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年谱编撰的新思考棗-兼述陈鸿祥先生的《王国维年谱》 　　文/王学海 　　自宋代吕大防编撰《韩吏部文公集年谱》、赵子栋编撰《杜工部年谱》始，年谱作为记述历史人物生平的重要载体，已日益为研究者们所重视。梁启超晚年在清华研究院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结合他自己的史学实践，把年谱与传记并称为“人的专史”，纳入了新史学范畴。(参见《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从那时以来，年谱不但作为传记体裁进入了源远流长的中国史学的殿堂，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渐趋丰富，特别是本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宽松的环境，传记与年谱竞相争艳，成为新时期文化学术繁荣兴旺的特有景观之一。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年谱的编撰，从内容到方法均有所出新，呈现了新一代的风貌。如若以新旧年谱作比较，那么，新年谱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由过去那种单一的按年月序列独记谱主之行坐起居，已发展至立足于史学棗思想这么一个本体论的基点；在这里年谱不再是单纯的史料罗列，而是通过客观的史料为依托，在探索谱主历史命运的同时，把谱主已经过去了的生命史重新激活起来。这种把梁氏所说“人的专史”体现于年谱中的写法，就是把谱主的历史作了新的演绎；这种新的演绎，不仅重新激活了谱主的生命史，而且被直接作为一种哲学和史学的思想活动进入读者的审美鉴赏之中。仅就文化学术而言，人们在学习和借鉴名师前贤时，便会从这里找到既是历史的、又是当代的科学依据。再就人才学的角度而论，此种史学棗思想的本体论基点，打破了过去那种只要占有材料，便可以编谱成家的单薄相和霸气，可让真正有才华有思想的学者，在材料面前公平地作深透的思考和多元的阐述，从而给现代史学增添真正的含金量。应该说，近年来编得好的和比较好的名人年谱正是由于立足于此点，才使向被视为贫乏的年谱广受欢迎，焕发了新的学术活力。我国王国维研究的专家陈鸿祥先生的《王国维年谱》(齐鲁书社1991年版)，便是具有以上新特点的一部年谱新著。 　　王国维作为学贯中西、蜚声世界的学术大师，在文学、史学和人文科学的诸多领域都有杰出的建树，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他的影响，历久而弥隆。对于他的生平业绩，有待我们作更深入、更细致、更精当的科学探讨。近读王国维女儿王东明女士《读父亲年谱有感》，使我尤感亲切和受益。说亲切，是因为在去年清华大学举办的两岸三地学者参加的纪念王国维先生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我有幸向东明女士当面请教，并一起合影留念；说受益，是由于东明女士此文亲切地追述了自己的弟兄姐妹的人数与出生日期等外人难以确知的细节，从而补充或纠正了现行年谱及其他传记性著述中某些未详或疏漏的说法。同时，由东明女士的“有感”，也引发了我对王氏生平及其年谱的若干新的思考。 　　思考之一，东明女士文中对陈鸿祥先生《王国维年谱》中提及的“金人”及所作的解释，提出了看法。东明女士根据陈谱引录罗仲安老人回忆所说“家中遇有纠纷，先生不作左右，袒护潘夫人，人谓其如“金人”，认为陈谱由此“推论”为“与继室潘夫人，年龄相距较大，故视若‘金人’，此两金人之含义，相差千里，前者指父亲，只是缄默，不加可否。