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宙的主宰

作者：  （美）琼斯　著，贾拥民　译

出版社：华夏出版社 2014-3-1

简介：　　美国和英国的决策者是怎样变得如此迷恋自由市场和有限政府的？它们为什么会如此热衷于取消管制？本书通过全面描述跨大西洋新自由主义诞生的历史，给出了令人惊讶的答案。　　丹尼尔斯特德曼琼斯跟踪了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演变历史，解析了新自由主义公共政策在英国和美国实施的原因。根据作者对相关历史事件的描述，这个过程表面上看有点像一场橄榄球赛：以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和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主的思想家们开出球，以贩卖思想为生的二三流文人把球传给意识形态企业家和记者，后者再把球通过遍布全球的智库传给政治家们，再由政治家们利用适当的政治经济形势“达阵得分”。在这个过程中，以智库为核心的跨大西洋新自由主义网络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但是作者强调指出，20世纪70年代以后，长期以来并不处于主流地位的新自由主义思想所取得的压倒性胜利并不是必然的。新自由主义之所以能够成功突围，既是因为经济危机的爆发，也是因为左派也认同必须采取新的政策。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随之而来的是多年的滞胀，凯恩斯主义似乎自己击败了自己，新自由主义思想开始昂起了头。在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分别赢得大选之后，自由市场的信念终于在政治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新自由主义通往权力之路终于铺就，危机之后的经济奇迹最终诞生。因此，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右派思想凯旋而归的故事，也不可以简单地归结为某种“不可避免”的“历史必然”。　　 这是一本非常精彩的、引人入胜的经济（政治）思想史著作。它非常重要，也非常及时。任何想了解英美两国如此钟爱自由市场背后历史故事的人，任何想探究当前经济危机根源的人，都应该读一下这本书。　　涌现秩序的表达困境　　汪丁丁（著名经济学家，简介附后）　　涌现秩序（emerging orders）怎样表达，我相信，这一问题始终困扰着哈耶克Paul Lewis，2012，“emergent properties in the work of Friedrich Hayek”，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vol.82，pp.368-378.，也同样困扰当代研究复杂现象（包括演化社会理论）的学者，而且尤其是因为意识到这一问题的深刻含义，与欧陆和英美的其他思想传统相比，哈耶克更欣赏苏格兰启蒙时期的经验主义传统F.A.Hayek，1958，“freedom，reason，and tradition”，Ethics，vol.LXVIII，no.4，pp. 229-245.。　　首先，根据哈耶克的描述，“复杂现象”区分于“简单现象”的认知特征在于，微观层次的行为主体不可能预见哪怕是服从最简单规则但数量极大的行为主体之间相互作用之后涌现出来的宏观秩序的样式，尽管他们可能事后理解这些样式F.A.Hayek，1963，“rules，perception and intelligibility”，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vol.XLVIII，pp.321-344；F.A.Hayek，1964，“the theory of complex phenomena”，in M.Bunge，ed.，The Critical Approach to Science and Philosophy: Essays in Honor of K.R.Popper，pp.332-349.。其次，哈耶克相信，语言、人类的社会网络、每一个人脑内大量神经元的交互作用网络，这三类现象是复杂现象的经典案例G.R.Steele，2002，“Hayek’s sensory order”，Theory and Psychology，vol.12，No.3，pp.125-147.。最后，哈耶克试图论证：（1）存在“模糊型”与“清晰型”这两种不同的人类头脑或心智结构；（2）与清晰型头脑相比，模糊型头脑更富于原创性；（3）脑内的创造性过程是一种复杂现象F.A.Hayek，1978，New Studies in Philosophy，Politics，Economics and the History of Ideas.。　　从最简单的社会网络仿真不难看到，只要存在奈特所说的“不确定性”（而不是“风险”），并且只要相互作用的行为主体数目足够大，则不论行为规则多么简单，仿真研究者都不可能预见微观行为的宏观秩序。哈耶克试图论证的是，在引入哪怕是最少量的奈特所说的“不确定性”之后，更可能获得清晰论证。为什么哈耶克必须假设有数量极大的行为主体服从哪怕最简单的行为规则？数量极大，意味着不可预期的小概率事件必定发生，相当于引入了奈特所说的“不确定性”。杨格在1990年代得到的一个著名结论是，在随机过程的作用下，两个具有完备理性的博弈参与者相互观察对方策略的“学习过程”，可以不收敛或收敛于错误的均衡H.P.Young，2007，“the possible and the impossible in multi-agent learning”，Artificial Intelligence，vol.171，pp.429-433；D.P.Foster and H.P.Young，2001，“on the impossibility of predicting the behavior of rational agents”，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vol.98，issue 222，pp.12848-12853.。