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出版社：

简介：《我的心是一朵莲花:林徽因传》以简洁优美的笔法讲述了林徽因的曲折人生和情感历程。林徽因是中国著名建筑学家，著名作家，曾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她一生著述甚多，其中包括散文、诗歌、小说、剧本、译文和书信等作品，均属佳作，被胡适誉为“中国一代才女”。她的一生经历了时代变迁与战火洗礼，作为新时代的知识女性，她竭尽所能争取自己的人生，以其美貌、聪慧和她在建筑、文学方面的造诣，留给后人一段难忘的佳话。

肌肉力量基础训练

作者：  (日)有贺诚司著;刘新华，谢娟，朱玲莉译

出版社：人民体育出版社,2011

简介： 1962年出生于日本东京都，1987年毕业于日本东海大学，硕士研究生，专攻体育学。现在主要从事力量训练方法研究。同时在日本国内最大规模的训练基地——东海大学训练中心担任总教练，指导20多所学校运动队的训练工作。是JATI认定高级训练教练员。主要兼职有日本国立体育科学中心客座研究员、日本训练指导者协会理事等。 到目前为止。曾指导过日本柔道联盟集训队、日本男子国家排球队以及众多高水平运动员的训练工作。并且。在大众运动健身、健身俱乐部会员的健身训练等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 作为一名竞技运动员，大学时期曾参加过田径项目的投掷比赛、研究生时期曾参加过举重项目的比赛。之后，从事健美运动。并于1991年和1993年分别获得了亚洲健美锦标赛亚军。 主要著作有《竞技体育的重量训练》，体育和运动出版社，2001年。《自己制定力量训练计划》。山海堂，2004年。《从零开始的力量训练方法——健身版》，山海堂，2005年。《力量训练圣经——学生篇》，棒球杂志社。2007年。《爆发力训练法》。新星出版社。2007年。《不同竞技项目的重量训练手册》，体育和运动出版社，2007年。《家庭30分钟哑铃训练》，阿房船社，2008年。

