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見國王穿新衣。不過，這一次，他倒是真的披了新衣，一件叫作「文化賄賂」的新衣。 政客口是心非、惺惺作態，原本不值哂笑。但關於電視的表裡不一之言論，略有不同，它不再只求消極地文過飾非，這已經是行使文化賄賂的積極表現：往後回溯，這樣的言論等於是替已經存在的文化賄賂現象，追加認可其合理性，向前使勁，它表白了替即將發生的文化賄賂現象，預作準備的企圖。 自序 又見國王穿新衣。不過，這一次，他倒是真的披了新衣，一件叫作「文化賄賂」的新衣。請就近取譬。 一九九二年六月一日，行政院長郝柏村在文化復興總會發言，表示電視之低俗化，讓人憂心如焚。聽聞此言，李登輝總統當下擊掌：府院的共識，就在電視文化必須改進。六月二日，眼見東家震怒，三家電視台高層主管連聲允諾：果真如此，斷無坐視的理由。然後是八月二十八日與九月十日，大概是打鐵趁熱的意思，總統府主控的文復會成立了「電視文化研究委員會」，行政院也將審議一年有餘的所謂「公共」電視的草案，移送立法院。最高潮是十月十日，李登輝的國慶講詞赫然出現「今年慶祝國慶的最大特色，就是以『文化』為主題」的詞句。 這倒底是怎麼一回事？有句台灣的閩南俗語說：「打人喊救人。」掌握政治經濟大權的黨政軍官僚體，非但創造了「經濟奇蹟」，兼且必須為今日台灣的文化負責大半、更是電視文化的始作蛹者。台視的最大股東是省政府、中視是國民黨，華視則是行政院的國防部與教育部，如今黨政軍得了便宜，以電視作為政治教化、以電視作為搖錢巨樹三十年以後，竟然煞有介事、信誓旦旦地口出誑語，想要革電視的命。 真能革電視的命，倒是順從民意的表現；問題是，執政黨內部得有這種認識的人，如果有，也從來不是實權人物。再「笨」，百年老店的國民黨也不肯高舉石頭砸自己的腳。那麼，為了什麼掌握實權的要人，口沫橫飛地數落電視？ 政客口是心非、惺惺作態，原本不值哂笑。但關於電視的表裡不一之言論，略有不同，它不再只求消極地文過飾非，這已經是行使文化賄賂的積極表現：往後回溯，這樣的言論等於是替已經存在的文化賄賂現象，追加認可其合理性，向前使勁，它表白了替即將發生的文化賄賂現象，預作準備的企圖。 要言不繁。既是賄賂，則受益人數必定不多；既是賄賂，則必然符合行賄者的利益。請看台灣第四台與衛星電視，雖然發達，但至今最多總是都會、總是百分之二十人口的玩意兒，而除了一九九二年五月以來，亞衛中文台開始對於三台略有廣告的襲奪之外，掌握三台的國家機器並沒有多少損失。再看預定於一九九四年，開始以自有頻道播放節目的所謂公視，如果九月十日移送立法院的草案未受有效挑戰，則其經費將取自納稅大眾的荷包，非但無損三台分毫，國民黨更是因此能夠化公視為政府電視，播些品位稍高的節目，淡化中智或中產階級批評電視低俗的情緒。 然而，冠冕堂皇的辭令，掩不住衣衫盡去的敗相，又豈只是台灣國家機器的獨門把戲？一九九二年八月末梢抵台訪問三天的柴契爾夫人，在長達十一年的英國首相任內，號稱振興了英國經濟。但實況遠非如此。對於這位英國政壇空前絕後的人物，本書另以三組文章，勾勒她的個性、她的施政過程對於文教傳媒等等所刻下的印痕，以及她的楚歌四面而終至黯然下台。