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ster Carrie

西奥多·德莱塞（1871—1945）是美国文学史上一位重要作家。《嘉莉妹妹》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发表于一九00年。故事发生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的芝加哥和纽约。小说主要围绕女主人公嘉莉和赫斯特伍德展开。嘉莉出生在芝加哥附近的农村。她家境贫寒，但她虚荣心很强，向往城市的富裕生活。她较为典型地代表了当时一心想往上爬的美国下层人民。然而，她到了芝加哥后马上就成了失业大军中的一员，陷入贫困和疾病的泥潭。这时，嘉莉意识到贫富的极大差异性：一方面是贫困潦倒，另一方面是朱门酒肉臭。她依靠做工获得她幻想的幸福是不可能的了。于是她先后成了青年推销员德鲁埃和酒店经理赫斯特伍德的情人。后来，她在纽约偶然成了一位名演员，挤入了资产阶级的“上流”社会。这时的嘉莉发现她原来梦想的生活并不是那么诱人了，相反，她发现自己非常空虚和无聊。德莱塞在此小说中还刻意描写了赫斯特伍德。他是美国上层社会的一个成员。在物质上，他过着优裕富足的生活，但在精神上，他却是个十足的贫困儿。他与妻子和子女缺乏交流，没有感情。因此，他遇到嘉莉后立即“感觉到她的青春与朝气……感到神清气爽，好像在烈日炎炎的夏季突然吹过一阵清凉的春风”（第117—118页），并对她倾心相爱。他与嘉莉的性关系被发现后，他受到舆论的指责，因此而身败名裂。 德莱塞在《嘉莉妹妹》中描写了蔑视社会和婚姻道德、被认为“有伤风化”的主人公，所以，它的出版可谓困难重重。道布尔戴出版公司虽然最终同意出版，但仅装订了五百五十八本。而且公司没有对此书进行任何促销，所以最初一版只售出去五百册。至一九0二年，美国已对此书禁销。 《嘉莉妹妹》问世早期，美国舆论对此书的评论可分为两大派。《先驱时报》和《内务报》等将德莱塞视为美国的左拉，认为《嘉莉妹妹》是一部伟大的美国小说。虽然这些评论也认为在嘉莉妹妹和赫斯特伍德身上缺乏坚定的道德感，但它们总体上是肯定《嘉莉妹妹》的艺术地位的。在肯定德莱塞的批评家中最突出和最早的是Ｈ．Ｌ．门肯。他指出，德莱塞并不是弗兰克·诺里斯和左拉的追随者，因为他吸取了霍桑、欧文、赫伯特·斯潘塞等对他有用的思想，将“深刻的惊奇感引入文学”。对《嘉莉妹妹》持赞赏态度的还有二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查尔斯·鲍德温（Charles Baldwin）、伯顿·拉斯科（Burton Rascoe）以及Ｆ．Ｏ．马西森（Matthiessen）等人。鲍德温认为德莱塞是美国最伟大最独特的小说家，在精神上和写作水平上都超过了英国小说家；拉斯科则为《嘉莉妹妹》中的非道德辩护，认为德莱塞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自由思想的倡导者；马西森将《嘉莉妹妹》视为德莱塞生活时代历史史实的记载。另一派以《生活》和《商务报》为代表的评论则在总体上对《嘉莉妹妹》持贬斥的态度。这一派的评论家认为《嘉莉妹妹》宣扬道德沦丧和败坏。它们使用了诸如“现实性太过了”、“使人沮丧的”或者“太一般了”等字眼。对德莱塞攻击得最厉害也最有影响的是斯图尔特·舍曼（Stuart Sher-Kazin）。在《西奥多·德莱塞先生的自然主义》一文中，他指责德莱塞没有真实地描写美国社会和人，而是将人视为动物，“有意忽略小说家的崇高职责——理解和表现人物的发展”。在批评德莱塞的同时，舍曼连整个自然主义文学也一起否定了。在他看来，“现实主义小说表现人的行为，而自然主义小说则表现动物行为”。阿尔弗莱德·卡津（Alfred Kain）和查尔斯·夏皮罗（Charles Shapiro）合编的《气度不凡的西奥多·德莱塞》（1955）一书收集了许多批评文章，其中有门肯、特林、沃卡特等人的文章。这本书是当时较有价值的综合性论集。在英国批评界，《嘉莉妹妹》得到了较高评价。《每日邮报》认为它是美国人写的一部了不起的小说。《捍卫者》指出，《嘉莉妹妹》“真实、敏锐、毫无偏见，它是美国历史上有史料价值的‘文件’”。还有批评家认为，《嘉莉妹妹》“是一部难得的好书，观察准确，笔调富有同情心，充满抒情和戏剧力量”。 至二十世纪上半叶，对《嘉莉妹妹》的批评可谓汗牛充栋、连篇累牍。从方法论上看，这些早期批评大多属于传统历史传记式批评，将作家的作品和社会、生活等同起来。