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给你讲书法:典藏版

作者：  启功著

出版社：中华书局,2012

简介：　　本书是《启功给你讲书法》（中华书局2005年版）一书的升级版，也是为纪念启功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推出的特别纪念版。在原有十三个篇章之外，又增加了《启功论书散札》《漫谈学习书法》两篇文字，替换了部分图片，改单色印刷为全彩印刷，并附赠启功先生上世纪初给学生讲解演示书法的音像光盘一张。

客家传统社会.下编,民俗与宗族社会

作者：  (法)劳格文(John Lagerwey)主编

出版社：中华书局,2005

简介：　　《客家传统社会》是一部对我国福建、广东、江西等省的多个客家聚居区域的历史渊源、传统社会结构、社会经济以及客家人的文化传承、宗教信仰 、民风民俗、岁时节庆等的调查研究之作，是一部全面而系统地记录客家地区社会生活传统的学术著作。 　　《客家传统社会》由法国著名人类学者劳格文(John Lagerwey)主编，所收22篇文章，作者除部分海内外专业研究人员外，大多数为客家当地老人。材料的来源，或者是对客家老人们的深入采访和充分的社会调查，或者就是作者自己所亲历的记忆，因此，文章内容丰富多彩，翔实厚重，可作信史。同时，文章的语言也颇具地方特色和口语性。 　　书中的两篇长“序”(劳格文撰)，除就本书的学术框架作分析外，还特别阐述了对全球化冲击下保持文化多样性和民俗传统的理论意见；书后的长篇“后记”(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研究中心教授董晓萍撰)，就本书所涉及的学术领域的学科建设和劳格文小组的研究方法等作了深入探讨。这几篇论文颇具分量，富于思辨性和创见性，无疑在正文原有基础上，更提高了本书的学术价值。 　　目录 　　上 编：民俗与经济 　　序 一 　　一、民俗舆传统经济 　　汀江上杭河段航运与商俗 　　永定县烟草业的历史考察 　　南雄的经济与会馆 　　仁化县长江镇的商业会馆与六月六 　　二、城关庙会与醮会 　　将乐县镛城的庙会与游神 　　武平县城关的庙会与醮会 　　粤东五华县华城镇庙会大观 　　三、岁时庆典 　　连城县姑田镇正月游大龙 　　信丰客家岁时节日与信仰习俗 　　四、民间道教 　　大丰山与欧阳真仙 　　翁源信仰 　　流行於赣湘边界地区的阳平大幡科仪 　　下 编：民俗与宗族社会 　　序 二 　　一、宗族社会与民俗文化 　　建宁县里心的宗族与庙会 　　武北湘村的宗族社会与文化 　　五华县华城镇湖田村张氏宗族与神明崇拜 　　清流县进士乡的民间信仰与民俗特色 　　沙河口的萧氏宗祠崇鹤堂及祭祖俗 　　二、跨宗族的迎神活动 　　永定县陈东“四月八”迎神活动 　　冶瑚侯王：一个跨宗族的地方土神 　　丰顺县径门乡“龙溪九宫”神明崇信习俗 　　将乐县古镛镇大桃村民俗调查 　　九峰山区的宗教形态初探 　　附 录 　　辞汇的问题或我们应该如何讨论中国民间宗教 　　《客家传统社会丛书》总目(1—24册) 　　後 记 　　传统社会与民俗社会　　

中国木版年画集成,杨家埠卷

作者：  冯骥才主编;李世光，张小梅[卷]主编

出版社：中华书局,2005

简介：本套书是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组织全国各年画产地的人士和国内权威学者共同从事的一项文化工程，是中国民间文化抢救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冯骥才先生总主编。共18卷，本书是其中的示范卷。其文字稿部分约100千字，图片约350幅。有以下特点：1.将年画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进行了综合考察与研究。不是把年画孤立地当作民间美术的一种形式，而是在充分的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更关注年画与其产地的历史人文环境、自然环境、民俗生活以及文化心理的血缘关系，综合运用了文化学、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对象。2.将年画作为一种动态的过程来考察和研究。不仅关注年画作品本身，而且包括年画的生产、销售与张贴。与此相关，对年画的制作工序、工具材料、销售方式等都有详尽的介绍。同时，对与年画的产、销密切相关的艺人、作坊、画庄（画店）和张贴习俗也有介绍。3.注重资料的记录和整理。比如，“版的部分”附录了“潍坊市杨家埠木版年画研究所藏版目录”，“分类与张贴”部分附录了“各种体裁年画张贴位置一览表”，“画店与艺人”部分附录了“杨家埠历代画店与艺人传承一览”等。此外，还专门刻录了光盘以记录动态的图像，作为书稿的附件。

Dongguan yearbook.2005

作者：  吴道闻主编;东莞年鉴编纂委员会编

出版社：中华书局,2005

简介：本年鉴载录东莞市2004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资料。全书设大事记、专文、特载、东莞之最、政治、地方军事、城建、环保、交通、社会统计资料等30个篇目，共1556个条目。

越秀年鉴.2005

作者：  杨松裕主编;越秀年鉴编纂委员会编

出版社：中华书局,2005

简介：本年鉴载录了2004年越秀区政治、经济、社会的基本面貌和发展情况，设有越秀概貌、地方军事、工业、商贸旅游业、城区建设与管理、教育、科技等22个篇目。

海康县志[地方志]

作者：  雷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出版社：中华书局,2005

简介：广东省海康历史悠久，历史上建制更迭频繁。本书记录了海康县自古至今的历史（下限截止1994年）。着重记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海康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发展、变化。

读史方舆纪要

作者：  (清)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

出版社：中华书局,2005

简介：《读史方舆纪要》清初地理著作。原名《二十一史方舆纪要》。顾祖禹(1631－1692)撰。祖禹字景范，号宛溪先生，江苏无锡人。他自顺治十六年(1659)开始编纂该书，前后历时二十年成稿。 全书共一百三十卷。首为历代州域形势九卷，记述历代王朝的盛衰兴亡和地理大势；次为明代两京十三布政使司一百十四卷，分叙其名山、大川、重险，所属府、州、县及境内部分都司卫所的疆域、沿革、古迹、山川、关津、镇堡等，并记载其地发生的历史事件，考订其变迁，剖析其战守利害；再为川渎异同六卷，专叙禹贡山川的经流源委及漕河、海道；末为分野一卷。另附《舆图要览》四卷，内容有两京十三布政使司、九边、黄河、海运、漕运及朝鲜、安南、海夷、沙漠等图。全书参考二十一史、历代总志及部分地方志书达百余种，集明代以前历史 地理学之大成，在当时即被誉为“数千百年所绝无仅有之书”。 该书成稿在清顺治、康熙年间，但内容以明代末年以前的疆域政区及史事为断限，定稿本刊行前后又有局部修改，故今存稿本、抄本与刊本略有参差。清初刊本亦有改窜。稿本现存上海图书馆，另有抄本、刊本多种，最早的嘉庆十六年(1811)龙万育敷文阁本为目前通行版本。

