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一影片公司探析

总序／1

引言／1

绪论／4

上编天一影片公司经营史

*章天一影片公司的诞生期（1925～1926年）／24

*节时代背景： 天一影片公司诞生始末／24

第二节经营管理： 家族制企业管理下的“多、快、省”

策略／32

第三节宣传策略： 保守传统的明星体制／38

第四节制片策略： 政治、言情、武侠嫁接旧伦理道德／42

第五节横向比较： 模仿中求创新——“天一”与“明星”／57

第二章天一影片公司的开拓期（1926～1930年）／69

*节时代背景： 中国商业电影之发轫／69

第二节经营管理：“天一”人才策略之得失／74

第三节制片策略（一）： 风格成型——古装稗史片／82

第四节制片策略（二）： 娱乐为先——武侠类型片／91

第五节横向比较： 竞争中求生存——“六合”围剿中绝处

逢生／96

第三章天一影片公司的转折期（1930～1934年）／110

*节时代背景： 中国商业电影之转型／110

第二节经营管理： 以技术促商机——试制有声片／115

第三节宣传策略：“天一”与媒体争夺战／124

第四节制片策略（一）： 都市言情片／130

第五节制片策略（二）： 左翼类型片／138

第六节横向比较： 商业为先抑或政治为先——“天一”与“联华”／150

第四章天一影片公司后期（1934～1937年）／157

*节时代背景：“上海—广州—香港—南洋”市场轴线的确立／157

第二节经营管理： 进退之间的“天一”港厂与沪厂／161

第三节制片策略（一）： 戏曲有声片： 以《白金龙》为例／168

第四节制片策略（二）： 都市喜剧片： 以“王先生”系列电影为例／177

第五节横向比较： 几家欢喜几家愁——各大电影公司沉浮录／188

第六节1937年之后： 从“天一”到“邵氏”／194

下编天一影片公司专题性研究

第五章文化： 俗文化攀附资本原则／213

*节“无文化”的人们——“天一”电影受众分析／213

第二节文化的选择——通俗与粗俗的混战／221

第三节题材——俗文化的尺度与位置／226

第六章地域： 类型差异与地域文化／236

*节上海： 兼收并蓄的半殖民地都市图景／236

第二节广州：“土”“洋”杂陈，兼而不容／242

第三节香港、南洋： 远离政治，娱乐至上／245

第七章政治与商业投机： 社会变革中的“天一”／252

*节投机——资本原则下的商业逻辑／252

第二节政治趋避——“左”与“右”之间的摇摆／257

第三节商业谋略——在制度边缘行走／263

第八章电影本体：“天一”制片与电影本体研究／269

*节“天一”与影戏观／269

第二节“天一”与类型电影研究／279

第三节“天一”与电影技术变革／294

结语／303

*节商业成就： 复杂历史背景下的资本实践／303

第二节文化旨趣： 传统伦理和现代意识的两难困境／307

附录： 天一影片公司片名目录／313

后记／320

*节时代背景： 天一影片

公司诞生始末

天一影片公司的诞生，源于一个普通的宁波经商家庭和一位精明强干的主人邵醉翁。众所周知，浙江宁波人这一地理身份，在19世纪初的上海，具有特殊的含义。正所谓“无宁不成市”，宁波人乐于经商，善于经商，*初是源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虽非都会乃海道辐辏之地，故南则闽广，东则楼人，北则高句丽，商舶往来，物货丰衍。”张荷.吴越文化.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 257.宁波商人在19世纪就善于利用其沿海的地理位置，进行南北各种货物、土产的贸易活动。他们具有冒险精神，吃苦耐劳，又善于变通。距离上海很近的宁波商人，很快就将中国的现代化大都市——上海作为其事业的新阵地。20世纪初，很多宁波人在上海创办金融业——“浙人性机警、有胆识，具敏活之手腕，特别之眼光。其经营商业也不墨守成规，而能临机应变，故能与票号抗衡，在南中别树一帜。其营业区域，在长江南北，且利用交通之便，浸而蔓延各地。其大本营在上海、汉口二处，而南京、镇江、芜湖、九江等地，亦在势力范围。”朱英.商业革命中的文化变迁——近代上海商人与“海派文化”.武汉：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 1516.宁波商人还充任外国商行的买办，成就卓越，宁波买办的迅速崛起取代了广东商人在这一领域的优势地位——“新的西方商行的早期买办——经理们出自广州—澳门这个混杂洋泾浜英语的生活环境，但造成上海之发展的商人——银行家却来自宁波这个对伪满洲贸易的南方据点……这种贸易发展促成了一种民族主义精神，他们开始鼓吹中国的民族主义事业”。[美] 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部）.章建刚，等，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2627.