应该承认，这些批评对于我们理解和认识德莱塞和《嘉莉妹妹》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它们存在着局限性：过分强调文学作品产生的历史背景，而忽视了作品的独立性以及它与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对《嘉莉妹妹》进行的文本分析是对传统批评的反拨，但文本分析所采取的细读法虽然弥补了传统批评的不足，却又走向了另一极端：将文本视为脱离于历史和社会的“精制的瓮”。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德莱塞批评中出现了一些新的批评方法，如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女权主义批评和后结构主义批评。这些新方法无疑为我们提供了认识德莱塞及其作品的新视角，但同时，它们也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例如，它们在微观层面上尽管十分有意义，但在宏观上却表现出力不从心。 鉴于德莱塞作品的复杂性和变化性，笔者拟在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文化批评和文本分析方法试图对《嘉莉妹妹》进行解读，意在揭示德莱塞与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指出他虽然拥有自己相对独立主体和特殊经历，对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持批评态度，但他实际上也是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共谋，成了服务于“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的意识形态机构一重要分子。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的社会和文化价值观已发生重大变化，但这些变化并非革命性的或剧烈的，因为基本的传统价值信条，如新教的工作伦理、聚财伦理和等级伦理依然被那些保守的得利阶层信奉。卡津对当时社会有一段评论：“它已变得毫无生机，僵化、保守，整日希望固守传统，不思任何变革和创新。这里的空气凝固，不利于学术精神的出现。”具有预见性的作家们开始倡导新的进步的思想，但他们仍然摆脱不了一些传统思想的影响。 德莱塞是倡导新的意识形态的作家之一。在创作风格上对传统风格的越界以及对主人公嘉莉对社会、家庭道德越界的展示表现了作者对社会制度的不满和批判，但我们不能就依此定论他是一个社会批评家，企图玷污他的国家及其意识形态的危险分子。正相反，他这样做不仅不是为了颠覆，而是为了调整意识形态内部的关系，为进步的和符合新的经济发展的意识形态摇旗呐喊，在意识形态上巩固当时的政治社会制度。德莱塞在创作《嘉莉妹妹》时正值达尔文进化论和适者生存理论盛行，以生产为主的意识形态正逐渐被消费意识形态代替的时代。消费意识形态“强调花费和物质占有，它削弱了勤俭、节约、自控等传统道德标准”。丹尼尔·贝尔指出，群众性消费“导致了清教伦理让位于消费享乐主义。这种消费享乐主义崇尚享乐和满足的生活方式”。当时的社会文化处于“肆无忌惮的生意手段，如贿赂政客、践踏别人的财产权、过多投资股票甚至敲榨勒索，和倡导‘平等’的社会律法”之间的张力之中。作为一个社会主体，德莱塞毫无疑问深受这些思想的影响。因此，《嘉莉妹妹》一方面表现了嘉莉的追求上进的形象，引起了读者的同情和羡慕，另一方面，又表明了对与嘉莉类似人物的违法和不道德行为的批评和抑制。所以《嘉莉妹妹》这部小说表明，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德莱塞归类为社会批评家或坚持现存制度的保守分子，而应把他看成是对新兴的消费意识形态表现出复杂态度的作家。一方面，他对于代表新的消费意识形态的越界行为表示赞同，另一方面，他又害怕这些越界会破坏社会的稳定，所以倡导对它们进行抑制。 消费意识形态旨在诱导或鼓励人们摆阔性的消费。这种文化所倡导的道德标准是，有钱建豪宅、买昂贵服装、吸引和占有最美的女人在道德上就是正确、有价值的。这时的物品就像鲍德里拉所说的那样已经成为地位的象征，而不是仅仅满足基本的需要。