西泠印社百年史料长编

作者：  陈振濂主编

出版社：西泠印社,2003

简介：　　西泠印社史研究导论 　　陈振濂 　　一、缘 起 　　在西泠印社走过了100年历程之后，真正意义上的“西泠印社史研究”、随之而来的是“西泠印社史学史研究”才刚刚开始。这并不是说过去100年特别是80年代以后，关于西泠印社社史研究就没有丝毫的成果积累; 也并不是说在过去，西泠印社史研究所需要的资料(文献与实物)以及研究角度、研究方法就没有一丁点收获。关于前者，各种有分量的单篇论文也已不下十余篇，特别是在西泠印社八十周年与九十周年之际涌现出来的印社史研究论文与著作，已经有相当的水准。而在最近，关于印社景点遗址的修缮，印谱、印泥的品牌说明等研究，更是披露了许多重要的历史事实。而关于后者，则历次社庆论文集，以及集中在《西泠艺报》上的许多回忆文章，更是不断在提醒、呼唤、揭示、加固我们的曾经模糊的记忆，告诉我们在这100年里，其实曾经有过如此丰富多彩的社员人际交往与印社与社会的交往。这些珍贵的回忆录与亲历记，为西泠印社社史的撰写，必将会起到不可或缺的重大史料支撑作用。 　　即使不考虑这些，我们也已经有了几部号为经典的西泠印社志稿。比如1915年叶为铭等人编的《西泠印社志》、1956年秦康祥等编的《西泠印社志稿》。这些《志》无论规模大小，都为西泠印社的现存资料作了相当有条理的疏理与排比，都已大致勾画出了这100年历史演变中某一阶段的历史真实或发展脉络。应该说在目前，我们若要研究西泠印社百年史，这几部凝聚了前人心血的《志》，是绕不开去的必备的参考资料集。 　　但是，综合考虑所有这些文献资料的充分价值之后，我们仍然认为: 真正的西泠印社史研究尚未有一个清晰的轮廓。作为学术研究，它尚处于一个起步、启蒙的阶段。不但各种研究论文还只是采取一些特定的视角而无法形成一个有系统的内容课题群，且各篇论文之间、或各个研究题目之间所能达到的深度与高度也程度不一。而许多珍贵的回忆录、亲历记，只能作为研究的资料支撑而还不是学术研究本身。研究当然少不了参考各种回忆录资料，但回忆录之类本身并不是“学理性”的框架结构，且受回忆当事者的身份角色所限，会有自觉或不自觉的人为抑扬褒贬，有些也完全有可能出现回忆失实或张冠李戴甚至意气用事的情况，不加以严格的学术甄别，难以直接应用。至于几部《志》，除了撰稿者视角不同而产生的对材料处理方式的不同，已经出现了同一事实却引出不同结论、甚至连事实也被人为筛选的个别事例，从而体现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但即使我们都接受这些，从严格的历史学研究体例来看，《志》的体例也不同于《史》。《志》是平面的，不强调来龙去脉、因果分析的。而《史》却重在从平面的事实中抽取出因果结论。因此，目前这两部《志》不能作为“西泠印社史研究”的学术标志而只能是作为它的前期准备，这是由历史学常识所规定了的。 　　至于其他方面的问题也还有不少。比如，我们还没有一部西泠印社100年的详细的大事记或学术年表。关于四个创始人即丁仁、王、叶铭、吴隐四君子，他们各自的个人年谱或年表也还没有——已有的一些简表当然可以权且救一时之急，但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些简表仍然因其过于简略而不足敷用。至于西泠印社中后期的一些核心人物，比如张鲁庵、秦康祥、韩登安，以及还健在的高式熊先生，他们的个人资料从年表到“自订年谱”，也还有许多付之阙如。此外，关于西泠印社早期诸贤一直到后50年中起主要作用的社员，关于他们的专题、专案的研究论文也还很少，比如《丁辅之论》《叶为铭论》以及《张鲁庵论》《韩登安论》等或还有站在西泠印社社长角度上研究的吴昌硕、马衡、张宗祥、沙孟海专题研究成果，也还是大大不够甚至“缺席”。比如，不谈吴昌硕的书画篆刻为一代宗师而只谈他作为社长的贡献; 不谈马衡作为故宫博物院院长的功绩而只谈他的社长职位与为西泠印社建设的业绩; 不谈张宗祥在图书目录版本之学上作为浙江图书馆馆长的功绩; 也不谈沙孟海在书法上的泰斗地位，乃至于赵朴初、启功诸前辈，只研究他们的西泠印社身份; 或还有前举的张鲁庵、韩登庵、阮性山，到高式熊先生，当然还有已故的王个、诸乐三、钱君、方去疾、方介堪诸位副社长……目前还举不出这方面的现成成果。而没有这样的个案研究的扎实积累，要完成一部真正有价值的、能为百年西泠印社史作一归结的《西泠印社史》，只怕也还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于是，我们在西泠印社诞辰100周年之际，开始着手整理这百年之中的各种相关资料。整理共分成两部分。第一，是把几部《志》作一个总体的整理与阅读。并且，对一些相关人物、相关事件的文献记载，尽量加以收罗。特别是对一些重大事件，尽量做到不遗漏，此外，当代印社诸贤的一些回忆文字，只要大致言之成理，也先行辑汇，使之综合几个方面的资料，能大致形成一定的规模，能够兼顾各个方面，构成一个稳定的资料框架与一定量的资料群。第二，是以编年的形式对之作疏理排比，使各种散见的、零星的资料逐渐进入一个时间序列，逐渐形成一种时序上的前后关系和事件上的因果关系。最终，则以“史料长编”的形式完成对百年史材料的基本梳理，从而为今后撰写《西泠印社史》提供一个扎实的基础。这，就是我们这部80万言的《西泠印社百年史料长编》的由来。过去北宋司马光修《资治通鉴》网罗史料有“宁失之繁，勿失之略”之说，为此他修《通鉴》先编《长编》。我们也仿其成例，修《西泠印社史》则先修《史料长编》，应该说这是有“祖宗成例”在先的。 　　二、关于“西泠印社史”的研究定位 　　与民国时期其他印社、其他书画社或诗社相比，西泠印社是一个十分特殊的存在。它不仅是众多研究对象中的一个简单的研究对象，它预示着一种独特的研究模式的展开，这具体表现在：第一，它是一个以现代意义上的社团组织形式并持续百年的外在方式，却从事着一种非常传统古典的艺术探索的、不无寂寞的工作。第二，它并非依附于官方的行政机构运作渠道而完全是个人志趣相聚的“同人”社团，却有巨大的能量去横跨地域的限制，成为一个超城市超区域甚至跨国际的艺术社团。第三，同样是作为“同人”社团的、拥有极为浓郁的名家大师个人色彩的特征，却能绵延几代，横跨百年。如果说“跨地域”是跨越空间的阻隔，那么“跨百年”则是跨越时间的限制。说它是“超时空”，真是一点不为过誉。于是，上述三点便构成了我们对西泠印社史研究的第一轮定位内容: 　　——现代的社团组织与古典的内容; 　　——超越地域、国界的“同人”社团; 　　——超越时间百年的“同人”社团; 　　现代的社团组织与古典的活动内容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要值得我们如此去探讨？在近100年之间的各种诗社、书法社、画社很多。著名的如上海豫园书画善会、题襟馆书画研究会、北京的中国画学研究会，书法方面则有标准草书学社、中国书法学会等等，都符合这个以现代的社团组织去从事古典艺术活动内容的标准。既如此，西泠印社的这一特征，就很难说有什么特殊的价值，把它单独拈出，似乎也缺乏一个必须的学理依据。 　　自然，与书画相比，印学是一个更见古典的所在——在书画中常见，不等于在篆刻中也常见。恰恰相反，在西泠印社之前，我们对“印社”这一体制与组织形式还是比较陌生的。这是一个初步的认识。但更关键的还在于: 与清末民初的书画社团组织相比，西泠印社的活动方式更具有一种规则化运行的特征: 比如每年春秋两季雅集，是一个固定的设置，它既不像“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那样，是每天、每周都有雅集而纯属文人墨客休闲自娱的聚会方式，缺乏一种精心组织甚至有主题制约(这正是现代社团的主要活动特征)的立场，也缺少一种学术思想的支撑; 同时，它又不像完全的现代艺术社团如油画的“决澜社”那样完全以不同的艺术宗旨为先导、发起艺术运动所必须的呼吁呐喊，而在较为松散的艺术理念(其特征是多样性)中寻求活动方式的规则化运行。由是，西泠印社的社团形态，或许正好介于“海上题襟馆”的文人墨客遗老逸民方式与“决澜社”的艺术先锋前驱呐喊斗士方式之间，它的内容更偏向于前者，但它的活动形态却更接近于后者。而在当时，大凡中国画、书法等传统艺术社团，多取“海上题襟馆”形态; 而西洋画或新诗的社团，则多取“决澜社”形态。西泠印社本应属于前一阵营，却能在活动的组织方式上如此有理性、有目标与方向，足见当时的创社四君子即丁仁、王、叶铭、吴隐是有相当的主见与意志力，特别是丁、王，可以说在印社是承担实质上的精神导引的主要责任的。 　　关于超越地域、国界的“同人”社团问题，关键是在“同人”社团的先期定位。“同人”的概念，是志同道合的志士仁人自然相聚而本不必有社会组织或行政等级体制的羁绊的。由是，近代史上大凡是“同人”，通常很难有大规模——规模一大，人数一多，自然就要分出等级以便明确领属关系更可以指挥如意不致一盘散沙。而一有领属，则就是有形的组织控制运作，不复“同人”那种平等的宽松的关系了。故尔“同人”社团一则人数必不多，二则必松散自由而不像今天我们对社团理解的那样必须为名誉地位、为主席理事争个你死我活不择手段。西泠印社明明是丁、王、叶、吴四人创办，却放着现成的社长不做而偏偏从上海请一个不相干的吴昌硕来当社长; 又印社在1904年即已创办却要到1913年才开成立大会，所有这些信息都在提醒我们这本来是一个地道的“同人”性质的社团，它是“不竞争”的。但正是这样一个一团和气的西泠印社，却除了在杭州的浙籍、杭籍人士之外，还有来自上海的许多名家，又还有不远万里远渡重洋来华的日本篆刻家，人人不以杭州孤山为遥，人人意欲参与而不想置身事外，没有等级，没有副社长也没有理事会，却有几十上百个篆刻家热心介入，这还不是一个独特的现象？ 　　第一篇《西泠印社记》是日本河井仙郎所撰，当时并没有人“站出来”慷慨激昂宣称中国人让日本人占了先而大呼有辱大国风范。孤山的山石土地是杭州的乡绅们共同捐助的，也没有人认为社长让上海人当去了是否这些土地房产要折算资产索回“损失”，或杭州人让上海人压迫了……这就是“同人”的风范。创社诸公的君子风范，真让我辈羡慕不已，吁唏！回想起北京的中国画学研究会、湖社中金城、周肇祥等始合终离的故事[1]。真不得不钦服丁、王、叶、吴的坦荡无私的胸怀。可以说: 如果当时四君子不如此，西泠印社决计不能成此规模，那也就没有今天“西泠印社”这块金字招牌了。 　　关于超越时间百年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于西泠印社本是“同人”性质，则一代人有志趣相投自可交往融洽亲密无间，而一旦世代更替，后继者既无同甘苦共患难的创业情谊维系，且思想方法也因时变宜，若要保持第一代人的相互关系，本来概率是极低的。如前所述，同人社团不重有形的等级领属关系约束，合则聚不合则散，许多社团“二世”、“三世而斩”、自然消亡的情况比比皆是。如前举的“海上题襟馆书画会”不过十数年兴旺后即消亡，中国画学研究会、湖社、蜜蜂画会……大抵不过20年一代人而已，鲜有隔代还能顺利承传的。但唯有西泠印社这个“同人”社团，从第一代吴昌硕与四君子开始，第二代是张宗祥、韩登安、张鲁庵、阮性山、高式熊，到第三代沙孟海、王个、诸乐三以下，直到第四代老一辈健在印学家，却是代代承接并无丝毫间断，以今天视之，则还有越趋兴旺、后来居上之势，而不仅仅是“守成”或“存一脉香火骨血”而已。谓为西泠印社在100年间的一个奇迹，恐不为过也。而且，其间又没有明显的子承父业的家族血缘关系而完全是志同道合而已，试遍观海内外，有哪一个社团是可以横贯100年而有五代延续之久的范例的？ 　　之所以会有如此“持久性”，我想首先是因为专业维系的力量。印学是“小道”，在当代艺术中，篆刻是比书法更有局限的“小道”，但也正因为其小，它的拥戴追随者反而十分稳定而可靠; 投机者不愿(也不值得)涉足其间，凡愿意投入者则必是坚定分子。而事实上，作为一个艺术门类，篆刻固然是小，但若从一个专业的触角与覆盖面而言，则篆刻又是艺术与学术联姻的典范，艺术的篆刻形式表现，是与作为学术的古汉语、古文字学、古器物学、金石学、碑帖学等天然地联系在一起的。于是，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可以以其金石学造诣来领衔西泠印社，而书法家启功、赵朴初也可以以其书法业绩执掌西泠印社，图书版本目录学家张宗祥也可以以其卓绝的典籍功夫来倡导西泠印社，至于画家傅抱石、潘天寿、王个、程十发、鉴定专家谢稚柳……大凡人员构成成分一丰厚，则“持续”能力自然越强。但构成成分的丰富并不妨碍其核心作用的发挥。即如印社中篆刻家还是占主导地位并成为运转“持久”的基本动力: 从创社四君子到近代印学史上的吴昌硕以下到张鲁庵、韩登安诸公，哪个不是响当当的印学历史俊彦？ 　　一个“同人”性质的艺术社团，能持续百年，必定有它的原因与历史规定性。 　　除了横跨国别、地域，与纵贯百年历史这两大特征之外，作为“天下第一社”的西泠印社，还可以说是一个在学术意义上“唯一”的印学社团。 　　早在印社成立之初，即提出“保存金石、研究印学”这一响亮的口号。应该说: 口号的提出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印社创始者们深思熟虑的结果。在“保存金石”方面，募捐赎回《汉三老讳字忌日碑》是其中最感人的一幕; 而在“研究印学”方面，则从西泠印社早期研究资料的大量出版——如上百种著名的古铜印谱、名家印谱的由丁仁、吴隐、叶铭、王等编印出版，以及大量印学典籍如《遁庵印学丛书》(吴隐)、《广印人传》(叶铭)等的面世，表明了对印学不仅仅是持一个雅玩、清赏的立场，而是拥有明显的学术研究的目的在。比如在三十年代，西泠印社曾有过一个“金石家书画作品展览”的举措，聚集古代金石家、篆刻家的书法、绘画作品作展览，显然是研究目的大于雅玩目的。这一传统，在60年代、特别是80年代之后，又以每次社庆必有“国际印学研讨会”的形式被延续下来。于是，“研究印学”这一创社之初定下来的宗旨，在间隔80年之后又被发扬光大，从一种对学术的潜在尊崇落实为有形有质的“研讨会”方式，从而极大地刺激了当代篆刻理论界并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可以说: 西泠印社被称为“天下第一社”，被指为“唯一”，并不是指除它之外就没有别的印社。从与西泠印社同一地域的龙渊印社，到与西泠印社在30年代同时的北京圆台印社，或稍后的宣和印社，以及当时还有各地各种不同宗旨但都是以篆刻为中心的印社，再到建国后的亦由西泠印社老社员唐醉石在湖北创办的“东湖印社”，以及上海书法篆刻研究会、江苏书法印章研究会、北京中国书法篆刻研究社等等，再到当代的北京、天津、南京及各种大大小小的印社不下百种，但要论“研究印学”并以学术定位，每每举办国际或全国的印学、篆刻研讨会还出版论文集并持之以恒、20年30年不懈的，的确舍西泠印社之外并无第二家。故尔，从学术上说: 西泠印社作为“唯一”的“天下第一社”应该是当之无愧、决非过誉的。倘若再计算印社社员个人的学术成果，则西泠印社所拥有的学术含量，更足以独步当世、傲视天下、无人能望其项背了。 　　以学术积累雄厚堪称“天下第一社”，而不仅仅满足于刻印一技而已，这是我们在研究西泠印社史时应予以非常关注的所在。 　　三、西泠印社与近现代印学史 　　研究近百年书画史特别是近百年篆刻史，决计离不开对西泠印社的研究。虽然在学理上说，一个印社，无论它规模多大，相对于一部断代史而言，终究是一个局部内容也罢。 　　但这是一个何等的“局部内容”？在大师名家的个人排行“英雄榜”中，除了吴昌硕之外，还有黄牧甫、齐白石、赵叔孺，他们都不是西泠印社中人，因此，西泠印社史研究，在近现代篆刻史研究中，当然是一个“局部内容”无疑。即使从大师的个人数的绝对比论，它也是局部而不具备整体的含量。 　　但如果不以传统史学以人排列，把一部中国书法史、绘画史、篆刻史变质为书画篆刻家的“英雄谱”“花名册”“点鬼簿”的话; 那么，以近百年印学史、篆刻史的“事件”“史实”论，则一部西泠印社史所包含的容量，却大大高于名家的简单数量而呈现出整个近现代篆刻史的至少“半壁江山”甚至囊括大半的现象。换言之，只要从事“西泠印社史”研究，则几乎涉及了百年篆刻史的大半内容。它几几乎可以等同近百年篆刻史的研究。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或故弄玄虚。在对比、分析中国百年篆刻史的基本材料之后，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地说: 在没有西泠印社这个因素之前，以篆刻家个人魅力号召天下领袖群伦的方式，吴昌硕、赵叔孺、黄牧甫、齐白石，都是一个个对等、并列的存在，吴昌硕的活动，在整个篆刻史中的所占比重是有限的，与黄、赵、齐相去不远的。即便是吴昌硕个人，在上海的活动如海上题襟馆书画会，豫园书画会等的活动，在数量上也不亚于(甚至还超过)他在西泠印社的活动。但正是因为有了这个“西泠印社”，一切都变了。以社团维系起来(组织起来)的活动方式，迅速扩大或放大了吴昌硕及他周围的印学人士活动的影响，使它呈现出立体的、多元的、互动的鲜明特征——比如，以印谱出版、印泥生产、印社景点建设及每年春、秋两季雅集的固定格局，以及社团所拥有的凝聚人才、组织有形的优势，使西泠印社每一项举措在社会上的覆盖面与影响力，远胜于一两个篆刻家(即使个人造诣是大师名家)设帐授徒或创作印谱所拥有的影响力。此无它，后者是一种个人行为，而前者则是一种社会行为: 作为一部篆刻史，我们肯定更注重社会行为的价值并坚决将之列为历史的重点。 　　有如在书法史上的元代，赵孟与李倜的关系，赵在艺术成就上远逊于李，但若论历史则赵必居其上。类似的情形还有民国以降的沈尹默与白蕉，沈也在艺术成就上远逊于白，但沈尹默是历史人物而白蕉则是艺术名家。相比之下，前者是左右历史航向的舵手，而后者是历史在某一阶段的偶像——前者主动操控着历史，后者则受制于历史并被动地由历史来选择。那么，在近百年篆刻史上，吴昌硕与西泠印社，是属于主动操控历史的前一类型，而赵叔孺、黄牧甫、齐白石，则是属于被动地为历史所选择的后一类型。 　　于是，我们在赵、黄、齐的篆刻生涯中，看不到结社组团及出版、雅集、景点产业建设、乃至集体募金赎回《三老碑》的“大手笔”。赵叔孺在上海的社会活动中，绘画名声远大于篆刻名声，齐白石亦是如此。且赵叔孺与黄牧甫也是门生遍天下，赵氏更是有陈巨来这样的继领一代风骚的大门生，但若论在篆刻史上的大贡献，则除了卓绝的个人成就之外，其他则“乏善可陈”。作为艺术大师，他们当之无愧; 但作为一个“社会人”意义上的篆刻领袖，他们并不是功勋彪炳的典范。甚至，当我们再深入地考虑这些篆刻家们在近百年间为中国印学史的观念培养、学科建设、理论转型、艺术创作意识的培植方面做了哪些工作，恐怕也难举出有历史意义的业绩。 　　但是，在西泠印社百年史中，我们却看到这些内容或显性、或隐性地散落在每个历史阶段。在一个“保存金石、研究印学”的宗旨下，西泠印社的篆刻家们以他们开放的观念、富于激情的行动、以及无意间的(或意识上未必很强但行为上却十分明显的)较强竞争心态、卓有成效的工作业绩，为我们勾画出了一个近百年篆刻史——准确地说: 是在书法史、绘画史方面也堪称前驱——的时代新典范。它的具体内容，应该有如下一些: 　　(一)社团组织观念的在印学界被认同 　　自古以来，印章都是工匠的手艺活。无论是战国秦汉的印工，还是唐宋内宫鉴赏印的制作或官府将作监治下的工匠，都是如此。即使是在明清特别是有清一代，篆刻的兴盛已有了相当的规模并有渐渐艺术化的趋向，但相对于书法家的文士身份与画家的院画御用身份或文人画的潇洒风度，篆刻家更像工艺美术家而不是文人式的书画家，它的“匠”的一面很难逃得过高高在上自诩清雅的文人士大夫的睥睨。由是，印社之设，大抵是类于工艺美术“行会”之类的功能，在学术上既无底气，所聚集的人员也没有天生的骄傲心态。历代印论中论刻印先讲求“六书”，必先宏论一番文字学在篆刻中的突出地位，其实正是这种“匠”所与生俱来的自卑心理在作怪。但是，西泠印社四君子的倡导，却绝无“行会”的色彩。编印谱、祀先贤、雅聚名流士绅、切磋金石书画，极大地提升了作为“一技耳”的“匠”的篆刻在艺术与学术史中的地位与层次。 　　至少在西泠印社中，篆刻家地位的从“匠”上升为“艺”，是通过三个方面来进行的。第一，是通过对篆刻艺术内容的梳理来完成对篆刻艺术王国的认同。大规模地出版、编辑高质量的印谱与印学典籍，以及对印泥、印具制作的深入研究，是此中的最成功之举。第二，是通过拉紧篆刻与学术、艺术之间的纽带来达到目的的。赎回《三老讳字忌日碑》并将之置于孤山社址，是贴近学术(金石)之举，而举办“金石家书画作品展览”，是靠拢书画艺术之举。第三，是以每年春、秋两季雅集中名士如云、才俊辐辏的方式，向社会宣称篆刻艺术也具有足够的魅力汇聚关注的眼光，也是风流蕴藉、有着潇洒风姿的。在西泠印社百年史的前半段，这三个要素都有着同样的作用; 而在后半段，则通过印学研讨会与每隔五年、十年的庆典活动(它相似于前期的雅集但在规模上远胜之)，还有各种专题创作与展览活动，使印社的活动品质与作为社团组织起来的能量，得到了超常的发挥与拓展。 　　(二)篆刻艺术“独立”观念的形成 　　作为颇近工艺的篆刻，在早期是“匠作”，即使在明清以降，具有了相当的审美品格，但在明清文人士大夫眼中，它仍然是附属，是配角。区别仅仅在于它是从实用的记名“配角”转向同为艺术的书法、绘画的配角。文徵明的“我之书斋，多于印中起造”，代表了明清士大夫对于印章(篆刻)的典型看法——篆刻的钤红，是为配合书法或水墨画的黑白而专设的。虽然在篆刻家自身，钤编印谱、诗句印谱……似乎也在力求不依附于书画而有独自的世界，但在一个文化层面上，这些努力并不足以动摇篆刻相对于书画的配角、依附地位。 　　而在西泠印社百年史中，我们却看到了一个以篆刻为主角的独立观念的崛起。出版印谱、编辑印学典籍、研究印泥制作，或在孤山社址上立二十八印人像，这些都不是依附的而是独立的、不是配角的而是主角的; 但还不仅仅如此。在雅集中，常常可见很有趣的一幕: 书画家挥毫泼墨，而篆刻家则专心致志地奏刀霍霍。办一个书画展，也专选“金石家(篆刻家)书画展”，仍不忘篆刻的独立身份。直到六十年代，也才在“保存金石、研究印学”之后加了一句“兼及书画”，书画不能越俎代庖，只能是“兼”而不是主业。其实，吴昌硕在上海是书画名声大于印学，但一到西泠印社，他绝对强调印人的身份。我想，百年间的印学社团大大小小，自娱娱人的不计其数，能像西泠印社这样咬住“篆刻”主体不含混不松懈且持续百年者，只怕是难觅第二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近现代篆刻观念独立、主导的观念，正是通过西泠印社才有效地建立起来的。 　　(三)对文化的全面介入 　　以篆刻作为“一技”的立场，它本来是缺乏介入文化的能力的——相比于书画而言，它的能力本来就弱，在一个较狭小的领地里自我完善，已经令清末民初的篆刻家们捉襟见肘、束手无策了，再要去关心大文化的内容，实在是难乎为继。但是，通过“保存金石”这一宗旨所规定的渠道，西泠印社的篆刻家们开始把眼光投向了文化。王福庵、唐醉石等赴北京任铸印局“技正”，是以篆刻本分超越于篆刻的一种初试锋芒，而以吴昌硕为社长，带来了上海的书画家们联袂入社，共叙艺事，则是从篆刻本分进入书画的一种尝试——在吴昌硕去世之后，本来印社诸贤有推举继任者而推到海上题襟馆书画会的副会长哈(少甫)的动议，虽然因哈氏旋即谢世而未果，但至少可以看出，印社诸公并不认为请一个非篆刻家身份的名流来当社长有什么不妥。这，又表明印社并不以印自囿。至于吴昌硕等呼吁醵资赎回《汉三老讳字忌日碑》，一则赎的不是印章印谱，而是一方汉碑(它不是篆刻含义而是金石书法含义)、二则赎碑募资时提供的是大量的书画作品而不仅是刻印，三则参与者有许多是社会名流而不仅限于篆刻家，都表明这更是一个从篆刻、印社起步，但最后落实到大文化层面上的举措。仅仅是单一的篆刻，范围狭窄，是既想不到这样去做也没有能力去这样做的。 　　对文化的介入，在50年代以降印社恢复时期，体现得更见明显。在西泠印社六十周年大庆之时，第一次出现了来自北京及各地的文化界高层领导的名字，如郭沫若、陈叔通、茅盾、齐燕铭、傅抱石、沈尹默等等，这些文化名人都未必有过篆刻实践经验或不以篆刻为主业，但却都有较为宏观的文化把握力; 即使是第三任西泠印社社长张宗祥，是典籍目录版本校勘方面的学术专家，论文化形象远大于专业的篆刻形象，直至今天的西泠印社社长名册上有赵朴初、启功的大名，所有这些都表明，西泠印社虽然守住篆刻这一传统艺术形式的底线，但历程百年，是具有足够的文化涵盖力的。 　　(四)普及印学功高盖世 　　在清末民初之际，传统的篆刻作为艺术也还没有经过近代化的洗礼，这一点使它与绘画、戏剧、音乐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性格而与书法相近。但更大的问题是，与书法的被社会广泛认同相比，篆刻是一个更狭窄的所在——它的社会认同度更低，被关注、被接纳的可能性更小。从“篆刻”与“印章”混淆，实用与艺术混用的当时现实出发看西泠印社作为一个“印”社的存在，我们几乎可以毫不犹豫地断定它本来应该是不容易被理解，或至少发展艰难、不无孤独悲凉之感的。但事实上西泠印社的发展却是如日中天，如果除去抗日战争一段非常时期之外，西泠印社几乎都是处于兴盛的上升阶段而并没有衰败之象，一个社会认同度很低的印学社团，却保持着如此的发展势头，何也？ 　　在创社四君子的所作所为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关键的奥秘: 大张旗鼓地从事普及工作，以普及印学来推动印社的发展。 　　在创社诸君子中，编印各种古铜印谱与名家印谱以及个人的私印谱已成风气。丁仁是四君子中的领衔者，他编成的印谱有《西泠八家印选》《杭郡印辑》等数十种，王则有《福庵藏印》等约十种，吴隐最多，约辑成各种古铜印谱与名家印谱如《遁庵秦汉古铜印谱》《二金蝶堂印谱》《缶庐印存》等将百余种。这些印谱的编成，又通过钤印或锌版印拓成谱，风行书肆，人人得而购藏，对于普及篆刻艺术可谓功莫大焉。可以说: 迄今为止我们在清末特别是民国初年所能找到的印谱资料，除了一些个人拓谱流传数量极少之外，主要的应该就是这批数以千计的、当时署名“西泠印社”或“潜泉印丛”并且印制甚精的印谱。至于后来如有正书局也开始印行印谱，那是在20年代之后的事，其势头已远远不能望其项背了。 　　除了印谱之外，印学著作的翻刻印刷，也是普及印学的一个大宗。叶铭的《广印人传》，合前此的清人三种《印人传》又增补近代部分; 吴隐的《遁庵印学丛书》广收历代印学典籍达17卷25册，为我们提供了经过清理的印学古籍的基本资料框架。这些史料典籍的出版，对于知识的传播作用极大——把篆刻从“匠”的技艺层面拉出来，提示出它作为“学”的知识的学问的性格，是民国时期西泠印社的最独特贡献，在近代篆刻史中甚至直到当代，还没有一个印社能有这样的能力与眼光。 　　至于如雅集活动的每年进行，印人之间的交流频繁，当然也是普及篆刻的最佳渠道，比起印谱、典籍出版而言更是一种动态的方式，而通过雅集聚汇各路从专家到初学者的做法，更易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因此它带有更大的引导时尚或流行的涵义。 　　