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大典.163,一屋

作者：  (明)解缙等编

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

简介：《永乐大典》系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类书，也是人类最早的百科全书，在遭受五百余年天灾人祸损毁散流后，终于在保护与利用上迈出新的一步，国内（大陆）收藏部分首先得以重放光华。 《永乐大典》在明代修成后，多遭厄难，原书的22879卷11095册至清乾隆间已佚2422卷，光绪年间更是只剩八百余册。八国联军入侵时，《大典》遭毁损抢掠，民国时国内甚至只存六十四册。1949年以后，国内（除台湾地区）进行了大规模搜集，至今收藏有《永乐大典》残卷的有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四川大学博物馆、南京图书馆，全163册。在上述机构的鼎立支持下，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历时三年，将此163册全部仿真影印出版，既保证其文献价值，又保证其文物价值。较之中华书局六十年代据胶片整理出版的缩印本和台湾世界书局出版的缩印本，本次仿真版采用现代技术，完美再现了《大典》神韵，对于收藏和使用均极具价值。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还将致力于台湾、香港地区所藏以及散失海外的所有四百余册《大典》残卷的寻访搜集与仿真影印出版。

江苏特色博物馆揽胜

作者：  南京图书馆

出版社：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7年10月

简介：

本书详细介绍了23个具有地方特色的江苏地区博物馆，从形成原因、博物馆建馆理念、博物馆的历史、镇馆之宝等等诸多方面图文并茂的进行展示。

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73

作者：  

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简介：《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集成》的缘起，中国地方志的编纂，起源很早。如果从战国时期的《禹贡》算起，已有两千多年历史。东汉时的《越绝书》，已兼具史、志规模。魏晋以来，《华阳国志》和《荆楚岁时记》等，都是当时的方志名著。隋唐时，政府注意到方志的编纂。到宋代，地方志的编纂日趋兴盛，著述体例基本定型，门类也逐渐增多，长篇巨制相继出现，现存的有《太平寰宇记》二百卷、《舆地纪胜》二百卷、《方舆胜览》七十卷等。 明清以来，方志的纂修有了更显著的发展，几乎遍及州县乡镇。清代的成就尤为突出，在现存的方志中，清代所修几乎占80%。据统计，清代编纂了六千五百余种方志，许多著名学者参与方志的编修，还就方志编纂体例进行了学术争鸣。这些学者在理论和实践工作中的努力，使方志之学成为专门学问。这一切就使中国现存近九千种旧方志，成为一座巨大的知识宝库，这座宝库蕴藏着历史上各地区的自然、社会和人文的丰富资料，其中有大量的珍贵史料不见于史书典籍，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对于地方志这笔财富，海内外的专家学者极为重视，他们曾利用旧方志资料在科学研究上作出了重要贡献、取得了巨大成果。 旧方志当年刊印数量不多，长期来又大量失传，现存的方志中，宋、元、明刻本均成为稀见的珍本，即使是清代的刻本，也是复本不多，流传不广。这种状况既不便于今日研究利用，更不利于今后流传。为了保护、继承和利用这一宝贵遗产，上海书店出版社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即开始组织著名的方志专家，对现存的旧方志给予择优整理，影印出版《中国地方志集成》，让这份重要的文化遗产永远流传下去。 《集成》的收录 中国的地方志自唐、宋以后至今保存有近九千种，因内容和编纂体例的不同，可分十多类，有通志、府志、州志、厅志、县志、边关志、乡镇志、乡土志、道志、卫所志、监井志、土司司所志，以及专记一项或者以某一内容为主的志书如山水志、寺庙志、园林志、风土志、书院志、艺文志等等。《集成》编纂的宗旨是积累文化遗产，提供完整史料。那么，选择方志应以哪一级志书为重点呢？章学诚在《州县请立志科议》中说：“史事责成，当始于州县之志。”因此，《集成》收录方志，以州县志为重点，因州县志是基层志书，记载当地事物比较真实，乡镇志的资料则更为可靠，所以乡镇志也是《集成》的收录重点。至于作为方志重要支流的山水志、寺庙志、园林志等专志，内容丰富，特点显著，在世界文化史上，堪称罕见。整理出版这类专志，对于推进文学、历史、宗教和旅游等领域的研究都是十分重要和必需的，《集成》也予以收录。总之，《集成》收录的原则是：依照方志记载的内容范围，凡综合记载一定行政区域的地理、自然、历史、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内容的方志及专记某一项内容的志书，均择优选录，即择优选择方志中的“通志”和“专志”。 《集成》的编辑 《集成》是在现今存世的近九千种方志中选收三千余种方志的大型丛书，每种方志完整地予以收录。每种方志有一“出版说明”，具体说明原书的纂修和刊行情况，提供底本的收藏单位等。 《集成》选用方志以实用为原则。历来修志的传统，是代代相因，补充积累而成，后志一般都保留前志的主要内容而略加增删，所以后修的志书一般比前志丰富，所收资料也较前志全面，加之后修志书距今时间更为接近，对社会发展，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有着更为直接的关联和影响。在一府一县有多种志书的情况下，基本是一府一府志，一县一县志，择优选录资料丰富、编辑严谨的志书予以收录。有的县没有县志，则仍付厥如。 现存的方志中府县志数量最多，因此《集成》以我国现行的省、直辖市、自治区为每一辑的基本单位。乡镇志、山水志、寺庙志、园林志等专志作专辑影印归类。每一辑有前言，概述本辑所收方志的概况，前言约请对本辑方志素有研究的方志专家、学者撰写。《集成》有一总序，概述选收标准、选收范围及所收方志的概况、价值等，由享有盛誉的方志学界老专家撰写。 《集成》由著名专家学者组成“编辑指导委员会”，负责学术审定。其中有负责全国地方志整理和编纂工作的“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负责人梁寒冰、邓家驹先生；有方志学界的老专家任乃强、朱士嘉、傅振伦、吴丰培先生；有著名的文献学家顾廷龙、胡道静先生；有历史地理学的著名学者谭其骧、史念海、陈桥驿先生；有版本目录学家洪焕椿、来新夏、沈燮元、韩长耕先生。他们有的从事方志的编纂和整理的领导工作，有的在科研机构从事地方志的研究工作，有的在高等学府执教，有的在图书馆工作。“编辑指导委员会”集我国方志专家学者精英，阵容可观。 《集成》由上海书店出版社、江苏古籍出版社、巴蜀书社和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成都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南京地理研究所图书馆、重庆图书馆、北碚图书馆的有关人员组成《集成》的“编辑工作委员会”，具体负责编选、出版工作。

南京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169-170

作者：  全勤主编;南京图书馆编

出版社：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

简介：本書為“十一五”時期國家古籍重點出版規劃項目《著名圖書館藏稀見方志叢刊》之一種，收錄南京圖書館藏稀見方志144種；其中孤本方志53種，國內收藏單位在3家以內的方志91種。 南京圖書館是江蘇省省級公共圖書館、國家一級圖書館，前身可追溯至1907年創辦的江南圖書館(民國期間更名為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和1933年國民政府時期籌建的中央圖書館，1954年正式定名為南京圖書館。鑒於其深厚的歷史、人文條件，所藏古籍逾百余萬冊，其中地方志收藏是南京圖書館館藏優勢資源之一，數量與品質在全國公共館均名列前茅，藏量僅次于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居全國第三位。館藏方志近六千種，其中善本約五百餘部，因流傳稀少，史料、版本價值均很高。 本書收錄的144種方志，覆蓋面廣，涉及滬、冀、晉、蒙、隴、寧、新、魯、江、浙、皖、贛、閩、臺、豫、鄂、湘、粵、桂、蜀、滇、藏等22個地區，涵蓋了南京圖書館所藏方志中絕大部分精品和善品。獨家收藏或收藏全的珍貴方志達五十餘種。如正德刊本《宣府鎮志》、弘治刊本《洪武京城圖志》、嘉靖刊本《登封新志》、《定遠縣志》、萬曆刊本《寶應縣志》《滑乘補》《旌德縣志》《江西省大志》、萬曆刊本《福州府志》、崇禎刊本《玉田識略》、順治刊本《丹徒縣志》《松陽縣志》、康煕刊本《撫州府志》《新甯縣志》《吳川縣志》等。乙亥志稿、同治稿本直隸趙州志、同治稿本《霸州志》、民國稿本《包頭志稿》《翁源縣志》、乾隆抄本《平涼府志》、雍正抄本《萬承縣志》光緒抄本《冠縣志》等，不僅為獨家收藏，而且是稿抄本方志，彌足珍貴。一些方志上還保留了著名人物的題跋，如崇禎《寧海縣志》前有清代丁丙跋，道光稿本《噶瑪蘭志略》前有羅振玉跋，稿本《河下志》有羅振常跋等。這些方志都具有很高的版本和史料價值。還有一些收錄的方志，如弘治刊本《洪武京城圖志》，《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未錄，實為孤本；又如宣統稿本《吳長元三縣合志初編》，《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注存8冊，實際存83冊等。通過此次整理出版也達到補闕拾遺，助力研究的作用。 方志，是研究地方史的最基本資料，集中反映了特定區域的自然與社會發展的總體狀況，舉凡一地的建置、沿革、山川、疆域、津梁、關隘、名勝、資源、物產、氣候、天文、災異、人物、藝文、教育、科舉、民族、風俗等等，無不彙編于志乘。由于方志具有鮮明的地域性、資料性和綜合性等特徵，因而被譽為“一邑之實錄”、“一方古今總覽”、“一方之全史”。 為了促進地方志文獻資源的保護與開發，使之更好地服務于地方經濟文化建設，服務于學術事業，特影印出版《南京圖書館藏稀見方志叢刊》，並為每種方志撰寫提要。

