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锡圭(1935～),浙江宁波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作者： 裘锡圭著
出版社：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
简介：竹简本《晏子》，为研究这两部书的篇章的分合变化提供了重要资料。帛书《老子》的西种本子“都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次序与通行本相反，而与《韩非子·解老》及严遵《道德指归》相合。通行本分八十一章，帛书乙本不分章，甲本有些段落前有圆点标志，由此可以看出古今本段落分合的某些异同”。通行本有些章的位置与帛书本不同。凡不同之处，帛书本的顺序都比通行本合理(《马王堆汉墓帛书[壹]》“出版说明”)。银雀山简本《晏子》为未经刘向整理之本，存16章，分见于今本8篇之中。各章都没有今本的章题。今本《问上》第20、21两章，《问下》第22、23两章，简本都连为一章。
如果对马王堆帛书和银雀山竹书作深入的研究，在古籍源流方面一定能得到很多新的收获
。
下面举例说明地下材料在校读古籍方面的作用。先举用甲骨、岔文等先秦古文字资料校读
《尚书》、《诗经》等古籍的例子。甲、金文资料的时代与《诗》、《书》相同或相近，所
以常常可以用来校正《诗》、《书》的文字，阐明《诗》、《书》的文义。在这方面，近代、
现代的学者已经取得了不少成就，我们只能择要谈一谈。
《尚书·大诰》称文王为“宁王”(亦见《君爽》)，称先人为“前宁人”。旧时于“宁”
字无确解。清末的吴大激和孙诒让等人指出金文“文”字多从“心”，字形与“宣”相似，上
举这些“宁”字当是“文”字的误释。(见吴氏《字说》、孙氏《尚书骈枝》。编按：此处原
文所述有不妥处，述有不妥处，已略作删改。关于这一校勘学上的问题，请参看已收入本书的《谈谈清末学者利用金文校勘的一个重要发现》。)
西周铜器铭文常称史官为“作册”。《尚书·洛诰》“王命作册逸祝册”。逸是入名，作册是他的官职。旧时不明作册之义，以“王命作册”为句，把“作册”看作王所命令进行的事。孙诒让在《古籀拾遗》(下7页)和《周礼正义》(《春官·内史》)里才指出作册是职名。孙氏在这个问题上也是受金文启发的(参看王国维《书作册诗尹氏说》，《观堂别集》卷1）。
王国维在利用铜器铭文校读《诗》、《书》方面作出了较多的贡献。例如他据史颂簋的“里君百生(姓)”，指出《尚书·酒诰》“越百姓里居”的“里居”是“里君”之误(见吴其昌整理的王氏《尚书》讲义，又见杨筠如《尚书疑诂》)；据盂鼎的“匍有四方”，指出《尚书．金滕》“敷佑四方”的“佑”当读为“有”；据毛公鼎、克鼎铭文中“舍命”一语的用法，指出《诗·邶风·羔裘》“舍命不渝”的“舍命”不当如郑笺训为“处命”，而是“致其君命”(传达君上命令)的意思：据蔡姑簋的“弥厥生”，指出《大雅·卷阿》“俾尔弥尔性”的“性”当读为“生”，“弥生”就是长命的意思；据不飙簋的“女肇诲于戎工”，指出《大雅·江汉》“肇敏戎公”的“公”当读为“工”，“戎工”就是兵事的意思(以上见《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书二》，《观堂集林》卷2)。他又据不飙簋“女及戎大章(敦)尊戈”，指出《大雅》常武》“铺敦淮渍”和《鲁颂·闷宫》“敦商之旅”的“敦”都应该当“迫”、“伐”讲。(见《不腿敦盖铭考释》，收人《观堂金文考释五种》。编按，孙诒让在《古籀余论》卷3里已经指出“辜戴”即《诗>之“铺敦”，“谓迫笮傅伐之也”。)《逸周书·世俘》“武王遂征四方，凡憝国九十有九国”，“憝”也应读为训“伐”的“敦”。此例王氏未举，后来郭沫若在《奴隶制时代》里指了出来。
王国维还由于在甲骨卜辞里发现了商先公“季”、“王亥”、“王恒”等名，把《楚辞·天问》中从来不得其解的“该秉季德”、“恒秉季德”等语也讲通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观堂集林》卷9)。
《诗经》里有“以介眉寿”(《豳风·七月》)、“以介景福”(《小雅·楚茨》)、“以介我稷黍”(《小雅·甫田》)等语。旧时于“介”字不得其解。林义光受到铜器铭文中屡见的“用匀眉寿”、“用祈旬眉寿”等语的启发，指出《诗经》里的这些“介”字应读为“匀，”(丐)，当祈求讲(《诗经通解》。
《尚书·洛诰》“王宾杀袒咸格”，“王宾”之义旧无确解。郭沫若据甲骨卜辞中常见的“王宾某某(先人名)”、“王其宾某某”类警祀卜辞，指出《洛诰》“王宾”之“宾”当读为《礼运》“傧鬼神”之“警”，指成王傧文王、武王(《卜辞通纂》39片考释)。《洛诰》上文说：“戊辰，王在新邑蟊祭岁文王驿牛…，武王驿牛一。一·岁”也，是卜辞常见的祭名，如“丙辰卜，岁于祖己牛”。《洛诰》“岁”字也应与卜辞同义，旧注解此字亦误(参看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毛公鼎考释)。
于省吾利用铜器铭文校读《尚书》，也有较多收获。例如他受到铜器铭文借“俗”、“谷”等字为“欲”的启发，读慷诰“裕乃；不废在王命”的“裕”为“欲”；据厦侯旨鼎“巨侯旨初见事于周”之文，读《康诰》“……见士于周”之“士”为“事”(皆见《尚书新证>)。
于先生还据甲骨卜辞读的“今蠢今翼日”为“今春今翌日”(《岁时起源初考》，《历史研究>1961年4期)，这大概也是正确的。卜辞常用“今翼”为记时之词。有一条卜辞说：“自今春至今翼，、人方不大出”(《吉林大学所藏甲骨选释》第3片，见《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63年4期)，《大诰》的“今春今翼日”可能与“自今春至今翼”惹近。“今翼(翌)”的确切含义尚待研究。
印骨卜辞还对阐明见于《国语》的“大采”、“少采”二词的意义起过作用。《国语·鲁语》“是故天子大采朝日……日中考政……少采夕月……日人监九御……”。旧时认为“大采”、“少采”就天子朝日夕月时的服饰而言，文义难通。甲骨卜辞记一天中不同时段的词里有“大采”、“小采”(“小”、“少”古通)。董作宾在《殷历谱》里研究商代记时法的时候，以卜辞与《国语》互证。由此大家才明白《国语》里的“大采”、“少采”跟同段文字里的“日中”、“日人”一样，也是说明天子进行活动的时间的(“大采”、“小采”似与朝、暮相当，参看《殷虚卜辞综述》)。
我们在整理和普及《诗》、《书》等古籍的时候，对学者们用古文字资料进行校读而取得的成就应该尽量利用。
下面再谈谈考古发现的秦汉文字资料对校读古籍的作用。前面已经提到过的《重要性》一文是专门讨论这个问题的，读者可以参阅。这里只准备稍作补充。
汉墓里发现的那些尚有传本的古书的抄本，是校正这些古书今本文字讹误的重要依据。我们在《重要性》里已经指出银雀山简发表以后，整理今本《孙子》的学者并没有充分加以利用。银雀山简本《尉缭子》也遭到了类似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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