(五)建设印学中心地域“场” 　　西泠印社在孤山，一部近百年艺术史，总是由几个地域的“点”汇聚而成，比如绘画上的岭南画派、海上画派，又比如书法上的北京与上海在民国时期的南北对峙——其他无论是同样强盛的粤、苏、津、陕、浙，在民国这38年间都无法与京、沪相比，这个相比不是指粤、苏等地没有一流的人才，而是指人才汇聚后所产生的能量与辐射力: 同样一个艺术家，在苏、浙就只能是偏安一隅，靠个人声望吃饭，而在京、沪就可能借助社会拓展力而扶摇直上。这个艺术家本身并没有变，但他所处的“场”变了。 　　近百年篆刻史的主“场”，显然是在西泠印社所在的杭州。尽管上海曾经是清末吴昌硕(刚)与赵叔孺(柔)双峰对峙的所在地，尽管在北京也已有陈师曾在前而齐白石在后，还曾有过从“冰社”到“圆台印社”的活动，连西泠印社的创始人王福庵、曾为社长的马衡，皆曾参与其中活动，尽管广东还有“天南金石社”等，连抗战后期避地重庆时，曾绍杰与乔大壮还在重庆成立过“巴社”……但篆刻之“场”仍然不得不落脚在梅妻鹤子的孤山。其实不止是民国这38年，直至今日，各地都有各种印社一百余，篆刻的协会组织亦复不少，但却还是人人关注西泠印社这个“场”，只有无知者还会雄心勃勃地想用自己与西泠印社试作抗衡，且即使宣称准备抗衡也决无成功的希望——这100年的历史，这全国各地汇聚的精英，还有这“与生俱来”的一泓西湖与孤峭优雅的孤山，如何是想要即能要得来的？ 　　光绪三十一年(1905)杭州八乡绅具呈杭州知府钱塘知县意欲取孤山为西泠印社社址之时[2]，也许决计不会想到这是在为近现代篆刻史布点设场，是树起了一个地域空间的核心圣地。正是这个“核心圣地”的存在，使近现代篆刻史有了一个关键的依托; 篆刻家们也有了一个心理依赖的“对象”。在过去，皖派、浙派印风当然也是依托具体的地域而展开，但那只是一个流派聚集、生发的“点”，还很难说是整个近现代“历史”的核心圣地，而在西湖孤山的西泠印社社址，却是一个百年时间之内的专业“中心地域场”，不但足可凝聚国内各地的篆刻人士，而且在海外如日本、韩国，也具有同样的魅力与功效。 　　(六)主导篆刻学术研究 　　直到民国为止，篆刻的学术研究是缺乏主体意识的——这不仅是指艺术各领域都在努力完成从古典话语系统(如文论、画论、书论、曲论、乐论)向现代学术话语系统的转型，如从“二十四史”模式转向近现代梁启超“新史学”开其端，王国维、郭沫若、陈寅恪、顾颉刚等继其后的新时代史学学术研究之时，篆刻理论却还基本上停留在古典印论阶段，直到50－60年代以降，研究印学甚至还在使用古汉语及随笔方式而且全然没有现代学术所应具备的学术逻辑论证力量: 这种现象已严重阻碍了篆刻学术研究的现代思维的养成。 　　更重要的是，在现代意义上的篆刻学术研究的深度方面，由于缺乏研讨的平台，许多有价值的研究如对古玺的研究、对古印章形制的研究，都被归为金石考古学领域; 而对古印谱的研究，又是被作为文献典籍研究来对待的。而真正为篆刻界、印学界所认可的理论成果，则大抵是一些常识介绍之类的文字。如傅抱石、潘天寿均撰过《印学概论》、邓散木撰过《篆刻学》，大抵是梳理知识、使之条理化，但若论发掘的深度，则都还缺乏一种学术的力量。这表明，篆刻艺术的学术研究，无论在史学方面或美学方面，都还是十分落后的、缺乏勃勃生机的。 　　西泠印社在前半期的活动，主要是立足于聚集资料文献的阶段。比如《遁庵印学丛书》《广印人传》的编印行世，及大批印谱的问世，皆是如此。五六十年代是印社恢复期，在80年代初，由于沙孟海社长的极强的学术意识，西泠印社开始定期主办印学研讨会并出版印学论文集。特别是逢五、逢十的社庆，依靠社中的专家学者社员的研究成果，西泠印社主办的全国、国际印学研讨会，都足以作为当代印学研究的品牌，而受到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也正是由于西泠印社拥有这一学术平台，及又有出版社的业务便利，当今的中年篆刻理论研究家们也频频有佳作推出——有些著作本身就是由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如《印学史》《历代印学论文选》等；有些著作虽不是由印社出版，但却是由印社社员担纲完成的，更有些有分量的学术论著，是因为在西泠印社的印学研讨活动中受到启发才得以形成的。可以毫不犹豫地说: 在目前任何一个印学社团，都无法拥有西泠印社这样的学术平台与学术推进力。对于近百年篆刻史而言，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与条件。 　　(七)汇聚印学实物与文献，形成新的研究出发点 　　在近现代篆刻史揭幕之初，在经历了徽、浙、皖诸家诸派的风云变幻之后，篆刻作为一个艺术门类的轮廓仍然是不清晰的; 篆刻学术作为一个学科的构架仍然是不明朗的。许多篆刻家津津以“金石家”自诩，全然不顾“金石”与“篆刻”是两码事。许多印学理论家也热心于写些印论随笔，以为这就是理论的全部。篆刻资料的规模还未形成，实物资料与文献资料还严重不足，或散落各处，或零乱不成系统。但在当时，除了专业的博物馆之外，没有哪个机构能承担这样的历史重任。而事实上，连博物馆这一形制也才发轫不久，许多大端还未有着手落实，区区篆刻印章小技，当然更不可能在关注的视野之中了。 　　正是在这个非常时期，西泠印社以一种积极进取的姿态，勇敢地承担起这一艰巨的工作。百年西泠的历史中，大规模收集、整理印学资料——包括实物资料与文献资料——共有三次。 　　第一次，是在建社初期。以丁仁、吴隐为代表的西泠印社中坚，向印社捐献了大量珍贵的印谱与出版的新谱。比如吴隐一人即捐出各类印谱上百种计几百册，丁仁也捐出数十种。这是一次印谱资料的大荟萃。而正由于印社初创，因此创社诸公还捐出现款营造孤山景观建筑，比如“柏堂”“竹阁”“数峰阁”“四照阁”“凉堂”“仰贤亭”“石交亭”“宝印山房”“山川雨露图书室”“三老石壁”直到“还朴精庐”……此外，还为历代印人作造像如丁敬身、邓石如、吴昌硕造像，乃至刻丁敬像、二十八印人像、赵之谦像等画像。可以说，没有印社初创时期来自创社四君子及社会贤达的各方鼎力扶持，西泠孤山作为近现代篆刻重镇与中心的地位，是不可能获得确认并有如此高的认同度的。 　　在经历了抗战与内战的动乱之后，西泠印社在50年代后期开始了恢复的历程。正是在这个时期，印社又迎来了第二轮捐献印学资料的高潮，其中印社社员张鲁庵个人捐献各种印谱400余种，印章1500余方，是为西泠印社的社藏作了奠基式贡献。400多部印谱中，有不少是极珍贵的孤本绝本，而印谱数量如此之多，又堪称是创造了一个历史记录。可以说: 在近现代以来的百年间，张鲁庵的印谱收藏称得上是独一无二，这批珍贵资料归于印社，使西泠印社在50年代又一次成为社会各界、文化界特别是艺术界聚焦的中心。在这一时期，除张鲁庵之外，吴东迈也捐献吴昌硕所刻田黄印10余方，葛书徵捐献明清名家印43方，王家属捐献王印章356方，自然也足以作为西泠印社社藏的镇馆之宝。 　　第三次高潮，是在90年代末的中国印学博物馆筹建之时。除了社员们为提高、丰富印学博物馆的藏品质量而纷纷捐献名品之外，印社还派员四处奔波，征购一大批珍贵的印章实物资料，从而使得中国印学博物馆这个中国唯一的专业博物馆，能够以最高水平的展品汇聚，反映出这百年印学研究的主要脉络与踪迹，从而当之无愧地向世人宣称: 西泠印社虽然历经百年而毫无衰败之象，仍然是中国印学、乃至国际印学的中心。 　　三次大规模汇聚印学文献与实物的举动，横跨了整整一个世纪。从每一次的汇聚与捐献、征集行为看，它都可能是孤立的、单向的; 但当我们把它置于百年史中观察，则它所含有的内在逻辑因果链，以及前后辉映的历史进程的价值，便立即显现出来。可以说: 这是近现代中国篆刻史的最精彩的一笔。它为新世纪进行新的篆刻艺术研究，提供了一个极为丰富、扎实的、无与伦比的新的起跑线。 　　——社团组织观念的被认同 　　——篆刻艺术“独立”观念的形成 　　——对文化的全面介入 　　——普及印学功高盖世 　　——建设印学中心地域“场” 　　——主导篆刻艺术研究 　　——汇聚印学实物与文献以形成新的研究出发点 　　这七项中的无论哪一项，比起一般意义上的“英雄谱”“名人录”“点鬼簿”而言，不都集中体现出西泠印社在近现代篆刻史中的中心作用吗？试想想，近百年间，有哪个印社社团是有过这样的能量与作用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认为: 研究西泠印社史，几乎就是在研究一部近现代篆刻史的大半内容甚至是主要内容。 　　四、西泠印社的大师巨匠们 　　一个贯串百年的艺术社团能得以持续，首先必然是基于有一批名家大师前仆后继戮力同心的艰苦奋斗。西泠印社当然也不例外。准确地说，不仅仅是例外与否的问题，而是西泠印社百年史向我们表明，它是以名家大师的前后承继为脉络的社团典范。 　　遍观西泠印社所拥有的名家效应，我们大致可将之分为几个部分作分别叙述: (1)西泠印社中的领袖级名人，这是以几位社长为标志的最高层级的范围。(2)西泠印社与学术名流，这是以学术(印学、古文字学或其他学术)为主导的一条线。(3)西泠印社与社会贤达，这是指有相当一个层面的文化界、艺术界、学术界、教育界甚至政界等等的名流士子，他们对西泠印社的发展同样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最后才是印社中的篆刻名家。自然，他们的努力与贡献是题中应有之义，是本来的职责，其实是毋须多论的。我们的讨论应该以前三类为主。 　　(一)西泠印社中的领袖级名人群 　　贯串百年的六位西泠印社社长，即吴昌硕、马衡、张宗祥、沙孟海、赵朴初与启功先生，是当之无愧的中国书法篆刻界与文化界的一代宗师。他们中的每一位的领袖地位，都是无法动摇的。这是第一层次。至少在西泠印社社史角度来看，是如此。 　　副社长中，傅抱石、潘天寿、王个、方介堪、方去疾、诸乐三、钱君以及程十发先生等，也皆是公认的艺术巨匠大师。他们虽未必皆是在艺术与学术(大文化意义上)双擅者，但在各自的艺术创作领域中有着足够的威望与影响力，本来，他们也有足够水准作为“领袖级”的定位，但站在西泠印社社史角度来看，我们将之定在第二层次。 　　除此之外，四位创始人即丁仁、王、叶铭、吴隐，论贡献在印社堪称卓著，对他们的定位，应该介乎第一与第二层次之间。比如王，或可以其个人成就突显于时，而其他三位在文化界、学术界的地位与影响有限，故不得不置于第二层次。 　　吴昌硕是众口一辞的近代清末民初在书、画、印三栖均为首屈一指的大师巨匠。在这一百年之间，还没有人能超越或哪怕是抗衡于他的威力。而不限于个人成就，那么他的门生子弟遍天下，以及他积极与国外(如日本、韩国)艺术家展开交流，使他的名声遍及海内与域外。近代书画篆刻史上的吴昌硕，是一个技艺精湛的大师，还是一个观念超前的实践家: 广结社团、邀聚同人、又有那么多的门生，这样的气度，是同时代其他篆刻家所无法梦见的。不但是同时代，即使是百年后的今天，远在东瀛的艺术家还以曾从学于吴昌硕风并以能将自己挂上吴昌硕谱系而荣耀，即可证明他的“法力无边”。可以说，在艺术界的当时，还没有人能具有他这样的个人成就高峰，也还没有人能具有他这样的威望、覆盖面与影响力。这，即是“领袖”的标志。 　　马衡是第二任印社社长。作为印人，他在创作上有《凡将斋印存》，后其子又辑《庐印稿》，在西泠印社四君子之一丁仁的《咏西泠印社同人诗》(集《论印绝句》)中，即有咏马衡的专门诗作。在理论上，他有《谈刻印》发表于1944年《说文月刊》。但作为一个文化领袖，马衡的以下经历可能更令人关注: 1922年任北京大学教授兼研究所国学门考古研究室主任，主讲金石学，1925年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副馆长，1933年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在抗战后期主持闻名中外的“文物大迁移”。至于其在金石学方面的贡献，一是注重实地考察: 如至新郑、孟津考查铜器出土地、至洛阳考察汉魏石经出土地，至貔子窝、燕下都参与发掘；著有金石学方面的专著论文《中国金石学概要》《石鼓为秦刻石考》《中国之铜器时代》《戈戟之时代》《记汉居延笔》《新嘉量考释》等，是一个顶级的金石学大师。他的出任西泠印社社长，应该是应了“保存金石”这一宗旨，名至实归，并无半点生硬，相反还在吴昌硕的浓郁的文人士大夫气之外，平添了一种肃穆的学者风范的。作为“金石学”的大师，马衡无人可以比肩，那么作为一代印学领袖，马衡自有他的标志性价值。 　　张宗祥是第三任社长。早在青年时，张宗祥即与浙江两级师范学校校长、西泠印社社员经亨颐有金石之交，并于1908年首次参加西泠印社秋季雅集，结交吴昌硕，诗作中咏西泠八家的颇多。并有《张宗祥藏印选》《张宗祥印选》行于世。而他在1956年秋于浙江省人代会上提案恢复西泠印社，更是以个人之力为西泠印社接续了50年一脉香火，即此一点，他的对印社的奉献足可上攀四位创始人，从而成为西泠印社的中兴名臣。或谓他在印社的中坚作用可能更鲜明于马衡。而作为文化领袖，他在古籍研究、目录版本之学方面，更是具有时代性的伟大业绩。担任浙江省教育厅长、浙江图书馆长还只是一种身份上的象征; 而组织补抄《四库全书》归藏文澜阁，手抄、校勘各种古籍如《国榷》108卷、《越绝书》15卷、《洛阳伽蓝记》30卷、《神农本草经》12卷、《论衡》30卷、《吕氏春秋校注》10卷，以及校补《明文海》等，乃至在晚年以亲自核抄的稀世善本古籍孤本2000多卷捐献浙江图书馆，皆可说是惊天动地、在古文献学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与影响的。此外，他在1919年所撰的《书学源流论》也具有在近现代书学方面开启新学、荜路蓝缕的功绩。如果说马衡作为第二位社长，是以金石学统领印学从而扩大了印学的视野的话; 那么张宗祥的功绩，则在于存亡继绝，并以版本目录文献之学的身份与地位，在推扬西泠印社的学术形象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大作用。正是有了他的庇荫，印学家篆刻家们才有机会从事积极的“研究印学”活动。 　　沙孟海是第四任西泠印社社长。这又是一种不同于前三者的新的典范。他早在1928年即写出《印学概论》、至1962年又写出系统的《印学史》。此外，在创作方面有《兰沙馆印式》，在印学笔记方面有《沙印话》，又在论文方面有过许多前所未有的课题并获得崭新的学术结论。如1963年撰《印学的发展》、1964年撰《巴慰祖父子印谱》、1966年撰《谈秦印》、80年代后则有名声赫赫的《印学形成的几个阶段》……所有这些在沙孟海的创作、学术生活中只是作为一个局部的“印学”，其实却体现出了明显的“专业”“职业”“主业”风范。于是，作为一个学者，他的学术范围更集中地圈定于“印学”，从而与“研究印学”的宗旨形成了真正的对接。这一点，是同样擅长学术的马衡、张宗祥，与不擅学术但诗文或篆刻创作极优的吴昌硕所无法比拟的。当然，仅仅看到沙孟海的“主业”是印学研究，或是他的篆刻创作与研究双擅，还不足以领悟体察他的伟大。更关键的是在于，沙孟海是一个创新研究极为强烈的人物。在西泠印社八十大庆(1983)之际，沙孟海以社长之尊，又以一个学者大师的至高身份，毅然对长期以来以“金石”指代“篆刻”，造成“金石学”与“印学”混淆的传统进行了旗帜鲜明的批评[3]，在当时也曾引起印社中老辈社员的不理解并且有过一些辩论。在现在看来，这种在印学学科独立的层面上力排众议、坚持真理的做法，的确显示了沙孟海作为一社之长的大师巨匠气派。也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西泠印社的专业印学家——区别于一般篆刻实践家，也不同于金石学家或一般学术家——的独特的熠熠光辉。在100年社史中，沙孟海的致力于篆刻学(印学)的学科建设与学术定位的努力，是最为精彩的、无可取代的一笔！他不但是书法大师，也是使印学界当之无愧、足可比肩于同时代其他学科的真正的“领袖”。 　　赵朴初是第五任印社社长。作为中国的国家级领导人，他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又是中国佛教协会的会长。政治头衔本来未必能直接套用于像西泠印社这样的学术团体，但当一个文化素质绝高，又是一代书法大师的重量级人物来担任西泠印社社长，而且是从原有的名誉职务转向实职(赵朴初是沙孟海任社长时期聘请的名誉社长)，这种在常理上很难想得通的范例，至少带给我们两个方面的启示: 第一，是西泠印社在文化界的身份地位绝高，至少可与像中国佛教协会这样的社团并驾齐驱。第二，是一位已身兼要职的国家级领导人(是文人学者型的领导人)来眷顾西泠印社，又表明西泠印社作为“清流”的形象所在。赵朴初善诗、工书，一手苏体冠绝天下。他是一位享誉时代的社会活动家与国务活动家。在就任西泠印社社长期间，他的确从关心《西泠印丛》的编辑事宜、并还捐款资助这样的小事开始做起，表明他作为社长的并不只是挂个空名虚位而已。但这些对一位国务活动家而言，当然并不是最有价值的业绩。与张宗祥的存亡继绝相近似，赵朴初的赫赫业绩，是在于他以巨大的影响力，为西泠印社凝聚了几代人宿愿的“印学博物馆”的建设，起到了主导性的大作用。今天屹立在孤山侧的“中国印学博物馆”，作为国字号的、全国独一无二的专题博物馆，的确是连上世纪初的四位创始人也未能梦见的辉煌业绩。正是赵朴初的鼎力，圆了数代西泠士子的梦，从而使百年西泠印社史有幸获得了一块高大巍峨的学术的、专业的“里程碑”[4]。试想想: 有哪个印学社团，或更扩开去说，有哪个文艺社团，是像西泠印社这样拥有全国独一的印学专业博物馆的？ 　　走向新世纪，我们迎来了西泠印社的第六任社长启功先生。 　　与已故的五任社长有一个共通点，是启功先生也是书画方面的大师，同时又是一位学术泰斗。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以及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身份，表明了启功先生在书、画方面的精深造诣首屈一指、海内公推。而在学术上从一部厚厚的《启功丛稿》，还有《诗文声律论稿》《古代字体论稿》《启功絮语》《启功韵语》，或还有《启功论书绝句》甚至还有早年的注释《红楼梦》……向我们展示了这位慈眉善目的老人的学术的一面。称启功先生的诗文是有“学术魅力”真是一点不谬，他的诗文平白诙谐，能道人所未道; 而在学术研究方面又有着非同一般的严谨。启功先生又担任中央文史馆馆长，这又是一个应该被理解为“学界祭酒”的“领袖”级职务。他的欣然接受邀请出任西泠印社社长，使百年西泠又找到了一杆历史的标尺。可以想象: 学术、业绩、身份、名望、地位方面都是国内外公认第一的启功先生作为一种历史空间定位，与西泠印社百年史的时间定位，一旦产生交叉，将会为今天的西泠印社带来何一种高度与何一等的机遇。并且，借助于启功先生在海内外的巨大的“领袖”影响、特别是身居北京首都的优势，西泠印社的活动，天然地会具备全国性的覆盖面并拥有国家级的高度。它对于我们继续谱写西泠印社新的百年历程，将具有无与伦比的价值与意义并提供了一个高层次的出发点。 　　梳理了六位西泠印社社长的情况之后，让我们再来关注西泠印社四位创始人的情况。 　　(二)西泠印社的创社四君子 　　作为一个整体，西泠印社的四位创始人不但对印社的贡献无与伦比，而且自己也都是某一方面的专家。他们虽未达到“领袖”的高度，但作为一代名家特别是组织活动家，自有“领袖”们也无法替代的作用。 　　丁仁在西泠印社史的四君子中位列“班首”。几篇《西泠印社记》对四君子的排列顺序，或是丁、王、吴、叶(吴昌硕)、或是丁、吴、王、叶(呈钱塘县杭州府文)，王与吴的排序互有前后，但对丁仁居首则均无异词(胡宗成《西泠印社记》排列是叶、吴、丁、王，大约是依年龄而列)。之所以将丁仁排列领衔，至少有一个理由是极为充分的: 他出身世代书香。杭郡丁氏“八千卷楼”“后八千卷楼”“小八千卷楼”及“善本书室”，是当时钱塘文化界极重要的一个记录。而丁仁之祖丁申、丁丙在收藏古籍图书之时，也收得浙派领袖丁敬的印章72方，至丁仁之父丁立诚，又续收黄小松、奚铁生、蒋山堂及陈秋堂、陈曼生、赵次闲、钱叔盖的印章，先编成《西泠四家印谱》，后又增补各家印至500方，遂成《西泠八家印谱》。迄今为止，还是最权威的本子。丁仁刻印自辑《鹤庐印存》四册，足窥其铁笔涯略，丁仁集印除西泠八家印之外，兼集浙中印人的书法、文人画、尺牍、书籍等，显见得是一种文化的视角。至于他创立西泠印社之功勋卓著之外，还建造丁敬像、邓石如像，并刻印人画像等，还集拓《杭郡印辑》《丁丑劫余印存》等，又对商甲骨契文情有独钟，其甲骨文书联曾广为时贤所瞩目。此外，丁仁在上海还在印刷方面有煌煌业绩——欧体仿宋聚珍活体铅字的发明者，即是丁仁。中华书局出版《四部备要》《二十四史》《古今图书集成》，所用的皆是这套字模。概言之，丁仁以世家子的地利人和之便，在创社、集印、制谱又刻印这些方面，无愧为创社四君子之首，且许多贡献还具有开创性质。 　　王在西泠印社四君子中，是以地道的篆刻创作家享誉于时。若论创作而能进入近代印学史篆刻史，四君子中唯有王有开宗立派之功[5]。王也是世家大族出身，其父王同伯为光绪丁丑进士，历任杭郡各书院山长。王自幼承家学，喜篆刻，又与丁仁同事沪杭铁路局，再与唐醉石同供职于国民政府印铸局，为制“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印”等，篆刻家而以职业为之，王在当时可称典范。也正是在印铸局之时，他与陈宝琛、陈叔通、罗振玉、马衡等皆为挚友，从而形成了王初创西泠印社之后的又一个高峰。金潜庵办湖社有《湖社月刊》，王为顾问; 马衡等参与整理清宫内文物，王又与容庚、沈尹默、丁佛言共事其间。直到30年代，他由京返沪、设帐课徒，以铁线篆与浙派正宗面貌盛行天下，对已有的西泠八家印风，有存亡继绝之大功，而对于近代印风，则有开辟风气之力。特别是在40年代之后，由于吴昌硕、黄士陵、赵叔孺相继谢世，他成为当然的印坛领袖，其门生子弟遍布天下，北京有顿立夫、徐之谦; 上海有吴朴堂、高式熊、江成之、徐家植、秦康祥; 杭州有韩登安，可谓集一门之盛。在民国以降的百年间，能自成一军并且帐下名士俊彦如云的，除吴昌硕、赵叔孺之外，王是声势最大者。又加之他享高寿至81岁，长期生活于沪上而遥领西泠，有印社的体制在，自然也为印风与门派的强盛增色不少。此外，王用功极勤，存世印章也最多，仅《福庵印稿》存印在12000方左右，而他手订的自治印谱《麋砚斋印存》有20巨册，以80年的历史长度，几万方篆刻印蜕，表明王在篆刻界拥有四君子中其他人所不具备的艺术宗匠的影响与威望。在100年印史中，是不会没有他的重要地位的。 　　叶铭与吴隐的情况稍有不同。他们均非书香出身，也没有朝廷功名。甚至，他们也还算不上一般意义上的“士子”——叶铭与吴隐，都是“刻碑”的工匠职业出身[6]，而刻碑的“刻工”，自然是无法跻入士林。但也正因为有一手刻碑的手艺，总是文墨艺事，故尔又能有机会“与诸君子游”，于是也才有可能在创办西泠印社方面作为中坚并且有足够的见识与手段。 　　叶铭在西泠印社初创时筹建“山川雨露图书室”，“以供同人研究印学和集会栖息之所”，其后丁仁、吴隐、王相继赴沪赴京发展，而叶铭则据守西泠，虽仍以刻碑为业，却为孤山上的景观建置不遗余力，40年如一日，担任督造守护之责。四位创始人中，若论与西泠印社朝夕相守、精心建设、悉心维护之功，无人能出叶铭之右。而他本人在40年间也不断钻研铁笔，有了大量的创作印谱，如《松石庐印汇》《铁华庵印集》《逸园印辑》，及手摹《周秦玺印谱》等。至于理论研究方面，叶铭不似王只关注古文字学部分而多作《说文部首检异》《麋砚斋作篆通假》之类，反而对文献检证与编撰花费了大量精力，从而体现出了相当的文人士大夫风采。比如，叶铭曾修纂过最早一部《西泠印社小志》，是现存《西泠印社志稿》的底本，可谓是为印社史保存了最早的第一手史料。而他又编著《金石家传略》《说文目》《叶氏印谱存目》等，都是较为正宗的著述家风范。而最值得称道的，是他辑《再续印人传记》以继周亮工《印人传》、汪启淑《续印人传》两先贤的著作，上起元明、下止近世，共得551人，后又增补50人; 其后又屡作扩展，共集得历代印人计1886人，合为《广印人传》16卷。可以说: 在历代印人研究方面，叶铭的《广印人传》不但足以在四君子中鹤立鸡群，即在近代印学史中也无匹敌者。尤以一个刻碑为生的匠人而有如此学术业绩者，诚为大难事也，即此一项，他就是当之无愧的名家。 　　吴隐的情况最为特殊，在创社四君子中也最特立独行。 　　作为以刻碑为业的职业工匠，吴隐有过许多令本行人艳羡的业绩，如《创建长山书院碑记》《葛府君家传》等，年纪轻轻即已在这一行中崭露头角。他还在21岁时与叶铭(也是21岁)合刻《重修姜村席村二堰碑记》，足见两人原有很好的私谊。吴隐在刻石方面另有一项创举，即是将古今名家楹联三百缩刻于石，名《古今楹联汇刻》，风行于世，又适见出他是一个绝顶聪敏的才俊之士。从少年时家贫而在杭州碑铺学艺镌刻以求谋生，到自出新意刻古今楹联，又足以证明他不是一个在艺术上安分守己的人物。此外，他早早地就赴上海谋生，刻碑刻到大都市去，又见出他有着从商必需的精明头脑。故尔西泠印社在倡议与创办时，他是“由沪归”、“由沪遥通声闻，以张其事”，而叶铭是在杭州本地，一主一客，立场已有所不同也[7]。 　　吴隐刻印不多，好像也并不在意能否当个篆刻家。虽有《遁庵印存》《吴石潜摹印集存》，但论印则未见出色。他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创制优质印泥，为当时的印学研究风潮推波助澜，提供了一流的物质条件。“潜泉印泥”“美丽砂印泥”的成为名牌，自与吴隐的经商才能分不开。(二)创办印刷企业，出版了几百种名家印谱与古铜印谱，且质量上乘，广为时人所爱。又出版大规模的典籍《遁庵印学丛书》《遁庵金石丛书》，将古来的印学古籍“一网打尽”，普及印学功不可没。(三)为西泠印社的孤山社址建设出力出资尤多，使西泠印社能有今天这样的景观建筑规模。而这三项，皆是印社四君子中其他三位所不拥有的业绩。从一个刻碑的工匠到拥有印社中最宏大的“文化产业”，吴隐以他出众的才华为我们留下了一个十分独特的范例。 　　至此，对于创社四君子的煌煌业绩，我们大致可以作一归纳以清眉目: 　　丁仁有定位之功，王有标示之绩，叶铭有守护之劳，吴隐有联络之力。这四位名家，对西泠印社而言，真是珠联璧合，相得益彰。试想想: 即使是吴昌硕这样的大师，纵有通天之力，又岂能同时兼顾四者？ 　　(三)西泠印社的中坚力量 　　在有社长名衔的六位巨匠大师，和有创始人身份的四君子之外，西泠印社还有一大批热心社务，钻研印学的艺术家与社会活动家们。其中，有“副社长”身份的前辈们，如方介堪、方去疾、王个、傅抱石、潘天寿、钱君、诸乐三等，自然是此中的首选人士; 而另一些没有这一名分的，如张鲁庵、韩登安，尚健在的在解放前入社的高式熊、江成之先生，则又是此中的重镇。当然，像傅抱石、潘天寿、王个、诸乐三等都有刻印的记载甚至有印学著述的记载，但通常我们多以画家视之而不是以篆刻家视之，因此作为印社的“中坚”，可暂时置而不论，留待后议。而对于专以印学名于世的方氏诸昆仲、钱君与张鲁庵、韩登安或还有秦康祥、阮性山等，当然还有健在的高式熊、江成之先生，则当然应在我们首论之列。 　　先来看印社史上十分引人注目的方氏三兄弟现象。 　　据方去疾的回忆[8]，丁亥(1947)春温州永嘉方氏一门“亲戚兄弟五人同为西泠印社社员，在当时传为佳话”(《九十年的变迁——代序》)。