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

片断： 女性身体与民族主义话语：《生死场》 萧红，一位来自东北的女作家，生活在民族危机的时代并身受其苦。她写下了几部长篇小说，以及数量丰富的短篇小说和散文，回应着民族生死存亡之际的危机，直到她在1942年过早离世。作为一名小说家，她在文学史家的笔下，要比另一些女作家，如凌淑华、张爱玲、庐隐等幸运得多，因为后面这些女作家直到最近，仍在中国文学中多多少少处于边缘地位。此种现象部分是由于鲁迅经久不衰的影响力，因为他曾经指导过萧红，并高度评价她在30年代的作品，除此之外也还因为在大多数男性批评家的眼里，萧红并未将自身局限在女性生活的“琐屑细节”之中，而是触及了民族存亡与反帝斗争的宽广主题。虽然这种不无稗益的解读保证了萧红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经典位置，而无论这一经典位置与其他大家相比是何等偏于低下，但其代价是它抹除了萧红对于女性与民族国家思考中的深刻张力。 我讨论萧红的目的，并非要抬高这位作家的经典地位，而是为了批评民族国家取向以及由男性宰制的文学批评实践，因为它们应该对挪用萧红作品服务于民族主义的目的这一做法负责。我承认我反感将经典化视为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这一“天赋人权”（entitlemen）的话语。有关权利与“天赋人权”的话语在使批判性思考成为可能的同时，亦同样会使之无能为力。正是在这里，我的女性主义研究取向从某些修正式的女性主义批评出发，主要关注在已经确立的文学经典中女性的缺席或者边缘化位置。当然，修正式批评的重要性仍有待进一步的认识，但中心与边缘的二元修辞其本身却并不能产生有活力的批判性思考。人们只能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有些人被历史地降到边缘地位，而另一些人却有意选择边缘位置，以更好地向中心发动进攻。举例说来，虽然在文学史上囊括以前处于边缘位置的作家，会使文学经典与以往有所不同甚至有所改进，但是，这一做法究竟是必然会向经典规范化本身这一思想进行挑战，还是通过赋予一个更为自由，也更为多元的表象，反而强化了这一经典规范？当斯皮瓦克说，“我们正在尝试的，不仅仅是以反经典规范来扩大经典规范，而是废黜经典规范化的方法”的时候，她也许过于乐观了，但我认为在她的陈述背后隐含的批判性洞识，是值得深铭于心的。 萧红以她本人的一生和著述与民族主义话语的斗争，可以从多方面关系到中国现代批评及其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性别化状况。自打《生死场》作为鲁迅发起的“奴隶社丛书”之一种（其他两本为叶紫的《丰收》，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发表后，这部作品的接受与评价，一直受民族国家话语的宰制，这种宰制试图抹煞萧红对于民族主义的暖昧态度，以及她对男性挪用女性身体这一策略的颠覆。大多数评论者将它视为一部“民族寓言”，一部充满爱国主义精神的反帝国主义作品。其结果是，今天人们如果意识不到那一高度发达的、体制化的、男性中心的批评传统，就无法真正解读萧红的创作，因为这种批评传统限制并决定着对小说意义的理解。然而，文学批评实践中的这种性别政治迄今为止，尚未引起那些身陷其中的评论者与文学史家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