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

　　《红楼梦》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最伟大的小说作品，它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的文学艺术瑰宝。自从它问世以来，就陆续有人对之进行了“多次的品味式精读和反复的解剖式研究”，①取得了丰硕的学术理论成果。在我国，形成一门独特的学问——红学。在各种精读和研究方式中，有一种重要方式，就是小说评点。著名美学家叶朗先生指出：“小说评点，这是中国古典小说美学的主要形式”，并归纳出它的几个优点：灵活自由，容量较大；从作品本身出发，与作品交织在一起，不是那种冷漠的、旁观的、离题万里的批评；文字浅显明爽，通俗易晓。《红楼梦》的评点诸家中，清代的脂砚斋、王希廉、姚燮、张新之、二知道人、诸联、涂瀛、解庵居士、洪秋蕃等人在读者中具有较大的影啊。十年前，著名红学家冯其庸先生汇聚了王希廉等八家的评点，出版了《八家评批红楼梦》，③对于帮助广大读者阅读、欣赏与研究《红楼梦》，做了一件好事。 　　俄国杰出的文艺理论家别林斯基谈到对普希金作品的研读时说过一段话：“普希金不是随生命之消失而停留在原有的水平上，而是要在社会的自觉中继续发展下去的那些永远活着和运动着的现象之一，每一个时代都要对这些现象发表自己的见解，不管这个时代把这些现象理解得多么正确，总要留给下一个时代说一些新的、更正确的话，并且任何一个时代都不会把一切话都说完……”④这段话完全适用于对《红楼梦》的研读与评点。也就是说，不管前贤们关于《红楼梦》说过多少重要、正确的话，做过多么精彩的评点，后来者也不会停止他们的阅读和思索，而是力争说一些有别于前人的新的正确的话来，对《红楼梦》做出新的评点。 　　本导读版《红楼梦》，在形式与内容上与历史上出现过的评点本并不相同。它主要由前言(类似于“总评”)和各回的导读文字(类似于“回前评”) 构成。而穿插在每回中间的评点文字，则因受总体文字数量的限制而省略了。各回的导读文字，则主要由内容归纳和思想艺术简评两部分构成。其中，关于内容归纳方面的文字，出于这样一种考虑：《红楼梦》各回的内容丰繁，将其情节要点勾勒出来，有一种醒目的作用，将有助于读者的阅读与研究，这是以前的评点本不太注重的。关于思想艺术简评的文字，笔者则力图做到两点：既要从宏观上把握其主要的思想内容或艺术特征，又要能突出重点，把小说的一些最有价值的东西介绍给读者。本书的注释，力求简洁明快，且抓住重点。总之，希望奉献给广大读者一个便于接受的全新的版本。 　　从思想内容的角度看，有人说，《红楼梦》是一部百科全书，笔者完全赞同这一说法，，它的确涉及了方方面面的知识，如服饰、器用、建筑、园林、饮食、医药、宗教、戏曲、美术、游艺等等，其中不少知识达到相当高深的水平。例如，第四十二回所写薛宝钗关于绘画的言论，完全可以作为专业绘画课的一段教材来使用。 　　但是，小说的重点显然不是那些林林总总的百科知识。《红楼梦》最有价值的思想内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小说运用典型的事实，暴露了封建官场的黑暗，从而提出了反腐败的重要思想，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正确地认识封建社会，而且对于今天的反腐斗争有极大的启迪作用。 　　反腐倡廉，是历朝历代奉行的政治准则。曹雪芹、高鹗继承了中国古代的廉政思想，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探索，从特定的意义上讲，《红楼梦》是一部反腐败的伟大著作。 　　首先，《红楼梦》用典型的事实，揭露了封建末世在用人机制上的腐败。而“用人”上的腐败则是各种腐败现象产生的基础与前提。这种腐败又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权势者赤裸裸的卖官鬻爵。第十三回写贾蓉之妻秦可卿去世，而贾蓉只是一个监生，“为婚礼上风光些”，贾珍与太监戴权商量，要“与贾蓉捐个前程”，戴权开口就要一千二百两银子。贾珍将这些钱送到戴权家里， 于是，无才缺德的贾蓉，从监生一跃而成为“五品龙禁尉”。 　　2.利用关系网造成的变相卖官。贾雨村的官场生涯，就是这种方式的代表。贾雨村本是个穷困潦倒且又野心勃勃的文人，在甄士隐的经济资助下，进京赴考，中了进士，选入外班，不久升任知府。他初涉官场，因处世不够圆滑，被人参了一本，导致革职。