五人为谢磊明(外舅)、叶墨卿(表兄)、方介堪、方节庵、方去疾五人。五人中方介堪与方去疾后均出任西泠印社副社长。这当然更是“佳话中的佳话”。 　　方氏三兄弟中，方介堪年最长，方节庵次之，方去疾最小，后二“方”为胞兄弟。方介堪自幼即以鬻印自给，20多岁赴沪，入吴隐在上海开设的“西泠印社”书肆任出版部主任。又投入赵叔孺门下专攻铁笔，后又至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授篆刻课。其印风也开始由博而专，对古玉印的印风进行了深入研讨，还辑《古玉印汇》及《介堪手刻晶玉印》，在上海时，几乎每年皆辑自刻印成谱。直至晚年深居东瓯，还日日治印不稍懈，故尔称方介堪为正宗的印人、篆刻家，是最恰当的定位。方节庵与方介堪为堂兄弟，亦同时由温州到上海，入西泠印社书肆学艺。而以印谱出版为最主要的业绩。其后，由于西泠印社书肆出版部吴熊无心此道，发展受到限制，于是方节庵于1935年自立门户，创办“宣和印社”，出版了《介堪手刻晶玉印》《谢磊明印存》《胡邻印存》《吴昌硕印存》《缶庐印存》《徐星洲印存》等，其中尤以《晚清四大家印谱》为最有影响。此外，宣和印社精制“节庵印泥”，也广为时人所推许[9]。可惜方节庵于1951年方39岁时英年早逝。与方介堪相比，方节庵显然不以创作见长，但他的出版印谱之精，制作印泥之优，却是斐声印坛的。方去疾是三兄弟中最小的一位。在解放前的西泠印社活动中，因为年龄他还不可能有所作为。1947年方氏三昆仲同时参加天下第一社“西泠印社”之时，他也还只是一个年轻人。但在后50年之间，方去疾利用他在出版社的专业地位，和在上海书法篆刻研究会中的影响与威望，不断组织各种篆刻专业创作活动与普及印学活动。比如他组织刻《农业学大寨印谱》，倡导简化字入印，汇辑《新印谱》各集，又精心编选出一部在80年代作为篆刻学习最权威的启蒙教材《明清篆刻流派印谱》。在持续不懈地从事篆刻艺术事业的40年之间，他几乎成了上海篆刻界的领袖，还当选为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可以说: 方去疾的“后发效应”，使他在占地利之便、又取独擅之胜方面，比起方介堪、方节庵来有着无与伦比的优势。至少在中国篆刻史的20世纪80－90年代之际，若论篆刻的代表人物，是首先会想到方去疾的。 　　方氏三兄弟，或再加上谢磊明、叶墨卿，在中国100年篆刻史上的地位与作用，还有待于我们去重新认识与发掘——只要看到三兄弟中除早逝的方节庵之外，其余二“方”在1978年双双当选西泠印社副社长，即可明了他们在印人心目中的威望。他们作为一个“集团”性的存在，或可与建社初期的杭州高氏家族相媲美。杭郡高义泰绸布庄高家有六兄弟，世有“高氏三绝”之称，一是高时丰，善画松；二是高野侯，善画梅；三是排行第六的高络园，善画竹。其余四是高时衮，五是高时敬，也皆长于丹青。但一、二、六三昆仲皆为西泠印社中人，或为社员或为社友，于篆刻铁笔皆独步于时。如知名者有《乐只室印谱》《方寸铁斋印存》等，而各名家印谱中，高氏为序跋者又甚多，当然也是一个明确的“集团性”的存在。只不过相比之下，仁和高氏昆仲只是把自身的活动定位在文人风雅、铁笔自娱的层次上，而永嘉方氏则以弘扬、发展印学为己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形成重大影响并发挥主导性作用，因此永嘉方氏三兄弟明显地更具有历史的厚重感。 　　再来看处于百年印社史中期的另一个“群体”——以张鲁庵、秦康祥、高式熊为核心的“中青年”群体。 　　早在1948年初，寓居上海的王福庵与门生子弟多有交流往还。由张鲁庵、秦康祥二位发起，准备为西泠印社篆刻一部四册《西泠印社同人印传》。王福庵闻讯大为高兴。遂确定名单，由张鲁庵提供印石与连史纸、印泥; 秦康祥负责文字编写等文案工作; 而由高式熊负责篆刻。其间文字订讹、印稿审核、印谱成书样式、边款小传刻镌，均由三人合力完成后交王福庵提出修改意见，最后定稿。《西泠印社同人印传》中，除有社籍登录者外，还出现了一些于印社支持资助有贡献者的名册，共计有220方之多。应该说: 这是一份绝顶珍贵的、并且在40年代(即早于《西泠印社志稿》)即已成形的系统史料[10]。 　　50年代初，高式熊在《西泠印社同人印传》的基础上，又刻镌成一套以西泠印社景点名胜(斋馆楼阁)为题材的印谱，意在以景配人，相得益彰，取名曰《西泠胜迹印谱》，可见在上海，这个群体一直活跃在印坛上，尽管限于当时的时势，活动范围不可能太大也罢。 　　除了刻成套的以西泠印社为主题的印谱之外，上海的这个“群体”所做的另一件大事，是编撰《西泠印社志稿》。 　　早在印社开10周年成立大会的稍后，1915年之际，叶铭、丁仁、王即共同撰写过一部《西泠印社志》，共分“建置”“掌故”“人物”“艺文”“规则”“藏”“志余”等，但此志编成后未及印行，原稿即告散佚。其后，叶铭曾编成过《西泠印社小志》，流传亦不广。直到1957年，由王福庵主持，秦康祥、孙智敏等上海“群体”曾共同整理原有资料，终于由秦康祥执笔，完成了迄今为止最为权威的一部《西泠印社志稿》。共分六卷: (一)志地，(二)志人，(三)志事，(四)志文，(五)志物，(六)志余。卷前有王高足吴朴双勾赵之谦书风“西泠印社志稿”六字，孙智敏作序，后有王与秦康祥二跋。从《志稿》所涉的内容来说，当然不可能是1947年才入社的张鲁庵、高式熊等青年才俊们所能经历与把握的。且张、高等均热心篆刻自身的内容，不太注重文字材料与文献; 而秦康祥却是于文字文献有特殊的嗜好。他虽然也是1947年入社，却一直承担着文献整理的许多工作。比如刻《西泠印社同人印传》，边款所刻的人物传文字，即是由秦康祥任其职的。且秦氏作执笔时，叶铭也寓居上海，“晨夕盘桓、备闻绪论，缘是尽读社中金石文字”(《志稿》跋)。有这样的条件，秦康祥在王、叶铭二翁的指导下编成的这一部《西泠印社志稿》，自然有较高的可信度。当时的上海“群体”中，除王、叶铭外，应该列出姓名的有张鲁庵、秦康祥、高式熊之外，或许还有孙智敏、吴朴等。而方氏昆仲虽然当时也在上海，但因为是与吴隐、吴熊等交往，身在西泠印社上海书肆(或自办宣和印社)，却反而未能参与这一群体，尽管方氏昆仲也是在1947年丁亥由王、叶铭介绍入西泠印社的也罢。 　　上海有一个以张鲁庵、秦康祥、高式熊为核心的，又有王指导的“群体”之外，在杭州，也有一个同出于王之门的“群体”在活动。这个杭州“群体”的努力，直接导致了西泠印社后50年的兴旺发达。它的核心人物，是韩登安与阮性山、沙孟海。 　　若论入社时间，韩氏昆仲韩登安与韩君左，是早在1933年时即加入西泠印社。早岁学徒，得叶铭与高野侯指点，从17岁开始即每年辑成《登安印存》持久不衰，直到1933年，才赴上海拜王为师。但由于年辈关系，王一直不以弟子视韩登安。由于学徒时有过工艺的积累，故韩登安在印钮、边款方面都有独创。而在印文方面，他以说文篆入印，而独以大印多字为胜，1979年行世的韩登安刻《毛主席诗词刻石》印谱，每印刻一首诗，共计35印，最多每印要刻114字; 如此绝技，恐怕当世难觅第二人。 　　韩登安是在40－50年代之间，由于西泠印社主持乏人而成为总干事的。当时王、叶铭等因抗战避居上海，社长马衡又远客京师。在杭州西泠印社孤山社址必须有人主持，故有沙孟海先生在《西泠印社85周年碑记》中所述: 是“马先生远客京师，韩登安先生以总干事处理日常社务”。在抗战结束后几年战争之时，韩登安竭尽全力，在1947年补行西泠印社四十周年纪念活动之时出了大力。此后又是解放，一段时间内西泠印社被禁止活动，处于停顿状态，直到1956－1957年之际，才又恢复西泠印社活动，而改由政府直接领导。当时成立筹委会共有成员七人，张宗祥、潘天寿、沙孟海、陈伯衡、阮性山、诸乐三、韩登安，又以韩氏充秘书之职，具体主持印社日常事务。正是在他的努力下，西泠印社才会在1963年的60周年大庆之际重新展现出煌煌大国气象，从而真正为篆刻史作出了存亡继绝的历史性贡献。那么，我们可以为韩登安的社史经历作一概括: 作为一名老社员，他是“受命于危难之际”，在抗战后期和解放初期这两个印社正处于停顿、形同虚设甚至面临解散或自然消亡之关键时刻，以天下为己任，凭着一己的努力，又广泛联络同道，争取社会各方支持，奔走呼号，尽心尽责，这才保住了西泠印社的一脉香火。从而使西泠印社再次走出困境，走向一个蓬勃的未来。而韩登安自己也在这一时期积极恢复印泥制作生产，又专心刻成《西泠印社胜迹留痕》印谱，这部印谱以“志地”而足以与高式熊镌刻的《西泠印社同人印传》的“志人”相辉映，从而成为西泠印社中期在篆刻创作方面的“双璧”。 　　此外，在当时的杭州“群体”中，除政府派出的领导干部如王树勋等作用也很大之外，沙孟海是以学术形象介入西泠印社——几次大活动，都指定他担任主讲，如著《印学形成的几个阶段》，如撰述《印学史》，如在吴昌硕印章捐献西泠印社时重点谈吴昌硕的篆刻艺术，如社庆六十周年时承担“篆刻艺术的源流及其发展”的报告题目；而阮性山则在联络各处动员向西泠印社捐献文物书画、丰富社藏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11]。根据现存资料，在韩登安这个“群体”中，无论涉及印泥生产、筹备社庆、恢复景观等甚至发展新社员，还是争取领导支持、递交各种申请报告诸方面，一定会有几个人的身影。韩登安以外，沙孟海、阮性山、诸乐三、朱醉竹等，皆是此中的核心人物。相比之下，张宗祥、潘天寿等要么是德高望重的老辈，要么是身居要职，虽有兴致却无暇分身; 相比之下，总是以这个工作班子为实务而有具体的工作成效。 　　讨论完方氏三兄弟、上海群体与杭州群体之后，我们还想提出一个于西泠印社后50年至关重要的人物——他并不是社长理事，甚至也不以篆刻开宗立派，与印社的社长、创始四君子们也没有个人的渊源。但正是这位社员，对西泠印社恢复活动之后的六十周年大庆直到今天的印社建设，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最至关紧要的大作用。这位社员，就是张鲁庵。 　　穷毕生精力，这位杭州“张同泰”药行、益元参行名号的贵公子只钻研印学，除了自己亦攻铁笔，有印谱传世之外，他以个人之力收聚购集的古印谱达460多种，所收藏的古印章也有1500余方。其中传世最珍贵的海内孤本印谱，即不下十数种。在他暮年时即有将印谱捐献国家之愿，经过西泠印社长老曹漫之等的多方协调，这批印谱与古印终于在1962年由上海送至杭州，入藏西泠印社。由张鲁庵遗孀叶宝琴遵其遗愿捐献印社的，共计秦汉铜印305方，名家印作1220方，印谱433种约2000余册，其中明代精拓印谱与各种孤本、善本等，约有33部200余册。印谱的捐献事迹在海内外被争相报道，从此，“天下第一名社”西泠印社又多了一个标志性的记录: 印谱所藏天下第一。我们完全可以想到: 有着一个风景秀雅的孤山社址，有着一批海内外堪称一流的名家大师，有着100年的社史记录，如果缺少一流的收藏，该是多么令人遗憾的事; 但是现在，张鲁庵以他的无私捐献，及时地填补了这一缺项，这又是一种何等伟大的情怀与壮举！ 　　眼见得在政府领导下，西泠印社从萧条走向辉煌，大有希望。在此之前，吴东迈、王个向西泠印社捐献了吴昌硕的画41件、书法35件、篆刻32件、手写诗稿2本、手刻端砚1件、生前用物48件、诗集版片279块，作为对1957年成立的孤山吴昌硕纪念室陈列品的展示、兼纪念吴昌硕诞辰120周年。一时间，社中诸贤无不奔走相告，各种捐献鱼贯而至…… 　　这就是西泠印社的中坚力量！有这样一批无私奉献的社员，西泠印社无往而不胜！ 　　同样地，有一批领袖级名人出任社长，有像创社四君子的精诚合作的业绩，还有一批默默无闻埋头苦干不求酬报不求闻达的社员，西泠印社100年的社史是怎么被谱写至今的，其中缘由不已经是一清二楚了吗？ 　　五、西泠印社与近现代文化名人 　　与社长们、创社人与中坚人物们对西泠印社的大贡献相比，还有许多热心之士的作用，在西泠印社史研究中也不可忽视——如果说: 领袖级大师与中坚力量们的努力，是从篆刻艺术内容或西泠印社社史内部着手的话，那么许多文化名人、政府官员等的热心襄赞极力推助，则不妨被看作是来自西泠印社社外的提携与声援。一个西泠印社的存在不是孤立的，它是有篆刻界与文化界的支持作为支撑的。而篆刻史本身也还不是孤立的，它又是由整个社会结构(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各界)来加以支持与定位的。看不到西泠印社史100年历程中来自社外、篆刻界之外的支持与声援，我们就不能说是具有真正的历史观念与历史视角的。一部西泠印社史，不应该少却这些文化名人、社会贤达的名字。 　　(一)西泠印社史中的学术名流 　　与篆刻作为艺术的学科定位相比，“学术”主要是指非艺术创作的那些内容。比如古文字、古文献、金石学、古器物学、历史学等的内容。通常而言，与篆刻艺术创作紧密相连的篆刻艺术或印学理论，当然也不应该被主要包括在我们这个“学术”之内，而最多不过是点缀而已。 　　据此看来，则西泠印社第二任社长马衡，本来即是学术中人。他除了有《凡将斋印谱》《庐印稿》以示篆刻家的身份之外，更多的业绩却是地道的学者派头的。撰《中国金石学概要》，任北京大学教授兼研究所国学门考古研究室主任主讲金石学，对汉魏石经用功最深，于石鼓文、度量衡、铜器研究均有新发明，又从汉代简牍上溯古典书籍形制而撰有《中国书籍制度变迁之研究》。此外，还为抢救清代大内档案收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出力独多，在任职北大时还兼图书部主任，古迹古物调查会(后又改名考古学会)会长; 其后进入故宫博物院先任古物陈列馆长，1932年又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所有这些工作，都是并非一个艺术家所能胜任的。作为一个学者的马衡所拥有的形象，远胜于作为一个艺术家的形象。即使是在谈篆刻时，马衡也仍然不失一个纯正学者的风范，比如他在《说文月刊》(1944)上发表《谈刻印》一文时，即明确指出: “余尝闻之人曰: 某人善刻印，今之金石家也。一般人以为刻印即是研究金石。其实，金石二字岂是一支铁笔(刻字刀)与几方印石之谓？依此解释，未免浅视金石学矣。”在讨论篆刻时却如此地扬金石学之学问而抑刻印之技艺，显见得骨子里有一个学者意识在发挥强烈作用。拥有像这样的学术眼光，再来担任西泠印社社长，我以为不但不会导致篆刻创作价值的被忽视，相反还会极大地提升篆刻艺术应有的品质并予它以一个恰当的定位，这就是学者的功用。 　　张宗祥当然也是此中的佼佼者。精于典籍版本目录校勘之学，又为文渊阁四库全书的增补抄存使之“完璧”立下汗马功劳，又担任京师图书馆馆长、浙江图书馆馆长，作为一个学界名流，他的书法篆刻只是一种“余技”而已。这样的定位当然使张宗祥更贴近于学界本色而不同于一般的篆刻艺术家。那么相对而言他更近于马衡而不是吴昌硕。 　　在西泠印社百年史的前半期，印社社员中能以学者称之的，如黄宾虹、经亨颐、陈伯衡、葛书徵、马一浮、邵裴子等，皆各展所长，以学术立身，于印社的社会影响与地位的建立功莫大焉。 　　黄宾虹在现在，是被当作伟大的画家来对待的。但在民初30－40年代之时，他的山水画并不被时风认可，而他主编《美术丛书》三集共数百卷，撰写《古画微》等理论著作，甚至自己编印《宾虹草堂藏古玺印选》之类，却是被时贤反复称颂的。其中，尤以黄宾虹发起并参加“南社”志在反清的政治态度以及与名流志士的结交; 以及他在上海时报、神州国光社、商务印书馆、有正书局期间，编印《国粹学报》《神州大观》等所拥有的影响; 还有他执教上海美专、新华艺专、昌明艺专、北平艺专、国立艺专的经历与桃李遍天下的声势，所有这些因素综合起来，才是一个学术功底深湛的文人士子的黄宾虹。在西泠印社中，黄宾虹应该是一个于古玺印有深厚研究，但同时又具有深广的学术交往的一代学界、艺界名流。这与单纯的以篆刻为专业的社员相比，是有着明显区别的——在四君子看来: 他还是“槛外人”，但却是有分量的、受人尊重的“槛外人”。 　　经亨颐亦是“南社”社员，早岁即能治印，参加西泠印社也很早。但他的主要成就是在教育。留日回国后即为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务长，又兼任校长并任浙江省教育会会长，再赴国民政府任教育行政委员，代理中山大学校长。但这些后兼的学校教职都不足以概括经氏的教育成就。他的行踪中最为关键的，一是任浙江两级师范的教务长与校长，因为正是在这一期间，浙江聚集了李叔同、夏尊、陈望道、马叙伦、姜丹书等教师，又培养出了如陈建功、潘天寿、丰子恺等优秀人才。二是创办上虞春晖中学，更是聚集了一大批名师如朱自清、朱光潜、刘薰宇、夏尊、丰子恺等，成为当时文化人聚集的名校。以至于当时有北“南开”、南“春晖”的社会声誉。由是，作为民国初年由政治家转为教育家的一个典范，经亨颐是近代教育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存在。 　　陈伯衡在解放后的西泠印社恢复活动与60周年大庆筹备委员会中有记载，但过去对他的生平经历一直语焉不详。在清末到民国时期，他是官场文牍方面的专门高手。又任西湖博物馆历史文化专员、浙江省通志馆通纂、浙江省文管会委员。他的学术，主要集中在金石学特别是碑版之学方面。有《历代篆书石刻目录》《枫树山房帖目补编》《金石述闻》《两浙碑碣志》《石墨楼金石见闻录》等，而其功力最深的，则是碑版拓本“黑老虎”方面的造诣，可称得上是两浙地面上首屈一指的人物。而对地域文献中记载的摩崖书迹，屡以地方志乘及笔记等先作印证，再亲临考察，每有新的心得，而不同于一般耳食之徒。民国时余绍宋编《东南日报》副刊《金石书画》，依靠陈伯衡的支持，每期皆刊发他的“石墨楼藏拓”，连载数月仍不消歇，曾被传为艺林佳话。故尔陈伯衡很早即加入西泠印社，在50年代之所以出任西泠印社筹委会委员，想来应该也是基于这个金石碑版之学的理由而不会是篆刻艺术创作或印学研究的理由——它是学术的、而不是艺术的。 　　葛书徵是平湖世家，祖传“传朴堂藏书”家业，内分“守先阁藏书楼”与“爱日吟庐书画楼”两部分。后日益增扩规模，藏书达到40万卷，其中宋版书，孤本善本书籍约有4000多种，其父与商务印书馆张元济为儿女亲家，故商务印书馆刻印之书，每取“传朴堂藏书”为之，于此可见平湖葛氏的威名。至于其藏书画，由名画家陆廉夫整理编目，亦有两种目录传世。有这样的典籍与书画收藏，于印章收藏自然也是一个大项。葛书徵在印章收藏方面的规模，可以以他所辑的六种原钤印谱为证。1925年辑成《传朴堂藏印菁华》12册，后又辑成吴让之赵之谦所刻的《吴赵印存》10册，1939年又与丁辅之、高络园、俞序文等合辑成著名的《丁丑劫余印存》20卷，计273家1900方印，后在1944年又与胡淦辑成《明清名人刻印汇存》12卷，这些印谱均为选印精工、钤拓精良、装订精美的传世名谱，作为一个西泠印社早期社员，葛书徵的典籍收藏、书画收藏特别是印章收藏，堪称是无与伦比——与吴隐等出版印谱是借印编谱不同，葛书徵的印谱均出家藏而无重复之例，这一点是尤为珍贵的。60年代初，年已老迈的葛书徵还向西泠印社捐出明清名家刻印43方，其后，葛氏夫人又将“传朴堂”所藏吴昌硕刻田黄印数方再次捐献印社，表现出一个老社员的崇高风范。考虑到葛氏自己不擅刻印而只是集拓印章，我们也将之归为广义上的学术范围中一并论列。 　　马一浮是一代国学大师。在西泠诸学子中鹤立鸡群，称得上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大学者。马一浮精研佛理、淹贯典籍，又寓居西湖广化寺，专事攻读文澜阁《四库全书》，此外，马一浮又曾赴上海习英文法文，与谢无量、马君武共办《翻译世界》，再赴美国、日本、德国，大量攻读西方名哲的经典著作，还自学拉丁文、西班牙文等，成为一个博通七国文字、又精于各国哲学历史的超一流学界泰斗，梁启超誉为“千年国粹，一代儒宗”，沙孟海推为“现代中国硕果仅存的一位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大儒”。传世著作，有《泰和会语》《宣山会语》《复性书院讲录》《濠上杂注》《老子道德经注》《蠲戏斋佛学论著》等，且以六艺(诗、书、礼、易、乐、春秋)、四学(玄、义、禅、理)自许。即以其所涉范围，已是宏大无比，一般人断然无法企及; 倘再要论其深邃洞明，则更是超乎侪辈，从而成就一个盖世无双的马一浮。马氏在民国时期隐于市，建国后任上海市文管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长。在西泠印社，则交往契厚者为李叔同与丰子恺。而在西泠印社于50年代恢复活动、筹备印社六十大庆之时，在张宗祥、韩登安、阮性山、沙孟海们讨论事宜时，也时时可窥马一浮热心参与的身影——这是一个学富五车的身影，是西泠印社亟需要的一种特殊的身影。 　　邵裴子作为西泠印社老社员，外界知之不多。其实他早即中举，又公费赴美国斯坦福大学，毕业回国后任浙江高等学堂教习、教务长、校长，第三中山大学筹备委员，浙江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浙江大学副校长、校长，浙江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浙江省文史馆副馆长。在浙江教育史上，他是以创办浙江大学而被载入史册的。作为教育界的元老，他又有藏书与藏印的嗜好。藏书宏富，后捐献浙江师范学院即杭州大学前身; 而藏印则全部由后人捐献浙江省博物馆。建国后，邵裴子以地方文化领袖的名份参加西泠印社活动，以其声望崇高，而为印社贡献甚多，特别是在印社于50年代恢复活动、到60年代举行社庆期间，协调省市领导与西泠印社的关系，求得社会各界的支持等等方面，有过十分重要的作用与影响。故在当时西泠印社恢复活动之初，是以张宗祥、马一浮、邵裴子合称“湖上三老”，是以他们为年长的一辈，而以韩登安、阮性山与沙孟海、诸乐三为较后的一辈的。 　　印社六十大庆以后直到世纪末的40多年之中，学术界的名流大师仍然不断加盟印社，使西泠印社的学术氛围得以进一步持续与发展。比如罗福颐、谢稚柳、商承祚、徐无闻、顾廷龙、郭绍虞、陈从周等已故社员，皆在学术界有着鲜明的学术形象与专攻范围。如罗福颐在印谱学与古玺印学方面、谢稚柳在书画鉴定与书画史方面、商承祚在古文字学方面、徐无闻在春秋战国文字方面、顾廷龙在典籍与图书馆学与目录版本之学方面、郭绍虞在古典文学批评史与诗话词话研究方面、陈从周在古代园林建筑方面，无不是顶尖的学术领袖一代权威，他们曾经活跃于西泠印社的身影，与社长中如马衡、张宗祥、沙孟海、赵朴初及启功先生等相呼应，使西泠印社拥有了一个学术的铜墙铁壁。可以说: 只要学术不倒，西泠印社作为“天下第一社”在历史上就不会倒。 　　在西泠印社的百年史中，还有一些学界名流，是未有正式加入西泠印社成为社员的身份，但却由于各种关系而与西泠印社有过联络或往还的。据社史记载: 早期西泠印社史中，有王国维、鲁迅、余绍宋、杨守敬、朱孝臧、李瑞清、沈曾植、冯君木等，还有一位外国闻人印度泰戈尔，中后期的学者则有郭沫若等文化界的大师名流。他们的学术活动中都有关于西泠印社的记载，对我们而言，是难得的珍贵史料。兹分别论述之: 　　首先是王国维。王氏为一代学术泰斗，近代新史学的开山。王国维曾在寓居上海时到过西泠印社，是近代学人中较早关注西泠印社者。他与印社的缘分，大约应该与他置身于上海文人墨客之圈有关系。他还为西泠印社留下过一首诗: 是为陈豪(止庵)所作《西泠印社图》作题。【壬戌】 　　踏弩飞云事事新，行都社事记纷纶。 　　如今百技都消歇，管领湖上归印人。 　　把臂龙泓共入林，缶翁图像写倭金。 　　何由更复吾邱魄，湖水西泠深复深。 　　估计应该是在沪上或杭州期间，应友人约为此图作题。在当时，许多并不专攻篆刻的大学者们，都因此而留下了咏西泠印社的篇章。比如李瑞清题“遁庐”，沈曾植作“缶翁像赞”，朱孝臧作“《西泠印社图》咏”，冯君木作“与诸子会饮西泠印社”等，皆属此类。兹各引诗句如下: 　　李瑞清题“遁庐”: 　　天地有正气 山水函清晖 　　集文信国谢康乐句，戊午十一月清道人 　　沈曾植作“缶庐像赞”: 　　缶庐之画， 发挥其诗， 诗度他方， 　　未绣弓衣， 画合天倪， 云垂涛泻， 　　安吉一灯， 分光日下， 怀铅和墨， 　　人人家家， 不会翁诗， 践尔乃差。 　　金容，我来自东，苦铁为铜， 　　铅泪在胸， 攻金朝仓， 筑亭王震， 　　注视翘勤， 礼翁若圣。 圣阿弥陀， 　　邻洞炳然， 代身阳迈， 长侍佛前。 　　朱孝臧也有咏《西泠印社图》: 　　微闻汉印关兵象， 心尽雕龙老斫轮。 　　留得西泠干净土， 家风梦篆有斯人。 　　冯到过杭州西泠印社孤山社址。他有两首记实诗，颇具史料价值: 　　与李霞城(镜第)、赵芝室(家荪)、陈玄婴、叶叔眉(秉良)、胡君诲(良箴)、何秋荼、家仲肩(堪)、王幼度(积之)会饮湖上西泠印社，林亭水石，布置绝胜。赋诗记之。【壬戌】 　　五步林亭十步楼，真堪席作敖游。 　　婵嫣佳境心能造，离合山光目与谋。 　　弹指空中思往日，题名石上贺兹邱。 　　习池会饮都非偶，潦倒清尊惜白头。 　　湖上杂诗，孤山瞻吴缶庐遗像: 【己巳】 　　良金范象孤山陲，手掬寒泉一荐之。 　　忽忆小楼灯皎皎，茗瓯清对夜阑时。 　　杨守敬也是一代学宗，他在上海与吴隐有交往，还为陈豪的《西泠印社图》作跋: 　　山阴吴石潜精篆刻，……尝以其秦汉印选及《西泠八家印谱》赠我，知其与杭州丁辅之结社有年。又出其《西泠印社图》属题，亦余旧友陈君兰洲笔也。余刻日归鄂，不及作诗文，倚装书此志之，宣统元年五月十一，杨守敬。 　　之所以不厌其烦详引这些诗文，首先当然是基于作者的身份: 王国维是近代史学开山，在甲骨文、上古史研究方面，独步百年，后无来者，而于哲学、美学、词学、中国戏曲史、文字学等，都有开创性的建树。李瑞清曾为两江师范学堂总督，是创办新教育的开风气者，又以遗老身份在上海，以书法名家。沈曾植为清季大儒，在西北史地、音韵训诂、佛道医、古代刑律、版本目录之学及乐律之学皆有一代宗师之称。冯君木()是沙孟海的老师，一手汉魏风格的古文享誉沪渎，在1925年即组上海修能学社任社长，诗文皆为时所称。至于杨守敬，更是于北碑书风极有钻研，在日本掀起北碑旋风，被称为“日本书道近代化之父”。而编《古逸丛书》，撰《日本访书志》，皆是于古籍目录版本、金石考据舆地之学极有贡献的大家。朱孝臧则为一代词宗，其《村丛书》和精湛的词学研究，包括整理词籍与创作词篇，都是词学界的泰山北斗。有这样的一个学术群体在关注着西泠印社，当然是印社介入学术界的重要标志。 　　其次，关注这些诗文的理由，还在于它们本身牵涉的内容。比如李瑞清、沈曾植、王国维、朱孝臧、杨守敬，个人的题诗反映出不同的角度——朱孝臧与冯君木是契交，而沈曾植、李瑞清则是与吴昌硕的私人关系。冯君木又是与吴昌硕交友极密的、甚至是他介绍年轻的沙孟海投师吴氏门下的。至于杨守敬，与沪上的文人集团有些往来但不密切，故尔显然稍稍隔了一层，反倒是由吴隐而了解西泠印社。此外，大抵对西泠印社的题录，是针对陈豪的《西泠印社图》而作的题咏。陈氏为杭州人，是应丁仁之约画成此图的，时年68岁。画时正逢印社初创两年之后。《西泠印社图》后并有金蓉镜、胡、吴昌硕、程兼善、金鉴、盛庆蕃、张祖翼、金尔珍、高保康、章澍等题咏。有如高时丰(存道)所言，“印社会集很多，不胜枚举，均有记录，当以此卷为最先”。那么，把此卷携到上海，请　　