金陵梵刹志.下

作者：  (明)葛寅亮撰

出版社：

简介：　　金陵梵刹志 南京最早的佛教专志。明葛寅亮编纂。53卷。万历三十五年（1607）南京僧录司刊。葛寅亮，字水鉴，号屺瞻。浙江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万历二十九年（1601）进士。官至南京尚宝司卿。《金陵梵刹志》是其任南京礼部郎中时仿北魏《洛阳伽蓝记》所编。专记南京佛寺，是研究明代佛教史的重要参考书。首2卷为皇帝诗文、诏令等。其后分记灵谷、天界、报恩三大寺和5所次大寺，及所统32所中寺、中寺所领120所小寺。废寺别为1卷。末附《南藏》目录、寺规条例。每寺则详记殿楹、寺产、山川、古迹、人物及名贤题咏等。版本：万历初刻本，天启七年（1627）金陵兼善堂补刻序文本（凌大德所绘，傅汝贤、张承祖所刻图版被认为是寺志插图的典范），民国二十五年（1936）10月镇江金山江天寺影印天启七年本，1980年明文书局（台北）《中国佛教史志汇刊》第一辑第四册，1987年11月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本（一函十二册），1995年（台北）宗青图书出版公司《中国佛寺志汇刊》本，1996年8月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中国佛寺志丛刊》影印本，1997年齐鲁书社《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43～244册民国本，200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718～719册影印南京图书馆藏民国镇江本。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情调查报告.136

作者：  南京图书馆编

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12

简介： 　　本书收录了南京图书馆所藏中央政治学校学生实习调查报告四百七十余册，约十七万五千多页。时间跨度为1930年至1937年，地域覆盖范围为江浙沪鲁鄂皖等地部分市县，部门涉及国民政府各部院机构及地方市县，内容涉及普通行政、财务行政、工商行政、市政、县政、统计、金融、法律、公用事业、合作事业等，全面反映了抗战爆发前中国各地经济的实际情况，对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因其非国民政府官方档案，更具极高的史料价值和利用价值。 

中国阅读大辞典

作者：  王余光，徐雁　主编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6年4月

简介：　　“积财千万，无过读书”；“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贫者因书而富，富者因书而贵”。…… 我国历代古训说道的都是人生唯有读书好，*是书香能致远的道理。王余光、徐雁主编的《中国阅读大辞典（精）》旨在回答为何读、读什么、怎样读、啥时读、在哪里读等一系列在学习求知过程中具有现实挑战性的问题。编写者围绕“勤读、好学、明理、求知、悟道”及“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等阅读文化学理念，把主体内容分为七篇，依次是：《儿童阅读与书香家庭》、《藏书名家与书人事迹》、《读书方法与阅读理论》、《文献知识与读书珍闻》、《读书门径与读物推广资源》、《社会组织与阅读推广案例》、《数字化读物与新媒体阅读》。　　本书附录有《读书之乐》、《读书，历久弥新的话题》、《小学生基础阅读、推荐阅读书目》、《“ 中学生阅读行动指南”中的基本阅读、拓展阅读书目》、中国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南京图书馆“ 陶风图书奖”、“深圳读书月”年度推出的“十大好书”、《“悦读经典”——南京大学通识教育之中外经典悦读书目》、《“书之书”：中外书籍文化史典藏书目》及中国阅读学研究会名誉会长、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曾祥芹先生的学术代表作《创建具有民族化、现代化色彩的“汉文阅读学”》等若干重要书香资讯。全书主题鲜明，板块清晰，知识性强，对于 “书香家庭”、“书香校园”、“书香机关”、“书香社区”和民间读书会（群）组织等具有业务参考性和理念启迪性，是一部“促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的重要工具之书。

方舆胜览.上册

作者：  (宋)祝穆撰

出版社：

简介：方舆胜览这部书在祝穆生前已经写就，並刻印成册。全书分为前集四十三卷，后集七卷，续集二十卷，携带遗一卷。前集自浙西路起，至海外四州止；后集为淮东和淮西两路；续集自成都路起，至利西路止；拾遗则自览安府至绍熙每府州各補数条，各集之末又有简短的告白。 该书的元刻本不少，单北京图书馆就收藏有三种，其它如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博物院图书馆、杭州大学图书馆、四川师范大学图书馆等也都有收藏，收藏元刻残本的还有福建省图书馆、贵州省图书馆、南京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哈*濱图书馆等单位。 　　清代没有刻印过方舆胜览，但有很多新的抄本问世。除四库全书抄本外，我们这次还看到了北京图书馆的昆山徐乾学傅是楼抄本、上海图书馆的江苏缪庭桂震无处齌抄本、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的孔氏嶽雪楼抄本。这四种抄本中，四库本和傅是楼本舆北京图书馆所藏宋本相同，这顯然是底本不同的缘故。

泰天遺事[普通古籍]:三卷

作者：  (清)李遜之輯

出版社：線裝書局,2003

简介：第一部：定价：22000元 现价：19800元 第二部：定价：9800元 现价：8820元 此丛书出版后两个月内销售一空。根据有关专家学者的建议和读者的要求，编纂者对丛书作了一些调整。由27函增加到30函，由118册增加到156册。我国书籍出版历史悠久，由于历史原因，有一部分宋元时期的书籍失存于海外。日本宫内厅现有所藏宋元版书共144种，经过商议，从中选择4类分辑影印在国内出版： （一）海内外孤本； （二）初刻本或早期本； （三）同名书虽有存藏但版本不同者（时间较早版本较好的）； （四）许多残本中的全本或较完整的。适于图书馆、研究部门及喜爱者的需要。 该项工程已报列国家“十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 初学记 30卷 8册 2函 该书是南宋绍兴年间东阳崇川余氏刻本，时间和版本都要早于国内所见的明清刻本。 史记 130卷 48册 6函 是元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彭寅翁刊刻的崇道精舍本。这一刻本目前中国（大陆台湾）存5部，都是残本。日本存4部，只有这一部书是一百三十卷全本。为研究该本与传世较早的三家注合刻的黄善夫本《史记》的关系，提供了完整的版本资料。 方舆胜览 65卷 12册 3函 此书由编者祝穆原刻于宋理宗嘉熙三年（1239）。此后其子祝沫重刊于宋度宗咸淳二年到三年，元明期间有据祝沫刻本重刊者，清代以后未再刊行，当今各馆所藏都是祝沫重刻本，此日本皇宫所藏祝穆原刻本，已是罕见的孤本了。 花果卉木全芳备祖 40卷 8册 3函 此书由南宋陈景沂编辑，祝穆订正，是写花果草木等植物资料的专门书。刊刻于南宋理宗宝祐年间（1253-1258）。该书四十一卷虽非全书，但已占原书十分之七，极为珍贵。今国内藏多为清代抄本。 中州集 11卷 6册 1函 此书最初的刻本为日本皇宫藏元刊十卷本，首元好问序，次“已卯新刊中州集总目”。又一初刻本为元至大三年曹氏进德斋刻递修本，署“中州鼓吹翰苑中华”。 版本学家傅增湘认为“此书初刻时当为已卯新刊”；署“中州鼓吹，翰苑英华”者是“后书坊得其版重印，特改此四字，以便流布。” 诗童子问 21卷 7册 1函 全书二十卷，宫内厅藏是元至元甲申建安本余氏勤有堂刻本，卷一为抄配，卷二缺，存卷三至二十。该书是初刻本，是残本中之较全者。 论语注疏 10卷 5册 1函 《论语注疏》有三种版本系统，一是南宋蜀大字十卷本（半页八行本），那此次影印之日本宫内厅藏本。此书日本学者岛田翰认为是南宋宁宗时刻本（《古文旧书考》），傅增湘认为是南宋光宗朝蜀中刊本。二是嘉泰间两浙东路刊本，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残本，存卷十一至卷二十。三是半页十行二十卷本，传世本多为元刻明修本。 正法眼藏 3卷 6册 1函 据《中国善本书目》著录山东省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存藏，以及台湾中央图书馆所藏，均为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重刊本。此日本皇宫所藏，系南宋绍兴十七年（1147）刊本，是珍稀宋刻本。 氏族大全 10卷 5册 1函 本书全称《新编排韵增广事类氏族大全》，以韵排姓，以姓缀人，以人著传，共收有647姓，4200多人。日本皇宫所藏元刻十卷本，是难得的珍稀本，其影印价值在于：（一）目前中国大陆所藏元刻本，如北大图书馆、南京图书馆所藏，都是残本，此为保存最为完好的元刻本；（二）不仅版式和编排形式与《四库全书》的二十二卷本不同，而且内容上也无二十二卷本之显误。 东坡集、东坡后集 45卷 16册 4函 宋刊苏东坡诗文集有三个系统，即分集合刊本、分类合编本、补遗本。此《东坡集》即为分集合刊本，今国内外所存，已无一完本。此日本所藏《东坡集》为南宋孝宗时刊本，共三十七卷，仅缺三卷；是海内外收藏宋版《东坡集》存卷最多的。《东坡后集》存卷一至八，缺卷九至二十。与《东坡集》虽为残本却是卷数较完整的，极具校勘和收藏价值。 禅宗颂古联珠通集 7卷 14册 2函 南宋僧人法应，采集一百二十二位“诸佛菩萨、古今宗师”的禅悟机缘三百二十五则，初刻于宋淳熙年间。元代僧人曾会在此基础上又给予了“扩增”和“续收”。宋版已绝迹，此元刻也非常少见。全书共十卷，北京图书馆存残本一卷，此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本存七卷，极其珍贵。 集韵 9卷 9册 2函 原刊北宋庆历本已无存。此日本皇宫所存孝宗淳熙十四年金州军刻本，书后有完整的牒文、衔名及说明版刻原委的田世卿跋文，与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孝宗年间湖南本不是同一版本。 吕氏家塾读诗记 32卷 10册 2函 此书宋刻本有三个系统：①淳熙江西漕台本,中国国家图书馆有藏,《四部丛刊续编》已影印行世；②建宁本，北京大学存莫有芝旧藏残本；③眉山贺春卿重刻本，未见传本。 傅增湘认为日本宫内厅藏本是“宋浙本”（《藏园订补》）；日本岛田翰认为是宋淳熙刻本（《古文旧书考》）。现疑是另一宋刻本。 寒山诗集 1卷 2册 1函 此书在宋代曾多次刊刻，而广为流传、影响最大的是国清寺本。此本系统中的主要版本有：①南宋淳熙十六年僧志南结集刊行的国清寺本。②南宋绍定二年僧无隐重刻的东皋寺本。③僧无我慧身觅得寒山子的长篇序诗，遂补刻入的无我慧身本。此外，又有《四部丛刊》的影宋本以及区分五言、七言本。此宫内厅藏本，虽然是国清寺本系统的第三代刻本，但首有他本不见之寒山长篇诗序，且字大舒展，刻工精良。 第二部：线装16开7部16函73册，定价：9800元 诗 缉（三十六卷） 元刻本 3函12册 春秋胡氏传纂疏（三十六卷） 元刻本 3函16册 联灯会要 （三十六卷） 元刻本 3函15册 西翁近稿 （十一卷） 元刻本 1函2册 村 西 集 （十卷） 元刻本 1函4册 崔舍人玉堂类稿（二十卷） 宋刻本 1函6册 三苏先生文粹（百卷） 宋刻本 4函18册 【购买次数】：次

