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集

前　言

论传统学术

与朱一新论学书牍（1891年夏、冬间）

新学伪经考（节选）（1891年）

春秋董氏学（节选）（1893年至1897年）

孔子改制考（节选）（1892年至1898年）

《中庸注》叙（1901年3月）

《孟子微》序（1901年）

《礼运注》叙（约1901年至1902年）

《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自序（1893年至1895年）

《大学注》序（1902年8月）

《论语注》序（约1915年）

论中国文化

戒缠足会启（1883年）

与黄仲弢编修书（1888年）

笔记·官制科举（1888年前后）

与沈刑部子培书（1889年9月前）

卢怀慎论（1891年前）

请照经济科例推行生童岁科试片（1898年4月10日）

请正定四书文体以励实学而取真才折（1898年6月1日）

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1898年6月17日）

请变通科举改八股为策论折（1898年6月17日）

请废八股以育人才折（1898年6月22日）

大同书（节选）（1902年后）

保存中国名迹古器说（1913年4月）

致齐照岩总长书（1921年10月30日）

论文学现象

笔记·文章（1888年前后）

笔记·修词（1888年前后）

笔记·词赋（1888年前后）

广艺舟双楫（节选）（1890年）

诸夏音转为诸华诸华音转为支那考（1900年2月后）

答某君书（1903年）

《人境庐诗草》序（1908年6月22日）

朱九江先生佚文叙（1908年10月）

梁启超手写《南海先生诗集》序（1908年11月2日）

《留芳集》序（1908年）

与梁启超书（1910年4月12日）

与梁启超书（1910年7月16日）

与梁启超书（1910年7月21日）

与梁启超书（1910年8月5日）

致梁启超书（1910年秋）

邱菽园所著诗序（1910年）

致罗掞东论书法书（1915年）

致朱师晦书（1915年）

清词人郑大鹤先生墓表（1918年11月）

题郑叔问手写诗稿（1918年）

题潘若海遗墨（1920年冬）

赠刘海粟创办美术学校序（1921年夏）

《审安斋诗集》序（1921年9月21日）

《粤二生诗词集》序（1921年12月）

邱菽园集叙（1922年7月）

跋《汉甘陵相博碑》（1923年春）

复吴秋辉书（1923年6月11日）

《江南万里楼词钞》序（1924年夏）

复支伟成书（1926年6月21日）

论学诗

论中西文化比较

与洪右臣给谏论中西异学书（1891年）

请译日本书片（1898年6月1日）

请广译日本书派游学折（1898年6月1日）

请开学校折（1898年6月）

请改直省书院为中学堂乡邑淫祠为小学堂令小民六岁皆入学折

　　（1898年7月3日至9日间）

波兰分灭记序（1898年8月）

欧洲十一国游记序（1904年12月22日）

英国监布烈住大学华文总教习斋路士会见记（1904年）

致朱蓉生书（1891年7月28日）

蓉生先生：前承教诲数千言，恳恳谆谆，若以祖诒为可与言者而深责之，非大君子忠告之诚，爱挚之笃，何得闻此言乎？去年承教以“读书穷理，足以自娱；乐行忧违，贞不绝俗，勿为石隐，勿为猖狂”。每念吾子造道之深，赠言之厚，诵之不忘。近世交友，只有酬应，不闻逆耳之言。今幸不弃于吾子，复存古人之义，仆虽不敏，颇自力于闻过知非之学，是用忭喜以受。惟区区此心，公尚未达之，似以为有类于乾嘉学者，猎琐文单义，沾沾自喜，日事闻而敂其论，果有关于风俗人心者则无有。若是，则为君子之摈斥也固宜。故不敢默而息言，而欲稍陈其愚陋。连日下痢，故阙然久不报。顷搦管伸纸，滔滔言之，则近于逆指而文过。未信而谏，其言不入，故今亦不复及古今真伪之学。但仆之为教，亦不敢以考据浮夸领率后生。今将门人功课部缴呈一二，览之亦可见鄙志之所存。盖皆宋儒之遗法，非敢薄之也。

足下谓：今之学者，义利之不明，廉隅之不立，身心之不治，时务之不知，名为治经，而但治目录，名为穷理，而但讲应酬。大哉言乎！深切著明，鄙人虽不肖，窃于此数言，颇能提倡之。躬行虽未至，窃喜足下与之合符；而门人兴起者亦颇有人，虽未能大治身心，亦颇淡荣利，而讲时务。似未轶乎规矩法度外也。推足下相规之深，缘仆于宋儒有未满之论，故谆谆以新奇为戒，以平澹为归。苦口良药，至哉言乎！然昔朱子有云：每读古人书，辄觉古人罅漏百出。仆不幸与朱子同病，随举一学，多有不满前人者。盖朱子*能精思穷理，穷至其极，则缒幽凿空，力破余地，虽有坚城严垒，亦无立足之所。仆虽愚，于穷理之学，窃有一日之长，故推陈出新，登峰造极，后生可畏，来者难诬，正不能以荣古虐今了却也。

