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ese Paintings Collection

作者：  纪江红主编;龚勋，贾宝花编撰

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04

简介：　　中国绘画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卓越的成就，在世界美术之林独树一帜，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量的名家传世佳作历尽沧桑保留到今日，是中华民族乃至全世界、全人类的宝贵文化文化遗产。本书分为中国画之起源、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时期、五代时期、两宋时期、元代、明代、清代八大部分，时间跨度四千余年。在内容上汇集了两百余位著名绘画大师的两百八十余幅传世珍品，涵盖了岩画、彩陶画、帛画、壁画、山水画、人物画、花鸟画、界画等画科，工笔、写意、泼墨、没骨等各种画法，各家各派，美仑美奂，选品均来自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国内各地博物馆、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美国大英博物馆、法国卢浮宫等大型艺术品收藏机构，具有极高的鉴赏与收藏价值。 　　 [

Chinese flower & bird paintings

作者：  纪江红主编;龚勋，贾宝花编撰

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05

简介：　　本书介绍了中国古代绘画三大科中最长于托物言志、借物抒情的一科——花鸟画 ，并按其发展脉络分为远古、隋唐、五代、宋代、元代、明代、清代七个时期，多方位多角度地诠释了花鸟画的艺术内涵。风格上既有工整细致的工笔花鸟，也有生动活泼的写意花鸟，内容涉及岩石凿刻画、陶制彩绘画、木胎漆绘画、纸本设色画、绢本设色画等，汇集了三百余幅历代名家传世名作。选品来自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英国大英博物馆、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法国卢浮宫等大型艺术品收藏机构，弥足珍贵、美不胜收，具有极高的鉴赏和收藏价值，并特邀中国艺术研究院花鸟画研究专家、美术史专家撰写说明、点评、使读者能管窥其中门径、获得高超的艺术享受。 　　 [

Chinese Portrait Paintings

作者：  纪江红主编;龚勋，贾宝花编撰

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04

简介：　　《中国传世人物画（套装上中下册）》介绍了中国传统绘画三大画科中出现最早的一科——人物画，按照人物画的发展脉络分为人物画的起源、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代、元代、明代、清代八个时期，多方位多角度地诠释了人物画的艺术内涵。《中国传世人物画（套装上中下册）》所收人物画内容多样、题材广泛，分为历史画、风俗画、肖像画、仕女画等；画法上涵盖了工笔设色、白描减笔、泼墨写意等。顾恺之、阎立本、吴道子、李公麟、唐寅、仇英等历代大师各擅胜场、独步古今的传世佳作齐集于此，反映了各个时代的社会面貌、风俗人情，在其独特的艺术价值之外，还具有其他画科难以替代的史学价值和收藏价值。

主编还有：朱春潮、胡宁燕、严涛

作者：  石林波[等]主编

出版社：人民卫生出版社,2010

简介： 2006年，我们开发、研制了临床医学试题库软件，成功编写并出版一套《临床医学试题库系列丛书》，该丛书按学科共分成20册，涵盖了临床医技各学科．临床医学试题库系列丛书》的出版受到国内广大师生的欢迎与赞誉；得到我国著名医学教家、外科学的奠基人之一、全国医学教材编写委员会原主任委员、外科学教材第l一5版主、资深中国科学院院士裘法祖老前辈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也得到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教授、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所长、全国高等学校临床医学专业教材评审委员会主任委、全国高等医药院校教材建设研究会顾问、中国工程院院士陈灏珠教授及著名的消化内科家、第四军医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樊代明教授的高度赞扬。 为了满足广大医药学爷专业本科学生及基础医学教师的需求，也为实现医学试题库的系统性和完整性，我们在建设《临床医学试题库系列丛书》的基础上组织编写了这套《基础医学试题库系列丛书》。基础医学试题库涵盖《医学微生物学》、《理生理学》、《生理学》、《病理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医学免疫学》、《人体寄虫学》、《组织学与胚胎学》、《人体解剖学》、?医学细胞生物学与遗传学》十大学科，总题量近五道。每个学科的试题库分教师版与学生版两种版本。教师版试题库软件包括三部分：建题库、题库、抽题库。建题库软件用于建立试题库，使用者可根据教学需要，自行创建题库，也随时创建题库，确保试题的先进性和准确性。备题库软件主要用于储备试题，使用者事先可备多套试卷，以备急需。抽题库软件用于从题库中随意抽题。题库中的试题分门别类，编序号，抽题时只需点击序号，试题即被选中，同时附有答案，使用非常方便快捷。学生版试题库题量和内容与教师版相同，主要用于学生的自测、自习、自学。?时，考虑到学生习的特点，将考查学生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的试题以纸质出版物(丛书)形式出，便于学生随时随地使用。本试题库软件另一个特点是实现了智能化。首先，试题筛选除可根据试题号进行查询外，还提供了多参数复合查询功能，可以根据章节、子类、题型阶段、难易度和关键字进行筛选，其中，阶段和难易度中的项目还可以多选，进行复合查询。次，试题自测部分能够按照使用者所选的阶段、章节、子类和设定的难易度比例进行自动组，测验完成自动评分。 由于基础医学试题的图像资料相对少，制作难度增大。尽管《基础学试题库系列丛书》中带图的题不多，但教师版试题库软件具有改建及重建试题库功能使用者可根据自己教学的情况，添加带图的试题，实现试题库的个性化。由于编撰的时间促，错误或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恳请使用者不吝批评指正。

组织学与胚胎学试题库

作者：  张垒，曾慧红主编

出版社：人民卫生出版社,2011

简介：　　2006年，我们开发、研制了临床医学试题库软件，并编写出版了一套“临床医学试题库系列丛书”。该丛书按学科分为20册，涵盖了临床医技各学科。“临床医学试题库系列丛书”的出版受到国内广大师生的欢迎与赞誉；得到我国著名医学教育家，外科学的奠基人之一、全国医学教材编写委员会原主任委员、外科学教材1～5版主编、资深中国科学院院士裘法祖老前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也得到了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教授、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所长?全国高等学校临床医学专业教材评审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国高等医药院校教材建设研究会顾问、中国工程院院士陈灏珠教授，以及著名的消化内科专家、第四军医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樊代明教授的高度赞扬。 　　为了满足广大医药学各专业本科学生及基础医学教师的需求，也为了实现医学试题库的系统性和完整性，我们在建设“临床医学试题库系列丛书”的基础上，组织编写了这套“基础医学试题库系列丛书”。基础医学试题库涵盖了医学微生物学、病理生理学、生理学、病理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医学免疫学、人体寄生?学、组织学与胚胎学、人体解剖学、医学细胞生物学与遗传学等十大学科，总题量近五万道。每个学科的试题库分教师版与学生版两种版本。教师版试题库软件包括三部分：建题库、备题库、抽题库。建题库软件用于建立试题库，使用者可根据教学需要，自行创建题库，也可随时创建题库，确保试题的先进性和准确性。备题库软件主要用于储备试题，使用者事先可预备多套试卷，以备急需．抽题库软件用于从题库中随意抽题。试题库中的试题分门别类，编有序号，抽题时只需点击序号，试题即被选中，同时附有答案，使用非常方便快捷。学生版的试题库题量和内容?教师版相同，主要用于学生的自测、自习、自学。同时，考虑到学生学习的特点，将考查学生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的试题以纸质出版物(丛书)形式出版，便于学生随时随地使用。本试题库软件另一个特点是实现了智能化。首先，试题筛选除了可根据试题号进行查询外，还提供了多参数复合查询功能，可以根据章节、子类、题型、阶段、难易度和关键字进行筛选，其中，阶段和难易度中的项目还可以多选，进行复合查询。其次，试题自测部分能够按照使用者所选的阶段、章节、子类和设定的难易度比例进行自动组卷，测验完成自动评分。 　　由?基础医学试题的图像资料相对少，制作难度增大。尽管基础医学试题库中带图的题不多，但教师版题库软件具有改建及重建题库功能，使用者可根据自己教学的情况，添加带图的题，实现题库的个性化。由于编撰的时间匆促，错误或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恳请使用者不吝批评指正。

日本社会历史转型期的土地问题研究

作者：  左学德等著

出版社：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

简介：　　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前资本主义时代，人是依赖土地而生存的。土地制度的演变、发展便成了社会经济形态发展史的主线，每一次社会经济形态的重大转型期都伴随着剧烈的土地制度的演变。中国的历史是这样，日本的历史也是这样，只不过具体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罢了。本书探讨日本历史上几次重大的社会转型期的土地问题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农民、农业、农村问题。 　　日本历史上第一次重大的社会转型期是大化改新前后。大化改新前的经济基础是建立在氏姓制基础上的部民制。日本大化改新后建立的律令体制中，土地制度的核心是公地公民的班田收授法。班田收授法从它在《改新之诏》中出现到形成为完备系统的土地制度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大化二年（646年）的《改新之诏》——持统六年（692年）的《飞鸟净御原令》——大宝二年（701年）的《大宝律令》。由于它是以唐朝的均田制为蓝本制订的，因此从土地名目到内容都与均田制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它也充分地考虑了日本本国的历史与当时的状况，因而在具体规定上也呈现出与均田制不同的特征。本书第一章通过对班田收授法的形成过程和它与均田制的差异（以口分田和园宅地为例）等问题的分析，进_步揭示律令制时期日本社会的生产力及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及其规律。 　　日本历史上第二次重大的社会转型期是l0世纪前后。日本庄园自8世纪兴起，经过近200多年的发展，到了10世纪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庄园化程度进一步加深；越来越多的庄园实现了不输不入化，庄园领主获得了对庄园土地及土地上的人的一元化支配权；也是在此时期，庄园的经营方式由原来的雇佣经营为主，经由“散田请作体制”发展成为“名田”经营。所有这些变革都显示了与初期庄园明显不同的特征，表明了体制完备的领主制庄园已经形成，并且成为10世纪以后日本庄园的主要形态。本书剖析了班田制彻底瓦解、庄园制确立后，庄园内的生产经营方式、特点、变革以及其构造，并进一步分析了庄园制与日本当时上层建筑所发生的变化之间存在的深层联系，从土地制度这一经济角度来审视古代日本社会转型的内在原因。 　　日本历史上第三次重大的社会转型期是丰臣秀吉执政时期。日本史学界通常把日本封建社会分为以庄园制为基础的“中世”和以分封制为基础的“近世”两个阶段。一般认为织丰时代是日本近世的开端。我们认为严格地讲日本近世封建制的真正开端应该是丰臣秀吉执政的时期。因为从中世向近世过渡经历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战国动乱时代。是丰臣秀吉在1590年最后征服了各地战国大名统一了日本。而丰臣秀吉在统一过程实施的统一政策奠定了日本近世封建制的政治基础。 　　战国动乱，日本学者称之为“下克上”。所谓“下克上”是说属于下级身份的人打倒属于上级身份的人的社会潮流。包括武士化的上层农民（“国人”、“地侍”）联合普通农民组成一个地区性自卫组织以反抗大名政权；也包括下级武士夺取上级武士的权力。其实，战国大名包括丰臣秀吉多是“下克上”的胜利者，但他们一旦掌握政权，就必须制止“下克上”的进一步发展，竭力重建封建秩序。其采取的主要措施便是“兵农分离”。“兵农分离”是划分中世与近世分期的重要社会变革。它是靠“太阁检地”以及“刀狩”等丰臣秀吉实施的统一政策实现的。我们认为“太阁检地”实施过程、兵农分离过程、日本统一过程三者是相辅相成、同步进行的，而其中“太阁检地”是基础和前提，对实现兵农分离并进而实现日本统一起到了非同寻常的作用。 　　“太阁检地”论争是日本近世史两大论争之一，是至今仍众说纷纭的复杂问题。“兵农分离”是近年来日本中世史学界十分关注的问题之一，同样意见分歧，莫衷一是。日本史学界长期以来是把这两个内在联系十分紧密的问题，分别在中世史和近世史两个学术领域里、在几乎没有交流的情况下进行研讨的。我们同时扬弃互相很少交流的日本中世史学者和日本近世史学者的成果，把“兵农分离” 、“太阁检地”、“日本统一”三者联系起来加以探讨。我们认为战国时代的混战动乱是日本历史发展的严重障碍。封建割据和混战的经济根源在于兵农合一的封建土地制度（在乡领主制）和上层农民的武士化。欲统一日本必须进行土地制度的变革、铲除封建割据混战的经济基础。战国大名，包括织田信长都想实现兵农分离并进而统一日本，且亦多曾实施过检地。但由于其检地的措施未根本触及封建割据的经济根源——兵农合一的土地制度，因而均未能如愿。只有丰臣秀吉实施的太阁检地通过创建石高制，“村切”等铲除了封建割据混战的经济根源——兵农合一的土地制度，推动了兵农分离，并最终实现了日本统一。同时完成了土地制度的变革，使日本封建社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近世。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太阁检地政策是丰臣秀吉领导制定并付诸实施的，但并非丰臣秀吉头脑中主观自生的东西。日本中世后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以及随之而出现的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已为太阁检地提供了历史前提。 　　日本历史上第四次重大的社会转型期是明治维新时期。 　　这次转型实质上从德川幕府后期开始的。到了德川中期以后，由于幕藩体制潜藏的自身因素（诸如严格地实行身份等级制，反而促成社会分工的发展，使之不可避免地成为商品经济发展的催化剂。）以及农业生产力提高、土地关系演变等诸多因素，有力地促进了商品经济，尤其是农民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正是由于农民商品经济的普遍发展，改变了农村自然经济结构，瓦解了封建领主经济结构的基础，动摇了幕藩体制。为了挽救幕藩体制，德川幕府也先后进行了幕政改革——享保改革、宽政改革、天保改革。除享保改革获得一定成效以外，其余两次均以失败告终。究其失败原因，我们认为这次幕藩体制危机是封建制度本身的危机，已非自身力量所能解决，作为经济基础的封建领主制已经发生了动摇，在封建体制内部已经孕育着新的生产方式，而幕政改革者仍然固守幕藩体制这个已经过时的阻碍经济基础发展的上层建筑，必然会引发新的社会革命。这场革命就是明治维新。本书第四章着力叙述德川幕府在幕藩体制下的土地制度——石高分封制的主要内容、特征，以及幕府为维持这一土地制度而进行的种种土地政策上的调整，最终伴随农民商品经济的发展而走向解体的过程。 　　明治维新标志日本步入了近代，明治维新时的地税改革则标志着日本近代土地制度的形成。地税改革事业有其酝酿过程。在朝藩体制时（1868——1871年），明治政府在总体上继承封建土地制度的基础上，又做了一些改革的尝试。尽管效果差强人意，但最终制定了地税改革的方针。 　　从1871年壬申地券的发行到1873年地税改革法的颁布，这段时期是地税改革的准备阶段。在这个时期，伴随着壬申地券的发行，撤废了一系列旧土地制度的限制，从而为地税改革的实行做了充分的准备。从1873年7月地税改革法的颁布到1881年6月地税改革事务局的关闭，这是地税改革的实施阶段。在这个时期，明治政府通过丈量土地和核定地价等手段分别对耕地、宅地和山川林野地进行了改革。 　　地税改革基本上确立了日本的近代税制和近代资本主义土地制度。在1881年之后，明治政府又出台了一系列的土地法，使地税改革的成果在法律上加以巩固。当然，地税改革后确立的近代土地制度并没有朝着资本主义大土地所有制发展，而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了半封建的寄生地主土地所有制。然而，寄生地主制对早期的资本主义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Chinese Landscape Paintings

