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解读50篇文革小说

此书分析了有代表性、有影响的五十篇以“文革”为背景的小说。从各不相同的作品中归纳、发现了四种主要模式、四个叙事阶段、二十九种叙事功能，探讨并揭示了这一段时期人们的集体记忆（集体无意识与集体认知）的主要模式。其分析方法、特别是得出的结论，极具创意和启发性。作者原是知名青年评论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十分熟悉，近十余年来又在海外受到了西方文论与西方学术规范的认真训练。本书能钻进这些中国当代作品中去，对其进行入情入理的感知理解，又能跳出来，拉开距离，运用世界文论的最新成果，对之进行独具慧眼的分析与把握。这样，本书在运用结构主义（科学主义、形式主义、符号学等）的文学研究方法及联系、理解、体察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实际两个方面，都十分到位。 片断： 反省自己与拒绝忏悔 文革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在文革后通常能够凭情感梳理恩怨是非，且明确憎恨她的“敌人”（如有可能便加以惩罚）；而男主人公们却较难整理恩怨旧债较难澄清昔日是非，所以找不到具体的“敌人”来对文革灾难负责，就是找到了“敌人”也只好宽恕。一旦采取新一轮的审判惩罚，也每每弄错或陷入不义。——以上都是“文革故事”的叙事者对他人对昔日的社会的反思，但如果是对自己对“昨天的我”的反省呢？情况又会怎样？ 文革小说的主人公至少有四种不同的方式来谈论自己的过错：第一种主要是干部身份的受害者的自省：“运动前曾有过失，灾难中再无错误”；第二种是“右派”知识分子的自省：“我在受难时也有错，但都是以恶抗恶”；第三种是前造反派的自省：“我犯了错，但别人的错比我还大”；第四种则是红卫兵——知青的自省：“我曾经有错，但我不忏悔！” 第一种干部身份受害者的自省，通常在情节设计上是和小说开始部分“灾难前状况”相呼应的。像《蝴蝶》与《洗礼》等作品，在铺垫文革前因，即描写反右、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等历史背景时，已经交代了主人公当年的错误。正是因为已经有了这些错误，主人公才会在文革灾难中感到“重新接近民众”、“重新发现自己”的收获。重新做官后再作反省的机会也许不多，但其实全部作品都早已建立在这种“反省”的基础之上。需要指出的是，张思远也好，王辉凡也好，其他各种干部身份的受害者也好，他们自文革初倒霉之日起，就再没有任何政治判断或道德操守上的错误了。文革是一次洗礼，批斗是一个仪式，可以赎尽、洗净他们早先的错与罪。从此以后，他们就一直正确了。在文革中，他们既不屈服，又能宽恕对手。在文革后，他们更重回旧地感谢民众，或像朱春信、秦慕平那样，随时准备纠正眼前的错误。所以，严格说来，这第一种自我反省不是仔悔，而是在批判昨天的“我”而肯定今天的自己。 第二种类型的反省是“我有错，但错出有因”。“右派”章永磷在劳改农场利用科学知识骗取更多稗子面，到集市买土豆也设计骗老农，这些被着意渲染的“道德堕落”，一则明显是环境所迫，故情有可原；二则不也反过来揭示环境之非人、命运之不公正吗？《波动》中的“流氓”白华在抢钱泡妞打架拐带少女时，基本上也是以类似的环境非人的逻辑来解释和原谅自己的反社会行为。《动物凶猛》中的男孩在偷窥、打架、欺负女友时，也会自我反省觉得“错出有因”。这叫“以恶抗恶。” 第三种类型的反省严格来说也不是自我反省，而是自我辩解。其辩解逻辑是“我虽然有错，但别人的错比我更多更大”。这个自辩逻辑基本上是《人啊，人！》中前造反派许恒忠的原话：“……我犯过错误，可是奚流的错误比我还大。我没有把任何人打成走资派、反革命，他呢？错划了多少右派啊！我没有表面上正人君子相，暗地里乱搞女人。……批邓的时候，他比我积极得多。……他们的错误应该由历史承担，可是我为什么就必须承担历史？”许恒忠这段自我辩解甚至也得到女主人公孙悦的认同：“许恒忠的错误与游若水相比又算得了什么？”这样比下去，造反派的错不如当权派，支书厂长的错不如局长部长……所以最后，自我反省的结论就是将文革归罪于“四人帮”（或者毛泽东）。