这次政治上的打击使贾雨村得到教训，悟出做官的诀窍。于是，他在投机钻营上大下功夫。先是托人介绍，进入巡盐御史林如海府内，当上林小姐的家庭教师。后又通过林如海，着力巴结贾府二老爷工部员外郎贾政。由于有林如海的力荐，雨村得到贾政的青睐，通过贾政的“吹嘘”，“竭力内中协助，题奏之日，轻轻谋了一个复职候缺，不上两个月，当上应天知府”。此次通过钻营而复职，使贾雨村尝到了甜头。“几年间门子也会钻了”，于是，贾雨村逐渐迈入了他政治上的辉煌时期，以至做到吏部侍郎、兵部尚书等高官。一个品质卑劣的政治小人，通过“ 钻门子”，靠人情网的“吹嘘”，逐步爬上了权力的层层高峰。这样的人，当他运用手中权力时，便不可避免地干出种种祸国殃民的勾当来。 　　其次，《红楼梦》用典型的事实，揭露了封建社会的司法腐败。而司法腐败是政治腐败的集中体现，是足以动摇封建大厦的最严重的腐败。这一点，也可从两方面来看： 　　1，权权交易(官官相护)造成的司法腐败。贾雨村当上应天知府后处理的第一案，是薛蟠为争买女婢打死冯渊这桩人命官司。当雨村准备发签捉拿凶犯时，门子向他告知有关“护官符”的事：“如今凡作地方官者，皆有一个私单，上面写的是本省最有权有势、极富极贵的大乡绅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时触犯了这样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连性命还保不成呢！所以绰号叫做护官符。”这段话表明了司法腐败的普遍性和必然性：此种现象 “各省皆然”，由此推知，各省有各省的“护官符”，各县乡则有各县乡类似“护官符”的东西，层层“护官”的结果，使得大大小小的权势富贵者为非作歹却能逍遥法外，而广大百姓则“逢冤”受屈，有苦难言；“护官”具有相互性，既是执法官员的自我保护，同时也是对权势者的非法庇护。要想不“护官”也不行。谁敢不“护官”，谁就得丢乌纱，甚至掉脑袋。换上来的，则是伏伏贴贴的“护官”者。由此可见，在这种政治体制下，司法腐败是不可避免的。《红楼梦》揭露了“护官符”导致的桩桩司法腐败的血腥事实：薛蟠打死冯渊，仅仅多花了一点烧埋银子，便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贾雨村为了庇护并帮助贾赦占有石呆子的二十把古扇，“便设了个法子，讹他拖欠官银，拿他到衙门里去，说所欠官银，变卖家产赔补，把扇子抄了来” ，作官价送给贾赦。从这两件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官官相护造成的司法腐败恶果，广大百姓就在这种腐败的泥潭里苟延残喘。 　　2，权钱交易(行贿受贿)造成的司法腐败。凤姐在水月庵与净虚老尼的交易，就是一桩权钱交易。在这场交易中，老尼拿出三千两银子，凤姐使用自己的“权力资源”——转托长安节度使云光。云光利用手中职权，强力拆散张金哥与长安守备公子的婚事，导致两个年轻人双双自尽。在这一案中，云光的干预从本质上看是一种司法干预。因为凭借他的地位和权力，他的话就是“法”，区区长安守备怎敢违抗自己的顶头上司。上述交易只是凤姐以权谋钱的一次简单操作，而当她大闹宁国府、致死尤二姐时，则把权钱交易的手段用到炉火纯青的程度。王熙凤向司法机关(都察院)行贿，司法机关便紧密配合王熙凤，官府仿佛成为王熙风自家开的一个店铺。她要官府做什么，官府就做什么；她想达到什么目的，就能达到什么目的。尤二姐吞金自逝，是司法腐败结出的一个恶果。由官官相护、行贿受贿造成的司法腐败，使身处社会下层的广大百姓的生命财产毫无保障可言，他们成为置于砧板上的鱼肉，任凭权势者宰割。 　　再次，《红楼梦》告诉读者，反腐败要进行全社会的综合治理。腐败一旦成为风气，社会就变成一个污臭的大染缸。 　　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贾政的为人与经历。贾政不是科甲出身，而是靠祖上余荫，由皇上额外开恩，走上仕途的。因秉公办事，经巡抚大人保举，升为工部郎中。第九十九回写他出任江西粮道的所作所为，颇能体现其“政绩”。粮道，即督粮道，这是掌管督运漕粮事务的一桩美差，不少贪官污吏一旦在此位置上，便“折收粮米，勒索乡愚”，大发横财。可是贾政因要“ 一心做好官”，“便与幕宾商议出示严禁，并谕以一经查出，必定详参揭报 ”。由于贾政要认真查办，州县馈送一概不受，弄得那些想借机发财的手下人怨声载道，“齐打伙儿告假”。这一来，贾政在他的位置上玩不转了，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贾政只得询问随身所带的管门家奴李十儿。