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传统与变革

　　创办一份史学刊物，在复旦大学历史系，已是师生们蓄积多年的共同愿景。 　　 还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复旦历史系已经大师名家济济一堂，无不乐为繁荣新中国史学尽职尽力，而堪称大雅的史学园地稀缺。因此，一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熏风初沐复旦校园，就立即在历史系激起涟漪。办个专刊，不断推出本系研史论学的精品，也成为师生们不约而同的呼声。 　　 效应呢？紧接着那个“不平常的夏天”，曾被马克思、恩格斯痛斥过的“非历史的观念”之一，所谓“文学革命”，便压得恪守写真实历史的史学从业者喘不过气来，复旦历史系就饱受摧残。 　　 清末民初，章太炎反对康有为把孔子抬成超越时空的通天教主，以为孔子只是传统史学的宗师：“史学讲人活，教主讲鬼话；鬼话是要人愚，人话是要人智，心思是近然不同的。”本系前辈大师“二周”（周予同、周谷城）都是在“五四”时代参加过“打孔家店”的斗士，“文革”前夜又都挺身反对现代造神运动，正是为了维护“史学讲人话”的权利。 　　 所幸历尽劫波，老成未尽凋谢。20世纪80年代，周谷城、谭其骧等众多名家，为重续历史系薪传，都亲作表率。他们支持本系后进，与海内外学者广泛合作，开拓中外文化研究的多种历史新领域，办集刊，出丛书，开国际学术研讨会等等，促使本系走出低谷，逐步在海内外史学界恢复声誉。 　　 倏忽世纪交替，又快五年。复旦大学要满一百岁了，历史系在校园出生也有八十年。经过全系师生共同努力，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愿景，终于在有双重纪念意义的2005年化作现实，就是如今呈现给读者的《复旦史学集刊》。 　　 然而带头催生《复旦史学集刊》的吴景平系主任，要我给《复旦史学集刊》发刊写几句话，却令我踌躇。 　　 人所共知，目前海内的史学刊物，已有数十种，而涵盖史学的人文学科期刊学刊，更不知凡几。因为本系学科齐全，专家众多，又有多个博士点源源不断地培育年轻学者，拥有人才资源的优势，《复旦史学集刊》立足不难，可是要后来居上，成为同类名刊翘楚，就要尝点艰辛了。沙不含金，再淘也是泥沙。名家作品，未必均属名篇，“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因此，我对这份史学专刊能否存世，很有信心；能否传世，未免隐存杞忧。 　　 我殷切期望《复旦史学集刊》经受住历史的筛选，不敢奢望再过五十年，至少到本系百龄之际，其中仍有若干论著，仍是未来史学继续研究的起点，本系传薪的火种。 　　 于是不揣简陋，想到几点，与《复旦史学集刊》的编者、作者共勉。我希望本刊： 　　 一、讲人话，不讲鬼话。 　　 二、讲真话，如马克思所说，力求进行“公正无私的研究”。 　　 三、讲实话，即恩格斯期待的，“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 　　 四、讲新话，写历史也有原创性，选题、思路、论述，都有新意。 　　 五、讲短话，非指行文长短，而望勿讲空话、套话、冗话、废话、昏话。 　　 其实都是老生常谈，但在乘《复旦史学集刊》发刊之际，旧话重提，也表示我们欢迎读者对本刊切磋砥砺的一种心愿。 　　 谨祝《复旦史学集刊》越办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