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篇经济学小品文

故事之一：劣币驱逐良币
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不信你看一看自己的周围：有的人用50元钱买到了一双“伪”耐克鞋，替代了800元一双的真正的耐克，而且他的心里还美滋滋的；有的人用几百元钱买到了一张假文凭，他凭着这张假文凭获得了很好的收益。其实，这是用人的劣根性替代了社会的良知。

故事之二：三个和尚怎样才能有水吃？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三个和尚没水吃”典型地体现了集体行动的失败。怎样挽救这种失败，也就是说怎样使“三个和尚有水吃”？各路经济学家（如休谟、霍布斯、诺思、威廉姆森、张宇燕等）叠出高招：产权经济学、新制度主义、博弈论、公共选择理论。这很像周星驰2005年的贺岁片《功夫》中的功夫：什么十二弹腿功，什么狮吼功，什么蛤蟆功，什么如来神掌，招招见功力。

故事之三：企业决策不败的硬道理
关于龟兔赛跑的故事有很多，最新的版本是：兔子与乌龟第一次赛跑失败后感觉到十分没有面子，就要求与兔子再比赛一次；乌龟答应了，比赛开始，兔子嗖地就窜了出去，而且中间毫不懈怠，但等它跑了很久发现，方向错了。我们企业的很多决策都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决策的战略方向与路径是错误的。那么，如何防止企业决策失误呢？

故事之四：AA制的经济底蕴
东西方文明存在着诸多的差异，这是众所周知的。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在1920年访问中国后所写的《中国的问题》中讲：“我们（西方人）的生活方式要求争斗、开发、无休无止的变化、冲突和破坏，甚至指向破坏的效率，结果只能以毁灭而告终。如果我们的文明不能够从它所鄙视的东方文明中学得一点智慧的话，它将走向毁灭的终极。”85年后，我们应该说，如果我们不从西方文明中借鉴有益的经验的话，我们的发展将会是畸形的。这种借鉴包括产权制度，而AA制又与产权制度密切相关。

故事之五：经济史上的“围魏救赵”
“围魏救赵”是军事战略，但在经济生活中其价值不可忽视。有些经济矛盾如果直接处理，反而会使矛盾越来越复杂。怎么办？就要运用“围魏救赵”的办法，把矛盾放到经济的发展中去解决。发展的问题靠发展解决。

故事之六：国民性与经济发展
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例如最新的例子是2005年1月19日韩国首都汉城市市长李明博宣布，汉城市的中文名称正式更改为“首尔”。这是韩国民族主义“去中国化”的典型表现。这种民族主义支撑了韩国经济的发展。现在全世界都在谈论中国的和平崛起？为什么中国的崛起可以是和平的？中华文明是以自身的成长为基础的自生型文明。这是一种练内功的文明，是以增强自身的功力来成长的。这种练内功的文明鲜有扩张的动力和行为。在中国历史上极少出现以掠夺其他国家和民族土地、财富、人口为最高目的的征伐，反倒流传着“昭君出塞”、“文成公主”之类和亲和番的动人故事。

故事之七：政府成本与木桶效应
行政成本指的是政府机关和相应的行政事业单位人力成本、管理成本和物力成本的总和。其中，人力成本包括公务人员的工资、奖金、培训、保健等；管理成本则是在决策、执行、协调、咨询和信息运作过程中的费用；物力成本是办公场所、办公设备、物质能源等支出。政府行政成本的过大份额和结构的不合理性，不仅直接显示行政机构的内部相互制肘，效率低下，而且还影响对社会公共产品提供的数量和质量，带来社会总体资源投资效率的低下，增加更多的腐败可能，带来负面的消费示范效应。特别在社会公共领域，由于公共产品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与社会救助等方面的缺失或不足，在社会平均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同时，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不公，起的是放大不公平程度的反向拉动作用。