李十儿的一席话，说出一个简单的道理：由于官场腐败已成气候，百姓不会承认有清官，只会说当官的变着法儿要钱；沿着“想做好官”这条路走下去，下场不妙；整个社会黑白颠倒，腐败现状无法逆转，清官反而犯事，贪官反而高升，不贪白不贪。李十儿堪称“心理学家”，经他一番重炮猛轰，贾政想当清官、好官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其结果，是把处事的实权拱手交给李十儿，“ 李十儿便自己做起威福，钩连内外一气的哄着贾政办事”，贾政实质上成了任恶奴玩弄的傀儡，一个主观上想当清官、好官的人在客观上却和歹徒“猫鼠同眠”，做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昏官和庸官，从实际社会效果看，也可说是一个贫官。 　　贾政的经历告诉人们：在黑白颠倒、腐败成风的社会环境里，一个在官场上混的人，即使他天良未泯，有当清官的主观愿望，但有一股邪恶的社会合力将他拖进腐败的污臭染缸。在上述事例中，我们注意到，真正搞腐畋的，不是主官，而是其属下(李十儿之流)。其属下又是在整个腐败的社会大环境中以逞其奸的。这就说明，反腐败是一个社会工程，要综合治理。不仅要在有职有权的主官中反腐败，也要在其下属、亲友中反腐败，要铲除所谓“ 灯下黑”的现象；不仅要在官场上反腐败，也要在民间反腐败(例如各种行业腐败)。没有一个清廉的社会，就很难有一个清廉的官场。这一点，对于我们今天的反腐斗争，无疑有着深刻的启迪作用。 　　(二)小说通过贾府这个封建贵族家庭从繁华走向衰败的过程，揭示了“ 后继无人”是一个家庭衰败的最主要原因，从而提出了培育人才的战略思想，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封建贵族之家兴衰穷通的变化规律，而且对今天的家庭建设与社会发展提出了发人深思的课题。 　　《红楼梦》用生动的笔墨，描写了贾府从兴到衰的过程。第二回通过冷子兴之口，揭示了这种危机造成的原因：“如今生齿日繁，事务日盛，主仆上下，安荣尊富者尽多，运筹谋画者无一；其日用排场费用，又不能将就省俭，如今外面架子虽未甚刨，内囊却也尽上来了。这还是小事。更有一件大事：谁知这样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如今的儿孙，竟一代不如一代了！”这段话表明，贾府衰败的主要原因有两条，第一条是经济上的原因，人口众多，不能节省，入不敷出，积蓄渐尽；第二条是人才上的原因，安荣尊富者尽多，运筹谋画者无一，儿孙一代不如一代。那么，这两条原因中哪一条更重要呢，显然，作家认为第二条更重要。他把第一条看成是“小事” ，而把第二条看成“一件大事”。就是说，“儿孙一代不如一代”，是贾府衰败的主要原因与真正原因。 贾府第一代在小说中虽未出现，但无疑是创业的一代。贾母是第二代，小说介绍老太太年轻时是理家好手，比凤姐还强。这一评价可从第七十三回写她严惩聚赌的奴仆和第百零七回“散余资”的表现中得到证实。可以说，她这代是参与创业，并使贾府在政治、经济方面得到继续发展的一代。到了第三代，情况就不妙了。贾敬是个虔诚的道教徒，万事不闻不问，最后吃丹砂中毒身亡。贾赦是个愚蠢鄙俗之徒，对外贪婪凶狠，强夺石呆子古扇，显示出恶霸面目；对内纵欲好色，协迫鸳鸯为妾，暴露出无赖嘴脸。贾政相对严肃正派，但外不善从政，内不善治家。这一代，是守业并开始显露人才危 机的一代。到了第四代，情况更加严重。贾珍、贾琏均可说是鸱枭之辈，吃喝嫖赌，违禁犯法，无所不为。贾琏之妻王熙凤虽能理家，但个性十分贪婪。为敛财而索贿受贿，明拿暗偷，高利贷盘剥，不择手段。宝玉自有其独特的人格价值，但在人们眼里，是个“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于国于家无望”的哥儿。这一代无疑是纨祷子弟掌权败家的一代。 由此可见，冷子兴其言不谬，贾府从第一代到第四代，分别扮演的是创业、守业、败家的角色，的确是“一代不如一代”。正是因为贾赦、贾珍、贾琏及王熙凤的胡作非为，被其政治对手抓住把柄向皇上参奏，导致贾府遭到家产被抄、贾赦贾珍被革除世职并被发配远方这一沉重的打击，贾府因而迅速地走向溃败。《红楼梦》通过上述事实，表达了这么一种思想观念：人才危机是一个家庭从盛到衰、从荣到辱、从通到穷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 然而，作家至此并没有停止思维的步伐。