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孩依然失踪

　　一
　　1971年6月
　　每当爸爸又不见人影时，我们就去汉诺威街找他。妈妈开着我们家那辆橙色小品托车，带着我们一路慢慢开着，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些朦胧的窗户。一排排酒吧烟雾弥漫，上面喜力兹、百威啤酒的招牌闪烁着，酒吧与酒吧之间有些小巷，爸爸通常把那辆挡泥板凹了一块的通用汽车停在那儿。妈妈最好的朋友——玛妮，坐在她旁边的乘客座上，我挤在后面。玛妮的任务就是盯着外面寻找爸爸的货车，可大部分时间她总在抹粉底，涂睫毛，用遮阳板上的镜子照啊照的，往薄嘴唇上抹唇彩。玛妮最近不知在哪儿看到的，说男人们全都迷南方女人，所以她说话时开始带点南方方言。除了“侬大家”和“呀呼”之外，还有许多外号：梨子、蜜糖饼、小蛋糕。十五岁的我觉得自己早已是个男人了，从她嘴里冒出来的这些食品名字只让我觉得饥肠辘辘。
　　今晚，玛妮一边拔眉毛，一边说：“梨子们，那是他的货车吗？”
　　“哪儿？”我说，头伸在她俩中间。我*玩“谁先找到爸爸”的游戏，如果玛妮先发现他的货车，我会很生气，因为我输了。
　　“在那儿，”玛妮说，用指甲敲敲挡风玻璃，“这杂种在那儿。”
　　我扫视着狭窄的停车场，达特桑、福特、普利茅斯、福特、通用车。一想到接下来通常会怎样，心里“怦怦”直跳，妈妈讨厌酒吧，总是派我进里面去把爸爸给逮出来。“这种地方会浪费掉人的一生。”她爱这样说。
　　而我呢，我最喜欢到闹哄哄的砖砌山洞里去，里面永远有一股湿木头、漏气啤酒和香烟的混合味道。我喜欢周围花式台球的撞击声、穿紧身牛仔裤的女人，因为抽烟太多，说话声音沙哑，她们与妈妈那光滑、年轻的肌肤、花罩衫和丝光棉裤、羞怯的举止和轻声细语完全不同。虽然妈妈从不上教堂，她却像常去做礼拜的人。她是星期日的午后，而那些女人则是星期六的深夜。每当爸爸看到我，他会用大手拍着我的肩头，把我介绍给他那帮朋友。爸爸在酒吧里像个电影明星，可能是因为他不像其他那些家伙，他没有秃顶，没有大肚腩，也不胖。一口整齐的牙齿，乌黑的头发，肌肉结实，肚子平坦，一年到头他都穿着那件皱巴巴的粗斜纹布夹克，拿香烟的姿势像捏着大麻。趁爸爸结账时，我抓起一把吸管，第二天早上我和利昂迪塞尔在车站等车时就可以扭它们、折它们玩。有些晚上，我会往我的运动衫口袋里塞满酒浸樱桃和几个绿橄榄，准备送给玛妮。各色水果弄脏我的手，衣袋里染上奇怪的人造红色素，怎么洗也洗不掉。
　　我想起这些就笑了，妈妈这时打了靠边停车的信号灯，踩下刹车。我们全都眯着眼望着停在马龙尼酒吧和露珠旅馆之间那辆货车。即使现在是夏天，汉诺威街道两旁的建筑物之间还横挂着褪了色的圣诞花环钟和天使，在街道上方飘来荡去。每年的12月，霍利多镇会挂起新的节日装饰，然后一年里任天气慢慢将它们摧残拆零。在细金属丝吊着的金钟下面停着玛妮看到的那辆货车，红银相间，虽然现在已是6月，防滑雪链还挂在轮胎上。“不对，”妈妈柔和地说，这语调她失望时才用，“罗伊的货车挡泥板上有凹痕，而且去年3月份他就把链条卸下来了。”
　　“亲爱的，”玛妮说，“那家伙早就把他的拉链拉下来了。”
　　妈妈瞟了一眼侧视镜，把车开回到街上，对这个笑话无动于衷。
　　“听懂了吗？”玛妮说，“球和拉链。”