Agricola

作者：  (古罗马)塔西佗著;马雍，傅正元译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1959,2010重印)

简介：　　古代罗马共和国是一个建立在奴隶主占有奴隶并剥削奴隶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国家。奴隶的劳动造成了罗马的繁荣、富庶、强盛和辉煌的文化。但是，随着奴隶制经济的发展，奴隶们反抗剥削者的阶级斗争也一天比一天尖锐，因而不断地削弱了罗马统治阶级的力量。公元前七四年，爆发了斯巴达卡斯所领导的奴隶大起义，这次起义延续了很长的时间，震撼了罗马全国，使罗马奴隶社会的经济发生严重的危机，加速动摇了奴隶主的共和政体。为了加强对奴隶的统治，罗马不得不过渡到军事独载的形式，由共和政体转变为帝制。但是，奴隶主们虽然改变了和加强了统治机构，却未能撤底挽救社会经济中的深刻危机。奴隶运动仍然继续不断地发生，奴隶制生产关系逐渐解体，帝国内部力量因为阶级斗争的复杂化和尖锐化而日益薄弱，对外的声威也一天不如一天。莱因、多瑙河外的”蛮族”日耳曼人逐渐成为帝国最大的威胁，终至颠复了它。 　　罗马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塔西佗·科纳留·（或盖攸斯）普布留（Tacitus Cornelius Publins〈或Gaius〉）正生活在罗马帝国盛极而衰的这段时期中。关于他个人的历史，我们所知者甚少。除了从他自己的作品中可以找到一些线索而外，只有他的朋友小普林尼（Plinius the Younger）的十一封信札是唯一可供参考的文献。因此，我们对于他的生平，不甚了然，仅能作出一点简单的报导。 　　塔西佗的家业和出生地点已经无法确知了。他大约出生在一个高贵的旧贵族家庭里。他的父亲曾在高卢做官，地位颇高。他生于公元五五年以前不久，死于一一七年至一二○年之间；他的一生经历了皇帝尼罗、加尔巴、维泰利阿斯、魏斯巴兴、狄度斯、多米先、纳尔瓦和图拉真诺朝。 　　他在少年时代，曾就学于当时著名的修辞学家匡体良（Quinti-lian），后来又从阿朴尔（Aper）和塞孔都斯（Secundus）学法律。他成为一个有名的辩护师。公元七七至七八年之间，他和执政官阿古利可拉的女儿结了婚。阿古利可拉是当时军政界的要人。塔西佗可能一方面由于自己在法庭上的声誉，一方面由于结了这门好亲戚，所以便在魏斯巴兴朝开始厕身政界。公元七九年至八一年左右，他曾任财务使之职，八八年升任大法官。八九至九三年之间，离开罗马，大约在外省做官。所以当他岳父阿古利可拉逝世的时候，他和他的妻子都不在死者身边。在这段时期内，他可能游历过罗马帝国北部边境一带，他对于日耳曼人的知识大约就是在这时得来的。公元九七年，他回到罗马，任执政官。在一一二至一一六年之间，他曾出任亚细亚行省总督。他的仕宦生涯，大抵如此。其他情形，我们都无从知道了。 　　虽然我们对于塔西佗一生的事迹知道得不多，但我们对于他的政治见解和历史观点却可以从他的作品中得到一般的认识。塔西佗在政治上显然是倾向于共和派的，他对于帝制具有强烈的反感。一方面，可能由于他出身于旧贵族家庭的缘故，他对于旧的奴隶主贵族共和政体表现出无限的留恋和向往。旧贵族在共和政体下所享受的“自由”，在帝国时期无疑地要受到相当的限制。塔西佗在他的作品中颂赞着往日的“自由”，而对于帝国时期的专制则深恶痛绝，他对大多数的皇帝，连奥古斯都在内，都没有好感，他尤其痛恨皇帝手下那些趁炎附势、谄害旁人的“告密者”。他本人并没有见到共和时期，但在他那个时代，共和派和帝制派的人物之间的斗争还很激烈，塔西佗对共和派深表同情，他经常提到那些被皇帝杀害和放逐的共和派人。虽然塔西佗在这方面可能受他的阶级本能影响，但是，他揭露了许多统治者的残暴、荒淫、丑恶和愚笨。被当时大多数政客崇奉为神圣的、英雄的皇帝们，在塔西佗的笔下成了微不足道的人物。他对于帝国时期统治者的狰狞面目以及政治上的种种黑暗面所作的无情的揭露，使我们对当时的情况具有较深刻的认识。 　　另一方面，如前所述，塔西佗所生活的时代正是罗马国家由盛而衰的一个时代，当时，在罗马帝国的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郁表现出衰落的现象。塔西佗虽然不能理解到这种衰落现象的社会背景，但他却受到这种现象的强烈刺激。在他的作品里，对于罗马帝国时期国力的衰微、官吏的贪污暴虐、军事的失利、军队纪律的松弛、学术空气的不自由、演说术的低落、统治阶级生活的腐化堕落、被压迫民族的痛苦等等都作了详尽的报导。我们不敢说塔西佗在他的著作中完圣没有报导失实的地方，但是，他的写作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他从来不打算掩饰罗马帝国在各方面的矛盾和黑暗，而是勇敢地去揭露它们。因此，他的作品能够真实地反映出奴隶制帝国在走向崩溃的初期中的种种症状，而使我们在研究这一个时期的历史时有了宝贵的事实材料。 　　塔西佗在罗马的法庭上是一个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演说家，而他在古罗马的文坛上更是一员健将。他的作品中充满了他自己的感情，即使在描写与自己完全无关的事物时，也渗入有他的感情在内。他的说服力很强，但这并不是理智上的说服力，而是感情上的说服力。他从来不用说教的方式劝人们相信他的叙述，而是用他自己真挚的、强烈的爱惜来引起读者们的同情和信任。他的描写生动、幽默。他对于人物性格的分析比较深刻，对于政治生活的理解比较透辟，出语警策，发人深思。我们常说，欧洲近代文艺受古典文艺的影响很大，那么，在塔西佗身上是可以找得到这种传统精神的线索的。我们在读他的作品时，很容易有这样的感觉：他仿佛尽量想表现他是站在他所描写的对象之外的，但他却总是和他所描写的对象溶合在一起。这也许正是他成功的地方。 　　塔西佗也可以说是一位不很幸运的作者。他的作品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很高的声誉；在中世纪，他简直被遗忘了。直到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的文学大师薄伽丘（Boccaccio）得到了一部分塔西佗的残稿而予以推崇以后，塔西佗的名字才引起人们的注意。但到了今天，当我们屈指数一数罗马最有名的史学家或文学家时，是绝对忘不了塔西佗的。 　　塔西佗的著作流传至今者共有五部，现在按照他写作时间的先后列举如下： 　　1.“阿古利可拉传”（Agricola） 　　2.“日耳曼尼亚志”（De Germania） 　　3.“演说家对话录”（Dialogus de Oratoribus） 　　4.“罗马史”（Historiae） 　　5.“罗马帝国编年史”（Annales） 　　其中之“阿古利可拉传”和“日耳曼尼亚志”将留在后面再谈，现在先把他的其他三部作品作一点简单的介绍。 　　“演说家对话录”大约是塔西佗在公元一○二年左右写成的。这是他早期的一部作品，也是他唯一模仿西塞罗文体的一部作品——后来他便改变了这种文风，因此，“演说家对话录”和他其他的作品在笔调上是不相似的。这部书谈论的是罗马演说术衰落的原因。他通过书中人物——诗人马特尔努斯（Curiatias Maternus）、辩护师阿朴尔（Marcus Aper）、史学家塞孔都斯（Julius Secundus）和贵族梅萨拉（Vipstanus Messalla）——的谈话来讨论演说术的重要性、当时演说术和前代演说术的差异、怎样教育青年人学演说术和修辞学等问题，而最主要的是研讨当时演说术远不如前代之盛的原因。按照作者的看法，罗马帝国时期演说术衰落的原因是由于社会生活的改变。因为在共和国时期，生活丰富多采，政治上有激烈的竟逐，所以演说争辩之风才能盛行。到了帝国时期以后，天下定于一尊，生活安静、平板，演说之术自然也就无用武之地了。 　　“罗马史”约在公元一○五至一○九年之间问世。小普林尼曾参加这部作品的写作，他不仅替塔西佗搜集一些资料，而且还对该书个别部分作过修订。这部书所叙述的时代，包括了加尔巴至多米先诸朝，上起公元六九年，下迄九六年。全书共十二卷，但现在只剩下残本，即原书最前四卷及第五卷之一部分。所以我们所见到的史料只到魏斯巴兴朝早年为止。 　　“罗马帝国编年史”的写作时间较“罗马史”为晚，但大约在“罗马史”还没有写完的时候，即已动手写“罗马帝国编年史”了。这部书是在公元一一六年左右完成的。它所包括的内容是从提庇留即位到尼罗之死的一段历史。据说他写这部书是有志于继承李维的巨著的。现在这部书也已经残缺不全了。我们所有的是第一至第四卷和第五、第六两卷的残篇（所叙述的均系提庇留朝之事）以及第十一至第十五卷和第十六卷的残篇，（所叙述的为克劳迭和尼罗朝之事）。 　　“阿吉利可拉传”大约是在公元九八年左右问世的。这是塔西佗替他的岳父阿古利可拉所写的一部传记。阿古利可拉是完成并巩固罗马在不列颠的统治的人物，他的一生事迹和不列颠的关系至为密切，所以塔西佗这部传记中有绝大部份篇幅是用来叙述不列颠的情形的。这不仅是一本传记，也是我们研究古代不列颠的一部文献，虽然其中的记载并不很完备和完全可靠，但究竟是有价值的。 　　“阿古利可拉传”全书共分四十六节，大约可以分成五个部分。最前面三节算是短短的序言，塔西佗在这里发抒了他对当时罗马政治和社会风气的一些愤激之辞。第四至第九节是叙述阿古利可拉的家世、少年生活和他在出任不列颠总督以前的一段仕宦生涯——其中包括他两度在不列颠军队中服役的经历。第十至第十七节是对不列颠的地理状况和居民所作的一般描述以及对罗马人经营不列颠的简史所作的报导。第十八至第三十八节是用来纪载阿古利可拉在任不列颠总督时的政绩和军功的，这一部份占全书的一半左右，也就是全书的重点。第三十九节到最后是叙述阿古利可拉回到罗马以后怎样用容忍、谦退的态度来避免多米先的嫉害、他的死亡以及塔西佗对他所作的诛辞。 　　关于塔西佗写“阿古利可拉传”的动机，存在着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认为塔西佗这部传记是他在阿古利可拉安葬的时候所作的演说辞。按照古代罗马的风俗，在举行葬礼时经常是有人发表演说的。但根据“阿古利可拉传”写成的时间看来，距离阿古利可拉逝世的时间太久，所以这种说法的可能性不大。第二种说法认为塔西佗写这本书是替他的岳父作辩护的。因为在多米先暴君之朝，许多正直的人都遭到残害，而阿古利可拉终于默然寿终正寝，当时人可能对他不无微辞，认为他是一个较圆滑、软弱的人物。所以塔西佗写这本传记来袒护他，在传记中再三强调阿古利可拉和多米先之间的不和协。第三种说法则认为塔西佗写这部传记是在写大部头的史书以前的“试笔”。第二种说法和第三种说法是可以共存的。至于我个人的看法，我觉得与其去费力追究塔西佗写作的动机，倒不如多花些时间去玩味他的作品。 　　“阿古利可拉传”虽然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作为一种史科来看，这部书并不是很成功的。塔西佗对于地理和军事常识颇为贫乏。他关于不列颠的地理位置描写得不很正确，关于气候和物产的纪载有些滑稽可笑，而他所引证的地名大多无从查考。他所记叙的战役也有一些失实。但是，这部传记很好地反映了罗马人对于不列颠人的残暴统治和罗马官场中的一些黑暗面貌，它能使我们对奴隶制帝国的精神得到较深刻的体会。这种价值是并不在史料价值之下的。 　　从文学上来看，“阿古利可拉传”是一部很成功的作品。有些外国学者认为这部作品不是一部好的传记文学，因为作者没有把全书的精神集中在主角身上。我们觉得这种看法未免有些迂腐和不公允。因为人们是从作品本身的内容来看它的价值，而不是从固定的体裁观念来衡量一部作品。塔西佗在这部传记里突出地描写了阿古利可拉一生中最重要的事迹，他对这位主角的性格和作风的刻画也很生动。作者的目的是在于颂扬阿古利可拉，他的这一个目的也得到了绝大的成功。 　　第一至第三节、第三十至第三十二节以及第四十六节是写得最精彩动人的。我们尤其喜欢第三十至第三十二节中不列颠酋长卡尔加可士的誓师辞，这段演说也许是塔西佗社撰出来的，但它却真正说出了不列颠人心里的话，它激昂慷慨、痛快淋漓，使人读到这里不能不深深感动。 　　“日耳曼尼亚志”大约也是在公元九八年写成的，这是“阿古利可拉傅”的一个姊妹篇。这篇作品详细地报导了罗马时代日耳曼尼亚以及住在日耳曼尼亚的各个部落的情况。它可能是最早一部全面纪载古代日耳曼人的文献，因为朱利乌斯·凯撒的“高卢战记”只是零星地谈到了一些日耳曼人的情况而已。 　　“日耳曼尼亚诺”也分为四十六节。我们大约可以把它分为两部分：自第一节至第二十七节是概括性的描述：自第二十八节至最后是分别记叙各个不同的部落的情况。 　　“日耳曼尼亚诺”在文学上的价值是比不上“阿古利可拉傅”的，至少我认为是如此。这部作品中的叙述比较平易，没有许多令人激动的地方，这可能是受到题材的限制。但是，读起来还是感到很优雅、清新、幽默，有力量。 　　这一著作的史学价值却是很高的。虽然塔西佗对于日耳曼尼亚的地理状况、阶于日耳曼人的生活状况也不免有些不甚了然的地方，但大体上是报导得很正确的。我们在研究日耳曼人的历史、研究德国古代史的时候，决不可能不首先提到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其中关于日耳曼人各个部落的分布、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以及整个日耳曼人的经济生活、政治组织和社会生活等的材料都是极可珍贵的。外国的史学家们在研究、整理、考订、注释这部作品方面花费了许多时间，也得出了不少的成绩。尽管后代的学者们发现了若干塔西佗所不曾知道的事情和纠正了塔西佗的若干错误，但是，塔西佗的原著始终是这些工作的主要版本。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曾引证了“日耳曼尼亚诺”的材料，而他在另一篇经典著作“论古代日耳曼人的历史”（中译文见“史学译丛”一九五五年第二期）①中更详细地引述了塔西佗的纪载，这都是我们在研究“日耳曼尼亚志”的时候应该阅读的。 　　① 又见恩格斯：《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478页。——编者 　　无论是有关不列颠人的“阿古利可拉传”也好，无论是有关日耳曼人的“日耳曼尼亚志”也好，塔西佗常常脱离了罗马人的立场来描写那些和罗马人敌对的异族的。因此，这两部作品不仅都叙述了那些社会发展较落后的部落与奴隶制社会发展到高度的罗马之间的关系，而且也都表现出塔西佗本人对于落后与先进的文化，新生与腐朽的力量的看法。 　　有人认为塔西佗反对社会向前发展，这是不正确的。塔西佗在这两部作品中都很明显地指出了不列颠人和日耳曼人在物质文明和社会组织上远远赶不上罗马人的地方（虽然他对那些落后的现象带有嘲笑的口吻，然而指出这些现象总是对的）。塔西佗并没有同情于那些落后的东西。不过，塔西佗却同时也指出了那些部落中的生气勃勃的力量，指出了他们富于斗争的精神，指出了他们的自由、纯洁、朴实；他把这些拿来和罗马社会的堕落、腐化、淫荡、不自由、虚伪等等作了鲜明的对比。他讽刺、指责罗马人的地方远较他讽刺、指责敌人的地方为多。一方面，他承认罗马人的发展比不列颠人和日耳曼人进步；另一方面，他揭露出罗马奴隶制文明的缺点和丑恶：这并没有矛盾之处。 　　塔西佗不是一个狭隘的沙文主义者，他站在比较公正的立场来对待罗马同其他民族的关系。他尖锐地攻讦罗马统治者对于那些部落所施的残暴行为，也揭露出罗马统治者的挑拨离间和笼络软化敌人的卑鄙手段。他同情受侵略、受迫害的人民，他指出不列颠人和日耳曼人不能团结一致是他们遭受奴役的主要原因。他甚至替他们策划反对罗马残暴统治者的方案，替他们发泄被奴役的人民心中的愤怒和悲痛。这正是塔西佗伟大和可爱的地方。 　　译者 　　一九五七年秋　　