他又通过李纨母子形象的塑造，表达出另一侧面的观点：只有培育出优秀人才，一个家庭才能振兴。李纨日常行为方式的重要特征是一性知侍亲养子”。在大观园的诗会活动中，她 “自举掌坛”，并在品评群芳诗作中显示出自已，较高的鉴赏才能，说明其文化素养甚高，这是她能担负育子重任的知识资本。小说在不少章节中，多次简述贾兰聪明好学，这是对李纨教子有方的肯定。可见，李纨的核心性格，不在于被动地遵从封建伦理道德的规范，做个“节妇”，而在于主动地加强对爱子贾兰的培养，是个杰出的母亲。如果将风姐和李纨作一个对照，可以发现两人代表了“齐家”乃至“治国”问题上两条不同的思维路线与价值观念：一个只顾眼前，致力于金钱的敛聚；一个则看得长远，注重人才的培养。李纨所要培养的，显然是与贾珍、贾琏、贾蓉、薛蟠等不肖子弟完全对立的人才。前者是不折不扣的败家子，后者则是带来家族复兴的宁馨儿。费尔巴哈讲过：“真正的哲学不是创作书而是创作人。”李纨干的正是哲人的事业，而凤姐干的则是守财奴的勾当。作者用事实说明：目光短浅一心敛财的，最后人去财空，“大厦”倾颓：目光长远一心育人的，最终事业发达，人财两旺。这对于一个家庭、一个单位、乃至一个国家来说，道理都是相通的。所以，最重要的大事是加强对人才的培育，这正是小说所表达的人才战略思想。这一思想，直到今天，仍给予我们极为有益的启示。 　　(三)小说通过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三个优秀青年的婚姻悲剧，进行了关于爱情美学观念的沉重思索，不仅控诉了封建制度扼杀青年男女爱情的罪恶，而且对于帮助今天的人们如何树立正确的婚恋观，有着深刻的教育作用。 　　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是《红楼梦》中三个最主要的人物。他们都是贵族阶级的优秀-青年。其共同之处，是都有美好的仪容、优雅的气质，以及很高的文学艺术素养。但是，宝、黛与宝钗之间也有不少区别。最大的区别，是人生观、价值观的不同。 .　　贾宝玉是中国文学史上出现的一个崭新的人物形象。其最大特点，就是把对女性的尊重置于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他的性格可称为“审美文化性格 ”，总是自觉不自觉地用审美的、艺术的目光来注视世界，臧否人物。他发自内心地喜爱、欣赏、尊重、崇拜那些聪明美丽的女性，而对那些沽名钓誉的“禄蠹”，如贾雨村之流，投以鄙弃的目光。他厌恶腐败的官场，不屑与那些“须眉浊物”为伍，只愿和可爱的女孩们交往，并从中找一个与他心心相印的知己作为妻子。这就是他的幸福观、人生观、价值观。同时也就是他的爱情观。宝玉的这些观念，逸出了封建思想的常规轨道，具有反封建的进步性。 　　林黛玉正是宝玉的知己，两人之间产生了真挚的爱情。宝黛之爱可从双方来看。从黛玉一方讲，她孤苦伶仃，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金钱、地位、权势等“身外之物”一无所有，惟一有的是“身内之物”：她的姣好容貌，她的卓越才情，她从不拿“仕途经济”之类“混帐话”去劝告宝玉，从而与 宝玉达到的心灵高度契合。可以说，对宝玉的爱就是黛玉的一切，她的灵魂与生命。从宝玉一方讲，他的秀外慧中、善良多情及其他种种优越条件，使之成为黛玉所爱的完美客体。宝黛的爱情，建立在互爱的基础上，建立在共同的人生观、价值观基础之上。 　　薛宝钗也是一位美丽、多才的姑娘。她身上具有为我们民族所首肯的许多优美的人格素质。如：入世而不遁世，进取而不颓唐，温柔而不峭厉，宽厚而不刻薄，素朴而不奢华，自制而不任性……所有这些，体现了一个封建时代的女性所具有的优秀品格，故她不仅获得艺术世界(贾府上下)中人们的普遍好评，也获得现实生活中众多读者的称赞。宝钗具有积极入世的观念，她清醒地看到，当时的社会并没为年轻人准备多种就业之路，她希望未来的丈夫是那种能“在外面做大事”，即能辅国治民的杰出人物，认为只有如此，方能实现其人生价值。因此，她对宝玉存在一种复杂、微妙的感情：作为一个生物的女人，她对才貌出众的宝玉不无异性之恋；然而作为一个雄心勃勃的女中英杰，又对宝玉充满恨铁不成钢的缺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宝钗的上述思想不无合理性。宝玉并不符合她的理想，于是她也不可能全身心地爱宝玉；同样，宝玉虽欣赏宝钗的才貌，但由于厌恶她身上的“禄蠹气” ，不能容忍她用“混帐话”来烦扰自己，故他也不可能爱宝钗。