汉书

作者：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　

出版社：中华书局,2005

简介：《汉书》，又名《前汉书》，它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 　　它沿用《史记》的体例而略有变更，改书为志，改世家为传，由纪、表、志、传四个部分组成。自《汉书》以后，历代仿照它的体例，相继纂修了纪传体的断代史。 　　《汉书》为东汉史学家班固所撰。班固（32——92年），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人，出身于豪富兼外戚的家庭。父亲班彪，东汉光武帝时，官至望都长。班彪博学多才，专攻史籍，是著名的儒学大师。他不满意当时许多《史记》的续作，便“采前史遗事，旁贯异闻”（《后汉书·班彪传》，作《后传》65篇，以续《史记》。班固生在这个家学渊博的家庭中，9岁便能作诗文，16岁入洛阳太学就读。他博览群书，穷究诸子百家学说，熟悉汉史掌故。建武三十年（54年），班固因父丧回故里，并整理班彪的《后传》。 　　汉明帝永平元年（58年），班固开始编纂《汉书》。5年后有人上书明帝，告发班固私改国史，因此被捕入狱。他的弟弟班超赶到洛阳，为兄申辩。当明帝审阅地方官送来班固的书稿时，十分赏识班固的才华，便任他为兰台令史，负责掌管图籍，校定文书。后又升为郎官，典校秘书。在此期间，明帝让他继续完成《汉书》的编纂。班固与陈宗、尹敏、孟异等人撰成《世视本纪》，后又写成功臣、平林、公孙述等列传、载记28篇。 　　章帝建初四年（79年），章帝会诸儒于白虎观，讲《五经》异同，裁定正宗经学，班固受命“撰集其事”，写成《白虎通德论》（又称《白虎通义》）。和帝永元初年（89年），班固以中护军随大将军窦宪出征北匈奴。永元四年（92年），窦宪以外戚谋叛而畏罪自杀，班固受株连，先被免官；后又因洛阳令种竟，曾受班固家奴侮辱，便借机收捕班固入狱。不久，班固死于狱中。 　　班固纂述《汉书》，始于永平初年，至建初七年（82年） 　　才告完成，历时25年之久。全书记载起自汉高祖刘邦起义反秦，终于新朝王莽败亡，共230年西汉的历史。它包括本纪12篇，表8篇，志10篇，列传70篇，共计100篇。其中，表8篇和《天文志》没有完成，后来由他的妹妹班昭和扶风人马续相继补撰而成。因此《汉书》撰成，共经四人之手，即班彪、班固、班昭和马续。 　　《汉书》沿袭《史记》的体例，但作了一些改动，也有一些创新。在纪部分，《汉书》不称“本纪”，而改称为“纪”（如《高帝纪》），在《史记》的基础上，《汉书》增立《惠帝纪》，以补《史记》的缺略；在《武帝纪》之后，又续写了昭、宣、元、成、哀、平等6篇帝纪。《汉书》取消了《史记》中的《项羽本纪》，将项羽的事迹移入列传，立了《陈胜项籍传》。而王莽称帝十余年，《汉书》并未立纪，而将他归入列传，立了《王莽传》。在表的部分，《汉书》立了8种表，其中6种王侯表里根据《史记》有关各表制成的，主要记载汉代的人物事迹。只有《古今人表》和《百官公卿表》，是《汉书》新增设的两种表。《古今人表》名为“古今”，却只记载古代至楚汉之际的历史人物，共分为九等，后人因此而指责它不合断代之体。八表之中，最受后人推崇的是《百官公卿表》。此表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以文字记述秦汉职官设置年代、职权范围、俸禄数量和官职演变等内容；第二部分列出各种职官的表格，记录职官的升降迁免，较完整地介绍汉代的官制情况。在志部分，《汉书》改《史记》的“书”为“志”，而又丰富和发展了八书，形成我国史学上的书志体。 　　《汉书》的志，包括律历、礼乐、刑法、食货、郊祀、天文、五行、地理、沟洫、艺文等10种。其中，改变或合并八书名称的有律历、礼乐、食货、郊祀、天文、沟洫等6种，但它们的内容或者不同，或者有所增损。如《食货志》在承袭《平准书》部分材料的同时，又增加新的内容，分为上、下两卷。上卷记“食”，叙述农业经济情况；下卷载“货”，介绍工商及货币情况。《郊祀志》、《天文志》和《沟洫志》，也在《封禅书》、《天官书》、《河渠书》的基础上，分别增加一些新的内容。除此之外，刑法、五行、地理、艺文等四志，都是《汉书》新创立的。其中的《艺文志》是记载我国古代学术文化的各种学科、不同学派的源流和得失，也记录汉代官府藏书的情况，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目录学的著作。在传部分，《汉书》继承《史记》的传统。但它不设“世家”一目，凡属《史记》世家类的汉代历史人物，《汉书》都移入传部分。原属《史记》的一些附传，《汉书》则扩充其内容，写成专传或合传，如张骞、董仲舒、李陵等人的传记。 　　《汉书》因袭《史记》，又不同于《史记》，其特点有三。 　　其一，《汉书》具有浓厚的封建正宗思想。班固时，封建神学思想已发展成为当时的统治思想，而班氏父子又是“唯圣人之道然后尽心焉”的史学家，他们自然以维护封建神学思想为己任，将“圣人之道”作为自己著作的指导思想。这样，作者一面承袭《史记》的内容，一面又指责它的“是非颇谬于圣人”，因而篡改《史记》的观点，使《汉书》更加符合于封建正宗思想。《汉书》神化西汉皇权、拥汉为正统的思想，其目的是为论证东汉王朝的正统性和神化东汉皇权服务的。因此，以阴阳五行学说为理论根据的“五德终始说”和王权神授的封建神学说教，便成为《汉书》的主导思想。为了宣扬“天人感应”、灾异祥瑞的封建神学思想，《汉书》首创《五行志》，专门记述五行灾异的神秘学说，还创立《睦西夏侯京翼李传》，专门记载五行家的事迹。 　　其二，《汉书》开创断代为史和整齐纪传史的编纂体例。 　　班固之所以断代为史，并不是偶然的，而是适应时代的要求。 　　他总结汉武帝到东汉初年，约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著作，加以创造性的发展，其目的是为当时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班固认为，《史记》的通史体例，将西汉一代“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既不利于宣扬“汉德”，又难以突出汉代的历史地位。这是《汉书》断代为史的根据。于是，《汉书》“包举一代”，断限起自西汉建立，终于新朝的灭亡，为了突出刘邦，就将《高帝纪》置于首篇。这种断代为史的体例，受到后来封建史家的赞誉，并成为历代“正史”编纂的依据。 　　在编纂体例方面，《汉书》继承而又发展《史记》的编纂形式，使纪传体成为一种更加完备的编纂体例。例如，《史记》虽然立了《吕后本纪》，但却用惠帝纪年，《汉书》补立《惠帝纪》，解决《史记》在体例上的混乱；对于年月的记载也比《史记》详细和明确。再者，《汉书》新创立的四种志，对于西汉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文化的记载，比《史记》更加完备，从而提高了《汉书》的史料价值。对于传记的编排，《汉书》基本上按时间先后为序，体例上也比《史记》整齐划一。 　　其三，资料丰富，保存许多重要的历史文献。现存《汉书》约80万字，卷帙比《史记》繁富。它增载不少重要的诏令，主要集中在帝纪部分。在许多人物传记中，《汉书》又收入大量有关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方面的奏疏、对策、著述和书信。在《汉书》的10志中，也有类似的重要历史文献的收载，如《食货志》收入晁错的《论贵粟疏》等。 　　《汉书》还增补《史记》对于国内外各民族史的资料。例如，在《史记·匈奴列传》的基础上，《汉书》大量增补汉武帝以后的史实，比较完整地记述了自远古至西汉末年匈奴民族的历史。《汉书》又合并《史记》的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诸传，在补充大量的史实基础上，以合传形式写成较为详细的《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同时，《汉书》改《史记·大宛列传》为《西域传》，记述今新疆境内我国各民族历史，以及中亚和西南亚诸国史。 　　《汉书》多用古字古义，文字艰深难懂，以至班固同时代的人，竟必须为《汉书》作音义的注解方可读懂。据《隋书·经籍志》记载，自东汉至南北朝期间，为《汉书》作注的大约就有近20家，而其中以注释音义居多。关于《汉书》的注本，唐以前诸家所注都已失传。现存《汉书》的注本，是唐代颜师古兼采诸家而成的，属于较完备的注本。