天籁集编年校注

作者：  (元)白朴撰;徐凌云校注

出版社：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

简介：　　《天籁集》不仅是研究元代前期词的一部重要著作，而且是研究白朴生平、思想、学识、文风等方面的著作，本书结合散曲、杂剧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校注。 　　　　《天籁集》版本据现有材料来看，应分刻本和钞本二类，刻本方面，曾有（一）元至元丁亥廿四年（公元一二八七）后王博文序刊本，今失传；（二）明洪武丁巳十年（一三七七）孙大雅序刊本，今亦失传；（三）清康熙庚辰三十九年（一七○○）朱彝尊序，杨希洛刊二卷本，今存北京图书馆；（四）清光绪壬辰十八年（一八九二）王鹏运据杨希洛刊本刻《四印斋所刻词》二卷本；（五）清光绪乙巳三十一年（一九○五）吴仲熙i缪荃孙以杨刻本与丁丙钞本合校刻二卷本，即《石莲盦汇刻九金人集》本；（六）一九七九年中华书局排印唐圭璋编《全金元词》本h钞本方面，曾有j（一）清康熙年间曹寅藏传钞明洪武丁巳刊本，今存北京图书馆；（二）清乾隆壬辰三十七年（一七七二）纂修《四库全书》本；（三）清乾隆年间朱筠结一庐传钞二卷本，现存北京图书馆；（四）清赵氏小山堂传钞二卷本，现存北京图书馆；（五）清丁丙藏传钞二卷本，现存南京图书馆；（六）清缪荃孙传钞本，现存北京图书馆；（七）萧山王宗炎手钞本，未见；（八）朱彝尊校旧钞本，未见；（九）石莲室（吴仲熹斋）钞校本，未见；（十）朱士楷藏旧钞本，未见；（十一）旧钞本，未见；（十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钞本，为解放后（一九四九）过录本h此次校勘，以唐圭璋《全金元词》为底本，以《九金人集》本对校，参以《四库全书》本i《四印斋所刻词》本，择善而从，不单出校记，有异文者，附见于注释之中。　　

营造法式译解

作者：  (宋)李诫撰;王海燕注译

出版社：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1

简介： 宋朝李诫撰的《营造法式》崇宁二年刊行本已失传，南宋绍兴十五年(1145年)曾重刊，但亦未传世。南宋后期平江府(今苏州)曾重刊，但仅留残本且经元代修补。1919年朱启钤先生在南京江南图书馆(今南京图书馆)发现的丁氏钞本《营造法式》，不久由商务印书馆影印(后称“丁本”)。1925年陶湘以“丁本”与《四库全书》各本校勘后，按宋残叶版式和大小刻版印行，是为“陶本”。1932年在北平故宫殿本书库发现钞本《营造法式》(“故宫本”)，版面与宋残本相同，卷后有平江府重刊字样。后经刘敦桢、梁思成等人对以上各本相互勘校，又有所校正。这本《营造法式译解》由王海燕注译，根据以上研究成果编译而成，底本为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营造法式》(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第六七三册)，勘校以最早的也是目前最好的现代整理本梁思成的《营造法式注释》为蓝本，为便于读者理解，除对原文加以注释和翻译外，还对书中难解之处和相关内容进行了解说。

中国传统文化与儒道佛

作者：  徐小跃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6年4月

简介：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实践表明，一国现代化的过程根植于该国的传统之中，“以传统透视现代，以现代反观传统”正成为当今研究者的深刻共识。但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严重缺失中国传统文化，以至于现代许多中国人处在“三没有”即没有思想、没有精神、没有信仰，以及“三不了”即不忧患了、不向善了、不敬畏了的状态。所以，弘扬、普及中国传统文化，使之深入人心，是当务之急。本书是为中华文化走出去而特别邀请著名国学专家、南京图书馆馆长徐小跃撰写的。全书分中华传统文化总论、儒道佛总论以及说儒、说道、说佛共五章，将中国哲学、宗教以及仁义礼智信等内容进行了言简意赅又有新意的介绍。本书图文并茂，深入浅出，既有广博深远的国学追问，溯本清源漫谈中国传统文化即是“国学”，进而详细阐述何为仁、义、礼、智、信及其精要；同时，又从儒、道、佛三个影响国人价值观的宗教层面，详细解读了儒道佛在本体论、思维方法、民族心理及审美情趣等方面的异同。

