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散文选集

当我刚刚编完这本《梁实秋散文选集》书稿时，从海峡的彼岸传来了梁实秋先生在台北猝然病逝的消息，令人为之扼腕长叹。可以告慰梁先生的是，他的名字和作品正逐渐为海峡两岸所熟知、所认识、所理解。梁实秋，名治华。1903年1月6日出生于北京。父亲是前清秀才，后曾入同文馆攻习英文，以后在京师警察厅任 职。母亲是杭州人，颇有学识，治家很严。他五六岁起即在 家中识字描红。191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从京师第三小学毕业，随后又考入清华学校，经中等科后又升入高等科，在“水木清华”的校园里度过了八年难忘的岁月。1920年前后，受“五四”新文学影响，他开始在文坛上崭露头角，与闻一多、朱湘等同学组织了“清华文学社”，担任《清华周刊》的文艺编辑。这一时期，发表了不少情炽词丽的新诗和颇具慧眼的诗评，显示了不寻常的文学才华。清华期间，他与闻一多合作出版了一本《冬夜草儿评论》，受到了郭沫若的赞赏，梁实秋因此而与创造社建立了联系，他后来有不少作品都发表在《创造》上。 1923年初秋，他从清华毕业后来到了美国，先后在科罗拉多大学和哈佛大学等地研读英美文学批评。留美期问，虽然在创作上无甚成就，但这三年对于他的一生来说，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意义。他在哈佛做白璧德教授的研究生时，对白氏的新人文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此他从青春的浪漫转到了传统的古典，成了一位古典主义的批评家。 1927年春，他为避北伐兵乱，从南京来到上海，在《时事新报》编辑《青光》副刊。从五月始至八月初，他以“秋郎”的笔名在副刊上发表了百来篇小品，这年十月，他将这些文字择选了四十七篇编成《骂人的艺术》一书，交由新月书店出版。这一时期，他除了在大学授课外，还参加了新月书店和《新月》杂志的编辑出版工作。1927年11月，他在《复旦旬报》上发表了一篇《卢梭论女子教育》，文章表现了一种明显的旧派意识和精神贵族自以为是的傲然态度，立即遭到了鲁迅的驳击，由此揭开了双方的一场论战，以后又涉及了文学翻译、文学的阶级性诸种问题。这场论战，表现出了自由主义文人与左翼文坛之间在思想意识和文学观念上的严峻对立，这种对立实际上反映出了当时中国的严峻复杂的社会政治情势。与此同时，梁实秋又因在《新月》上发表了一些抨击时政的文章，而得罪了政府当局，《新月》杂志也因此而遭到查封。1930年，梁实秋因不堪“沪上的尘嚣”，遂与闻一多一起来到了风清气爽的青岛大学任教。四年后又应胡适之邀回到了故乡担任了北京大学的外文系主任。这一时期，他主要从事教学、翻译和文学批评工作，先后出版了《浪漫的与古典的》、《文学的纪律》、《文艺批评论》、《偏见集》四本论文集。1935年.他在北平创办了《自由评论》杂志 评议时政，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于是人们渐渐地忘记了他曾是一位颇有成就的新诗人和小品文作家。 1937年7月初，他应蒋介石之邀上庐山参加了商议国事的学界名流谈话会。“七·七”事变以后，他为避日本宪兵的捕杀而只身匆匆南下，后又随国民党政府入川，在国立编译馆负责中小学教科书的编写工作。入蜀以后，他又重新操起了散文的笔·在《星期评论》等杂志上辟设“雅舍小品”专栏，发表了20篇散文。抗战结束后他回到了北平任孝 在《世纪评论》上又发表了14篇，于1947年结集准备出版，后来由于战事迭起，终于未能付梓。一九四九年他东渡台湾后，这本《雅舍小品》即由正中书局在台北出版，受到了各界读者的广泛读者的广泛重视，至今已发行了五十余版。入台以后，他在教学之余，埋头著译，以一人之力译出了《莎士比亚全集》四十卷，并在各报刊杂志上发表了大量的散文，结集出版的有：《谈徐志摩》、《清华八年》、《秋室杂文》、《谈闻一多》、《秋室杂忆》、《西雅图杂记》、《雅舍小品续集》、《看云集》、《槐园梦忆》、《梁实秋札记》、《白猫王子及其他》、《雅舍小品三 集》、《雅舍杂文》、《雅舍谈吃》、《雅舍小品四集》、《雅舍怀旧》等近二十本散文集，成了台港及海外文学界赫然知名的散文大家。 梁实秋出生于一个充满书香气的旧式官僚家庭。父亲书房内的四壁图书，盈室轴卷，使他自小就浸淫在古典的文化氛围中。家中旧式的礼规繁多，上下等级森严，年节忌日里的一系列祭祖拜神的典仪，最能体现出中国文化的传统色彩。在幽深闭锁的大宅院内成长起来的梁实秋，无疑受到了这种传统文化的潜移默化的熏染。在本世纪初年，梁家在经济上基本属于中上层社会，自幼无愁衣食、不知饥寒的生活，与下层仆人禁绝的规矩，使他在精神上酿成了一种贵族式的优越感，一种与下层贫民间的情感隔阂。因此，对于现存的经济制度，现存的阶级秩序，他缺乏一种强烈的政治变革的欲求，对于维系既存生活方式和既存社会秩序的儒家思想，在情感上具有一种亲切感。传统文化的熏染和阶级门第的因素，以及他个人对于社会、人生的独特的经历，使得他的整个人生观呈现出一种比较保守、温和、陈旧的色调。这种人生观，在政治上表现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反对摧枯拉朽的暴力革命，“主张由国家倡导从农业社会进而为工业社会”，既通过渐进改良的方式使中国摆脱贫困进而发展为现代资本主义，同时主张实行“民主自由”的政体；在文学上表现为鼓吹典雅、稳健、传统的古典主义，认为描写人性、表现人性是文学的根本宗旨，排斥古典主义的及一切近现代文学思潮；在伦理道德上，表现为浓厚的复旧主义，重新张 扬儒家传统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伦理规范，大力倡导“俭风俭德”。 