三国志

作者：  (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

出版社：中华书局,2005

简介：三国是我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特色的历史时期，即魏、蜀、吴三国鼎立。三国的历史大致经过了九十年，也就是说从公元190年军阀混战始至公元280年晋灭吴统一南方止。但也有不少史学家以曹丕称帝的公元220年算起。如果仔细考察三国的历史，还是以公元190年算起更为科学，因为在魏、蜀、吴三国形成之前，确有一段形成过程。 三国是东汉王朝的继续。东汉末年，豪强地主土地所有制迅速发展，土地兼并异常激烈，宦官、外戚两个集团的交相干政和互相倾轧，更加造成了政治的极端黑暗和朝廷腐败，再加上对羌族的连年用兵和自然灾害的不断袭击，阶级矛盾日趋尖锐，终于激起了公元184年的黄巾军起义。起义军在张角、张宝、张梁等人领导下，迅速发展起来，其规模声势严重威胁着东汉王朝的统治。汉灵帝为之恐慌，先后派兵围剿黄巾军，首先以何皇后的哥哥何进为大将军，率军屯驻洛阳近郊，派卢植赴河北讨伐张角，派皇甫嵩、朱携赴颍川（今河南禹县）讨伐以波才为领袖的另一支黄巾军。 在颍川战场上，波才领导的黄巾军英勇奋战，拼杀顽强，朱携和皇甫嵩屡遭失败。后来皇甫嵩利用火攻，借大风天气，搅乱了农民军的队伍，致使农民军几万人牺牲，波才最后战死。 在河北战场上，张角领导的黄巾军和卢植的军队战斗了相当一段时间，相持不下，汉灵帝以卢植无能，又唯恐张角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打洛阳，便先后派董卓、皇甫嵩替换卢植，大规模地向张角进行攻击。皇甫嵩用计麻痹农民军，在深夜进行突然袭击。由于农民军缺乏战斗经验，没有足够的防备，致使起义军一下子牺牲了八万余人。农民军无奈退至下曲阳（今河北省晋县西），继续与皇甫嵩作战，由于双方各方面条件的悬殊，农民军十多万人壮烈牺牲。张角、张梁和张宝先后阵亡、病死。 黄巾军的主力部队，经历了九个月的激烈战斗，虽然被朝廷军队剿灭了，主要领导人也牺牲了，但并没有彻底失败，不少黄巾军的余部仍在不同地区坚持战斗，一直到公元192年，青州（今山东淄博市临淄东北）的黄巾军还有三十多万。公元205年，黄巾的友军黑山军尚有十余万人。总共四十多万农民军，后来还坚持斗争了很长时间。黄巾军大起义失败了，但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东汉王朝的统治秩序，使它陷入苟延残喘的境地，加速了它早日崩溃。 公元189年，灵帝死，少帝立。当时因宦官的权势太大，大将军何进为控制宦官的权势发展，召引盘据在河东（今山西西南部）的董卓进京，加强外戚的权势。但事情泄露，何进反被宦官所害。袁绍带兵报复，宦官两千多人被杀。不久，董卓进入洛阳，废了少帝，令汉献帝即位。董卓对人民更为残暴，把汉朝群臣完全不放在眼里，大有取代汉朝之势。对此有不少政治野心家以讨董卓为名，纷纷乘机扩张自己的势力。公元196年，曹操迎献帝迁都于许昌，开始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时代，随时用朝廷的名义发号施令，以适应自己的需要。汉朝从此名存实亡，三国时期从此拉开了历史的序幕。 曹操急于早日统一黄河中下游流域，但袁绍在北方占据冀州（今河北中南部）、幽州（今河北北部、北京市及辽宁大部）一带，势力强大，严重阻碍了曹操统一黄河中下游流域的设想。公元200年，曹、袁两军在官渡（今河南中牟）展开了战略性决战。最后，曹操以少胜多，打败了袁绍，消除了一大障碍。在此后的二、三年中，曹操彻底肃清了袁绍的残余势力，实现了黄河中下游流域的统一。 在官渡之战前后，孙权在南方，继承父兄开创的基业，独霸了长江下游地区。自称汉家宗亲的刘备，这期间也没有等闲视之，而是积极策划，准备力量，待机行动。暂寄身于荆州（今湖北湖南两省的大部分及河南西南部）牧刘表。 公元208年，也就是在官渡大战之后，曹操雄心勃勃，亲自率军南下，攻打荆州，追击刘备。并威胁孙权，开始实现他统一全国的计划。刘备和孙权采纳了鲁肃和诸葛亮的建议，联合作战，一致抗曹。担任吴军主将的周瑜，在赤壁（今湖北省蒲圻县境）长江南岸火烧曹军战船数十艘，孙、刘联军乘曹军混乱不堪之际，分头发动猛烈进攻，以总数不足五万人的兵力，战胜了拥有二十余万人的曹军，取得了全面的胜利，致使曹操被迫退回北方。战后，孙权在江南的地位得到稳固，刘备也乘机占据了荆州的部分地区，又往西取得了益州（今四川省等），到此三分天下的形势大致已定。 公元220年，曹操死，儿子曹丕继位，废了汉献帝，自立为帝，国号魏，建都洛阳。公元221年，刘备也自称汉帝，建都成都，历史上称蜀国或蜀汉。公元222年，孙权也正式称帝，国号吴，建都建业（今江苏南京），至此，三国政权鼎足而立的局面正式形成。魏、蜀、吴三国正式建立之后，大规模的战争相对减少，各自集中精力在自己的政治区域内进行不同程度的政治、经济改革，削平本地区内零散的分裂割据势力，以巩固自己的统治。 魏国曹操在官渡之战以前，就开始了经济上的改革，着手于农业，在许昌一带办屯田，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为后来称霸一方战胜对手提供了丰厚的物质条件。曹丕称帝后，发挥曹操的兴农思想，扩大屯田的规模，兴修水利工程，开辟了水稻田，使黄河流域的社会经济有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在政治上，曹操“唯才是举”，提拔了一批有才能的人。曹丕也吸收了一些德才兼备的人物，在三国人才云集的时代，曹家人才最多。 孙权统治的吴国也在江淮一带大规模屯田，在今浙江省境内广泛兴修水利，还从北方引进较为先进的生产技术。大大促进了长江下游地区的开发。不仅如此，孙权还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以促使吴国的兴盛和发展。 刘备建立的蜀国，任诸葛亮为丞相，在四川积极发展生产，派得力人员管理都江堰，还新修了一些水利工程。他为了安定后方，努力改善了跟今贵州省、云南省等地少数民族地区的关系，从而加强了汉族跟西南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联系。 魏、蜀、吴三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及其文化、外交上发展都是很不平衡的。就其总体来说，魏强于蜀、吴，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吴、蜀联合，对抗曹操。但是到了后来，吴、蜀为了争夺荆州，发生了矛盾。公元220年，吴利用关羽对魏作战的机会，突然进行袭击，奇取了荆州，杀了关羽。为此，刘备于公元222年亲自率兵讨伐吴国。蜀吴两国军队在夷陵（今湖北宜都北面）展开了大规模的战争。夷陵决战，以吴国胜，蜀军败而告终。公元223年，刘备在永安（今四川奉节）积劳成疾，生病而死。诸葛亮依照先主之命辅佐刘备之子刘禅即位，继续推行联吴抗魏的原则，一心想要北上奇取中原，重振汉家大业。但是他多次北伐都没有成功。公元234年，蜀军又一次北伐，魏派大将司马懿前去应战，两军在五丈原（今陕西省眉县西南）展开了智勇相兼的历史大战，战争进行到相持阶段，胜负难断之际，蜀军军师诸葛亮病死军中，蜀军无力再战，无奈只好撤军。 从此，蜀国的势力日渐衰落，而魏国大权慢慢控制在司马氏手中。司马懿死后，他的两个儿子司马师、司马昭相继执政，架空了皇帝。公元263年，蜀国终于被魏国所灭。公元265年，司马炎废掉魏帝，建立了晋朝，后称晋武帝，建都于洛阳。公元280年，司马炎调集重兵攻打建业（今江苏省南京市），又灭了吴国。从此结束了东汉以来几十年分裂割据的局面。西晋的建立，代替了三国鼎足的历史，出现了短期的中国统一。 三国时期，是人才辈出的时代，在长期的政治、军事斗争中，不仅涌现了大批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还涌现出了大批的哲学家、文学家和自然科学家。致使三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曹操可谓是三国时期政治舞台上的杰出代表。在三国尚未形成之前，军阀混战之中就显露出他杰出的政治才能和军事才能。他利用各方面的条件，消除了不少军阀势力，改革东汉以来不适应自己政治需要的弊端，吸收地主阶级中下层人物参加政权的谋划，网络人才，抑制豪强，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坚持统一，为魏国的建立奠定了雄厚坚实的基础。 在军事上，诸葛亮可谓是三国时代的典型，在蜀国形成前后，他是一位能够决定成败胜负的关键性的军事家。他在著名的隆中对策、联孙抗曹、帮助刘备雄霸一方、建立汉蜀、辅佐刘禅治理蜀国、“七擒孟获”、“五出祁山”中，都显示出非凡的军事才能。他的军事思想在中国军事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在哲学上，以魏国最为发展，开了清淡玄学的风气。《老子》、《庄子》和《周易》号称“三玄”，是当时玄学家的经典。王弼（226～249年）字辅嗣，山阳（今河南焦作）人，是玄学的创始人。他在《老子注》、《周易注》、《周易略例》等著作中，极力宣扬“贵无”的理论，以非物质性的“无”为宇宙万物的本体，是一种客观唯心论者。从现实意义来说，主张任其“自然”的“无为”，把封建的道德规范压低到次要地位，这便为 当时封建上层的贪欲制造了理论根据，也可以说是某利颓废生活在意识上的反映。尽管如此，他的著作和理论，在中国哲学史上有着广泛、深远的影响。 在文学艺术领域，更应首推曹氏父子。曹操（155～220年）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毫县）人，他不仅是一位政治家、军事家，而且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散文家。他的代表作，如《短歌行》、《步出夏门行》、《自明本志令》等，在中国诗史和散文史上都占有一定的地位，产生过很大的影响，鲁迅曾评价曹操是一代文风改革的大师。曹丕的《典论·论文》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文学评论专著。曹植的五言诗给中国诗歌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内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曹氏父子的影响下，还有“建安七子”，他们也为当时的文学发展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另外在科学和医学上，也不乏人才，张仲景、华佗就是当时著名的医学大师，还有机械制造家马钧等。他们在中国科学发展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总之，三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都有辉煌的成就，流传下来为后人所继承。 魏、蜀、吴三国历史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就其时间来说，长短不一。孙权建立的吴国时间最长，从公元222年孙权称吴王，至公元280年孙皓降西晋，共经历了五十九年。其次是曹魏，从公元220年曹丕称帝到公元265年司马炎废掉魏元帝曹奂建立了西晋，共计四十五年。蜀汉国生存时间最短，从公元221年刘备称帝至公元263年刘禅亡于曹魏，共计四十三年。 魏、蜀、吴三国历史发展的复杂过程，为后来的史学家进行研究造成了很多困难，加之史学家的地位、立场、观点的不同，产生过谁是“正统”之说。有的扬魏抑蜀，以魏为正统；有的扬蜀抑魏，以蜀为正统。诚然，事实上魏、蜀之间确实有过彼此图谋吞并对方的过程，但由于种种原因，虽然经过几次战争，谁都未能吃掉对方。吴国在彼此吞并的过程中，表现得不那么突出，“正统”之说没有涉及它。其实，三国之间的战争目的，都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地盘，夺得全国的统一领导权，不必要有什么“正统”之说。三国历史错综复杂，杰出人物风起云涌，事件众多。《三国志》便是记录三国历史全过程的一部史书。 《三国志》记载了从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军阀混战起，前后共计九十年的历史。《三国志》继《史记》、《汉书》而作，成书则在《后汉书》以前。司马迁的《史记》是通史体，班固的《汉书》是断代史体，《三国志》把三国分成三书，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共六十五卷，在断代史中别创一格。《三国志》全书叙事脉络分明，文字简约明畅，写人写事，时见文采。 《三国志》作者陈寿，字承祚，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北）人，生于蜀汉后主建兴十一年（233年），卒于晋惠帝元康七年（297年）。他做过蜀国观阁令史，入晋后历任著作郎、治书侍御史等官职。三国时期，魏、吴两国先已有史，如晋王沈著的《魏书》，魏鱼豢著的《魏略》；吴韦昭著的《吴书》。陈寿根据当时的历史典籍，撰《魏书》三十卷、《吴书》二十卷。由于他是蜀人，又是史学家谯周的弟子，从小即注意研读史书，留心蜀国史实的搜集整理工作，最后又写成《蜀书》十五卷。这六十五卷三国史，合为一书称为《三国志》。 陈寿是晋臣，奉命修史，自然以魏为正统，称魏的君主为帝，叙人“纪”中，而对蜀、吴的君主，只是立为“传”，而且对晋的统治者难免有隐恶溢美之辞。这与司马迁在《史记》中对统治者的讽刺与揭露的态度相比，显然略逊一筹。这是因为他们的地位、处境不同所决定的，也是一种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所致。《三国志》以文笔简洁著称，但因叙述过简，在史实和人物的具体描写上，就比不上《史记》、《汉书》那样传神、形象、生动。因此，清人李慈铭在《越漫堂日记》云：承祚固称良史，然其意务简洁，故裁制有余，文采不足；当时人物，不减秦汉之际，乃子长作《史记》，声色百倍，承祚此书，暗然无华，范蔚宗《后汉书》较为胜矣。”应该说李氏从史学比较研究的角度所作的评论是客观的。在陈寿死后一百三十余年，南朝刘宋时期的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 裴松之生于公元372年，卒于公元451年，字世期，河东郡闻喜县（今山西闻喜）人，到刘宋时期为中书侍郎，也是一位著名的史学家，他是奉宋文帝的命令，为《三国志》作注的。他打破了传统的作注格局，不在训诂、制度及名物等方面作解释，而是重在纠正谬误，补缺史料。他前后引据了汉魏到刘宋的著作约一百四十余种，文字超过原书三倍，引书首尾完整。更可贵的是其中大部分原著已亡佚，由于裴松之的博引，保存下来，使后人可以从中窥见原书的面貌。宋代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所描写的《赤壁之战》就是综合了陈寿的《三国志》中各有关人物传记和裴注所引的史料加工而成的。因此，我们说陈寿的《三国志》是后人研究三国历史的重要著作，裴松之为其所作的注也是研究三国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Socrates to Satre and Beyond:A History of Philosophy

