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侠五义
作者： (清)石玉昆著;竺传灯点校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5
简介： 《七侠五义》：武侠小说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源远流长，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早在先秦时期，随着奴隶制度的解体和封建城市经济的发展，社会上出现了一个特殊的士人阶层，他们依靠自己的技艺——或文韬武略，或弹琴吹箫——在社会上谋生。特别是当时诸侯纷争，各路诸侯招揽门客，盛行养士之风，更促进了士阶层的发展。在士阶层中，以儒、侠两家最有号召力，韩非在《五蠹》篇中，就把二者并列，称“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留下了有关“侠”一词的最早记载。
儒生以思想左右人们，侠客以武勇抱打不平。后者在专制社会，无疑对普通人，特别是下层劳动人民，最有吸引力。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使芸芸众生有了理想、期待和盼望有了当苦难和不平压过来时活下去的勇气和信心。正因如此，伴随着侠客的产生和其作为一个阶层的发展，就有了记载侠客的文字。在先秦史籍中，像《左传》、《战国策》中都有关于侠士行侠仗义的记载，它们为武侠文学提供了生活原型，堪称武侠小说的滥觞。西汉，司马迁有感于身世的不幸，文人的无能，以切肤之痛，用血泪之笔，为游侠、刺客立传，歌颂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从而为武侠文学确立了“义”的基调。无义不能配称侠，无侠不足扬义，这是中国武侠小说自始至今一直贯穿的主导思想。东汉末年产生了被称为“古今小说杂传之祖”的《燕丹子》，赞扬荆轲言必信、行必果，不惜性命，刺杀秦王赢政的事迹，具有浓厚的文学色彩。
唐人始有意为小说，武侠小说也在唐代成熟，在唐传奇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像《虬髯客传》、《聂隐娘》、《红线》、《无双传》等等，都是唐传奇中的上乘之作。它们所塑造的剑侠形象，不但反映了唐代社会动荡不安的侧面，而且为后世留下了武侠小说的光辉范本和丰富资料，提供了可资鉴借的艺术描写手段，影响所及，直至目前。
武侠小说自从唐代正式登上文学殿堂以后，就以独特的文化蕴味和审美情趣争得自己在文学百花园中独树一帜的地位。宋之话本、明清之章回小说，都产生了许多优秀的武侠小说，像在小说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水浒传》，就是最优秀的武侠小说——当然它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了一般武侠小说本身的涵义。
到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小说作为文学革命的先声，其发展远远超出了其他文学样式，其中武侠小说尤以为甚，形成了所谓的狂潮期，甚至出现了畸形发展，引起批评家的不满。然而，其中虽有相当一部分作品由于作家的游戏笔墨和商人重利而缺少艺术性，但仍有许多作家像向恺然、王度庐、朱贞木、李寿民、宫白羽、郑证因等创作出许多优秀的作品，造就了旧派武侠小说相当灿烂的的局面。
50年代，香港、台湾武侠小说再度繁荣，一时名家辈出，特别是产生了梁羽生、金庸、古龙三位巨星。他们继承传统文学中的精华，又吸收引进西方文学的创作技巧，以创作武侠小说为事业，以提高武侠小说品位为目的。他们经过不懈的努力把武侠小说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连以前有偏见和鄙视它的人都不得不正视这样的现实：武侠文学再也不是登不上大雅之堂的道听途说、曝日闲谈，优秀的武侠作品同样可以跻身于文学名著之列。文学创作的成就不受题材的限制，只要运用典型化的语言，反映了社会历史现实，刻画出鲜明的人物形象，显示出作者对人生、社会、自然的深刻思索，表现出独特的艺术风格，都会在文学之林高高耸立，卓尔不群。
80年代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港台新派武侠小说涌入大陆，使沉寂了40年的大陆武侠文学创作重新起步，新人新作不断涌现，而且出现一大批高质量的研究著作。这对总结武侠文学创作的艺术规律，指导阅读和创作，无疑都有重要的意义。相信不远的将来，定会有优秀的武侠作品出现。
武侠小说是一种大众文化，好的作品必须雅俗共赏，失去了通俗性和广大的读者队伍，武侠小说就丧失了生命力，必然会走向死胡同。但通俗绝不是媚俗，大众文化也不是低等文化，优秀的武侠小说是大俗大雅同熔一炉。其作者应是厚积而后薄发。只有如此，才能受到不同文化层次的各色人等的喜爱。真正做到这一点，可以说很难，非大手笔不能。正因为武侠小说要通俗，要面对大众，所以还有一个如何提高读者的艺术欣赏水平问题。求其上者得乎其中，如何将上上之作推荐给读者，不但是小说家的任务，更是出版家和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台湾研究界出版界曾遴选旧派武侠小说几十种，出版《近代武侠小说名著大系》，为读者提供经典名著，被誉为书界盛事。现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独具慧眼，在读者开始面对武侠小说思索和求精求细的时候，以大勇气大魄力推出《中国侠义经典系列》，无疑为研究界和读书界做了件大好事，可谓功高武林，德被读者，值得大书特书。
这一批所选的《儿女英雄传》、《七侠五义》、《七剑十三侠》等八种、选目精良，代表了清代及民国时期武侠小说的最高成就，配上精确的校点和典雅的装帧，无愧于“侠义经典”四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