因此，对于复杂现象之发生，与奈特所说的“不确定性”的作用相比，个体理性是否完备并不是很重要，或者说，理性不完备只是奈特所说的“不确定性”的另一种表达，例如表达为“C-D gap”的有限理性Ronald Heiner，1983，1985，“the origin of predictable behavior”，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在任何理解之前，先有表达Alfred North Whitehead，Modes of Thought，Lecture Two“expression”.。怀特海的意思是，凡重要的，总要表达。面部表情、手势、声音、语言、文字、行动、情绪、群体行动、政治、战争和契约，凡有所表达的，都有重要性。绝大部分感受不能获得，而且可能永远不能表达Gerald Edelman，2006，Second Nature: Brain Science and Human Knowledge.。许多被意识到的表达可称为“presentation”（呈现），或“representation”（再呈现）。虽然还有许多呈现或再呈现的重要性，但从未被我们意识到。　　要概括无数具体的表达，荣格尤其重视“符号”Carl Jung，1960，Man and His Symbols.，他相信符号能够涵盖全部文化及其意义。关键是，人类或许永远只能理解符号的一部分含义Roy Wagner，1986，Symbols that Stands for themselves.，而由符号激发的精神过程的绝大部分是无意识的——个体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The Collected Works of Carl Jung Vol.IX: The Archetypes and the Collective Unconscious，Second Edition.。脑科学进展到拉尔夫·阿道夫提出“社会脑”概念以来Ralph Adolphs，2009，“the social brain: the neural basis of social knowledge”，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Vol.60，pp.693-716；Tania Singer，2012，“the past，present and future of social neuroscience”，NeuroImage，Vol.61，pp.437-449.，符号互动论与社会交往理论获得了脑科学术语的表达。符号的含义在社会交往中呈现于具体情境中，孔子解仁只在《论语》描述的那些具体情境之内阐释这一符号的含义。完全脱离情境的符号蜕变为“指号”（signs）。可以认为，符号是历史性的，而指号是逻辑性的。也因此，符号的含义是不可穷尽的。于是，符号的含义在历史过程中的呈现，与社会交往和人类的实践活动有了密切的联系，它们一起构成了海勒女士阐释的“文化创造”过程Agnes Heller，2000，The Three Logics of Modernity and the Double Bind of the Modern Imagination.。　　涌现秩序是历史过程，因为这些秩序只能通过“历史”（一系列的事件）呈现自身。斯密恪守“有限理性”原则，他从未将他对具体情境的政治经济分析扩展为一般原则，他始终对“体系之危险”（the danger of system）保持警惕。事实上，斯密的这一态度是苏格兰启蒙时期经验主义传统的心理特质。就斯密而言，这是一种源于斯多噶学派的身心修养。或许受到博兰霓Michael Polanyi，1966，The Tacit Dimension.的影响，哈耶克对斯密的经验主义态度有一种远比同时代人更深切的理解。根据哈耶克的（或他尚未清晰表述的）理解，涌现秩序几乎是不能表达的，至少不能用统计方法来表达参阅哈耶克的《复杂现象论》的第4节“统计学在处理模式复杂性上的不当”，《哈耶克文选》，冯克利中译本。。如果一颗清晰的头脑试图将某一新观念的全部内涵逻辑地表达到排除了任何隐秘知识的程度，那么，这一新观念的“新意”就将完全消失。因此，哈耶克相信，与创新过程相适应的是模糊型头脑。　　与模糊型头脑相对而言的是弗里德曼的以清晰和锐利著名的头脑。然而，如上述，我相信，过于清晰和锐利，不利于秩序涌现在脑内，就是说，不利于隐秘知识或新观念或新的重要性感受的表达。如果说清晰型头脑的这一性质在经济学领域内远比模糊型头脑更占优势，那么，在政治领域可能恰好相反。因为具有原创性的政治秩序是从奈特Frank Knight，1942,“science，philosophy，and social procedure”，Ethics，Vol.52，No. 3，pp.253-274.论述的“社会过程”中涌现出来的。　　读者在这部关于新自由主义思想史的作品中，不难看到复杂社会的涌现秩序其实极难被头脑清晰的经济学家所感受、表达和理解。或许因此，新自由主义在当代人类迅速复杂化的社会现实中遭遇了多重挑战；或许也因此，新自由主义者们应感谢他们偶然有了一颗如哈耶克这样的模糊型头脑。　　（汪丁丁，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东北财经大学行为与社会跨学科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长期兼任《财经》和《新世纪周刊》学术顾问。教学及学术方向：经济学思想史、行为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