作者：  纪江红主编;龚勋，张旭编撰

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04

简介：　　本书分为上、中、下三卷，从隋唐、五代、宋代、元代、明代、清代六个时期的画作中精选了三百多幅加以点评，从中国现存最早隋代展子虔《游春图》到清末各个画派的代表作，着重体现了不同时期不同绘画的内容和技巧，使人在领略了名人大家的旷世杰作后，对中国山水画顿生赞美之情。中国的山水画，历史悠久，在东方乃至世界上，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此书正是立足发扬中华民族文化，普及山水画知识之意，对画家及其作品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分析。细读此书，必会让您重温山水情趣，体会到自然博大精深的奥妙。 　　 　　 [

题名页信息不完整，200字段信息取自封面

作者：  张炯，邓绍基，郎樱总主编;张大明卷主编

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

简介：  　《中国文学通史》十二卷本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的重要学术成果。它是我国将各民族文学包括台港澳各地区文学都纳入研究视野的文学史著作。参加编写的人员除中国社会科学院相关的研究人员外，还邀请有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和福建、广东社会科学院等院校的部分学者。全书从先秦写到当代，规模宏大，篇幅浩繁，资料致力丰富翔实，观点追求科学明晰，评价努力实事求是，为积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和学术夙愿而成。为便于读者阅读，现将编写过程的若干认识和思考分述于下，以为序。 　　一 　　我国是世界上拥有璀璨文明的古国之一。我们的先人曾经创造过一代又一代灿烂的文学景观。从上古的神话、传说和原始诗歌，到《诗经》、楚辞和诸子百家的散文，以迄汉唐以后涌现的大量作家作品，无论是乐府、汉赋，还是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和元明以来的戏剧，无不名家辈出，佳作连篇，有如峰峦迭现，云蒸霞蔚。近代百多年来，尽管国家民族遭受侵凌，随着仁人志士不断振臂而起，救亡图存的呼声伴随革命的风雷震撼神州大地，文学从古文诸体裁的衰落中也如火中再生的凤凰，以焕然一新的身姿翩翩飞舞，重又呈现蓬勃的生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都经历空前未有的深刻变革，文学经过新的时代的洗礼和痛苦的蝉蜕，更迎来了新的繁荣。我国是世界上具有几千年连绵不绝的丰富多彩文学传统的少数国家之一，也是多民族的国家之一。历代我国文学的出色成就，都是中华各民族所共同创造的。 　　文学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传播文化的有力手段。一定时代的文学总生长于一定的社会文化土壤。它是一定社会文化土壤上凝结的人类精神的花朵。迄今考古发掘已经证明，我国文明可以追溯到六七千年前，除了早就认定的黄河文明外，其时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不但有石器、陶器，还有相当规模的祭祀和丧葬文化以及初步的龙形玉器；长江以南还发现了以良渚文化和巴蜀的三星堆文化。良渚文化已发掘出六千年前的城市遗址。巴蜀三星堆的青铜器更以其有别于中原的独特造型显示了古代长江上游文化的灿烂。 　　在迄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内，自古便居住着许多族群部落。他们都以自己的文化创造、滋育和发展了中华文明，而作为今天中华民族主体的汉族本身就是历史上许多族群部落逐步融合而成的。最初它是古代生活于中原一带的华夏族。当时华夏族的史籍把活动在他们四方的族群部落分别叫做东夷、南蛮、西戎和北狄。实际上，东夷又细分为鸟夷、莱夷、淮夷，生活在从河北、山东到江苏长江以北的地带；被称为南蛮的民族包含长江以南的越族、苗族、濮族等多种部族；被称为西戎的则涵盖生活在西北和西南的羌、氐和后来被称为回纥、吐蕃等民族；而被称为北狄的则既有东北地区的貉族、肃慎，也有后来的匈奴、鲜卑、突厥、契丹等民族。据考，作为古代华夏族祖先的炎帝和黄帝的部族，前者原是西戎分支的羌族，进入中部地区后，与来自南方的以蚩尤为首领的九黎族不断发生冲突，被迫退到今天河北的涿鹿之野，后得到来自西北的黄帝族的帮助，打败了蚩尤，才建立了炎黄的部族联盟，但后来炎帝族又被黄帝族打败。这些部族的子孙在中原、华北地区就逐渐融合为后来的华夏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生存于今天中华大地的古代各族群和民族既互相征战，也互相交融，政治、经济、文化都不断有密切的来往，随着子孙的繁衍，有些民族迁移了，有些民族出现了分支，于是便逐步形成了构成今天中华民族的汉、满、蒙古、回、壮、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等五十六个兄弟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各民族都对中华文化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也都为辉煌的中华文学不断增添耀目的光彩。 　　我国最早的文学典籍之一《诗经》是春秋时代经孔子删选而编成的。作为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其中《国风》的部分便收有周代十五国的民歌，它的产地就超出原华夏族的地区。而我国第一个伟大的诗人屈原是楚国人，当时楚国被中原华夏视为“南蛮舌之邦”，其族群多属古三苗所处的荆蛮地域，其风俗文化和语言都与中原地区有别。而长江以南曾与楚争雄的吴越，其先民史载有“断发文身”之俗，与中原民族也有差异。从春秋战国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实行“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大大促进了中国文化的统一。及至自汉至唐，中经魏晋南北朝，既存在国家疆域不断扩大，汉族统治势力进入其他民族地区的状况，也出现北方和西北各民族纷纷入主中原，原在中原的汉族不断向四方迁移的状况，从而使中华各民族在大疆域内进一步融合。汉唐以来丝绸之路的开辟，不独有政治、经济方面的意义，也带动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这样，参与文化交往和文学创造的，就不仅仅限于华夏族或汉族。唐代李氏王朝建立后，不仅册封内附民族的君长，还任用多民族官员，文化上更有海纳百川的气概。自唐至清，北方游牧民族在关内相继建立王朝的便有辽(契丹族)、金(女真族)、元(蒙古族)、清(满族)。这些民族与汉族杂居，且有滞留福建、两广、云贵各地的。正是在各族人民分处各地又相互交流和交融的历史背景下，千百年来中华大地的各个族群和民族都创造有丰富的民间口传文学和作家书面文学。汉族作为主体民族固然拥有大量的作家作品，各兄弟少数民族也涌现出许多作家作品。例如，三大英雄史诗——藏族、蒙古族英雄史诗《格萨(斯)尔》此史诗，藏族称为《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称为《格斯尔王传》，虽同一源流，但在两族口头相承的发展中有某些差异的衍变。、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斯》。此外，南方民族的创世史诗、英雄史诗也很有影响，尤其是新近发现的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引起国内外广泛的关注；还涌现了像维吾尔族的《福乐智慧》、蒙古族的《蒙古秘史》等许多著名的古典名著以及著称于世的许多卓有贡献的作家。进入近现代，各民族文坛尤人才辈出，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时期，随着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友爱的真正实现和各民族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迄今五十六个民族差不多都已拥有自己相当数量的作家群。他们以各具民族风采的文学创作，为丰富和发展我国文学做出新的贡献。 　　当然，由于各民族所处的地域自然环境及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差别和不平衡，其中也包含历史上各民族往往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各民族的文学贡献与影响也有所不同。占有我国人口十分之九以上的汉族，由于它的经济、文化各方面比较发达，它对整个中华民族文学的发展有更多的贡献与影响应是自然的，但其他民族也以各自的文化和文学特色丰富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像藏族、蒙古族、哈萨克族、傣族、苗族、彝族等诸多兄弟民族的史诗创作，便堪称世界文化百花园中的奇葩。如马克思所说：“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18页。因而各民族在其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里，它们都有难以重复生产的文学艺术佳作，成为整个中华民族文学难能可贵的珍品。像藏族史诗《格萨尔》长达百万行，成为世界上最长的史诗。毫无疑问，许多兄弟民族史诗都是中华民族文学的骄傲。无论神话、故事、传说还是歌谣，少数民族都有丰富多彩的作品，在长期流传的过程中还得到精益求精的不断加工，从而也构成中华民族文学的瑰宝。 　　在中华民族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各民族文学的相互交流和影响，还使有些文学作品成为多民族的共同创造。例如，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和洪水的神话在许多民族中都存在。南方有些民族还共有关于盘瓠的传说。北方民族还有以苍狼、大树为祖先的传说。这些神话传说的同中有异，既说明它们有不同的文化谱系和源头，又说明同一文化谱系和源头在后来历史的发展中又各有分蘖，而且相互影响。如楚辞对于后来汉赋和其他文学创作的影响就相当明显。鲁迅曾指出，屈原的《离骚》比之《诗经》，“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然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汉文学史纲要·第四篇》。。汉唐两代气象恢宏，疆域广大，各族文学与艺术的交流更为频繁。新疆考古发掘的汉简表明，汉文化在当时已远播西域。《梁书》载：高昌“国人言语与中国略同，有五经、历代史、诸子集”《梁书》卷五十四《诸夷·高昌传》。。而西域的杂技、音乐和舞蹈，在汉唐更大量输入中原并被汉族所吸收。南北朝时代北方诸民族纷纷进入中原，建立政权，匈奴、鲜卑、氐、羌、羯等各族统治者都自觉学习先进的汉文化。匈奴刘渊、刘聪国号北汉，刘聪乃至“年十四，究通经史，兼综百家之言，孙吴兵法靡不诵之。工草隶，善属文，著述怀诗百余篇，赋颂五十余篇”《晋书》卷一百零二《刘聪载记》。。鲜卑人建立北魏政权后，孝文帝更全面推行汉化的政策。鲜卑人的民歌也因用汉字译文记载而入文学典籍，如著名的《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由于北方民族给中原带来游牧文化的影响，北朝文风就变得雄健贞刚；而晋室南迁，大批中原的汉人到了南方各地，受感于新的环境并与当地文化融合，则使南朝文风产生与北朝相异的绮丽柔靡的特色。至于唐代诗人刘禹锡作的“竹枝词”，实借鉴四川巴人的民间歌谣；宋、元以来的杂剧的发展，与进入中原的北方游牧民族喜好带表演的说唱文学有密切关系；藏族和蒙古族之略有差别的《格萨(斯)尔》史诗也证明了有关作品的相互交流和相互影响；近代以来，清代说唱文学的繁荣得益于满、汉等族的共同创造；蒙古族作家尹湛纳希的名作《一层楼》、《泣红亭》受到曹雪芹的《红楼梦》的影响；当代汉族诗人闻捷的长篇叙事诗《复仇的火焰》借鉴和吸收哈萨克族民歌，也是著名的例子；而满族作家老舍、蒙古族作家李准、玛拉沁夫等对汉语文学的贡献，更为人们所熟知，老舍乃至被誉为汉语文学的“语言大师”。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而语言又需要文字作为符号才得以书写、保存和传播。上古时代中华各族的语言大体南北分属汉藏语系和阿尔泰语系。此外，还有南岛语系、南亚语系等。其后，文字的发展既有象形字，如见于甲骨文的华夏族古文字以及云南地区纳西族东巴文字；还有拼音字，如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的文字。自秦以来，华夏族的象形为主的文字从篆书发展到汉代的隶书，又发展到后来的楷书，汉字逐渐成为多个民族认同的书写文字与传播媒介，而汉语也在多民族的融合中不断获得丰富与发展。“五四”新文化运动后，黎锦熙曾提倡注音符号为音标的国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推广以北方官话为基础、以北京话为规范的普通话，更促进了汉语的广泛应用。如今汉语已成为我国许多民族普遍应用的语言，也成为我国文学中运用最广的语言。但基于民族平等的原则，各兄弟民族同样拥有自己民族的语言和文字的权利，有些民族因为没有创造文字，仍以汉字来书写。在我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中，多数兄弟民族不但拥有以自己民族语言为媒介的文学，而且拥有以自己民族文字出版的文学作品。但不管用什么文字出版，不同兄弟民族的文学作品作为丰富文化信息的载体，仍然表现出各民族特有的生活内涵、文化风采与精神品格，表现出他们对于文学形式与风格的富于民族特色的创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代各民族文学都对我国文学的整体发展做出了各自不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完整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史应该是涵盖中华各兄弟民族的文学贡献的文学史，也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在内的文学史，而不仅仅是大陆地区的汉族文学史。本书的撰写拟向完整意义的中国文学史做出自己的尝试与努力。台、港、澳地区历来是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由于历史的原因，近现代以来，这些地区处于与大陆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它们的社会文化虽逐渐产生某些特色，但语言文字、风俗习惯、民族心理等许多方面的文化基础，仍然属于中华民族文化的母系。它们以汉语、汉字为传媒的文学作品，当然也属于中华民族文学的宏大系统。 　　二 　　一般来说文学的形态都经历了从不自觉的“前文学”到自觉的文学，从简单形态的文学到繁富形态的文学的发展和演变。在这过程中，文学观念和文学理论也必然或先或后会发生越来越深刻、越来越走向更科学的演化与递嬗。 　　