译者还有：张燕婴、蓝旭、万丽华

作者：  王国轩[等]译

出版社：中华书局,2007

简介：　　《四书》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的总称。南宋理学家朱熹将这四部儒学经典辑录在一起，加以注释，题称《四书章句集注》，始有《四书》之名。其中《论语》是孔子的学生和再传学生记载孔子及其部分学生言行的书。《大学》、《中庸》是《礼记》中的篇章。《孟子》是孟子及其学生的著作。其中保存了许多中国古代哲学、文学和历史的资料。 　　 本书以权威版本为底本，并作了晓畅通俗的白话翻译。文白对照，并以对开的方式排版，以为读者提供阅读最方便的文本。本书采用文白对照的形式，以对开的方式排版，以为读者提供阅读最方便的文本，相信广大读者在阅读《四书》原典的同时，相信广大读者快乐地徜徉在经典的同时，也能一起感悟经典的魅力。 　　《四书》是儒家的经典，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四书》是《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的合称。《论语》、《孟子》原自有书，《大学》、《中庸》原来是《礼记》中的两篇，没有独立成编。南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著名理学家朱熹在福建漳州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汇集在一起，作为一套经书刊刻问世，并为其作章句集注。由于“四书”分别出白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性人物孔子、曾参、子思、孟子，所以称为《四子书》(也称《四子》)，简称为《四书》。朱熹著《四书章句集注》，具有划时代意义。汉唐是《五经》时代，宋后则进入《四书》时代。从元代开始，《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各级学校的必读书，成为士子求取功名利禄的阶梯，影响达700年之久。 　　 关于如何阅读《四书》，朱熹这位儒家大学者建议“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定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微妙处”。

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

作者：  方豪著

出版社：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

简介： 方豪神父是20世纪中国天主教界著名的史学家，对天主教史的研究可谓成果卓著，著作等身。本书介绍的人物自唐代贞观年间景教阿罗本至20世纪中叶的田耕莘枢机，时空跨越1500年之久，地域横跨欧亚大陆，人物选自欧洲各国至中华各民族。 为作此书，方豪神父曾参阅了中外文献50多种，深入尘封之档案中，可见其治史之严。方豪神父写此书，采取“以我有补人无”的方法，即尽量补充已有书籍鲜见的事实，涉及大量当时的史实及人物，实为宝贵的历史参考资料。

Basic Guide to Jazz Drum

作者：  焦全杰编著

出版社：同心出版社,2004

简介：焦全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金号角”爵士乐队鼓动手。1981年开始学习古典打击乐。先后师从打击乐演奏家、音乐教育家甄达津、齐景全、刘光泗。为提高鼓艺，曾参加过国际著名爵士鼓大师Billy Cobham、Jim Chapim、Dennis Chambers等举办的专业讲座，并接受指导。精湛的技艺使其一直活跃于艺术舞台。1993年与“轮回”乐队合作录制了《摇滚北京》。曾参加过著名歌星田震、腾格尔、谷峰等的录音演出活动。分别与“广角”爵士乐队、“金号角”爵士乐队合作连续参加四届“北京国际爵士音乐节”的演出，并参与举办专场音乐会。2002年赴美国参

骨董琐记全编

作者：  邓之诚著;邓瑞整理

出版社：中华书局,2008

简介：《骨董琐记全编(上下)》问世半个世纪以来，不仅为教学与研究工作者提供了不少有用的史料或史裁，也为文物考古、图书文献以及各专业工作者和广大文史爱好者，提供了可靠的史料依据。五十年代末，中国历史博物馆尝据《骨董琐记全编(上下)》引《孤儿吁天录》所述“张献忠公牍文”条，对该馆展览的中国通史中有关明末张献忠起义的史实，进行过修改。原教育部所属人民教育出版社也曾参照此书中一些条目为中小学历史教科书进行过修订，此书至今领誉史坛，并在国内外学术界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骨董琐记全编(上下)》既是一部专业性较强的史著，也不失为一部有价值的工具参考书。 此书因是随手摘录，注所引或置于篇首，或置于篇末，且有不完备处；一书数条分置各类，或一条间有两目，内容分散，不相连贯；而且有的内容原案与本案不分，又因是旧式断句，致有某些字句很难读顺。在此次增补中，除保留原书风貌不动外，仅对个别条目作了局部调换，如重复的条目合并为一；较分散的部分略加集中；讹夺之字予以订正外，为便于阅读，试照辞书体对全书进行了新式标点。另增加了若干新条目，基本上按类编排入此书中。 此次增补的内容，原为先父生前笔录的札记，分散在各处，后经检选整理，名为《松堪小记》，体例与《骨董琐记》略同。原刊在1982年《文史》十六、十七两辑中，这些条目如“明代坊里均役碑”，原碑在江苏江阴，可从各衙门铺陈、轿伞、卷箱、桌椅等多项什物定例中，考见明中叶后江南的物价。又如“张献忠题诗”条，封建史书中尝污蔑张献忠妄杀，读此知张献忠固不妄杀，而且不杀节妇、诸生和廉吏等，可为佐证。再如“戊戌政变实录”条，述及史书上所记政变内情，每多传闻之辞，时日先后，不免颠倒，此所述政变实由庆亲王奕勖听慈禧太后令旨，亲手布置，当较为可信。又“刚毅与崇禄交恶”条，实因皆奔走李莲英门路，讨邀慈禧太后宠信，以致二人冰炭不相容，由此可知清季官场之弊端。 此外，如“圈地”条，据彭士望《耻躬堂文钞》所记，知清顺治七年在粤中也曾进行过圈地等，这些也都是很有价值的史料，可供参考。至于全书在传统的治学方法和观点上的一些问题，读者当能自作抉择。

Success with PETS-5

作者：  徐强主编

出版社：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

简介：　　pets考试是根据国家教育部考试中心制定的“全国公共英语等级考试体系”进行的统一考试，分为初中、高中、大学、研究生及出国留学五个等级。 　　 pets考试自制定以来，已逐渐在全国各省市进行推广，不久将成为一种标准考试。为使参加这类考试的考生做好充分的准备，我们特邀曾参与pets考试命题的资深教师领衔组编了一套五级pets备考系列教材，每级一册。 　　 本教材有以下特点： 　　 · 以考试大纲为依据，突出备考特点。 　　 · 强调语言的交际功能，选文着意时代性、知识性、趣味性和可思性。 　　 · 课文主题根据考试大纲“交际话题表”选择，每个单元围绕一个主题。 　　 · 精心设计的练习让考生熟悉考试题型及各级考试对词汇和语言知识的具体要求。 　　 · 传授应试小知识，避免临场措手不及。 　　 · 既可作课堂教材，也可供自学之用。 　　 《pets备考系列教程》（英文书名：success with pets）是按照国家教育部考试中心制定的“全国公共英语等级考试体系”要求所编写的一整套备考教程。“全国公共英语等级考试体系”的英文名是：china public english test system，简称pets，是一种面向社会、含有5个等级的目标参照性英语考试体系。 　　 本套教程共有5册，每一级为1册，可用作课堂教学，也可供学生自学使用。本套教程的设计以当代第二语言习得的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成果为指导，紧扣pets考试大纲的各项要求，突出备考的特点，以满足考生应考的需求。同时，作为一套教程，其课文选材及各类练习的编写，突出语言的交际性特点，而且在内容上注重时代性、知识性、趣味性和可思性；在练习的形式上注重多样性和灵活性，目的是提高学习者的兴趣以及在不同的交际情景下灵活运用语言的能力。 　　 本册为第5册，有18个单元，其中第1至第16单元由4部分组成（1）听力（2）阅读 ；（3）写作；（4）口语。 　　 本册每个单元围绕一个主题展开，主题的选择以考试大纲的“交际话题表”为依据。练习形式包括了pets第5级笔试和口试所涉及的所有内容。如：听力中的“正误判断”、“多项选择”和“回答问题”等；英语知识运用中的“完型填空”；阅读理解中的“多项选择”、“段落重组”和“快速阅读”等。写作和口语练习注重实用性、互动性和交际性。 　　 本教程还提供全部的单元练习和模拟试卷答案，以及听力部分的原文。 　　 为了帮助考生更好地了解pets和pets第5级考试，本书骊对pets和pets第5级考试的标准、要求和形式作了简单、明了的介绍。 　　 本套系列教程由参加全国性英语考试命题和审题多年的上海外国语大学出国培训部徐强教授担任系列主编。本册由李敏主编，浙江大学外语学院庞继贤教授审订。参加编写工作的还有康海凤、鲍泓、傅莹。美籍英语教学专家dana jessup女士为全书的文字作了润饰。本书的编者对庞继贤教授的热忱鼓励和指导，对徐强教授的多方面帮助，表示由衷的感谢。浙江大学电机学院99级的陈江江同学为本书绘制了大量图片，我们也谨此对他表示感谢。 　　 　　

国际仲裁：法律与实践

作者：  博恩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2015年10月

简介：

加里博恩教授以其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在仲裁界所取得的卓越成就，被公认为国际商事仲裁领域的权威人士，屡获殊荣。《国际仲裁：法律与实践》即是博恩教授的代表作之一。

本书旨在对国际仲裁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全面介绍，重点关注国际仲裁的基本法律框架及各法域、各仲裁机构的实践，以简明、精练的语言向读者介绍国际仲裁的核心法律原则与实践惯例。本书的主体部分按照国际仲裁的时间推进顺序分为国际仲裁协议、国际仲裁程序和国际仲裁裁决三大部分，均主要探讨国际商事仲裁，并在必要时与国际投资仲裁或国家间仲裁进行对比。本书的特点在于其比较法的研究视角和翔实丰富的实践资料。

中国的涉外商事活动日益频繁，企业和投资者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国际商事仲裁庭和投资仲裁庭上，法院和仲裁机构也开始更多地处理与国际仲裁相关的业务。本书不仅能为中国的法律学者提供优质的基础研究素材，更能帮助从事仲裁相关业务的法官、律师、仲裁员等执业者了解国际仲裁领域尤其是国际商事仲裁的*发展，提高处理国际仲裁业务的能力和水平。

在国际商事领域，仲裁因其高效、灵活、终局、保密等特点，被越来越多的企业和律师所关注，仲裁日益成为该领域争议解决的优先选择途径。《国际仲裁：法律与实践》即是一本旨在对国际仲裁所涉法律问题进行全面介绍的图书，重点关注国际仲裁的基本法律框架及国际仲裁在当代的实践，并以简明、精练的语言和呈现方式向读者介绍国际仲裁的核心法律原则与实践惯例。

随着中国对外商事贸易活动的日益频繁，企业和投资者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国际商事仲裁庭和投资仲裁庭，法院和仲裁机构也开始频繁地处理与国际仲裁相关的事宜。本书不仅能为中国的法律学者提供优质的基础研究素材，更能帮助从事仲裁相关业务的法官、律师、仲裁员等执业者了解国际仲裁领域尤其是国际商事仲裁的**发展、提高处理涉及国际仲裁业务的能力和水平。

本书作者加里博恩教授是国际仲裁实践集团的主席、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主席，曾参与600余个国际仲裁案件，横跨欧亚美等不同地区，涉及各主要国际仲裁机构及其仲裁规则，被公认为国际商事仲裁领域的权威。本书的译者由加里博恩教授推荐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主席郑若骅女士组队担纲。

西点面包混搭风

作者：  (日)松原裕吉编著;杨鸿儒译

出版社：中国纺织出版社,2011

简介：本书作者是一位致力于不断学习新技术和创造新造型、新口味的面包师傅，曾专门到巴黎研习过面包技术，更曾参加过数次国际及日本国内的面包大赛，并取得了优异　　想要做出吃又好看的面包，就必须具备扎实的技术基础和灵活的创新意识，只有这样，才能用自己的作品抖动别人。的成绩。 他以“想烤出好吃的面包，就要具备扎实的技术基础”为座右铭，所以在本书中，他首先以面包面团的制作为基础，教大家如何制作出能烤出好味道面包的基础面团。同时讲求创新，不论是造型还是口味都能给人耳目一新的惊喜。

白话区块链

作者：  蒋勇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7年11月

简介：

韩璐，毕业于北京工业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现任大型金融机构信息安全架构师，深度参与互联网金融信息安全建设，对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等金融交易安全设计富于经验。从2014年开始关注区块链和数字货币，具有数字货币交易经验，同时也热衷于研究学习区块链技术原理，结合现任工作方向思考比特币、以太坊、零币等区块链技术安全特点及优势，也曾参与区块链相关项目。她是一个区块链及数字货币的爱好者，也是去中心化思想的支持者。

