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景寻情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一直是自古以来熔铸文人学者的两大途径。其最具典型性的便是三代以下第一作者司马迁，他从十岁开始读《左传》、《国语》、《世本》和儒家诸经典；二十岁就周游江浙、两湖、鲁豫、四川的名山大川。访求遗佚，搜集口碑。后世文人学者多奉为圭臬。有唐柳宗元以撰写游记著称于唐宋八家，所写《永州八记》刻画唐代湖南零陵优美山水，竹木怪石，久称古今名篇。明人徐霞客跋山涉水，攀悬崖，登绝顶，考察自然与人文现象，穷一生精力，撰成举世驰名之杰作《徐霞客游记》，熠熠发光于中华文化之宝库。近之如清代，游记之作，所在多有。如清初古文名家宋荦与汪琬各有一篇同名《游姑苏台记》的游记，描绘苏州城外姑苏山上姑苏台山水情景，宋文并引入汪文写景片段，比读之下，汪文于情以似略胜宋文一筹。乾隆时诗人沈德潜有《雨中游虞山记》一文，是一篇情景交融的好游记，作者始而写两过其山而未登的憾意，继而写某次雨中登临，又未能尽探幽邃，而感到心甚怏怏，终而发抒对世事的感慨说： 　　“然天下之境涉而即得，得而辄尽者，始焉欣欣，继焉索索，欲求余味而不可得；而得之甚艰，且得半止者，转使人有无穷之思也。噫嘻！岂独寻山也哉！” 　　晚清时期，中国处在一个历史转型期，有人开始动念走向世界。我的一位乡前辈单士厘女士于1903年从日本经朝鲜，中国东北、西伯利亚，至欧俄。历时80日，写成了中国第一部女子出国游记———《癸卯旅行记》，介绍所见所闻，不仅量其风物，更对时事感到忧虑与愤懑，充分反映20世纪初一位封建时代女性的远见卓识。1910年，她又写出一部名为《归潜记》的游记，记其在意大利的见闻和她对中西文化交流的看法，更借犹太人在意大利的屈辱惨状，以启迪国人对国事日衰的警觉，体现了游记中的文化内涵。 　　上一世纪的八十年代，中国进入政通人和，文化繁荣的时期，文人学者渐渐摆脱自我封闭状态，不仅国内时有学术研讨，甚且越洋交流，亦非罕见。所到之地，往往将见闻形诸笔墨，于是游记之作时见报刊，而自藏于箧者尤不可胜数。从此，海内外一地之历史沿革、山川风光、民情习俗，名胜遗迹，以及民众之精神素质、文明程度等等，大都见诸文字，斯情斯景，宛在眼前，几于目不暇接。文化内涵更见深厚，中西文化之沟通，日益畅达。 　　不论古今，凡出于文人学者之手的这些游记，不仅使人广其见闻，更重要的还能以作者对人文意识的诠释，起到了发挥人们追索知识和开拓思路的效能。也引发我对这些文化游记的关爱和思考。 　　能亲临海内外胜地，并写出文化游记的人，终究是少数，更多的人虽有此要求与愿望，但一则限于精力，二则限于财力，三则限于时间，无法实现自己的向往，于是只好通过图像和文字来满足自己的文化要求。我曾把这种文化享受称之为“卧游”，所谓“卧游”，并非实指，而是借指一种消闲模式，偎在被窝里，仰摊在老板椅上，斜靠着羊皮沙发的扶手，歪躺在被垛上……都属于“卧游”的范畴；但许多文化游记，多散刊在各处，搜寻困难。因此我曾设想如能选辑一批出于文人学者之手，具有文化内涵的游记于一编，提供给那些或年高体衰者，或公私繁忙者，或阮囊羞涩者作“卧游”之需，岂不甚好？ 　　几年前，我和忘年挚友韩小蕙女士曾编过一套《当代文化游记》，含域内域外各一册，为多人一集，颇得同好赞许，惟所收篇什较少，时思增益扩编。去年冬日，岳麓书社曾主陶社长告知，该社拟组编一套文人学者走天下的游记性丛书，内容不只描写自然景物，还应有人文内涵，并打破学者作家界限，各成专集。我被邀加盟，甚感愉悦，乃汇集旧有拙文数十篇，成一小集。各篇插入相应图片，庶看图文，益增情趣。既记录平生游踪，又可备卧游者浏览，岂不善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