寻找麦田

作者：  汪丁丁著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2004

简介：对于支撑和促进美国经济发展和创新的数百万小企业，如何保持其活力，如何使其积极健康地运作发展，本书从理论和经验的角度给出了极有价值的解答。全书从美国的小企业介绍、个人创办小企业的诸多途径、新创企业面临各类问题的解决方案、小企业运作管理、如何营销产品和服务、如何做好财务和存货控制六个方面系统地介绍了如何有效地管理小企业，对创业和发展的全过程进行了深入的阐述。关注创新是本书的主要特色，使读者学会有效的思维分析方式是本书要达到的主要目的，可供工商管理类专业学生使用，对有志于创业或目前正在经营自己企业的读者会有直接的帮助和指南作用。

人与制度

作者：  汪丁丁著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2014

简介：当今社会陷入深深的制度迷思：存在这样那样的社会问题——环境污染、有毒食品、公平缺失、道德缺失、幸福感缺失，等等，许多人都将其归结为，是制度决定一切，改变一个人两个人，无法改变一切。只有从根本上制度变革，才可以使一切变得更好。那什么是所谓的制度呢？如何理解它、认识它、改造它？如何扮演好自己在其中的角色呢？ 对此，汪丁丁教授通过同积极思考的青年学子们的对话和讨论，对人与制度、人际关系、角色定位等重大问题进行了哲学层面的深入探讨。也许你没能去北大听课，但是你可以买来一套《青年对话录》来参与讨论与思考。读汪丁丁的书，如同在黑暗的隧道中艰难前行，一开始你可能茫然无措，但最终你将适应这黑暗并发现其中的微光，在它的指引下一路向前。

制度分析基础讲义.II,社会思想与制度

作者：  汪丁丁著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简介：　　《制度分析基础讲义2：社会思想与制度》按照当代的人类知识结构，我们把社会思想划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生物学思想，从孔德到涂尔干再到斯宾塞，都与这门学科有密切的联系；第二部分是经济学思想，即“理性选择”和实证方法，它们对整个社会科学产生了重大影响；第三部分是“符号学“思想，这可以溯源到米德的行为学。

Papers in interdisciplinary education

作者：  汪丁丁著

出版社：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9

简介：《跨学科教育文集》内容包括：这本书是百年来中国社会在“物竞天择”及“弱肉强食”法则冲击下“救亡一启蒙”交替演化至2l世纪，由当代学者撰写的第一本关于跨学科教育之书，也是当代中国乃至当代人类的教育由知道（学习知识）而“知”“道”的跨学科教育之书。作为当代中国主张跨学科教育的第一人，作为以讲究道德著名的经济学家，作者以《文字的代价》一文振聋发聩地指出当今人类教育最严重同时也是最被忽略的问题：智慧被知识取代，人格被物欲置换。在给中国第一家试图践行跨学科教育理念的大学——东北财经大学——校领导的信中，作者说明：跨学科教育，其实就是早期儒家与当代西方的教育的和合，只不过为凸显当代大学的分科制度对人类心性自由的极大限制与摧残，我们将教育之道特别表述为“跨学科”的教育。跨学科教育，开宗明义，以“道德情操”为首要问题，以“社会问题”为首要问题。这两大问题，前者涉及个性修养，后者涉及中国乃至世界的政治经济及公共政策，相辅相成，互为激励，不舍众生，不蔽良知，诚所谓“修道之谓教”。更多>>