订补海源阁书目五种

作者：  王绍曾，崔国光等整理订补

出版社：齐鲁书社,2002

简介：　　网罗近人题跋 力图订误补缺——《订补海源阁书目五种》评介 　　杨锦先 　　山东聊城杨氏海源阁，创始于杨以增(1787—1855)，其子绍和(1830—1875)、孙保彝(1852—1910)均克承先志，故藏益丰。当咸丰初年，吴门汪氏艺芸书舍藏书散出，杨以增时官江南河道总督，驻节清江浦，因利乘便，所得独多。汪氏藏书，主要来自黄氏士礼居；士礼居所藏，多清初毛、钱、徐、季诸家故物；以增又续得鲍氏知不足斋、秦氏石研斋、惠氏红豆山庄、方氏碧琳琅馆，以及江都汪容甫、海宁陈仲鱼、阳湖孙渊如、大兴朱竹君等海内名家所藏，于是江南藏书精华，辇载而北，使明、清以来藏书以江、浙为重镇的格局为之一变，亦为山左千百年来所未有。以增遂辟“宋存书室”和“四经四史之斋”以视珍宝。其后绍和官京师，适值清宗室怡府乐善堂藏书散出，绍和颇得精善之本。乐善堂藏书得自昆山徐乾学、泰兴季沧苇，徐、季二氏所藏，来自清初毛氏汲古阁、钱氏述古堂。因此杨氏藏书，渊源有自。大抵十之七八得于南，十之二三得于北，两地精华萃于山左，蔚然为北方图书之府。绍和子保彝，亦官京师，每遇善本，辄多购置，更加丰富了海源阁藏书。当时与海源阁齐名者，有归安陆氏皕宋楼、钱塘丁氏八千卷楼、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号称晚清藏书四大家。陆氏传至第二代，即举其所藏售于日本静嘉堂文库；丁氏所藏亦于光绪三十三年尽归江南图书馆。海内岿然独存者，只有海源阁和铁琴铜剑楼，故世有“南瞿北杨”之称。二家藏书渊源略同，又皆传世悠久，交相辉映，诚为藏书史上的佳话。唯瞿氏藏书保存得尽善尽美，建国后由第五代主人捐献给了国家，得到了最好的归宿。而杨氏藏书在第四代主人杨敬夫时，以地方不靖，于1927年将部分宋元珍本?FDA8?载到天津出售，又以92种精品抵押天津盐业银行以为经商致富的资本，1929、1930年又迭遭匪劫，致使书散楼空，所幸海内有识之士纷纷抢购，才使大部分珍本秘籍得以妥善保管，流传至今。今国家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山东省博物馆、台湾中央图书馆等有不少镇库之宝即来自海源阁，说明杨氏藏书也终究得到了一个良好的归宿。 　　像多数清代私人藏书家那样，杨氏为自己的藏书编制了书目。据王绍曾先生多方考求，得知现存的杨氏家藏书目共有5种：①《楹书隅录》5卷，《楹书隅录续编》4卷(以下均简称《隅录》、《续编》)，杨绍和撰，光绪二十年杨氏海源阁刻、民国元年武进董康补刻本。②《宋存书室宋元秘本书目》4卷，杨绍和撰，杨氏海源阁抄本，今藏国家图书馆。③《海源阁藏书目》1卷(以下简称《江目》)，杨绍和撰，光绪十四年元和江标刻《江刻书目三种》本；又有清孙传凤抄本，江标?F9A6?笔批校，今藏国家图书馆。④《海源阁宋元秘本书目》4卷，杨保彝撰，1931年王献唐校订，《山东省立图书馆丛刊》第二种排印本。⑤《海源阁书目》不分卷，杨氏海源阁抄本，原书未题撰人，书后有杨保彝题记，后人即以为杨保彝撰，经王绍曾先生考证，此书实为杨绍和撰，杨保彝增补，今藏山东省图书馆。这5种书目，全面反映了杨氏庋藏之盛。除第一种为题跋目录外，其余四种均为简目。第五种杨氏视为普通本书目。现将五者分别整理订补，汇为一帙出版，使杨氏藏书均有目可据，是王绍曾先生多年的心愿。特别是第二种和第五种，仅以抄本流传，从未刊刻，亟须问世，以丰富和拓广版本目录学的研究素材。因此，自1987年起，王先生就发凡起例，开始了艰难的整理工作。在友生的协助下，经过十余年的努力，《订补海源阁书目五种》终于出版了。本书是继《山东文献书目》、《清史稿艺文志拾遗》之后，王绍曾先生在目录学研究领域的又一贡献。概而言之，《订补海源阁书目五种》的学术价值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详考海源阁书目的编纂原委，对其中三种进行补遗，清理并完善了海源阁藏书的书目体系。海源阁四世藏书，但海源阁书目皆成于第二代主人杨绍和和第三代主人杨保彝之手。《隅录》创编于同治二、三年间，成书于同治八年，《续编》成书于同治十年，二者用题跋之体，共著录善本286种。杨绍和《续编·序》云：“予年来嗜痂所在，不乏珍笈，手校诸籍，亦颇罕秘，《三编》之纂，拟俟诸他日。”据王绍曾先生考察，杨氏孤本秘笈为《隅录》及《续编》所脱漏者，为数甚多。可惜杨绍和在完成《续编》后不到3年，就于光绪元年去世，撰写《三编》的愿望遂成为泡影。为弥补杨氏的缺憾，王绍曾先生广泛搜集海源阁藏书散出后，海内名家如傅增湘、赵万里、王重民、王献唐、周叔?B82A?、叶恭绰、王文进等人经眼时所作的题跋批校，凡不见于《隅录》及《续编》者，共得113种，辑成《隅录补遗》。这个《补遗》，实际上就是杨氏的《三编》，杨氏未竟的夙愿，在王先生手里得到了实现。至此，杨氏收藏的善本书有题跋者已多达399种，这是一笔与藏书史和版本学研究关系密切的珍贵的财富。 　　杨绍和《宋存书室宋元秘本书目》4卷，成于《隅录》及《续编》之后，是杨绍和晚年编的善本书目的定本，共著录了397种，每一种书的著录项目，包括版本、书名、卷数、册数、函数等。《江目》，据王先生分析，系以孙传凤抄本为底本，但这个书目，实脱胎于杨绍和《宋存书室宋元秘本书目》的初稿本，故只著录363种，书名、卷数、册数、函数及编排次序，亦不如《宋存书室宋元秘本书目》精整。《江目》流传既广，而《宋存书室宋元秘本书目》为首次面世，故王先生将二者并存，以供读者有所别择。 　　杨保彝的《海源阁宋元秘本书目》，原题《宋存书室藏宋元秘本书目》，乃保彝承其父《宋存书室宋元秘本书目》之旧称，加以补充而稍变其体例。因《宋存书室宋元秘本书目》长期沉?E85F?，不为人知，王献唐先生亦未及寓目，遂改名为《海源阁宋元秘本书目》。此目集杨氏善本书之大成，既包括了《隅录》及《续编》著录之书，又收录了杨绍和、杨保彝父子晚年所得之书，共著录宋元抄校469种，使海源阁宋元秘本大体臻于完备。王先生在整理的过程中，发现海源阁仍有极重要的宋元秘本为杨保彝所脱漏，遂广稽博考，又得123种，撰为《补遗》。经王先生清理，海源阁的珍本才有了一个较完整的书目。海源阁收藏孤本秘笈592种，其数量之多，堪称近代藏书史上的奇迹。 　　《海源阁书目》著录杨氏所谓的普通本，共著录3416部，其中宋、元、明刻本和校、抄本占五分之一强，余皆清本，类多精刊精印。当日杨氏视为普通本，今多可视为善本。值得庆幸的是，这一大宗藏书历经折曲，较为完整地保存了下来，主要藏于山东省图书馆。王绍曾、崔国光二位先生又将现存山东省图书馆、非《海源阁书目》著录之书，辑为《补遗》，又得324种。至此，杨氏所谓普通本亦得到了较为系统的清理。 　　书目是藏书的直接反映，杨氏父子的5种书目，加上王绍曾先生的3种补遗，构成了杨氏藏书最新的书目体系。不仅体现了杨氏藏书的辉煌，更以周密的考据和精细的整理体例，把杨氏原有书目价值提高到一个崭新的水平。 　　二、摸清了海源阁藏书的家底，对见于书目记载的每一种书的存佚及授受源流，进行了细致的考辨。杨氏藏书号称数十万卷，通过王先生对书目的整理，基本上摸清了海源阁藏书的家底。其善本书见于《海源阁宋元秘本书目》和《补遗》，凡592种，15176卷；其普通本见于《海源阁书目》和《补遗》，凡3738种，164806卷。二者相加，为4330种，179982卷(内有部分书不分卷)。杨氏收藏之富，从此有了明确的数字表示。 　　陶南旧藏和“四经四史”的命运，曾牵动了千万人的心。为了表彰众多的藏书家和版本学家抢救海源阁遗书的功绩，也为了考辨弄清杨氏每一本藏书的去向，王先生不避繁难，在考究授受原委方面耗费了大量的精力，从而把原本简单的书目整理变成高水平的书目考证，创立了私家书目整理的新体裁。例如《楹书隅录》“宋本《周礼》十二卷”下云：“此本为杨氏四经四史之斋宋本四经之一。散出后先归周叔弢，转归北图。”“校本《说文解字系传》四十卷”下云：“此本散出后由济南敬古斋归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王献唐，转归济南张亦轩先生。”《楹书隅录续编》“校本《封氏闻见记》十卷”下云：“此本散出后，王献唐曾为山东省立图书馆购藏，并过录一本，过录本现藏山东省博物馆，原本去向不明。”“校明抄本《西溪丛话》二卷”下云：“此本散出后，傅沅叔、周叔?B82A?、王晋卿均曾经眼，后归吴兴张氏，转归中央图书馆。”诸如此类，俯拾即是。王先生能够叙述得元元本本，如数家珍，除得力于识见广博外，还在于得到了冀淑英先生的帮助，并利用了3种鲜为人知的资料。 　　因海源阁善本书主要归于北京图书馆，所以王先生在整理时遇到疑难，每每请益于主持北京图书馆善本部的版本目录学家冀淑英先生，冀先生不但有问必答，而且亲自到善本书库核对原书。自1987年4月至1995年9月，回覆书札15通(《书目》附录，漏收3通)，涉及海源阁遗书80余种。信中所谈海源阁书的来龙去脉、版刻印记及北京图书馆的收藏情况等，皆为王先生所取资。王先生曾多次表示，如果没有冀先生的倾力相助，便不可能有《订补海源阁书目五种》。 　　至于3种鲜为人知的资料，更为王先生考辨图书流传提供了直接佐证。其一是上面提到的《海源阁藏书目》的孙传凤抄本，江标据以刊刻以后，为文禄堂主人王文进所得，在海源阁书散出时，王氏就他所知见的版本特征及授受源流在上面作了扼要的记录，王先生在整理《海源阁藏书目》时，将所有的记录统统加以誊录。其二是中华书局收藏的《海源阁宋元秘本书目》佚名批注本，也保存了较多的图书流散情况。其三是周一良、周景良先生提供了周叔弢的《楹书隅录》批校和题记，让王先生了解到更多的海源阁书的版本特征和授受源流，特别是周叔弢每见到海源阁遗书，总要把书中名家题跋原稿，与《隅录》核对，发现《隅录》很多错误和脱漏，这对于今天整理《隅录》，实在是可遇而不可求。 　　经王先生的爬罗清理，海源阁遗书的去向终于可得而言了。善本书592种，现存361种，去向不明者231种。316种当中，261种归于北京图书馆(其中36种于抗战期间移存美国国会图书馆，上世纪50年代移存台湾中央图书馆)，10种归于台湾中央图书馆，6种归于大连图书馆(解放战争期间流出国外)，3种归于北京大学图书馆，27种归于山东省博物馆，另山东省图书馆、山东大学图书馆、南京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台湾大学图书馆以及谢国祯各收藏1种，其余几十种仍在各私人藏书家手中。去向不明的231种，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陆续发现。 　　261种珍本的妥善保存，确实不易，其中凝结了多少人的心血和汗水。为了褒扬保存海源阁遗书的功臣们，王先生满怀激情地为他们一一列传。首当其冲的是天津存海学社的成员，以潘复为首，另有常朗斋、张廷谔、王绍贤等人，他们在杨敬夫押入天津盐业银行的92种宋元秘本到期无力赎回的时候，毅然成立存海学社，以8万元将92种全部赎回，1946年由北平图书馆收购，成为北图入藏海源阁书最大的一宗。周叔弢则是收购海源阁遗书最热心的人，共得海源阁精品57种，1952年全部捐献给了北京图书馆。刘少山所得20种，亦属宋元旧椠中的精本，也于1952年全部捐献给了北京图书馆。其他傅增湘、陈清华、李盛铎、潘宗周、张乃熊、莫伯骥、邢赞亭、王献唐、叶恭绰等具为海源阁遗书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济南人士辛铸久、苗兰亭、张蔚斋则于1944年以伪币300万元购得海源阁普通本书2243种，1945年悉数捐入山东省立图书馆。这都是抢救海源阁遗书的功臣，王先生为他们一一列传，他们的名字，必将与海源阁连在一起，永垂千秋。 　　三、广泛收录近代藏书家和版本学家有关海源阁遗书的题跋，充分反映相关的研究成果，并纠正杨氏原书目的失误。《楹书隅录》及《续编》每书皆有题跋，在海源阁书目5种中最为重要，也是王先生整理时最下功夫的一部。《隅录》及《续编》的学术价值，通过这次整理，得到了极大的升华。 　　海源阁遗书星散以后，国内版本目录学家王献唐、傅增湘、张元济、赵万里、王重民、周叔弢、叶恭绰、王文进等先后获读原书，鉴赏之余，辄加题记，出现了一大批海源阁遗书的研究资料。王先生整理《楹书隅录》及《续编》之所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就是因为充分吸取了诸大家的研究成果。王先生的具体做法如下： 　　第一，在杨氏原来题跋之后，完整地记录诸家的题记，多达451则。诸家题记较之杨书原跋，后出转精，著录的内容和体式更加详备，鉴别版刻更加精确，多能补《隅录》及《续编》题跋之遗、匡前人评跋之疏。 　　第二，利用诸家题跋，更正杨氏误定的版本。杨氏由于时代的局限，不曾利用讳字和刻工鉴别版本，难以发现书贾作伪的痕迹，致有不少鉴别的失误。有把元本误定为宋本者，《大戴礼记》即是；有把宋本误定为元本者，《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集》即是；有把抄本误定为稿本者，何义门《字书八法》即是；等等，在《隅录》及《续编》里不下20种，王先生皆一一订正。 　　第三，根据诸家题记，特别是经弢翁的《楹书隅录》批校，校正文字的舛讹，增补前人的评跋。《隅录》及《续编》虽经杨保彝刻印时仔细校理，但鱼鲁亥豕，文字脱漏，触处即是。如元本《东坡乐府》黄丕烈跋“此种宝物意以贱值得之”，“意”是“竟”字之误；校宋明抄本《李群玉诗集》黄跋“合上中下三卷目录”下，脱“及卷中诗大段相近，惟后集五卷宋刻无目录”十八字；校宋本《春渚纪闻》脱黄跋12则，等等，不一而足，王先生皆详出校记，加以增补。尤其是增补黄丕烈跋，改正了黄跋的舛误，为《荛圃藏书题识》进一步拾遗纠谬，起到积极作用。 　　第四，根据弢翁的批校，对杨氏误录的藏书印记逐一予以改正和补充。藏书印是藏书授受源流的直接反映，杨氏原跋非常重视藏书印记的著录，但间有印文错误和脱漏。如宋本《周礼》，杨氏著录“秘书少监”印记，“少”字应是“外”字；又著录“高□”的印记，用墨框表示下字无法辨认，经?B82A弢翁核对，应是“岱”字；宋本《说文解字》，杨氏著录“中吴毛叔子收藏书画记”，“毛叔子”应是“毛奏叔”；宋本《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点校毛诗》，杨氏脱漏“宋本”、“?DA49?印”等七方印记。有时脱漏了一方印记，就等于泯没了一道收藏环节，如宋本《孟浩然诗集》，经B82A弢翁补“文登于氏小谟觞馆藏本”印记，才使人知道，此书艺芸书舍散出后，先归文登于氏，然后才归海源阁。 　　总之，王先生广征博引，把点校、纠谬和保存文献完美的结合，灵活地使用了辑录体，整理出了迄今为止《楹书隅录》及《续编》最有参考价值的本子，为清代其他私家书目的整理，树立了楷模。　　

