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中国近代新文学名著系列丛书》整理再版了近代在中国用中文出版的经典新闻学著作,所涉及的图书既有专著、教材,也有译著,全面涵盖了新闻学理论、新闻业务、新闻史等领域,成书年份前后跨越40年。在这40年间,中国的新闻学科从无到有、从借鉴到创新,成就巨大。对这些著作的再次出版,为研究中国近代新闻学提供了珍贵的史料,绘制了中国近代新闻学的全景,度量了中国近代新闻学的厚度,填补了该领域空白,也为纪念中国新闻学诞生100周年献上了一份厚礼。
《中国近代新文学名著系列丛书》请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西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兼新闻传播学科召集人郑保卫,及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新闻学首席专家雷跃捷对《中国近代新文学名著系列丛书》的内容进行了审定,并根据专家的意见进行了修改。在此对两位专家所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历史原因,《中国近代新文学名著系列丛书》中的个别图书存在一些问题,为保存历史原貌,为研究者提供一手的参考资料,影印时均基本保持其原貌,未作大的删改,希望读者结合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历史环境,对其中的观点进行批判性借鉴。原书中存在一些错别字、漏字和排版错误,我们在影印时均未做改动,敬请读者注意,
由于原书出版年代久远,《中国近代新文学名著系列丛书》中的许多书籍难觅其踪,存世数量稀少,版权状况极其复杂。为了保证《中国近代新文学名著系列丛书》的学术性和完整性,我们将具有价值的图书先行选入其中,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力图保存中国新闻史珍贵的历史资料。版权所有人若有异议,请及时与我们联系。
为更好地体现中国近代新闻学的发展脉络,《中国近代新文学名著系列丛书》特别收录了欧美学者休曼的《实用新闻学》、斯蒂德的《新闻学的理论与实际》;日本学者松本君平的《新闻学》、后藤武男的《新闻纸研究》、杉村广太郎的《新闻概论》。当年这些书的出版对中国近代新闻学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中国近代新文学名著系列丛书》请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西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兼新闻传播学科召集人郑保卫,及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新闻学首席专家雷跃捷对《中国近代新文学名著系列丛书》的内容进行了审定,并根据专家的意见进行了修改。在此对两位专家所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历史原因,《中国近代新文学名著系列丛书》中的个别图书存在一些问题,为保存历史原貌,为研究者提供一手的参考资料,影印时均基本保持其原貌,未作大的删改,希望读者结合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历史环境,对其中的观点进行批判性借鉴。原书中存在一些错别字、漏字和排版错误,我们在影印时均未做改动,敬请读者注意,
由于原书出版年代久远,《中国近代新文学名著系列丛书》中的许多书籍难觅其踪,存世数量稀少,版权状况极其复杂。为了保证《中国近代新文学名著系列丛书》的学术性和完整性,我们将具有价值的图书先行选入其中,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力图保存中国新闻史珍贵的历史资料。版权所有人若有异议,请及时与我们联系。
为更好地体现中国近代新闻学的发展脉络,《中国近代新文学名著系列丛书》特别收录了欧美学者休曼的《实用新闻学》、斯蒂德的《新闻学的理论与实际》;日本学者松本君平的《新闻学》、后藤武男的《新闻纸研究》、杉村广太郎的《新闻概论》。当年这些书的出版对中国近代新闻学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前言】
如果从1903年商务印书馆编译出版日本人松本君平的《新闻学》算起,中国的新闻学已有115年历史。如果从1918年北大新闻研究会建立,徐宝璜开办新闻学讲座算起,中国新闻学教育和研究迄今正好100年历史。我们搜集整理了清末至民国期间一些有代表性的新闻学书籍,希望借此重现早期中国近代新闻学的本来面貌,反映我国新闻学发展的历史脉络,我们认为,这对中国新闻学术、教育史研究以及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都是很有意义的。
从1903年到1949年9月的40多年间,我国公开出版和内部印行的新闻学书藉,包括专著、教材、论文集、资料汇编、参考工具书等,约468种之多。它们集中反映了我国新闻学的历史发展轨迹。然而,由于多种原因,这些书籍除了几本曾被重印出版外,大多已经是“只闻其名、难觅其踪”,这对我国新闻学研究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本丛书在梳理1903-1949年间出版的有代表性的新闻学书籍的基础上,精选了50部著作,校订注释,编纂再版,也算对这一遗憾的弥补。
从我们挑选的这50部新闻学书籍来看,中国早期新闻学的发展有三个鲜明的特点:
一、中国早期新闻学的发展与中国社会发展,尤其与国家民族利益息息相关
40多年间,中国新闻学从近乎空白到勃然而兴,这与中国社会的动荡、变革休戚相关。西方新闻学是现代化的产物,*早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1901年,“新闻学”一词首见于中文报章,但直到民国前夕,国人对于“新闻有学乎”尚存疑,认为报社就是新闻人才的“养成所”。至1912年上海报业俱进会以“吾国报业之不发达……其*原因,则为无专门之人才”为由,号召组织报业学堂,培养报业专门人才。不难看出,此时新闻界亦将新闻学视为办报之“技”。至1918年邵飘萍为徐宝璜《新闻学》作序仍“窃叹我国新闻界人才之寥落,良由无人以新闻为一学科而研究之者”。黄天鹏把1903年至1918年新闻学研究会建立之前的十余年视为中国新闻学的启蒙期。
1918年,随着以启蒙为目标的新文化运动愈演愈烈,新思潮涌入国门,“新学”“西学”站在旧传统的对立面被学界关注,新闻学思想也不例外。作为公学之首和新文化运动中心的北京大学率先开办新闻学研究会,力证了“新闻学”存在的正当性;徐宝璜《新闻学》一书问世,成为中国新闻学理论的奠基之作。新闻学教育兴起,新闻学研究著作渐盛,待到北伐前夕,中国新闻学从学理上和实践上俱已建立起来。
新文化运动后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资本主义文明逐渐“祛魅”。之后的大萧条使得西方国家的痼疾暴露无遗,曾经“理想之彼方”的西方报业也难以幸免。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如何建立“吾国之报业”成为新闻学研究的热点,围绕这一热点,一方面,关于中外新闻理论、新闻事业、新闻业务的著作日益涌现;另一方面,军阀对于激进言论的暴力摧残,又引发了新闻人对于言论自由的论争。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新闻学呈现百家争鸣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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