故事之八：为什么总是“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
很多东西都有自己的副产品。20世纪伟大的物理学家伦琴在实验室中蹲了6年，本来是想找晶体光谱的，结果光谱没找到，却意外地发现了X射线。他的副产品更多，除了那根X射线，英国政府给了他12万英镑，瑞典诺贝尔奖委员会奖励他53万美元，他那张印着左手的感光纸，更是副产品中的大头，1932年被美国的一位收藏家以120万美元的价格买下。这是美丽的副产品。而有一些政策的副产品却不那么美妙。

故事之九：成语经济学
中国有很多脍炙人口的成语，如“愚公移山”、“画蛇添足”、“实事求是”等等。从经济学的角度，可以提出很多问题：愚公是否需要移山？著名经济学家梁小民在《经济学家茶座》第17期上就撰文指出：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移山并不是一种好办法，因为成本太大。类似的问题，我们还可以提出一大堆：滥竽什么制度条件下可以充数？三个臭皮匠怎样才能赛过诸葛亮？

故事之十：物以类聚与产业集群
21世纪经济发展的一个特点就是产业功能区的形成与产业集群的产生。越来越多的城市在界定自己的功能：纽约、东京、伦敦是国际金融中心，汉城、上海在争取国际航运中心的地位。在功能清晰化的同时，很多地区的产业集群在发展中，印度的班加罗尔成为世界的办公室，中国的汕头、东莞要成为世界的加厂。

故事之十一：独玩保龄球与社会资本能力建设
“20世纪50年代，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源泉主要来自物质资本的积累，但很多发展中国家按照这一理论制定的推动经济增长的政策都没有成功。于是，从20世纪70年代起，经济学家转向强调‘人力资本’的重要性。而从90年代起，‘社会资本’在决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受到西方学术界的普遍关注。”这是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在其2003年出版的《信息、信任与法律》一书中讲的一段话。事实确实如此。

故事之十二：土豆片的故事
前不久参加了一个移动信息化论坛，在论坛上，有一位嘉宾讲过一段话给我以启发。他说：手机短信在技术层面上没有多少含量，不属于高科技，但它在2004给中国移动带来了2000亿条的业务量，直接经济收入是200亿元，上交给国家的营业税超过5.5亿元。这是一个有趣的案例。

故事之十三：信用破产：如何拯救？
前几天在收音机中听了一个儿童故事，名字叫“狐狸和獾。”有一天，獾和狐狸一起出去猎食。狐狸对獾说：我们两个是好朋友，抓到食物，你一半我一半。獾说：好。过了一会儿，狐狸发现了一只被老鼠夹子夹住的老鼠，狐狸就对罐说，你快去把老鼠逮住。獾立即扑上去抓住了老鼠，不曾想，自己被夹子夹住了。獾马上喊到：狐狸，快来救我！狐狸马上冲过去，它不是去救獾，而是去吃老鼠肉。它边吃边对獾说：再忍耐一会儿，再忍耐一会儿。这时候，有一个猎人跑过来对獾说：快抓住狐狸，我保证放了你。獾抓住了狐狸，把它交给了猎人，猎人信守诺言放了獾。我在听这个故事时很担心猎人不能信守诺言，因为这样的事情在现实中太多了。

故事之十四：关联数据的戏剧
不要以为数据就是冰冷的和枯燥的，其实数据是活生生的。尤其是关联数据之间是富有戏剧性的，它往往能带给我们很多戏剧化的效果，甚至带给我们很多遐想，数据关联使我们想到“事物是普遍联系的”，正如有人所说“遥远的罪恶与你我有关”。

故事之十五：谁力最大？
软实力理论告诉我们，一个没有企业文化的企业是一个没有战斗力的企业，一个没有企业文化的企业是没有竞争力的企业。加入WTO，中国企业的竞争从80年代的产品竞争和90年代中期后的市场竞争，已经进入了文化竞争的阶段。在这样一个阶段，企业必须建立自己的关键的文化意识形态，用企业文化来赢得未来竞争的胜利。中国如何建立自己的文化竞争优势，如何在竞争中发展自己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是丰盛的“满汉全席”：企业应该建立企业家中心文化、全员中心文化、服务中心文化、质量中心文化、战略中心文化、市场中心文化、科技中心文化、生产中心文化。