身体与生命，西医与中医

作者：  汪丁丁著

出版社：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12

简介：《身体与生命,西医与中医》针对类似“中医应该被取消”这类打着所谓“科学”旗号的妄语，深入探讨中医、西医各自的历史起源、现实困境以及未来发展趋向，并且分析中医、西医与东方、西方这两大文化谱系的内在关系，以及这两大文化谱系不同的思维方式对个体维护自身健康的行为影响。

情境笔记

作者：  汪丁丁著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简介：文字不是要告诉别人真理是怎样的，他只是在各种特定情境里私人感受的记录，是“备忘”，是“笔记”，甚至是“隐私”，然而它们却是不得不有的。 作者就是带着这样的想法写了这本书，它可以不优美，却绝对真实，读它，就像是读一个人的心情，读一个人的思想。体味作者的心路历程。 情境之一，是“街头”，日常生活、衣食住行、冷嘲热讽之类。 情境之二，是“阁楼”，取其秘密议论之意，去其色情之英文含义。只不过，议论者不 信其议论可以有用，惟束之高阁而已。 情境之三，是“学园”，对教育现象与教育政策的批评、对未来教育的推测之类。 情境之四，是“诊所”，取其身体诊断、社会诊断、精神诊断之意。 情境之五，是“墓地”，这里有“我”喜欢的幽灵们，和介于荒诞与真实之间的一切话 题。

风的颜色

作者：  汪丁丁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简介：　　本文集是作者于2001年2-10月间在杭州讲学内容、对国内热点问题及国际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重大问题评论的再评论，共52篇，以文章的内容取向将其归为蓝、绿、红、黑、白五色，代表作者对大千世界之"风"，抱理性、希望、爱、罪、无奈的不同态度。 　　书中作者力求在理论、观点求大同中留小异，在借鉴中有创新，以实现自身的双重使命-学者和良智的融合。

海的寓言

作者：  汪丁丁著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2003

简介：　　海的幽灵活得太久，见过许多物种的兴衰，甚至见过我们人类的多次灭绝和再生。这让我们人类今天的种种事务显得格外微不足道。所以记录在这里的关于人类事务的评论和研究，无非是大海时刻在吞吐着的转瞬即逝的无数泡沫当中最微不足道的那种，只是出于语言的方便，被叫做“海的寓言”。

人与知识

作者：  汪丁丁著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2014

简介：读者最渴求的是什么？是知识和智慧。如何获得知识？什么最关乎此？作者对著作版权的处理怎么样？学术规范吗？如何做到知识创新？知识的未来会怎样？新闻媒体对信息，对知识的传播有什么作用？现阶段中国为何有新闻敏感性？思想者、政治家、经济学家等知识精英该如何才能为知识，为知识的传播做出贡献，如何应对思想和哲学的匮乏？知识教育的现状如何？ 对此，汪丁丁教授通过同积极思考的青年学子们的对话和讨论，对知识私有化、知识启蒙、新闻传媒、学术与教育等重大问题进行了哲学层面的深入探讨。也许你没能去北大听课，但是你可以买来一套《青年对话录》来参与讨论与思考。读汪丁丁的书，如同在黑暗的隧道中艰难前行，一开始你可能茫然无措，但最终你将适应这黑暗并发现其中的微光，在它的指引下一路向前。

幽灵自述

作者：  汪丁丁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简介：　　本书作者通过自己在西方世界的读书、采访、旅游、生活的直接体验、感受，向中国读者传达西方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重要方面以及在弥合物理世界与精神世界鸿沟的思考；并借此为读者提供大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和科学精神不可缺少的参照物，沿作者的对比思路进一步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经济、文化等问题。 　　 这部作品既有文学性，又有研究笔记的性质。读者可以把它当做一场六幕历史剧来阅读，同时，也可以把它看做是小说体的报告文学。

