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建筑

　　批评在别处 　　 　　——关于梁海的文学批评 　　 　　张学昕 　　 　　20世纪90年代，梁海在读硕士学位的时候，研究方向是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很早的时候，她就喜欢唐诗宋词、明清小说，几近迷恋的程度。她说，学了这个专业就可以更加名正言顺、堂而皇之地享受这种阅读。她偶尔还模仿章回体小说或话本，自己鼓捣出一部像模像样的很“古典”的小说来，但其中却洋溢着诗情，充满了锐意的现代文本的气息。尽管她不断地自嘲是写着玩，不敢“认真”，不敢称自己写的东西是文学创作，以免亵渎她喜爱的伟大的小说，但我觉得她似乎还是想要在一种小说的结构里解构着什么，或者体验着什么，其中，叙述的跌宕和从容，对结构、人物和情节的设计，都确实让我们吃惊不小，这让我们从中感知她对文学具有很深的悟性。其实，她这么说，也足见她内心对文学本身的敬畏。而这种经意与不经意间别样的文学写作训练，恰恰对她后来的文学评论写作构成一种潜在的助力。我想，这也是她后来的批评特别娴熟地深入作品的肌理，能够入微地把握作家文本的体温、气息和叙事节律的一个重要原因。 　　近几年，梁海开始喜欢阅读当代小说和诗歌，喜欢写些文学批评文字，并且一发而不可收。一开始，她似乎还是从兴趣和喜好出发，率性阅读，许多作家和诗人都广泛涉及，渐渐地，她对当代作家的阅读开始有了自己的取向和较为清晰的选择。于是，苏童、阿来、迟子建、金仁顺、罗伟章、胡学文、王松、潘向黎等作家的小说，成为她更加关注的对象，她还关注一些青年诗人的诗歌，在他们的抒写中寻觅诗意。同时，梁海还表现出浓厚的理论兴趣，能对当代文学批评中的一些理论问题发出自己的声音。她很用心地下工夫阅读和体悟，用心地去阐释，无论是文本细读，还是与几位重要作家的访谈、对话，她总是试图在对这些作家文字的触摸中，逐渐证实自己对文学或文学批评的理解，不断地接近她所向往和期待的文学的境界。尽管，对于当代文学批评而言，她最初的步履还略显凌乱，但我们却能从这些文字里体察到梁海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喜爱，并充分感受到她文学批评文字中不可掩抑的才华和灵性。我感到，她已经深刻地意识到文学批评应有的尊严和重量，而且渐渐地，她开始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方位，愈发清楚自己选择文学批评的精神支点在哪里，也懂得如何凭借自己的敏锐和敏感，寻找、关注近年来当代文学发展中那些重要的作家和有质量的创作，小心翼翼地去用心把握和判断这些作家和作品的审美特性，不做空泛的表述，立足文本，将自己的审美判断落实到具体问题及文本阐释上。而这一点，对于刚刚涉足当代文学批评的梁海，显然是最为重要也最为可贵的。 　　重视文本，解析文本，藉此接近作家写作的内在品质，接近一个个富有个性的文学世界，从而做出自己对一个作家或作品独特的而非人云亦云的审美判断，已经成为梁海近几年文学批评的努力方向。她很清楚，文学批评不能丧失对作家鲜活的文学创造的真切感知能力，只有从作家、作品出发，在批评中最大限度地缩短阅读和批评与作品生命的距离，以一己的体验，甚或以迄今全部的人生经验为“代价”，极其“投入”地呼应、阐释或面对、捕捉作家通过文字所提供给我们的历史、现实和存在，并且穿越种种既有的意识形态的规约，进入历史的、美学的艺术通道，才是文学批评的出发点和回返地。而在这里，独特的批评目光和审美选择，一定会嵌入或建立一个批评家的自信和尊严。具体地说，她对苏童、阿来和迟子建小说的评论，是最能体现其良好的艺术感觉和判断的文字。 　　面对苏童这样一位既能保持自己优雅、古典的叙事美学气质又擅于在艺术上寻求变化、腾挪的小说家，梁海首先找到的是苏童小说叙述的重要元素——语言和意象。可以说，这是苏童作为一位天才小说家内心超然的艺术感觉的外化。语言本身的魅力产生于独特的感受和情感，以及特有的心灵体验。苏童小说叙述语言的工整、舒缓、流畅和气韵跌宕，铸就了他独特的唯美品质。梁海用“古典性”、“物象”、“意象”、“汉语的词素”等语词、概念来描述苏童所创造的语言“奇迹”，揭示“先锋小说家”出身的苏童，是如何使其声名显赫的“先锋”与既有的、内在的“古典”性“合谋”的。