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300首/儿童启蒙必读丛书

作者：  汪斌，骆枫 编写

出版社：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7年1月

简介：古人云：“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为引导儿童学习唐诗，我们取各种唐诗选本之长，精心选编制作了这本《唐诗300首》。 唐代诗人辈出，仅《全唐诗》所录就两千二百多家，作品近五万首。本书为“儿童启蒙必读丛书”之一，所选取的诗篇，是唐代杰出诗人的传世佳作。本书重点选编了王勃、贺知章、孟浩然、王维、李白、杜甫、刘禹锡和白居易等一百多人的作品，其特点：一是内容丰富多彩，通俗易懂；二是篇幅较小，脍炙人口；三是情意真挚，含蕴深远；四是声调铿锵悦耳，朗朗上口。 这是一本通俗的启蒙读物。书中的每首诗配有当代儿童喜欢的卡通彩图，以及注释和翻译。这种“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和引导启发的表现形式，将有助于儿童充分发挥想象力，加深对原诗的理解。因此，本书特别适合儿童学习和朗诵，并有益于培养儿童对文学艺术的浓厚兴趣。

叶嘉莹说中晚唐诗--迦陵说诗

作者：  叶嘉莹　著

出版社：中华书局 2015-1-1

简介：　　叶嘉莹先生在书中详列出中晚唐时期的重要诗人，韦应物、柳宗元、刘禹锡、韩愈、白居易、李贺、李商隐、杜牧，品评诗作，细数人生，在宏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展现了唐代诗歌的魅力和诗人的历史地位，让我们更深切地理解诗人和诗作。

Making-up and image improvement

作者：  李勤主编

出版社：旅游教育出版社,2013

简介：“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株总相宜”。自古以来。人们从来没有停止过对美的追求，为了扬长避短，美化容颜。人们用化妆对面部和五官进行修饰，同时通过服装、首饰等装扮出良好的形象，从而提升个人的综合魅力。 化妆，在中国古代称为“香妆”、“妆点”、“妆饰”。从历代仕女图中可以看出，古代中国在化妆方面非常讲究，尤其对眉部的妆饰非常注重，甚至成为“女子”的代言词，如《诗经》中的“螓首蛾眉”，白居易《长恨歌》中的“宛转蛾眉马前死’’等。都以蛾眉描写古代妇女的容貌。唐朝时期，由于经济发达。生活富足，妆容浓艳的特征可以显示出其时代的繁荣鼎盛：宋代出现了“瓦肆”、“勾栏”等供说唱艺术和戏曲表演的场所，在勾栏中所设的化妆场所，便成了历史上最早的化妆室：到了元代。随着戏曲艺术——元曲的昌盛，其化妆艺术成为了塑造艺术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清时期，美容化妆不再是宫廷、官宦人家的专利，各种美容化妆手法已在民间广为流传，皮肤保养在当时已成为时尚。据史料记载，慈禧是美容护肤的典型人物。为追求皮肤的白皙细嫩，用贡米磨成香粉。用鸡蛋清制作面膜，玫瑰花瓣榨汁制成胭脂等，并以种种手法进行辅助按摩。从而达到容颜不老、延年益寿的效果。 国外的化妆起源于古埃及，人们常说的“埃及艳后”克丽佩托娜是化妆史上的代表人物。古埃及的化妆品和化妆术传入到古罗马后，受到了贵族妇女们的推崇，她们用牛奶、面包和美酒制作面膜，用鲜花和蔬菜所提制的天然色素作为配方来修饰面颊与嘴唇，当时贵族妇女的女奴被称做“化妆女”。可见其化妆的重要地位。古希腊人有崇尚人体艺术和面容美的传统，面涂香粉，口涂朱砂，还用一种特殊的香精烧成黑灰来描画眼影，他们还发明了整护头发、养护皮肤、修甲等许多妙方。

《线装经典-李白.杜甫.白居易诗》

作者：  （唐）李白，（唐）杜甫，（唐）白居易　著，《线装经典》编委会　编写

出版社：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晨光出版社 2014年9月

简介：李白、杜甫、白居易都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诗人，他们的诗作各具特色。其中，李白的诗豪放飘逸，杜甫的诗沉郁顿挫，而白居易的诗则浅切平易，我们特将三人的诗歌辑录成集，希望读者能从三种风格迥异的诗歌作品中得到美的享受。

