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据时期台湾妇女解放运动[海外中文图书]:以《台湾民报》为分析场域(一九二○-一九三二)

本書是第一本台灣日據時期婦女解放運動史，係以作者碩士論文為基礎發展成書。原論文完成以來即頗受好評及重視。本書雖以《台灣民報》為其主要分析場域，但已足以對日據時期的婦解運動有代表性的審視，其價值不僅在於史的研究，更有助於釐清當前婦運的歷史背景，並提供可貴的經驗傳承。 成長的軌跡——序 生命中總有些難以忘懷的經驗。一九七二年春夏之間，戰後成長的一代猶不識日本殖民統治時代曾經有過多姿多采的台灣文學傳承時，由於時在東海大學念書的摯友林載爵的緣故，我們來到東海花園。看見了眼前種花的農夫，竟然是農民運動、文化運動的健將，起初毋寧是不太敢相信的，向來沉默的楊逵以一疊泛黃的剪報，向我們呈現了他不平凡的經歷。那年我二十二歲，對於僵化的體制，心中有反抗、憤怒，但不知往何處走，轉而有些卡繆（Albert Camus）小說人物的荒謬、虛無；認識了楊逵之後，逐漸擺脫了我慘綠的年代，似乎已決定了往後要走的路。 以後常翹課上東海，大學裡開架式的圖書，豐富了我的心智，花園裡的楊逵，成為我活生生的歷史。一九七四年有意以台灣文學的研究做為碩士論文的題目，到東海花園更勁，楊逵身邊的孫女楊翠也就阿叔長阿叔短的叫起我來，那時她還只是個十二歲的小女孩呢。當年台灣文學在學院的偏見下，猶不被認可為學問的對象，終於我還是以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最後一章，擴大處理成我的碩士論文《晚清譴責小說的歷史意義》，然而仍決心為楊逵勾勒出他的影像。一九七六～七七年長住東海，將近一年，積極探索閱讀，逐漸對近代台灣的脈動，有了較清晰的理解。楊逵這個在不正常年代被囚禁冰封而重新復活的作家，在現實生活中真是一名勞動者，一如我所見無名的勞動兄弟們，不同的是在勞動中仍不減他對社會的關注，時局世事與我仍有哉。我在花園與他共同生活、勞動，觀察他的生活作息，挖掘他的歷史情事，在左右統獨各派的來訪者之對談中，探觸他的心靈思想。我的收穫不在於完成了《楊逵畫像》，而在於看到了人性飽滿、生命力豐沛的楊逵，與嚴酷的時代撞擊雖然付出了代價，而終究樂觀前進，使原本對時代有無力感的我，也能有繼續堅持走下去的信念。 也就在花園的花影扶疏裡，我與楊逵、楊翠、楊菁結下不解之緣。當時的楊翠沒完全成長，上了中學之後剪下長髮，留著一頭清湯掛麵，腦後常常露出一片剃刀推理過的青澀髮根，有時活潑調皮，有時又不免心事重重，似乎也不怎麼用心念書。晚餐後她們姊妹倆常愛跟楊逵逗鬧著玩，可以用爬到阿公的頭上來形容，楊逵笑嘻嘻的，一點也不生氣，老小三個人的笑聲在寂靜的花園裡顯得特別的響亮，我也深深感受了他們生活中小小的滿足與喜悅。 離開花園之後，接著就是服兵役、任教，再也不能翹課，漸漸少上山了。幾年後，聽說楊逵身體不似往日硬朗，花事只好閒置，花園也逐漸荒蕪，我在的期待：「收工回寮，我們／深深相恬，豐美的來年／將有一枚一枚的蝴蝶／滿園舞動春天」一時落空了。楊菁回到爸媽身邊念書，園裡就只剩楊逵與楊翠祖孫兩人相依為命。