故事之十六：制度的千手千面
我们都已经成为“制度拜物教”者，似乎制度是万能的。其实制度是千手千面的。制度选择首先有一个“机会成本”，选择这种制度就意味着必须放弃另一种制度，这本身就是利弊的两个方面。再者，任何制度都是时间与条件的产物，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条件的变化，制度的利弊就会发生转化。还有制度的功能存在着一个效用递减的规律，随着效用的递减，其利会成为弊。

故事之十七：鼠疫、SARS与制度变迁
社会学一般认为，社会变迁有两种主要路径，一种是演进，一种是改革或者革命。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第一类变迁主要表现为诱致性制度变迁，也就是说社会在寻找由制度不均衡引导的获利机会时进行的自发性变迁；第二类变迁更多地表现为强制性制度变迁，也就是说是由政府制度或法令导致的变迁。其实，我们认为，还存在第三类变迁，即重大突发事件导致的变迁，这类变迁主要体现为应战性制度变迁。

故事之十八：七个字500万
记得有一本书讲过这样一个故事说：美国兰德公司曾经在20世纪70年代做过一个课题，题目是“苏联政治局是如何运行的？”课题确定后，兰德公司组织由政治学家、国际关系学家、计算机专家等多个领域的学者进行研究，描绘了苏联政治局进行决策的架构。这为美国制定对苏的外交政策莫定了基础。这就是决策咨询的魅力所在。

故事之十九：古典文学名著中的经济学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是人人爱读的作品，这些作品中有很多的情节与经济生活密切相关。例如《水浒》中梁山好汉动辄就喊“来五斤牛肉”。为什么偏要牛肉？因为牛是生产力，从汉代以来，宰杀牛是需要政府批准的。“来五斤牛肉”显示了梁山好汉要与官府作对的决心。

故事之二十：裙边理论与蝴蝶效应
破窗理论告诉我们：小破坏会带来大灾难。美国纽约市交通警察局局长布拉特在20世纪90年代写给《法律与政策》杂志的文章中讲：“地铁无序和地铁犯罪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蔓延，那些长期逃票的、违反交通规则的、无家可归骂街的、站台上非法推销的、墙壁上涂鸦的，所有这些加在一起，使得整个地铁里弥漫着一种无序的空气，我相信，这种无序就是不断上升的抢劫犯罪率的一个关键动因。”

故事之二十一：经济学上的美丽错误
王小波先生曾经讲过一个“错误的故事”：在他留学的那所大学中，一位哲学教授醉心于物理科学的发现，冥思苦想，终有所得，欣喜若狂，于是发海报，开讲座，请了不少物理系的师生来听他的“伟大发现”。哲学教授在台上滔滔不绝，口沫四溅。台下听众开始面带宽容而不失讥讽的微笑，后来渐渐面面相觑。最后一个物理学教授再也忍不住，拔出嘴里的烟斗，抛下一句评语：A wrong story！扬长而去。哲学教授的物理错误很容易就会被物理学教授所发现，那么经济学家的错误会由谁发现呢？

故事之二十二：定都经济学
迁都、定都历来是一个国家的一件大事。最近的韩国迁都一事便是例证。2002年卢武铉在总统竞选时，就把建立新的行政首都作为一项竞选纲领。2004年6月8日，韩国新行政首都建设促进委员会发表了将要迁往新行政首都的国家主要部门、时间及方法的暂定方案。但很快此方案被否决。卢武铉总统也放弃了迁都的主张。这其中，迁都的成本是关键因素之一。《朝鲜日报》说，2002年卢武铉竞选总统时承诺，迁都经费只要6万亿韩元（约50亿美元），一年后就说要11.2万亿韩元，政府在2004年讲需要46万亿韩元（约390亿美元），而据专家估算，迁都总费用将达到120万亿韩元（1000亿美元）。这是一个巨大的天文数字。