《重逢》中在武斗中打死人的叶辉，也以同样的逻辑看朱春信：您当初不也在武斗现场吗？您有罪吗？——将自省与人事恩怨混合再与司法审判搅在一起，“自省”难免会演变成“他审”。文革后类似的例子，在文学与现实中都相当普遍。 也许只有最后一种反省，即红卫兵——知青的反省，才是真正想检讨自己的过失。在这方面有几个文本，其值得留意：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梁晓声的《一个红卫兵的自白》，张承志的《金牧场》与马原的《错误》。在《晚霞消失的时候》结尾处，当年的红卫兵李淮平用第一人称“我们”（代表其解放军父亲？或代表红卫兵的一代？），在泰山之巅向南珊忏悔：“……你应该理解，那件事，就是那次抄家，它对于我一直都是一个不小的折磨。你应该给我一个解脱的机会。……多少人都是这样留下了永远也医治不好的创伤。抄家，那只是抄家吗？那些印满私人情感和家庭往事的财物，一去不复返……是我们破坏了你们生活的宁静与和谐。”受害者马上愿意帮助男主人公“解脱”：“真想不到，你把那些微不足道的事情看得这样沉重。其实，如果公正地看待你们的话，我更感激你们。在那个时候，当整个社会都被敌视和警惕武装起来的时候，你们能那样对待我们一家人，应该是很难得了。真的。你在那件事中给我的印象是相当好的。毕竟，你是抛弃了自己的一切在为理想而战斗，虽然它并不正确。”南珊这段话非常重要。不仅原谅了李淮平，而且也足以“解脱”千千万万文革参与者的良心愧疚。毕竟，你也不是红卫兵中最凶恶的；而且，理想虽不正确，为之奋斗的精神仍然可嘉——这是红卫兵文学忏悔（或者说是拒绝忏悔）的两个最重要的精神支柱。于是，李淮平宽慰了：“……不，她并不需要任何抱歉和悔恨的表示。”于是，李淮平就听从南珊的劝告，“把一切都忘掉吧，……是的，往事已经过去，从今天开始，我们的视野应该转向更广阔的未来。” 《晚霞消失的时候》的忏悔能够如此迅速地净化犯罪感并获得“解脱”，基本上是因为“受害者”的全力配合。但更多的前红卫兵，是不需要也不愿意接受受害者的宽恕的。如张抗抗就明确表示过她不赞成“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每个人都有罪”的说法：“我觉得这种忏悔也是没有必要的。……我现在要建立一种观念，就是这些错误是人所必然要犯的，没有必要忏悔……忏悔是没有用的，错了就是错了，是当时必然要犯的错误。”从这种观念出发，张抗抗认为很多作品“说红卫兵是坏的”，“不能真正尊重历史……其实，红卫兵也有可爱的一面。”梁晓声在他的自传体长篇小说《一个红卫兵的自白》里虽然也写到了主人公在文革初期的种种荒唐错误行为，但小说的扉页上清楚标明：“我是一个红卫兵。我不忏悔。”仔细辨察，“我不忏悔”的理由主要有两条。第一，当主人公在顺应革命大潮的情况下做错事（对错依今日之标准），比如身为班代表在中学文革誓师大会上激动发言；成为首批红卫兵有心无意地欺负“红外围”与“黑七类”的同学；严刑拷打“流氓阿飞”；参加“炮轰派”武斗，等等……因为主人公当时是怀着理想主义热情自愿积极投身运动的，所以错是错在“革命”本身，红卫兵的热情可爱真诚，有何可忏悔之处？第二，当主人公在违背革命大潮的情况下做错事，比如隐瞒父亲历史问题；帮朋友王文祺冒充红卫兵欺骗群众；看管抄家物资时偷阅《金瓶梅》删节文字；执行红卫兵任务时做逃兵，事后又自砸手臂伪装负伤以获得女生尊敬；在接受毛主席检阅前还偷首都博物馆的矿石；大串联途中与女红卫兵胸贴胸且心猿意马等等……因为这些错事都是违反文革中的革命原则的。既然今天已证明文革是错的，那主人公不是正确地保卫了自己且破坏了文革吗？应该说这两条使得红卫兵免于忏悔的理由，单独看都是可以成立的。问题是同一个主人公，在同一个时间（不管是当时还是文革后），同时使用这两套道德标准，且毫不自觉——这是否是红卫兵的真正迷失所在呢？如果红卫兵当初的革命热情真的单纯“可爱”，他还能欺骗组织和群众而且装伤沽名钓誉吗？如果红卫兵当时已看穿革命之荒唐无聊，何以仍然热衷于以拷打流氓或投身武斗？或许梁晓声这部虚构成分绝不亚于任何其他小说的“自白”，精彩就精彩在展示了红卫兵先天的矛盾处境：这是一些以保卫皇帝为最高使命的造反派；这是一批以保卫自己（害怕被整）为无意识动机的凶猛攻击者。作品中大量有关红卫兵造反的细节（批斗校长、展览女演员内衣、强奸“女流氓”、沥青锅煮人……）使得主人公“我不忏悔”式的事后反省显得苍白无力。