青年对话录：我的教育生涯

作者：  汪丁丁　著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2014-10-1

简介：　　本书是汪丁丁教授开展“跨学科教学实验”生涯的回忆录。在中国，跨学科教育理念最早由汪丁丁教授提出。2008年，突破重重障碍，汪丁丁教授成为在中国践行这一教育理念的第一人。东北财大跨学科研究中心的成立，是对中国现下问题与危机重重的教育体制的一次深刻反思。该中心的成立，是一向关注青年成长的汪丁丁，为莘莘学子的知识命运和中国教育的长久发展，做出的一次不计回报的心血尝试。　　在东财跨学科研究中心这块辛苦得来的“试验田”里，汪丁丁努力践行着他的教育实验：用“批判性思考—问题导向的知识路径—社会责任感”三位一体的教学方式，培养有“相与之情、向上之心、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的“有灵魂”的专家。这是与当下的应试教育有本质差异的。

永远徘徊[电子资源.图书]

作者：  汪丁丁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简介：本书内容涉及经济理论、"资本主义"实质、制度变迁、金融热、中国国企改革等众多社会及经济热点问题。 片断： an> “知识产权”与中国经济发展 中美贸易关系最近从“知识产权”问题引发，愈演愈烈，导致今天的制裁局面。然而导致双方制裁行动的真正因素显然不是，或不主要是所谓“知识产权”受到侵犯与保护的问题。中美贸易摩擦公开化，始自几年前中国对美贸易大额出超（主要是纺织品）和随之而来的美国“纺织品法案”所谓“原产地法条例”这次美国制裁的中国物品从塑料，电子及轻工机械开始。因为这些产品向美国的出口近年增长最快。这说明中国出口商品的结构开始“升级”（从农业或自然原材料到最终产品的工业链条越长，产品的级别就越高；塑料，电子，机械等产品较纺织品显然高了一个级别）。事实上，从产业结构分析，中国在未来若干年内有极大的潜力出口机电产品。因此这次的制裁对中国国际贸易结构在中长期内的产品升级以及出口创汇潜力的开发都是一个严厉的警告，绝对不可小视。 中国在未来十年至二十年里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部门是哪些呢？按照中国经济“五部门”分类（农，工，建，运，商），增长最快的并且可以持续增长的部门是建筑业和交通运输电讯业以及与信息交流有关的计算机网络和设备，制造业里的汽车配件和组装，机械电子设备（不是单纯的机械或电子产品，而是机械与电子控制结合的产品），另外，在这个分类之外的服务业里，极具潜力的社会保障计划（包括失业，人寿，医疗等等的保险计划）以及与社会保障和住房商品化相关的信用和金融服务。所有这些部门都是外资特别是美资感到极大兴趣的投资领域。例如通过中国国家计划委员会协调的美国电报电话公司参与的通讯设备投资项目，佳士拿汽车公司（继“北京吉普”之后）正在筹备的大规模投资设厂计划，以及美国政府要求中国对外资开放保险业和部分金融服务等等。美国的这些投资兴趣也可以从中国公布的报复性制裁的产品和“冻结项目”名单中反映出来。但是问题在于，既然中国国内能够动员的资金远不足以推动上述部门的高速增长，既然美国大资本非常希望打开在中国投资这些领域的大门，为什么双方反而以这些领域为相互制裁的主要战场呢？ 首先是政策上的分歧。例如中国的“国内市场保护”政策一直要求外资在中国生产的产品有相当大的比例销售到海外内场而不是国内市场。这项政策在出口初级和轻纺产品阶段也许是适用的。但在上述各部门就不太适当了。理由很简单，你要快速发展这些现代通讯和产业部门吗？那就只好允许先进技术和先进技术的物质载体——外国资本，进入这些领域。以汽车工业为例，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的资料表明，中国自己的技术水平大约比西方汽车业的先进水平落后十到二十年的时间。而且这一差距正在不断扩大，因为中国全国每年投入汽车科研的经费只相当于或小于例如通用汽车或丰田汽车这样的大公司一年的研究开发费用。至于电讯业和集成电路制造，由于技术复杂程度和资金投入巨大，中国与国际水平的差距就更加难以弥补。人们也许会说：金融和保险业总不需要什么高技术了吧？是的，但是这里需要的是丰富的经验。道理也很简单，金融业之所以为国民经济所必须，在于通过金融市场的运作，投资风险得以分散或找到最优分布的方式。