我国文学的发展，可以说经历了原始共产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有所发展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等五种社会形态的阶段。但我国各民族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他们经历各社会形态的时间并非同步，也并非全部都经历上述的五种形态。事实上，二十世纪有的民族就从原始共产社会或奴隶社会直接迈进了社会主义社会，而台湾、香港、澳门地区至今仍维持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今天也还存在多种经济成分。古代著名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刘勰曾指出：“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心雕龙·时序篇》。他很早就看到了文学的内容和形式都随着社会历史的变化而变化。在这历史过程中，不仅文学的社会内容不断有变化与拓展，而且文学的观念和形态都不断嬗变。 　　在远古时代，人类的意识形态还是混沌的。政治意识、经济意识、宗教意识、哲学意识、历史意识和审美意识往往混杂在一起。古代氏族的酋长既是行政首脑，又是司法长官，还往往兼任祭司与巫祝。这种状况在新中国成立前云南有的少数民族部落中还可以见到。他们的政治、经济活动与文化活动也常常交织在一起。古人发动征战、渔猎或分配俘获物时往往举行祭典和庆祝，巫祝不但讲述神话和历史传说，还载歌载舞。这种状况下，文学活动还未独立分离出来。当时讲述神话和历史传说，或颂唱歌谣，虽然也有审美怡悦功能，但这种功能又并未被强烈地自觉地意识到，而是与政治功能、宗教功能、历史教育功能等融为一体。所以，马克思曾把希腊神话看作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13页。。只有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以后，自觉的专门性的文学活动和文学意识才可能产生并分离出来，因而现代文学理论家和文学史家便把前此的文学称作“前文学”。 　　我国古代的文学自然也经历了这种“前文学”阶段。散见我国古籍的许多神话，例如《女娲补天》、《盘古开天地》等，都是年代久远的口传作品，是属于祖先崇拜的一部分。在殷墟发现的甲骨文中既有许多历史记载性的文字，也有祭祀性的文字。《诗经》的《雅》、《颂》部分，像《公刘》、《生民》等诗，就含有神话和历史传说的成分。这类作品也是作为庙堂祭典载歌载舞之用的。楚辞中像屈原加工的《九歌》便多属民间祭祀的乐歌。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散文和《左传》、《国语》、《战国策》等主要都属政治、伦理、哲学或历史著作，但已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它们在很长历史阶段内一直都被视为文学。可见古代的文学观念很宽泛，与今天我们以审美为主要本质特征的文学观念有很大差异。按照今天的观念，神话传说虽可属审美性的文学，而政治、道德伦理或哲学、历史著作，除非具有丰富的形象描写，一般都难以再承认是文学了。汉代曾把学术著作视为“文学”，而别称文学性的著作为“文章”。魏晋时代可以说是向自觉的审美意识的文学转变的重要时代。曹丕的《典论·论文》所论的文章虽仍然包括奏议、书论、铭诔、诗赋等，但他毕竟指出了“诗赋欲丽”的特征。而后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等相继而出，都越来越深入地对文学的审美特征和创作思维的形象特点进行了探讨。《昭明文选》序也指出：“综缉辞采”，“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他们的论述对后人文学观念重在审美的嬗变起了先驱的作用。陆机《文赋》所论虽广泛，但谈及创作思维和灵感时指出：“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旁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其致也，情曈昽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乃至能够“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他的确抓住了文学审美性的基本特点，即借助于形象思维来传情达意。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篇》也说：“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他还指出在这种思维中“神与物游”，乃至“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钟嵘《诗品》对于诗歌作为审美文学的特征尤有精到的论述。他把诗的创作过程概括为“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把诗的表现对象看作是“照烛三才，晖丽万有”，把诗的作用夸张为“灵只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并认为“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这些文论家的著作都重视词采，并将情、意、象三者统一，统视为文学具有审美魅力的特征，这实在是认识上的一大飞跃。上述主张不但促使后人把学术与文学分开，也把文与笔分开，并且广泛影响到此后作家对于审美文学的自觉创作。远在一千多年前，我国文论家对文学的审美特征即有如此鞭辟入里的理论认识，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 　　不过，也许由于历史传统的惰性，后来仍有许多文论家继续把不具形象性审美特征的文章也划入文学，即如陆机、刘勰论及文体时也兼及传统的众多文章品类，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清代。严格现代意义上的审美文学观念的完全确立，则是近百年受到西方文学理论观念影响后经过新旧文学观念的激烈斗争才逐渐完成的。在二十世纪先后出版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中，人们不难看到从宽泛的文学观念到具有审美自觉的文学观念终于确立的过程。这方面，“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崛起和西方近现代文论的译介与传播，起着重要的作用。新文学作家更以自己越来越丰富的创作，为新观念的文学奠定了坚实而广阔的基础。 　　鉴于我国文学发展的上述具体情况，贯穿古今的文学通史的描述，便不能不顾及古代的文学观念，而不能按照今天严格的科学分类意义上的现代文学观念去划定文学的范围。进入对二十世纪文学的论述，则范围便越来越严格。本书各编所论的文学，大体反映了我国文学观念和理论发展的历史过程，这是需要提请读者注意的。 　　三 　　文学的文体也有漫长的发展过程。就文学本身而言，先民的口头文学创作自然早于书面文学。关于文学的起源有劳动说、游戏说、娱神说等等，各有各的道理。全面地考虑，文学的起源应是多种原因契合的结果。远古口头文学中的歌谣和神话传说，就孕育了韵文与散文、歌唱与叙事的分野，而口传文学的歌唱和叙事都带有一定表演性，所以，其中也实际孕育了后来戏剧的萌芽。迄今文学所发展的四大门类中，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在我国都有悠长的历史。 　　上古歌谣的原始语言形态已不可考。相传黄帝时代所作的《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古肉字)。”虽是后人记载的文字，但可以看出它不但富于节奏，而且押韵。《诗经》中所收的歌谣，多属四言，间也有杂以三言、五言和六言的，节奏与韵律都很强，是能够唱的。楚辞则多四言、五言、七言，宋玉的《九辩》更有多达九言、十言、十一言的，也都押韵。后来的汉乐府多为五言诗，间也杂有三、四、六、七言，虽押韵，却见出相当自由度。汉赋虽也富于节律，但它长于铺陈，所谓“铺采摛文”、“侈丽闳衍”，故一般被目为文类。只有抒情小赋，则较近乎诗。 　　诗之始，源出于原始民歌。历代文人诗的发展，也多得益于从民歌吸取营养。南北朝时代，南北民歌都颇多佳作。南朝沈约长于音律，首倡“四声八病”之说，从而促进了唐代五七言律诗绝句的完成。当然，唐代除了近体诗，仍有人作古体诗。中唐又从民歌兴起竹枝词、长短句，成为后来宋词大发展的滥觞。宋词元曲可谓一种新的诗体。由于与音乐和唱紧密结合，更为讲究音韵和声律，且分为不同的词牌和曲牌。而自宋至于元、明、清，乃至二十世纪以来，古体诗、近体诗和词、曲都不断有人创作。中国古代的诗歌由于汉字的特点，一般都句式整齐，能够吟唱，与音乐结合得十分紧密。但因此，久而久之便容易形成僵化的模式，到了明清以来不免缺少新鲜的活力，也难以适应人类精神世界日益丰富复杂和现代语言词汇大量增加、语法更趋细密的走向。所以晚清之际，梁启超、黄遵宪、夏曾佑等倡导“诗界革命”，提出“吾手写吾口”的主张。应该说这是“五四”新文学运动兴起白话诗的先声。自“五四”迄今的新诗在用白话写诗方面做了各种各样的试验与探索，虽不是都很成功，但应该说成绩是主要的。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许多诗人发扬古典诗歌讲究意境、音韵和排比、对仗的传统，并向民歌和外国诗歌的长处多方借鉴与学习，使新诗可诵可唱，在走向民族化大众化方面做出踏踏实实的努力，产生了大批脍炙人口的佳作。就诗体而言，出现了民歌体、自由体和新格律体，后者便有四行体、八行体、九行体、十四行体以及楼梯体等等。就表现的内容及吟唱方式而言，又分抒情诗、叙事诗。前者还细分为生活抒情诗与政治抒情诗，后者又分短篇叙事诗与长篇叙事诗。依题材还分颂歌、爱情诗、哲理诗、山水诗、讽刺诗等等。诗与散文交叉嫁接的还有散文诗。今天，虽然新诗构成诗坛的主流，但不同诗体的旧体诗仍然有相当数量的作者与读者，与新诗构成一正一副、双水分流的格局。 　　散文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尚书》中的纪事文，如《盘庚》。由于古今的散文已涵盖抒情、叙事的散文和游记、传记、政论、杂文、小品等多种文类，所以它在我国文学中向来也是大宗。清人所选的《古文观止》，反映的大体就是前此人们的散文观念。从审美特征的严格眼光看，其中有不少是缺乏审美所必备的形象性的。不过，从传统的文学眼光，先秦的诸子散文和《左传》、《国语》以及后来的《史记》也都被看作散文。二十世纪的许多文学史著作多沿袭这种眼光。这从追溯散文发展的历程来看，应是必须的。或谓散文的特征就在于散，信笔由之，行其所当行，止其所当止。要言之，散文区别于韵文者，除了内容的包罗万象外，形式上它应更无所拘束，更接近意识与口语的自由流动性。六朝以来的骈文虽有整齐对称的句式与节律，也称韵文，但长于描绘与叙事，于今文学史家往往也以文视之。而唐代韩愈、柳宗元等倡导的古文运动，反对的正是形式过于限制且一般华而不实的骈文。历代散文都有大量作家创作，明清之际小品文特别发达。“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新体白话散文无论在大陆，或在台、港、澳等地都有很大的成就，品种也更加丰富。例如出现了鲁迅等许多作家笔下的杂文，出现了如今相当流行的随笔、速写与报告文学，还出现了讽刺小品与知识性的科学小品，等等。新中国成立后，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以来，散文更有两次较大的发展，散文的题材、形式和风格都更加丰富多彩了。 　　戏剧的产生在我国大约与古代的俳优有较直接的关系。它们以兼说、唱的表演来逗乐观众。到唐代发展为参军戏，其说唱表演已有情节。至宋杂剧、金院本、宋元南戏和元杂剧兴起，戏剧的发展更臻成熟，经历明代的传奇，戏曲角色更多，有所谓生、旦、净、末、丑等。表演和唱腔都有一定程式而又丰富多彩。明中叶以来，传奇戏曲中的昆腔(昆曲)盛极一时。实际上各地的地方戏曲，如秦腔、弋阳腔、皮簧、梆子腔、闽剧、粤剧、川剧、楚剧等，也于近几百年间发展起来。有些地区还有戴面具的傩戏，而藏族的藏戏也戴有面具。至清代乾隆末年安徽的徽班进京，吸收了其他剧种的某些长处，形成了京剧。我国的传统戏曲往往都是说、唱、歌、舞相结合，并在乐器伴奏下演出的。二十世纪初，由于中西文化的交流渐繁，西方的戏剧形式如话剧、歌剧也先后引入。至此，我国舞台上各种剧种更争奇斗艳。传统戏曲与现代话剧、歌剧在近几十年来都有发展。新中国成立后更大力推进传统戏曲的革新，除改编传统剧目外，还新编不少现代剧目。六十年代继京剧现代剧目大会演，更推出所谓“革命样板戏”。地方戏曲一段时间里曾实际停演，但“文化大革命”后又都迅速复苏，显示了它的强大生命力。戏剧在其历史发展中，文学剧本的大批产生大致始于元杂剧。那时关汉卿、王实甫等作家创作了大批剧本，戏剧文学才算真正被奠定了基础。后来的戏曲也多有剧本。现代话剧作为新文学的一种重要体裁，更是作家辈出，涌现许多佳作，成为纯文学中被读者重视和欢迎的文本。新歌剧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起也陆续推出不少作品，在读者和观众中逐渐扩大了自己的影响。三四十年代还盛行过活报剧和秧歌剧。随着现代电影和电视的发展，这方面的剧作也迅速增多。由于借鉴西方的戏剧理论，我国戏剧家也把历来戏剧中性质不同的作品分类为悲剧、喜剧与正剧，按内容的长短又分为独幕剧与多幕剧以及戏剧小品等。 　　我国小说作为叙事文学的重要体裁，其叙事技巧可以追溯到古代的神话、传说和史传文学。古人认为小说始于“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在我国传统的文学观念中，小说向被轻视。班固《汉书·艺文志》所载《诸子略》分为十家，小说家忝为末流，记有十五种书，凡一千三百八十篇，可惜其作品全部散佚。鲁迅所著《中国小说史略》认为：“唯据班固注，则诸书大抵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谬者也。”迄今能见到的作品，可视为小说雏形的，除汉以前的《穆天子传》，当推魏晋南北朝时代由文人记录加工的民间故事传说与历史轶闻，如以干宝的《搜神记》为代表的志怪小说和以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为代表的志人小说。小说的要素虽不离人物故事，而要义则在于叙述。唐人传奇在通过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的描述来展现人物的完整性格与命运方面，大大发展了小说的技巧。因此有些小说史家认为只有到唐传奇才是小说的真正开始。而唐代变文的说书人在讲述佛教故事上既丰富了叙事的技巧，又有接近口语的讲唱，实为后来宋代的话本小说开了先河。小说的兴起与城市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产生有相当关系。宋代勾栏瓦舍出现的说书人，其听众也都属市井细民。说书人往往就是话本的作者并用口语讲述。这与唐代传奇出自文人的典雅手笔并主要供文人阅读有很大差异。话本大多是短篇，后来为吸引听众，逐渐发展了章回体的长篇，题材也进一步扩大，有讲史、公案、脂粉、朴刀捍棒等。小说走向成熟的高峰是明代和清代。我国四大古典小说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长篇巨著，都出现于这期间。