　　我们俩都没笑，再说这一点也不好笑。前两天，爸爸一直处于我们所谓的“狂醉烂饮”中，就是说自打他星期三出门上班后，就再没见过他人影了。
　　我逮着机会讽刺一下玛妮看错了车。“那些车挂的甚至都不是马萨诸塞的车牌。”我的声音开始变粗了，不像以前那样细，在同龄人中我的声音本来就比一般人尖细，很高兴盼望多时的青春期终于让它开始变得更粗了。玛妮看着我，耸耸肩，好像说她才不在乎，可是我们都知道在这场游戏里她已丢了一两分。
　　玛妮接着拔她的眉毛，她拔眉毛时，我尽量不打岔。一根又一根，一根又一根。玛妮是那种坚信化妆和珠宝拥有改造魔力的女人，她跟妈妈完全不同。妈妈浓密的烟灰色头发总是用发带束着，整整齐齐；绿眼睛是彩绘文身的那种绿；她的笑容不需要唇膏唇彩；无名指上戴着一枚小小银戒指，上面的那颗钻石不会比婴儿的粉色指甲大。
　　我们一路开到了汉诺威街尽头，从那里开出霍利多，上了通往高速公路的匝道。酒吧的灯火在我们身后模糊了，妈妈开始不停地看表，可能才想起看看我们搜寻了多久。我望着窗外一排灰色的公寓楼，一家汽车车身修理店，它的停车场上停着五六辆破车。一排整齐的街灯投下白光，我们的车开过去时，车内滑过一片阴影。玛妮打开收音机，也不调台，打开时是什么台就听什么台，也不管在播什么——乡村音乐、摇滚或告诉她她正朝地狱奔去的《圣经》布道——都行。今晚，车里弥漫的是小提琴声，妈妈想着别的，没在意。我伸出手换台，希望能听到红袜队①比赛的最后一局，玛妮挡开我的手。
　　①波士顿棒球队。
　　“我们别太挑剔了，甜唇，”她说，“就听这个。”
　　“我叫多米尼克。”我对她说，可她已被音乐给迷住，压根儿没听到。我本来可以跟她再吵吵，不过我不听比赛也不会死，我只是想追踪红袜队的比赛，这样才能跟得上爸爸，可整个赛季我都没能做到。
　　我们边听着古典音乐边开车漫游，我想起利昂和汽车站。每个星期五早上，学校乐队那帮家伙拖着装着单簧管、横笛的黑箱子去学校，那些黑箱子真像小棺材，这让利昂很火大。“他妈的，这个小镇的问题就在这儿，”他说，“他们浪费时间教这帮娘儿们弹些没用的乐器。给我一把电吉他，我就加入乐队。”
　　我多次建议他去打鼓，因为我们高中没有一件很酷的乐器，似乎真的让他很恼火，可是利昂说，他对在一个娘娘腔乐队后面打鼓伴奏不感兴趣。
　　我从一年级就认识利昂了，那时他家搬到我家楼下的地下室公寓，那时他就是学校里最调皮的学生了。他瘦削但结实，屁股后口袋里放着把宽齿梳，梳柄永远露在牛仔裤外。他老用那梳子把稀疏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然而，利昂*的标志还是唇上淡淡的胡须痕迹。不知什么原因，他似乎没有发现我尖细的嗓音、额头上冒出的几颗青春痘，让我跟乐队那帮小子很是相像。去年整整一年，我个子窜得很高，可是瘦得像竹竿，细胳膊细腿，我一直觉得很不好意思。
　　“看看你，”只要玛妮从遮阳板上的镜子上看到我的眼睛，她就会说，“你太可爱了。”她薄嘴唇边细纹里的唇膏都干了。
　　这正是我的毛病。我是那种让玛妮那类的怪人、老太太和修女们觉得很可爱的孩子。“他可真可爱，”她们会这样对我妈说，“他准是个真正的少女杀手。”利昂早就与十几个女孩鬼混过了，甚至声称与其中一个有过手指性爱，而我连个吻都没接过。
