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兰社到《现代》:以施蛰存、戴望舒、杜衡及刘呐鸥为核心的社团研究

鲁迅的突围，从对“文学”的重新想像开始。在林希隽辈那里，所谓的 “文学制作”、所谓的“严肃的工作”，“形式要有‘定型’，要受‘文学 制作之体裁的束缚’；内容要有所不谈；范围要有限制。这‘严肃的工作， 是什么呢?就是‘制艺’，普通叫‘八股’”。而鲁迅以为，“比起高大的 天文台来，‘杂文’有时确很像一种小小的显微镜的工作，也照秽水，也看 脓汁，有时研究淋菌，有时解剖苍蝇。从高超的学者看来，是渺小，污秽。 甚而至于可恶的，但在劳作者自己，却也是一种‘严肃的工作’，和人生有 关，并且也不十分容易做”，鲁迅在这里强调杂文品格的严正和杂文家创作 的认真，“小小的显微镜”与“高大的天文台”交锋的背后，鲁迅更是在用 一种反本质化的“文学”建制，去解构林希隽等人以西方“文学概论”为标 准定义对“文学”理解的垄断。施蛰存、杜衡、林希隽等人口口声声视为理 所当然的“文艺价值”、“严肃的工作”、“繁重文学制作”其实都是历史 性建构的产物，破解文学的本质性定义，即否定了“文学概论”式的文类等 级观对杂文的轻视与冷落： 我们试去查一通美国的“文学概论”或中国什么大学的讲义，的确，总 不能发见一种叫作Tsa—wen的东西。这真要使有志于成为伟大的文学家的青 年，见杂文而心灰意懒：原来这并不是爬进高尚的文学楼台去的梯子。托尔 斯泰将要动笔时，是否查了美国的“文学概论”或中国什么大学的讲义之后 ，明白了小说是文学的正宗，这才决心来做《战争与和平》似的伟大的创作 的呢?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中国的这几年的杂文作者，他的作文，却没有一 个想到“文学概论”的规定，或者希图文学史上的位置的，他以为非这样写 不可，他就这样写，因为他只知道这样的写起来，于大家有益。鲁迅似乎素 来反感“文学概论”或“什么大学的讲义”之类俨然、雍容、缜密的本质性 规定，“比较自爱的人，一听到这些冠冕堂皇的名目就骇怕了，竭力逃避。 逃名，其实是爱名的，逃的是这一团糟的名，不愿意酱在那里面”，这一思 路印之于杂文的文体确认，则是： 我以为如果艺术之宫里有这么麻烦的禁令，倒不如不进去；还是站在沙 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 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摩自己的凝血，觉得若有花纹，也未必不及跟 着中国的文士们去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之有趣。鲁迅对“文学本位主义” 的揭破，正是要世人警醒潜藏在“严肃的工作”、“繁重文学制作”之类背 后的权力体系，以及在这种纯文学性的“文艺价值”麻痹之下，遗忘了“生 存的血路”，甚至无意中成为反动者的帮闲。而那种“不愿意酱在那里面” 、“倒不如不进去”的逃命、破名的思维特质，承载了鲁迅对文学经典化、 体制化的反思，任何艺术、文学一旦“被命名”，往往就容易失去其原有的 生命与活力，而杂文的价值正在于“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 ，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至于鲁迅对自我生命价值的自觉，以及 这种自觉与杂文创作之间内在的关联，张新颖先生已经作了非常精辟的论述 ： 鲁迅直至生命终止才不能不放弃的杂文，这种交织着他人的毁誉、褒贬 ，消耗着自己的精血和心神的杂文，这种与平庸、繁琐、肮脏甚至是令人愤 怒、厌恶、绝望的现实血肉粘联的杂文，写作它的最根本的内在动因……都 是出于一个主体对于现实世界的自由责任。对于现实的自由责任，是构成这 个主体的核心因素，处在主体的内部，对于主体来说，它不是来自外部的动 力。P258-2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