聽聞這個訊息，我感到有些不忍，偶爾也去看他們，雖然笑聲仍在，但總不免有著年月不相待的惆悵感，而我則在被人檢舉思想有問題的困頓歲月裡，沉默地在日據時代的範疇中從事研究，雖然艱苦，也慚慚地做出了一些成績。楊翠也日漸成長，步著後塵走向台灣史研究之路。就這樣，雖然不是一直相伴他們祖孫倆，但我確實相當貼近地看著楊逵從歷史中復活，又看著他從現實回歸永恆的歷史；也同樣看著楊翠的成長，我們近二十年生命史的重疊，我了解楊翠受楊逵影響之深，不知是她的幸或不幸。如果時代沒有改變，恐怕她也要如同當年楊逵、葉陶一樣去坐牢吧。所幸楊翠的成長並沒有當年想像中那般要歷經折難，特別是一九八五年楊逵辭世之後，她也漸漸擺脫對楊逵的依賴慣性，試著走出一條自己的路來。 楊翠在徬徨中摸索了幾年之後，出乎意外地在一九九0年來找我當她的碩士論文指導老師，起初我不免猶疑跨校指導是否適宜？能提供什麼樣的助益呢？一則自己專業是日據時代台灣史的研究，一則因為我與楊逵的故人情誼，最後決定將責任扛起。楊翠的題目「日據時代台灣婦女解放運動之研究」是相當富於挑戰性的論題，我以再三熟讀《台灣民報》的經驗，建議她不必貪多務得，先以《台灣民報》做為分析場域，後來她果真熟讀、歸納、分析，再進一步擬定綱目。有相當長的一段時日，我擔心她無法承擔其間複雜的變化，但在她撰寫論文時我們的互動中，我再度見證了楊翠的成長，當年那個調皮的小女孩真的長大了，以至於在洋洋灑灑的二、三十萬字論文中，我主要的工作是刪除一些支節，以求取主軸的清晰呈現。楊翠的論文草稿，讓我相信她有進一步研究發展的學術能力，希望她還能堅持下去。從眾多台灣史猶待開發的題材之中，楊翠選擇了婦女解放運動的主題，深化了向來在民族解放運動、階級解放運動中打轉的研究，撐開了另一片廣大的天地。一方面是緣於她的問題意識與學術關懷，一方面也絕不背離她自己的生命史，她之所以討論日據時期的台灣婦女，自然不可能與楊逵、葉陶全然無關，但絕非僅止於小我之情，楊翠懷有「身土不二」的信念，已將研究的論題，昇華成對台灣這塊土地人群的歷史之回溯。 我回溯了與楊逵、楊翠生命史重疊部分的片斷，因為這與本書的產生有相當直接的關係。很高興年輕一代的楊翠能與許多在壓抑之中堅持重建台灣歷史圖像的研究者共同承載重擔，也希望楊翠發揮楊逵的愚公精神，開拓台灣史的園地，栽植出更多的花樹，而果真走出一條自己的路來，那麼也表示她已能從楊逵的身影底下脫身，成就完整的楊翠自己。 在楊翠學術工作的起步，我樂於隨她一程，也希望她繼續不斷的惡戰苦鬥、勇猛精進！ 歷史之愛——跋 在電腦上敲下最後一個句點，天色已大白。很久不曾熬夜了，年入三十，特別難以對抗一夜未眠的沉重虛脫感，坐在大肚山逐漸亮起的晨光裡，有些恍惚地回憶起撰寫這本論文的點滴經過，有一些感恩的心情浮跳出來。 首先浮現的影像是大肚山貧瘠丘陵地上顏彩繽紛的花叢，這裡不僅孕育我的生命，也孕育我對台灣歷史的情愛。其實，回憶的場景距離我目前的落腳處近在咫尺，有時我會錯覺呼吸的是昔日的風土，覽見的是昔時的人情；花叢在你身旁荒蕪，原鄉卻不能是家鄉，心境經常是悲抑的。阿公過逝時我曾允諾永遠相陪伴，如今就在咫尺之外靜靜用心遙望楊逵與葉陶的兩座孤寞墳塚，然後將他們寫入歷史，或許這就是一種陪伴吧！ 撰寫這篇論文時，當然得到處找材料，而所有博碩士論文也是必須要去「觀摩」的對象之一，看看別人怎麼寫嘛！