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明集

解读《论语》的首篇首章

论孔子的教学方法与治学经验

孟子的人格魅力

《典论·论文》语译和评介

欧阳修与《朋党论》

论宋代的小说理论批评

关羽与“义”

《西游记》校注前言

严嵩其人

金圣叹和他的小说理论

论《长生殿》与民族意识

曹雪芹与郑板桥

谈《歧路灯》及其研究

梁启超的小说理论与批评

论丘逢甲与“诗界革命”

读丘逢甲的菊花诗

石头的故事

漫说“四维”

中国古代诗人与小说家对佛教的不同态度

含蓄的魅力

朋友古今谈

狗之德

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新成果

——评《中国四大古典小说论稿》

《陶潜评传》读后

后记

将郑板桥来与曹雪芹作比较，其意义不止在于说明他二人之间存在的那些相同之点，而是通过郑板桥可以带出一批人来，因而能说明一个时期出现的一种文学现象。因为郑板桥是当时有名的“扬州八怪”之一，而且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所谓“扬州八怪”，是指乾隆时期聚居在扬州的八个有名的文学艺术家，他们均能诗善画，其中有的终生布衣，有的虽做过一个时期的小官，也以性格与世不合被免职，后来寄寓扬州，以卖书画为生。在艺术上他们继承和发展了徐文长、朱耷、石涛等人的风格，写意创新，富有个人特色，与当时弥漫画坛的清新“四王”、虞山派、娄东派等崇古保守的画风相抗衡；在思想上，他们都有一股郁愤不平、孤标傲世之气。总之，是一批“不大合外人的式”的“怪”人。这就说明，郑板桥与曹雪芹的相同，并不是两个人之间仅有的现象，而是反映了一种普遍性。“八怪”之间有程度上的差异，但总的倾向是一致的，而郑板桥则是他们当中最突出的人物。

既然曹、郑的出现带有普遍性，这就说明它不是偶然的，而是时代产物。无论曹雪芹或是“扬州八怪”，从上述他们的思想倾向和创作风格来看，无疑他们是在一个方面代表了一种时代的进步潮流。这是新的经济因素，具体来说，即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在文艺领域的反映。这种进步潮流，对持续了几千年的传统思想来说，自然就成了不可思议的“异端”，这就是曹雪芹笔下的主人公以及扬州八家被目之为“怪”的原因，正如郑板桥说的“世俗少见多怪”。因此我们可以毫不怀疑地得出这样的结论：曹雪芹与郑板桥都是当时少数活动在进步潮流之中的人物，而且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俩这样多方面的、深刻的共同点就是有力的证明。

（摘自本书《曹雪芹与郑板桥》）

在戏曲与小说中运用“借此写彼”的手法远非自《长生殿》始。远一点，明代梁辰鱼的《浣纱记》，近一点，明末清初吴梅村的几个剧作都运用了这种手法。但它们的情况又有所不同。梁辰鱼之作，大抵还是沿袭了“情辞易工”这条普遍规律；而吴梅村之作，则是在新朝特殊的政治条件下，满怀愤懑又不能直抒胸臆，因而不得不采用了此种手法。他在《北词广正谱序》中说：“盖士之不遇者，郁积其无聊不平之概于胸中，无所发抒，因借古人之歌呼笑骂，以陶写我之抑郁牢骚。而我之性情爰借古人之性情而盘旋于纸上，宛转于当场。”所谓“借古人之……写我之……”正是这种“借此写彼”的方法。这也可以说是他对自己某些创作的一种自白吧。面对这样一种新的又可说十分别扭的表现方法，吴梅村作为几乎是一个创始者，在如何处理好这种表现方法中的“此”与“彼”的关系方面，他的尝试从作品来看并不很成功，加上他本人的尴尬身份，所以他尽管创作有《秣陵春》、《临春阁》、《通天台》几个传奇和杂剧，但影响并不大。洪昇同样遇到了这个问题。从《长生殿》的实际情况来看，他所借的李、杨爱情这个故事题材所占篇幅相当大，这是必要的，但它本身写得并不成功，有时还要勉强凑戏（如《仙缘》部分），他真正所要表现的意旨部分所写的篇幅少，这也是必然的，否则就无法“蕴涵”于其中，就要犯大忌了。但这一部分却紧紧扣住了时代的主题，而且语言辛辣，感情炽烈，作者表现得特别投入，因而能以少胜多，收到了极好的效果。由于这一部分思想尖锐，锋芒太露，所以篇幅虽少，也免不了要出事惹祸。所以从总的方面来评价《长生殿》，应该说，如果把它当爱情主题来看，则无论它的选材（李、杨故事）或思想内容，都没有值得可以太多称道之处；如果把它当作是抒写民族意识、表现了爱国思想之作来看，则它是适应了时代的要求，不负人民之所愿，因而能与“写兴亡之感”的《桃花扇》一起，成为清代戏剧的双子星座，也标帜了传奇发展所达到的高峰。

（摘自本书《论〈长生殿〉与民族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