这是所谓“规模经济”的好处。在获取规模经济的同时，一个有效的金融市场还起着约束股份制企业经理人员“道德风险”（即使用他人的资金做得不偿失的风险投资）的作用。但是怎样的市场才是“有效率”的金融市场呢？“人”，具有丰富经验的金融专家，正是这些专家的运作，加上适当的评估和奖励专家声誉的制度，使金融市场变得有效率。读者可以想象，如果没有使麦哲伦基金（管理着相当于哥伦比亚全年国民生产总值的资产）声名大振的比德·林奇（PeterLynch），没有投资大师华伦·布菲特（WarrenBuffet），没有在各种各样的投资机构里每天紧张决策和密切监视着企业行为的那些“资金总管（moneymanagers）”，整个资本市场怎么可能有效率呢？基金制度，无非是靠了中小资金持有者的自由转让基金股份，维持着对基金管理人的有效监督。但是仅仅把基金制度搬到中国是建立不了一个有效的金融市场的。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费希尔（F.Fisher）曾经著文论述前社会主义国家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大致阶段，其中特别提到金融改革的时期应当从过渡之初一直延续到过渡结尾，是一个贯穿始终的改革任务。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培养一个金融专家通常需要至少十五年时间，而一家经验丰富和声誉卓著的投资银行需要几代人的工夫才可造就。金融的书本知识可以快速学习，但经验和声誉绝不可能快速积累。总而言之，中国在下一阶段的经济发展中应当调整产业政策和外资政策以适应新的发展阶段，为了快速发展，对外资做适当的，有时甚至很大的让步是合算的。孙中山先生不是曾经提出“建国方略”吗？其重要内容不是“出卖矿权，路权，以换取外国投资”吗？我们中国人前几年不是也在大规模和长期限地批租土地吗？为什么一提经济“紧缩”就连思想也“紧缩”了呢？ 其次是经济制度上的分歧。上述各部门的主要经营者都是中国部一级的国营企业，这些企业一直享有优越的垄断地位和丰厚的利润，国营企业由所有制引起的低效率问题，冉加上对市场的垄断权力就变得更加严重（因此邮电部长期以来就以低效率出名）。从经济学角度说，引进外资竞争，对提高这些国有企业的效率是有很大好处的。但是这些国有大企业的所谓“冗员”问题将会怎样解决呢？至少政府部门很难接受让这些部级企业破产和工人失业的后果。我们不难想象在对美制裁的决策过程中这些国营大企业的主管部委施加了很大的影响。 第三是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美国人习惯于国会内外各种委员会之间的交易式的决策过程，他们自然地把这一套想法用来和中国人打交道。例如把改革开放的速度同贸易优惠的程度联系起来考虑。这就可能与中国改革的基本战略——“摸着石头过河”或称为“渐进改革”，发生冲突。中国人不喜欢从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开始改革，也不喜欢在目前的发展阶段进行激烈的上层建筑变革，用邓小平先生的话：不争论。三个字概括了这个民族的传统的“实用理性”精神。电讯服务业（不是电讯设备的生产）一直禁止外国直接投资，理由之一就是国家对意识形态（新闻媒介及传真服务等等）的控制权不能由外国人参与。金融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在外国人可不可以参与的问题上当然也非常敏感。 现在可以讨论所谓“知识产权”问题了。这里面包含了两个主要的问题。其一是中国目前发展阶段的法治建设问题。其二是由“知识产权”涉及到的出版，新闻，声像，等等领域里的外国人经营权的问题。这第二个问题很简单。试想想在日前情况下，中国政府怎么会允许例如英国广播公司在中国大陆的“经营权”并随后就播放关于毛泽东私生活这类的“新闻”呢？我想主要谈一下我对第一个问题的看法。一般而言，外国投资者是很注意投资环境中的法律保护问题的。投资国外的高风险中间，很大一部分风险与社会政治不稳定的情况下法律失效有关（例如曾经风行第三世界的把外资“收归国有”的民族主义运动）。法治问题在例如中国和越南这样的仍然属于“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导向的国家里有更深一层的意义。