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行动物馆

也是在一个类似的黄昏，石老康修改了一整天剧本后，带着他的花岗岩脑袋去海边散步。说花岗岩脑袋，丝毫没有贬损他的意思。石老康是我的朋友，这里只是为了说明他大脑麻木的程度。对于一个靠写作为生的人，麻木比顽固更可怕，比脑袋里装满四川花椒还要糟糕。 这天，导演告诉石老康由于飞机的缘故，这部戏不准备搞同期录音。因此，有关环境声的描写恐怕要做些改动。好在要拍的是生活剧，不以声音见长。石老康虽然表面不在乎，心里却非常别扭。按原来的构想，地上掉根针都应该能够听到。 下了出租车，石老康便看到了李小蛾。在波光粼粼的背景中，她刚开始是一团模糊的影子，石老康又往前走了几步，这个影子才变得逐渐清晰。当时，她一个人站在海边，正在朝落日和大海的深处眺望。接下来的对话，则有点像特务接头。 “小姐，干吗一个人站在海边，老家是不是发大水了?”石老康问。 “没错，你怎么知道的?”李小蛾说。 “我还知道你生母早逝，贪财的后娘把你许配给邻村的傻子。从此，你夜里穿着衣服睡觉，枕头下面还压一把张小泉剪子。可据我所知，你们老家连年丰收，除下过一次比绿豆还小的冰雹，没发生过任何灾情。”石老康说。 “你这人真逗，你们北京人都这么逗吗?”李小蛾说。 在石老康回答李小蛾之前，我必须作一更正。前头说这段对话像特务接头，只对了一半。因为据石老康讲，这是他俩做爱时的对话。这就是说，他俩是先交换情报，然后才对暗号。石老康记得李小蛾一边用身体配合着他，嘴里边吃着甘蔗，完全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而石老康自己则没过多一会儿，便感觉到一股真气被人从脚心抽走了。他极不情愿地付钱给李小蛾。按石老康自己的话说，他是花十块钱打面的，结果才坐了一公里。他嘱咐我千万不要把这件事告诉别人，更不要把它编成故事。 “不过，从那之后，我的状态确实好多了。”石老康补充说，“要写，也应该强调这积极的一面。感情这东西跟别的不同，你越觉得不公平，就越难分难舍。后来李小蛾也十分投入，完全不像是生活所迫的样子。” 3 通过那次谈话，李小蛾就认定石老康在H市时间不短，否则不会对这里的情况如此熟悉。石老康则对李小蛾说，你都在这儿呆两年了，不是照样分不清棕榈和椰树吗。尽管李小蛾被一下问住了，石老康还是向李小蛾坦白他下飞机的当天晚上，就被带到一个叫候车室地方。看到房间里坐满了小姐，石老康的心怦怦狂跳。连摄像递给他烟他都没接住。烟掉在一位妈咪的脚上，烧坏了她的丝袜，还把她的脚背烫起了一个水泡。石老康承认，他是平生头一次见这阵势，但那么多小姐，没有一个像李小蛾那样让他动情的。李小蛾表示她不相信石老康的话。李小蛾说你的话我无法相信，再说我们做小姐的也配不上你。听李小蛾这么说，石老康就没再吭声。李小蛾又告诉石老康，除了林场一头大象，她在H市没什么朋友，因此她知道大象一些有趣的习性。她答应哪天带石老康去看那头大象。石老康听了，轻轻叹了一口气，把李小蛾搂在怀里。从此，石老康不管到哪儿都带着李小蛾，丝毫不在意组里说他自带干粮。 一天夜里，李小蛾带石老康到海边游裸泳。李小蛾告诉石老康说，其实，过去有一个老板曾经特别喜欢她。那个人有老婆，他表示回去就跟老婆离婚，然后娶她。但他一走便杳无音讯。石老康开始怀疑，那天在海边李小蛾是不是在等那个男人。 回到房间，石老康觉得自己浑身上下粘着沙子，冲了十几遍都没有冲净。李小蛾问他为什么不说话，是不是生气了。石老康说我为什么要生气。李小蛾说那给你讲几句骚话吧。石老康说，千万，别。有一段时间，石老康一度想教李小蛾识字，但他很快发现自己的热情是多余的。