她认为，“苏童的叙述语言，正是在这种古典性的传承中表现出意象化的含蓄、沉郁、唯美的追求，在物象的细致入微的真实中，形成意蕴浑成的叙述张力。对于苏童而言，汉语的词素仿佛是一片片零锦碎绣，被巧夺天工般地缝制成了五色眩曜的百衲衣。他的技巧之高，使我们找不到针脚，找不到接缝，只觉得那是一种奇迹。”她又进一步阐发：“在《妻妾成群》、《红粉》的叙事中，大量隐喻性意象的运用，在很大程度上生成了古典性的诗意。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大的隐喻系统。隐喻不仅表现为一种修辞格，也是一种心理行为和精神行为。”可以看出，梁海的结论大致是，苏童的意象化叙事，源自对中国古代文学意象手法的吸纳，同时将后现代的叙事策略融于其中，在古典性的叙述姿态中彰显现代感，于不经意间完成了“古典”与“先锋”的诗性“合谋”。不夸张地说，这个判断，对我构成了新鲜而严峻的刺激。我自忖追踪、思考苏童的写作已有十几年，自信与苏童的文字存有极大的默契，但常常苦于沉溺、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因此，关于苏童的很多文字，常在文本之内缠绕、纠结。而梁海以古典文学作为自己阅读和评论的参照系，一下子就将自己与文本的距离拉开来审视，无疑，她的古典文学修炼，在这个时候显示出了那种直面当代的力量。 　　我深信，一个喜欢苏童的读者，在很大程度上一定也会对阿来的文字满怀敬意。阿来这位我敬畏的当代作家，有着出色的想象力，弥漫于文字中的象征、寓言构建的诗学力量，诗意的氛围发散出的沉郁的魅力，细腻的描述能力和充溢在字里行间的“富贵”典雅之气，与苏童的文字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但阿来毕竟还属于另外一种作家，他会在文学中赋予更大的社会、情感和生命的担当，作为一个小说家他会深入对历史、对现实世界和存在本相的认知中，他会追寻整个人类视野中历史与现实另外的真实。梁海没有忽视这一点，她充分意识到，像阿来这样的作家，他的小说结构中必定埋藏着更具震撼力的“核能”。她说：“细读阿来的作品，不难发现，面对历史转型带给人的困惑、质疑和苦难，自始至终贯穿在他的文本中。《尘埃落定》也好，刚刚完成的《空山》也好，都在很大程度上关注着现代转型进程怎样改变了原有的生活，以及对于人乃至人性的影响。并且，他试图找寻的是一条解决越来越趋于全球化的现代性文化与各民族传统文化的矛盾与对接的途径。” 我们能感觉到，面对作家，梁海在寻找一种更为大气而自由宽阔的审美视角，或者说，她愿意在优秀、伟大的艺术作品中发现艺术的结构、语言的美学底蕴，而且，她也在探索自己进入当代文学批评的背景，以及学习、从事文学评论的内在依据。在这一方面，梁海除了格外注意挖掘作家文本中的“古典性”和诗性品质，还重视一个作家自身动态的写作变化。她梳理了从《尘埃落定》到《空山》阿来的写作机变，揭示阿来充满韧性和倔强的自我反拨和自我“背叛”。就是说，阿来真正是一位在艺术上不愿墨守成规、喜欢不断自我超越的有使命感的作家，“正因为如此，在《空山》中我们看到，阿来虽然依然延续了简洁、明净、富有诗性的语言风格，但是《尘埃落定》中灵动的飘逸，却被《空山》中那仿佛触手可感的质地感极强的厚重所代替。如果说《尘埃落定》是存在与幻想共同编织的寓言，那么《空山》则像一片锋利的麦芒刺痛了我们人类共同的创伤”。无疑，梁海触摸到了阿来文学叙事的精神和美学嬗变。 　　对于诗歌的感受，梁海同样有着敏感的艺术触角，并且能够介入诗歌文本空间触摸到词语间的弹性与张力：“我感觉，宋晓杰诗歌中的这种灵动沉淀了越来越多的岁月的年轮和些许的沧桑感。如果说她早期的诗作在女性特有的幽婉深细中还透出锐利的麦芒，那么，在她的近作中，我们看到的则是麦芒过后的沉沉麦穗，在平实的基调中流淌着舒缓的生命律动，渗透着抒情的、唯美的、感伤的古典气韵。”她非常喜欢用“我感觉”这样的字眼来描述自己的判断：“宋晓杰是一个真正能够感悟生命的人。她写作的灵性是建立在这种感悟之上的。她沿着自然生命的脉搏一直找寻下去，最终发现，其实自然本身就是诗。她试图从我们这个到处都充溢着欲望的时代逃逸出去，在古典的恬静中栖息、生存。可以说，它是与现代性所带来的精神惶惑和世态喧嚣的一次次直接对质。”与诗人一样，梁海的内心也同样生长着、张扬着另一种可贵的生命迹象，这就是，对抗现实的困境与困惑，也抵御来自自身的欲望或颓唐。而这里，必定凝结着对自然和生命的敬畏，也存留着我们和我们这个时代真实的精神隐秘，从而开启人的灵魂之门。