彼时短篇小说也很发达，收在“三言二拍”等书中的作品即可为证。《聊斋志异》这样的文言佳篇也出现于清代。明清之际创作的各种长篇小说不下数百部。十九世纪末梁启超首倡“小说界革命”，极力宣扬小说的社会功用，乃至提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从此兴起小说创作为社会改革服务的热潮，如晚清的谴责小说、社会乌托邦小说。辛亥革命后，由于革命实际失败的社会状况，又有黑幕小说和鸳鸯蝴蝶派小说的流行。“五四”新文学运动则不仅使我国小说的内容大大改观和扩大，而且运用白话，向着世界现代小说的丰富形态迅行。不到百年间，微型小说、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都有极大发展。就题材而言，出现了社会问题小说、言情小说、政治小说、军事小说、道德伦理小说以及心理小说、推理小说、科学幻想小说、玄幻武侠小说，等等。小说的叙述视角和方式也不断有新的开拓，小说文体不但有传统的章回体与新体之别，而且有书信体、日记体、对话体等诸多体式，叙事人称也有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交叉人称的区分。小说的叙述语言更有富于个性化的种种探索。 　　文学各种文体的演变，固有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所致，深究更有社会历史文化发展的因由。文体由单纯到繁复的发展，跟人类社会实践与思维情感、语言符号的不断丰富分不开。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不仅人们的思维情感越为复杂和细腻，语法更加细密，词汇与文字也不断增多，而且随着社会实践的不断拓展，人们的审美视野也不断扩大，文学作为审美意识集中体现的一种艺术，它把握世界的创作题材也越来越广阔。这也自然地要求文学文体有多品类的发展。我国文学不同文体形态的嬗变，大体上也是体现了上述规律的。 　　四 　　古人概括我国的历史有所谓“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说法。实际上中国历史是合的时间长，分的时间短。夏代传世四百多年，商代传世五百多年，周有天下八百年，汉有天下四百年，唐、宋、明、清的统一也都有二三百年不等。正是这种长期统一的局面使得中华民族得以休养蕃息于广阔的疆域，形成具有统一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特征的共同体，不但能从衰败中不断崛起，而且变得越来越强大。世界上一些古老的文明大多衰落了，唯独中华文明经历数千年始终巍然屹立于世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的创造，除有深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社会的原因外，跟中华民族具有的强大精神凝聚力也分不开。而中国文学的内涵与形式在促进中华民族精神凝聚力的形成上正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反过来，中华民族的强大精神凝聚力也支撑着中国文学不断焕发出旺盛的生命。 　　中国的封建社会所以能够长期维系统一，造成分裂的局面一般都较短，其根本原因应是与我国封建社会实际发展的特点有关。封建社会虽然在农村维持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但我国自殷商奴隶制时代起，工商业便比较发达。迄今在黄河、长江流域和长城内外都普遍发掘出大量青铜器就足以证明。春秋战国时代铁器的发明，更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工商业城市的繁荣。《战国策·齐策》记载当时齐国的临淄商贾云集，“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秦始皇建都咸阳，宫室连绵数百里，其繁华富丽更远胜于临淄。秦始皇墓兵马俑的发掘，就能令人想见当时帝王拥有财富与工匠之多。封建时代中央集权的君主不仅从政治上宣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且控制工商业，对盐铁之类长期实行专卖，依靠经济、文化、交通都十分发达的大城市，对全国进行统治。正是工商业的发达以及财富的积累和文化的昌盛，也吸引周边兄弟民族频繁交往和认同。应该说，民族共同体的形成，首先得益于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体的形成，而文学对于促进民族共同文化的形成则起着无可估量的作用。 　　作为社会审美意识形态的文学，它不独反映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所制约的现实生活，而且它也是丰富文化信息的载体，表现特定时代人们的精神状态。文学并非纯粹的审美形式，文学作品总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特定社会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哲学、美学的观念和情感意趣。我国文学在其发展历程中，有两个突出的特点都有助于促进和巩固民族的共同文化和精神凝聚力： 　　第一，我国文学历来重视思想性，重视自身对于社会的多种教化与陶冶功能。 　　崇尚自然与祖先，把它们神异化，这大概是原始人类共有的状态。我国从春秋战国以来，诸子并出，百家竞起，其后经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子、孟子等所创的儒家学说就一直成为超稳定的社会意识形态，而老庄的道家学说也一直拥有相当的影响。在唐代，道家甚至被统治者崇奉为至尊。东汉以来从西域传来的佛教教义，也不断获得广泛的信徒。以提倡入世的儒学为主和以寄托于出世与来世的道、释为辅，三教互相渗透，构成了两千多年中国人奇特的心灵世界，使人们得意时沿着封建社会的等级与秩序努力奋斗，失意时又能藏身于超脱功名利禄的精神家园，逆来顺受，怡然自得，憧憬于虚无缥缈的世外或来世。正是这种意识形态有效地维系着封建社会长期的统治。我国文学的发展中，人们不难看到上述儒、道、释三家的强大精神影响，而且近代以前，文学传播一般也越不出三家思想的体系。自孔子以降，中国文学就十分重视思想性。古人提倡的“诗言志”、“文以载道”，所言的“志”与“道”主要就是儒、道、释三家，特别是儒家的思想。在统治阶级强大控制与影响下的文人文学领域尤其如此。 　　当然，这三家学说都含有封建性的糟粕，道、释更有落后的迷信、愚民成分，但三家又都有准人道主义的一定博爱精神与民主性。如儒家的“仁义”思想、“民为贵”思想；道家的师法自然、疏狂个性的旷达思想与对社会不平的愤世嫉俗思想；佛家的慈悲为怀、超度众生的思想等。这些思想在一定历史阶段对人类的发展也还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特别是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从个人做起，而目标却指向了家国与天下，所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种集群利益高于一切的东方集体主义，更是中华民族文化和精神凝聚力的牢固基石。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理想，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之下乐而乐”的宏愿，都是上述儒家思想的进一步发扬。佛家思想对藏族、蒙古族影响尤深，而伊斯兰教义对于回族和维吾尔族等，更被奉为至上。明末以来，从西方传来的基督教思想，特别是其中的博爱精神，对我国文学思想性的扩大，也具有不可轻忽的影响。 　　列宁关于资产阶级民族存在两种文化的学说，对于解释历史上的阶级社会的文化同样是适用的。在阶级社会里，人民仍然是文化的积极创造者，他们虽然也受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但他们异于统治阶级的思想、欲望、意志与情感，通过民间文学和某些作家文学也仍然得到一定程度的表现。因而，关心人民的命运，同情人民的疾苦，揭露贫富的对立，抗议残酷的压迫和剥削，追求公平与正义，便成为文学人民性的重要标志。这从《诗经》中的《豳风·七月》、《秦风·黄鸟》、《魏风·伐檀》等诗中都能看得很清楚。屈原《离骚》的高度思想价值也在于它深刻的人民性。可以说，历代都不乏这样的作品。对人民命运与福祉的关注，也就是对构成民族最大集群的关注。这方面文学对强化民族精神凝聚力的作用，同样不容忽视。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崇尚和社会主义理想的确立，更把我国文学的思想性提到新的高度。 　　我国文学对于思想性的重视，是与人们对文学的广泛社会功能的认识分不开的。孔子论诗，便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毛诗序》更认为诗能够“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差不多把文艺的政治作用、认识作用和道德伦理的思想教育作用都说到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观点所以在我国始终未能获得广泛信从，不是没有深刻的历史传统原因的。 　　正由于我国文学十分重视思想性，重视自身的广泛的社会教育功能，才使它在历史的漫长发展过程中始终起着促进和巩固民族共同文化和提升人们思想品质与精神凝聚力的作用。 　　第二，我国文学中大多数兄弟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汉字符号也有助于促进民族精神的认同。 　　人类不仅是社会的动物，还是运用和依赖于符号的动物。而语符的统一，在形成民族共同文化和精神凝聚力方面的巨大作用也不能轻视。象形表意的汉字作为文学的传媒，这种文字本身就具有一种形态的美。它非但有双声叠韵、排比对仗、音调铿锵等优点，而且形意相通，乃至言有尽而意无穷。与拼音文字必须与口语相一致不同，它的象征性使自己有可能成为多种民族语言和多种地方方言的共有符号。汉字的这种特点，使得古代与口语相脱离的文言文，即古文有可能产生与发展。尽管它在表意上有难达细密的缺陷，然而却有精炼简洁的长处。在古代书写印刷条件不发达的情况下，文言文相对比较利于传播。因此汉字的广泛运用，正是促进中华各民族减少交流隔膜，加强共同文化和精神凝聚力的积极的因素。在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过程中，汉字之所以能在越来越广的范围被许多兄弟民族所共用，乃至传播到东方别的国家，与它以象形表意为主的特点是分不开的。当然，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等采用的拼音文字也有它的优长之处。今天中华各兄弟民族在祖国大家庭里享有平等的权利，包括使用自己民族语言与文字的权利。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和汉字自身具有的一定优越性，它逐渐成为大多数兄弟民族所熟悉、所广泛使用的语言符号，则是事实。 　　五 　　从本质上说，任何文学艺术作为人类的审美创造，都是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产物。虽然意识总是存在的反映，但客观存在毕竟要通过人的主观才能在艺术作品中得到某种程度的体现。不过，在艺术创造实践中，作为创造主体的艺术家常有两种倾向：一种是从偏于对现实的模仿中获得快感；另一种是从偏于对自我思想、情感、幻想的表现中获得快感。两种状况都有艺术形式的创造问题。形式的独特而完美的创造，固与现实的启示有关，乃至直接从现实形式的提炼而得，而这种创造，也能使人获得一定的审美愉悦。在文学艺术的发展中，形式虽然可以独立地加以研究，但在具体作品中，形式又总是从属于内容的，它总是一定作品内容的形式；当然，内容也总是一定作品形式的内容。即使有努力追求形式创造的艺术家，其作品仍然可以有偏于再现型或偏于表现型的区别。 　　上述不同艺术思维的类型也可以视为不同的艺术创作方法。从文学史上看，主张按照现实生活本来面目来描写的现实主义或自然主义创作方法，就属于再现型；而主张按照生活应该有的或不曾有的样子来描写的浪漫主义或表现主义创作方法则属于表现型。当然，在漫长历史的复杂过程中，艺术创作方法的具体表现要比两种类型更为多样，也存在介乎两者之间或被称为两者不同程度结合的作品。 　　就我国文学而言，可以说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是主要的创作潮流。现实主义之所以区分于自然主义，是因为它不仅在表现上按照生活本来的样子去描写，而且它追求一种典型的概括。上古神话虽有一定的现实根据，但它也是借助于想象和幻想以征服自然力的作品，就其主要倾向来说，应该属于浪漫主义或至少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一定程度的结合。而《诗经》中的大量作品多可归入现实主义，屈原的《离骚》、《九歌》、《天问》等则主要属于浪漫主义。它们对于后来的文学发展都影响至大。受到纪实史传文学影响的小说多沿着现实主义的创作轨迹；而受到神话影响的小说则往往追随浪漫主义的传奇色彩。我国社会公众长期受到儒、道、释三家的影响。儒家求实，倡入世，反对“怪力乱神”，而道、释两家却倡神鬼仙佛，崇尚虚幻的世外或来世。受儒家入世思想影响大的作家多在创作中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与方法；而受道、释两家出世思想影响大的作家则多采取浪漫主义或表现主义的态度和方法。唐代诗人中，这种分野较为明显。杜甫的“三吏”、“三别”之描绘战争的离乱，堪称现实主义的代表作。白居易的“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态度也接近现实主义，所以他能写出《秦中吟》、《卖炭翁》这样的作品。而李白受道家思想影响明显，他的激情洋溢，笔之所至，汪洋恣肆，想象瑰奇丰富，当属浪漫主义的特征。后来的李贺被人称为“鬼才”，其想象之诡奇阴冷，荒诞不经，也近浪漫主义或表现主义。但历史上许多诗人的具体创作，常常既有现实主义之作，也有浪漫主义之作，或者两者有所互渗的。即如唐之李白、杜甫，宋之苏轼、辛弃疾等大家也如此。戏剧、小说中的情形大体类似。如果说王实甫的《西厢记》属现实主义，汤显祖的《牡丹亭》则呈浪漫主义。曹雪芹的《红楼梦》和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主要是现实主义，吴承恩的《西游记》和李汝珍的《镜花缘》则主要是浪漫主义。至于《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这样既具史实根据，又有许多幻想和夸张，强烈表现作者思想倾向的作品，可否说它们体现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不同程度的结合呢？晚清的谴责小说似可看作现实主义兼受自然主义影响的变种；而梁启超、陈天华尝试的未来乌托邦小说就纯是浪漫主义、表现主义的想象。“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就创作的主要倾向而言，鲁迅被认为是现实主义大师，郭沫若被奉作浪漫主义的代表。但细而论之，鲁迅的《野草》和《故事新编》便有鲜明的表现主义、现代主义倾向，而郭沫若的许多自传体作品虽不乏激情与理想，当然又有别于浪漫主义。