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lifornia Girl

后记 1 2004年5月，我接到了小说开头提及的那个短信。大概在一周之后，我开始想写一个小说。这个小说与我以前写的东西有所不同。一是我这一次并没有以古代为背景，二是讲故事的方式也许较以往有所区别。 作为我自己，最开始的想法是用一个封闭的结构，一个七章式的简单复回，描述一个略有神经质，并且怯懦又软弱的人无所适从的故事。在此之前，我写小说一向平铺直叙，对结构几无概念。我得承认的是，在写这个小说前进行的常规性阅读中，福克纳的某些叙述方式在我意识中留下了深刻印象。村上春树的一部小说里，曾经提到过“世界尽头”这个词，以及“此侧”和“彼侧”的观点。这种双线叙述的方式，有别于福克纳在《八月之光》里出现的三乃至四条主线叙事的方式，那是因为前者的小说对于意象、象征和复置的多次应用，使最后的效果，产生了微妙的变化。但那与文本结构的关系并不是那么血肉相连。当然，我不是说我在企图在写作中看齐大师。我的意思仅仅是，我感觉到了讲述若干个故事可以运用的多种方式，以及如何使它们成为一个和谐整体的办法。我尝试着用我感觉到的方式来讲故事。当然，这个故事最后写得如意与否，我自己并无发言权。 在开始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最早，我想着保持一个严谨的结构，使文本能够看上去较为对称，使之看上去像一篇小说。但是在写作过程中，某种感情攫取了我。于是，当我写完这个小说，我发现它和我想象中希望达到的形象不一样了。它成了一个自由生长的东西，不由我的手控制。而且到最后，它看上去像一个爱情故事。 2 在我最初的想法中，这个小说的第三和第五章的灵感，来自于克洛德·西蒙的《有轨电车》和海明威的某个短篇，当然还有凯鲁亚克的《在路上》。我一直认为60年代的美国是如斯伟大，在我阅读到的材料和我接触到的西方人士中，对那个年代的评价和描述都令人神往。我能够相信的是，那个年代是最接近于自由的乌托邦的年代。也许那个年代存在着许多令人不是很愉快的事实，例如吸毒、性狂欢，但是这些问题也许更多该归罪于过去年代的某些压抑与积累。说到底，我自以为是的认为，自由本身并非坏事。 出于很多原因，我自身是怯懦的。较之于小说中的那个人近乎于夸张的软弱无力，也许尚有距离，但是怯懦这个品行本身无可置疑。于是自由在我看来具有危险性。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流浪者本身是缺乏力量的，因为他们无力主宰自己。奥德修斯作为希腊最伟大的智者，能够以其谋略征服特洛伊城，然而命运注定的二十年漂泊，他却无从回避。“生活在别处”是兰波的口号。这种带有主动色彩的行为本身是一种幻想。于是兰波早逝了。六十年代的伟大美国也最终未能成为终极的乌托邦。七十年代的越南战争，经济萎缩，而后奔放的自由思想被释放为暴力与沉沦。以至于作为流行精神领袖的披头士主唱列农的死亡，也许是一个时代的凋落。暴力成为了精神的解放点。关于这一点，昆汀·塔伦蒂诺的电影刻画得入木三分。 《加州女郎》是一首极老的歌。在现实生活中，我在一个小店里买到了一张蒙尘的CD，CD盒面上的图案艳丽得近于花哨。我聆听了其中的《DANCE DANCE DANCE》和《CALIFONIA GIRLS》。《加州女郎》这首歌的欢快令人惊讶。而那是贯穿六十年代的整个乐观情绪的核心。 中文歌词我仅见过一个版本，是从林少华先生翻译的村上春树《且听风吟》中摘录而来，如下： “东海岸少女多魅力， 时装都会笑眯眯。 南方少女多矜持， 走路、说话是组装式。 中西部少大多温柔， 一见心脏就跳得急。 北方少女多可爱， 令人浑身流暖意。 假如出色的少女全都是 加利福尼亚州的……” 最后一句，记忆中是：I wish all of them could be from Califonia.这是我那拙劣的英语听力能够分辨的唯一一句歌词。 3 2004年的夏天我在上海流离失所，有很多个夜晚我坐在通宵的茶馆中，观看着欧洲足球锦标赛。在其他的日子中，我住在几个朋友的家中，几个人横七竖八的躺了一地。我跟几个到处流浪的人谈话，说起很多城市，很多不同的地域和很多不同的人，以及女孩。在这些谈话中，我聆听到了好几个人同时宣称对于爱情的消极看法。而我只能默然不语。乔伊斯以其天纵奇才总结了20世纪的都柏林和迈锡尼时代希腊的共通性，而我发觉，如果要将我们这个年代和美国六十年代挂钩，似乎也不是不具备可行性。 在我们历经的漫长生活中，爱与恨，悲与喜，得到与失去，追求和放弃，这一切与往昔的英雄史诗年代以及任何年代都了无区别。欲望和激情--包括怯懦--都随着各色各样的生活方式而呈现于世界上，这是生活本身的史诗性所在。孤单是贯穿大多数年代的主题。而流浪是须臾不停的过程。说到底，每个人都只是在不停的流浪不休。从城市的这端到那端，从轨道的这端到那端，以至于世界以及星辰。如同我们所立足的行星本身，亦是不断的漂流和游动不止。 4 这个小说中出现的两个女主角，其本人的生活原型如今都健康而平安的生活在中国东部沿海的城市中。我与其中一人已有四年时间未见。我必须补充的是，在这个小说中，绝大多数关于她们的情节皆出于杜撰及虚构。如果这个故事中有一些因素使人能够想到爱情，那么我想说，那也许并不真实。 这个小说写完的时候，我即将迎来在上海的第二个冬天。我能够诉说的和能够感知的，都在这个小说里面。暗示与隐喻在大多数时候是一种无聊的行为。然而我缺乏将之陈述的勇气。我惟有借这个地方，给远在另一个城市的，那个我习惯将之写为H的女孩，写一句话： 我一直记得，那年春天，那个唱《THE CALL》的女孩子。 自那时起，我一直想念着她。我希望，她能沉静、自如并且快乐。一直像那时，16岁的她一样。 如此而已。 我正在想起欧洲的 野牛和天使 颜料持久的秘密 预言家的十四行诗 艺术的避难所 这便是我与你能共享的 唯一的永恒 我的 洛丽塔 ——纳博科夫·《洛丽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