简言之，宝玉、宝钗之间，由于没有共同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故不能产生爱情。 然而，在封建制度下，当事人没有决定自己婚事的权利，因此爱情之花并不一定能结出婚姻之果。决定宝玉婚事的人不是他自己，而是他的祖母。贾母之所以选择宝钗而不选择黛玉，亦非出于对谁的仇恨，而是出于对宝玉一贯的真心疼爱。她说：“林、r头的乖僻，虽也是他的好处，我的心里不要把林丫头配他，也是为这点子。况且林、r头这样虚弱，恐不是有寿的。只有宝、r头最妥。”(第九十回)。可见，贾母所作的选择，主要是从宝玉的幸福着想。她认为孙媳的性格和身体，是有关孙子终身幸福的重要条件。她希望爱孙得到一个性格温和、能与家人和睦相处，且健康长寿的媳妇。而在这些方面黛玉都不及宝钗，于是做出上述决定。小说多次描写贾母对宝钗极力你赞，说明她的决定不是出于一时的冲动，而是经过长期观察、认真考虑而得到的结果。换言之，其决定带有一种“必然性”。当时的封建制度赋予了她这种权力，因而，悲剧的真正制造者是当时的封建制度。贾母没想到，正是她的这颗“爱心”，同时毁掉了宝、黛、钗三个青年人的幸福。可悲的是，直到今天，不知还有多少“贾母”在干类似的蠢事与恶事！这样的悲剧，不同干历史上《窦蛾 》、《赵氏孤儿》之类由于“坏人吃好人”而造成的悲剧，而是一种全新的、体现了“必然性”规律的悲剧。 简单考察一下中外美学史上最杰出的学者对悲剧的分析，我们发现，从亚里士多德、莱辛、席勒、黑格尔、叔本华，到我国学者王国维等人，都强调悲剧结果发生的“不得不然”，即它的“必然性”。如王国维认为：《红楼梦》是最佳的悲剧，因为“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也，但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马克思则将悲剧概括为“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上述言论表明，“必然性”是悲剧最重要的审美特征，体现了这种审美特征的悲剧，是一种最优秀的悲剧。因此，贾宝玉婚姻悲剧也可用马克思的话来表述：『也的心愿体现了“历史的必然要求”，但在当时“实际上不可能实现”，悲剧由此而铸成。就这样，小说写出了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惟一能体现“必然性”审美特征的悲剧。这正是《红楼梦》最伟大的地方之一。 　　从具体的悲剧内容讲，《红楼梦》写出了主角之问爱情与婚姻的分离：黛玉与宝玉唱出了一曲有情而不得结合的悲歌，宝钗与宝玉演就了一场无情而勉强成婚的惨剧！这是小说呈现给历代读者的两种婚姻悲剧模式。第一种悲剧的存在，固然能激起历代读者对封建制度的强烈仇恨，第二种悲剧的存在也有不可低估的意义，它给爱情艺术史上增添了崭新的范例。因宝玉的出 走，这种无爱的婚姻倏然断裂，它引起人们沉重的思索：如果说，《西厢记》挥动了“愿天下有情者皆成眷属”的旗帜，那么，《红楼梦》则树立了“ 愿天下无爱者早早分离”的大纛！它的深刻性在于首次揭示了一个具有现代意味的命题：婚姻的基础是当事者的互爱，是价值观的一致。若非这样，尽管双方都很杰出、优秀，这种婚姻也会失败。这就彻底打破了那种“郎才女貌”的庸俗格局，把人们关于婚恋问题的思考推进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深度。《红楼梦》关于宝、黛、钗爱情悲剧的描写是美学史上的一次辉煌日出，其光辉一直照耀到今天、未来。 　　和我国其他古典小说相比，《红楼梦》从宏观上采用了独特的艺术手法。这就是以现实主义为主，并融入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现实主义的描写，即按事物本来的面目进行准确而细腻的描绘，在此方面，前贤们说得很多，读者也较易接受，故本文不拟重复介绍，而是重点谈谈浪漫主义方面的内小说中的浪漫主义因素，体现在“太虚幻境”这一超现实形象体系的塑造上。此处所说的“太虚幻境”是个广义概念，它不仅指超现实的活动环境，而且包括超现实人物形象，以及具有超现实色彩的情节。 　　作家一开始，就用谐音的方式告诉读者，小说中的神话环境及仙姑之类人物，是生活中无法找到的一种存在：“大荒山”者，“大谎”之言也；“ 无稽崖”者，“无稽之谈”也；“茫茫大士、渺渺僧人”者，“渺渺茫茫” 也；“警幻仙姑”者，“警诫迷幻”之仙姑也——这整个神话体系，“太虚幻境”即“虚无空幻之境”也。 　　那么，这个“太虚幻境”是从哪里来的呢?答日：是从人间来的。