作者：  (美)撒穆尔·伊诺克·斯通普夫(Samuel Enoch Stumpf)，(美)詹姆斯·菲泽(James Fieser)著;丁三东等译

出版社：中华书局,2005

简介：在许多方面，哲学史就如一部史诗传奇。在那里，令人敬畏的先驱创造了恩泽后世的传统。然而，家族中的一些另类则制造了许多麻烦和困惑，甚至激起政治权威的愤怒。家族之间的不和持续历代，却很难说谁是胜利者。随着时代的不断变化，似乎也产生了某种进步意识。陈旧的方式被新的，更时髦的方式取代。用一个伟大的哲学家的话说，哲学史就是思想的冒险经历。本书就是试图描述这场戏剧的主要线索。 我们面前的这本哲学史以长短适当的篇幅（中文约四十万字左右），将西方两千多年的哲学思想作了一个清晰的展示，很适合作为大学生的西方哲学史课程的入门教材。 本书在表述上异常清楚明白。作者善于抓住每个哲学家的总体特点进行描述，而略去了那些可能导致读者思想钻入牛角尖里去的复杂论证。在材料的安排上，作者非常注意哲学家思想内部的逻辑关联和从一个主题向另一个主题的逐渐推移，并力图做到揭示一个哲学家思想与下一个哲学家的思想之间的联系和进展。

云浮年鉴.2005

作者：  欧真志主编;云浮年鉴编纂委员会编

出版社：中华书局,2005

简介：本书设置了特辑、云浮大事记、云浮概况、政治、政法机关、经济、教科文卫林、侨务外事、社会生活、人物、各县(市)建设共14篇。

三国演义san guo yan yi

作者：  [明]罗贯中著;刘世德，郑铭点校

出版社：中华书局,2005

简介：《三国演义》是中国古代长篇章回小说的开山之作。三国故事在我国古代民间颇为流行。宋元时代即被搬上舞台，金、元演出的三国剧目达30多种。元代至治年间出现了新安虞氏所刊的《全相三国志平话》。元末明初罗贯中综合民间传说和戏曲、话本，结合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注的史料，根据他个人对社会人生的体悟，创作了《三国志通俗演义》，现存最早刊本是明嘉靖年所刊刻的，俗称“嘉靖本”，本书24卷。清康熙年间，毛纶毛宗岗父子辨正史事、增删文字，修改成今日通行的120回本《三国演义》。 　 罗贯中1330年一1400年之间，名本，号湖海散人，明代通俗小说家。他的籍贯一说是太原今山西，一说是钱塘今浙江杭州，不可确考。据传说，罗贯中曾充任过元末农民起义军张士诚的幕客．除《三国志通俗演义》外，他还创作有《隋唐志传》等通俗小说和《赵太祖龙虎风云会》等戏剧。《三国演义》描写的是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之间近一百年的历史风云。全书反映了三国时代的政治军事斗争，反映了三国时代各类社会矛盾的渗透与转化，概括了这一时代的历史巨变，塑造了一批咤叱风云的英雄人物。在对三国历史的把握上，作者表现出明显的拥刘反曹倾向，以刘备集团作为描写的中心，对刘备集团的主要人物加以歌颂，对曹操则极力揭露鞭挞。今天我们对于作者的这种拥刘反曹的倾向应有辩证的认识。尊刘反曹是民间传说的主要倾向，在罗贯中时代隐含着人民对汉族复兴的希望。《三国演义》刻划了近200个人物形象，其中最为成功的有诸葛亮、曹操、关羽、刘备等人。诸葛亮是作者心目中的“贤相”的化身，他具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风亮节，具有近世济民再造太平盛世的雄心壮志，而且作者还赋予他呼风唤雨、神机妙算的奇异本领。曹操是一位奸雄，他生活的信条是“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既有雄才大略，又残暴奸诈，是一个政治野心家阴谋家这与历史上的真曹操是不可混同的。关羽“威猛刚毅”、“义重如山”。但他的义气是以个人恩怨为前提的，并非国家民族之大义。刘备被作者塑造成为仁民爱物、视贤下士、知人善任的仁君典型。《三国演义》描写了大大小小的战争，构思宏伟，手法多样，使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一场场刀光血影的战争场面。其中官渡之战、赤壁之战等战争的描写波澜起伏、跌宕跳跃，读来惊心动魄。全书的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简洁明快，气势充沛，生动活泼。《三国演义》带来我国历史小说创作的热潮，它所塑造的一系列人物形象在我国已家喻户晓，妇而皆知。《三国演义》的版本很多，主要有：明弘治刻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文字粗朴，内容平易；《三国志演义》，清毛宗岗增删评点本，约成书于康熙初年，该本在社会上流传最为广泛。人民文学出版社多次重印出版。