在一定的意义上，这种“我不忏悔”的口号也是某种写作策略。80年代文坛一片反文革的气氛，这时红卫兵说“我不忏悔”很能吸引一部分读者的注意。但再想深一层，“我不忏悔”能够成为“卖点”，不也反过来说明对于某一部分读者来说，“忏悔”，始终是个在潜意识里无法摆脱的题目。或者，反复强调“我不忏悔”，正是文革叙述（及阅读）中某种特殊的忏悔方式？ 张承志虽然没有像梁晓声这样直接宣告“我不忏悔”，但实际上，《金牧场》要比《一个红卫兵的自白》更能体现“我不忏悔”的“红卫兵精神”。张承志与梁晓声的创作表面上颇为相似，如红卫兵题材，“工农兵大学生”经历，不愿全盘否定文革等。其实却有一个很重要的差异，那就是张承志“我不忏悔”的理由只有一条：即“造反有理”错在革命潮流，红卫兵本身的反叛精神是可爱的。《金牧场》里的浪漫主人公是不会以不道德行为（欺骗、盗窃、伪装受伤）来显示自己早已看穿革命的荒谬。张承志笔下的“我”不仅当年全身心投人“长征”，而且在文革后仍然痴迷日本“全共斗”的造反史与激进左派的歌曲，以显示从不后悔的红卫兵姿态。《金牧场》中虽然也描写了红卫兵长征途中用皮鞭打人以及在武斗中用自行车链条报复的细节，并将这些少年狂热联系到“人性之恶”来检讨，但作品中的绝大部分篇幅表现的是红卫兵理想可爱的一面：步行几千里，真诚追随红军足迹，而且至死不悔。同梁晓声的自白相比，《金牧场》主人公的红卫兵立场更痴迷更浪漫，其道德标准也能够一以贯之至少能自圆其说，所以拒绝忏悔的反思立场更加坚定。 《错误》中的一群颇有红卫兵风度的知青，也像张承志的主人公一样，身处乱世却仍依照一定的道德准则行事，而不是像梁晓声笔下的红卫兵，面对社会混乱自己的行为标准也随之混乱。“我”在错怪同学（怀疑他们偷军帽，错误抄捡）之后接受黑枣惩罚并无怨言；黑枣事后发现错怪了“我”便自己罚自己以示两清；二狗被冤枉被踢伤以后知道无法挽回后果，为免主人公“我”难过便索性隐瞒实情直到临死。马原这个短篇当然在否定悲剧性的后果并反思前因。但与此同时，在造成错误过程中青年人所遵循的某种原则（江湖义气？红卫兵——知青道德？）是否也得到了不无浪漫夸张的坚持与歌颂呢？马原与张承志的不同在于：《金牧场》是淡化今日“错”的后果以歌颂当年“误”得可爱；而《错误》则是既渲染“错”的荒唐又展示“错误”的合理。 总之“红卫兵——知青”角度的“错误”反省，在“文革叙述”中通常都会导致“我不忏悔”的结论，但导致的途径是不同的：可以通过受害者的迅速原谅而得以解脱（《晚霞消失的时候》）；可以利用双重道德标准，追随文革潮流?book_contents=导论 第1章“文革叙述”申的灾难起因与前兆 1灾难之前，女主人公善良美貌、生活幸福 2灾难之前，女主人公的感情生活不无缺憾 3男主人公在灾难之前有某种缺点或缺陷 4男主人公在灾难之前被认为犯有过失 5男主人公在灾难之前犯错而不自知 第2章“文革叙述”中的灾难降临方式 6主人公注意到“旁人奇怪的目光” 7主人公在大字报上看到自己的名字 8主人公为好友所背叛 9主人公参加某种会议 10女主人公和领导的关系受到怀疑 11主人公被抄家 12主人公获得某种罪名，受到某种处罚 13主人公为家人儿女所背叛 14主人公下乡、劳改 15主人公受伤 16主人公自杀 第3章“文革叙述”中的拯救主题 17男主人公忍受身体苦难，为民间女子所救 18男主人公忍受精神苦难，为知识女性所救 19女主人公在灾难中为知识男性所救，获得爱情 20男主人公在灾难中获智慧长者指引 ZI主人公在灾难中获亲人救援 22主人公在灾难中获上级救援 23主人公在灾难结束前病故或死于意外 第4章“文革叙述”中的反思与忏侮 24灾难之后，女主人公原先的感情缺憾得到弥补，生活更加幸福 25灾难之后，女主人公的敌人受到惩罚（有人对灾难负责） 26灾难之后，男主人公获更高官职，地位上升 27灾难之后，男主人公重游故地，感谢苦难 28灾难之后，男主人公反思文革中的是非恩怨，找不到具体的敌人 29灾难之后，主人公反省自己在文革中的错误过失，但拒绝忏悔 第5章“文革小说”中的不同叙事梗式 一契合大众审美趣味与宣泄需求的“灾难故事” 二体现“知识分子——干部”忧国情怀的“历史反省” 三先锋派文学对文革的“荒诞叙述” 四“红卫兵一知青”视角的“文革记忆” 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