在上海开设工厂的宁波人不在少数，行业类型涉及百货、洋布、呢绒、烟糖、西药、五金、火油、煤铁、颜料，等等。邵醉翁的父亲邵玉轩（邵行银）是宁波镇海庄市镇朱家桥老邵村人，家底并不算殷实，在宁波老乡的推荐下，14岁的邵玉轩来上海做染坊学徒。1901年他创办了“锦泰昌颜料号”，是上海小有名气的染坊老板。参见祝春亭，等.邵逸夫传.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 4.颜料行业在当时也算是新兴行业，但并没有脱离工业范畴，且属于资本有机构成低、资金周转快的轻纺工业，宁波人在上海创办的私人资本企业多集中于此，其原因与中国民族工业还不算发达的整体状况有关。

20世纪初伴随经济的繁荣，上海的娱乐业也随之兴旺，其中包括第七艺术——电影。据有关统计，“在中国电影百年历史长河中，共有100多位宁波籍影人”参见李亦中.天一公司经营特点初探.电影艺术，2003（1）.。染坊老板邵玉轩也注意到这一新兴的领域，他*次目睹了电影艺术的神奇，随后，出于商人的头脑，邵玉轩开始关注购买、租用电影拷贝的价格、一部电影可以放多少场、每场观众人数、可获得多少票房……他虚心求解这些属于电影放映领域的专业知识，其实是在内心盘算电影这门生意是否可为。他发现，如果经营得法，刨去成本，电影所能挣得的利润还要高过染料业。据此，邵玉轩曾与他的儿子们分享过关于电影事业的想法。这段记载出自《邵逸夫传》以及报告文学《永远的邵氏》小雄.永远的邵氏.香港电影，2008（6）.。此后，邵玉轩没有亲身尝试的电影行业，却被他的儿子们奉为终生的事业。今天，人们或许不再记得曾有个“锦泰昌”号，但是几乎绝大多数中国人都知道“邵氏”这个中国*为著名的影视企业品牌。

邵玉轩共有八个子女，老大、老二、老三、老六、老八是儿子，邵氏兄弟为“仁”字辈，老大仁杰（号醉翁）、老二仁棣（号邨人）、老三仁枚（号山客）、老六仁楞（号逸夫）日后都成为著名的电影界人士。

邵醉翁，出生于1896年，童年时由于父亲的事业还处于起步阶段，生活并不优裕，随着父亲的颜料产业步入佳境，家境好转，邵醉翁得以进入大学继续学业。他就读的是上海神州大学，创办人唐文治、严复均为当时著名的新派人物，大学里有来自欧美的老师，邵醉翁所学的是极富西方文化精神的法律专科。应当说，大学期间的邵醉翁接受的是较为系统的现代西式教育。1914年，邵醉翁大学毕业，并没有接管父亲的染坊产业，而是投身法律界，成为上海地方法院及会审公廨律师，后中法振业银行聘其为法律部经理。祝春亭，等.邵逸夫传.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 7.另据《天一公司十年经历史》载：“……张小松、倪幼丹、卢子嘉、朱葆三等合资创办中法振业银行，推举邵先生作行长。”天一影片公司.天一公司十年经历史//丁亚平主编.百年中国电影理论文选（上）.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170.在工作之余，邵醉翁秉承宁波人的商业头脑，与友人合伙做生意，“在上海、天津、宁波、钱江、镇江、嘉兴、湖州等埠，与人合股开办颜料、糖、北货、钱庄、绸布、纸业等商号，共计三十多家”天一影片公司.天一公司十年经历史//丁亚平主编.百年中国电影理论文选（上）.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170.，但业绩并不理想。当时邵醉翁虽收入颇丰，但始终没有自己独立投资的事业，再加之经营华友蛋厂失败，他决心放弃其他商业业务，与张石川、郑正秋合办笑舞台，从事舞台娱乐事业。天一影片公司.天一公司十年经历史//丁亚平主编.百年中国电影理论文选（上）.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170.另据《邵逸夫传》记载，邵玉轩预感儿子终不会继承他的颜料行业，于是为自己的儿子指了另一条从商的道路——法租界有一处“笑舞台”（又名小舞台），主营戏剧、曲艺、评书、弹词、杂耍等娱乐演出，由于电影方兴未艾，偶尔也会放映一些陈旧的电影。1920年，笑舞台老板经营不当，生意欠佳，结果负债累累，不得已要将笑舞台拍卖。邵玉轩得知这一消息，立刻去电醉翁，邵醉翁和父亲一拍即合，决定盘下笑舞台。末一种说法似乎更详尽，更具传奇性；前种说法却成为“天一”的官方说法，已收入较为权威的电影史中。无疑，经营娱乐业对邵醉翁而言是初次尝试。笑舞台事实上是一家综合了戏曲、戏剧、杂耍、电影放映的演出场所，将这些不同类型的艺术连接在一起的要素即：“娱乐性”。在当时，赚钱的主业是文明戏演出，其中的电影放映业应为附属业务。《邵逸夫传》中的记载凸显邵醉翁在笑舞台经营时期从事电影放映业，未必不实，但却有夸大之嫌。邵醉翁并未从一开始就高瞻远瞩地瞄准电影大有潜力可挖，但他介入笑舞台经营标志着距离电影业迈进了一步——笑舞台应当算作是邵醉翁进入电影业前的一处热身场所。