故事之二十三：阿拉斯加的狐狸缘何疯狂舞蹈？
人是动物界的一部分，人是高级动物。但人以外的动物也有很多的生存智慧令我们叹为观止，它们用自己的智慧演绎着各种值得人类学习和借鉴的生存之道。例如2004年12月26日发生在印度洋的海啸夺取了近23万人的生命，但人们却没有发现动物的遗骸。企业的发展应该多多借鉴动物的智慧生存之道。

故事之二十四：总部经济学
总部经济现在成了一种流行的风尚，“跨国公司总部经济”、“总部经济新区”、“中小企业总部经济”、“金融总部经济”、“传媒总部经济”等概念层出不穷。为什么大家争着去总部？因为总部代表实力，总部代表形象，总部代表创新，总部代表利润。

故事之二十五：天象与经济
伟大的哲学家黑格尔有一句名言：“历史位于地理之后。”也就是说，历史的产生有其地缘的因素，例如他认为，真正有创造性的历史只有在北温带上才能产生，南方没有历史。虽然对于他的观点不敢苟同，但我们认为，经济的确是位于地理之后，特别是位于气象之后，不同气象地区的产业结构是不同的，发展效率也有差别。

故事之二十六：象棋与经济增长
如果问：你知道“可持续发展”这个概念吗？估计60％的人都会回答知道。但什么是“可持续发展”？知道的人就未必那么多了。“可持续发展”有两点被人们遗忘了：一是发展的适度性，二是发展的社会性。发展的适度性是指发展不是无限度的，而是有限度的，不是每年都保持高速增长；只有适度的发展而不是极限性发展才是真正可持续的发展。实际上只有适度发展，才能持续30年、50年甚至 100年以上。发展的社会性意味着经济与社会是协调的，社会是和谐的。

故事之二十七：南风与生死之门
唐朝的希运和尚是个著名的禅师。有一次，希运禅师拜访南泉和尚
后告辞而出，南泉送出门外，提起希运的笠帽说：
“长老的身材倒是非常高大，只是笠帽太小喽！”
希运接过小笠帽，意味深长地答道：
“尽管如此，大千世界都在里面啦！”
我们的这些小故事也希望起到如此的作用。

故事之二十八：战争，经济的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C·诺思和罗杰尔·L·米勒在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我们身边的经济学》一书中专门研究了征兵经济学。他们提出：经济因每一被征入伍者而承受一种机会成本，该成本完全独立于被征入伍者所得到的支付；从效果上说，征兵是对军队人员进行剥削的一种形式。那么，战争呢？战争经济学应当深入地研究战争与经济的内在关系。

故事之二十九：制度变形记
制度是人制定的，也是由人来遵守的。于是在遵守制度的过程中，就会发生种种变化：有的人试图绕开制度，有的人曲解制度，有的人附加制度。经过一段时间后，制度就会变得面目全非：遵守制度者受损，违反制度者获益。

故事之三十：仇富与原罪
中国文化有仇富的“基因”：“为富不仁”说有之，“无商不奸”论有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诗歌有之。在旧时代，“为富不仁”者的确大有人在，一是因为旧制度，二是因为富者没有为仁的制度渠道。在现时代，可以从制
度上保证“为富者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提倡共同富裕，各种公益性基金
会和各种有组织的捐款机制使越来越多的富人加入到慈善事业中。

故事之三十一：第四极的经济作用
过去我们一直注意国外资金的引进，这方面的工作卓有成效。2003年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外资流入国，引进的国外资金达到500亿美元的规模，2004年超过600亿美元。这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在很多人的头脑中，就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对外开放就等于引进国外的资金，引进国外资金就等于引进多少美元，引进国外资金越多越好。这种思维模式不符合中央提出的“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对外开放”的思想。国外资金并非引进的越多越好。例如，2003年在中国的外资企业的进口额为2319亿美元，占总进口额的56％多，外资企业已经取得了在中国市场的主导权。在当前的外来投资中，外资控股和独资企业已经占大多数，使“市场换技术”的难度大大增加，这会削弱中国工业化的基础。针对这一情况，对外开放要有新思路，引进国外的内容要有新视野。在继续引进国外资金和技术的基础上，增加引进的品种，改善引进的结构，当前可以考虑把引进的重点转向以下几个方面：引进国外先进的中介服务业，吸引国际组织总部，引进国外基金会。特别是要引进高水平的公益性基金会。