　　小提琴声起起伏伏，一辆只亮着一盏车前灯的汽车驶过，我们是路上唯一的一辆车，正朝出口驶去。在一片乱松林后面，有辆警车停在路边霍利多汽车旅馆的停车场上，车内灯昏黄，我瞥到了警官的胡须。如果此时爸爸经过，他肯定会开始平时那套嘀咕，说这个镇上所有的警察全是骗子，说他们是群懒得要死的胆小鬼，只会一起关在自己的小男孩俱乐部里。爸爸会点燃一根云士顿香烟，然后开始一大通对尼克松政府、加税和解雇的抱怨。妈妈只是看了眼警车，很为某个超速到55公里的人担忧。
　　“也许该开始新生活了。”她茫然地说。
　　妈妈那样说时，我便心头一动。我出生前，她干的活儿总在变，像别人换工作一样。她生活失败的*证据便是我同母异父的哥哥——杜鲁门。他现在和我舅舅一起住在纽约。“总有一天，”妈妈过去总说，“跟你爸爸全安顿好后，杜鲁门可能会跟我们一起住。”
　　我从没见过杜鲁门。基本上每个月妈妈会坐火车去纽约看他一次。可是不知什么原因，也没人跟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他从不来看我们。我猜妈妈不想让杜鲁门和爸爸见面；也许是杜鲁门来了后，很难再把他送回去；反正我不喜欢她把过去的生活和新生活混在一起，所以这种安排在我看来也不错。
　　不过，我还是有点好奇。
　　“跟我说说杜鲁门的爸爸。”当玛妮靠在车窗玻璃上，闭上眼睛后，我说。那天我在爸妈房间里乱翻时，找到几张照片，不是杜鲁门的，是个男人的照片，浓密的黑发，脸上白皙的皮肤绷得紧紧的，像具木乃伊。
　　“哦，多米尼克，”妈妈说，“我们现在别说那个。”
　　“那我们该说什么？”我问，把头伸在两张凹背椅中间。
　　妈妈两颗前门牙有点合不拢，这点缺陷让她总是抿嘴而笑。我想别人准觉得那表情很甜美，是娇羞模样。对我而言，它总像幸福与悲伤奇怪的交织。“我们来聊聊我在新墨西哥的生活吧。”她那样笑着说。
　　这段生活妈妈*说，它充满了明快的回忆，就像我那些小时候的老书一样快活得有点烦人。第一页：妈妈在阳光明媚的新墨西哥早晨醒来；第二页：她打了个大大的新墨西哥呵欠；第三页：她吃了一顿丰盛的新墨西哥早餐。平淡无奇，我无聊得要死，可是我任妈妈说下去，因为我知道这样会让她觉得好受点。
　　“我过去总是做这种早饭，”她说，“有芫荽、新鲜西红柿、鸡蛋和玉米粉圆饼。”
　　“听上去不错。”我说，装出很感兴趣的样子。
　　“真好笑，以前我觉得我会一直做那种早餐，不管我住在哪儿，和谁住在一起。”
　　“那你为什么现在不做了？”我问她。
　　“我不知道，”她说，“这里的食品店也不一样，马萨诸塞州人人早上都吃薄煎饼和法式烤面包。”
　　妈妈一直说啊说，带我走过她以前游历过的峡谷。当她喋喋不休时，我想到爸爸，大部分时候，我一会儿站在爸爸那边，一会儿又为妈妈难过，可此时，我为自己难过。说到底，谁他妈的愿意深更半夜、漫无目的地开车瞎转，听妈妈唠叨她的新墨西哥之旅呢？如果爸爸没有在汉诺威街上，那就说明他跟新女朋友在一起。如果我们今晚真的想找到他，我们还是去别处看看。“我们可以开到伊迪克拉姆家去。”我突然说道，打断了她的话。
　　妈妈握紧方向盘，专心望着前面的公路，仿佛我们此时正在穿越大峡谷，她需要集中精神。我有股冲动，想摇下车窗让清风进来，调节一下车内气氛。不止一次，我听到妈妈指责爸爸不该跟伊迪睡觉。她仿佛并不仅是猜测，好像还有真凭实据似的，真好笑。伊迪是爸爸上班的塑料厂老板斯坦利埃斯基的前妻。过去这几个月，有三个晚上，我们在汉诺威街上的酒吧里寻他不着。天快亮时，爸爸回来了，他解释说他一直在打牌忘了时间。上周，他声称在工厂停车场里睡着了。