后者则视(继室)若神明，显指父亲的对潘氏宠妪之意，与罗仲安原意也不合。”其实陈谱并无此意。“金人”者，铜铸之佛象也，陈鸿祥先生在王国维《咏史二十首》的注释中，曾有明确的说解(参见陈著《王国维与文学》)，仲安老人回忆中的意思是指三缄其口。陈谱中虽也写到观堂先生在处理家庭关系中或有“偏袒之处”，但这“偏袒”二宇是被年谱作者明显地打上了引号。特别是紧接上句，陈谱明确指出，观堂先生“一向只顾读书写作，不问家事，纵然母子不和、婆媳龃龉，亦不闻不问”。这样地来描写和记述观堂先生之“金人”形象，我想应该是公正的，因为这实在是真正做学问而不屑颐及家庭琐事，以毕生精力奉献文化学术的大师形象。窃以为，年谱作者在这里运用了艺术思维，是与史学的科学思维同质的。因为，这并非凭空想象和任意发挥，而是依据亲炙观堂风貌的当事者记述，倾注了对观堂先生的敬仰之情，故阐发了完全符合逻辑的思想，所以是科学的。在这里，艺术的思维不仅以其独特的方式去帮助史学摆脱干巴巴的史料准砌，而且以其独特的方式，去形象地丰富科学，从而使科学更具生动性和形象性。陈著《王国维年谱》无疑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尝试和探索。 　　思考之二，东明女士文中对陈谱引录的罗仲安老人回忆所说“潘氏夫人乃前夫人莫氏之侄女”作了补正，即实系“表甥女”。为谨慎，笔者又查阅了几种年谱，知东明女士是观堂先生随罗氏“辛亥东渡”以后出生的(1913年)，是潘夫人的长女，故对其生母有更深切的了解，确非外人所能及。不过，这其实与陈谱阐释“罗王失和”并不矛盾。对此，陈谱据罗仲安老人回忆，参酌有关史实，曾作了三点论说。除前述“金人”之说外，第一点，潜明系王氏长子，前妻莫夫人所生，知继母本是“表姐”，这种特殊的母子关系，难以使他在感情上接受，亦即仲安老人回忆所云“不甚服贴”；再一点，就是观堂先生自日本回国以后，租借上海大通路吴兴里的房子。罗氏(振玉)作为精通甲骨、金文并与王氏共同创建“罗王之学”的人，其以《周易》为人生之测器，并因而不满王氏因房子价廉而租下此“闹鬼”之居又作了潜明夫妇之寓，这看似推论，却甚合罗氏因女婿潜明之丧而携爱女“大归”的情理。尤其是陈谱既以一个史学者之真诚治学心态去“秉笔直书”仲安老人回忆涉及的这段外人难以知晓的隐情；又明确指出，对于所谓“闹鬼”，“王氏能泰然处之，不为所动，于今视之，正好说明其具有科学头脑，不信鬼神”。王氏既精通《周易》又能不迷信，这种人文加科学的精神在王氏身上潜在着，是被历来研究王氏之学的专家学者们所忽视的，而陈鸿祥先生却是注意到了这一点，可谓“独具只眼”地在年谱中首次把它提到了科学研究的层面上，应该说这是在王氏研究领域中的一大新贡献!这又启示我们，年谱的编撰，若专限于谱主一人之身之言之行，就难免带有某些主观的因素或情绪；如能间以左右，引以不同方面之说来作某种角度的佐证，恰为谱主之客观形象作了公正的营造。而陈谱之公正性，还在于引用了“罗王失和”之后罗氏后裔提供的史实(陈鸿祥先生曾不辞辛劳，数年与罗氏后裔通信并登门拜访求教)，从而在客观上树立起了王氏可敬可信的历史形象。 　　思考之三，以东明女士的“有感”，使我们更感编谱立传，在深入发掘谱主生平事迹、遗事、快文等有文可征的史料的同时，尚需旁搜博采，努力搜访谱主有关的方方面面之人(包括他们的亲友后裔)的口述或回忆等“口碑”。昔司马迁愤发撰《史记》，凡一百三十篇，其中既有发“金匿石室”之书的秘史，又有实地探访的珍闻；既有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及谱子百家之书编撰之篇，又有亲访鸿儒名将、野老耆宿、游侠逸隐等三教九流，观颜察貌，记其言谈而成文章。此历史与现实相融汇、文献与口碑相结合之法，实乃《史记》所开启的中国史传写作的一大优良传统。鲁迅先生在谈及他的历史小说《故事新编》时也曾说过，不是把古人写得更死，意即在历史人物身上灌注新的生命，使之“活”起来，这就需要鲜活的口碑。