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知识分子写作与现代性问题
作者： 何言宏著
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简介：二
应该承认，我们在对“《苦恋》风波”进行重新检讨的时候，还不能够完全占有与此有关的所有资料，但是，现有资料已经基本上能够帮助我们完成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苦恋》发表于《十月》1979年第3期(9月出版)，1981年据此摄制的电影改名为《太阳和人》。这一作品在1981年4月以后才遭到批判，除了因为与文学作品相比，电影生产有着更加严格的管理制度之外，更因为它在当时所处的特殊的历史语境。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的1976年10月至1978年12月间，中国社会的主要热情，均都集中于对“文化大革命”时期以极“左”为特征的现代性社会设计的批判上面。中国共产党于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已经基本上胜利完成，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1979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74]，这便意味着一种新的现代性历史运动的开始，而这一运动的历史目标，自然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它的性质，有着“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定。在这一伟大试验的历史进程之中，出现了两个紧相联系的重要问题：其一。是对这种未然的、现代化的历史前景的“想像”出现了分歧，分歧的焦点之一便在于，除了物质的极大丰足之外，未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应该具有怎样的政治、文化空间，是否需要以及要谁来领导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其二，是否能以建国以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历史“挫折”作为理由来取消当前的主流话语(如“社会主义”、“党的领导”、“毛泽东思想”等等)的话语合法性。这两个问题，表现于当时的文学写作，特别是“伤痕”、“反思”文学的写作，便是在进行“历史讲述”和现代化想像的时候，到底采取什么样的话语立场。
为了解决上面两个重要问题，中共中央于1979年1月及时召开了理论工作务虚会，以“把思想理论上的重大原则问题讨论清楚，统一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来”[75]，在会议临近结束的时候，邓小平同志做了总结性的讲话，明确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76]，“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77]。此后，“四项基本原则”便被作为“立国之本”[78]而写进了宪法[79]，也从此成为了“新时期”以来最为重要的权威话语。但是，事情却并不从此就一帆风顺，一些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异质话语却时或出现，具体于文学界，便是一些文学写作时常因为其异质性而遭到严厉批评。这样，便又有了1980年2月的“剧本创作座谈会”，会议的基本目的，是“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统一思想”[80]，并且，仍然以如何看待我们的“党”、“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国家”、“人民”、“人民解放军”、“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作为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然而，在会后不久，会议的被批评者之一，便对这次会议提出了批评性的意见。这些情况，特别是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一些明目张胆地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观点”及社会上“各种破坏安定团结的势力”，使得他在1980年12月召开的、以经济调整作为会议主题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题为《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重要讲话，又一次重申了党的“四项基本原则”。与此相适应，中共中央于1981年1月29日和2月20日接连颁布了两个同时实行话语激励和话语规约的重要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处理非法刊物非法组织和有关问题的指示》，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这是四个现代化能否实现的关键”，要求传播媒体“认真进行关于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同时，又明确指出，那些“违反宪法和法律、以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为宗旨的刊物和组织”是“非法刊物和非法组织”。显然，使党和国家关于中国未来的新的现代性设计特别是其中的基本原则深入人心，是党和政府在当时最为关注的问题，在新的现代化进程的历史起点保持前进的步调与目标完全一致的现实要求，使得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尤其突出。
“《苦恋》风波”，便发生于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之下。不过，上述背景并未构成“《苦恋》风波”之历史背景的全部。我们应该看到，“《苦恋》风波”发生于1980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对于“四项基本原则”的重申之后，但是，它还发生于1981年6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前。这次会议对于《决议》的评价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对建国三十二年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正确的总结，科学地分析了在这些事件中党的指导思想的正确和错误，分析了产生错误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原因，实事求是地评价了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决议》的通过和发表，对于统一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认识，同心同德地为实现新的历史任务而奋斗，必将产生伟大的深远的影响”，这样，《决议》的对于“十七年”和“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讲述”，便因为其科学性和正确性，而为所有的此类讲述提供了一个应该遵循的话语
基准，任何话语对于“十七年”和“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讲述”，均须统一于此，所以，“《苦恋》风波”发生于《决议》的正式公布之前，便有着在“现代化想像”和“历史讲述”两个方面统一思想认识的重要意义。
三
“新时期”文化领导权话语规约的根本目的，自然是为了维护和加强它的一元化领导，但是，不同的话语规约行为，却又有着具体的、不同的目的。在最基本的层次上，情况往往是，当某种异质话语出现以后，文化领导权的话语规约行为往往控制在较小的规模，其范围也多在某一较小的界限(内部的而不是公开的、某一或某些具体的媒体)之内，虽然严厉，但其规模却并不浩大，其结果，同样也起到了对于异质话语的清除作用。而在更高的层次上，话语规约的规模却绝不满足于此，其范围往往要突破上述界限，话语规约的“策略性指标”如其所涉及到的领导干部的级别(是党的领袖，还只是某一层次的文化官员等等)、媒体种类(是否惊动《人民日报》等非专业性的党的机关报)、社会阶层(是在文学界或者学术界内部，还是扩散至人民群众)、批评性文章的规格(作者身份、文体形式、版面位置等)、发表频率、篇数以及言论空间的“整一化”程度(如是否允许反批评及不同意见的发表)、持续时间、批评性会议的范围(是局限于文学或者学术界，还是有人民群众参加)及规格(出席人员，有无会议报道，报道方式)与性质(是表态性的，还是研讨性的)等等，均要远远地超出于前者。这样一种话语规约行为，往往是文化领导权体系某一历史时期意识形态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它便具有了极为强烈的政治色彩，而遭受规约的对象，也便成了意识形态战略确立自我主体所着意寻找到的恰当的他者。对于《苦恋》的话语规约，便属此种类型。实际上，胡乔木同志1981年8月在“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此已经说得极为明确。他说：“不对《苦恋》和《太阳和人》进行批评，并通过这种批评使我们的文艺界、思想界和全党受到教育，增强同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作斗争的能力，我们的文艺事业和其他事业就很难保证自己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显然，这正是对《苦恋》进行批判的最为根本的出发点。在当时，作为中国社会现代性设计的基本原则，“四项基本原则”甫才确立而未真正地深人人心，当时的主导话语所面对的话语格局，正如胡乔木同志所言，是“当前社会上存在(在某种程度上也在党内存在)的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及“很多同志和很多组织对这种错误倾向斗争不力，存在着涣散软弱的状态”，因此，对于《苦恋》的话语规约，不仅是要清除异质话语并将它的言说主体纳入自己的话语秩序之中，而且，实际上，它还是“四项基本原则”不断重申的话语再生产过程，这在具体的批判当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所以，我们重新检讨“《苦恋》风波”，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便在于研究这一话语再生产的基本过程与基本模式，研究主导话语是如何通过对异质话语的话语规约实现其不断的话语再生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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