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苏联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主张将革命浪漫主义作为它的有机组成部分；新中国建立后，一九五八年毛泽东提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口号，也立意于使文学既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追求作品饱含社会未来合乎规律性发展的理想。尽管创作实践存在许多问题，但也不无一些成功的经验。八十年代后，虽引进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流风，涌现了许多表现主义倾向强烈的先锋派作品，可是，文坛上的主流仍然是现实主义。 　　在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的发展中，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潮流不容忽视。它虽然作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反叛出现于文坛，但在它强烈的自我表现的倾向中也还不同程度地包含对于社会现实的揭露和批判，尽管在艺术形象上更多表现为现实的扭曲、夸张、荒诞，乃至运用完全超现实的、象征的、抽象的笔法。继之而起的后现代主义标榜反传统、反文化，提倡隐蔽创作主体感情的客观的“真实主义”，以及追求语言游戏与拼贴结构，力求消解纯文学与大众文学的区别，然而其具体作品往往表现为现实生活与神话传说幻想的结合。此种创作影响在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我国文学中已有所见。有的有更多的表现主义，而在“新写实”作品中则有更多的自然主义。在诗歌创作中，艺术思维模式多样化的表现尤为明显。然而细加归纳，仍然没有脱离或按现实生活本来的面目来描写，或按想象中应有的样子来描写的这两种基本的方法。应该看到，历史上不同艺术思维模式、不同艺术创作方法自然影响到具体作品的不同艺术特征与风格，也会影响到相应作品的不同社会功能与效应。一般地说，现实主义作品的描写从细节到社会环境、自然环境、人物的性格与行为，都富于生活的动感和历史的认知作用，使读者往往把它当作历史生活的教科书来读，在如临其境中感受到现实生活的真善美和假恶丑；而浪漫主义或表现主义作品则使读者更多领悟到发自心灵底蕴的某种理想的光辉，某种激情的冲击，以及某种奇异形象所唤起的快感。因而艺术创作上，如果要争取“百花齐放”，那么鼓励创作思维与方法的多样化应是明智的。但无论采用什么模式与方法，作家都有必要不断深入社会生活，从而获得创作的活跃灵感。毕竟在文学艺术的创作中，只有客观的社会生活才是永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最虚幻的想象、最神奇的幻想，也源于现实生活记忆的综合和重造。 　　六 　　我国文学的发展不仅与中华各兄弟民族的贡献分不开，也与中华民族具有开放的胸怀，善于借鉴和吸取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学优长分不开。古代尽管交通不发达，世界各国各民族的交往都不能不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但地处东亚的我国各族人民与周边国家的来往还是比较频繁的。特别是汉唐以来，与东亚和西域各国，乃至印度、波斯、罗马，通过陆上和海上的“丝绸之路”，都有来往。近世尽管清代统治者有段时间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但明末清初，不少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既把西方的学术文化带到我国，也把我国文化向西方作了介绍。而近百多年，我国历代有识之士更致力于向西方和其他先进的国家学习，我国文学在这方面得益尤多。在古代，我国文学受到外国影响比较明显的恐怕应该首推佛教自印度传入的浸淫。佛教自东汉传入我国，经魏晋南北朝以迄唐宋，历代都从梵文翻译佛经，其中多有文学色彩，有些就是文学作品，像《遮罗国王经》、《马鸣菩萨》等。印度古代著名史诗《罗摩衍那》的故事，也通过佛经传了进来，这就对我国文学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是思想内容方面，佛教的观念和重视来世、普救众生、慈悲为怀以及轮回再世的思想，都逐渐进入我国文学中，不论民间创作或作家创作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渗透，唐代的变文以及像王维的一些宣扬寂灭思想的诗歌就是突出的例子。变文的产生源于推广佛教的需要，大多均属传扬佛家教义的故事，如《目连变文》、《维摩诘经变文》、《降魔变文》等。古代佛教思想的影响更远及后世，《西游记》、《封神演义》乃至《红楼梦》无不有它的深刻印记。佛教中禅宗在我国的创立，禅的观念对我国诗歌美学影响尤为明显。二是艺术形式方面，包括语言音韵、词汇与句式。《高僧传》载，鸠摩罗什说过：“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又说：“见佛之仪，以歌叹为贵，经中偈颂，皆其式也。”沈约为诗倡四声，曾受梵文佛经的启示。随着佛经的翻译，有许多梵语词汇被汉语所吸收，而应俗讲需要的变文体式，为可唱的韵文和可讲的散文相结合。这种讲究音韵的亦歌亦讲的叙事形式，当与鸠摩罗什所说的印度的影响不无关系。它对后来我国的说唱文学如弹词、宝卷、子弟书以及戏曲的发展都提供了某些借鉴。 　　迨至近代，海禁日开，欧美和日本文学的影响，随着大规模翻译这些国家的作品也日见广泛和深远。自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我国即陆续向欧美和日本派出留学生。晚清之际，翻译外国小说多达四千零一种。仅林琴南一生经别人讲述而意译的外国小说便有一百八十余种。新文学大师如鲁迅、郭沫若等也都翻译了许多作品。鲁迅曾承认他的创作受到俄国作家果戈理的影响，而在郭沫若的狂飙般的诗作中，也不难找到歌德、拜伦、雪莱、惠特曼等的浪漫主义诗风。迄今不到百年间，世界各国的主要文学名著在我国差不多都有了译本。正因此，我国作家才有可能广泛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的文学，从而使诗歌、散文、小说、戏剧迅速扩展了题材、主题、形式与风格，并大大丰富了我国文学的体裁、样式，使各种文学品类都具备了世界文学的现代形态。今天，可以这样说，当代世界所涌现的文学观念和文学潮流，在我国都有它的回响；当代世界所具有的文学样式、文学技巧，我国作家也无不加以探索和尝试。而更重要的是，由于广泛地借鉴和吸取，我国作家才有可能不断创作出具有现代文学水平而又富于民族风格特色的作品。 　　当然，在各国各民族的交往中，文学的影响也是相互的。我国由于文明悠久，文学典籍丰富，也有许多作品被翻译到外国去。汉唐以来，朝鲜、越南、日本等东亚国家都有许多我国文学的原本与译本，从而对这些国家文学的发展产生过积极而久远的影响。唐代时，日本曾多次派大批留学生来中国。此后，日本多代皇室和幕府将军都竭力搜集中国书籍，包括中国文学作品。至今这些东亚国家的图书馆还保藏有大量中国文学古籍以及这些国家的文学家历代用汉文创作的诗文。十七世纪以来，经过西方传教士的翻译，西欧北美的一些主要国家也开始出版我国文学作品的译本，使这些国家的读者有可能阅读与借鉴。例如一六二六年法国人金尼阁就把《诗》、《书》、《礼》、《易》、《春秋》等五经译成拉丁文。十八世纪西方报刊上便刊登了《诗经》的译文。我国的杂剧《赵氏孤儿》和明清时代的一些小说也被译到西欧。著名的法国作家伏尔泰和德国作家歌德还尝试对《赵氏孤儿》进行改编。歌德还受到清代小说《花笺记》和《玉娇李》的启迪，创作了组诗《中德四季晨昏杂咏》。随着我国外流书籍的不断增多，以致今天我国文学的有些孤本、珍本甚至要到东京、伦敦、巴黎、华盛顿和圣彼得堡的图书馆去找。至于二十世纪以来，我国文学作品被译到外国的就更多。二十年代下半期在老舍的协助下，克利里特·艾支顿曾将《金瓶梅》译成英文，于一九三九年在英国出版。三十年代美国作家赛珍珠也将《水浒传》译成英文。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古典文学作品如《诗经》、《离骚》以及唐诗、宋词、元曲的选本和《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等，都先后被译成英、法、德、俄、日等多国文字出版。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曹禺、丁玲、艾青以及王蒙、张洁、铁凝、王安忆、莫言、贾平凹等现当代作家的作品也先后被译成二三十个国家的文字，从而使我国文学的影响大步走向世界。 　　七 　　文学史的编写无法回避文学史观念、方法论和历史分期问题。　当今世界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史学观念和治史方法。有一种观点认为，历史的文本与历史的本体是两回事，历史文本永远无法再现历史本体，每个历史学家都只能根据自己所理解的材料去建构和描述历史。这种观点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历史毕竟不是每人都可以随意加以打扮的小姑娘。历史作为一种客观的存在，应是可以认知的。历史科学的任务就在于要从大量的甚至彼此矛盾的叙述中去清理真正存在过的历史事实，分析彼此间复杂的种种因果关系与规律，给予各种历史现象和历史运动以符合自身历史作用的评价。我们认为，文学史的任务也在于客观地叙述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恰当地评价作家作品和文学运动、文学现象，并尽可能研究与揭示文学发展的历史特征与规律。而文学作为人类一定历史土壤上萌发的精神花朵，它是社会文化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它的结构与功能、内容与形式，都不能与一定社会的历史土壤无关。相反，彼此之间存在着十分紧密的息息相关的联系。它不仅与其他艺术如音乐、绘画、舞蹈、建筑、雕塑等相关，而且与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有彼此相互影响和制约的关系。 　　我国近似文学史性质的著作可以上溯到《汉书·艺文志》和后来史著中的《文苑传》，但我国学者撰写的描述中国文学发展历史的著作，始于二十世纪初林传甲著《中国文学史》。而迄今不到百年间，这方面各种各样的著作已出版有一千几百种。其中既有各种观点、各种视角的文学史，也有各种民族、地区的文学史和各种文体的文学史，以及各种断代史。 　　文学史描述的对象自然首先是文学作品，这包括人民口头创作的作品和作家创作的作品。诸多作品的产生才能有作家，才能构成一定的文学现象、文学流派或文学运动，虽然文学运动具有催生作家和作品的作用。而作品虽是某个个人或群体创作的，作品的流行、传播还需要有相应的读者和历史条件。并非任何文学作品产生后都能够传播开来和流行下去，也并非任何作品产生后都具有文学史必须加以描述的价值。只有因自身独创的思想艺术价值而赢得相当广泛的传播度，并且对文学发展产生承前启后作用的作家作品才具有历史的意义。文学史要对在历史上为文学发展做出贡献的作家作品作出论述和评价，并依其贡献与影响的大小，给予相应的地位界定。有许多历史事件都直接或间接影响到文学的发展，这包括社会结构的变革，经济的繁荣与衰敝，战争的胜利与失败，王朝的更迭与民族的迁移，外来的交往与影响，等等。而思想文化、文学理论的变动，也往往会影响到文学发展的某些走向。 　　文学史如果仅仅描述文学本身便很难讲清历史上文学所以如此发展的来龙去脉，更无法揭示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所以，在文学史的研究中，采用科学的历史观就极为重要。本书作为中国文学通史，要论述各种文体、各种文学现象、文学运动、文学流派以及文学观念、文学理论错综复杂的历史发展过程，自然要力求材料翔实，叙述文学事实客观可靠，而且要使论述不致成为作家作品与种种文学现象的堆砌，并给予它们以恰当的历史评价与定位，揭示出文学发展与社会结构各种因素发展的必然联系。今天要做到这一切，就不能不借助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史观以及建立在它的基础上的文艺理论。可以说，迄今为止，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仍然是最科学的，在阐释历史方面尤为如此。英国著名学者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中就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之所以日益增长，原因就在于人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合理地排列人类历史复杂事件的使人满意的唯一基础。”他说：“即使在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中，也很少有历史学家会怀疑聪明睿智的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方法的积极作用及其挑战。” 　　当然，要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并非易事。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一个半多世纪以来，人们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方面有过形形色色的简单化庸俗化的情况。新中国学者在文学史研究领域也并非没有出现过类似的缺憾，但这不能作为我们因此就可以怀疑和离开马克思主义的理由。马克思主义从它诞生起，就一直受到实践的检验，并在实践中不断获得丰富和发展。它的精髓和基本精神是“实事求是”。力求做到“实事求是”，这是本书编撰者所共同努力的方向。 　　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都曾经对德国的斐·拉萨尔的剧作《弗朗茨·西金根》进行过实事求是的批评。恩格斯在他给作者的信中说：“我是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以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来衡量您的作品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47页。这种文学批评的观点对于我们撰写文学史著作无疑有着巨大的启示意义。文学艺术是人类的美的创造物。对文学艺术作品及其创造主体——作家的评价，自然要重视审美的角度，也自然离不开美学观点；而文学艺术的创造，如上所述，又根系于复杂的社会历史和广泛的文化背景，因而也自然离不开历史观点。当然，文学史作为历史著作，我们要充分尊重文学的史实和社会的史实，也要充分顾及历史上不同时代人们对文学的不同评价标准，寻求对作家作品的能为历代广泛认同的比较合理、科学也比较稳定的公允评价。 　　中国文学通史的编写既然涉及全国多民族的文学，对作家作品的爱国主义的评价就不能不是一个需要加以慎重研究的重要问题。自有民族国家产生就会有爱国主义。它既是保卫民族生存利益、保卫民族共同家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历史上又与忠于一定君主和王朝的统治利益相联系。