南京图书馆藏朱希祖文稿

作者：  南京图书馆编

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10

简介：《南京图书馆藏·朱希祖文稿(套装共7册)》内容简介：朱希祖，字逷先，又作迪先、逖先，清道光状元朱昌颐族孙，海盐长木桥（今富亭乡）人。17岁中秀才。光绪三十一年（1905）官费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攻史学专业。三十四年在东京与鲁迅同随章太炎学习《说文解字》。宣统元年（1909）归国后，与鲁迅同受聘于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翌年改就嘉兴府中学任教。辛亥革命后公举为海盐县首任民事长，积极推行剪辫放足、破除迷信、禁止鸦片、兴办学校等新政。改到省教育厅任事。1913年为教育部起草国语注音字母方案，后受聘任北京大学预科教员兼清史馆编修。袁世凯称帝时，辞去编修，专任北大教授。

朱希祖文存

作者：  朱希祖著;周文玖选编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简介：　　一 　　朱希祖，字逖先，1879年出生于浙江省海盐县长木桥上水村。朱家浙西望族，自明以迄清季，共出了13名进士，其中，翰林一人，状元一人，可谓诗礼家传，源远流长。但至希祖祖父一代，已家道式微。祖父、父亲都只是庠生，在家乡以教书为生。然他们笃学力行，亦为乡人敬重。希祖兄弟六人，他行次第二，长兄、三弟、季弟早夭，故于诸弟中实居长。他幼承庭训，聪慧颖，为家族所厚望。叔祖父曾以“努力读书正少年，愿伊早着祖生鞭”的诗句予以勉励，父亲因以赐名希祖，字逖先。不幸的是，在希祖十四岁时，父亲突然得病去世，希祖不得已就馆他乡。1896年中秀才，1901年举禀生。为抚养诸弟，他从当地风俗，早早地结了婚，到富人大户家课徒授业。1905年，希祖以优的成绩考取了浙江省官费留学生，于是年7月到日本早稻田大学师范科攻读历史，1909年夏卒业。这期间，章太炎东走日本，帮助孙中山主编《民报》，宣传革命思想，开设国学讲习会。希祖与钱玄同、周树人、周作人、许寿裳、钱家治、朱宗莱、龚未生等人共同受业于章氏，常至民报社及大成学校，听章太炎讲《说文》、音和史学，时常请益。在章门的著名弟子中，他专攻史学。章太炎《自定年谱》“宣统二年”条云：“弟子成就者，蕲黄侃季刚，归安钱夏季中，海盐朱希祖逖先。季刚、季中，皆明小学，季刚尤善音文辞；逖先博览，能知条理。其它修士甚众，不备书也。” 　　1909年自日本归国后，朱希祖就职于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当时在这个学校当教员的多是留日学生，如马裕藻、周树人等。1910年春因师范学堂发生风潮，而改任嘉兴第二中学教员，沈雁冰（茅盾）即是他这一时期的学生。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各省响应。朱希祖携眷归里，被推戴为海盐县民政长，后改民事长、知事。因为从政非其素愿，故半年后辞职，而至沈钧儒任司长的浙江省教育司任职。去职之时，乡人扶老携幼，遮道请留。1913年正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国语读音统一会，聘专家若干人，各省派代表二人，蒙、藏代表各一人，华侨代表一人，出席会议。这次会议对代表资格要求甚严：一须精通小学，二须旁通一种或两种以上外语，三须谙晓多种方言。朱希祖与马裕藻代表浙江省出席会议。会议期间，与会代表提出的议案众多，分歧很大，争论也很激烈。最后通过了朱希祖联合马裕藻、陈睿、许寿裳、周树人、钱稻孙等人提出的议案，即择古文篆籀径省之形为字母，既采其形，又符合其本音。凡声母二十四，母十二，介母三，称注音字母。国语有注音符号，始于此时，朱希祖与有功焉。由是朱希祖名播京师学界，北京大学预科学长胡仁源定聘他为预科教授。1914年，清史馆又聘他为协修。时袁世凯密谋帝制，清史馆总纂赵尔巽赞成辅翼之，朱希祖羞与为伍，愤而辞去史馆职务。章太炎因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为袁氏软禁。章氏以绝食相抗。朱希祖与其它章门弟子奔走营护，劝慰至备。一日，章氏呼朱希祖至榻前，说：余为国绝粒，虽以身殉，亦无遗憾。余殁后，经史小学，传者有人，光昌之期，庶几可待；文章各有造诣，无待传薪，示之格律，免入歧途可矣。惟诸子哲理，恐将成广陵散耳。这一时期，朱希祖在北京大学主讲中国文学史，据说他常向章太炎请教中国文学史，以分散章氏愤懑之情绪。他编辑的《中国文学史讲义》，流传较广，颇得好评。 　　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广延学者，兼容包，倡导新文化。朱希祖当时作为国文研究所主任，积极响应，与文科学长陈独秀、新聘教授胡适之等，相与上下议论，提倡白话文学，以及民治与科学等思想，在《新青年》等刊物上发表了一些倡导和支持新文化运动的文章，如《白话文的价值》等。在北京大学这个新旧思想汇聚之地，他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当时以保守著名的《国故月刊》同仁希望他加入他们的编辑部，被他婉言谢绝。1919年，他与马裕藻、钱玄同、周作人、刘复、胡适等向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提出议案三件，即《请从速加添闰音字母以利通俗教育的议案》、《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的议案》、《国语统一进行方法的议案》，极大地促进了国语统一和白话文的推广。1920年底，他与郑振铎、叶圣陶、沈雁冰等十二人，发起成立了文学研究会。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著名的新文学团体。 　　1920年夏，北大史学系系主任康宝忠去世。经蔡元培校长推荐，朱希祖继任史学系系主任。除1927年8月至1929年2月朱氏因不满奉系军阀改组北京大学而暂就清华大学等校教授外，他在这个职位上一直干到1931年初。在教学体系上，他以欧美新史学思想为指导，规划史学系课程；在课程设置上，他重视史学理论课的建设；在教学方式上，他主张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和自主研究能力；在师资方面，他广揽人才，耆儒新进，皆所延聘。经过这个阶段，北京大学史学系成为具有现代学术体系的历史学系，对国内其它高校史学系的建设也产生重大影响，极大地促进了历史学的独立以及中国史学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变。在北京期间，他还在北京师范大学、辅仁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兼有教授之职，主讲中国文学史、中国史学概论等课程。1928年10月，他兼任天津《益世报·学术周刊》的主编。这年年底，他发起筹备中国史学会。1929年1月13日，中国史学会开成立会，到会者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等六校教师和学生共94人。这是中国最早由多个高校历史学系的师生自发组织的历史学会。朱希祖以得票最多被推为中国史学会主席。在此之前，他还被举为故宫博物院审查《清史稿》主任，负责对《清史稿》的审查。 　　1932年10月，朱希祖应中山大学校长邹鲁之聘，南下广州，任国立中山大学史学系教授、文史学研究所主任，兼任广东通志馆纂修。广州是南明诸王兴兵抗清之地，朱希祖搜集南明史料已逾十年，所以很想借在中山大学工作之便，进一步访求史料，实地考察南明史迹。他与中山大学史学系的教师一起发现了南明绍武君臣冢，作《恭谒南明绍武君臣冢记》。他访问了广州当地的藏书家，见到不少珍贵版本书。在广东通志馆，他撰写了《广东通志略例》、《广东通志总目》、《广东通志说明书》等。对新编《广东通志》，他实际起了发凡起例的作用。他还为这部新型的通志撰写了《明广东东林党列传》。在这一时期，他对屈大均的研究卓有成就，撰写了《翁山年谱》、《屈大均传考证》、《翁山诗外版本考》等。他为史学系的学生，开设了四门课程：中国史学概论、元明史、史通研究以及地方志研究。有一位当年的中山大学学生说，他开设“史通研究”，“对于刘知几的史学理论和所举的史实，每每有所驳正，引证赡博，听之入神”。当时史学系主任为朱谦之，以介绍西洋史学理论为同学欢迎，史学系同学称他们为“二朱”。在文史学研究所，他招收了研究生，此举盖为中山大学研究生培养之始。 　　1934年1月，南京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致函朱希祖，欲聘他为中央大学史学系主任。朱希祖早就打算北归，又因南京距故乡海盐不远，亲戚故旧颇多，且其长子朱也在中央大学任经济系教授、系主任，于是定北上。3月到任。朱氏离开中山大学令校方颇感突然，校长邹鲁、文学院院长吴康、史学系主任朱谦之均先后致书于他，希望他仍回中山大学。但朱希祖最终没有回去，而是在中央大学开始了他教学生涯的最后一个阶段。 　　中央大学在20世纪30年代颇有赶超北京大学之势。一是南京系当时全国的政治中心，国民政府加强了对中央大学的投资建设；二是南京也是东南文化荟萃之地，有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历史悠久的高等学校；三是从北京大学等校因派系之争受到排挤的不少一流学者，纷纷到中央大学就职。此时的中央大学文学院，章门弟子的地位举足轻重。黄侃、汪东、朱希祖这些章太炎的著名弟子，都任教于此。汪东还是文学院的院长。朱希祖任中央大学史学系主任，所定课程体系，自然还是以他在北京大学史学系当主任时制定的课程标准为基础，略为变通。