在对王妍丁诗歌的阅读中，梁海没有一味地沉浸在王妍丁浓郁的抒情、诗性的肆意蔓延中，而是谨严地将诗歌文本的内涵，扩展出符合王妍丁气质的意志品格的外延：“我惊异于她总是能在那些令人熟视无睹的粗粝生活中，发现自然、事物内在的静美和诗意，以清晰的、意味无穷的深远感，赋予事物以神性的光辉。并且，她还沿着创作主体对于对象世界的幽微体验，实现两者之间有序的连通，于是，大量的心灵深处的审美信息，在她淡淡的体认中摇曳出精神的庄重感。”幽微、细腻，但不幽暗、细小，梁海仿佛倏忽间在自己与文本之间又保持了有分寸感的“距离”和心理维度。 　　无论怎么讲，梁海是刻意在文学文本的内在品质发掘上下了工夫的。她能深入作品的肌理，发现作家精神与灵魂的“动感地带”。无论是作品的结构、语言、情节、节奏等文体特征范畴，还是作家作为创作主体的精神坐标、价值取向、美学维度，从文本的微观细部到作家写作的宏观理论视阈，都成为梁海进入批评的聚焦点和“原始点”，这也是她不断探索、寻找自己文学批评新的生长活力的出发点。 　　那么，文学批评的生长点究竟应该在哪里呢？这不仅是梁海，也是每一个有责任感的批评家思考的重心和焦点所在。 　　我们已清楚地看到，在今天的时代，我们生活的环境和氛围在发生巨大变化的同时，我们的精神世界和整个内心也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震荡。喧嚣和浮躁、失信和纠结以及主体的丧失，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病症，我们愈来愈难以平衡自己焦虑的内心。确切地说，这是一个充满了不确定性，难有精神依傍的时代。我们有理由做什么，更有理由不去做什么，但是，对于我们这些无法摆脱文学情结、内心与文学息息相关的人来说，我们总是一次次不由自主地从内心出发，在文学的世界里寻找自我的确证，考量并试图解决现实与理想以及我们自身的困境和出路。实际上，每一位流连或徜徉在文学世界里的人，他在面对现实的时候，都不会成为一个老成和练达的“现实主义者”，他往往会在现实的功利面前变得不知所措。所以，这是我们更愿意待在文学世界里，感受自由和舒畅的真正缘由，也是试图在自己的内心构建文学大厦这一梦想的动力，而这座建筑混凝着精神、灵魂和时空的记忆，耸立起理想主义的高度。从这个意义上说，梁海的这本《小说的建筑》，实际上更像一种内心的建筑。 　　在梁海看来，批评是“要从真实的生活面貌出发，凭借敏感的艺术判断力，发现、理解作家作品的内在奥秘，写出有力量、给人以愉悦和美感的批评文字。而且，批评的文本必然是与作品相呼应的美学的文本，对文本的批评和阐释也一定是美学的阐释，它应该是审美感悟力和美学思辨的奇妙契合。批评家既要发现、发掘作品的美学形态，又要面对读者去阐释文本的价值和潜在意义，对作家和文学史负责。既要深入浅出，不做掉书袋式的理论图解和生硬绑定，更不要大而无当的旁征博引、闪烁其辞”。 　　其实，梁海的文学批评观已经渗透在每一篇具体的批评文字当中。当然，在沉潜文本、迷恋文字的同时，她没有忘记批评的任务和责任，她更加重视“批评家自己独到的话语方式，与作品内在质地相契合的文采意蕴，深入作品艺术的深邃微妙，美的发现、美的语言、美的叙述和美的神韵。而且，有勇气、有灵性、有智慧，既有敏感度、深度、力度，也有尺度、厚度、气度。让批评的文字真正给出令人信服、令人激动的理由”。 　　我们还看到，在梁海的批评实践中，始终蕴含、履行着许多属于她自己的有关批评伦理的关键词。我想，她在今后的批评实践中还会不断地调整、修缮自己的批评观。令人欣慰的是，在她大量的对当代作家充满肯定性质的研究文字中，我感到了她积极的、褒扬的、鼓励的、正面阐述自己观点的批评心态，而这才是善良的、自信的，对当代文学的未来有信心、有期待的姿态。 　　现在，梁海正在攻读“科技哲学”方向的博士学位，她选择这个专业的深层原因我不清楚，但是我想，像她这样喜欢思考的人，对哲学有浓厚的兴趣和诉求并不奇怪。也许，对于梁海来说，她的当代文学批评之于她的兴趣和精神取向，可能会更古典，也更哲学，那么，从文学批评的文化或精神背景而言，是否可以说，梁海的文学批评并不仅仅是在批评本身，而是“批评在别处”呢？因为，她始终不愿为种种既有的存在和自我的局限、缺憾所束缚，而向往更加广阔的海洋、天空和道路。 　　 　　2011年5月25日大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