邵醉翁少年老成，具有少见的谨慎作风，通过一系列考察学习，他直到1921年才收购并开始经营笑舞台，此时他遇到了日后电影界的两位重要人物张石川和郑正秋。张、郑两位早在“亚细亚”时期便已接触电影界，但由于“一战”爆发，德国胶片断供，草草结束所创办的新民影片公司。张石川还在1916年与人合组幻仙电影公司以及“新新世界”游乐场，均以失败告终。郑正秋则在“新民”倒闭后经营文明戏。面对这两位在娱乐界（电影、文明戏）摸爬滚打多年的资深元老，邵醉翁自然要略逊一筹，张石川和郑正秋两位不仅是中国电影真正的拓荒人，而且对于中国传统叙事艺术十分了解，他们亦有着丰富的娱乐行业营业经验。邵醉翁求贤若渴，将二位请来一起经营笑舞台。胡蝶的回忆录中亦有记载：“一九二二年，他转行搞文明戏，和张石川、郑正秋等人合股经营笑舞台（亦称‘小舞台’），张石川之弟巨川任前台经理，郑正秋任后台经理，张石川任顾问，当时演过一出很有名的戏叫《马永贞》，很卖座。”胡蝶.影后生涯——胡蝶回忆录.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 32.在《天一特刊》的《邵醉翁先生小史》文中，对此段经历的介绍是：“前岁，应友人请，创和平社笑舞台于广西路，□“□”为文字史料中字迹模糊难以辨认处，下文同。《KK女士》、《马永贞》、《活神仙》、《黄爱珠》、《徐孝子》等剧，皆为社会称许。”赵惺吾.邵醉翁先生小史.天一特刊·立地成佛，1925（1）.两篇评述中，均未提及笑舞台的电影放映业务，可见即便有也非主营，而笑舞台所演出的文明戏，则前后均被提及，可见其重要性和影响力。据《中国影戏大观》中描述：“……时上海新剧团虽多，要皆附属于各游戏场，各具一部分之号召力。独立经营者只笑舞台一家。以是生涯颇不恶。君（邵醉翁，作者注）编有剧本多种。均讽世励俗之作，排演之日，无不备受欢迎。”徐耻痕.导演员之略历//中国影戏大观.上海：大东书局，1927： 40.这一段史料证明笑舞台经营文明戏不仅是主业，而且在上海诸多综合娱乐场所中独树一帜。此外，文中说明邵醉翁在“笑舞台”时期参与文明戏编写，这为他其后在自创的电影公司中担任编导奠定了基础。由此可见，邵醉翁对于娱乐事业的介入，不仅是商业经营管理方面，还包括娱乐产品的内容开发。根据笑舞台上演的文明戏剧名来看，毫无疑问走的是通俗路线，其类型较为混杂，包含：武侠类、时装类、神怪类，等等。

关于邵醉翁萌生开办天一影片公司，史料呈现有两种说法：

*种说法是，和邵醉翁共同创办笑舞台的张石川、郑正秋退股，和周剑云创办明星影片公司，此后拍摄《孤儿救祖记》轰动一时，邵醉翁遂萌生创办电影业之意。关于张石川、郑正秋和邵醉翁分道扬镳的原因，据《邵逸夫传》中记载：因为邵醉翁是出资方，拥有控股权，而张石川兄弟和郑正秋想要争取更多的权利，邵婉拒后，两人和邵分道扬镳。今人也无法获知当初的细节，但可以想象邵与张、郑之间的合作必然存在诸多问题：邵醉翁出身商人家庭，向以精明著称，他投身娱乐业，并非出于对艺术的热爱，而是从牟利出发。这点同张石川、郑正秋差别很大，尤其是郑正秋，多年来投身于电影和文明戏，对于传统戏曲也研究颇深，倘若不是出于对艺术的热爱，不可能锲而不舍，一而再、再而三地从失败中爬起来，继续从事影戏事业。邵与张、郑之间的差异，从此后他们各自经营电影公司的风格来看，也可证明。但是，张石川与郑正秋作为邵醉翁走上电影事业的领路人，应当是有依据的。而他们“领路人”的扮演方式，是以竞争者的姿态出现的。当张石川和郑正秋离开笑舞台时，邵醉翁依然带领着他的文明戏演员继续舞台演出的营业，同时他还涉足电影放映业，在笑舞台中放映了当时较为流行的一些国产影片，例如《红粉骷髅》《阎瑞生》等。自然，他也获得了演出和放映带来的不菲收益。