作者：  

出版社：

简介：历经20年的爬梳剔抉、搜辑校点，历尽整理、出版过程中的坎坷曲折，备受学界关注的煌煌巨编——《全宋文》行将正式出版发行，这是我国学术界的一大盛举，古籍整理事业的丰硕成果。《全宋文》刊行，与已出版的《全宋诗》、《全宋词》和正在陆续出版的《全宋笔记》（已出二辑）一起，共同构建了宋代比较完备的资料库的主体部分。这也是最早合璧的按现代学术规范整理而成的断代诗词文总集。如果加上《长编》、《宋史》等已正式出版史部书的校点本，及正在整理的《宋会要辑稿》、《文献通考》等宋代资料书，必将对宋代文史哲的研究产生历久而弥远的影响。 　　 《全宋文》由曾枣庄、刘琳先生主编，在四川大学古籍所全体同志及京、沪、蓉等地部分校外专家的共同努力下编纂而成。是书于1985年发凡起例，在项目论证时，就有许多反对意见。在邓广铭、程千帆、缪钺先生等的大力支持下，以周林先生为主任委员的全国高校古委会高瞻远瞩，果断决策，批准立项，并陆续拨巨款资助这一项目。在当时年富力强的曾、刘二位主编的主持下，仅二年时间，就完成了普查辑佚工作，并陆续开始发稿。在巴蜀书社的鼎力相助下，于1988年～1994年陆续出版了前50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此后出版工作便一度中断，《全宋文》面临中途夭折的危险。2003年，上海辞书出版社毅然“中局接盘”，斥以巨资，刊此大编，堪称颇具学术远见之举。历经近三年的修订、编辑，又力邀安徽教育出版社加盟合作出版，终于在最近付印。全书收文17万余篇，作者近万人，字数约1亿，分装360册。不失为迄今篇幅最大、字数最多的断代文章总集，也是建国以来已完成规模最大的古籍整理项目。这部化二十年时间精心打造的煌煌巨编，必将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并将以便于学者阅读、使用而产生深远的社会效应。 　　 　　（一） 　　 我国的总集起源，可以追溯到《尚书》、《诗经》，只是因其按图书四部分类法而归经部，其总集“之祖”的“名分”遂被人遗忘。名实相符的总集，当始于西汉刘向编《楚辞》16卷。但其书久佚，今所传者乃东汉王逸《楚辞章句》17卷本。其后，诗文总集，代有所出。至宋代，因印刷术的发展和普及，总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仅见于宋、明书目著录的宋人总集就达300余种，不知名或序跋无可考见的宋编总集就更多了。历经明清，迄今现存总集已逾千部，但究其实，多为诗文选集而已。 　　 “巨细兼收，义取全备”（《四库全书总目》卷189《宋文紀》）的总集之纂，似始于明人冯惟纳《古诗紀》，是书150卷，汇集上古至六朝的诗作。而明梅鼎祚《文紀》则为自上古至隋的“全文”总集，收书12种，凡203卷。两书实开全诗、全文总集的先河。究其性质，乃唐代以前诗文的总集，但其质量实不敢恭维。好在这一缺憾已分别由清人严可均和今贤逯钦立先生所弥补。 　　 清人曾对总集纂修提出过两条基本要求：“一则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一则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四库全书总目》卷186《总集类·序》）真正意义上的断代总集，当首推康熙时成书的《全唐诗》。对照上述两条准则，大体上符合。因其为诗集，其得失姑不具论。但从今人《新编全唐五代诗》即将刊行而论，则《全唐诗》仍不免有太多的差强人意之处。《全唐文》一千卷，涵盖李唐，包罗五代。清嘉庆十三年（1808）始开馆纂修，历时六年而成。由董诰领衔主编，先后预修者凡100余人，如法式善（1753～1813）、徐松（1781～1848）等皆极一时之选。成书后，即有扬州官刻本刊行，世称其便。收文达二万余篇，作者则三千余人，字数约980万（按：《全宋文》则分别为其8.5倍、3.3倍、10倍左右）。但是书有两大缺陷：一是辑录唐文及作者小传均不注资料出处，二是挂漏遗缺仍多。光绪年间，陆心源利用丰富的藏书，又得缪荃孙等人之助，先后成《唐文拾遗》72卷、《唐文续拾》16卷，凡88卷，补遗唐文近3000篇，新收作者480余人。其“考订之细、校录之精、搜罗之广”（陈尚君《全唐文补编·前言》，中华书局，2005）皆超迈前书。陆氏不失为《全唐文》的功臣。开《全唐文》馆之时，正当乾嘉朴学极盛之际，时风熏陶，无论搜辑之广，校刊之精，皆远胜《全唐诗》。但其存在问题亦多，清人劳格、今人岑仲勉先生颇有纠弹，今贤亦时有批评指正。对是书补遗和考订作出重要贡献者乃友人陈尚君教授，新补唐文6000余篇（包括佚存残句），作者2000余人，编为160卷，其《全唐文补编》不失为《全唐文》的又一功臣。但随着海外文献的回归，新出土文献的发掘，大型丛书、类书的编定刊行，仍有辑佚补遗、考订的空间。由此可证，即使是一部断代总集的修订及臻于完善，也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 　　 其后，《全金诗》、《全五代诗》、《全辽文》、《全元散曲》、《全金元词》、《全清散曲》、《全唐五代词》、《全明散曲》、《全元文》等断代总集相继问世。窃以为：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文》（下简称严书）、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下简称逯书）、唐圭璋《全宋词》堪称体大思精、前无古人的传世之作，其质量远胜官修的《全唐诗》、《全唐文》。不妨简要考察一下这三部书共同的成功经验。首先，三书皆为以一人之力纂修而成；其次，均为数十年竭尽心智之编；其三，皆研究型著作；其四，都注明资料出处；其五，皆有简明作者小传；其六，均几近网罗殆尽；其七，均有较完善的体例。这后五条，已近乎当代编纂总集的学术要求。细审之，共性之外，尚各有其特点。 　　 严可均（1762～1843），字景文，号铁桥。乌程（治今浙江吴兴）人。嘉庆五年（1800）举人，曾官严州建德县教谕。家富藏书至二万余卷，学问赅博，尤精小学，“精于考据，著作等身”（《晚晴簃诗汇·诗话》）。主要有《说文类考》、《说文类声》、《说文校义》、《铁桥漫稿》、《四录堂类集》1200余卷等。据说，开《全唐文》馆时，知名文士多被邀预修，严氏却被排斥，遂发愤以一人之力，化27年时间，稿凡数易，于道光间成这部唐以前文之总集。严氏《全文》收作者近3500人，文逾万篇，类次为15集，编为746卷，原稿分装156册。其稿严氏生前未刊，今幸存而藏上图。清光绪间，张之洞总督两粤，设广雅书局。严书经王毓藻等历时八年的校勘，始付梓而刊行于世。其书最大特点一为“全”，二是“精”。严氏自序称：“唐以前文，咸萃于此”，王序则亟称：“极学海之大观，为艺林之宝笈”。当得其实。俞正燮（1775～1840）《癸已存稿》以为此书实孙星衍（1753～1818）之力，而严氏不过“籤写裁贴成之”，乃耳食之言。据陈援菴、余嘉锡先生等指出，严书亦有误收佚文、重出、误加拼合联掇、误系作者等弊病。稍觉遗憾的是，严书今通行本仍为影印本，历百余年而无修订本刊行。但是书考证精审，不失为总集中不可多得的佳编，则可定论。 　　 逯钦立（1910～1973）先生历时24年，纂辑唐以前诗总集成135卷，其特点为资料翔实，异文齐备，考订精审，编排允洽，小传详略得宜。体例之善见卷首自定凡例。逯书可谓已经受住了时间考验，1983年始刊至今，很少见有批评补遗之作。与订补《全宋诗》之论著的层出不穷，大量涌现，适成鲜明对照，精粗优劣，泾渭判然。 　　 词，又称诗余，发展到宋代而极盛。众体皆备，名家辈出，佳作风起云涌，成为空前绝后的文学现象。