即以东明女士此文为例，她回忆观堂1927年“自沉”以后，其家人返海宁故里，大嫂(即潜明妻)“曾专程到海宁探视潘氏母亲，时间虽短，诚意仍令人感动，平时书信往来，未尝间断”。这些看似生活琐事，实为了解罗王两家至亲关系所不可少，对于从多侧面探讨“罗王失和”之前因后果亦十分有益。同样，“罗氏三姐妹”即孟康(庄)、仲安(静)、守巽(慧)是观堂先生生前挚友罗振常女儿、罗振玉的侄女，她们既随罗王东渡日本，当观堂先生1914年返抵上海时，都已长成十七八岁或十岁以上的少女，故其当时所记或后来所写回忆，都能道出非亲历者无从提供的见闻和感受，这对编谱立传之人，无疑是难得的“第一手史料”，而决非无稽之谈的“齐东野语”。 　　除了史料的搜访之外，我们还应特别注重刘知几倡导的“史识”。对于年谱的编撰而言，就是要有年谱作者自己的主见棗在收集、整理、研究和分析谱主史料时所产生的思想，而且应该是那种不依傍前人之说、能冲出旧见的独立见解。我们认为，生命是一种体验，科学是一种实验，在体验与实验之间，我们能说出自己的话来，这就是“史识”。所以，“史识”应该不是一个被固定了的概念，更不是一种早已有了定义了的陋见陈说。“史识”应该是有着深厚历史内涵的崭新的人文观照，就后一辈学人而言，理当比前一代的学人有更丰厚、更新颖、更深刻的见解。只有这样)才能不受谱主家属的情绪感情等影响，又不被其他相关人物已有说法(或某种需要)所束缚，从中体现出梁启超先生所强调的“学者的人格”来；才不致于因上述原因而使学者作茧自缚，陷入“学术的尴尬”之中去。据此，再重读陈鸿祥先生的《王国维年谱》，我觉得蔡老尚思先生在卷首的题词中谓之“特点有三新”，即内容新、观点新、体例新，确是知言。这“三新”归结成一点，就是表现了编撰者新的“史识”。这本历时近十年编成的年谱，无论对观堂先生生平著译的考释，还是对观堂先生“自沉”的内外因的评述，在它出版了七八年之后，仍能受到包括观堂先生后人在内的研究者的垂注，就足以能说明它卓尔独立、迥异旧谱的个性来。 　　重读陈著年谱，我还感到年谱是谱主的一个整体显现，但整体并非就是完美。正如观堂先生的为人、学问体现着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正义观一样(此正义由陈寅格先生在王氏“自沉”后被阐释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名人编年谱之后学，做学问的立足点当仍以“义”为主。《中庸》曾谓：义，宜也。《孟子 ．告子》(上)也谓：义，人路也。宜，公正之说法(活动)也；人路，遵循真实之实践也。因此，如实地、全面地记述谱主的一生，真实地、客观地为谱主作出评判，这才是整体，尽管这整体中可能包括着谱主的某些不足甚至缺陷，但我相信只有此类年谱，才会永载史册而为后人所器重，为科学研究者所接纳。同时，也能在编撰过程中，以“义”为线，与谱主相牵而进入真善美的境界。因为谱主的快事已是一种历史的活动，而年谱的作者之编撰是一个做学问的行为过程，把凝固了的历史活动，在著者的行为过程中重新激活起来，依据的是什么?我想，主要的应该是著者的评判和思想。思想，只有思想，才能让千年历史重生光彩；思想，只有思想，才会叫万年古人重作榜样。然思想的运行之轨，恰在于义也。这是“史识”的基本概念，也是史学的基本命题，更是史学工作者的人格力量所在吧!凡此，再来看尔今书市上诸多的“名人年谱”与“名人传记”，或为推出“泰斗”、“大师”类光辉形象，而悄悄割去了不甚光亮的另一面；或是只述其超凡人圣的一面，而掩盖了其俗世庸乏的另一面。此种做学问的“行为过程”，虽会因暂时取悦一方而给自己名利双收，但却决不会在日后成为“信史”，当引以为戒也。此乃思考之四。[作者单位：浙江省海宁市王国维研究会](摘自《学海》199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