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法学研究.第九卷

　　内容介绍： 　　主编絮语 　　刑事诉讼呼唤证据规则 　　樊崇义 　　 最近一个时期，由于教学和科研的需要，深人实际部门了解了一些刑事案件的定罪量刑情况，查阅了大量的案卷和刑事判决。再加上对来访者的接待，来者多数是案件问题，深入交谈中了解到都是由于证据的运用出了问题，导致当事人不服，家属有气而上访北京；近日，我还接到许多来信，打开一看同样是为案件的证据问题而造成判后不服，四处申诉、上访、告状。面对这些情况，在学习刚刚结束的全国人大十届三次会议文件精神的过程中，自己感悟到刑事诉讼与构建和谐稳定社会紧密相连，案件的判决和裁定公正才能服判，服判才能和谐，和谐才能稳定。当前在刑事诉讼领域里出现的“翻案风”、“上访潮”，无一不是因为案件中证据的调查和运用出了问题，造成当事人、家属不服而翻案、上访、申诉、告状。 　　 刑事诉讼中的证据问题，从我接触到的80％的案件看，根子在于证据的收集调查没章法，案件事实的认定无规则，刑事诉讼的证据规则迟迟不出台，导致公、检、法机关办案不规范。直到今天，多数办案人员一直在沿用历次政治运动中发动群众的查证方法，事实的认定沿用搞专案的方法，“三对口”的方法，即采用一切手段逼供、诱供，甚至骗供，有了当事人的承认，再找两个证人加以印证，三张口一致，就下判了。重口供轻证据，重言词轻实物，重人证轻物证，“三重三轻”的办案方法是当前案件质量滑坡的重要原因．，更是造成社会不得安宁的重要因素之一。 　　 口供主义盛行。在我国，由于封建专制主义证据制度的影响，对刑事案件事实的认定，人们习惯于重口供轻证据的做法，视口供为证据之王，反映在办案程序上“先抓人后取证”；反映在证据的收集上，先拿下口供再去收集其他证据，为了拿口供，千方百计，变着手法，不择手段地逼、诱、骗，刑讯、打人者皆有。由于口供的来源非法，所以翻供率居高不下，申诉、告状的到处都有。即使在诉讼的过程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反反复复，最终到法庭上还是翻了供。司法机关置翻供于不顾，仍然硬着头皮下判。可想而知，这种判决何以为“铁案”。 　　 靠证人证言定案。许多刑事案件，特别是经济犯罪案件，在证据的收集和运用上，并没有从经济活动的流程和各个环节上去寻找物证、书证，而把功夫下在证人上。为了使证人证言同口供相互印证，取得供证一致的效果，刑讯逼供者，诱供、骗供者，大施“声东击西”战术者时有出现。更为危险的是，在市场经济下的各种证人，受利益的驱动，受各种各样人际关系的支配，证人一会儿一个面孔，一会儿一个说法，当着司法机关的面说一套，当事人在场时又说一套。实践已经证明，只靠证人证言定案是一种最危险的做法。有专家称：证人证言是一种最危险的证据，这一说法不无道理。其原因是由证人证言证明力的特点所决定的。马克思早年就说过，什么叫人呢?人是各种社会关系之综合，生活在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有着自己形形色色的社会联系，这种复杂的关系直接影响着证人证言的质量，更何况在商品经济下的人际关系。同时，即使是一个品格完好、最诚实的人，所作的证词也可能有失真的时候。这是由人们认识客观事物的局限性所决定的。由此可见，用证人证言定案的可靠性、真实性极差。从当前上访、告状、申诉的案件看。多数都是由于证人证言发生了变化，导致原判的根据和基础不稳，形成了反复缠诉的局面。教训告诉我们，在如何对待证人证言、如何处理证人证言同实物证据的关系、如何确立传闻证据规则等一系列问题上，都在渴望证据规则早日出台。 　　 违法取证时有发生。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虽然明确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硪‘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件的公民，有客观的充分的提供证据的条件。”但是，立法却未明确规定，非法取得证据的排除规则。同时，更没规定如何防止和禁止非法取证的具体措施，诸如讯(询)问时的律师在场制度、录音录像制度等等。因此，取证过程中的违法现象禁而不止，时有发生，甚至导致一些大案要案成了冤案，如最近新闻媒体披露的湖北省余祥林杀妻案，河南省服刑13年又无罪释放的胥敬祥抢劫、盗窃案，河北省已执行死刑的聂树斌强奸案。其冤判、错判、错杀的基本原因，都是由于对证据的收集、判断以及此后的定案缺少约束，没有规矩何以成方圆，一句话因为没有证据规则而造成这些错案。以佘祥林杀妻案为例，由于证据的关联性规则不明确，办案人员把一具女尸误认为是本案的被害人，即余祥林之妻。时隔11年之后，其妻张在玉突然归来。其实按照关联性规则的要求，女尸是否为被告人佘祥林所杀，它同本案的关联性，应该说是不难确定的。由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没有严格地确立和执行，办案人员肆无忌惮地非法取证，“1994年4月15日下午，那位指导员见我实在说不出死者的方法，就将我拉到写字台旁，给我画了一张‘行走路线图’，并叫我依照他画的那张图画画了一张”。如此非法制造假证，令人发指，难道这张图可以作为证据适用吗?!“对于当时‘指认现场’的情景，他们问我在什么地方杀的人，我随便指了一个地方，他们就给我照了相。而后叫我交出杀人的石头，我准备随便找一个石头给他们，谁知那地方根本就没有石头，他们又见我实在找不到石头，就直接将我架到堰塘的另一头站定，问我尸体沉在哪里，我见某某(注：此处略去姓名)面对着堰塘，且我站的地方有很多纸，就猜着说在这里，他们就给我照了相。”“当时我已被残忍地毒打10天10夜，精神麻木，早就处于昏睡状态，且全身伤痕累累，根本无法行走站立，我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能尽快地休息一会儿，只要让我休息一下，无论他们提出什么要求，我都会毫不犹豫地顺应。”这里不难看出，余祥林的口供，以及现场照片、作案工具，所有这些重要的证据，都是严重违反程序而非法取得的，更不难看出这起冤案是怎样形成的。血的教训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尽快确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重要性。当然，这里反映出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个证据规则问题，办案人员借办案之机，大施违法乱纪之手段，还应受到党纪国法的惩处!由于笔墨所限，我们仅举余案中的几点，说明关联性规则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重要性。回到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回到刑事诉讼的实务去，何止于此!侦查、起诉、审判各个阶段对证据的收集与运用，都在呼唤证据规则的出台。它包括对证据的收集、调查规则，对收集到的证据的审查判断规则，审判时质证规则、交叉询问规则，等等。我国的刑事诉讼立法关于证据制度的规定，几乎是空白的，很少涉及证据规则。诚然，这种状况是有它的历史原因的，但是，我国民主与法治的进程，各方面的情况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对刑事案件的追诉和查处，必须依法进行，必须按照各种证据的证据力和证明力的要求进行，不仅历史的发展在呼唤证据规则的出台，而且就查处刑事案件本身也急需证据规则出台。这正是科学的发展观在司法领域中的具体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