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为与人言

　　《人为与人言》（2003年8月）一书，以其独立的个性化文学言说，对当代人的生存悖论进行了详尽分析，展现出深刻的思想原创精神，也展现了作者个性化的随笔诉求。在当代随笔文体的写作中，葛红兵是非常突出的一位，他可能正接近某个文体创新的边缘。笔者认为，《人为与人言》一书是对当下思想学术界失语症状的一个突破，也是随笔写作方式的一个突破，他让随笔文体真正亲近了思想，成为追求独立人格的方式。 　　 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陆思想界异常活跃，但如果绕开了洛克、伯林、波普、哈耶克、别尔嘉耶夫、奥维尔、哈维尔等，人们简直就“无话可说”。这种言说状况无法改变当下中国思想学术界由来已久的“失语”症状。这种失语现象是由人们在当代的生存悖论造成的。笔者认为，在汉语语境中能否揭示现时代人的生存悖论，是我们民族最终能否从传统走向现代一个标志。 　　 葛红兵探讨的主要方向是：“人为”——怎么行事？“人言”——怎么说话？作者想回答这样一些问题：人为什么要说话？他要说什么话？怎么说？人怎么操控自己的行为？又如何被操控？作者讨论的要点是：1、发誓?诅咒?指使?告诉?祈祷?沉默?避讳?语录；2、异口同声?口号?鸦雀无声?闲言碎语?独夫之语；3、群集?群集?暴力?因循?屈从?媚俗?自闭?旁观?狂欢?施虐?恐怖；4、论“赤裸”――身体的神性状态?论“恶心”――身体的道德状态?论“洗浴”――身体的真理状态?论”颤栗”——身体的审美状态；5、生存论视域中的问题：穷愁?悔恨?陶醉?晕眩?争执。 　　 《人为与人言》分为七辑，其中第一辑——《人们聚集在一起想干什么？》，由22篇文章构成：《集会——游行：作态、狂欢、旁观》、《口号：群集说话方式》、《群集在沉默中听从：鸦雀无声》、《从“鸦雀无声”到“异口同声”》、《流言——“众口一词”》、《闲言碎语》、《群集是这样一种生物体》、《恐怖作为群集之自生存技术》、《独夫之语》、《语录：话语的等级与存在者的等级》，等等。在这一辑里，作者将作为“群集”的芸芸众生的生存样态通过凝练的文学语言栩栩如生地刻画出来了：“这是这样一个群集，他们呼喊的都是他们所不知道的或者所反对的，但是只要他们走上了街头就是一群地道的好演员，他们盛装投入，参加一场虚情演出。但是在这场演出中，他们没有扮演任何其他人，而是扮演自己，通过扮演他们忘记了真实的我，而投入到另一个被当局塑造起来的自我中，这个被塑造起来的自我的唯一目的就是反对那个真实的自我。作态的群集，他们带到大街上的只是他们的躯壳，而他们的灵魂被取消了，他们呼喊得越多也就失去得越多，他们越是说话便越是使自己成了一个他人，一个和自我对立的人。”在《恐怖作为群集之自生存技术》篇中，作者揭示了“群集”生存的秘密即是建立在暴力之上的“恐怖”。作者对“群集”生活中人们的说话方式的描述，是我们太熟悉的了，早已熟悉到熟视无睹和成为无意识的程度了。当作者将它的真相揭示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却才如梦初醒：原来“群集”只是以“进天国”为名召集来的道具。虽然群集也用自己的嘴说话，但却是“异口同声”；虽然群集也沉默，但这种沉默是没有思考的沉默――“鸦雀无声”；有时，我们会为了自己的生存，“众口一词”：“钉他十字架！”自我生存的在场与不在场的内在矛盾，正是极权时代人的生存悖论。——站在人类学的立场上，运用精神分析心理学和存在主义心理学方法，来揭示并颠覆这一悖论，正是《人为与人言》作者的创新之处。 　　 实在地说，《人为与人言》作者所讨论的问题，并不是什么新问题。这些问题在存在主义思想家海德格尔、萨特和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弗罗姆以及当代人耳熟能详的波普、别尔嘉耶夫、哈维尔等人那里，都早已有着精彩的分析和描述。问题是，作为中国的思想者，用自己民族的语言来揭示、言说与西方思想家们相同的问题，葛红兵先生是第一个。他的意义不在于讨论的问题是什么，别人有没有讨论过，而在于他是在用自己独立的语言讨论、言说这些问题。这就足够了。它标志着，中国的思想学术已经开始摆脱以往的“失语”状态。汉语言言说开始找到自己的和世界对话的途径。而这一点，是作者领先于当下那些极力操作“托西改制”的自由主义思想者的，更是那些就事论事、支离破碎的言说所望尘莫及的。 　　 当然，作为生活在当代的年轻个体，《人为与人言》的作者还没有彻底摆脱时代给他打上的烙印——作者身上仍残留着没有彻底痊愈的时代伤痕。就像作者自己所表明的那样：我尚没有力量将上述各个方面整合，所以这是一个松散的随笔集；我试图让我的文字显得放松随意，但是，恐怕没有做到，我在论述这些问题的时候，还没有获得非常超然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