我们只要将十五回所写的“太虚幻境”与十七回所写的大观园相对照，就可以明显地发现两者之间的对应关系。不论从自然环境上讲，还是从建筑特征上讲，太虚幻境与大观园都极为神似。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太虚幻境中有“一座石牌横建”……“转过牌坊，便是一座宫门”。而在大观园中，那座“青松拂檐，玉兰绕砌，金辉兽面，彩焕螭头”的正殿前面，也刚好“现出一座玉石牌坊”。小说写道：“宝玉见了这个所在，心中忽有所动，寻思起来，倒象在哪里曾见过的一般，却一时想不起那年月日的事。'’这段话是点睛之笔，可谓“文眼”，说明上述一切极其相似的地方。决不是巧合，而是作家在向读者透露自己的艺术构思：太虚幻境，正是大观园的摹本，是大观园投射到天上的幻象。 这种对应关系不仅只体现在自然环境与宫室建筑上，同时也体现在人物形象上。贾宝玉在太虚幻境中的对应形象，是女娲补天所剩之石，又同时化身为神瑛侍者；林黛玉是灵河岸上的一支绛珠仙草，同时又化身为仙姑潇湘妃子；睛雯是英蓉花神；大观园中其他女性都是天上的仙女。 　　小说为现实生活中的艺术形象“配”上一套超现实形象，这样做有三个好处： 　　第一，太虚幻境的存在，创造了一种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氛，有助于作家充分抒发自己的毋憎情感，强化作品崇高的美学风貌。 浪漫主义艺术的产生往往出于这种情况：在艺术家的眼里，人间的物象不足以表达自己的激情，只好借助超现实的形式加以表达。于是，光怪陆离的神灵世界，在艺术家的中展现开来。曹雪芹极端钟爱宝玉、黛玉、晴雯等人，感到用现实主义的笔墨不足以歌颂他们高贵的品质、纯洁的心灵和美好的仪表，不足以鞭挞造成其人生悲剧的封建制度和腐朽势力。作者笔下的主人公，“其为质则金玉不足喻其贵，其为性则冰雪不足喻其洁，其为神则星日不足喻其精，其为貌则花月不足喻其色”。他们简直是天神下凡。这样，小说中的典型人物及其活动的典型环境，投射到天上的幻象，便是神瑛侍者、潇湘妃子、荚蓉花神等仙人及其活动的太虚幻境。而太虚幻境中的“痴情司”、“结怨司”、“嘲啼司”、“暮哭司”、“春感司”、“秋悲司”， 以及那个用工笔重彩描绘的“薄命司”，则是大观园以至整个封建社会中广大青年女性悲惨命运的象征。黑格尔认为：有限的感性形式容纳不住无限的理念内容，因而引起感性形象的变形和扭曲，显示了有限形式中理性的无限力量，从而引起崇高感。曹雪芹在塑造自己的典型人物时，正是有意地突破了“人”这种感性形式的束缚，使这种形式扭曲、变形，从而以“神”的形态显示出来。天国是人间的摹本，也是人间的理想化；神灵是人的摹本，也是人的理想化，曹雪芹这种将人“神化’’的艺术构思，正是他以澎湃的激情对主人公歌颂、对罪恶社会制度鞭挞的极端形式。《红楼梦》中的爱情，不同于历史上那些轻飘飘甜腻腻的爱情，优美的花娇月媚文字，概括的却是凝重、庄严的悲剧内容，无疑，作者采用这种浪漫主义写作手法，会大大增强自己作品的崇高美。 　　第二，太虚幻境的设置，有助于严密组织结构和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调节、转换读者的审美感受与审美趣味，增加小说的艺术魅力。 　　作品开篇以太虚幻境始，让警幻演奏红楼梦曲，对全书的结构作了提纲挈领的概述，灵活运用“伏笔”这一中国古典小说的技巧，对人物的归宿进行了预示。结尾，以太虚幻境终，让贾宝玉重游幻境，使读者在遥远的呼应中获得艺术的美感。中间，则让一僧一道时隐时现，梭子似地把浪漫主义的五色彩丝巧妙地织进现实生活的画面中去，并使预示得到应验，一头一尾派烈的浪漫主义气氛又不至中断，从而加强了作品在艺术结构上的完整性。 　　此外，一僧一道如同宝二爷从娘胎中带来的那块玉石一样，成为一种艺术道具，一种“虚化剂”，使严肃的社会现实带上浪漫色彩，给予读者更加丰富的美学享受。例如，二十五回写马道婆使用魔法陷害凤姐和宝玉，这个情节把一种浅薄无聊的迷信活动写得煞有介事，一时间，似乎作者也信神信鬼了。其实，这是作者运用浪漫主义的4-法，表现贾府中嫡庶之争、权力之争等矛盾冲突。马道婆的“魔法”在现实生活中决不会生效。作者却故意让她“成功”，并“请”出那一僧一道来除病灭灾。这样，把一场严肃的斗争加以浪漫主义的“虚化”处理，既可以强调贾府中各种矛盾冲突的尖锐性，表现敌对势力不择手段的斗争方式，又可以调节、转换读者的审美感受与审美趣味，增加小说的艺术魅力。