共和国元帅,刘伯承的故事

作者：  俊山，抒炳编文;葛振纲，张子虎绘

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

简介：《共和国元帅(套装共9册)》包括了：《彭德怀的故事》、《叶剑英的故事》、《贺龙的故事》、《陈毅的故事》、《聂荣臻的故事》、《刘伯承的故事》、《徐向前的故事》、《朱德的故事》和《罗荣桓的故事》。《彭德怀的故事》内容简介：彭德怀，原名彭得华。湖南省湘潭县人。1916年人湘军。1922年考入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毕业后在湘军任营长、团长。参加了北伐战争。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领导平江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军长，红三军团总指挥及军团前委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东方军司令员，陕甘支队司令员，红一方面军司令员，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司令员，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副总司令，中共北方局代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总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中共西北局第一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任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西北军区司令员，中共西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曾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 《叶剑英的故事》内容简介：叶剑英，原名叶宜伟，字沧白。广东省梅县人。1917年入云南讲武堂。参与筹建黄埔军校，任教授部副主任。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二师师长，后任四军参谋长。1927年加人中国共产党。参加领导广州起义。1928年赴莫斯科学习。1930年回国，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红军学校校长，瑞金卫戍司令员，红一方面军参谋长，福建军区司令员，军委四局局长，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参谋长，后在南京、汉口、长沙、桂林、重庆等地做统一战线工作。1941年任中央军委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参谋长，北平市市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广州市市长，广东军区司令员，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南军区代司令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训练总监部代部长，军事科学院院长，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国防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曾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委。 《贺龙的故事》内容简介：贺龙，原名贺文常，字云卿。湖南省桑植县人。1914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曾任县讨袁护国民军总指挥，湘西护国军营长，靖国军团长，四川警备旅、混成旅旅长，建国川军师长。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一师师长，第二十军军长。1927年参加领导南昌起义，任起义军总指挥，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军长，中共湘鄂西前敌委员会书记，红二军团总指挥兼红二军、红三军军长，红二、六军团总指挥兼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主席和湘鄂川黔军区司令员，红二方面军总指挥。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师师长，冀中军政委员会书记，晋西北军区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军区司令员兼晋绥野战军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西北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南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曾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 《陈毅的故事》内容简介：陈毅，字仲弘。四川省乐至县人。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回国。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在南昌起义部队任第十一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政治指导员。参加领导湘南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党代表，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十二师党代表、师长，红四军军委书记、军政治部主任，红六军、红三军政治委员，中共赣西南特委书记，红二十二军军长，江西军区总指挥，西方军总指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领导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江南指挥部、苏北指挥部指挥，新四军代军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华东军区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副司令员，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区司令员兼上海市市长，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曾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 《聂荣臻的故事》内容简介：聂荣臻，四川省江津县人。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加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赴苏联学习。1925年回国后，任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中共广东区委军委特派员，中共湖北省委军委书记。1927年南昌起义中任中共前敌军委书记，起义军第十一军党代表，同年参与领导广州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共广东省委军委书记，中央军委参谋长，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中央红军先遣队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副师长、政治委员，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华北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三书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平津卫戍区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北京市市长，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代总参谋长，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央科学小组组长，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国防科委主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曾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 《朱德的故事》内容简介：朱德，字玉阶。四川省仪陇县人。1909年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同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1913午后在滇军任营长、副团长、团长、旅长。曾参加护国、护法战争。1922年赴德国留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到苏联学习军事，次年回国。1927年在南昌创办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参加领导八一南昌起义，任起义军第九军副军长。1928年参与领导湘南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总指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兼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八路军总司令。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曾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徐向前的故事》内容简介：徐向前，原名徐象谦，字子敬。山西省五台县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曾在国民军第二军第六混成旅任教导营教官、参谋、团副。1927年在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任队长，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广州起义中任工人赤卫队第六联队长。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工农革命军第四师第十团党代表、师参谋长，师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一师副师长，红一军副军长兼第一师师长，红四军参谋长、军长，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红军右路军总指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副师长，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代校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一兵团、第十八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曾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 《刘伯承的故事》内容简介：刘伯承，四川省开县人。1912年考入重庆军政府将校学堂。1914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在护国、护法战争中，任连长、旅参谋长、团长。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战争时期，任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总指挥、暂编第十五军军长。1927年参加领导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后留学苏联。1930年回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书记，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兼中央纵队司令员，中央红军先遣队司令，中革军委总参谋长，红军大学副校长，中央援西军司令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9师师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中原军区司令员，第二野战军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军委训练总监部部长，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曾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 《罗荣桓的故事》内容简介：罗荣桓，湖南省衡东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军一师一团特务连党代表，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十一师三十一团营党代表，第二纵队党代表，红四军政治委员，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江西军区政治部主任，红军总政治部巡视员，中国工农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东北军区副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第一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华中局第二书记，华中军区、中南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管理部部长，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曾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

梁思成最美的文字建筑

作者：  梁思成著;林洙编

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

简介：　　梁思成（ 1901——1972），建筑学家。广东新会人。1927年获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硕士学位。1928年入美国哈佛大学美术研究院学习。回国后，曾任东北大学教授、建筑系主任，中国营造学社研究员。1947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建国后，历任清华大学教授、建筑系主任，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委员，中国建筑学会第一至四届副理事长，北京市第一至三届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盟员。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长期从事古建筑研究和教学工作。1946年创设清华大学建筑系。对中外古建筑、城市规划、建筑设计造诣颇深。曾参加主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设计了扬州“鉴真和尚纪念堂”。著有《中国建筑史》、《中国雕塑史》、《营造法式注释》、《apictorialhistoryofchinesearchitecture》(英文版)等。 　　广东新会人，1901年4月20日生于日本东京，梁启超长子。1923年毕业于清华学校。1924年赴美留学入康乃尔大学，不久转学入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1927年2月获学士学位，当年6月获硕士学位。1927年7月～1928年2月在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研究世界建筑史。1928年3月与林徽因在加拿大温哥华结婚。1928年回国，到沈阳东北大学创办了建筑系，并任教授兼系主任直到1931年。1931-1946年担任中国营造学社研究员、法式部主任。1941年还担任前中央研究院研究员。1946年为清华大学创办了建筑系，担任教授兼系主任到1972年。在这期间，还曾于1946年11月、1947年6月，应美国耶鲁大学之聘为访问教授。l947年1月-1947年6月，作为中国代表担任联合国大厦设计委员会顾问。1948年获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荣誉博士学位。解放后，于1952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三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及民盟中央常委等职。历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城市建设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土建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学部委员、中国建筑科学院建筑历史理论研究室主任、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全国科学普及协会北京分会副会长等职，1972年1月9日病逝于北京。 　　梁思成热爱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可以将中国的传统建筑形式，用类似语言翻译的方法转化到西方建筑的结构体系上，形成带有中国特色的新建筑。他和夫人林徽因一起实地测绘调研中国古代建筑，并对宋《营造法式》和清《工部工程做法》进行了深入研究，为中国建筑史学奠定了基础。建国后，梁思成在建筑创作理论上提倡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强调新建筑要对传统形式有所继承。20世纪50年代，梁思成因提倡新建筑运作大屋顶等传统形式和保护北京古城而多次遭到批判。梁思成的这些理论观点，实际上代表了当时多数建筑师的思想和政府的希望，直到今天依然对中国建筑界有很大影响。梁思成主要作品有吉林大学礼堂和教学楼、仁立公司门面、北京大学女生宿舍、人民英雄纪念碑、鉴真和尚纪念堂等。曾参加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设计。

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

作者：  (爱沙尼亚)扎娜·明茨，(爱沙尼亚)伊·切尔诺夫原著;王薇生编译

出版社：郑州大学出版社,2005

简介：　　该书共收形式主义学派代表人物文章28篇，大部分为作品全文，小部分为节录。后有行家建议，将某几篇节录文字补充成整篇，另增加两三篇该流派作家的名作。于是作者乃托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张杰教授，于莫斯科任访问学者期间代为搜索，共得原文五篇；台湾时报文化出版公司吴昌杰资深编辑为我托法国朋友于巴黎寻获原文一篇。这样，为充实本书内容，作者于近年又增译或补译六篇文章。其中《论诗句》、《果戈里的[外套]是怎样创作的》二文，曾参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俄苏形式主义文论选》译文校译；《作为手法的艺术》、《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的结构》、《抒情诗的结构》三，则参照1986年三联书店《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 　　 俄国形式主义是上世纪20年代初极为重要的文学理论流派之一，法国结构主义思潮即源于这一流派，其影响之深远，为世所公认，至今活力不衰。这里有必要作一述评，以便正本清源，还其本来面目。

题名取自题名屏幕

作者：  麦兆辉,庄文强导演;古天乐等主演

出版社：广东音像出版社,2011

简介：     《窃听风云2》讲述了在一宗平常的交通事故中，香港知名证券商罗敏生（刘青云饰）的座驾被发现遭人窃听，警方调查所得，窃听器属军事用途，保安科介入案件，经总督察何智强（古天乐饰）查出，窃听者为一名退伍军人司马念祖（吴彦祖饰），警匪双方展开了连场追逐，顿时烽烟四起。何智强本以为只是一宗单纯的勒索案件，没想到在深入追查之下，竟揪出了一个名为“地主会”的神秘组织，传说这“地主会”三十年来主宰了经济体系的兴衰成败，而罗敏生及司马念祖更与“地主会”有着敌友难分的关系。何智强被卷入其中，竟与罗敏生及司马念祖连手策动一场惊心动魄的风暴。 导演/演员简介：     麦兆辉：是近年备受瞩目的编剧与导演，擅长营造独特风格及角色。其代表作包括《追凶20年》及《爱与诚》。他也积极尝试不同挑战，如担任刘伟强导演、刘德华主演的《爱君如梦》监制。麦兆辉1990年在香港演艺学院演员系毕业，1991年开始为一些小成本的电影担任副导演，多年前在没有人邀请他开拍、也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开拍的情况下，写好了《无间道》的剧本，但多次尝试都没人愿意拍，不过好在寰亚慧眼识珠，最终成就了香港电影史上的经典三部曲。麦兆辉也跻身一线导演行列。     庄文强：作为编剧拥有一份能吓到华语电影任何人的履历，但是这不妨碍他继续孤独、悲观和缺乏自信。究竟如何走出迷惑，追求生命和电影中的那份真实，庄文强给出的答案是一本又一本的好书：远藤周作的《深河》、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轻》、一系列村上春树的作品，还有钱钟书的《围城》。除此之外，他还偶尔客串演员及导演。当年在香港浸会大学读书时，庄文强已开始参与电影拍摄工作，毕业后当过摄影助理，也在片场打过灯，后来担任电影资料搜集员，继而加入电视广播有限公司宣传部做助理编导，当年台庆的宣传口号：“全力以赴，做到最好！”，正是出自他的手笔。期后他转为编剧，当了四年编审，离开电视台时，只带著一杯水杯，以及对电影的热诚。庄文强是在三十之年，正式投身电影编剧，首作是与马伟豪合编《失业皇帝》，但原来他在之前已写好了十多个剧本，只是都没机会开拍，当中不乏如《灵异第六感》般创新的题材，但因为庄文强当年太坚持，不肯妥协，结果仍一一存放于抽屉内，直至遇上《失业皇帝》这个机会，他尝试开放自己，终于寻找了创作的新方向、新机遇和新天地，随后完成的剧本包括：《阳光警察》、《东京攻略》、《特警新人类》、《愿望树》、《爱君如梦》、《我家有一只河东狮》、《无间道》系列、《老鼠爱上猫》、《头文字D》等代表作。     古天乐：1993年，一个年轻人和无线签约。因为和一个掷地有声的名字相关，这个年轻人在每年无线诸多的签约艺员中显出了一点不同。第一个将古天乐这个名字推向公众的是处于半隐退状态的“哥哥”张国荣，他的热情推荐使无线对这个白皙文弱的年轻人产生了兴趣。初出茅庐的古天乐，高大英俊，笑容可掬，皮肤细嫩而白皙，和其他一起发展的英俊小生并无太大差别，在影视圈中也并不引人注意。在进入无线之前，他是职业的时装广告及卡拉OK伴唱带模特儿，还曾拍过一些丝毫没有名气的MTV。在无线，和大多数新人一样，他饶有兴趣地跑着龙套，经常是只在镜头前自出现几秒钟的无名角色，最大的快乐就是可以最近距离看到自己的偶像，找他们签名合影。1994年，古天乐在TVB遭遇低潮期，无意中首次涉足影坛，在《男儿当入樽》出演角色，其演技让他迅速成为炙手可热的电影明星，尤其在喜剧方面，古天乐更是如鱼得水。出道十几年来，已演出40余部电影，成绩斐然。同时，古天乐在TVB的地位也逐渐走高，先后在《神雕侠侣》、《天地男儿》、《刑事侦缉档案》、《创世纪》以及《寻秦记》中饰演主要角色，创造了一个神话。2005年，杜琪峰导演的《黑社会》入选戛纳影展，杜琪峰近年每部影片中都有古天乐，他已被喻为杜琪峰的御用演员，虽然他黝黑的皮肤迷死了不少女性影迷，但大导演杜琪峰偏偏戏里戏外都要他去漂白。片中古天乐将一个黑社会老大的凶狠和奸诈表现的淋漓尽致，从开始的学生到最后坐稳扛把子，古天乐以其精湛的演技再次征服了观众。2006年，古仔又在陈木胜的动作喜剧《宝贝计划》中和成龙、许冠文搭档，扮演三个窃贼，一展搞笑功力。之后他又出现在《导火线》、《门徒》、《铁三角》等热门影片中。大导的纷纷提携使古天乐一流男星的地位越发巩固。2008年，古仔奉献了《我们这一家》、《保持通话》等作品，影片收获了良好的口碑，而古仔也作为能够驾驭情感、动作等不同类型影片的优秀演员而更加获得肯定。     刘青云：香港演员。1984年参演首部电视剧《画出彩虹》。其后参演《新扎师兄》、《岁月燃烧》、《人在边缘》等剧集，其中尤以与周星驰合演的《孖仔孖心肝》，以及与郑少秋合演的《大时代》最为出色。1986年首次演出电影《听不到的说话》。1993年脱离电视台，向电影发展，曾参演《水浒传之英雄本色》、《现代豪侠传》、《七月十四》（1993）等。1994年主演尔冬升执导的文艺片《新不了情》成名，继《七月十四》之后再度提名金像奖最佳男主角奖。其后出演《股疯》、《大富之家》（1994）、《整蛊王》、《无味神探》、《流氓医生》、《呆佬拜寿》（1995）、《色情男女》、《最后判决》、《大三元》、《黑侠》、《摄氏32度》（1996）等。1996年主演《冲锋队之怒火街头》，再获金像奖最佳男主角提名。这之后主演的名片有《暗花》、《高度戒备》、《一个字头的诞生》、《十万火急》（1997）、《非常突然》、《真心英雄》（1998）、《目露凶光》、《暗战》、《再见阿郎》（1999）；其中以《高度戒备》获第四届香港电影评论学会最佳男主角奖，以《再见阿郎》获第五届金紫荆奖最佳男主角奖。这之后多尝试走喜剧路线，作品包括《绝世好Bra》、《暗战2》（2001）、《我左眼见到鬼》、《呖咕呖咕新年财》（2002）、《恋上你的床》、《忘不了》（2003）、《鬼马狂想曲》、《窈窕淑女》、《煎炸三宝》、《万人迷》（2004）、《喜玛拉雅星》（2005）、《购物狂》（2006）、《我要成名》（2006）等。并凭《我要成名》在7次提名金像奖影帝失利后，拿下第26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也算是业界给予他的一个迟到的补偿。2007年又主演了杜琪峰的《神探》，再度获金像奖最佳男主角提名。08年再与杜琪峰合作《撕票》，09年联手麦兆辉、庄文强合作《窃听风云》。刘青云外形粗犷，浓眉黑肤，但演技真挚自然，在银幕上能屈能伸，既能演勇猛强悍的动作英雄，也能演憨傻朴实的小人物，具有独特的个人风格，是香港影坛突出的性格演员。     吴彦祖：香港演员。籍贯上海，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旧金山市。1997年正式签约成为成龙集团旗下之艺人，首次参与电影为杨凡导演的《美少年之恋》。其后陆续演出《玻璃之城》（1998）、《特警新人类》、《紫雨风暴》、《玻璃樽》（1999）、《公元2000》（2000）、《游园惊梦》、《野兽之瞳》、《头号人物》、《知法犯法》、《重装警察》、《北京乐与路》（2001）、《偷窥无罪》、《新扎师妹》、《想飞》、《赤裸特工》（2002）、《妖夜回廊》、《花魁杜十娘》（2003）、《大佬爱美丽》、《旺角黑夜》、《新警察故事》、《公主复仇记》、《千机变2花都大战》（2004）、《三岔口》、《精武家庭》、《千杯不醉》、《长恨歌》（2005）等。近两年出演的作品有《夜宴》（2006）、《门徒》（2007）和《天堂口》（2007）等。吴彦祖英俊挺拔，长相斯文，却又钟情武术，喜欢尝试各种戏路，无论文艺片还是动作片，无论主角配角或正派反派，都乐于演出，是亦正亦邪的青年演员。

