱之情仍缓缓地流淌在娓娓动听的倾诉与叙述之中。 　　 萧红跋涉在文学之路上的那9年，正逢民族危机深重的历史时期。炽热的反帝爱情和强烈的民族意识在她的散文中十分突出。《春意挂上树梢》对日伪统治下疮痍满目的哈尔滨的病态作了痛心的揭露，外国绅士太太在舞场的作乐嬉笑和中国烂脚乞丐在街边的呜咽哀号构成了极不协调的交响曲。《滑竿》里的轿夫辛劳饥馑、忍辱负重地度日，他们胸腔中的那颗爱国心却是火烫的，他们切盼团结抗日，期待着胜利的到来，作品中不仅流露着萧红对他们身世的深切同情，还蕴含着她发自肺腑的敬意。《放火者》燃烧着抗议日本侵略者暴行的仇恨怒火。作品以实录的笔墨，记叙了日军飞机在重庆人口稠密地区狂轰滥炸造成数万无辜百姓惨死的法西斯罪行。愤怒的激情流贯于字里行间。《长安寺》描写重庆歌乐山上一座庙宇在战时的一派清幽景象，但心系国事的萧红即使在那样的地方，心情也无法宁静下来，因为日军飞机随时都可能将炸弹扔到这里来的，生发开去的思绪使这篇散文的题旨得到了升华。萧红对破坏和平、涂炭生灵的侵略者的满腔仇恨，即使在这类记游题材的小品中也是表现得十分突出的。写于“九·一八”事变10周年之际的《致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书》是直抒胸臆的佳构。当时萧红已经重病卧床，但她对故乡的思恋、对胜利的憧憬，仍无时不萦绕在心头。这篇书信体散文由于充满了民族自信心，焕发着激越人心的光彩。 　　 岁月的流逝，并不能冲淡人们对萧红这位才华横溢的女作家的怀念；而她那些个性独具的作品，至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征服力。真正的艺术作品，其魅力是永不衰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