这种虚中有关、买中有虚、亦虚亦实、虚实结合的表现手段，正是《红楼梦》浪漫主义艺术手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曹雪芹创造的神话世界，和前代浪漫主义文学作品中出现的神话世界比，具有更加丰富的艺术层次，这是曹雪芹对古典浪漫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第三，太虚幻境中的警幻仙姑及一僧一道等仙人，其言行具有“指点迷津”的作用，可引起人们对人生哲理的深刻反思，从而达到“警世”的目的。 　　例如，第一回疯跛道人念的《好了歌》以及甄士隐的《好了歌注》，其中就蕴含了丰富的人生哲理。《好了歌》主要表达了作者对社会、人生进行的宏观性辩证思索，是对那种追求功名、金钱之类行为的深沉反思。《好了歌注》则主要描述了家族和个人生命史中兴衰、贵贱、贫富、生死、荣辱等等矛盾现象的存在，及其不断相互转化的过程，辩证法的味道更浓。 　　又如，“贾天祥正照风月鉴”这一回中的超现实因素，也含有丰富的人生哲理。警幻仙子所制的“风月宝鉴”，“专治邪思妄动之症，有济世保生之功”，这面镜子，正面照是美人，背面照是骷髅，这真是一种意味深长的对立统一。美人象征贪欲，骷髅象征灾难、死亡；美人是现象，骷髅是本质；美人是原因，骷髅是结果。这些矛盾的双方共寓于一个统一体(“风月宝鉴”)中，它表明了这样一种深刻的哲学思维：要善于透过“美人”这种形式，看到肉欲享乐的实质是灾难与死亡。迷恋于美女，纵情声色，其结果只能败家丧命，看穿肉欲享乐的严重危害，则可“济世保生”。这无疑是曹雪芹从大量生活事实中抽象出来的一条人生哲理，他用巧妙的艺术手段将这一人生哲理具像化，用以劝喻世人。正如高鹗在续书中借“阴司”人之口所说 的那样：“那‘阴司’说有便有，说无就无，皆为世俗溺于生死之说，设言以警世……“(九十八回)“设言以警世”，正是作家采用宗教形式批判宗教迷信思想，教育、警诫群众的一种手段。⑥作家通过超现实人物形象之口，来表达一种哲学思维，其好处可用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的“陌生化”理论来说明。这种理论认为，把人们熟悉的客观对象处理为“陌生”的、不寻常的对象，可以引起艺术接受者的深刻反思，使之更加深入地理解和认识客观对象的本质。《红楼梦》中凡是出于超现实形象人物之口的话，或凡是有这类人介入的事件，都值得读者深思。 　　《红楼梦》在人物塑造、环境描写、情节结构、小说语言、叙事技巧等各方面均达到古代小说的最高艺术水平，几乎每一方面的内容都可以写出一本专著，囿于篇幅的限制，就不一一介绍了。在每回之前的导语中，也有这类文字，请读者参阅。 　　最后，简介一下《红楼梦》的作者与版本，并谈谈对续书的看法。 　　胡适先生在20世纪初期所著的《红楼梦考证》，首次揭开了《红楼梦》作者之谜。在胡适成果的基础上，经过众多专家的研究，形成了如下结论：《红楼梦》的原作者是曹雪芹(17157—17649)，名霜，字梦阮，号雪芹、芹圃、芹溪。其祖先是汉人，大约在明代后期被编入满洲正白旗，身份“包衣 ”，即满洲贵族的家奴。1644年清王朝建都北京以后，曹家成了专为宫廷服务的内务府人员。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担任过江宁织造。祖父唐寅曾任内务府郎中，苏州、江宁织造和两淮巡盐御史。父亲曹顺世袭江宁织造，雍正五年(1727年)获罪革职，第二年家被查抄，全家迁回北京。少年时代的曹雪芹在南京过着富贵奢华的生活，家庭败落以后，曾一度在北京的宗学当教习或差役。后迁居北京西郊，过着“举冢食粥酒常赊”的贫困生活。家庭和个人地位的急剧变化，使他接触到更广阔的社会现实，并受到当时进步思潮的影响，比较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出身的那个阶级的腐朽堕落。因此，他在穷愁潦倒之中，能写出这部伟大的作品。曹雪芹开始创作时，大约在1744年前后，但是，直到他逝世为止，这部书主要完成了前80回，题名为《石头记》。80 回以后的一点片断手稿，可惜来不及整理便散失了。现在看到的小说后40回，一般认为是高鹗所续。高鹗，字兰墅，别号红楼外史，1795年中进士，做过内阁中书等官。他在1791年以前，续补了《石头记》，书名改为《红楼梦》。以上结论，基本上成为红学界的共识。 　　曹雪芹生前，其手稿就为人部分传抄。从1754年左右到1791年以前，《石头记》主要以八十回本的形式在少数人中m传阄。1791年程伟元首次用活字排印了高鹗续补的120回本，即程甲本《红楼梦》。第二年他又排印了高鹗重新修订过1201本，即程乙本《红楼梦》。