因此，人们应该听从本能的驱使，“作为消费者的人将享乐看成是自己的义务，享乐和满足就像是一种事业”。鲍德里拉指出消费意识形态的欺骗性在于其“倡导的满足、富裕、享乐和‘冲破节俭的旧樊篱’”它使我们相信我们已从英雄的生产时期进入欢乐的消费时期。德莱塞写《嘉莉妹妹》时，美国妇女已开始受到消费主义影响。她们已开始向传统道德标准挑战：她们不再相信“妇女的责任是生养孩子”，“妇女生来就是做母亲的好料子”等信条。相反，她们认为应该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富有性感，痛痛快快地享受性生活。于是，她们“为取悦丈夫，就极力挑选化妆品和具有魅力的衣服，同时，她们不愿孩子干预自己的婚姻生活”。更为重要的是，她们把自己同丈夫的性关系不再看成是沿袭生命的手段，而是娱乐的经历。 德莱塞在《嘉莉妹妹》中正是表现了这种消费意识形态。妇女、服装和豪宅已成为地位和权力的象征。有些批评家认为嘉莉妹妹是个淫荡的女人、道德败坏的女人，作者忘记了自己的崇高责任。这样的评论有其一定的道理，但这些批评家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德莱塞以艺术的方法表现主人公对女人、宅第和艺术品的追求，旨在表现他崇尚人的本能和享乐，表现他对新兴的消费意识形态的赞同和宣传。在这种意义上说，《嘉莉妹妹》不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颠覆，而是对其进行宣传，因为人们对舒适和享乐的追求无疑会刺激经济进一步的发展。 重新审视消费在小说中的作用，我们不难发现，消费弥补了社会能力的缺乏，并表达了乌托邦式的思变。费谢尔（Philip Fisher）说，德莱塞的作品是一种大众化通俗艺术。在费谢尔看来，德莱塞的作品不仅没有反驳大众意识形态，而且使读者在一个新的消费品世界中感到习以为常。在《嘉莉妹妹》中，德莱塞把婚姻和家庭生活变成了市场主题。当嘉莉乘火车到芝加哥时，小说一反把中产阶级家庭视为远离市场的地方的叙述方法。嘉莉和前来欢迎她的姐姐拥抱时，她感受不到火车上与德鲁埃在一起时的那种充满情爱的气氛。她发现自己被冷酷的现实所包围。汉森这个工人阶级家庭所住的房子并不是远离市场的安全港湾，而是与工厂连在一起的。汉森邀请她来同住，主要是为了使她能为他们承担一些房租，另外，汉森夫妇不愿在享乐或任何与工作没有关系的东西上花钱。他们一点点地攒钱，只是为了实现购买财产的长远计划。他们常常迟迟不愿满足自己的渴望。当嘉莉离开汉森家时，家庭生活与工作伦理已不再是叙述的中心了。本来汉森认为嘉莉来城市工作肯定要得到回报。嘉莉很快发现“挣面包”的想法是荒谬的，而留下一些东西可供出售才是极为重要的。为了逃避汉森家和工厂里周而复始的单调工作，嘉莉发现她惟有自己的身体好出卖以换取德鲁埃那两张软软的、漂亮的十美元绿色钞票。另一个主要人物赫斯特伍德，虽然属于不同阶级，但他的家仍是工作的延伸。他的工作要求他是活生生的广告，他的家庭挥霍消费是他成功和富裕的一面旗帜。嘉莉极力逃避工人阶级生活带来的幽闭恐怖，走出汉森家的公寓，进入推销员德鲁埃的世界。而赫斯特伍德则极力逃避呆板、索然无味的中产阶级家庭生活，走进有名流交谈的地方。 嘉莉在前往芝加哥的火车上，脑子里充满了对物的梦想，而不是做苦工。德鲁埃则像伊甸园中的蛇一样，扮演了勾引人的角色。他的绵绵絮语引起了嘉莉对物的欲望。德鲁埃把芝加哥这个城市描绘成琳琅满目的大商场。他自己的外表装束也是一则很好的广告：“那只鼓鼓的钱包，那双锃亮的棕黄色皮鞋，那身漂亮的新套装，还有他举手投足时的那副派头，在她脑海里模模糊糊构筑起一个富有的世界”。（第７页）他好像是物的特使。 过去一般认为，家庭是远离市场的，在《嘉莉妹妹》中，满是消费品的市场成了躲避家庭和工作的避难所。嘉莉于黄昏时分到达芝加哥。当叙述从嘉莉对城市的第一印象移至下班的工人身上时，嘉莉开始渴望享有“卸下工作负担的激动”。劳动者的灵魂在轻轻自语：“我就要自由了。我要到快乐的地方，尽情享受了；那一条条街道，一盏盏街灯，还有那灯火辉煌的宴会大厅，全是为我而设的。那些戏院、礼堂、聚会、安静的大街，飘着歌声的小路——在夜里，这一切都是我的。”（第８页）这种渴望和幻想在嘉莉看到她姐姐那一刻破灭了，因为在她姐姐身上，嘉莉看到的是“生活的艰辛劳苦。”（第10页）虽然嘉莉是来芝加哥工作的，但她却渴望躲避工作。所以，小说将芝加哥分为两个部分：自由的夜晚是消费的时光，而白天是工作的时光。白天冷酷的现实压抑欲望。