唐圭璋先生在时世艰难之际，焚膏继晷，以一人之力，于1937年编成《全宋词》。旋于1940年由商务印书馆在长沙出版线装本300卷，附录2卷，有吴梅等序。此书不仅印数较少，流传未广，且因资料条件限制等原因，颇有缺憾。建国后，唐老对是书进行了修订，于1959年6月寄中华书局，指名请王国维哲嗣、友人王仲闻（1903～1966）先生订补。王氏不负重托，利用北京得天独厚的藏书条件和他深厚的宋代文史学养，尽发善本、孤本，补遗芟误，校正文字，历时四年，竭尽心力，进行了大幅度、全方位的订补，使《全宋词》面目一新。唐老阅校样后喜出望外，在撰写《订补附记》的同时，主动打报告，通过南京师院向中华书局提出，应与王仲闻共同署名。但当时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王仲闻先生因“莫须有”的“历史问题”蒙冤已久，聘其为特约责编，已是时长中华书局的金灿然先生顶着政治压力的果断拍板。唐老这一笃于情义的美好愿望未能实现。1965年出版的中华书局本仍只署名唐老一人。笔者有幸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拜识并问学于唐老，曾亲聆唐老讲述这一凄美“掌故”，故留有深刻印象。更不幸的是：王先生在十年浩劫之初即横遭迫害致死，其极具功力的《读词识小》稿本亦人琴俱亡。1979年《全宋词》重印第三版时，治学谨严，虚怀若谷的唐老再作《订补续记》。《全宋词》凡收宋词作主1330余家，词作近2万首，另有残篇530余首，凡370余万字，引用书目多达542种。1999年，中华书局出版《全宋词》简体横排本，终于还历史以真面目，並署“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实现了唐老的遗愿，也为当代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划上了圆满的句号。《全宋词》四十年间的不断订补，精益求精，同样证明，《总集》的修订完善决非一蹴而就。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编纂、修订一部书，今天听起来真有点“白头宫女说天宝盛事”的恍如隔世之感。 　　 　　（三） 　　 　　 历代所编总集，乃“文章之衡鉴，著作之渊薮”。因卷帙浩繁，自然“抵牿难保”，乃至有“一真百伪”之讥（分见《四库总目提要》卷186《总集類·序》、卷187《乐府诗选》、卷189《皇霸文纪》）。《全宋文》在发凡起例之时，就悬鹄甚高，在巴蜀版“前言”中提出：“收文力求不重不漏不误，体例力求谨严，作者和作者小传力求不出差错，版本力求选择足本善本，校勘力求精审，标点力求准确。”其中每一条都不容易完全做到。从《全宋文》已出的50册看，“取舍不当、张冠李戴、漏收〔误〕收、编排失当、体例不一”（曾枣庄《论全宋文》，刊《宋代文学与宋代文化》38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等情形不同程度地存在。学者在使用中也发现并提出了一些问题，如浙江大学资深教授、毕生研治宋史的徐规先生在《仰素集》中就有近四万字的校证文字。笔者也就《全宋文》范仲淹、余靖、周惇颐等人写过约3万字的校勘文字，寄给主编，供修订参考。难能可贵的是：《全宋文》的编者乘这次推出新版的机遇，对前50册（新版分装100册）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订。 　　 其一，是对宋文作者进行了增删移并。新增作者92人，如李恕、艾颖、张全操、卫渎、程文度、柴禹锡、刘式、何瓒、卢斌、释义楚、惠祥等。显然是因新辑得佚文而补遗。原误收重出或不明时代作者30人，已予删除或合并。如杨弼、阳晙、田扬、赵昌、李孜、赵稙、盛量、魏用、寇玹、章安世等，均予剔除。依凡例对原据生年编排失宜者予以调整，并重加排序“定位”。如原第1册第36卷的刘载（913～983）、扈蒙（915～986）等五人因生年早于徐铉（917～992）而调整前乙至同册第13卷前。同样前乙的有梅询、刁约、薛俅等，后移的则有孙堪、张秉、蒲〔幼〕芝、释惟白等。其二，是对已收宋文作必要的增删移乙，原则同上。宋文的排序调整比作者更麻烦，因凡例又规定按文体分类及大致成文时间的排序。这种调整，“牵一发而动全身”，但因微机操作而方便许多。其三，诏令、奏议原录自史籍者，多无标题（篇名），旧版中编者已拟题，这次发现有不尽确切者，已据内容重新改拟或酌加修改。其四，对旧版中已发现的文字讹脱误倒处已一一改正（以上据刘琳先生提供的“校订说明”）。这种精益求精，严谨朴实的学风值得发扬光大。尤其是两位主编，不仅制定了体大思精的编纂总则和操作性很强的工作规范，还率先垂范，躬亲实践；不仅承担了一定量的点校任务，还严格把关，一一审稿。甚至还为外请学者的点校稿“打工”，拾遗纠谬。如宋祁文，点校者据影印四库文渊阁本整理，刘琳先生在审稿时，就据清孙星华辑《宋景文集拾遗》（22卷）删重而补100余篇，此外，又辑得佚文70余篇，凡补200余篇（方按：其实文津阁四库本中宋祁文就多出文渊阁本100余篇，二阁本所用底本已不同）。这与某些总集的编者只挂名，不参编，不审稿，只知捞取个人名利；面对铺天盖地的批评和数以万计的舛误，却讳疾忌医，拒绝补订，甚至强词夺理，倒打一耙的态度，其境界实有天壤之别。 　　 据笔者所知，《全宋文》在十二年前已编竣。令我担心的是：后130册（即新版的101～360册）不知是否亦如前50册一样作过修订，但愿这是杞人之忧。因为这十二年间，又有许多大型丛书（如《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存目丛书》）、方志（如分省的《中国地方志集成》，现存方志约八千余种，编者原普查仅二千种）、海外文献的回流（如《日本藏中国稀见方志丛刊》）、出土文献的出版（如《新中国出土墓志》及《黑水城出土文献》）、碑帖、书画题跋（如《中国法帖全集》、二次上海国宝展所出图册）等，其中就有相当数量的宋人佚文可辑。当然，这或许应是《全宋文补编》的任务。作为始终关心《全宋文》出版又较早使用其书前50册的读者，亟盼《全宋文》广泛汲取学界的订补意见，尽快着手《全宋文补正》的编辑。 　　 另外，就是小传的体例虽善，编写难度却极大，仍留有不少未尽人意之处。25年前，拜谒唐圭璋先生，曾不知天高地厚地“请教”：“《全宋词》小传因何写得如此简短？”唐老的回答颇出意外：“写得越短，错误亦少。”真是智者之言，经验之谈。在当时的资料条件和艰难境遇中，也许不失为明智的选择。但在目前的资料条件和技术手段支持下，完全可以也应该写得更好。 　　 川大古籍所在编《全宋文》的过程中，形成了一支老中青相结合的学术梯队，出了一大批令人瞩目的相关成果：如吴洪泽等主编《宋人年谱丛刊》、刘琳等点校《黄庭坚全集》、李勇先点校《范仲淹全集》、《舆地纪胜》（以上均四川大学出版社）等，皆附有人名索引，极便学者；同时也闯出一条自费出版学术著作的新路子。川大古籍所堪称出人才，出成果，出经验，已成为海内外收藏宋代资料（包括电子版）最富的宋学研究中心之一，该所之学术潜力正方兴未艾。应该说，这条漫远而灿烂的学术之路，是从《全宋文》编纂开始起步的。 　　 　　 　　《全宋文》：中国出版史上又一座丰碑 　　数十位学者耗二十余年心血 沪皖出版界合力打造 　　 经过20余年的磨砺，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古籍整理排印出版工程《全宋文》出版了，它是全国数十位专家学者耗20余年心血，沪皖两地出版界合作垒起的又一座中国文化出版史上的丰碑。 　　 　　 《全宋文》是一部包含两宋320年间所有现存单篇散文、骈文、诗词以外的韵文的大型断代总集，更是目前已经出版的规模最大的文学总集。