除了中央大学的教职，朱希祖还有不少社会兼职。如1934年6月以后，被行政院聘为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1935年10月，被考选委员会聘为高等考试典试委员。1936年2月，受章太炎之约，到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讲学，每月去苏州讲学一次，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他还利用课馀时间，与长子朱及滕固等人在南京及周边城市考察六朝陵墓，辨认文字，从事摄影、测量、考证工作，最终完成《六朝陵墓调查报告》一书。 　　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9月，中央大学开全体教授会议，定将校址迁到重庆。朱希祖一方面忙于史学系师生搬迁的安排，另一方面设法安置自己多年经营的藏书。经过极其艰难的不断转运，终于把书籍迁藏于安徽隆阜戴东原后人戴伯瑚家。10月下旬，将藏书安置停当后，纔起程入蜀，于11月初到达重庆。初到新校，骨肉离散，亲朋寥落，希祖感怀国难，时常忧心忡忡，尽管如此，他仍然奔波于住处和校园之间，教学、行政未稍懈怠。中央大学史学系学生组织史学会，推他为会长。当时教育部拟颁大学课程标准，征求意见，作为资深教授，朱希祖郑重地提出自己的建议，对历史学科的规划和建设产生深远影响。1939年，他代张继起草了“建立总档案库筹设国史馆议案”，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通过，议交国民政府实施。1940年，国民政府成立国史馆筹备委员会，聘朱希祖为秘书长，后改总干事，实际负责筹备工作。他赁会址，延专才，商榷史例，探讨史馆组织条例和选取史学人才条例，部署会务。百端草创，出力甚多。有一首诗云“废绝黎洲征季野，忽开史馆杂旌旄。十年建国无文字，今日行都见凤毛”。就是推重他这一时期在史馆的作用的。1940年3月，朱希祖又被国民政府简任考试院考选委员。他既筹谋修史，又忙于考选事务，往返跋涉，精力交瘁。于是他辞去中央大学史学系主任及教授职务。国史馆筹备委员会虽规划多经草拟，而未能即为实施，因以辞去总干事职，改做顾问，而专任考选委员，悉力着述。1943年3月，中国史学会在重庆成立，朱希祖被选为史学会理事及常务委员。 　　朱希祖在重庆时期的著述偏重先秦史、民族史及西南史地研究。他一生花费精力最多的南明史，本应在这一时期进入撰写阶段，因为资料迁藏于地，而不能着手进行。春秋战国至秦史事，大都在经诸子中，自随书籍基本能够满足研究之需要，所以他把精力转向了先秦，特别是战国史。他说他之所以研治战国史，一因今日世界为一新战国，颇可鉴古以知今；二因中国学术思想亦以此为最发达，整理战国史，其价值等于欧洲史之希腊史，秦史则等于罗马史，此二史若成，则在中国史界可推为最大之伟业。这期间他着有《汲冢书考》五卷、《战国史年表》八卷，两书在发现史实方面，均有重要的学术贡献。日本飞机对重庆实施了野蛮的轰炸，年迈的朱希祖也经常为避空袭而喘息不安，加上重庆多雾，冬多阴雨，夏多蚊蚋，饮水不洁，时常生病。进入1944年，朱希祖的身体状时好时坏，几度住院。7月5日，朱希祖病逝于上海医学院附属医院，享年六十有六。国民政府发布了褒扬令，为他举行了公祭。各界赠送挽联三百馀幅，学界名流及官员出席者三百馀人，这在战时的重庆，可谓是极一时之哀荣。 　　二 　　朱希祖是一个学者，国民政府给予他高规格的礼遇，主要是他在学界的地位定的。他有一首诗《自嘲》：“不与人物接，不与山海游。终生伏几案，天地一书囚。”这首诗实际上是他对自己的人生画像。可见，学术研究纔是他最孜孜以求的事业。 　　在朱希祖逝世一年后，《文史杂志》推出了纪念他的专号。朱氏的女婿、历史学家罗香林发表了《朱逖先先生著作目录》（包括未刊稿）。现在看来，这个目录尽管尚有不少遗漏，但基本上反映了朱氏的学术规模。这个目录将朱氏着述分为十六类：一、属于史学理论者二种；二、属于史迹发现者二种；三、属于史料辑录者三种；四、属于史学考证者五种；五、属于版本目录者五种；六、属于战国史者二种；七、属于萧梁史者三种；八、属于唐史者二种；九、属于宋史者三种；十、属于明史者四种；十一、属于近百年史者二种；十二、属于家史者二种；十三、属于文学史者二种；十四、属于小学与经解者二种；十五、属于日记随笔者一种；十六、属于诗文集者二种。这十六类中的每一种，有的是专书，有的是文集。从这个目录可以看出，朱希祖的著述极其丰富。从研究的断限看，朱希祖研究的时间跨度很大，上自先秦，下至近世史，各个断代都有研究成果。如先秦时期有《东西周君年表》、《西周君世系考》、《秦自襄公至二世年数考》等系列考证文章，近世史中有《太平天国史事论丛》、《黄花岗烈士传》等。其它像汉、三国、魏南北朝、隋唐、宋辽金西夏元、明、清等均有许多考辨文章。特别是对战国史、南朝萧梁史以及晚明史的研究，朱希祖投入了更多的精力，所取得的成果比较多，他在这些领域造诣很深，在当时被誉为权威。唐史虽不是他的专长，但从他与陈寅恪的商榷文章《驳李唐为胡姓说》来看，他对唐史的研究也是很出色的。 　　从内容说，他的研究领域十分宽广，有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的研究，如《中国史学通论》、《史馆论议》、《太史公解》等；有经济史的研究，如《梁代货币考》、《两宋盛行铁钱之因果》、《明代金花银考》、《桑弘羊之经济政策》等，《桑》文发表于20世纪20年代，实开近代研究经济思想之先河；有宗教史的研究，如《梁代佛教考》；有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如《中国文学史略》；有氏族学、民族史的研究，如《左传姓氏录》、《两汉姓氏学》、《云南濮族考》等；有目录学的研究，如《宋代官私书目考》、《宋代金石书目考》、《版本目录学论丛》等；有金石学的研究，如《六朝陵墓调查报告书》、《安洲古器图考》等；有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如《战国地理杂考》、《雪山党项地理考》、《黑党项所居赤水为洮水考》等；有文字学的研究，如《中国文字学》等。此外，他在史籍考订、史籍辑佚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在辑佚方面，有《杨么事迹考证》、《伪齐录校证》、《伪楚录辑补》等专书。 　　在方志学方面，他用力甚多。1924年，他就开始搜集方志。他重视利用方志治史，许多史学著作采用了方志资料。1929年，他曾为弟子傅振伦主编的《民国新河县志》作序，盛赞该志为新型方志之准绳，且极力倡导编修新志。他主持修纂的《广东通志》，集中反映了他的方志学思想和修志实践。首先，该通志以阮元撰《道光广东通志》为基础，总结其利弊得失，提出了符合时代变化的通志体例，使这次撰修的通志体例、篇目具有了现代志书的性质。其次，主张《广东通志总目》分为纪、表、略、传四体，对旧体例有沿有革。他认为修志宜统合古今，其理由：一是“通志之名，媲于通史，肇自远古，迄于当今，是名曰通”。因此，只有将古今重大事迹网罗为一书，才能观其会通。二是近代新事物层出不穷，虽盛极于当代，然“亦胚胎于清季，斯皆断代之所不便述”，指出修志体例既应“储积广博，鉴别精确”，又需“观察通贯，始终条理”，而且必须考虑时代变化，志书内容篇目“势须增”。此外，他还对如何记人物、如何记事等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说“同在省区，有本省人焉，有外省、外国人焉，故可分内传、外传。本省人入内传，外省、外国人入外传。内传又分为专传、汇传，专传注重个人特性，以人名分代编次；汇传注重社会体，以事类分派编次”。他还改阮元《广东通志》“事前略”为“大事记”，因为“事无鉅细，皆为前事，大事则随时随地，皆可自立标准，以定取舍”。这样的论述，确为卓见。他认为纂修志乘，非易事，“作县志之法，能兼得今世历史、地理二学之所长，乃得为善志，盖难矣。惟其为历史学科也，故必博访遗事，广储史才……惟其为地理学科也，故必实测幅员之修广、山川之崇深……他若政治、经济、风俗、文化之实况，皆应考察精密，统计真确”。说如无历史地理“二者之备”，志事将无成，正确地阐述了方志学与历史学、地理学之间的关系。 　　朱希祖在史馆修史方面多有建树。他曾参与《清史稿》的修撰和审查。抗战时期，他更是主张国家要重视国史编修。他说：“盖吾族自有其历史，不甘屈服于他族之下。是故亡史之罪，甚于亡国。国亡而国史不亡，则自有复国之日。何则？其魂魄永存，不能消灭也。自古以来，灭人之国，必以其历史为先务，端由于此。”“民族之所以悠久，国家之所以绵延，全赖国史为之魂魄。”在主持国史馆期间，他撰着了《史馆论议》，论述了国家修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及历代修史之利弊得失、中国历代修史机构的组织和运作，总结古今中外国家组织修史的经验教训，制定国史馆的组织条例和选取史学人才的条例。在民族危亡之际，他主张通过纂修国史，激荡爱国保家之民族士气，表现出一个历史学家的神圣使命感。 　　朱氏一生花费精力最多的是南明史，他是公认的南明史权威，曾在《中央研究院院务月报》二卷七期上发表《编纂南明史计划》。他致力于南明史料搜集达三十多年，抄本秘籍，无不悉力致之，故其收藏，无人能比，曾发表南明史籍题跋七十多篇，代表作有《弘光实录抄跋》、《校抄本思文大纪跋》、《稿本鲁之春秋跋》、《抄校本存信编跋》等；他结合自己对晚明史的研究，谈到了治史之三期，很能反映他对史学研究的看法。他说，作史之业，盖有三期，第一是搜罗期，第二是考订期，第三是去取期。这三期的要求则是：“搜罗务期广博”，“考订务期精审”，“去取务权轻重”。在第一期中，“一方竭吾之力，从事搜采，一方随所得书，从事整理，不必以前人所见之目尽入吾藏，方从事于著述也”。在第二期中，由于“前人着书，往往贪多务广，不加考订，即据为事实，遂至真伪不分，是非难别”，所以必须考订事实。