觀摩後最鮮明的心得是：所有論文的「序」（或者後記）都是一張長長的感謝狀，感謝一串師長教誨。記得當時我向先生笑著說，也許那一天會有人來研究博碩士論文的感謝狀，歸納出其中的師門派別，以及學術的人際網絡；我還說，這看起來真是老掉牙，以後我才不要這麼寫。 沒想到在這曉光漸白的大肚山老家隔鄰，在最後一個句點敲下之後，我仍是要寫這麼一篇「感謝狀」；因為在撰寫的過程中，我才逐漸體會到「人情練達即文章」這句話的義理；其實，做學問與其閉門伏案造車，不如將它當成公共工程，在相輔相助中打造與建構。 很小很小就志願讀歷史，以為讀歷史會讓人冰雪聰明，而又寬厚有情，因為我在阿公身上看到歷史的脈絡刻痕，也在阿公往來的青年朋友身上看到學歷史的情愛與憂喜。果然我如願進入歷史系，讀了四年，累積的疑惑比學得的知識更多。我不斷地向自己發問，也向朋友發問，弄得周旁的人筋疲力盡；歷史嘛，就是歷史，問完五個W和一個H也就夠了，如果再要打破沙鍋問到底，甚至質疑學院教育的意義，那就太傷感情了。 然後我又進入研究所，碩士班讀了六年，六年來仍然一直處於對封閉學院的厭棄情緒中，想要擁抱社會現實，卻又找不到「社會」在那裡，就在諸種矛盾心境中擺盪了好幾年，已經興起放棄碩士文憑的念頭——既然自己所讀與所學的東西都不能說服自己，拿到文憑又如何。 終於在最後一年，因為確定研究取向而打消放棄的念頭；「日據台灣的婦女解放運動」——這個研究主題與我的生命經驗、我的歷史初戀、以及我的原鄉情愛都有關連。扣緊這些質素，我感覺歷史不再只是歷史，它其實是非常非常有現實感的；當你沉浸其中，忘記學院，忘記文憑時，歷史鮮活得猶似在眼前。你可以體觸到它的脈動，也可以呼吸到它的生命氣味。 其實，我只是比較幸運，因為並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在歷史材料裡陪伴最親愛的人走一遭；歷史之愛不外乎對斯土斯人的眷愛，我真慶幸能在這個研究裡同時找到土地與親人留經鼓動過的脈搏。所以我第一個要感恩的人是阿公，如果不是他滿身滄桑的歷史氣味，我又怎會愛歷史、讀歷史、疑歷史，然後轉一個彎回來，再愛它?! 再來就是小時候那些常往來阿公花園草寮的讀歷史的青年朋友，那些讓我覺得讀歷史會冰雪聰明而又寬厚有情的七0年代知識青年。他們現在個個走入中年，在大學歷史系任教，誰也不曾想到，當年那個趿拉著木屐，滿身花園紅土的小女孩，有朝一日會走他們走過的路，成為他們的同行。我這篇論文的指導教授林瑞明老師，就是當時曾與我們一起渡過花園四季的青年之一，於是學術論文與指導老師之間不再只為寫論文而結合，多了那麼一點人的味道；同時我真的要感謝他用逐漸老去的眼力閱讀我字體扭曲的初稿，並且還要提出意見，那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這一點上，吳文星老師與陳錦忠老師也是一樣，被我洋洋灑灑兩大巨冊手稿兼一冊圖表的論文折騰得不知眼力要耗損機分，多虧他們的關切與擔待，我這論文才有問世的機會；還有胡昌智老師將研究室相借，減少我在家中開冰箱摸魚的可能性，也就同時及時催生了這篇論述；鐘肇政老師的資料提供；李筱峰亦師亦友的鼓勵與文獻提供，也為我開啟一扇思考理解的新窗口；古鴻廷老師常於我撰寫的空檔在研究所說笑話、煮貢丸米粉吃，適時揮棄困頓疲乏，也一併在這裡說謝。 