《全宋文》分15个大类，共360册，总字数逾1亿字，内容遍及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等各个方面。在全书所收的10余万篇各种体例文章中，不少资料是首次公开发表，95%的作家在此以前未被编入过专集。因此，在许多方面具有拓荒与填补空白的史料价值，堪称中国最大且最具世界影响的文献资料宝库之一。 　　 　　 　　360份审稿记录 　　 《全宋文》的编纂源起于1985年夏。当时，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勇挑重担，制定并提出编纂《全宋文》的计划。翌年5月，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项目评审组会议正式立项。从此，20年来，在两位主编曾枣庄、刘琳教授的率领下，四川大学一些专家学者，埋头于旧纸堆中，搜求、梳理、编目、点校、审稿…… 　　 　　 由于种种原因，《全宋文》在原出版单位出版了数十册后搁浅。2003年，上海辞书出版社接手《全宋文》的出版工作，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又一批专家学者加入审校的行列。《全宋文》不仅版本问题十分复杂，文字内容古今相异，分篇句读颇费斟酌，鲁鱼亥豕之属更是难免，编校工作尤其显得繁复而艰巨。为此，出版社专门邀请在宋代文史方面卓有成就的研究专家如朱瑞熙、陈尚君、严佐之等，加上社内外的十数位资深编审，在编辑处理前，对全稿再进行一次认真的审读。然后再汇总他们的审读意见，派专人专程远赴四川，与主编和部分专家召开座谈会，交换看法。 　　 　　 《全宋文》涉及宋人作家9000多位，其中宋代作家小传中其籍贯的古今地名对应是编辑审稿中一个比较棘棘手的问题。由于许多地名今日已发生变化，还得先确定籍贯的二级地名，以示古今地名的差异。如萧山今已归属杭州，吴县已并入苏州，波阳又改成鄱阳等等。为此，编辑们依照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及其他权威工具书，将书中数千今地名进行了一次重新梳理，会同作者按照现今资料加以更正。 　　 　　 《全宋文》的责任编辑还给360册书设立了审稿档案，编辑戏称这360份审稿记录是《全宋文》的“附录”，它“记录”了编辑们为此付出的辛勤劳动。 　　 　　 　　沪皖合作结晶 　　 《全宋文》的出版，也是沪皖文化交流精诚合作的结晶。何况，古代的线装书要改变成今天的出版物，是对现代出版的大挑战。承担了全书装帧设计的安徽教育出版社，经过反复推敲、确定方案，并精心挑选印刷用纸，使形式与内容相得益彰。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还承接了《全宋文》的印制任务。两家出版社的出版科在统一指挥下协同作战，对全书的印订质量牢牢把关，仅精装本样本就反复试验、不断改进，直到第四个样本出炉才获双方满意。短短3个多月的连续作战，完成了1000套共36万册精装本，达到了优质品等级。 　　 　　 　　海内外高度关注 　　 编纂出版这样一部规模空前的文献性巨著，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宋史研究专家邓广铭教授生前曾说：“出版《全宋文》这件工作非常重要，但又非常艰巨，而意义非常之大。《全宋文》不但同中国文学史有关，同中国历史有关，而且对中国的精神文明建设关系非常巨大。”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先生说：“《全宋文》很有用处，这么大的书不只为查阅，还为研究，此书对研究大有好处。”中国宋代文学学会会长王水照先生题词道：“新宋学文献渊薮，天水朝词翰宝库。”中国宋史学会会长朱瑞熙先生说：“有史以来，第一部大型宋人文献总集，有很高的文献价值，足资嘉惠后学。” 　　 　　 《全宋文》序言 　　 纂辑一代或数代之全文都为一集，以便检阅，其事盖始于明朝。梅鼎祚裒集陈隋以前之文，编为《文纪》，自皇霸、西汉、东汉以迄于隋，共一百余卷，搜采虽富，而考订未精，“牴牾罅漏，卷卷有之”（《四库提要》评语），故不足据为典要。清代学风，趋向严谨，全文纂辑之业较明代为优。官修者如嘉庆时之《全唐文》，私纂者如严可均所辑之《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虽仍有小疵，而大体恰当，刊行之后，徵文考献者称便焉。 　　 　　 自拨乱反正，文教昌明，古籍整理，蔚为鸿业。继前修之遗轨，施嘉惠于方来，于是《全宋诗》、《全明诗》、《全清词》之纂辑，相继肇兴，云蒸霞举，而《全宋文》之编辑，则由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任之，曾枣庄、刘琳两君实总其役。两君治学谨严，处事精敏。自一九八五年起，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全体同事，群策群力，开始编纂《全宋文》之艰巨事业。 　　 　　 编纂《全宋文》，其难厥有四端。宋代文章，有别集流传者七百余种，如以无别集而文章零散传世者合而计之，作者将逾万人，作品超出十万。故编纂《全宋文》，自别集、总集之外，史乘方志、类书笔记、碑刻法帖、释道二藏等，均应在网罗之列。既名为《全宋文》，即蕲能无一篇遗漏者。此普查搜采之难也。宋人别集，编辑情况复杂。有自编者，有子孙、亲友、门生所编者，有自编、他编相结合者，有原集已佚，为明清人重辑者。传刻多鲁鱼亥豕之误，编辑有误收伪造之失。澄清浑浊，有赖夫阿胶；剖析毫芒，端资于明镜。此则校勘辨订之难也。纂辑《全宋文》，如取诸家别集，补其佚篇，依时代顺序排列，无别集者增入之，其事较易。然此乃宋人文集汇编，不合于《全宋文》之体例，且诸集编排，情况庞杂，亦不便于检阅。如取每一家之作，皆散为零篇，重新排次，然后依作者年代顺序，汇为一书，则较为得体。然排次之时，编年则难于考订，分体则方式繁杂。若用分体之法，如何斟酌今古，纲举目张，统一体例，以便检索。此则分类编序之难也。至于撰写作者小传，标点作品原文，因群手分任，难免各行其是，互相参差，故又须事先熟虑深思，规定详明之条例，编稿者有所遵循，审稿者更能精确。此又制订条例之难也。 　　 　　 吾中华民族立国于天地之间，数千年中，曾创造丰硕灿烂之文化，沾溉世界。整理古代文献，其用意亦在于使国人更可全面理解中国之历史文化，取精去粗，以适用于今日而已。赵宋一代三百余年，为中国历史由古代转入近代之契机。当时政治、经济、哲学思想、文学艺术，均在蜕变之中，而尤富于开拓创新之精神。陈寅恪先生撰《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谓：“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两宋之世。”故研治宋代历史文化，鉴古知今，尤多助益。夫治宋史固首赖于各类史书，而列为集部、属于词章性质之宋代诸家文集，数量繁多，内容丰富，举凡国计民生、世情风习、说经考史、论道参禅、仕宦升沉、山川游览、遗闻轶事，以及文学艺术之评赏，罔不涉及。其中有可与史书互证而订其失误者，亦有可以补史书之阙遗者，更有诸作者发抒内心深处之情思，反映一代心声，而只记表面事迹之史书所无能为役者。故文集之作用，固不得仅以词章目之。且即以词章而论，有宋一代散文，承唐代韩柳古文运动之后而健康发展，以清澈畅之体开启新途，影响元明清文风者甚巨，在中国散文史中亦为瑰宝，故《全宋文》之纂成，将为治宋代历史文化者提供多方采获之资料，而促进其掸研之深入，其意义之重要固无烦详说也。