盖天下义理，无非日新。足下所戒，虽是儒先之谠言，然实非天理也。既非前人所言，自近新奇矣。学者论学，但当问义理之何如。义理以求仁为主，若其不仁，安知平澹者之不特无益，而且以害人乎？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时各有宜，学各有主。佛是大医，主教者自当因病发药。当大病之时，而以茯苓、甘草解之，平澹亦何益耶？牛毛、茧丝析之至细，条理、枝叶敷之至繁，博大精深，前儒惟朱子有之，它不能也。仆生平于朱子之学，尝服膺焉。特儒先有短，正不必为之讳耳。朱子教人以持敬之学*美矣，而于经义何尝不反复辩论？即《诗序》之偏，亦谆谆日与吕伯恭、陈止斋言之，岂亦得责朱子舍义利、身心、时务不谈，而谈此《诗序》乎？盖学固当本末兼举，未可举一而废百，亦不能举空头之高论，抹杀一切也。朱子之学，所以笼罩一切而为大宗者，良以道器兼包，本末具举，不如陆子、止斋之伦滞在偏隅，如耳、目、鼻、口之各明一义，不举大体也。孔子之学，所以师表万世者，更以道器兼包，本末并举，不如诸子之各鸣一术也。

且公之书院，岂能不言经义哉？有一经解题目，当必有以断定之，岂可坐令淆讹乎？今古不明，虽欲不坐视讹谬不可得。如西京先儒皆读秦未焚之书，为孔子之后学四五传，舍此不信，将谁信之？然此犹经解之空言，无关实事，诚可勿辨。若足下谓“未闻东汉兴古文以来，世遂乱而无治”，则未之思也。《春秋》之指数千，皆为二千年之治法所出，但恨未能尽行之。今不能遍举，惟举阉寺一政，《春秋》于阍弑吴子余昧，特严不近刑人之戒。故同子参乘，袁丝变色。《后汉书·襄楷传》曰：臣闻古者本无宦官，武帝末春秋高，数游后宫，始置之。然未尝垂于经典，后世人主，不敢法也。自刘歆伪《周礼》，上因汉制而存阉官，后此常侍弄权，党人戮辱，高名善士先受其祸，而国步随之而亡。唐则神策握政，门生天子，甘露之变，惨被将相，而唐祚随之。明则神庙假权，熹宗昏弱，忠贤柄国，戮辱东林，杜秩献城，明亦随之而亡。今则李莲英复弄政矣，后此忠贤复出，清流之祸方长，是刘歆一言丧三朝矣。古今之祸，孰烈于此！今吾国家尚未知息肩之所，即此一端，伪经之祸已不忍言。足下未尝深思今古变制之由，宜以古文无罪，而欲保护之也。

至于后世，君日尊侈，惟辟玉食之言，叶水心早已疑之。仆亦意此为古文家乱入者。然未有如《周礼·天官》之侈供张者。甚非树后王君公惟以乱民之义，惟王及后、世子不会之说，胡五峰亦大疑之。于是灵帝乃善作冢西园成市，魏明帝筑华林至使群臣负土，六朝之败，盖不足言。若乃隋炀西苑，宋徽艮岳，明皇之梨园三千，庄宗之脂粉百万，试问今学民贵君轻之义，有竭天下以供一人之义否？其它今古大义方多，今日不能具与人言，姑将其真伪之故，同于考据之学者微示之意，令天下凡知学之士，咸得讲求之。讲求既入，自能推孔子之大义，以治后之天下，生民所攸赖，更有在也。若诚如今日之破碎荒陋，则彼《新约》、《旧约》之来，正恐无以拒之。诸贤虽激励风节，粉身碎骨，上争朝政之非，下拒异教之入，恐亦无济也。若虑攻经之后，它日并今文而攻之。则今文即孔子之文也，是惟异教直攻孔子，不患攻今学也。遗文具在，考据至确，不能翻空出奇也。彼教《旧约》，去年彼教中人亦自攻之，只分真伪与否，不能如此黑白不分也。昔朱子谓吕伯恭论多骑墙，兄是通于今学者，又作骑墙之论，何其似吕伯恭耶？

若谓仆妄窜《史记》，以成其说，据《读书杂志》以为今本《史记》出于王肃，肃为古文家。此其确据可勿论。少昊、少康见于《左传》，非僻书也，事关一朝，非细事也，而《史记·五帝三王本纪》无少昊、少康事。后羿、寒浞虽是篡位，然四十余年过于政莽及朱温、石敬塘、刘智远、郭威等矣，如今日修何承天之通史，辑司马之《通鉴》，而舍却政、莽、五代，成何书也？史公虽陋，岂至是乎？正统相承，事关兴亡，不著之本纪，而著少昊于《律书》，存羿、浞、少康于《越世家》，有事理乎！史公虽不计史裁，亦无此理。兄能下一语解之否耶？若必党护刘歆，而攻史公为陋，其谁信之？《史记》多窜，终无解于扬雄之语。其它条绪尚多。《经义述闻》、《读书杂志》、《廿二史札记》、《廿二史考异》可考。固贵于多闻阙疑，亦贵好学深思。孟子*长于《诗》、《书》，而不信《武成》，且又取其二三策，又攻其血流漂杵以为非武王之事，是固赖于论古有识。若仅循文守义，则三尺学童能之，岂望于知言之大君子乎？足下岂谓此孟子之《武成》，非古本之《武成》耶？私行金货以改经文，经文犹可改，何况史也？窃以为足下之笃信，过矣。刘歆之伪经，既造伪文，又伪钟鼎、伪简册以实之。藉中秘之力，以抑外学之愚陋，惟同时学者知之。传之百数十年，钟鼎、简册益加古泽，使仆今日幸列校书，遇此异学，亦必为惑。故虽在李育、何休，亦只攻左氏之义，不能攻其伪，何况马、郑之笃信古文者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