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语法研究的认知视野

　　《汉语语法研究的认知视野》一书所收录的文章都发表过，但收入本书时，都有不同程度的扩展，作者对每一篇都作了进一步的修改，问题论述得比原先已发表的文章更明白、更透彻了。文章大多是作者进入21世纪以后撰写的，由此可见作者耕耘之勤，而且从中大家也可以了解到作者最近的研究动向。作者已是一位在汉语学界有影响的中年学者，他的水平、他的观点如何，学术界自有公论，我作为他当年师从朱德熙先生攻读博士学位时的副导师在这里不宜多说。该书书名为“汉语语法研究的认知视野”，这表明作者对自己这几年来所从事的有关认知语法的研究是很看重的。事实也是如此，就我对作者近几年来研究成果的了解，我也觉得他在汉语认知语法研究方面成绩最为令人瞩目。这一点我相信大家只要细致阅读一下他收录在本书第一编里的几篇论文，也会产生跟我一样的感觉。 　　语言的认知研究早就开始了，但认知语言学作为人们公认的一个独立的学科，那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事。可能是因为这个学科还很年轻，所以至今大家对“什么叫认知语言学”，在理解、看法上并不一致。被誉为认知语言学创始人的兰盖克(ronald w．langacker)和雷柯夫(george lakoff)，对认知语言学的定位，彼此看法就不一样：兰盖克认为认知语言学应属于功能语言学的范围，而雷柯夫则认为功能语言学应属于认知语言学的范围。不过这种看法的分歧不影响人们对认知语言学的总体认识和具体研究。现在从事或接受认知语言学的学者普遍认为，语言是人特有的一种认知活动，这种认知活动包括人对世界的感知、人对世界的经验以及人对世界加以概念化的方式等。认知语言学就是以认知为出发点，来探究人是怎样运用语言符号对事物进行抽象，对事物加以概念化；来探究人是怎样运用语言符号以及由这些符号组成的种种语言结构来实现人的交际活动，来实现人的思维活动。因此认知语言学的研究将涉及范畴化、原型理论、隐喻概念、意象图式、象似性、语法化等诸方面，而上述每一个方面可以说都神秘莫测，都够我们探索深究一辈子(就个人而言)、几辈子甚至几十辈子(就整个人类而言)的。 　　认知语言学以及比它稍早的功能语言学的兴起，当时被认为是对风靡全球的乔姆斯基的形式语言学的一种挑战。从表面看，形式派与功能、认知派从对语言的认识到对语言的具体研究和研究所追求的目标来看，二者确实存在着不小的差异，其实我们不能认为它们是完全对立的，因为语言本身从某个角度看，是一个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从某个角度看，它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从某个角度看，它又是人的一种认知活动；因此我们既可以从符号的角度去研究它，也可以从交际的角度去研究它，还可以从认知的角度去研究它。事实告诉我们，各派的研究起着互补的作用，因此现在越来越明显地彼此互相吸取，取长补短。事实上，不只语言研究的历史，可以说整个人类科学研究的历史都向我们表明，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学研究就是盲人摸象，自圆其说。原因就在于客观世界太复杂了，而人们来研究某个事物时，一方面总是出于某种目的，这种一定的研究目的本身就会影响我们对事物的全面认识；另一方面，某个具体的研究者还往往会受到其他种种因素的制约或限制，所以任何一个个人，不管他有多大的学问、多大的能耐，都不可能对所研究的事物，即使是自己研究领域内最熟悉的事物，一下子就认识得一清二楚。科学上一个正确结论的获得，一项新的发现，表面看是某个研究者或某些研究者智慧与勤劳工作的结果，应归功于研究者本人，然而事实上在这一研究成就里凝聚了好几代人各种派别研究者的研究心血。没有先驱者的经验与教训，不可能有今日研究者的科学成就。科学研究是无止境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老要强调在科学领域内必须坚持多元论的根本原因。语言学当然也不例外。 　　