庄子

作者：  [战国]庄子著;韩维志译评

出版社：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

简介：六 无为名尸，无为谋府，无为事任，无为知主。体尽无穷，而游无朕。尽其所受乎天，而无见得，亦虚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 南海之帝为鯈，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鯈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鯈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口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 [译文] 要抛弃求名的妄念，要弃绝策谋的智慧，要丟弃专断的行为，要绝弃智巧的行为。体会着无穷的大道，游心于寂静的境域；承受着自然的本性而不自我夸耀，这也是达到空明的心境。至人的用心就如同那镜子，任物自来自去而不加迎送，如实反映一切而无所隐藏，所以能够胜物而又不为物所损伤。 南海的帝王名叫鯈，北海的帝王名叫忽，中央的帝王名叫混沌。忽和鯈常到混沌的领地去相会，浑沌待他们很友好。鯈和忽商量报答混沌的美意，说：“人都有七窍，用以看、听、饮食、呼吸，惟独它没有，我们尝试着替他凿开吧。”他们一天凿开一窍，七天上，混沌就死了。 [评点] 《应帝王》篇，主旨在于说明为政应当无治，表达了庄子无治主义的思想。他主张为政之要，在于不干涉，应当顺从人的自然的本性，以百姓的意志为意志。 全文可分为六节。第一节，借寓言人物蒲衣子之口，道出了理想的统治者应当：心胸舒泰。纯真质朴，不用权谋巧诈，也不借任何仁义名目去收买人心。 第二节，狂接舆提出：“君人者以己出经式义度”是一种欺德的卑鄙行为，在这里，庄子借狂接舆之口，说出了对于独裁者以私心制订维护一人权力的法律的极大憎恶。他认为这样制订的法律没有人会尊重。因为它只代表了独夫民贱的意愿，而不是广大民众的愿望。即便是以武力推行它，人民还是不服，如果用它来治理国家，就注定要失败。庄子认为，为政之要，要在“正而后行，确乎能其事者”，不可强迫他人，任人各尽所能就是了 第三节，写天根问无名人治天下之要道。无名人的回答，表现了他对于政治权力的极端厌恶。治人不如不治，不治天下，天下反倒安宁，天下越治会越乱。无名人最后提出“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的对策．即给民众以自由的生活，只有统治者去除私心，才能有益民众。 第四节，论明王的治道，是不张扬表现自己。要“化贷万物而民弗恃”，使民众不知帝力何所加，过着自在快乐的幸福生活。 第五节，写的是神巫季成为壶子看相的故事，这段的主旨是倡“虚”与“藏”。在治政上，则要虚己无为。含藏一己之私而无所造作，这样百姓才会安宁。 第六节，“无为名尸”一段，总结性地点出为政在于不自专断，不以智巧计算民众，最终仍归结到“虚”，为政者要有空明如镜的心境，才能治好天下。末节则是鯈、忽凿开混沌的寓言故事。在这里，庄子用“混沌”比喻单纯质朴的天性，“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统治者法令设置日渐增多，慢慢改变了纯朴的民性，从而造成了天下大乱的严重后果。庄子在这里，以高度的艺术手法，以混沌之死比喻“有为”的政治带给人民的无穷苦难。 外篇 骈拇 骈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于德。附赘县疣，出乎形哉，而侈于性。多方乎仁义而用之者，列于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骈于足者，连无用之肉也；枝于手者，树无用之指也；多方骈枝于五藏之情者，淫僻于仁义之行，而多方于聪明之用也。 【译文】 并生的足趾和枝生的手指，它们是出乎本性吗?却超过了应得。附生的肉瘤，是出乎形体的本性吗?却超过了本性。多端造作仁义来施用，比列于身体本来就有的五脏吗?却不是道德的本然。因此，并生在脚上的，只是连接了一块无用的肉，枝生在手上的，只是长了一个无用的指头；超出了内在的真性，矫饰仁义的行为．而多方滥用了聪明。 是故骈于明者，乱五色，淫文章，青黄黼黻之煌煌非乎?而离朱是已。多于聪者，乱五声，淫六律，金石丝竹黄钟大吕之声非乎?而师旷是已。枝于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声，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骈于辩者，累瓦结绳窜句，游心于坚白同异之间，而敝跬誉无用之言非乎?而杨、墨是已。故此皆多骈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 【译文】 所以，纵情于视觉的，就迷乱五色、混淆文彩，这岂不是像彩色华丽的服饰耀人眼目吗?离朱便是这类人的代表。纵情于听觉的，就混乱了五声，放任于六律，这岂不是金、石、丝、竹和黄钟大吕的音调吗?师旷就是这类人的代表。标榜仁义的，蔽塞了他们的德性而求名誉，岂不是使全天下人喧闹着去奉守那不当奉从的法式吗?曾参和史鳍便是这类入的代表。多言诡辩的，说了一大套空话、穿凿文句，游荡心思于坚白、同异的论题上，这难道不是疲敝精神为求一时的名誉而争执着无用的言论吗?杨朱和墨翟便是这类人的代表。可见，这些都是歪门邪道，并不是天下的正路呀。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为骈，而枝者不为跋；长者不为有余，短者不为不足。是故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故性长非所断，性短非所续，无所去忧也。意仁义其非人情乎，彼仁人何其多忧也。 【译文】 那些合于事物本然的实况的，就不会违失性命的真情。所以结合的并不是骈连，分枝的也不是有余，长的不是多余，短的也不是不足。所以，野鸭的腿虽然短，硬给它接上一段便会给它造成痛苦；鹤腿虽然长，要是硬切下一截便会给它造成极大的悲哀。所以，原本是长的，就不能切断；原本是短的，也不必接长，这样就没有什么可忧虑的了。唉!仁义难道合于人情吗?那些所谓的仁人为什么那么多忧愁，而去孜孜以求地追求呢? 四 且夫骈于拇者，决之则泣；枝于手者，龅之则啼。二者或有余于数，或不足于数，其于忧一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忧世之患；不仁之人，决性命之情而饕贵富。故意仁义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 者，天下何其嚣嚣也? 【译文】 并生的脚趾，决裂它，人便要哭泣；枝生的手指，咬去它，人便要哀啼。这二者，或多于应得的数目，或少于应有的数目，却同样感到苦恼。而当代的仁人志士，他们忧心世上的祸患；而那些不仁的人，则溃乱性命实情而贪图富贵。所以，难道仁义合于人情吗?然而自从那三代以下，天下为什么闹吵奔争呢? 【评点】 《骈拇》篇，主旨在于阐扬人的行为应当合于自然，应当顺应人情的本真的常态。“骈拇”，即并生的脚趾，本篇篇名取自篇首二字。 文章从骈拇枝指这样的生活现象入手，指出这两者都是超出的本性之外的多余物，正如同仁义也是多余的一样。 接下来，庄子用离朱纵情于明察，以致乱了五色，坏了文彩；师旷纵情于听力，以致坏乱了五声六律；杨朱、墨翟纵情于辩难，以致于窜句锤辞；曾参、史鳍纵情于仁义，以致于堵塞了人的正常德性……他用这一连串的类比，用以说明仁义并非天下正路。 他又以凫胫鹤胫为喻，进一步说明仁义是违反人的本性的多余之物。 接着，庄子指出，仁人与不仁人一样，都不可取：仁人成天忧心忡忡，担心世事；不仁之人，决性命之情以求富贵。二者一为求名，一为求利。庄子认为他们在本质上是一丘之貉。天下之所以乱乱糟糟，祸源就出于仁人。 文章仅是原文的一部分，但我们也可以由之看出庄子的思想，即反对仁义、主张维护人的自然本性。这一思想乃是对人的个性独立自由的追求与向往。 这篇文章的特点，一是具有强烈的文艺性。这可从两方面看出。一是有着强烈的抒情性。一般的议论文章看重的是严密的推理和冷静的分析，不一定有热情，而此文则不同，作者感情强烈，言辞激进，使用了诗一般的抒情语言。庄子主要不是靠他的论证打动读者，而是靠他的热情感染读者。二是有着统一而鲜明的形象。读罢本文，读者总是会把骈拇、枝指、鹤胫、凫胫这些形象与仁义一词联系起来，从而构成了一组完整而统一的鲜明形象。 二是有着讽刺和幽默的特点。庄子把儒家奉为至上的仁义比做骈拇枝指，这是带刺的幽默。“令世之仁人，蒿目而忧世之患”，活画出一帮杞人忧天者的可笑形象。庄子的幽默内含尖刻的讽刺，这是读者阅读时所应注意的。 马蹄 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齿乞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虽有义台路寝，无所用之。及至伯乐，日：“我善治马。”烧之剔之，刻之洛之，连之以羁絷，编之以皂栈，马之死者十二三矣。饥之渴之，驰之骤之，整之齐之，前有橛饰之患，而后有鞭策之威，而马之死者已过半矣。 陶者日：“我善治埴，圆者中规，方者中矩。”匠人日：“我善治木，曲者中钩，直者应绳。”夫埴、木之性，岂欲中规矩钩绳哉!然且世世称之日：“伯乐善治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过也! 【译文】 马这种动物，它的蹄子可用来践踏霜雪，毛可用以抵御凤寒，它吃草饮水，翘着后腿跳，这些都是马的真情性。纵使有高大的台和殿，对于马而言并没什么用处。到了伯牙出现，他说了“我会管理马!”于是他用烙铁烫它，剪它的毛，削它的蹄，烙上烙印，络头绊脚把它拴起来，编入马槽中，马便死去十分之二三了!然后，他又饿它，渴它，让它驰骋、奔跑、训练、修饰。马有口衔铖缨的拘束，又有皮鞭竹策的威胁，马就死掉大半了! 泥匠说：“我会捏陶土，使圆的合于规，方的合于矩。”木匠说：“我会削木头，使方的合于钩，直的合于绳。”陶土与树木，它们的本性难道是要合于圆规方矩钓钩绳墨吗?然而。世世代代称说：“伯乐会管理5，陶工木匠会制作粘土木材。”这也和治理天下的人犯一样的过错啊。 夫马，陆居则食草饮水，喜则交颈相靡，怒则分背相蹄，马知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齐之以月题，而马知介倪、躅扼、鸷曼、诡衔、窃辔。故马之知而能至盗者，伯乐之罪也。 夫赫胥氏之时，民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民能以此矣。及至圣人，屈折礼乐以匡天下之形，县跋仁义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蹄跋好知，争归于利，不可止也，此亦圣人之过也。 【译文】 马生活在陆地上，吃草饮水，高兴时它们就交颈相摩。发怒时就背身相踢。马所晓得的仅止于此，等到加上了车衡颈轭，装上了额前佩饰，5就逐渐学会了折毁车辊、曲颈脱轭、抗击车盖、吐出口勒、咬断笼头。所以，马之至于抗击人，这都是伯乐们造的罪孽呀。 上古帝王赫胥氏的时代，人民安居而无所作为，悠游自在而无所往，口含食物相互嬉戏，鼓着吃饱的肚子四处游玩，民众就是这么安然自适的。及至圣人出现之后，用礼乐来周旋，以匡正天下人的仪态；用仁义来标榜，以安慰天下人的心，人民才开始争先运用智谋，汲汲于争权夺利而不可制止。这也是圣人们的过失呀! 【评点】 ……

东史郎日记

作者：  (日)东史郎著;本书翻译组译

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

简介：　　这是一部特殊的、深受世人关注的日记。 　　这部日记的作者东史郎，一九一二年四月二十七日出生于日本京都府竹野郡丹后叮。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岁的东史郎应召入伍，系日军第十六师团步兵第二十联队上等兵，曾参加攻占天津、上海、南京、徐州、武汉、襄东等战役，一九三九年九月因病回国。一九四四年三月，他再次应召参加侵华战争。一九四五年八月，他在上海向中国军队投降。一九四六年一月回日本。东史郎有记日记的习惯，他把侵华战争期间的所见所闻详细地记录下来，共有五卷三十七万字。 　　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的日记中，他记述了西本（桥本光治）在南京最高法院门前，将一个中国人装入邮袋，浇上汽油点火燃烧，最后系上手榴弹，投入池塘将其炸死的暴行：二十一日奉命警戒城内，我们又离开了马群镇。 　　 中山路上的最高法院，相当于日本的司法省，是一座灰色大建筑，法院前有一辆破烂不堪的私人轿车翻倒在地。路对面有一个池塘。不知从哪儿拉来一个支那人，战友们像小孩玩抓来的小狗一样戏弄着他。这时，西本提出了一个残忍的提议，就是把这个支那人装入袋中，浇上那辆汽车中的汽油，然后点火。于是，大声哭喊着的支那人被装进了邮袋，袋口被扎紧，那个支那人在袋中拼命地挣扎着、哭喊着。西本像玩足球一样把袋子踢来踢去，像给蔬菜施肥一样向袋子撒尿。西本从破轿车中取出汽油，浇到袋子上，在袋子上系一根长绳子，在地上来回地拖着。稍有一点良心的人皱着眉头盯着这个残忍的游戏，一点良心都没有的人则大声鼓励，觉得饶有兴趣。西本点着了火。汽油刚一点燃，就从袋中冲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惨叫声。袋子以浑身气力跳跃着、滚动着。有些战友面对如此残暴的玩法还觉得很有趣，袋子像火球一样满地滚，发出一 　　阵阵地狱中的惨叫。西本拉着口袋上的绳子说：“喂，嫌热我就给你凉快凉快吧！”说着，在袋子上系了两颗手榴弹，随后将袋子扔进了池塘。火渐渐地灭掉了，袋子向下沉着，水的波纹也慢慢地平静下来。突然，“澎！”手榴弹爆炸了，掀起了水花。 　　 过了一会儿，水平静下来，游戏就这样结束了。像这样的事情在战场上算不上什么罪恶，只是西本的残忍让我们惊诧。一会儿，这伙人便将上面的惨事统统忘记，如同没事人一样又哼起小曲走路了。战后，东史郎回到日本，先后经营电影院、机床制造业等，生活富裕。一九八七年，东史郎出于对参加侵略战争的反省和向中国人民谢罪的愿望，在日本京都的和平展览会上，公布了他的战时日记，其中包括记录当年南京大屠杀情景的材料。他说：“对于一个退伍军人来说，战场上的事是不能磨灭的，因为我常常看到那本日记，当时的情况就常常在我的脑海中出现。半个世纪前的事情大家都忘记了，但我因为有这些日记，所以才能记得这些事。”同年十二月，东史郎以《我的南京步兵队》为题，将日记节选后交青木书店公开出版，在日本国内外产生较大反响，同时也遭到日本右翼势力的嫉恨。一九八七年十二月至一九九八年三月，东史郎先后四次来南京，诚挚地“向南京人民谢罪”。他的家里因此接到不少日本右翼分子的恐吓电话，骂他是“叛徒”、“卖国贼”、“旧军人的耻辱”、“亵读了英灵”、“罪该万死”等，但东史郎及其家属不惧威胁。东史郎说：“我们日本人对蒙受原子弹的危害大声呼号，而对加害在中国人民身上的痛苦却沉默不语。……作为战争的经历者，讲出加害的真相以其作为反省的基础，这是参战者的义务。”在侵华战争期间，受军国主义思想的毒害，东史郎无疑是中国人民的加害者，双手也曾沾上了我同胞的鲜血。但中国有句古话：“知耻者，近乎勇。”东史郎能在半个世纪后，不怕围攻、谩骂和威胁，勇于站出来对侵略战争反省，向中国人民谢罪，并无情地揭露日军当年的残暴行径，这需要相当的觉悟和勇气，是一个值得称道的正义行动。 　　 东史郎在他的日记中，曾提到他的原分队长桥本光治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残暴行径。在日记出版后长达六年的时间里，桥本没有提出异议。一九九三年四月，在一些原日军将校的精心策划下，桥本以日记记述“不实”、“毁损名誉”为由，状告东史郎、青木书店和该书编辑下里正树，诉讼至东京地方法院，要求登报公开道歉并支付损害赔偿金两百万日元。日本右翼势力企图以为桥本恢复名誉为突破口，全盘否定南京大屠杀史实。东京地方法院经过三年的审理，迎合右翼势力的意图，鼓吹南京大屠杀“未定”论，并于一九九六年四月二十六日作出判决，认定《东史郎日记》中的有关“水塘”、“邮袋”、“手榴弹”等记述为“虚构”，判处揭露南京大屠杀暴行的东史郎等“被告”败诉，各向桥本赔偿五十万日元。一九九六年四月二十六日，《东史郎日记》案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一审败诉后，日本友人专程来宁，主要就一审涉及的“一九三七年时的邮袋能否装下一个人”、“最高法院门前的马路对面当年是否有水塘”和“手榴弹绑在装有中国人的邮袋上扔进水塘，爆炸后是否对岸上加害者构成危害”三个问题调查取证，得到社会各 　　界的极大支持，人们纷纷举证，为上述三个问题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将这些证词证物，一一转交东史郎案律师团，成为《东史郎日记》案的佐证。 　　 位于南京市中山北路101号的原最高法院旧址（现江苏省商业厅），就是《东史郎日记》记述的当年的惨案发生地。从一九九六年八月至今，南京市民共提供三十三种四十二件当年地图以及历史上的两张航拍照片，均证明原最高法院门前的马路对面确有水塘。 　　 一九九六年八月十五日，江苏省和南京市邮袋调拨局出具的关于邮袋尺寸、质地和字样的证明书，证明当时的邮袋确能装下一个人。南京理工大学徐云庚教授，是我国手榴弹研制专家。一九三九年，他曾在汉口兵工厂改制了攻防两用木柄小型手榴弹。他证明，在此之前，中国军队使用的手榴弹均为老式木柄手榴弹。其引爆时间为五秒～七秒，杀伤半径为五米～七米，并提供了当年手榴弹的构造图和技术资料。一九九八年三月六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委托南京工程爆破设计研究所，在江宁县上峰地区进行了手榴弹爆炸试验。 　　 主持这次手榴弹试验的爆破专家吴腾芳教授说：“试验的结果，完全与《东史郎日记》中的有关记述相吻合，对加害者不会构成威胁。”一九九八年七月二十日，南京工程爆破设计研究所再次为《东史郎日记》案进行手榴弹水下定点爆炸试验，试验结果验证了《东史郎日记》记载的真实性。南京市公证处公证员刘庆宁、李巧宝对手榴弹爆炸试验做现场公证，并出具《公证书》。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下午，日本东京高等法院对《东史郎日记》案作出东史郎再次败诉的判决。桥本光治的律师高池胜彦及支持者旋即举行记者招待会，并在会场上打出“南京虐杀捏造裁判胜诉”的大字标语，反动气焰十分嚣张。消息传出，全世界正义人士深表震惊。人们对东京高等法院不顾史实、颠倒黑白的不当判决表示惊讶、遗憾和强烈的愤慨。国内外新闻媒体及和平友好人士以各种方式声援东史郎的正义行动，纷纷谴责东京高等法院的无耻行径。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朱邦造，于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次日又在记者招待会上就《东史郎日记》案败诉发表评论：中方注意到日本法院对《东史郎日记》案作出的判决，对这一不顾历史事实的判决结果感到惊讶和遗憾！ 　　 日本军国主义过去发动的那场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惨绝人道的“南京大屠杀”是日军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滔天罪行之一。这一历史事实，铁证如山，任何企图否认这一史实的行径都是徒劳的，必将遭到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所有主持正义的人们的强烈谴责。我们要求日本方面以实际行动正视历史、尊重史实、以史为鉴，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朱邦造再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们注意到日本外务省发言人关于侵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这一表态。但必须指出的是，东史郎诉讼案并不是普通的民事诉讼，其实质是极少数日本右翼势力企图借司法程序达到否认南京大屠杀的目的。日本东京高等法院无视历史事实作出错误判决，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中方再次对此表示遗憾和义愤，历史事实是不容抹杀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犯下的罪行更是抹杀不掉的。我们要求日本方面以实际行动正视和反省历史，以史为鉴，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为了把历史的真实告诉世人，一九九八年三月东史郎第四次来南京时，将他的战时日记、勋章和军旗捐赠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并授权纪念馆联系出版《东史郎日记》中文版。纪念馆遂授权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东史郎日记》中文版。 　　 江苏教育出版社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决定出版《东史郎日记》中文版，主要鉴于以下几点考虑。一、是向世人全面系统地展示南京大屠杀史料的需要。近年来，虽然国内公开出版了一批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史料书籍，比如，从受害证人角度出版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集》、《南京大屠杀照片集》、《南京大屠杀档案集》等；从第三国证人角度出版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拉贝日记》、《外籍人士证言集》等，但专门从加害者角度出版的史料书籍，除散见于一些书籍中的原日军官兵的阵中日记外，目前还没有一本较为完整的中文版史料书籍，《东史郎日记》正好弥补了这一缺憾。二，是向广大读者奉献一本完整的《东史郎日记》的需要。鉴于日文版《东史郎日记》是个节选本，字数约为二十万字，而中文版《东史郎日记》则是采取直译全文的方式，试图为广大读者提供一本最为完整的《东史郎日记》，使人们除了解 　　南京大屠杀真相外，还能够了解侵华日军在华北、华东和中原地区的侵略和屠杀暴行。 　　 三、是进一步揭露侵华日军暴行，回击日本国内右翼势力否定侵略战争历史事实的需要。战后几十年来，日本国内总有一部分人，一直对半个世纪前发生的侵略中国战争的史实，采取遮遮掩掩、不负责任的态度，特别是从八十年代以来，又进一步发展到企图否定和抹杀历史的地步。作为亲身经历那场战争的东史郎，从加害者的心理和角度撰写的日记公开出版，既有助于人们了解历史的真相，又是对日本右翼势力的有力批驳。 　　 四、是对东史郎先生正义行动的有力声援。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八十六岁高龄的东史郎，为了正义和维护历史事实，毅然向东京最高法院再次提起上诉。《东史郎日记》案是一起为期六年至今仍没有结束的诉讼；是一桩涉及六十多年前历史而又未能按历史真实审理的并非普通的民事诉讼；也是人类的良知、正义与坚持反动历史观的邪恶势力之间的一场持久的较量。《东史郎日记》的出版与发行，既是为关注和支持东史郎的广大读者提供一份珍贵的史料，又是对东史郎先生正义行动的肯定和支持。当然，由于当年的东史郎受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毒害，其日记中所反映的立场、观点是带有军国主义思想色彩的，这就需要我们用历史的眼光来审视和阅读这本书。在这本日记的翻译出版过程中，得到了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新闻出版局以及南京市委宣传部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本着尊重作者和忠实于原著的原则，我们要求译者对作者提供的日记手写原稿全文进行直译，不作更改。只是考虑到日记中所涉及的人多数还健在，所以，我们 　　对其中的人名做了一些技术处理。原稿中的原有人名保存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中。本书正文中插图均为东史郎手绘。书中照片均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提供。 　　本书译者多为南京大学日语专业的教师，他们的具体分工是：张国仁，序、第二卷；汪平，第一卷；汪丽影、陈娟，第三卷；王奕红、沈琳，第四卷；范玉荣，第五卷。张国仁做了组织工作。另外，曹莉、魏晓阳也翻译了部分内容。

创伤与复原

作者：  （美）赫尔曼　著，施宏达，陈文琪　译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5年8月

简介：　　在西方，关于心理创伤疗愈的著作非常丰富，其中最通俗易懂的当属美国顶级心理创伤专家朱迪思·赫尔曼所写的本书。　　书中对于心理创伤的来源与内涵有很清楚的定义：受害者在压倒性的力量下陷于无助，从而形成一种强烈恐惧、失控和面临毁灭威胁的感觉。这种压倒性的力量，可以是地震、台风这类的天灾，也可能是战争、性侵害等暴行。创伤受害者所承受的，除了直接伤害，社会往往也是另一种压力的来源。原因是，研究和治疗心理创伤“就不得不面对人类在自然界中的脆弱，以及人性的邪恶”。而这些丑陋的东西却正是整个社会所不想面对，一般人希望眼不见为净的。因此，也便产生了“受害的一方或许想遗忘，但是却无法遗忘；旁观的一方有着不自觉的强烈动机要遗忘，而就真的遗忘了”的矛盾情境。　　本书的临床素材取自作者在一家女性精神医疗中心的20年执业经验和研究成果， 以及她在一所大学的附属医院10年教学和担任督导的经验，主题覆盖了乱伦恶行受害者、家庭暴力受害者，以及那些曾参与过战役的退伍军人和恐怖活动的受害者。　　自1992年出版，本书就被誉为一部开创性的作品。它将个人经验放在一个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中，主张心理创伤只能在社会背景中加以理解。出版20多年来，它改变了人们思考和治疗创伤事件与创伤受害者的方式。　　对于心理咨询师和创伤治疗专家来说，本书将帮助你深入理解来访者心理创伤的本质，并提供有效的方法来辅助你，帮助来访者从创伤中复原。　　对于创伤受害者来说，你可以在本书中获得理解和共鸣，更加深入地洞察自己的心理状态，并获得真正有效的帮助。

工业化蓝皮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工业化进程报告

作者：  黄群慧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年12月

简介：黄群慧，男，1966年8月生，汉族，河北省石家庄人。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常务副理事长。1986年、1991年和1999年先后毕业于河北科技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分别获得工学学士、工学硕士和管理学博士学位。1991年7月至1996年9月，在河北经贸大学任教，历任工业经济系教研室主任，市场经济学院副院长，副教授。1999年7月至2007年1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历任研究室副主任、主任，所长助理，研究员。2007年1月至2011年10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从事科研管理工作，历任副局级学术秘书、经济学部工作室主任和经济学部主任助理，代理副局长，副局长。2011年10月至2013年11月，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兼任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副会长、常务副理事长。2013年11月至今，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工业经济》和《经济管理》杂志主编。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入选***百千万工程人选，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研究领域为产业经济和企业管理。韵江，东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管理学博士，牛津大学访问学者（2011~201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博士后，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常务理事，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百人层次”人选，“辽宁省高等学校优秀人才”，“东北财经大学青年杰出学者”。李芳芳，2015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博士后。在国内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10余篇，曾参与多项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及部委委托课题的研究，并获得中国博士后基金面上项目的资助和支持。主要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工业化蓝皮书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