李小蛾不但会讲“一江春水向东流”，还知道Addidas的缩写是AIDS。 4 我见到石老康的时候，石老康已经在H市呆了一个多月，稿已改得八九不离十，电视剧也即将开拍。我到了以后，和石老康住在隔壁。他跟李小蛾的事，有一些是石老康自己跟我说的，有些是组里人跟我说的。凭着我敏锐的洞察力以及对石老康的了解，我认为有些事情是真实的，有些事则或无中生有，或添枝加叶，夸大其词。 制片主任希望我能写出几篇有分量的稿件，以利于这部电视剧的赞助和发行。他几次向别人介绍我说，这位先生是京城某大报的歌舞记，专门报道娱乐圈的事情。去年因将某剧团用人穿上熊猫皮冒充熊猫表演的丑闻诉诸传媒，从而拉开了文艺团体改革的序幕而名噪一时。说实在的，他这么介绍我是出于好意，他所说的也确有其事。这就更使我友右为难。我不习惯在完成一件事情之前，让人家抱有很大的希望。而我之所以来到H市，则完全是由于石老康的推荐。 老鸭确信她的母亲也就是我的岳母变成了一只蝴蝶。那是四月的一个下午，老鸭的母亲在经历了数日的昏迷后，终于逝去了。当时，阳光照在院里的一片空地上，一只白色的蝴蝶在阳光里翻飞着，久久不愿离去。 对于岳母的死，我也非常难过。尤其是想到岳母在世时，对老鸭和我的种种关心，便更是悲从中来。所以，我也倾向相信妻子这种善意的迷信，以至于后来我每当见到蝴蝶，首先想到的就是这蝴蝶没准儿是老鸭的母亲。我敢保证我的感觉是真实的，丝毫没有半点儿揶揄的意思。 但我必须承认，从我到绛县起到葬礼结束为止，我的悲哀是不连贯的。首先是葬礼的安排，使我的感觉变得断断续续。当然，这些安排非常周到细致，同时又带有强制性和连续性。就如同日出日落，如同我们一天中的二十四小时，没有人会对它提出异议(因为葬礼不是在这个故事里要谈论的内容，我打算为它另写一篇故事)。 我想说明的是，由于我初来乍到，对这里的殡葬制度不太熟悉，所以感到有些无所适从，尤其看到岳母的表弟与神汉为哪种安排更为妥帖而发生争执时，我发现伤心是件复杂的事，不管对生者还是对死者都是如此。在这件复杂的事情里，岳母的表弟与神汉都是各自意义上的权威。权威的出现，分散了我的注意力，使我不能一心一意地哭泣。换句话说，他们让你哭你就得哭，不让你哭你就不能哭个没完。相信在乡下久住的人，都有类似的经历。但这对我来说，的确是头一次。 如果说权威的出现，分散了我的注意力，那么，下面这事则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在岳母的棺材前磕完头，刚进里屋，便被身穿重孝的老鸭拉到一旁。她顾不得责怪我，而是让我赶快把皮包锁好。“有小偷，”她说，“上午姐就被偷了五—卜块钱，她的衣服就挂在这架子上。”老鸭指了指墙角的衣服架，上面仍然挂着几件衣服。听了这话，我着实有些吃惊，竟然有人在这种时候作梁上君子。吃惊之余，我不禁提高了警惕，把本已放到地上的皮包里里外外又倒腾了一遍，确信里面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才稍有些放心。 (二) 说老实话，我对这种话题有着天然的兴趣。在我写过的为数不多的几篇小说里，讲述的都是类似的事情。儿子怀疑父亲是叛徒；妻子怀疑丈夫有外遇；被打劫的出租车司机有可能是劫匪；一个单位的同事却潜藏杀机。但都是雷声大雨点儿小，最终不了了之。为此，我简述过个中原因，即我所迷恋的不是罪恶本身，而是一种与罪恶相关的神秘氛围，它可以充分发挥我的想像力。 想不到这事真让我赶上了。我想绝不能放弃这个机会，一定要把小偷查出来。凭我的判断，这是个胆大妄为的盗贼，决不会只偷那么一次。 每天来院里的人很多，光打杂的就不下二三十人。