故事之三十二：金阁寺与门票上涨
日本著名作家三岛由纪夫有一本小说叫《金阁寺》。四年前，我就读了此书的中文译本，我始终记得主人公讲的一句话：“再也没有比金阁寺更美的东西了。”美在哪儿？美在让人捉摸不定，美在虚无缥缈，美在每一次观察都会有新的发现。这么美的景致，需要花多少门票呢？只需要600日元，约合人民币5元。按照我们一些学者的观点，这区区50元钱岂不是降低了金阁寺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了吗？

故事之三十三：GDP之蝶变
GDP是一个国家一年内生产的所有最终物品与劳务的市场价值的总和。它是衡量一个经济整体状况的最重要指标。
这里所说的“一国”是指在一国的领土范围之内，这就是说只要在一国领土之内无论是本国企业还是外国企业生产的都属于该国的GDP。
“一年内生产的”指在一年中所生产的，而不是所销售的。例如，1999年共建房屋价值1000亿元，其中600亿元是在1999年售出的，其余400亿元是在2000年售出的。在计算GDP时，这1000亿元会计入1999年的GDP中（没有卖出的部分称为存货，作为投资的一部分）, 2000年卖出的400亿元，并不再计入2000年的GDP。同样，例如，2000年拍卖了一幅郑板桥的画，价值100万元，但这100万并不是2000年的GDP，只有拍卖服务的价值（比如5%,5万元）属于2000年的GDP。
“最终产品”是指最后供人们消费使用的物品，它有别于作为半成品
和原材料再投入生产的中间产品。这样就避免了重复计算。
“市场价值”指GDP是按照价格计算的。如果用当年的价格计算，就是名
义GDP，如果用基年（统计时把某一年作为基年）的价格计算，则为实际GDP。

故事之三十四：北京的水短缺与“水革命”
美国声名显赫的经济学家道格拉斯·C·诺思和罗杰尔·L·米勒，在其《我们身边的经济学》中专门分析的“水资源经济学”和“出售污染权利经济学”。诺思和米勒的主要观点是：1．水资源短缺与缺乏产权密切相关。他们讲：“有关水资源的共同观点是，它是一种正在被滥用的宝贵资源，并且的确我们正在耗尽水资源。”“水资源问题的威胁将成为80年代和90年代的主要问题，在美国的很多地方，水资源不被当作公共财产对待，无人对它给予明晰界定的产权，而且又被拒绝按市场价格收费的市政自来水系统所出售。”2．水权的价值体现在交易上，就像排污权交易一样。

故事之三十五：经济细节与发展趋势
决策者在制定政策时应当充分考虑细节。北京市市长王岐山在2005年1月的北京市两会上曾经就说：“冬季供暖出现问题，我得向市民检讨，魔鬼就在细节之中，没注意到，大意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种族冲突不断，美国政府邀请很多学者提供对策。其中有一位社会学家提供了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建议：在白人孩子和黑人孩子混合的学校开设班车。事实证明这一建议非常有效：20多年，美国的种族冲突大为减少，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乘坐校车的孩子逐渐都成了朋友，种族的概念逐步消失了。

故事之三十六：政府改革的“内卷化”
“内卷化”意味着社会的变迁既没有突变式的发展，也没有渐进式的增长，而是在一个层面上无休止地内旋、内缠、内耗和自我复制。政府部门的“内卷化”意味着政府制定工作并不是为了创造社会价值，而是自己给自己制造工作；意味着政府部门合了分，分了合；意味着政府经常性地创造出一些非正式机构，目的是在下一步改革时把它们正式化；意味着政府经常寻求各种专项经费，目的是寻找机会把专项经费变成日常经费。