而考订一事，往往由甲及乙，由乙及丙，辗转牵连，都有说。所以，“欲定甲事，必先考乙，欲定乙事，又必考丙，非至静不能理其纠纷，非至明不能断其是非，非借助金石档案、诗文笔札，亦无以知其致误之由。故有丰富之史籍，非经缜密之考证，譬犹金铁未炼，泥沙未汰，不足以成器皿也”。在第三期中，之所以去取务权轻重，是因为“一切史材，非皆有用，何者宜取，何者宜去，非立定标准，不能权衡轻重。前人着史，往往侧重朝廷而轻视社会，注意政治而忽视文化，崇奉英豪而恝置众，发扬道德而罕言经济，至若夷夏之辨，治乱之理，亦多忽诸”。所以，“史料之考订，虽极精确，而编纂之时，亦须纬以社会最要之条款，经以科学严格之律令，方足称为上乘”。关于这三期的关系，朱氏举了一个例子，说：“譬如览宫室之美，第一期欲其入门也，第二期欲其升堂也，第三期欲其入室也。既不可躐等以求，亦不可一蹴而几”。从他的三期之论，特别是对第三期任务的论述，可以看出，他对史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指出旧史学轻视社会、忽视文化、恝置众、罕言经济等弊端，认为第三期要在前两期的基础上，“纬以社会最要之条款，经以科学严格之律令”，写出系统的著作来，这样的著作，纔能称为“上乘”之作。也就是说，作为一位以考史著名的史家，他不认为考证清楚历史事实就是史学的目的，史学还有更高的一个层次。虽然如此，他仍反对没有第一期就进入第二期，没有第一、第二期的准备和基础就进入第三期，批评“方今治史学者，滞初步则徒夸张目录，截中步则徒穷探枝叶，躐终步则或轻言编纂，稗贩钞胥，或空谈方法，道听途说，鬻诳耀，尊己凌人，此真所谓唐华朝菌，不经风霜者也。欲其革除叫嚣之风，振导朴实之学，岂不难哉”。朱氏治史学之严谨扎实，由此可见。 　　朱希祖认为，“治史以搜集材料、考订事实为基础，以探索历史哲学、指挥人事为归宿，此史学之全体大用也”。他强调史学的科学性，他曾说：“政治有党派，学术无党派。讲史学的，尤应超出于政党以上，乃能为客观的公平观察，不为主观的偏私论着，方合于科学的史学精神。”他称赞元丞相脱脱奉诏修宋辽金三史，各为正统，是至公无私。他重视直接史料和原始资料。在北京大学期间，组织学生整理明清内阁大库档案。他还自费购买了差点被人当废纸卖掉的清朝平署档案，撰写了《整理平署档案记》，说明收购经过及档案内容，对这批档案的史料价值进行评价。以后他廉价把这批档案转让给北平图书馆，其保存档案之用心，令人敬佩。他主张“治史须为客观判断，不得偏任主观”。在这一点上，他与他的老师章太炎和同窗好友钱玄同都有不同意见。在日记中，他曾写道：“余以史学治经学，以论理学方法解疑难，最鄙视今古文家门户之见。旧时以汲冢古文书为人伪造，今治史知其不然。盖孔壁、汲冢、殷墟甲骨刻辞，实为吾国三大发现，信甲不得不信乙丙。近人或不信甲骨刻辞钟鼎款识而信孔壁古文经，或不信孔壁古文经而信甲骨刻辞钟鼎款识，同是埋藏古物，何以信甲而不信乙，信乙而不信甲？是皆不合于论理方法者也。盖真伪之事，须为客观判断，不得偏任主观，凭空臆说。上列三事，皆客观条件具足，确皆可信，非大言虚说所可推倒者也。”但另一方面，他也主张史学要经世致用。当历史研究涉及到民族气节、国家前途时，他的态度是极其严正的。这从他的《伪齐录校证》和《伪楚录辑补》的序言及与他人的商榷文章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求真与致用相统一，是他史学思想的鲜明特征。 　　朱希祖在大学中，曾长时间担任史学系主任，对中国现代史学的建设起了很大作用。在北京大学史学系，他十分自觉地推进史学的科学化。他说：“研究历史，应当本于社会的要素，所以研究历史，应当以社会科学为基本学科。”他与史学系教授一起制定了具有现代史学系性质的课程体系。傅振伦回忆说：“民国初年，朱任清史馆编（协）修，兼北大中国文学系及史学系两主任，与李大钊制定课程标准为六类：一为史学史及史学原理，二为中、外通史，三为断代史，四为辅助学科，五为专门史，六为两种外国语。”罗香林也说：“北京大学史学系，首以科学方法为治史阶梯，谓历史为社会科学之一，欲治史学，必先通政治、经济、法律、社会诸学；而与史实考证，则首重原始资料与实物证据。”抗战入蜀期间，教育部就大学课程标准征求意见，朱希祖主要就史学系的课程标准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说，大学各系课程，自须由部规定原则，使为遵守，而课目可依实情酌定，报部审核，至于历史学系，则不外应用与学理二途。大学教育，以学理为重，以期发明。其应用则师范院校任之。而就学理言之，则目的有二：一则发明历史真相，除通史及社会、政治、经济诸学为必修科外，须以考古、地史、人类、人种、语言诸学，及人文地理、吾国文字学、古文书学等为必修科，而以各种国别史如英、美、德、法、日、俄等国史为选修科，或更以专门史如社会史、经济史等辅之。二则发明历史真理，则除通史及社会、政治、经济诸学外，须以心理学、论理学、历史哲学等为必修科，而以各种专门史如社会史、经济史、哲学史、美术史、宗教史等为选修科，或更以人文地理学、人类学辅之。至如史学方法论、史学概论、史学原理等，内容多有相通者，用其一种足矣。这一提议也是他主持史学系所一贯坚持的，在当时颇为人赞同，即使在今天，仍不失借鉴意义。 　　朱希祖还是著名的藏书家。他精于版本目录之学，对有价值的善本、稿本、抄本书，从不吝金购买。朱氏在北京时曾留有长须，绰号“朱胡子”。伦明（字哲如）在《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中这样描述他：“书坊谁不颂朱胡，轶简孤编出毁馀。勿吝千金名马至，从如求士例求书。”作一说明：“海盐朱逖先希祖，购书力最豪……君所得以乙部居多，尤详于南明，兼及万以后诸家奏议文集，遇古本及名人稿本，亦未尝不收也。”他的藏书最盛时，达25万册，百馀万卷。其中像《山书》、《鸭江行部志》、宋版《周礼》、明抄宋本《水经注》，均为海内孤本。朱希祖一教授，不富裕，这些书籍都是他长期生活节俭之积累。从他的一部分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书的酷嗜程度。每有空闲，他总要去书店，发现善本书，喜不自禁，购之作题跋。他是“一个读书的藏书家，与其它欣赏的、校雠的藏书家不同”。朱希祖曾为自己的藏书室取名“郦亭”，请章太炎书匾。抗战时期，他还曾设想，等抗战胜利后，设立“郦亭图书馆”，仿天一阁制，以垂久远。但他对自己的藏书有极其开明的态度，未视作个人的私产，曾说：“藏书之人能自籀读以终其身可矣。子孙能继起则遗子孙，否则，可送存图书馆，犹得贻令名于不朽也。”在战乱播迁过程中，朱希祖为了他的藏书，可谓呕心沥血，艰辛备尝。抗战胜利，这些藏书得以完好保存。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个人图书馆的条件已不具备了，他的长子，著名经济学家、文史学家朱先生将这些价值连城的藏书捐献给了国家图书馆和南京图书馆。朱希祖对公藏也非常重视，他不论人在何处，都致力于当地文物、史迹及文献的保护与整理。明清内阁档案、清代戏曲档案、西夏文佛经等得以保存，都有赖于他的呼吁乃至亲自搜购。作为一个藏书家，朱希祖对保存祖国文化遗产的贡献，是值得人们纪念的。 　　三 　　朱希祖的著述大都是新中国成立前发表和出版的。1960年、1961年，中华书局先后出版了他的《汲冢书考》和《明季史料题跋》。此后，他的著作在祖国内地基本没有出版。台湾九思出版有限公司1979年影印了《朱希祖先生文集》六册，但在祖国内地基本见不到。另外，朱希祖尚有很多文稿从未发表过，这些文稿现存国家图书馆和南京图书馆。他在几个时期的日记也比较完备，它们或存于国家图书馆，或存于后人家中，也没有出版。朱希祖著作的整理出版状况与这位史学家的学术地位是很不相称的，这也使得今人对他进行研究面临诸多困难。这次编选的《朱希祖文存》，包括政论、文学、史学、学科建设、序跋书信等方面的论着，尽量选取最能反映他的学术思想、学术特点的文章。这些文章大都散见于民国时期的报刊杂志，有几篇录自手稿，过去没有发表过。第一组文章属于政论，朱希祖发表这类文章虽然较少，但这样的几篇也足以说明中年朱希祖的政治见解和政治热情。第二组属于文学类的论文。朱希祖最早以讲授中国文学史著名，新文化运动开始后，又积极倡导新文学，尽管他以后很少用白话文写作。这组文章反映了他在“五四”前后的文学观点。第三组属于史学理论和史学史文章。朱希祖主持北京大学史学系，较早地开设了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类的课程。他重视史馆修史，在自己的学术生涯中予以实践。第四组属于历史考证类文章。考史是朱希祖治史的主要手段，这里所选取的文章有考察中国人种的，有考察中国古代铁制兵器之来源的，有考察先秦学派的，有考察唐朝、明朝皇族的，有考察民族的。其中有的文章引起了争鸣，有的则是论辩文章，在当时的学术界产生很大的反响。第五组是有关章太炎史学、北京大学史学系的早期历史、历史学的学科建设以及个人著述计划的，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史学思想和历史教学思想。第六组是序跋及书信。其中既有自序，也有为他人作的序。这些序跋和书信，都是关乎学术研究的，亦有较高的价值。 　　《朱希祖文存》的选班，得到了朱希祖孙女朱元春女士、孙子朱元曙先生的信任和支持。朱元春女士向我提供了某些难以找到的文章，朱元曙先生向我提供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日记，令人感动。本书的责任编辑李志茗博士，慧眼独具，促成本书的出版，又不畏辛劳，细致编校。我相信，《朱希祖文存》对朱希祖研究以及民国时期的学术史研究，一定能够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 　　周文玖 　　2006年1月 　　撰于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　　