这给我的破案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但经过细心观察，我发现在这些人当中，经常呆在屋里的其实只有三个：王老师、神汉和岳母的表弟。神汉和岳母的表弟在此之前我已经有所提及，而且待会儿我还要交待，这里重点说一下王老师。 王老师与我的岳母在同一个中学。岳母教语文，王老师教画画。我头一眼看到王老师时，他正在往棺材上刷清漆。他刷得很仔细，从不抬头看周围的人。据说他跟岳母的关系很好，这次是专门跟学校请假为岳母料理丧事的。我到绛县时已是下午，没过多久王老师就走了，连晚饭也没吃。 第二天看到王老师，他已经用立得粉在棺材的两侧勾好了龙风图案，正在用水粉颜色涂一朵云。那朵云已经被涂上白色了，再涂上蓝颜色后显得很有层次。 后来从老鸭嘴里我又断断续续地听到王老师的一些事。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说王老师在文革期间画毛主席像，把主席下巴上右边的痣画到了左边。其实当时他是照着毛主席画像画的，他的技术很好，但不懂得物体之间的对应关系，看画上的痣在他的左边他就画在了右边。所幸我岳母看出了这一点，并马上给他指了出来。王老师差点没吓昏过去，要知道这画已在操场上挂了两个星期。从此，王老师便认为我岳母对他有救命之恩。 不管这件事是否属实，他画的龙、凤、云彩和莲花都不会有任何问题。从王老师埋头画画来看，他是用画我岳母的棺材来表达对我岳母的哀思，因此，绝不会想到去偷东西。 (三) 岳母下葬那天，一共开了五个追悼会，它们分别代表岳母的学校，岳父所在的检察院，县教育局，街道办事处及亲朋好友。像王老师一样，很多人既是岳母的同事，又是岳母的朋友，又是岳母的邻居，所以这五个追悼会从形式到内容都有些重复。在此之前，我说过不谈葬礼。但不谈葬礼，就得讲丢东西的事，因为继老鸭的姐姐丢钱之后，厨房里又发现少了十斤猪肉。 如果说丢钱的事仅限于亲戚范围知道，丢肉的事便使这个范围从亲戚扩大到院子里的每一个人。这件事是在厨房帮忙的于阿姨在做午饭之前发现的。 岳母家一共雇了五个做饭的。因为每顿饭有二十多人同时进餐，院子里支起了两口大锅，还支了五六张桌子。人多的时候坐不下，就只好分拨吃。 即便在吃饭时，老鸭也嘱咐我别忘了看看屋子，尤其是里面的那间屋子。因为屋里不但有家里人的衣物，还有许多诸如香烟、白酒之类的东西。这些东西准备在下葬那天使用。 肉丢了，午饭没有肉，神汉看上去似乎不太高兴。他一个劲儿地抽烟，不抽烟时就吩咐他的手下干这干那。我看得出来，他希望葬礼拖的时间越长越好，以便能跟下一个葬礼连上。所以，我觉得他的不高兴是装出来的。 与神汉相比，岳母的表弟则显得过于悲痛。他会突然中断手里的事，比如抄挽联，坐到岳母的棺材前发呆，有时还会失声痛哭。但这个表弟的来历，连岳母家里人都不清楚。据老鸭说，岳母生前对这个表弟就十分信任，岳母逝世后又忙前忙后，累得不亦乐乎。他经常在一些小事上跟神汉争吵，最后，还是由岳父出面，写了个葬礼分工表，贴在院里的墙上，每人按这个分工表各司其责，两人的争吵才告平歇。 谁都知道，岳父是个平和的人。岳母的过世，对岳父的打击一定很大。他终日把自己关在卧室里，只有到院里上厕所时才出门。看到他悲痛的样子，我也不忍心打扰他。岳父本来在北京工作，五七年被错划成右派，下放到山西，从此便在绛县安家落户。他和岳母一共生了四个孩子，两男两女。其中最小的女儿叫李老鸭，由北京的舅舅带大，后来成了我的妻子。由于家里本来就人多，加上别处来的七大姑八大姨，我来绛县的当天晚上就住进了附近的招待所。所以白天我呆在 岳母家，晚上回招待所睡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