　　“是这样的，”他说，“我把钥匙插进引擎，头靠在方向盘上不过一秒钟，等我醒过来已经四点了。”
　　“他现在得了昏睡病。”妈妈告诉玛妮他的故事时，玛妮说。
　　既然妈妈不听我的建议，我就靠回座位，打开窗户。车里一下全是夏夜清凉的风，玛妮在座位上打了个激灵。“你能把那关上吗？”她问道。
　　我关了一半。
　　玛妮看着妈妈，鼻子尖得像鸡喙，眼睛瞪得如满月。“特莉，多米尼克说得没错。我是说，如果你真的想找到罗伊，我们可以去伊迪家看看他在不在。”
　　“如果他在，那怎么办？”
　　“我们甚至用不着停车。我们只是这样开过去，如果他的货车停在私家车道上，等他回家后，你可以让他再也别来那套胡说八道了。”
　　我们全知道——至少我知道——在爸妈之间，这永远不可能。接下来的情形会是这样：爸爸进门；妈妈会愤愤地指责一通，当场落泪；然后被他的花言巧语骗进卧室，在那里疯狂做爱。声音大到我听得见，大到令我作呕。之后，妈妈像什么也没发生过，她会笑着问我：“晚饭你想吃什么？”或者“今天学校怎么样？”我最讨厌的是：当爸爸在她的黑名单上时，她把我当个成熟男人，是她在这事上的伙伴，可一旦爸爸把她哄好，我又成了个男孩，只不过是他们的儿子罢了。
　　妈妈从高速公路上下来，穿过哈特镇路，经过狭窄的铁路木桥来到格林威治农场。镇上这块地方没有街灯，从车窗外望去，只能看到黑沉沉的天空下茂密的树枝阴影，电线杆之间下垂的电话线。我们经过时，佩格鲁索沼泽地散发出化粪池一般的恶臭。不久我们就开上了巴恩山，往伊迪家开去。她住在一幢维多利亚风格的大房子里，斜屋顶盘旋而上，她离婚后柠檬黄墙漆也剥落了。好几次，我和利昂在狗舍后面的停车场上游荡，往嘴里塞着薯条和热狗时，我们看到了伊迪。她高高的个子，修长的腿，头发像洗发水广告上的一样，有着海绵小蛋糕那般的黄色。利昂知道她离婚了，对他而言，这令她更多了一份淫荡。只要看到她，接下来几个小时他全用来猜测她的性爱好了，她喜欢怎么做，她跟多少个男人好过什么的。
　　我们上到山顶后，妈妈慢了下来，夜晚汽车发出轻微的“沙沙”声。我们碾过这地方，望着窗外。这所房子褪去了往日的荣耀，剥落的油漆下，宏伟的框架裸露出来。突然间，我想到爸爸喝得醉醺醺的似乎也不太糟。如果他不在这里，我们可以把玛妮送回家，然后平静地掉头回家，等他回来睡觉。
　　“你看见他的货车了吗？”玛妮问。
　　伊迪家圆圆的鹅卵石车道上，除了一辆卡迪拉克外，空空如也。
　　“他不在这儿，”妈妈说，如释重负地舒了一口气，“他不在这儿。”
　　在路尽头，她把车掉个头，打道回府前又一次经过那里。
　　“等等，”玛妮说，“慢点，慢点。”
　　妈妈犹豫着，她似乎真不想停下来，相信爸爸不在这里令她感觉很好。他和朋友们喝醉了；他在打扑克；他在工厂停车场里睡着了。然而，在房子另一侧，通往旧谷仓的车道上，玛妮和我同时看到了他的通用车。
　　“他的货车在那儿。”我们异口同声地说。
　　妈妈把车在街当中停下，她望着那辆货车，黑黑的车前灯恼火地回望过来。一个瞌睡的巨人，在深夜里死气沉沉。
　　“蜜糖饼，”玛妮说，“你不能就停在马路当中啊，我们会被车撞的。”
　　妈妈头往回靠在座椅上，我看得到她脸上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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