故事之三十七：政策的“不虞效应”
“二战”后前苏联实施了“斯大林改造大自然计划”。为了迅速见到生态和经济效益，一种标准化模式被到处推广：大量打深井提水以确保生长迅速的外来树种的成活率，同时在林带内大规模发展灌溉农业。起初这个工程确实效益明显，但随着地下水位的不断下降，生态用水被挤占的后果日益显现：到1960年代末，只剩2％的防护林幸存，新垦农田中有20％沙化，成为这一地区沙尘暴的尘源。
北非的阿尔及利亚等国从1975年起实施了绿色坝项目－－沿撒哈拉沙漠北缘大规模种植松树。由于在没有弄清当地的生态水和生产水资源状况和环境承载力之前盲目用集约化的方式和单一外来物种搞高强度的生态建设，结果使生态建设反而变成生态灾难：缺水多病虫害的松树纯林大多死亡，沙漠依然在向北扩展。这就是“不虞效应”的最好注解。
故事之三十八：2004年全球经济自由度
所谓经济自由度在卡托研究所的定义中有四个含义：一是看个人有多大的选择自由，这种选择包括居住地区的选择自由、创业的选择自由；二是看自由交换和自由竞争的程度，也就是说竞争与交易在多大程度上是自由的和公平的；三是看政府干预经济的规模，也就是说政府所控制的国有经济的数量与程度；四是对个人权利以及个人财产的保护程度，特别是司法保护的程度。

故事之三十九：国际化大都市“化”什么？
中国的很多城市都提出了建设国际化大都市或者国际化城市的目标。目标的确让人振奋。但是在中国有几个城市可以实现国际化大都市的梦想？恐怕廖若晨星。衡量国际化大都市的标准是非常苛刻的：经济总量在世界大城市中的位次，跨国公司一级总部的数量，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对于世界的冲击程度。至少，我们可以讲，一个城市经济发生了较大变化，而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经济没有产生波及性影响，它就不能称作是国际化大都市。

故事之四十：“制度成本”问题
没有制度，我们就无法生存，这是一个被公认的真理。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却被我们忽视了，那就是制度成本。一个制度的存在、构建、运行、维护、修正、纠偏和改革，这众多的环节都需要不菲的费用，这就是制度成本。尤其是在市场化的今天，没有足够的成本，是难以运行一套制度的。就像汽车行驶一样，制度的顺畅运行也需要自己的各种费用。

故事之四十一：深圳的“退却”
曾经有过一个时期，中国的各个城市和地区都制定了实现现代化的时间表。大家争先恐后，有的说2005年实现，有的说2008年实现，有的说2010年实现。后来大家发现，这种时间表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于是回归理性，各个地区又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重新反思本地区现代化的各个指标是否科学。

故事之四十二：《红楼梦》中的管理成本问题
管理成本是企业中非常重要的成本支出，它有隐性支出与显性支出两种。显性成本包括日常管理费用和车间费用等，而隐性费用则复杂的多：有机会成本，有协调成本，有结构成本等。隐性成本一旦计算不到，就会拖垮企业。《红楼梦》中荣宁二府的破败与管理成本的不清密切相关：显性的成本控制不住，隐性成本不计其数。

故事之四十三：涨价的学问
公用产品的价格上涨既要遵循经济学的基本规律，又要遵循经济艺术。一个好的涨价至少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帕累托改进是经济学的一个概念，即一种制度的改变中没有输家而至少有一部分人能赢。帕累托改进是基于人们的既得利益而言，而不是人们正在试图取得的东西，因为后者是没有止境的。如果一种改进剥夺了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不管是否能带来更大的整体利益或者是否有助于实现怎样崇高的目标，都不是帕累托改进。帕累托改进是通过持续改善，不断提高社会的公平与效率，从而使社会和事物发展达致“理想王国”。简而言之，各方都有利、都同意的事情或制度安排，一定是帕累托改进，社会没有理由不让每个人都得到好处的事情进行。