此后广泛流行的王希廉评本、姚梅伯评本、张新之评本等，都是以程甲本或程乙本为底本的。关于程高本的评价问题，两9-多年来，人们有种种说法。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总地说来，持批评、否定意见的多，有些意见相当尖锐。上世纪90年代以来，情况有了变化，一些人对程高本有了新认识，肯定高鹗续功绩的声音多了起来。 　　笔者对程高本持坚决肯定的态度，并给予很高的评价。理由如下： 　　一、从一般意义上讲，一部书稿，如果没人读，它只是一堆写满了字的纸。即使它以手抄本的形式在少数人中传阅，也不能真正实现其思想与艺术价值。只有通过出版这个环节，让广大读者阅读它，它才获得特定的社会占有形式，得到广泛的流传和永久的保存，从而具有真正的艺术生命。从这个意义上讲，程伟元、高鹗的出书之举，使曹雪芹的劳动成果实现了其生命价值，为中国文学宝库增添了一部伟大作品，他俩在中国文明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 　　二、高鹗续书的最大功劳是使《红楼梦》真正成为一部悲剧。鲁迅关于 悲剧说过一段著名的话：“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从这个角度看问题，n-80~是展示人生有价值的东西，后40回是毁灭这种价值。打个比喻：如果打破一个普通的丑陋瓦罐，不会引起人们的心疼，但如果打碎一个祖宗留下的精美绝伦的花瓶，就会让人特别心疼、痛苦了。前80回，是摆出这个精美的花瓶；后40回，是打碎这个花瓶。前80回的基本情感趋向是高扬的，明朗的，乐观的的情感趋向是低沉的，抑郁的，悲观的。两者之间可形成一条“情感抛物线”。而96至98回描写黛玉逝世的三回则是全书最能激起读者审美高峰体验的一组重要情节。把前80回孤立起来看，它根本不能算悲剧艺术作品，只有把它和后40回联系起来看，它才是悲剧作品。鲁迅所说的“悲凉之雾，遍被华林”，这浓重的悲雾是从后40回生发而起，并弥漫、笼罩全篇的。如果续书不是现成的这样，而是让宝黛终成眷属，那末，前 80回则成了宝黛值得欣慰的回忆与纪念，那么，《红楼梦》就谈不上是什么 “悲剧”了。简言之，后40回的存在，最终形成并强化了这部巨著的宏观悲剧气氛，使《红楼梦》真正成为一部伟大的悲剧作品，这是高鹗续书巨大成功之所在。 　　三、高鹗续书从思想内容上说，能与n80#“接榫”；从艺术上说，也有很高的成就。这两者决定，后40回完全能与前80回形成“全璧”。 　　关于艺术水准的高低问题，正如前文所言，仅以黛玉之死的情节为『列，便足以证明续书作者的实力与天才。其实，由于续书所担负的“实施悲剧结局”的使命，它不能让作者全面施展自己的才能。例如，前80回中，晴雯夭折，曹雪芹替宝玉写了一篇4-华横溢的《芙蓉诔》。到了后40回，黛玉逝世了，高鹗却不再替宝玉写出类似的诗文来，这是作家无才吗?显然不是，而是作家出于全书的需要，与宝玉因失玉而再无“灵气”这一情节相适应，所作的一种“艺术让步”。写什么，不写什么，怎么写，都要从全局出发，而不能“抢戏”，这本身就体现了高鹗的艺术智慧。 　　关于思想性方面，高鹗没有违背曹雪芹的原构思。且以“兰桂齐芳”的话题为剜。前文已述回中，多次正面描写贾兰读书用功，且资质聪慧，不辜负母亲李纨的教养之恩，按照家长的愿望成长起来。另一方面，又利用神话系统，让警幻仙姑对李纨母子的命运进行了预示：诗后叉画一盆茂兰，旁有一位凤冠霞帔的美人，也有判云：“桃李春风结子完，到头谁似一盆兰”。曲子《晚韶华》暗示“戴珠冠，披风袄”，暗示贾兰“气昂昂头戴簪缨，光灿灿胸悬金印，威赫赫爵位高登”。上述文字足以证明，原著对贾兰日后的锦绣前程，已作了多次铺垫，特别是警幻仙姑对母子俩显贵命运的暗示，十分明确。贾兰作为贾氏家族的合法继承人，他的崛起，这本身就意味着贾氏复兴。所以，“齐芳”的“兰桂”，其根子早已扎在原著的土壤之中。可见，在“兰桂齐芳”这一最受人指责的问题上，高鹗与曹雪芹的构思是完全一致的。别的方面，笔者不拟赘言，请读者参看有关的回前导语。 　　正因为程高本《红楼梦》诞生两百多年来，已成功地接受了历代读者的艺术接受检验，高鹗续书被实践证明是在原著基础上的成功再创作，所以，本评注版《红楼梦》，也是一个以程高本为底本的新版本。笔者坚信，欲将原著和续书分开的想法不会获得成功，想取代高鹗续书的新的续作也不会被读者接受。程高本《红楼梦》作为我国伟大的文化艺术瑰宝，将世世代代得到全国、乃至全世界人民的珍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