我国历史上虽然长期建立了统一的国家，但不同时期也出现过多国分立的局面。既有依不同民族而分立的国家，也有同一民族分立的国家。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战争，既有保卫自己的正义战争，也有侵略别人的非正义战争。有些战争推动历史进步，有些战争则造成历史倒退。有些战争带来分裂，有些战争则促进统一。总之，情况相当复杂。既是战争，总会给人民带来痛苦，也会带来爱国主义精神的昂扬。有的作家侧重写人民蒙受兵燹的惨痛苦难，有的作家则侧重歌颂保家卫国的英勇战绩。以往的许多历史著作或站在大汉族主义的立场上，或站在某一王朝正统的立场上去处理爱国主义问题，这在实现了中华各民族平等、团结的今天，自然不再合适。今天我们应当站在整个中华民族的立场上来认识历史上发生的各个民族之间的矛盾与战争，以是否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为准绳，以评价前人的功过得失。对各民族文学作品中的爱国主义无疑应当联系具体的历史情况去作不同的评价。一般地说，我们当然不能再保持只尊崇某一民族、某一王朝正统的立场，要承认各民族国家的爱国主义都是正当的，应当歌颂各民族国家保卫自己家园和生存权利的爱国主义精神，并在道义上斥责侵犯他人家园和生存权利的非正义行为。但对于某些民族所发动的侵略性战争所带来的历史进步和中国大统一的客观历史作用，又要实事求是地加以肯定。因为历史上的许多事情都带有二重性。对历史上爱国主义与忠君思想的关系，既要看到彼此的联系，也要看到两者的区别，并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去加以分析评价。对封建统治阶级起着历史进步作用的上升期和起着历史反动作用的腐朽期，对忠君思想的评价就应不同。 　　文学史编写中难度最大的是对于文学发展规律的探讨。尽管前人在这方面已做了不少工作，也取得某些方面的进展，但要前进一步，更深入地揭示我国文学发展的规律，确实需要付出艰辛的劳动。本书虽也尽量为此做些工作，却自知进展有限，只好期待于将来，期待于文学史界更多学者不懈的共同努力。 　　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文学，如上所述，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它也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就文学史的撰写而言，文学的历史分期向来是人们所关注，也是颇有歧见的一个重要问题。以往许多文学史著作按历史朝代划分，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朝代的更迭必然不同程度地带来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动，从而使文学相应地也产生种种或大或小的新的变化。这都是人们所常见的。但文学史毕竟不是政治史或经济史、文化史，也有朝代更迭而社会各方面包括文学都甚少变化的，因而只按朝代划分，有时便不一定恰当。 　　那么按文学本身发展的状况来做分期根据又怎么样呢？ 　　文学的发展包括文学观念与文学形态的发展。应该说，文学观念的变化相当缓慢，而文学形态、特别是文体的变化则相对比较快。从我国文学史上看，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以及唐人传奇、宋人话本、元人杂剧、明清长篇小说等，又都大体与朝代的递嬗相联系。至于文学观念，近代以前我国文人向以诗文为文学的正宗，而文类的包罗又极广，虽然其间也出现了小说和戏剧，却往往不受重视。真正从审美特征的角度去衡量文学，并把诗歌、散文、小说、戏剧视为文学的四大门类，涵盖今天包括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俗文学与雅文学、成人文学与儿童文学、虚构文学与纪实文学的所有体裁、样式在内，这种文学观念的转变，则只是近百年间的事。因此，从我国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完全按文学观念的变革或文类的出现和文体的演变来作文学史分期的根据，也有一定的困难。而且还要考虑到，任何文体的产生都有个渐进的过程。比如唐代的律诗与绝句，作为五七言诗的形式，一直可以追溯到汉乐府。而宋词虽然成熟和风行于宋代，其先驱却源于唐代。小说、戏剧同样都有漫长的发展过程。事实上很难以某一年代为标志来对文学作截然的历史分期。 　　考虑到以上的种种情况，本书在历史分期上采取多层次兼顾的办法，即兼顾朝代更迭与文体递嬗，将全书十二卷分为上下两编来论述： 　　上编为古代文学史，共六卷。即从先秦至清代。论述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文学。其间虽不断改朝换代，但夏商两代尚处于“前文学”状态，流传作品较少。而周代以后，社会结构基本处于封建社会的前期、中期和后期。前期和中期均带有更多奴隶制的残余，后期工商业更发达，则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各种文体几经递嬗，每个朝代的文学也每有兴衰，唐以后虽然开始涌现若干白话文体，但文学的发展皆以言文分离的古文作为文学主要的文体语符。第一卷从“前文学”论述到秦汉和魏晋南北朝及隋代，即从文学的审美意识不自觉到逐步自觉的时期；第二卷论述从唐到五代的文学，即汉以后封建社会的又一辉煌期和诗歌创作的高峰期；第三卷论述宋辽金文学，即封建时代科学文化的再度辉煌期和文学四大门类基本走向完备的繁荣期；第四卷论述元代文学，着重评介元曲和元杂剧的繁盛期；第五卷论述明代文学，着重评介小说创作的崛起和诗文的变革以及西方新思潮的渗入初期；第六卷论述清代文学，着重介绍诗文的嬗变和戏剧、小说走向繁荣的时期。 　　下编为近现代文学史，也共六卷。即论述我国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鸦片战争后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我国人民不断进行民主革命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胜利的历史阶段的文学，也是我国文学从古代向现代转型和过渡的历史阶段的文学，即以言文一致的新文学逐渐成为主体的时期。这阶段我国闭关自守的局面被打破，中西文化的交流和撞击日趋频繁与激烈，从文学观念、文学理论到各种文体的演变和繁衍，都越来越见迅速和深刻，是文学本身告别几千年的传统模式，迈向新时代的革命时期。第一卷论述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之前的八十年文学，也即论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旧文学衰落和新文学萌生的历史过程；第二、三卷为论述从“五四”新文学运动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的文学，也即论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文学迅猛发展并确立的历史过程；第四、五、六卷则为当代文学史，即论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文学，也即我国大陆进入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文学史。尽管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但社会主义毕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崭新的阶段，是人类从阶级压迫和剥削的社会转向未来消灭阶级差别、城乡差别和脑体劳动差别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伟大历史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结构与思想文化结构都与前此的社会形态有本质的不同。在此背景下文学的内容与形式也有崭新的发展和显著的开拓。它是我国文学现代形态走向完备的时期，也是文学的生产和消费规模空前巨大的时期。其间虽有发展的曲折，但无疑是我国历代文学发展的新的繁荣时期。此三卷，分别论述这阶段文学发展的状况，包括各民族地区和社会形态有异于大陆的台港澳地区涌现的作家和各种文类的成就，以及文学观念、文学理论、文学运动、文学流派等各种文学现象的递嬗演变。 　　上述历史分期的处理虽非尽善尽美，但既顾及社会形态演变下不同历史文化背景的划分，也顾及朝代的更替和文学不同形态的兴衰，我们认为仍不失为一种较好的选择。自然，由于社会本身的发展和人类文化资料积累过程中古籍多有亡佚，文学也经历了从简到繁的历史过程，文学生产与消费的规模，古代也不能与近现代相比，因而，在全书比例上，近现代以来占有较多篇幅便不可避免。近现代以来的文学篇什浩瀚、作家众多，以往的研究也相对不够，对此有更详尽的介绍，也许正是读者所期望的。 　　八 　　本书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人员为主共同编写的著作，自然要考虑到吸收这两个研究所以往有稳定价值的研究成果。从一九五三年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成立伊始，当时的所长郑振铎、副所长何其芳，便筹划编写中国文学史。一九五六年文学研究所归属中国科学院。一九五八年，根据国家文化发展的需要，何其芳又提出撰写中华各民族文学史的设想，但上世纪整个五十年代由于各种政治运动的干扰，具体工作难以实际展开。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已担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的何其芳终于组织有关学科的科研人员参加被列入国家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的《中国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工作。前者指定余冠英为总负责人。其中上古至隋代部分由余冠英主持；唐宋部分由钱钟书主持；元明清部分由范宁主持。后者指定唐弢任主编。唐弢后来在樊骏协助下还主编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一九七八年，文学所划归新建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不久，又分出部分人员筹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当时主持文学所工作的陈荒煤又提出编写自古至今的文学史的课题。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我国文学研究界在中国文学史研究领域都做了不少工作，也有许多新的进展，不仅发掘了许多新的史料、新的作家与作品，出版了许多中国文学的断代史和文体史，还出版了许多少数民族的文学史。其中就包括由余冠英、林庚、唐圭璋任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邓绍基、刘世德、沈玉成等主持下组织编写的中国文学断代史系列(现已出版了褚斌杰、谭家健主编的《先秦文学史》，徐公特主编的《魏晋文学史》，曹道衡、沈玉成编著的《南北朝文学史》，乔象钟、陈铁民、董乃斌、吴庚舜主编的《唐代文学史》上、下卷，孙望、常国武主编的《宋代文学史》上、下卷和邓绍基主编的《元代文学史》)；还有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所前所长刘魁立主持下组织编写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系列(现已出版了十四个民族的文学史)。而这些年文学研究界对古今作家作品的研究更不断涌现新的成果、新的见解，文学史学观念也有所更新。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实事求是和改革开放的大的思想文化背景下，原有的许多中国文学史著作确也显出著作年代所难免的历史认识的局限。而由于香港、澳门的先后回归，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期待全国的统一，新的中国文学通史就必须既吸收原有成果又超越原有成果，努力去做填补空缺，拓展新领域的工作，特别是需要补充台港澳地区的文学史实。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受命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并兼任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后，经两所学术委员会讨论决定由我和文学所学术委员会主任邓绍基、副主任樊骏共同主持新编《中华文学通史》十卷本的工作，本着既要继承以往稳定性研究成果，又体现充分吸收新时期以来文学史研究方面的新成就的原则，我们重新拟定了全书章节的新构架，分为三编来撰写。此书第一编《中华古代文学史》部分，我们保留了由余冠英先生主持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三卷约八十三万字中无需修改的一部分章节，特别是余冠英、钱钟书等名家撰写的章节，又增加许多新的章节，订正了必须订正的材料，增补了大量必须增补的作家作品的论述，包括北朝文学、五代十国文学和辽、金文学以及过去论述得很不够的明清文学，还有原先基本没有写到的各少数民族文学等，从而将古代文学编写成二百五十万字。此书第二编《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中的近代部分完全新写，约四十五万字；现代部分共一百万字，其中采用了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的部分章节约二十一万字(包括唐弢执笔的章节)。与历来的现代文学史相比，新增加了文论、通俗文学、沦陷区文学等内容，并力求更公允地评价对现代文学发展做出有益贡献的、曾经受到忽略的各种倾向的作家。第三编《中国当代文学史》三卷，一百五十万字，全部新写。这样，全书十卷共五百六十万字。除比较充分地对作家作品和各种重要的文学现象做有分析的论述外，对以往文学史著作相对忽略或写得很不充分的不同时代文学观念、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也以较多的篇幅，努力做出必要的梳理和评价。 　　这一次新版《中国文学通史》增到十二卷，计六百万字。主要是吸取了近十多年我国文学史界的新的研究成果和考古发掘的新发现，深化了对各民族文学相互影响的论述，并对原版所存在的各朝代各民族文学论述不够平衡的状况做了适当调整，对过去论述中不够充分或必须重写的部分做了重写，全书修改和新写的部分超过三分之一。自然，我们还未敢奢望这部新版《中国文学通史》尽善尽美。我们的努力仍不过是想填补这方面的空白，以满足当前迫切的需要，为学术界和广大读者提供一部比较全面地纵览数千年中华民族文学发展史的书籍，其中疏漏与力所未逮之处仍难免。由于分编分卷论述，某些跨越朝代和跨越时期的作家和文学现象，在叙述上也难免有前后局部交叉、重复，在处理上或未尽当。我们热诚地恳望专家和广大读者不吝批评指正，以期再版时进一步修改和充实，并渐臻完善。

