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视角下的需求约束与我国产业发展研究

本书运用理论分析、数学建模以及计量经济学等方法从需求视角对开放条件下中国产业的发展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具体说来，本书主要的创新点和成果如下：

第一，本书提出了一个内含需求因素的产业演化的理论模型，分析了在需求约束条件下一国的技术创新和产业演化状况，并且用数值模拟形式对其进行了刻画，发现从需求角度出发来研究经济增长和产业演化比从供给角度来对此进行分析更符合对现实的描述。另外，本书对在开放条件下后发国家如何能够实现其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进行了理论分析，并且指出了国内高层次的需求空间和政府的扶持鼓励政策对于后发国家产业升级的重要性。

第二，本书首先从理论上对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然后利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以及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了我国外贸出口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本书证明了20世纪80年代末期尤其是90年代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主导着产业结构变化的一般化判断。这一分析结果揭示了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越来越偏离国内需求结构的趋势，即我国产业结构演变是建立在国外需求的基础之上。另外，研究还发现，这种模式下我国产业发展的质量也并不高。这些都预示着我国的国内经济运行潜伏着巨大的波动性风险，而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出现使得我国产业调整已迫在眉睫。

第三，投入的高风险也使得企业对从事研发研究持非常谨慎的态度。由于这些情形的存在,政府可以运用产业组织政策激励企业的研发活动。不过，目前的产业组织政策有弥补企业研发不足的理论可能性，但实际效果却并不一定令人满意。本书认为，这其中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政府产业政策的实施或多或少的忽视了产业市场结构特征。实际上，识别产业市场结构特征对制定和实施恰当的产业组织政策极为重要，相同的产业组织政策作用于具有不同产业市场结构特征的产业来说，其效果会是截然不同的。本书通过构建一般均衡模型并结合市场结构特征对产业组织政策的适用性进行了理论探讨。研究发现，不稳定状态下企业自身的研发水平不可能达到*，即使在均衡状态下，也不一定是*的。由此，本书认为，对于过度竞争和产能过剩产业，需要政府出台规制性的产业政策，逐步抬高进入成本，鼓励兼并；对于垄断性产业，需要政府出台竞争性的产业政策，鼓励竞争；对于新兴产业，需要政府出台扶持性的产业组织政策，加大产业扶持力度。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为了激励企业研发，无论哪种产业组织政策，均不应对市场竞争机制造成干扰和破坏。

第四，本书构建企业异质性模型，从进入门槛视角探讨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研究发现，各级政府盲目的扶持政策会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扩张，但会降低行业进入门槛，导致产业低端化；本土市场空间变化不会影响低端企业的进入门槛，但市场扩张会降低具有自主创新能力企业的进入门槛，激励企业研发，市场缩小会提高自主创新的进入门槛，进而导致创新能力不足。对模型的拓展分析认为，“干中学效应”与“母市场效应”相结合，能够提升本土企业的技术水平。不过为了实现此目的，各级政府要限制一般加工环节的进入门槛，重点扶持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企业，各种优惠政策措施向研发端倾斜，通过各种手段扩展内部市场空间。

第五，虽然大量研究表明生产性服务业有助于提升制造业效率，但这些研究基本上无法就产业升级、转移等重要问题得出有价值的结论。这里面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在于，它们基本上都忽视了两者在空间上的互动机制和市场一体化的作用。我们的贡献在于，将空间因素融入其中，从理论层面上探讨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在空间上的互动关系，指出了区域市场一体化的意义，并以区域经济一体化做的比较成功的长三角为例对理论进行了实证检验。基于上述分析，本书指出了区域振兴规划、高铁建设以及中西部地区崛起的战略意义

第六，不论在理论还是现实层面上都没有充分证据表明环境污染在全球有降低的迹象。本书通过理论分析指出，发达国家技术进步考虑更多的是自身利润状况而不是进步本身给社会带来的影响，这导致了环境污染的持续增加，而末端治理模式使得发达国家企业或者将污染部分向后发国家转移或者进行技术创新，但新技术又会导致新的污染产生。当越来越多的后发国家进入工业化进程时，末端治理下的技术进步将变得不可持续。由此，后发国家对污染的治理更应该采取*治理模式，本书给出了需求约束背景下我国*治理下的技术进步模式及其政策支撑体系。

第七，半城镇化是与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相伴随的一个重要特征。本书理论分析表明，劳动力流入能够推动经济增长，当流入达到一定规模时，流入地经济会跃上一个新的台阶；当经济增长放缓时，半城镇化下的劳动力将会出现回流，回达流到一定程度时，会带来流出地经济的急剧下滑。基于我国1980—2013年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工业化是我国半城镇化的触发条件，服务业才是半城镇化成长的主要驱动因素。不过，由于半城镇化下流入的劳动力消费不足，这导致服务业发展水平低、层次不高，服务业的良性自循环功能并不完善。当工业开始外移时，服务业将会出现下滑，进而劳动力外流，这可能会引致逆城镇化和“中等收入陷阱”等风险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