其實最要感謝的是一些幕後工作伙伴。幫我抄寫原稿的雅美、秀妃、小琦、阿亮，以及由他們再「發包」出去而我不知道名字的朋友；幫我電腦輸人的紀舟、阿克、敏寧、曜聰，特別是敏寧與曜聰，他們不僅是我中文文書處理的「良師」，同時也為了我那「嚇死人」的表格廢寢忘餐，夜半時分還挑燈趕工，相助盛情不知怎麼說。 這本書之所以能出版，楊菁的從中「牽猴仔」其功厥偉，否則它至今可能仍掩蔽在一箱雜物中，上頭堆疊著厚厚灰塵；廖立文的推助自不待言，最要說謝的是吳昌杰，要在很急迫的時間內處理這本書所有的編輯作業，要擔待我零落而至的稿件，想必很是焦心。 最後還要對我的先生魏貽君說謝，把他擺在最後，不是他不重要，而是覺得對他說謝實在有些彆扭，我們一向不習慣跟親近的人表達情感，即便他的相助與包容最多，我們也總說不出口。其實如果沒有他，前頭的「感謝狀」也寫不成；因為論文既不能成事，也就無事可謝。魏貽君陪伴我渡過對學術的疑惑與逃避，鼓舞我揮掉放棄的念頭，那段時間，不知幾番幾回桌前對坐，相談至深更，喝掉一缸一缸茶水，慢慢將我從對學術的虛無海域中拉出來，陪我找資料，整理資料，討論資料，幫我抄稿，處理瑣碎的論文善後事宜，幫我電腦輸入，幫我校對清樣，凡此種種已夠心煩，卻還包容我因趕稿而滋生的壞情緒，甚至當我跌入不自信的谷底，極度懷疑自己寫的是不是「有夠爛」時，他還得扮演幼稚園老師的角色，相助我重建自信心。附帶還要提上兒子魏揚一筆，老實說，以一個四歲男孩而言，魏揚是讓人感動的，他能擔待我們的忙碌，很多事都自力救濟，否則這本書問世之期大約還在未定之天罷！ 謝了這麼多，看來實在也是「老掉牙」，不過我只想說，學術不是研究者個體戶的作業成果，它真是一個密密織就的人情網絡，裡面交錯著研究者的價值關懷與周旁情愛，也因此，歷史這個研究「人」的課題，才真正有了人的味道。 附錄 當我聽說她曾在二二八的死牢裡，一面等候槍決消息，一面哼唱台灣民謠，氣定神閑地唱響死牢裡的歌聲之時，真正為她的勇敢無長畏所敬佩…… 幾個月來，為了蒐集碩士論文資料，我鎮日沈浸在《台灣民報》泛黃的年歲中，啃讀那些細小漫渙的鉛字，也因而與已經逝世的，最情親的祖父母在歷史中重相見。 舊報合訂本在手中逐頁翻過，親人的名字不時跳將出來，我彷彿穿越時空隧道，而與祖父母年輕的身影邂逅。讀史的人對於歷史圖象的感同身受，雖然有時也會血脈賁張，但如我此時這般深覺真切無隔的，恐怕不多。 一九二七年，二十二歲的阿公楊逵應台灣文化協會的召喚從東京返台，並且在鳳山與當時已投身農民組合的阿媽葉陶相見。此後，他們聯袂在台灣農民窮窘的生活舞台上賣力演出，因著這段結緣，今日方才有我。從那些為數不多的記載中，我幾乎可以清晰看見那有著蓬鬆濃黑頭髮，安靜而清俊的楊逵，置身在黝黑農民間，乍見顯得格格不入，細辨之下卻可體觸到一股若合符節的相同脈動，在這個舞台上，安靜內向的楊逵也會大揮熱辯，豪氣干雲。我也幾乎可以清楚看見曾經將裹腳布丟入旗津海域的葉陶，挽著一個簡單的髮髻，踏著一雙放大的天足，身著一襲素樸衫裙，講演時豪氣英爽，更勝鬢眉的神采。 看著年輕的阿公阿媽在歷史中奔忙，出入農村，進出監獄，我幾乎有一股衝動，想走進歷史之中，與年輕的他們再一次相識、相知，握手歡談。 二十年後，我選擇日據時期的女性思想做為論文題目，又與阿媽重相見。