中国室内设计史

作者：  霍维国，霍光编著

出版社：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

简介：室内设计史是室内设计与建筑装饰专业很重要的一门专业基础课。不了解室内设计史的人很难设计出既符合时代要求，又系于历史文脉的优秀作品。 本书作者采取了既有严肃性，又有可读性，夹叙夹议、图文并茂的手法阐述了中国室内设计的主要历程，中国传统建筑室内设计的基本特征，分析了各主要历史时期（原始时期，夏商与西周时期，春秋战国时期，秦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时期，宋、辽、西夏、金时期，元代，明清时期，民国时期及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室内设计的形成、发展、风格特点及有益的经验。 本书可作为室内设计与建筑装饰专业的教学参考书，也可供建筑学、城市规划等专业广大师生及相关设计人员阅读、参考。

精湛医术谈

作者：  樊代明，戴旭光主编

出版社：第四军医大学出版社,2009

简介：《精湛医术谈》内容简介：第四军医大学是1954年由原第四军医大学和原第五军医大学在两安合并而成。在55年的发展历程中，附属西京医院和唐都医院，作为医疗规模处于全国第二的两家大医院，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医疗特色：完成了我国第一例体外循环心脏直视手术；世界首例十指断离再植手术；国内首例、世界第二例“换脸术”；国内首例心脏PTCA等，并在心、肝、肾、小肠等器官移植以及骨移植、骨肿瘤治疗、帕金森病治疗领域具有独特技术。附属口腔医院作为全军唯一的口腔医学院，完成了世界首例“坑面女”、罕见“缺面男”颌面修复再造术：在固定义齿、颅颌面畸形整复及颌面战创伤救治、牙齿畸形矫治等领域的技术居国内领先水平。三所附属医院均展示出自己独特的技术优势和高精的医疗水平。 2007年，学校党委提出：坚持走精品发展之路，建设国际先进的研究型军医大学。围绕这一蓝图，以“十大精品”，即“精品讲座”、“精品课程”、“精湛医术”、“精优论文”、“精尖成果”、“精良设备”、“精细管理”、“精品党课”、“精彩年华”、“精英人才”为核心的精品战略T程在我校全力推进。2007年10月12日，学校组织完成了由西京医院，目’科开始的首场“精湛医术谈”报告会，至2009年7月，历时l年9个月，西京医院、唐都医院、口腔医院三所附属医院共举办了14场报告会，38个科室120人参加了“精湛医术谈”活动，有67位教授、46位副教授、7位讲师走上了报告会的讲台。在讲演者中，既有长江学者，也有圈家杰出基金获得者，还有一级教授。他们侃侃而谈医术精湛，娓娓道来大师风范。 “精湛医术谈”报告会不仅使3万多人次的现场观众受益，而且通过网上视频转播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患者慕名求医。

千古一后:北魏文明太后

作者：  周思源著

出版社：

简介：北魏文明太后是中国历史上四位权倾天下、“位极人女”的女性之一，影响力甚至超越自身所处的时代，为隋唐的统一繁荣奠定了重要基础。她的开阔胸襟与丰功伟绩，历代女性几乎无人望其项背，然而史书却没有留下这位“千古一后”的名字，仅称其为“冯氏”。 冯太后既有令人赞叹的杀伐决断，又能忍辱负重，深谋远虑。在她的领导下，由鲜卑族建立的北魏国力空前强盛，民族融合加速进行；经她指点，孝文帝拓跋宏成长为聪敏过人、雄才大略的一代明君。本书以冯太后的生平为主线，描述了她出生入死、历尽坎坷，成为政治家和教育家的动人故事。作者力图为功勋卓著却被正史忽略的冯太后发出不平之鸣，尘封历史的面纱也由此揭开。这位孝文帝改革幕后推手的人生与她所生活的时代一样，充满了传奇色彩。

精良设备谈

作者：  樊代明，戴旭光主编

出版社：第四军医大学出版社,2009

简介：《精良设备谈》内容简介：油脂工业是中国重要的产业之一，进入21世纪以来油脂工业发展速度进一步加快。在油脂工业基本建设领域，工厂设计发挥着重要作用。新建、改建和扩建一个工厂，均离不开设计工作。因此，油脂工厂设计是把科学转化为生产力的一门综合性技术。它是扩大再生产，更新改造原有企业，增加产品品种，提高产品质量，节约能源，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经济活动的组成部分。 油脂工厂生产过程是由若干基本化工过程所组成的，特有的生产特点和传统工艺，涉及许多学科领域，其设计内容包括了企业内部应配置的一切单项工程，一般包括总平面布置，生产车间，动力车问，厂内外运输，自控仪表，采暖通风，防火防爆，环境保护工 程，福利设施，办公楼，检化验室以及修配车间工程等。除了要求设计工作者具有计算、绘图、表达等基本功和专业理论之外，还应对工厂设计的基本程序、范围、方法、步骤、标准规范等内容熟练掌握和运用，只有这样，才能很好地完成相关的设计任务。 油脂工厂设计必须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适应科学技术发展的新方向，确保设计结果安全、实用、经济、合理。设计过程力争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油脂工厂设计要求其他配套专业设计的先进性和合理性，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紧密合作，共同做好设计工作。 目前油脂工业的设计规范还不尽完善，还没有形成自己行业的标准体系，因此在《精良设备谈》的编写中将引用国家标准或其他相关行业的设计标准，以此完成油脂工厂设计任务。《精良设备谈》可以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以作为设计参考书，书中工艺插图仅仅表达了设计方法，而对工艺本身的合理性不做深究。

开创校园文化的新纪元

作者：  计国勇主编;张国和[等]编著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

简介：　　《开创校园文化的新纪元》是系浙江省教科院2006年规划课题研究专著，书中具体包括了：初创时代——明远中学、建设时期——杭十五中、流光溢彩的班级文化、文化形象及标志性口号文化解读、浙大求是学风、浙大创新与宏展、走近浙大传承求是精神等方面的内容。

装潢大视野,贤居雅室

作者：  王巍主编

出版社：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

简介：《装潢大视野:贤居雅室》内容简介：美国成功学家卡尔博士认为“成功意味着个人的兴隆：享有好的住宅、假期、旅行、新奇的事物、经济保障，以及使你的小孩能享有最优厚的条件”。现代社会无处不充满着残酷的竞争，刀光剑影过后，许多成功人士都想独隐山林，安享静谧，因此，一个良好的居所环境对于他们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既富有格调，又不拘泥于世俗；既融于自然，又不失色于现代，这就是贤居雅室。此类居室的设计一般它既有欧式古典的浪漫，却又不会被高贵的繁琐束缚；既有简约的干练，又富于典雅的温馨之美。雅致主义是近几年刚刚兴起又被消费者所迅速接受的一种设计方式，特别是对于文艺界、教育界的人士来说，非常适合采用此种风格。 勾起怀旧思绪的新中式风格在设计上继承了唐代、明清时期家居理念的精华，将其中的经典元素提炼并加以丰富，同时改变原有布局中等级、尊卑等封建思想，给传统家居文化注入了新的气息。没有刻板却不失庄重，注重品质但免去了不必要的苛刻，这些构成了新中式风格的独特魅力。特别是中式风格改变了传统家居“好看不好用，舒心不舒身”的弊端，加之在不同户型的居室中布置更加灵活等特点，被越来越多的成功人士所接受。

作者：  

出版社：

简介：　　本书介绍了中国传统绘画三大画科中出现最早的一科——人物画，按照人物画的发展脉络分为人物画的起源、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代、元代、明代、清代八个时期，多方位多角度诠释了人物画的艺术内涵。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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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英文《哈利.波特》美国版和英国版的区别 　　 　　为防止盗版等问题以确保自己的权益，作者罗琳仅授权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南非的五家出版商出版其英文版，但由于运输路径、成本等原因，国内主要引进的是英国版和美国版。在英国，版本还细分为儿童版和成人版，两者的主要区别仅是封面不同；在美国则只有一个版本。那么，美国版与英国版有什么区别呢？美国版编辑解释说，主要是因为美国英语与英国英语的细微差别所致，比如，英国用“jumper”表示套头衫，而美国认为这是跳高运动员的意思，所以，在美国版中就改用了“sweater”一词，美国版书中主要是做了类似这样的改动。 　　 　　就拿即将发行的《哈利.波特6》来说，美国版和英国版封面、装帧不同，但内容除部分词汇外都是相同的，就连页码都相同，都是672页。但依据笔者对过去两个版本的比较，英国版用纸泛黄，美国版的纸张稍白，因此，美国版的字体与纸张对比反差较大，阅读不易疲劳；另外，美国版开本也大些，字体行间距也大些，这也是便于阅读的因素。笔者认为，英国版的封面、装帧和印刷等主要体现的是古典神秘风格，而美国版的设计则较为现代明朗一些。往年，美国版引进的数量很很少，原因是美国版的进口成本比英国版要高。从2003年《哈利.波特5》开始，国内最大的图书进口商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就尝试加大美国版的引进数量，市场反应不错。对于今年的《哈利.波特6》，该公司将继续加大美国版的引进，因为美国版虽稍贵些，但对保护青少年读者的视力确有好处。 　　 　　事实上，还有一点，就是美国版6月27日就开始向美国以外发货，比全球同步发行的日子7月16日整整预留出了19天，可以供进口商做各种准备，而英国版最早7月7日才能发货，仅留给进口商9天的时间做订舱、运输、报关等所有操作，时间很紧。由于进口过程存在不确定性，所以，同时进口两个版本，也是进口商确保7月16日有书上市的措施。由此看来，美国版会先于英国版到国内，即使除去国内运输的时间，中小城市肯定能保证在7月16日之前收到美国版，提前预订美国版并需要邮寄的读者，也有望在7月16日后较早地收到预订图书。 　　