我们不难发现，许多变化都是发生在夜晚：如嘉莉与德鲁埃同居，与赫斯特伍德私奔等。即使在晚上工作，那也是一种较为轻松愉快的事。 嘉莉到达芝加哥的第一天去求职时，那些大街犹如一堵堵神秘的墙壁，把她排斥在丰富的物品之外。她在市区游荡寻找工作时深感自己微不足道和无能为力，“到处都显示着她所无法理解的力量与势力，使她不知所措。”（第１５页）然而，嘉莉并未甘于碰壁，而是积极进取，努力在这个令人难以捉摸的城市寻找立足点。她将这个庞大城市中令人生畏的社会结构降级为可控制的消费话语，将城市看成是个可与她对话的可捉摸的商品陈列柜。她想像不出生产中的劳动者情形，也不问“他们做什么生意，怎样工作，最后是怎样的结果”等。她只是在想像“那些遥远的大人物……整日数钱，穿戴华丽，出入坐马车”。（第１６页）对商品和快乐的欲望驱使着嘉莉的行动。她愿意和沉默寡言的姐夫辩论，提出应花钱去剧院，而实际上她当时还无勇气到一家公司去求职。她第一次进一家百货公司时，“她隐隐约约意识到了这个城市都拥有些什么，那就是财富、时髦、安祥和自在——女人的装扮应有尽有。她内心充满了对穿戴和美貌的渴望。”（第22页）商店里的商品激起了嘉莉对一个没有实现的理想世界的渴望。 商品明显弥补了人在社会中的无能为力和无权。在家里，赫斯特伍德是没有权力的，因为他的家庭虽然富裕，极度享受着挥霍性消费，但在社会上缺少权力。既然他妻子和孩子都渴望进入上层社会，即银行家和工业家的阶层，赫斯特伍德在家里的权威性就受到怀疑和挑战。赫斯特伍德的模糊社会地位使他家人产生了他无法满足的欲望。他的无能继而又引起家庭不承认他的家主地位。作为一位权威人士，他对于越来越无法控制和无法理解的世界非常恼火，同时，他也从来没有控制过他的家庭。赫斯特伍德虽然在家里和社会上没有权力，但他的漂亮衣服、干净的亚麻制品、珍宝，使他悠然自得，自我感觉良好。这就弥补了无权力这一缺憾。另外，我们由此可以把他对嘉莉的情感看成是对他失去家庭权威的补偿，而不是浪漫式的爱情。嘉莉在赫斯特伍德眼里明显是个高级商品，可以表明他的身份、地位和权力。例如，嘉莉身上最使赫斯特伍德着迷的地方是顺从：举止上没有任何大胆的表现。生活还没有教会她统治。他初次感到家里开始失控时，自我安慰地想：家里的事由它去吧，反正外面有嘉莉呢。 从上面简短分析中可以看出，《嘉莉妹妹》中的人物总认为商品能够给他们带来满足，但每当获得所求商品时又产生不满足，从而又渴望得到新的商品。科林·坎贝尔在《浪漫主义伦理》中说，消费文化源于对物的不可抵制的欲望。在他看来，传统的享乐主义“将获得物质视为减轻不适的手段”，而现代享乐主义“则将与物的联系想像为引起使人快乐的不适的手段”。也就是说，现代享乐主义者“每当他们接触到现实就退缩，不断地将白日梦向前推移，使它们附属在新的物上，最后又从这些已获得的物上移开”。在谈到消费意识形态的危害性时，帕兰梯说：“消费意识形态不仅伪造出虚假的需求，而且以假乱真。例如，它宣传友谊、爱情、赞同、愉快，为自己和家庭寻找安全，摆脱单调乏味等。这些东西是人们极为关注的。消费意识形态更为有害的地方是它勾起我们挥霍消费欲望之外，还像媒介和其他虚假的意识一样，使人们误以为这些就是自己的真实而又不可满足的需求。”德莱塞表现人物不满足现状、背离传统社会道德标准、追求无尽的物质享受，正是表明了作者对当时旧的生产意识形态及其所倡导的其他行为准则持批评态度，而对于新兴的消费意识形态则持赞同态度。当然，我们必须承认，德莱塞并非我们想像的这么简单。他对于消费意识形态的态度其实是复杂的。例如，他对于那些追求挥霍性消费人物最终穷困潦倒的刻意描写及对嘉莉获得物质上的满足后不知所措的表现都说明作者对消费意识形态的怀疑。另外，对于运用不道德手段，尤其那些危害国家制度的手段，德莱塞是采取抑制态度的。例如，他对赫斯特伍德从公司保险柜里偷钱这一举止明显持不赞赏态度。批评挥霍性消费和不利于整个制度稳定的颠覆性行为这一思想在他的后来作品中表现得异常突出。可以说，在《堡垒》（1946）和《斯多葛》（1947）中，他已完全转向对超验精神世界的追求。总之，将德莱塞的《嘉莉妹妹》放在消费文化的语境中解读可以帮助我们从一个新的视角挖掘出新的意义。作为生活在现实中的具有主体性的作家与当时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而不是我们原先所认为的单一性关系。也就是说，作家在受到当时的历史、思想和文化的影响的同时，也通过作品对当时的思想及意识形态产生影响，修正和调整意识形态内部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