因为这些国家的基本法——宪法，并没有改写，至少没有被时间证明有效地保护着“私有产权”。严格地说，当有人要重新解释宪法时，一个外国私人资本在这些国家里雇佣和剥削劳动就可以被定义为是“违宪”的行为而遭到“剥夺”。因此，外国资本家要求投资所在国在没有宪法基础的情况下，建立良好的尊重私有产权的行为规范，是合情合理的。就中国传统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看，仅仅依靠私人联系建立的市场交换，其市场的广度是很狭小的，不足以支持大规模投资和更深入的社会分工及专业化。长此下去，产品的成本必定难以持续降低。因为降低成本的根本途径是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的根本途径是劳动分工和专业化。这个道理是亚当·斯密和后来的英国经济学家杨格（A．Young）对经济学做的重大贡献之一。要拓展市场，前提之一就是建立超越个人关系的行为规范和信任关系。在西方，这就是所谓“法治（ruleoflaw）”。我们可以说，在中国的传统里，只有所谓“法制（rulebylaw）”的思想，而没有“法治”的思想。因为后者的产生与西欧独特的中世纪历史有密切关系，可说是“西方独有而不见于西方社会以外”（韦伯）。但是，传统中没有的东西毕竟是可以渐渐加到传统时去的。“法治”虽然生于西方，不见得不能长于东方。日本，韩国，台湾省，新加坡，香港特区等地，虽说“法治”精神参差不齐，多少还是在不断生长和得到维护之中。“法治”是可以从我们中国文化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基本原则发展出来的。这个原则在西方叫做“DoUntoOthers”，是西方文明传统中一个最基本的正义原则（始自古希腊的斯多葛学派的伦理思想，经霍布斯，洛克，康德和卢梭等人加以发挥，演变成为现代的罗尔斯的《正义论》。因此我们相信，正在中国大陆发迹崛起的那些私人所有者，那些代表了各种社区利益的“社办企业”的带头人，那此有志于“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政府官员和那些外国资本家们一起，在合作的巨大利益的“文明化影响”下，终究会建立起“中间式”的法治的。虽然在这个过程中，还会出现例如“北京麦当劳”或“中国五矿”这类情有可原的纠纷。 在经济利益的诱导下建立法治的过程，显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人们最早学会尊重法律的那些领域，必定是经济利益巨大的领域。所谓经济利益，无非是在法律规范下双方合作所得到的利润，减去为了保护双方的财产权利所花费的开销。这个“净利益”越大，双方保护产权的积极性也就越高。在中国与外资合作的领域中，有不少这样的部门，例如饭店，汽车，石油化工产品，家用电器，高档服装，快餐业等等。这些领域的特点是，财产权利的划分很容易，例如外资饭店，地皮是你的，建筑和饭店管理权是我的，说好多少年之后建筑物归你，在此之前利润分享。这样的合同，监督起来成本相对很小，另一方而，利益很大，所以“净利益”就很大了。但是在所谓“知识产权”方面，问题就严重得多。首先，“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监督就很困难。例如计算机软件的产权保护，不说在台湾省，香港特区和韩国这样的地区，就是在美国也防不胜防。否则“微软”公司为什么要雇佣在数目上几乎相等于软件编制人员那么多的律师呢？另一方面，知识产品的经济利益有多大呢？这往往非常不确定。例如著作权，一本专业书的发行量常常不会超过两千册，看书的人也许不超过一万。而出版社有利可图的发行量通常是两万册左右。在现代中国，“知识无用论”的时代才刚刚过去不久，“手术刀”和“方向盘”之间的收入倒挂刚开始缩小，大学生和研究生退学经商的风潮正“方兴未艾”，请问保护“知识产权”的好处在哪儿？当然，对那些可以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知识产权（例如高新技术进口），连乡镇企业也是非常尊重的。但这样的知识产权并不是这次中美冲突所提出的那类“知识产权”。 结论：我们不能同意中国和美国任何一方不经过深思熟虑，草率发动的贸易冲突。中国政府里那些明智