作者：  

出版社：

简介：　　本书介绍了中国古代绘画三大科中最长于托物言志、借物抒情的一科——花鸟画，并按其发展脉络分为远古、随唐、五代、宋代、元代、明代、清代七个时期，多方位多角度诠释了花鸟画的艺术内涵。 　　

日本历史

作者：  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编著

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简介：世界上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日本作为一个东方岛国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走过了数千年。我国是日本的邻国，与日本有特殊历史渊源。如何尊重历史，客观地认识古代日本、近代日本和现代日本，对我国来说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的学者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详实客观的历史资料为依据，多角度，立体化地论述了日本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特点和规律，揭露和批判了日本右翼否定侵略战争的反动历史观等。 与其他同类书相比，本书具有下列特点和优点：尊重历史，依据史实，揭示日本历史的发展轨迹；史论结合，以史为鉴，揭露、批判右翼反动史观；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各个时期的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中外历史研究成果相结合，充分反映中国学者的历史观。 全书共分15章，即日本早期社会、飞鸟时代、奈良时代、平安时代、镰仓时代、室町时代、并户时代、明治时代（上、下）、日本走上法西斯侵略道路、太平洋战争及日本的彻底失败、战术领时期的日本、走向经济大国、走向国际化时代、21世纪初的日本。 总之，本书是一部内容丰富，资料详实深入浅出的优秀著作，对学民和研究日本历史的读者及高等院校相关专业更多>>

通信原理 第2版 电子信息学科基础课程系列教材

作者：  王福昌，屈代明　编著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5-6-1

简介：　　通信原理是一门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课程。　　王福昌、屈代明编著的《通信原理（第2版）》在内容编排上，充分反映现代通信技术发展方向和水平，突出通信的系统概念，注意理论联系实际，简化数学分析，强化物理概念。全书共12章，包括绪论、预备知识、信道、模拟调制系统、数字基带系统、数字调制系统、相位连续调制与正交频分复用技术、模拟信号的数字化与传输、复用与多址、扩频通信原理、信道编码以及蜂窝移动通信传输技术等内容。　　本书可作为电子信息类相关专业“通信原理”课程的教材，或作为相关领域科技人员的参考书。

附易经全译

作者：  刘大钧著

出版社：巴蜀书社,2004

简介： [书摘:]若进一步考察思孟学派所称誉的“中道”，可发现其具体体现在“诚”上。 郭老在《十批判书·儒家八派的批判》中指出：思孟学派“与仁义礼智为配是‘天道’，‘天道’是什么呢?就是‘诚’。‘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其在《中庸》，则是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并说“诚是中道”。 由此可见，思孟学派所推崇的“诚”不仅体现“天道”，在人道中又与“中道”联系在一起。 带着这样的认识，让我们再拿这个“诚”的标准与《文言》中的“诚”对照一下。《文言·乾》：“龙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邪存其诚。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又说：“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 因为《文言》释“诚”的这些话，旨在解释取象于天的《乾》卦，显然已将“诚”与天道联系在一起了，又讲到“德而正中”及“庸言之信，庸行之谨”，其与《中庸》之“庸德之行，庸言之谨”如出一人之手!自然也是以守“中道”来存其“诚”的，可见对“诚”的认识，《文言》与思孟学派亦是完全一致的。 此外，《中庸》曾提出“凡为天下国家的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读《易大传》，我们发现《中庸》的这些治国思想，在《象》《彖》中，几乎全部可以找到。还有，《中庸》时时表现遁世思想。“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文言·乾》亦说：“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 《象·大过》：“君子以独立不惧，遁世无闷。” 因思孟之学乃渊源于曾子，自然，《中庸》作者也是很清高的：“在上位，不凌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 而《系辞》也说：“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 《中庸》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文言》则称：“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 《中庸》说：“其次致曲，曲能有诚，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 《系辞》：“曲成万物而不遗。”“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 意味深长的是，《文言·乾》：“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系辞》：“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县象著明莫大乎日月。”而《中庸》也称：“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 《文言》《系辞》《中庸》都以“天”“地”“四时”“日”“月”依次对举，何其一致！重要的是，这里面是否透露出思孟学派“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的内容呢? 因为郭老在《十批判书》中曾引《礼记·月令》：“天秉阳，垂日星，地秉阴，窍于山川，播五行于四时，和而后月生也。”认为《月令》是属于思孟学派的撰述(《儒家八派的批判》)，而这段文字亦是以“天”“地”“四时”及“月”以次对举的。不可忽视的是“播五行于四时”一句，既然《文言》《系辞》《中庸》都以与《月令》同样的次序提到了“四时”，是否这里面也含有“播五行于四时”的内容?只不过在当时这样的书俱在，并无说明的必要罢了。 总之，由以上所考看，《易大传》之《彖》《象》《文言》等为思孟学派所整理、润色，《系辞》中亦有思孟学的内容，当是比较清楚的事实。 《易纬·乾凿度》：“三画以下为地，四画以上为天。”“动于地之下则应于天之下，动于地之中则应于天之中，动于地之上则应于天之上。”这就是说，在六画之象中，其初爻与四爻，二爻与五爻，三爻与上爻之间，汉人认为有着一种呼应的关系。这种呼应关系被汉代易学家称之谓“应”。举《否》卦为例。在这一圭咻中，初六爻“应”九四爻，六二爻“应”九五爻，六三爻“应”上九爻。其他卦亦同此例。 现在，让我们看看汉人在《周易集解》中是如何运用卦体中这种“应”的关系来解《易》的。如《临》卦初九爻：“咸临，贞吉。”虞翻注谓：“得正应四，故贞吉也。”意思说，初九爻为阳爻，又在阳位，阳爻居阳位，故谓“得正”。在这一卦中，初九爻应六四爻，故谓“应四”。六四爻为阴爻，又居阴位，也“得正”，由初九爻与六四爻这样两个“得正”的卦爻互“应”，虞翻认为这就是此爻“贞吉”的原因。另如《大有》卦九二爻辞中“有攸往无咎”一句，虞翻注曰：“二失位，变得正应五，故‘有攸往无咎矣’。”意思是说，九二爻是阳爻，然而如前所述，在六画之象中，第二爻却是阴位。按照当时汉人的说法，阳爻在阴位是“失位”的，故说“二失位”。若此阳爻变而为阴爻，以阴爻居阴位是“得正”了，再与六五爻相“应”，就可以“有攸往无咎”了。所以说“变得正应五，故‘有攸往无咎’矣”。再如《睽》卦卦辞中有“小事吉”一语，《周易集解》引郑玄注曰：“二五相应，君阴臣阳。”意思是说，在这一卦体中，九二爻与六五爻有着相“应”的关系。六五爻为“君”(汉人以第五爻为天子，详见后)，然而却是阴爻，九二爻是阳爻，但却是臣爻，同时，又是阳爻居阴位，阴爻居阳位，互相“失位”，所以此卦只能“小事吉”了。 汉人就是这样运用“应”的关系，解释着《周易》的卦爻之辞。 所谓“据”，在一卦的卦体中，一般指阳爻立于阴爻之上，则此阳爻对于下面的阴爻称之谓“据”。 举《未济》卦为例。在这一卦体中，九二爻在初六爻之上，就是九二爻“据”初六爻，古人解《易》之书称谓“二据初”。以《蒙》卦为例，《周易集解》引虞翻注该卦九二爻曰： “应五据初。”意思是说，在这一卦体中，九二爻应六五爻，故曰“应五”。同时，九二爻为阳爻，初六爻为阴爻，九二阳爻既在初六阴爻之上，就是九二爻“据”初六爻了，故谓“据初”。再如《噬嗑》卦上九爻“何校灭耳，凶”，《周易集解》引荀爽注曰：“据五应三。”意思是说，在这一卦体中，上九爻为阳爻，六五爻是阴爻，上九爻在六五爻之上，故称“据五”，上九爻又与六三爻有着“应”的关系，故谓“应三”。 用“据”的关系分析一个卦体的卦象时，往往也有这种情况：在一个卦体中，若只有一个阳爻，其余都是阴爻，而此阳爻的位置在卦体中又比较偏上，则此阳爻对其余阴爻皆可以称“据”。如《豫》卦九四爻“由豫，大有得”一句，《周易集解》引虞翻注曰：“据有五阴，坤以众顺。”意思是说，在这一六画之象中，九四爻为阳爻，它一爻可以“据”其他五阴，《豫》卦内卦为坤，坤为众，故谓“据有五阴，坤以众顺”。 所谓“中”，又被汉以来的易学家们称为“居中”“得中”“处中”等，一般系指一卦卦体中的第二爻与第五爻(但也有例外)，因为第五爻为外卦之“中”，第二爻为内卦之“中”。以《需》卦为例，在这一卦体中，九二爻居内卦乾的正中，九五爻居外卦坎的正中，所以凡在第二爻与第五爻，古人注《易》时，皆谓之“得中”“处中”等。如《临》卦九二爻“咸临吉，无不利”，《周易集解》引虞翻注曰：“得中多誉。”意思是说，九二爻位置在内卦之“中”，故日“得中多誉”。再如注《观》卦九五爻“观我生君子无咎”，虞翻曰：“得道处中，故君子无咎矣!”意思是说，九五爻在君位，为得道之位，它又处外卦之“中”，故谓“得道处中”，虞翻认为这样便可以“无咎”了。 以上我们简略叙述了“六画之象”中的“承”“乘”“比”“应”“据”“中”。如果我们看汉唐以来各家《易》注，必然会遇到他们运用这些术语分析卦象，阐释经文。故应对这些术语有个粗浅的了解，以便于掌握自汉唐至明清传统研究《周易》的方法。 何谓“方位之象”?方位之象指八经卦所象征的八个方位。即：乾为西北；坎为正北；艮为东北；震为正东；巽为东南；离为正南；坤为西南；兑为正西。 这“方位之象”在《说卦》中有论述：“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齐乎巽，巽东南也……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乾，西北之卦也……艮，东北之卦也。” 至宋，这“方位之象”又有“先天方位”与“后天方位”之分。《说卦》中论述的八卦方位被称作“后天方位”。按宋人的说法，这“先天方位”是：乾南坤北，离东坎西，震东北，巽西南，艮西北，兑东南。关于“先天方位”的来源，我们在后面将有论述，此处即不再重复了。 何谓“象形之象”?举《鼎》卦为例，《鼎》卦之所以称“鼎”，恐怕就是因为组成该卦的六个爻画俱有“鼎”的形象。我们看：初六爻像“鼎”之足，九二爻、九三爻及九四爻像“鼎”之腹，六五爻像“鼎”耳，上九爻像“鼎”之铉。 其他如《颐》卦，《噬嗑》卦及《节》卦之名，可能皆取“象形之象”。 所谓“爻位之象”，据《易纬·乾凿度》，在每卦的六个爻画中，古人以初爻为“元土”，以第二爻为“大夫”，第三爻为“公”，四爻为“诸侯”，五爻为“天子”，上爻为“宗庙”。在这六个爻位中，以第五爻最重要。郑玄、虞翻等注《易》，皆主此说。然而这套“爻位之象”，多用于占筮迷信，对训释《周易》经文，没有什么具体意义。 在《周易》的各种取象中，“互体之象”是古人解《易》经常运用的一种取象，特别在汉人解《易》著作中，占有比较重要的位置，因此，我们在这里要重点谈谈。 所谓“互体之象”，指在一卦的六个爻画中，除内卦与外卦这样两个经卦外，另有二爻、三爻与四爻这样三个爻画组成一个新的经卦，再由三爻、四爻与五爻又组成一个新的经卦。这种由内外两卦交互组成的新卦象，古人称之谓“互体”，又叫“互象”或“互体之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