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听民间心灵回声

发生这种最亲密的关系，无论对男子还是女子都不是完全无关紧要的。”①恩格斯这里讲的，对于任何时代的两性关系来说，都带有某种规律性的普遍意义。如果讲得坦率一点，那不妨可以说，在两性关系中，不外是“情”与“欲”。“情”，比较多地偏重于社会思想方面，“欲”，则比较多地偏重生理方面，这两者，正如从恩格斯的话里可以看出的一样，是互相有关、不可分割的。“情”，不仅是由于共同的思想基础和旨趣，而且是由于对方“体态的美丽”而产生的，并且自然会导致恩格斯所指出的那种“欲”，而这种“欲”只要是来自那种具有合理基础的“情”，也就不失为一种人的自然而正常的“欲望”，而不是一种脱离了人性的动物性的本能了。这种正常的“欲望”，由于封建社会的虚伪礼教而被歪曲了。在文学描写中，这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本来就不应该是一个禁区，问题在于作者如何去写、为什么去写，是为了表现社会现实生活的真实和人性的真实，还是追求低级的纯官能性的“趣味”。 在宋元小说里，关于两性关系是被着重表现的一个问题。而众多的奸杀事件则又反映了中世纪城市生活中的一个侧影。关于《刎颈鸳鸯会》，这是一篇长期被误读的作品。人们通常把它看做是一篇描写私通和奸杀事件的具有“自然主义”倾向的小说。而且确实由于作者把小说主人公蒋淑珍的性意识、性行为作为一种脱离人的具体活动的静态的生命行为，有意夸大出来，因此，在其笔下，蒋淑珍的“动物性的生理性要求”被抬高到压倒一切的位置，成了支配家庭纠葛、掀起人物思想波澜、推动情节展开的杠杆。作者的写作意图无疑是要鞭挞这个“淫妇”和否定其“私通”行为的。然而，当我们从作品展示的形象的客观意义加以审视时，就会发现，这篇小说实际上接触到了封闭于封建家庭中的少女的性的苦闷以及封建婚姻制度不合理等诸多的社会问题。 作为一个普通人家少女的蒋淑珍正处于多思的年华，生理上的变化和心理上的隐秘世界又不为父母所了解。只是因为自己一时缺乏性的自控能力，招来了不好的名声，从此使婚姻蹉跎。为了不使家门出丑，父母草率地把她嫁给了一个大她二十多岁的“农庄人家”，后来丈夫死了，她守寡三年，又因不安于室，被推出家门，嫁给了一个经常外出做买卖的商人，以至最后与人私通，完全走上了堕落的道路，招来了杀身之祸。在我们看来，蒋淑珍的悲剧，绝不单纯是情欲和性本能的驱使所造成的。作为一个妇女，她有过对美满婚姻、幸福家庭的强烈渴望，而且，即使她完全堕落时，她也还是有过深切的悔恨和严厉的自谴，由此还带来了更深的苦闷和抑郁。蒋淑珍后来在婚姻上的一切不幸，并非只是因为她作为少女时的一次不慎行为造成的，恰恰是封建包办婚姻把她一步一步推向罪恶的深渊，是封建礼教吞噬了一个本来正常的灵魂。小说毕竟提出了婚姻原则究竟是“礼法”还是“人性”的问题。后来的小说《闲云庵阮三偿冤债》故事开端曾引用几句谚语“男大须婚，女大须嫁；不婚不嫁，弄出丑咤”。这几句话本意是以一种封建主义的口吻劝告做父母的早些给儿女完婚，以防出丑，但是他们却绝不可能认识到更重要的是尊重儿女的自身意愿。 从上述几篇小说，我们大致可以看出写实派的社会问题小说的一些主要特点，即作品避免 了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那种浮躁无根的伪浪漫主义，而是于冷峻的文字背后辐射出作者对社对人民命运的深切关注和思考，同时还在于它超越了无数靠情绪而创制小说的作者，能站在社会的政治的角度，揭示出当时社会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在于它敢于直面现实，具有干预涵盖当时政治、道德、伦理、文化诸领域社会问题的气度。它已从以往写奇人或知识层的条条狭长的小路上跑向市民社会的广阔原野。 写实派的社会问题小说，实际上是一种能够清晰地再现宏观世界规律的特殊微观世界。然而，我们也不难发现这一流派小说的明显弱点：问题急切而答案空渺，问题重大而形象弱小。这几乎可以被看做是这一流派小说的思想上和艺术上的基本倾向。作为社会问题小说，它所提出的的确是人民所最关心的问题，因为这些小说鲜明地反映了当时的现实，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作者们对封建制度的认识还停留在表层，他们所看到的还只是封建社会罪恶的一些现象，还没有透过这些现象认识封建社会的本质，也还没有把这一切罪恶归于封建制度的本身。它们的济世方剂不外是企望“清官”出现以澄清玉宇，或者“剃了头发做师姑”，以示与尘世决裂。但是更好的出路究竟在哪儿呢? 社会问题小说思想和主题的统一并不是简单的、明确的，而是复杂的、矛盾的。一方面作品广泛而敏锐地发现和提出问题，暴露了骇人听闻的残酷的现实，表现了作者有“智”有“识”，从而具有宋元时代的志士风格；另一方面，在深入并且试图解答这些问题时，往往又不敢正视这些问题，以逃避斗争解决矛盾，缺乏足够的“勇”，带上了弱者的气质；一方面对灭绝人性的事件不满和提出抗议，另一方面则又在强大的封建势力面前茫然和无所措，这使作者的“仁”也在相当程度上成为弱者的“仁”。再有，一52倾听民间心灵回声方面对是非有鲜明的态度，另一方面对复杂的社会矛盾往往不能理解，于是这“识”，也是精神贫困者的“识”。这些写实派的社会问题小说在智、仁、识、勇诸方面，是长短互见，不甚平衡的。 在艺术上，社会问题小说往往注意事件甚于注意人物，而写事件又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原始事件的束缚，不能根据积极的目的进行概括，所谓“顷刻间提破”和“涅合”，既说明小说家概括现实、反映生活的迅疾、敏捷，但也不免仓促和粗糙，因而也相当程度地妨碍了创造富有生命力和个性色彩鲜明的形象。在小说的传奇性和表现丰满的人物性格之间，小说话本显然偏倚于前者。 另外，宋元小说话本在艺术结构上趋于程式化。比如社会问题小说中那些叙述讼狱的故事大都有一个结构模式，它一般由两个部分组成，首先表现讼狱事件是怎样发生的，通过成案的过程，展示市民生活的画面，反映社会的种种矛盾纠葛；其次写官府的如何判案，揭开封建专制机构的黑暗腐朽，表现对昏庸、贪婪、残暴的官吏的批判，最后是“清官”出现，平反冤狱等等。在这种叙述角度折射下，这类小说的结构类型已经规定好了：当作者借用结构作为提炼素材的手段之一时，他们不是从人物的主观感受和意识流动的角度把握事件，而是在时间、空间秩序的控制下，客观地遵循着因果转化的必然逻辑结构情节。这种固定模式往往限制了作品更好地展开冲突。 本来，爱情就是人类生活中一块优美动人的天地。在这里，人的激情、人的风度、人的个性、人的人格力量比其他方面更容易有充分的全面的展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