透過這些文章，希望能夠揭穿柴契爾主義（Thatcherism）的外裝，看清楚英國保守黨跳完脫衣秀之後的真面目。 金玉其外敗絮其中。在現有社會關係的網脈下，凡是金光閃閃的，如狀甚引人入勝的科技產品、風光的（運動）明星、英語、後現代、資本主義的勝利（與社會主義的衰敗）、國際化、全球化的美名等等，恐怕都禁不起脫衣秀的考驗。前列二大類別、四組文章以外，本書另有五組文章，目的與它們相同，不外乎在脫去社會現象表徵於媒介符號的浮華外衣，還其本然面目。最後一組文章，希望能夠交待一個意思：前景是明是暗，無人知曉，但人在江湖，見不平而不鳴，難道可以嗎？ 一九九二年六月初履香港，尾隨程之行與陳世敏教授走進《新聞天地》雜誌社的辦公室。不足十坪的斗室，但十七、八年前。我卻因為讀了許多在這裡出版的文集而決定投考新聞系，作個記者。羅素說，不少偶然事件，影響了個人歷史的進展。彼時不經意在書坊買了新聞天地的文集，將我導進了新聞這一行，大概可以說是這個說法的一個小小佐證。 現在，我的專職不在大眾傳播業界，但這些文字總歸是為報紙而寫，多少算是滿足青少年時期的一些綺思幻想。一九八七年末，偶然相見於政大社會資料中心，許國賢與李祖琛逼我寫就年度評論專文：一九八八年夏季回到英倫的李斯特，初掌副刊、幹勁十足的顧秀賢，使我從半推半就、欲寫還休的靦腆狀態，轉成專注的文字工作者；金恆煒隔海邀約，讓我這個先前是《當代》的讀者，成為作者；一九九0年秋天回國，楊澤、劉克襄與顧玉珍交叉供應寫作空間。我想借用這個機會，簡錄自身的文字工作歷程，也向因此而結識的朋友與山友，表達謝意與珍惜之情。 一位頭長反骨的記者 麥道格（MacDougall, A.K.）是美國加州大學怕克萊分校新聞研究所的專任教員，但廿年前，他並不是在學院中傳道。當時，他是實務界的新聞尖兵。 而且不是普通的新聞尖兵。事實上，在轉往《洛杉磯時報》任職了十年之前，麥氏在一九六一至一九七二年的十二年間，是紐約《華爾街日報》大紅特紫的財經記者，任內總共獲得了四次提名，角逐美國最富盛名的普立茲新聞獎，並且贏得了史丹佛大學專業新聞院士的身份一年，由道瓊公司（《華爾街日報》的東主）替他出版了二本專書。 不止如此，好戲在後頭。麥道格三年前在《每月評論》（Monthly Review）發表專文，《在資產階級的報社工作，煩死人》：許多年來，他竟然不僅是信誓旦旦，而且是發為言論的「社會主義者」！就在全世界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最具資本主義特徵的金融界之財經報紙當中，以敵對者的身份，「臥底」了十多年，窩裡反，打著紅旗反紅旗，不讓人咄咄稱奇，也難。這比間諜工作還要刺激，情報人員畢竟是偷偷摸摸的來，見不著天地，麥道格居然光天化日之下，堂而皇之地宣揚社會主義的理念，有趣，精彩。資本主義社會「可愛」的地方或許在此，容許挑戰（《人民日報》可能出現麥氏這種臥底工作經年的人，成天刊登其作品嗎？）；人心尚未徹底腐化，甚至說，人心大有可為的證據，從中也可以找到支持（否則，麥道格如何會受歡迎、重視到得了四次爭取獎項的機會？） 麥道格是怎麼「濫用職權，為敵張目」的？ 說來不難。以其人之道還諸其人之身而已。現今新聞界奉為圭臬的採訪典範，是一種形式上的客觀主義，雙邊平衡，不片面不偏倚，公平有加。