20世纪50年代之前的语言研究，着力于探究某个具体语言在语音、词汇、语法等诸方面的特点，20世纪50年代之后开始探究人类语言的共性。这是语言研究领域带有革命性的转变。“乔姆斯基革命”的真正含义也就在于此。乔姆斯基在语言研究上提出了三方面的假设：一是人的头脑里天生具有一个语言机制；二是人类的语言虽千差万别，但都遵守相同的组合原则；三是人类语言所共有的组合原则应该是高度概括、极为简明的。乔姆斯基及其追随者的整个研究工作就一直为证实上述三方面的假设而不懈地探究着。从表面看，乔姆斯基的理论年年在变，年年翻新，似乎表明他的理论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但他的假设、他研究的目标始终未变。怎么看待这一“乔姆斯基现象”呢?最近北京语言大学司富珍老师在讲课中就此打了这样一个比方：乔姆斯基变的是他的实验方案，而不是他的实验目标，实验目标始终未变。这个比喻是很贴切的。20世纪50年代乔姆斯基开创了对人类语言普遍原则的探究，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放弃或者停止对具体语言特点的研究。探究人类语言的共性与研究各个语言的具体特点，这二者是相辅相成的。 　　乔姆斯基理论问世之后，“转换”、“生成”成了时髦的字眼儿，在国内很多汉语研究的文章都贴上了“转换”、“生成”的标签；功能语言学与认知语言学一兴起，“功能”、“认知”又立刻成了时髦的字眼儿，很多汉语研究的文章又都贴上了“功能”、“认知”的标签。“赶时髦”是人的本性。在科学研究的领域内，赶时髦没有什么不好。一种新的研究理论、方法出现了，大家都来关注，大家都有兴趣，大家都来尝试运用，这是好事，对推进学科研究有好处。但是，不先去认真地钻研学习那些新的理论、方法，更不去进行深入的研究，只是贴标签，那就不好了。当然，具体到某篇文章，用了“功能”或“认知”的字眼儿，是尝试运用啊还是贴标签啊，有时界限也不是很分明的。现实的情况是，语言的形式研究如果从结构主义算起，已经有了很长的年头了，人们就不大好乱说，一乱说就会被人揪住辫子；语言的功能、认知研究，时间还很短，就我们国内来说，可以说才刚刚开始，因此有的人为了赶时髦，就敢乱说，乱说了人家也不知道，有的读者还会以为那是新论。我倒不是说某些谈论功能、认知的文章是在有意造假；我要强调的是，你赶时髦可以，但不要贴标签。真尝试和贴标签虽然界限难分，但大多数读者还是看得出来的。对于功能语言学、认知语言学，我们还是应该先去看些原始的参考文献；如果看外文资料有困难，可以看看沈家煊、张敏和本书作者袁毓林以及刘丹青、张伯江等诸位的论著。在我们国内，我认为在汉语的认知、功能研究方面，这几位是最有成就的，当然他们各自的观点和研究的侧重点并不相同。这里我还需要特别指出这样一点，乔姆斯基的语言研究是着力于探究人类语言的共性的，对乔姆斯基理论具有挑战性的功能语言学与认知语言学，也是着力于探究人类语言共性的。因此，我们运用乔姆斯基的形式语言学理论也好，运用功能或认知语言学理论也好，具体谈论的可以是某个具体的语音现象、词汇现象、语法现象或语篇现象，但着眼点要放在人类语言共性的探究上。人们所熟知的所谓“解释的充分性”(explanatory adequacy)，这里所说的“解释”，我的体会是指对语言中的种种现象都要从“语言的普遍特性是什么”、“为什么自然语言会有这样的普遍特性”这样的角度或方向去解释，而不是就事论事。像我们先前所作的那种解释，譬如说，“为什么在现代汉语里可以说‘打算去广州’，不能说‘*打算广州’？”我们回答说：“那是因为‘打算’只能带谓词性宾语，不能带体词性宾语。”这当然也是一种解释，这种解释在具体的语言研究中也还需要。但这种解释不属于现在一般所说的“解释的充分性”这一含义上的解释。 　　袁毓林编成本书后，要我为之写序。说实在的我对认知语言学知之甚少，还正在学习，是个外行。对汉语的认知研究说不出什么意见，只好借机发些议论，权且作为本书的序文。 　　 　　 陆俭明 　　 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2004年4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