螳螂自语

作者：  汪丁丁著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

简介：“信誉”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意义 现代“时空”现象之一是学者们陷入了这样一种困境：一方面，争夺学术研究成果的“知识产权”的速度必须以“星期”甚至以“小时”计算（典型如抢先在《科学》或《自然》杂志上发表的生物基因和基因医学的研究报告），所谓“求快”。另一方面，学术研究的专业化程度和资料来源的全球化倾向于降低原创性研究的速度，所谓“比慢”。两相权衡，如果学术制度迫使学者参与“不发表便毁灭”的生存竞争，则“天才”以外，学者们要么陷入“求快”的恶性循环，要么成为学术制度的“边缘人”…… 本书前言 本书涵纳了作者近年来的学术论文与随笔时评中的精品，并精心择选了其中面向企业家群体，旨在论及知识社会的企业创新和教育困境的作品。 特色及评论 文章节选

Organization of Enterprises

作者：  汪丁丁著

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4

简介：新经济的经济学，哪怕它已经包含在老的经济学里面，也断非抱残守缺的传统经济学眼光所能理解的。我们需要的是，以初生儿般的新奇目光对待一切实用的和不实用的东西——只要那是美的。 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为物品在新古典经济里面的价值决定提供了分析框架，即在给定的资源禀赋结构、偏好结构、技术结构和制度结构下，使得一个经济达到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的一切物品的价格与产量。 所谓'个性化经济'，就其最根本的含义而言，是根据我们每个个人的世界观（观念体系）而开发出来的经济行为的总体。社会越是发达，生活越是丰裕，社会里面的个人的价值观念就越是彰显为个性、特殊、与众不同。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整体的价值和文化体系，就像我们这些年来在北京大街上看到的服装，越来越丰富多彩，从而整个社会的生命力和创造性便越来越强大。 ……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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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购买方法：点击“蓝色文字收藏品”或者“可以从“这些卖家”购买” .....................购买说明：此书为绝版图书，售价高于原价作者:汪丁丁著  页数:175  出版社:上海市：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 

走向边缘:经济学家的人文意识

作者：  汪丁丁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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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边缘”相对于“主流”而言，有从来就在主流之外的边缘，也可以自主流之内走向边缘，经济学家似乎天生认同于“主流”，所以经济学家的边缘化是可以称作“标新立异”的。“边缘”是一种生活方式，那么这个社会的创造力和生命力的源泉迟早会枯竭。这是我从哈耶克那里学到的一个根本观点。所以，真正丰富的生活是“主流”之外的生活，这被海德格尔叫做“世界”——基本原始对立的逻各斯在展开自身生命时所创造的世界。……我坚信，健康的市场社会始终需要批评，始终需要有一群知识分子和一批自由媒体对资本的贪婪本性进行批判。在成熟市场里，这样的批判永远不是“主流”，它永远只是“弱者的声音”。……如果“弱者的声音”——这本书的第一部分，是知识分子对强权与金钱的批判，那么“自由与思想”——这本书的第二部分，则是知识分子对批判者自身的检省。 　　 　　 　　

经济学家的思想轨迹

作者：  汪丁丁著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简介：世界经济复杂多变，经济学面临诸多"现代性"问题，对经济学家提出更高的挑战。《回家的路》表现了作者在人类知识森林中的探索历程，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即是填补"当代经济学和哲学之间沉默距离"的一种努力，在这一努力过程中，作者试图使经济学在更深远的领域与其他人类知识相接。 　　对现实生活乃至人性的普遍关注，以及作者独特的"美感叙事"的笔法，使作品别具一种吸引力和感染力。作者孜孜不倦追求的人文关怀，使作品成为一个整体。 　　寻找精神家园永远是一处过程，正如作者所言：其实我们无家可归。

知识印象

作者：  汪丁丁著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2003

简介：“知识”的本意是要追求真理的，求真的意志，到了最高境界便是所谓“学究天人之际”吧，但是到了宽带网时代，我们突然意识到“真”被还原成了“印象”……“知识印象”于是既包含纯粹主观的感受又足以引申为“科学”，既是学术的又是审美的，既是转述的又是评议的。 现代生活的瞬时性足以把任何知识变成瞬时的，“一个印象而已”。

汪丁丁实验作品系列

作者：  汪丁丁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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