1922年，张石川和郑正秋联合周剑云，组建明星影片公司。他俩从前创办电影公司有过失败的经历，因此在*初创办“明星”时也不敢过于大胆，只是推出了一些模仿、游戏之作。例如《张欣生》模仿自《阎瑞生》，而《滑稽大王游沪记》等短片则是对卓别林式的西方动作滑稽电影的效仿。由于缺乏创新性，社会反响并不是很大。直至郑正秋主创《孤儿救祖记》，首开中国社会伦理故事长片，获得票房与口碑的双丰收，这一次成功可谓抓住了天时、地利、人和。明星公司凭借这部影片的成功，初步奠定了中国资格*老、*实力的电影公司之地位。

邵醉翁是郑正秋、张石川曾经的合作者，眼见张、郑二位在电影制片领域获得成功，自然颇为动心，而目睹“明星”的出品《孤儿救祖记》《玉梨魂》《苦儿弱女》等，以“社会教育之良导师”为创作主旨，颇能赢得社会的良好口碑，市民也热衷于此类家庭、婚姻、继承遗产之类的故事，市场前景一片向好，联想到张、郑的事业源头均出自文明戏演出，而邵醉翁手头恰有文明戏班作为现成的资源，再加之对于电影放映业亦有一定的经验，倘若开办电影公司，将电影制片业一并拿下，未必见得没有赚钱的希望。因此，受明星影片公司启发而开创“天一”。

另一种说法认为： 当时部分文明戏演员演出电影，被指责为“文明戏化”，邵醉翁麾下的文明戏演员不满这样的说法，要求免费为邵开办的电影公司出力。《中国电影发达史》记载：“中国没有好好的戏剧学校，即各电影公司附设的训练所，也大都组织不健全，电影演员，自以文明戏演员担任居多，而舆论中颇有对他们的表演不满意，总是加上‘文明戏化’四个字，于是激动了文明戏演员，民国十四年，邵醉翁正同张巨川等开设笑舞台，众演员愿以义务表演誓雪‘文明戏化’之耻，遂与邵醉翁合作，高梨痕任编剧，邵醉翁任导演，组织天一公司，摄制《立地成佛》，剧旨在宣传兵工政策，成绩尚佳。自此以后，天一公司也占国产电影史的重要地位。”谷剑尘.中国电影发达史//中国电影年鉴.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34： 12.

关于对“文明戏化”的指责，确实是“天一”在创办之初所面临的诘难，但文明戏演员免费为邵出力的说法，似乎有悖常理： 文明戏演员也为生存计，不太可能不取分文，但是工费低廉倒是有可能。据笑舞台流传至今的账本显示，笑舞台在天一影片公司创办后仍继续经营（账本系民国十六年桂月陈章升.邵氏“笑舞台”账本.中国宁波网，http： //news.cnnb.com.cn/system/2009/10/20/006297241.shtml.即1927年，在天一影片公司成立两年后仍在经营），那么文明戏班以兼职的方式演出电影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另据记载：“张石川、郑正秋等人退出‘笑舞台’，创办了明星影片公司。‘笑舞台’剧院失去了两个主要骨干，遂趋败落。邵家当时所有家产只剩下一幢房子和‘笑舞台’一家剧院。邵氏兄弟毅然卖掉房子，举家搬进‘笑舞台’……1925年，邵氏兄弟以‘笑舞台’为基础成立了‘天一影片公司’。”陈章升.邵氏“笑舞台”账本.中国宁波网，http：//news.cnnb.com.cn/system/2009/10/20/006297241.shtml.该报道出处不详，和以往关于“天一”创办的说法均有较大出入，待考。

确凿的是，1925年6月，天一影片公司成立于上海虹口横浜桥。邵醉翁携家族兄弟共同创办的天一影片公司，创办注资为5万元，公司以一尊佛头为标志，标榜宣扬“旧伦理、旧道德”，“力避欧化”。而天一影片公司的英文名“unique”更昭示了这家新生的电影企业力图开创“独一无二”的商业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