當我讀到她身懷六甲，因擺地攤販賣自製嬰兒衣衫糊口，而與無理干預的日本警察壯聲論辯時，不禁為她這等氣概撫卷長笑，同時為一個杜會運動者家庭生活的窘迫嘆息。當我聽說她曾在二二八的死牢裡，一面等候槍決消息，一面哼唱台灣民謠，氣定神閑地唱響死牢裡的歌聲之時，真正為她的勇敢無畏所敬佩，也為自己的軟弱退卻而羞愧。 母親節前夕，在暈黃的燈光下，我跌入一個深沉的思念淵潭之中。每個人的生命中，都有一些最眷注你、也最為你所眷戀的人，在他們身上，你可以得到最溫暖的慰藉和最有力的扶持，不幸的是，對我而言這些慰藉的暖意已經遙不可及，最疼愛我的阿公阿媽墓木已拱。每當我在工作上有了無奈、在生活中有了挫敗、在人情上有了委屈，我仍然會同想像中阿公阿媽的臉顏哭訴與祈求，祈求他們賜給我力量和勇氣，扶持我走過生命逆境。然而，在這樣潛心誠意的祈禱中，我不免因著遺憾而更添傷悲。我曾與阿公相伴走過多年風雨年歲，溫馨的憶念可以信手拈來，但是，對於早逝的阿媽，我的記憶卻是矛盾的，感覺似乎很情親，細想起來卻又很模糊，我只是牢牢記著，我是她最疼愛的小孫女，並且感激自己曾有這樣的福份，但是，我真遺憾她走得那麼早，來不及等到我夠大，懂得在康乃馨花季的襲人香氣中，向她說一聲：母親節快樂。 幼時印象中的阿媽，是既嚴肅又慈祥的，讓人一面敬畏著，一面又依賴著。我記得出裡蟄居的阿媽並不清閑，老有些排難解紛的差事要她忙，她外出時，經常帶著我，因而我這個在山裡奔闖的野丫頭，便可以換上漂亮衣裳去做客了，這是我彼時最得意的事。去過的許多地方，現在都不復記憶了，唯有彰化白雲寺的圖像我仍未忘記，白雲寺有長長的階梯、溫潤的花香、清釅的山氣、可口的齋菜，以及因為一直持續而聽來反倒寂靜無擾的木魚梵音。阿媽和那裡的尼師們都很熟絡，在那兒，我感覺阿媽更加溫慈而有笑顏。 阿媽晚年身體孱弱多病，嚴肅的神情淡去了，愁悒的容色增多了。不知怎麼，我一直記憶著一個畫面，那時我尚未念小學，在東海花園，一個冷暗的黃昏，夜來的潮濕山風從矮窗探進屋來，阿公與阿媽分坐他們大木床的兩個角座，沒有說話，阿媽慢慢拿下髮夾，弄鬆髮髻，稀疏而花白的長髮披落肩上，阿媽開始用一把老舊脫齒的木梳梳頭髮，我爬上床去，坐在她的身後，撫玩她的長髮說：「阿媽，妳的頭髮真長，我來幫妳梳髮髻好嗎？」阿媽笑著低聲說：「等阿翠長大了，再幫阿媽梳髮髻。」然後她抓攏瘦瘦的一把頭髮，俐落地梳了個髻。 我就一直記著黃昏裡阿媽長髮披肩的模樣，覺得長髮真美，長大後我定要留這麼長的髮。終於，我不曾為阿媽梳過髻。 然後阿媽開始瘦下來了。我記得她死前的病態，雖是瘦骨，全身卻因尿毒症而浮腫，肌膚一受力便塌陷一個大窟薩。她死時，我與阿公在天光還未亮透時趕到她身旁，爸爸掀開覆面白布，我見她已換上壽衣，臉容無所謂悲喜。阿媽出殯時，我一直流淚，被著長長的頭巾，不停地哭，那天山上風很大，整座山都是唏唏嗽嗽的草葉聲和哭聲，我真有些弄不清自己的心情有多少哀傷，只是不停地哭。 阿媽死後，鞋櫃裡還留下幾雙鞋，衣櫃裡也有幾件舊衣衫，這些衣物幾年後已不再見到，只有一塊「母範楷模」的匾額日日可以見著，我還藉著它認了「揩」與「楷」兩個字。阿媽死後幾年，我曾在大木床上午睡流淚醒來，心念著阿媽在夢中模樣，她披散一頭未梳髻的長髮。 ● < 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