这种保守的人生思想，基本上贯穿于他一生的始终。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人生观是一锤既定便毫无变化的。事实上，他思想中的各种基因并不呈现为一种固定不变的恒态。 大致说来，他的思想经过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识事后至遇见白璧德以前。这一时期他虽然深受家庭中旧文化氛围的影响，但这主要是一种被动的、无意识的接受，在思想上尚未形成一种明确的人生观。正值青春年少的时候，“五四”的洪流挟带着各种近现代的思潮滚滚而。梁实秋贪婪地呼吸着新时代的空气，兴奋地渴望着加入新时代的行列。他衷心赞赏情感盈、想象瑰丽的郭沫若，崇拜飞扬蹈励、蔑视传统的拜伦。在他身上，传统的保守气息基本上被青春的浪漫和热情盖过了。四十余首的新诗作最能体现出这一阶段的思想特色。但这种青春的浪漫没有持续很久就逐渐消失了，甚至可以说，这种青春的浪漫只是借着外来的风暴在他思想表层上暂时激起的一片浪花，它并没有本质地反映出其思想内核的底蕴。因此当梁实秋进入了哈佛的白璧德讲堂后，这种青春的浪漫就彻底地崩溃了。他在白璧德面前感到惶恐，感到愧疚，同时又有一种涅槃后新生的愉悦感。从此他告别了青春的浪漫，在思想上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但从总体上来说，这其实并不完全是一种质的变化。认真说来，没有任何一种思想影响是纯粹的单向灌输。 从根本上来说，一个人受某个人或某种思潮的影响无非是一种自我的发现，是自己本已存在但潜隐着的东西被唤醒。 因此，梁实秋对白璧德的服膺，与其说是一种单向的信奉，毋庸说是一种双向的内在精神的契合。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究其实质，是一种保守的、尚古复旧的思想哲学，它只是一种古希腊文化、基督教文化、儒家文化和佛教文化四流合一的杂糅体，其根本要旨，即是力图恢复古典文化的精神和传统的秩序，以此来匡正和补救由近代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带来的人欲膨胀、礼崩乐坏的弊病。正是这一点，使吴宓、梅光迪等人感到在西方找到了知音，也正是这一点，唤起了沉睡在梁实秋心灵深处的保守意识，他的一些朦胧的思想在白璧德的梳理下形成了一种明确的人生哲学。因此，他在归国以后，自动切断了与创造社的联系，忏悔式地几乎全盘否定了“五四”新文学的成就，竭力推举传统的古典主义，并且以儒家“兼济天下”的入世精神，积极地批评国民党政府的专制政策，强烈要求结束训政，取消党治，建立宪法政府，保障民权。这一时期，梁实秋的思想意识是传统保守的，但他的政治态度是积极进取的。然而1937年爆发的一场空前的民族战争，却使他的思想陷入了一场深刻的危机。入蜀是他思想发展的又一个分界点。入蜀以前，儒家式的进取精神构成了他人生态度的一个主要方面，在埋首学问的同时，他胸中仍时时鼓荡着一种传统士大夫的匡世救弊的历史责任感。诚如他自己所说：“我对政治并无野心，但是对于国事不能不问。所以我办了一个周刊《自由评论》，以鼓吹爱国提倡自由为原则”（《槐园梦忆》第60页，台北远东图书公司1983年版）。 他因力主抗战而被北平的日本宪兵队列入了黑名单。但是他的政治热情和理想在一场空前规模的残酷战争中被重重地击毁了。南北流徒的逃亡生活几乎使他在炮火中丧生，与妻儿的离散更加深了他心头的郁悒，内心不觉滋生了一种人生无常的虚幻感。他痛苦地感到，在民族危亡的严重时刻，一个知识分子的草芥之命竟是如此地无足轻重。当身为国民参政会议长的汪精卫在1938年底卖国通敌后，作为参政员的梁实秋痛苦地感到自己被政客们愚弄了。入蜀以后，他又亲眼目睹了一些政治大亨大发国难财的种种劣迹，于是，他对现实政治几乎完全失望了。一种沉重的失落感和幻灭感充塞了他的心头。从自己前半生的经验中，他无可奈何地感悟到：“国政大事，非权要之人无力干预，官场龌龊，亦非正直之人涉足之所，区区书生，只能埋首做点学问聊慰平生而已”。“无补大局，宁愿三缄其口”。因此当有朋友请他接编《中央日报》的《平明》副刊时，他在《编者的话》中发表了这么一段话：“现在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为不同。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中央日报》1938年12月1日）。就词意来说，这段话并无偏颇之处，但也多少流露出了他当时的心境，曾遭到了左翼文艺界的激烈批驳。由于时代和政治的因素，其间夹杂了不少偏激之辞。这一段是非曲折，直至近年柯灵先生撰文论析，才基本得到了廓清。不过，入蜀确是梁实秋人生态度的一个转折点。他开始从“兼济天下”转 到了“独善其身”，从追求外界事业的成功转到了追求内心生活的丰富，在人生哲学上，他逐渐不自觉地向老庄靠拢，日后并对佛禅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试图在巴山蜀水中寻求恬淡闲适的情趣，随心所欲不逾矩地充分享受人生的意蕴。他的《雅舍小品》，正是这样一种思想情绪的抒发，他以后的大部分散文，都是“雅舍”精神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