江南女性别集

作者：  胡晓明，彭国忠 主编

出版社：黄山书社 2014-3-1

简介：　　朱惠国编写的《江南女性别集(四编上下)(精)》兼具性别文学、地域文学二者之长，有力推动江南文学研究、女性文学研究的发展，对明清江南社会思想史的研究也大有裨益。《江南女性别集(四编上下)(精)》收录的大部分都是稿本、抄本或较早的刻本，分藏于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或私藏等，非常珍稀，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索引

作者：  南京图书馆编纂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简介：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索引(上下)》是一部中国大陆地区所藏古籍善本的总目录，分经、史、子、集、丛五部著录了6万种13万部善本古籍。为更好地方便研究者利用这部大型书目，南京图书馆组织人员历时数载，编纂了《书名索引》和《著者索引》。两种索引的编成，无疑是对《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补充和完善。

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第十六辑

作者：  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年06月

简介：
　　《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第十六辑》为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师生，以及其他高校或研究机构研究文献学、古代文学、海外汉学等方向研究者的论文集。
　　按文章内容可分为经学文献研究、史学文献研究、版本学、海外汉学等几大部分。本十六期经学文献部分包含对台湾周易诠释学的探讨，论语中“仁”的理学探讨；史学部分则包括日本《史记》学研究，史部谱录类文献研究，年谱目录编纂研究等；版本学部分则有对于许衡著作两种珍稀版本的研究，《全宋诗》辑佚现状的研究，刘子翚、王炎、陈音、胡宏等人文集编刻流传的研究；海外汉学部分则是琉球国学习中国语课本的研究。
【目录】
《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第十六辑）目录

《周易经文注疏校证》述评（顾永新）
《论语集注》中“仁”的理学表达（王丽萍）
宋本《纬略》考述（陈晓兰）


日本学者对《史记·扁鹊仓公列传》的研究（杨海峥）
《遂初堂书目》“谱录类”研究（董岑仕）
《四库全书总目》史评类存目订补廿八例（王勇）
论年谱目录之编纂（寇晓丹）
清代学政条约与地方文风、学风及士风（黄政）


南京图书馆所见元代理学家许衡著述的两种珍稀本（许红霞）
从男日、女日到刚日、柔日（杜雪）
《古今刀剑录》铸剑丛考（刘瑛）


宋诗辑佚考辨（王岚）
《全宋诗辑补》管窥（李更）
李之仪文集版本考论（高策）
刘子翚佚诗佚文辑补（赵昱）
《五峰胡先生文集》版本新探（宋若飞）
南宋王炎文集编刻流传考（任群）
陈音生平事迹考（俞昕雯）
阳明弟子刘阳著述考及其孤本文献之发现（彭树欣）
论《明诗综》小传与《千顷堂书目》小传之关系（孙启华）
李文藻文集版本稽考及其整理（刘国宣）
新见琉球官话课本《中国语会话文例集》文献价值试论（范长喜）

中国古代藏书楼研究

作者：  黄建国，高跃新主编

出版社：中华书局,1999

简介：　　目 录 　　浙江藏书家之精神（代序）……………………………… 毛昭晰 　　中国藏书文化漫论………………………………………… 来新夏 　　略论中国藏书文化………………………………………… 刘尚恒 　　清代私家藏书的种类……………………………………… 谢灼华 　　中国古代藏书家与古籍版本学…………………………… 曹 之 　　私人藏书家的刻书活动及其贡献………………………… 萧东发 　　中国古代佛教寺院藏书若干问题研究…………………… 徐建华 　　清宫昭仁殿“天禄琳琅”特藏聚散始末………………… 朱赛虹 　　浙江的刻书与藏书………………………………………… 崔富章 　　江南三阁 文澜独存…………………………………………林祖藻 　　清代杭州灵隐书藏及经藏考略…………………………… 陈东辉 　　杨氏丰华堂考略…………………………………………… 刘 蔷 　　湖州藏书的聚散及其史鉴意义…………………………… 王增清 　　湖州皕宋楼藏书流入日本静嘉堂文库真相考评………… 顾志兴 　　试论嘉业堂藏书楼的特点………………………………… 黄建国 　　嘉业堂藏书楼主的一生及其亲属………………………… 郎忘忧 　　宁波藏书文化的地域特征………………………………… 虞浩旭 　　抱经楼和水北阁的变迁…………………………………… 骆兆平 　　五桂楼考述………………………………………………… 俞芙蓉 　　孙诒让与玉海楼藏书……………………………………… 杨渭生 　　试论祁承熯的藏书理论与实践…………………………… 徐 昕 　　论徐家汇藏书楼的创建及其变迁………………………… 王世伟 　　南京图书馆与历代藏书楼………………………………… 徐忆农 　　常熟私家藏书概论………………………………………… 曹培根 　　宋代大藏书家叶梦得的藏书活动及其对图书事业的贡献 方建新 　　中国古代书院与藏书楼文化……………………………… 郑 麦 　　齐鲁私人藏书楼概论……………………………………… 沙嘉孙 　　望海堂藏书文化的基本特色及影响……………………… 张志强 　　传统藏书楼及其虚拟再现…………………………陆宗城 李超平 　　藏书楼长期延续之系统论剖析…………………………… 粟 慧 　　试论中国古代民间借书活动……………………………… 袁 逸 　　浅论中国藏书楼的历史变迁与文化价值………………… 陈益君 　　中国古代私家藏书现象的文化背景剖析………………… 张列军 　　80年代以来中国历史藏书研究成果综述………………… 徐 雁 　　清刘喜海味经书屋编藏的有关朝鲜文献………… [韩国]朴现圭　　

中国近现代人物像传

作者：  南京图书馆编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简介：本书具有两大特色：一是信息量大。作者单位南京图书馆，充分利用自身的有利条件，不厌其烦地挖掘资料，以致书稿收录的中国近现代人物（主要是活动于1840～1949年间社会各领域、对中国近现代史产生过一定影响的人物）达四千三百人之多。更值得称道的是，每位人物都有图像资料，这在类似的书籍中，可谓翘楚。此书中还收录了一些名不见经传，但在勾勒中国近现代史时却是不可或缺的人物。如二十世纪初期上海的一些中小工商业主，他们并不出名，也没有过多的事迹，然而他们的大量存在，却形象地反映出其时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兴起。书中适量收录这些人物，对这些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献起到了保存和传承的作用。二是图文并茂。凡书稿收录的人物均采用一像一传的形式，形象、直观。以汇编历史人物图像的方式来展示近现代历史图景，与纯文字叙述相比，不仅具有直观的特点，而且能传达很多纯文字所不能表达的丰富生动的历史信息。《中国近现代人物像传》正是这种图文并茂较为完美的历史类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