問題是，這個世界原本就是強凌弱，人欺小，依其本貌而報導，豈不徒然延伸了現狀，符合大眾媒體為民喉舌的要求嗎？顯然不可能。因此，目下所謂的客觀報導，往往只是「言必稱堯舜」，但求在行文之時，交待有名有姓有地位之人的意見，至於這些意見是否為記者贊同，那倒並不重要。訣竅正在這裡，透過消息來源之口，合則用，不合則捨，直接加以引述，說出本身想要傳達、強調或淡寫的題旨。麥氏說，「事先，我會把相關專家的見解弄得一清二楚，引述那些能夠支持我的價值觀之專家的意見……在另一方面，我也設法找來主流權威，透過他們的形象，幫助我讓那些我想使之流行的激進觀點，取得社會認可，甚至得人敬重」。天下當然沒有白吃的午餐，麥氏能夠長期深入地撰寫這些特寫稿件的代價，在於他毫不懈怠地，以均等但單調的速度，按日寫些例行的工商新聞。 饒是如此，看官可不是睜眼瞎子，麥道格的讀者經常法眼洞明，大聲質疑：「你是一個共產黨人罷？」；他的編輯也毫不含糊，曾經把原本應該在第一版連載四天的深度報導，以間歇時日的方式加以處理，並且將其中的一篇從第一版抽離，放置於不起眼的角落。人在屋簷下，還得低點頭。為了因應這些「有色眼光」，麥氏在遣詞用字時也就十分謹慎，如果提及馬克思的說法，則把它以有趣的言詞包裝起來，左派人士經常使用的術語，他也極力避免，但求傳達意旨，不惜多花些筆墨，至若引述資料所應具備的正確性，那更是不在話下，絕不授人以攻擊的話柄。左支右閃，麥道格總算是把他的分析變成了鉛字，讓《華爾街日報》的版面上，間斷舞動著更為生動活潑的身影，不同於鄰近訊息所構築的呆板世界。 在麥道格公開宣稱當年的信念與作法之後，美國的新聞界掀起了不大不小的一陣波瀾：符合建制利益的新聞「客觀」典範，居然罩不住一個麥道格，讓他那麼「主觀」而有技巧地宣揚了十多年的人文價值！是可忍孰不可忍，麥氏的前任雇主《華爾街日報》咆哮道，「曾經公然恬不知恥地在報端自作政治主張的記者，竟然在素富文名的大學新聞科系任教，真是荒謬」；《洛杉磯時報》則狡滑了些，表示該報政策向來不對先前員工的言行有所評論，因為「如此一來，不啻是給那些不肖記者更多的公信力」。 真的不予置評嗎？檯面上不妨如此說說，「客觀」典範的家規卻不容逾越。美國的新聞界以種種不同的途徑，企圖降溫，圈住麥氏事件的波及範圍。方法之一便是矮化人身，說麥道格並沒有那麼重要，充其量只不過是小卒一名，邊緣人物的文字舉止，又有什麼影響力？任他去翻天覆地，總成不了氣候，接著就是再次補強工事，表示傳統的新聞編採過程、例行公事，確實足以保證「客觀」的新聞報告，麥氏的行為僅僅是例外中的例外，用不著掛慮。拍擊了兩下之後，主流新聞界輕輕撫摸麥道格：畢竟你沒有在課堂上強加你的意識形態於學生的學習過程。既然有這一份職業「良知」，未來記者恪守「客觀」的專業精神，總算還能保得住。 美國的新聞業界終究是對的。不是嗎？山姆大叔穩如泰山，一如往常，在蘇聯瓦解以後，更是無人能出其右的霸主。庸俗地套用庫恩（Kuhn, T.）的典範觀，麥道格違反了資本主義的新聞常態，只不過一個異例，根本不可能茁壯到足以威脅典範結構的程度，一顆小小的石頭丟入汪洋大海之中，激起了一點漣漪，然後迅即為巨浪吞噬，了無痕跡。是也不是？ ● < 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