故事之四十四：财产权保护与经济增长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曼昆曾经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象牙的商业价值威胁到大象，而牛肉的商业价值是黄牛的护身符呢？按照产权理论的解释，因为野生大象没有确定的产权，而黄牛属于私人所有。大象自由自在地漫步而不属于任何人。任何人都可以靠猎杀它获取私人利益，而且谁猎杀得最多，谁的收益就最大。与此相比，黄牛生活在私人所有的牧场上。每个牧场主都尽极大的努力来维持自己牧场上的牛群，因为他能从这种努力中得到收益。

故事之四十五：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
中国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成为一个“辨异同、合东西”的世界新型文明大国。中国以极大的勇气深刻地参与了全球化的进程，但是这种参与并不是被动的，而是积极主动的。中国参与全球化不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化”掉自己的文明特性，恰恰相反，是要在这种进程中塑造一种把东西方文明的优秀成果融合为一体的新型文明。其实，早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埃德曼·赖肖尔就曾经预言：“在中国，有年轻改革家们的强有力推动，若能获得适当的时机，他们就能使自己的祖国返老还童，创造出较之西欧人称之为文明的磨损的研磨机似的文明所无法估量的远为优秀的文明。”它不仅为世界创造巨大的经济价值，还要创造巨大的政治价值，创造巨大的文化价值，创造巨大的和平价值。一句话，世界
将从中国的“和平崛起”中获得无数的“和平红利”、“经济红利”、“文化红
利”、“政治红利”。

故事之四十六：经济暗道与穆勒命题
在2004年，“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写入了宪法。这是一件非常值得书写一笔的大事。为什么要尊重人权？其实尊重人权不仅仅是社会和谐发展的要求，也是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地增长的基础和条件。人权包括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生存权包括受教育的权利和接受健康医疗的权利，发展权包括个人才能的发挥以及在财产上的积累。这两点与一个国家GDP的增长密切相关。根据世界银行的测算，在过去40年中，世界经济增长的8%~10％都是来源于健康人群的贡献。中国城乡因疾病、损伤和早死造成的经济损失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8.2%（见2005年1月20日的《人民日报》）。可见，人权也是GDP。

故事之四十七：诺斯命题的现实印证
政治学研究中出现了一种最新的理论，那就是“俘获国家”理论，也就是说国家被利益集团“俘获”了，国家政策的制定往往反映的是利益集团的声音。2005年初，有的经济学家就公开站出来讲：中国的信息产业部已经被3G的益集团“俘获”。而信息产业部的官员则感觉到非常的冤，他们讲3G决策作为政府决策，决不会听命于那哪一个所谓的利益集团。

故事之四十八：温州故事的戏剧性
温州人被称为中国的犹太人，他们不仅精明，而且分布于世界各地。温州人在改革开放这27年中创造了许许多多的第一，给中国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活力与无数的争议：2003年、2004年温州人到北京、到杭州去炒房地产，2005年温州太太团到欧洲去炒房地产。温州模式一直存在着各种争议。这一模式的未来会是怎样的呢？

故事之四十九：战略机遇期
说到战略机遇期，必须先说一说机遇、战略机遇的概念。机遇，词典的解释是：“机会；好的境遇。”从一个国家的角度讲，机遇就是难得的发展机会。战略机遇比一般机遇是更高层面上的机会，它意味着，通过抓住这一机遇，可以使国家的总体势力获得一个比较大的跃升。

故事之五十：水荒、水权、水制度
有一位渔夫靠网鱼为生。有一次，他辛苦了一天，也没有网到一条鱼，一直到最后，才网到一条小鱼。小鱼在网里蹦来蹦去，向渔夫求饶道：“好心人，请放了我吧。您看我这么小，对您有什么用呢？还是把我放了吧，让我回到大海，用不了多久，等我长大了，您再来网我吧。”渔夫一边收网一边说：“放了你，你的确很快就可以长大，但是到时候谁能保证我还能网到你呢？”说着，渔夫就收网回家去了。这个故事说明，交易应该具有可保证性，具有可重复性。我们现在存在的水荒某种程度上就是由于水缺乏可交易性、交易缺乏效率性。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