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一辑

作者：  张伯伟编

出版社：中华书局,2005

简介：本集刊为年刊，以学术研究为主，收入域外汉籍中有关语言、文学、历史、宗教、思想研究之学术论文及书评。本书论文主要涉及朝鲜、韩国、日本、越南等汉籍研究领域，具有较高的学术与资料价值。 四百多年前，越南使者冯克宽赴京参加万历皇帝的万寿节，与来自朝鲜的使臣李目卒 光酬唱赠答云：“彼此虽殊山海域，渊源同一圣贤书。”百余年后的康熙朝中，越南使者阮公沆出使中国，再度与朝鲜使臣相逢于燕京，又赠诗云：“威仪共秉周家礼，学问同遵孔氏书。”这些在越南、朝鲜流传很广的诗句，表达并代表了东亚地区的读书人对彼此共享的汉文化的认同之情。事实上，在二十世纪以前，汉字是东亚各国的通用文字，一切正规的著述，一切重大的场合 ，一切政府与民间的外交，都离不开汉字的媒介。昔人云“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谁能说汉字的出现，在人类文明史上不是一件惊天地、动鬼神的大事呢?所谓“域外汉籍”——留存于朝鲜、韩国、日本、越南等地，用汉字撰写的各类文献——便是其结晶。 对域外汉籍展开研究，是近二十年来国际学术的新的动向。站在学术的立场上看，这门新学问的意义在于：它将扩大中国文化研究者的视野，赋予历史上的汉文典籍以整体的认识，进而改善与之相关的汉语言文学研究、中国传统思想研究、东亚史研究、中外交通史研究等学科。正是为了促进这门新学问在中国的展开，集中交流中外学者的研究心得，我们创办了《域外汉籍研究集刊》。 《集刊》拥有这样的宗旨：它推崇严谨朴实，力黜虚诞浮华；向往学思并进，鄙弃事理相绝；主张多方取经，避免固执偏狭。总之，它重视以文献学为基础的研究，于多种风格兼收并蓄，而不拘泥采用何种方法、得出何种结论。在域外汉籍研究领域中，固然会有许多新材料的发现，但《集刊》更重在发掘，期待从各个方面阐发汉文化的意义。“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是它追求的目标。 在中国学术界，域外汉籍研究是一片刚开始耕耘的广袤土地，它的肥沃、它的深厚正呼唤着一切有志于开垦的学人将自己的智慧与热情投入其中。《集刊》愿与这样的学人共同成长。

红楼梦hong lou meng

作者：  [清]曹雪芹，[清]高鹗著;启功等整理

出版社：中华书局,2005

简介：曹雪芹，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也是最复杂的作家，《红楼梦》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而又最复杂的作品。《红楼梦》写的是封建贵族的青年贾宝玉、林黛王、薛宝钗之间的恋爱和婚姻悲剧，而且以此为中心，写出了当时具有代表性的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兴衰，其中又以贾府为中心，揭露了封建社会后期的种种黑暗和罪恶，及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对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和行将崩溃的封建制度作了有力的批判，使读者预感到它必然要走向覆灭的命运。 本书是一部具有高度思想性和高度艺术性的伟大作品，从本书反映的思想倾向来看，作者具有初步的民主主义思想，他对现实社会包括宫廷及官场的黑暗，封建贵族阶级及其家庭的腐朽，封建的科举制度、婚姻制度、奴婢制度、等级制度，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社会统治思想即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社会道德观念等等，都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并且提出了朦胧的带有初步民主主义性质的理想和主张。这些理想和主张正是当时正在滋长的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因素的曲折反映。

黄遵宪全集

作者：  陈铮编

出版社：中华书局,2005

简介：黄遵宪，字公度，晚清爱国诗人，杰出的外交家、政治家、教育家，1848年生于嘉应州（今梅城东区下市角），卒于1905年。他的一生可分为四个阶段：即读书应试阶段（1863～1876）；出使阶段（1877～1894）；参加变法阶段（1895～1898）；乡居阶段（1899～1905）。1877年十月（光绪三年）黄遵宪应邀任参赞，随何如璋出使日本。光绪八年，黄遵宪调任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光绪十三年，黄遵宪成书《日本国志》，书中以大量篇幅介绍日本明治维新的情况，并批判秦汉以后的专制主义，肯定西方的立法制度，提出一系列学习西方的主张。光绪二十一年，黄遵宪参加强学会成为维新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光绪二十二年黄遵宪邀请梁启超到沪创办《时务报》鼓吹变法。光绪二十二年十月黄遵宪入京受到光绪皇帝和帝党官僚接见，次年被任命为湖南长宝盐法道等职，积极协助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光绪帝任命黄遵宪为出使日本大臣。戊戌政变失败后，黄遵宪被清政府列为“从严惩办”的维新乱党，但由于外国驻华公使等干预，清政府允许黄遵宪辞职还乡。黄遵宪回乡后仍热心推进立宪、革命等工作，并潜心新体诗创作，被誉为“诗界革命巨子”。同时，他热心家乡教育事业，创立嘉应兴学会议所，自任会长，积极兴办新学堂。黄遵宪的著作生平自定的有《日本杂事诗》、《日本国志》、《人境庐诗草》等3种。 本书搜集黄遵宪著作力求完备。全书共收录集主著作150万字，分为诗词、文录、函电、公牍、笔谈和专著六编。分别收录：诗1135首、词11首、曲赋2首、联语19对；文录55篇；函电226通；公牍64件；笔谈5种；专著为《日本国志》。书前有图16张；书后附录黄遵宪传记资料选辑5种。

史记

作者：  (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

出版社：中华书局,2005

简介：全书共有130篇。其中“本纪”12篇，以各代帝王为中心，记述每一朝代的兴衰和重要政治事件，“表”10篇，有“世表”、“年表”、“月表”，以表格的形式，标明错综复杂的史实；“书”8篇，叙述和记载政治、经济、天文、地理等方面的制度的源流和变化；“世家”30篇，记述诸候事迹及其世系；“列传”70篇，大多数是人物传记，有单传，也有二人的合传，还有以类相从的类传，记载了贵族、交相、官吏、策士、政治等各阶层人物的活动。

先秦两汉文学史料学

作者：  曹道衡，刘跃进著

出版社：中华书局,2005

简介：　　《先秦两汉文学史料学》主要内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从整体上来说是一个极其庞大的工程，这里面就有一个对工程整体结构进行了解、分析和设计的问题。古典文学研究的结构，大体如同建筑工程，可分为基础实施处层结构的两个方面，其础实施是各类专题研究赖以进行的基本条件帷有相对长期稳定的特点。 　　古典文学史料研究，主要涉及收集、审查、了解、运用史料问题，因此它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上述的基础实施，但应当说它是涵盖了两方面的内容。它的触及面可能还要广，举凡与作家作品朦胧 关的史书、地理、各种体裁的笔记、社会民情的记载等等，都应有所述及。这套史料丛书将是各种体裁、各种观点和文学史著作所不能替代的，不管写怎样的文学史，不管研究哪一时代的作家和作品，不管是教师和学生，都将参考这套史料书。

启功给你讲书法

作者：  启功著

出版社：中华书局,2005

简介：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以自己的实践经验为基础，从字形、选临碑帖、文房四宝、用笔、结字、执笔法、参考书等十三个方面，非常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自己对于书法艺术的体会和主张，主要目的是破除长期以来形成的对书法艺术的各种不正确的观念、认识，以及人为制造的神秘感。全书以破为主、立在其中，既是启功先生数十年习书经验的总结，也为初学者打破种种观念束缚，赢得自由、自信。 本书文字内容为启功先生讲话的记录稿，口语化强，通俗流畅，具有相当的可读性。

道·言·自由与美

作者：  徐克谦著

出版社：中华书局,2005

简介：本书借鉴当代语言哲学和阐释学的某些理论和方法，对《庄子》书中的“道”、“言”、“真”、“命”、“游”、“美”等一系列重要哲学概念作了细致的分析，从而对庄子的道论、语言观、自由观、美学观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了具体的考察和研究，试图藉此对庄子哲学的特质从新的角度进行阐释。 绪论部分对本书在研究方法和对《庄子》书文本材料运用方面的考虑作了一些说明。第一章对庄子哲学的产生背景作了考察，试图说明庄子的思想渊源及其与其他各家学说之间的联系。第二章通过对“道”字的语源学和语义学的分析，对庄子之“道论”的本质含义作了新的探究。第三章对《庄子》书中“真”这个概念作了分析。第四章讨论了庄子的语言观，特别是他的语言怀疑论。第五章分析了“道不可言”与“道”就是“言”的悖论以及《庄子》文章中独特的言说方式。第六章讨论了庄子关于人的存在的观点以及他的人生哲学、自由理想以及实现个性自由的理论方案。第七章对“命”这个词在中国古代哲学文本中的含义作了语源和语义的分析，并重点讨论了庄子对待“命”的态度。第八章讨论了庄子式的“个人主义”，并且与西方文化传统中的个人主义进行了比较。第九章论述了庄子关于“美”的观念以及庄子哲学在美学意义上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