怎样画写意牡丹

作者：  李承毅编绘

出版社：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

简介：牡丹，又名木芍药、百花之王、富贵花等，为原产我国的名贵花种。两千多年前，牡丹已被用作中药。一般书弥，南北朝时，牡丹由野生引入栽培，但笔者曾在邢台柏乡参观过汉牡丹。野史传记：两汉之间，王莽逐刘秀，刘秀逃亡至此，见牡丹盛开，赋诗一首，曰：肃王避乱过荒庄，井庙俱无甚凄凉。唯有牡丹花数株，忠心不改向君王。 汉牡丹之名由此而得，自汉朝以后历代文人墨士多有题咏，俱见于县志。所以牡丹究竟始植于何时，恐怕和作为药用植物的时间相差无几。 牡丹属芍药科落叶亚灌木，高可1—2米，晚春开花，花大如盘，雍荣华贵，叶子舒展，千姿百态，干粗如椽。阻犷苍劲。至今品种已达数百余种，花色以红为主，包括银红、粉红、桃红、紫红等；另有黄色、绿色、白色、紫色、黑色；还有一花双色的二乔牡丹。这里所说的黑色实际上是极深的紫红色，近乎黑。牡丹的花型有单瓣、复瓣 及起楼子的台阁型。春末花开时节，真是姹紫嫣红，缤纷绚丽。 牡丹自唐朝以来，深受我国人民喜爱，被誉为“国色天香”，成为富贵、吉祥、美丽的象征。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刘禹锡的“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正表现了唐人对牡丹的喜爱达到如痴如狂的程度。各朝各代的诗人、画家以牡丹为题的名作层出不穷。 在绘画方面，我们从唐代周叻的《簪花仕女图》上看到侍女手执描绘牡丹的团扇，牡丹花被装饰在仕女头上。 宋代出现了以文同、苏东坡为代表的文人画，随着文人画的发展，牡丹也成为继梅、兰、竹、菊“四君子”·之后另一个被画家钟爱的题材。 明代的陈淳(字道後，号白阳)和徐渭(字文长，号天池，又号青藤老人)二人在上追五代南唐徐熙的水墨没骨法的基础上，继承了文人画抒情畅神的传统，并充分利用水墨在生宣纸上的奇异表现力，把写意花鸟画推上第一个高峰，从他们的牡丹图上可看出用笔运墨挥洒自如，将中国书法的韵味融入画中，点、线、面自然地交织成奔放的乐曲，淋漓尽致地表现子牡丹的形韵。而徐渭更是借此渲泄情感，张扬个性，看他的作品有如看梵·高的作品，可以说他是中国花鸟画中表现派的第一人。 在清代的山水、人物画陈陈相袭时，花鸟画则处于大发展期，各种流派名家辈出。画写意牡丹的主要代表有三：一是清初的恽寿平，号南田。他继承了两宋的写生传统，创造性地发展了徐熙的没骨法，将牡丹的神韵、形色表现导极为生动，其近似工笔的画风一直影响到民国初年，达二百多年。二是清末的任颐，字伯年。他以小写意手法，将 户国水墨和西方的色彩结合，构图多变，设色淡雅、谐调，创出写意牡丹的新路。三是清末民国初年的吴俊卿，字当硕。画大写意牡丹的代表，他诗书画印四绝皆精，以传统的金石书法入画，笔势雄浑，设色古艳，特别是大胆使月西洋红和色中加墨的叶子强烈对比，生意盎然，散发一股书卷的香气，形成强烈的个人风格，使写意花鸟画又登上一个高峰。以上三人都为我们留下不少的牡丹墨宝。 当代画牡丹的高手，当以齐白石、陈半丁、王雪涛为代表，齐白石采用超凡卓越的大写意手法，笔法雄健，更加精炼，妙在似与不似之间，而色彩则吸收民间赋彩浓艳，对比强烈的特点。 牡丹的品种繁多，工笔重彩或没骨法对牡丹的描绘可谓细致入微，虽有取舍仍可看出品种特征，而写意画则不必苛求所画牡丹的何品种，当以高度概括、提炼、综合为牡丹传神，有如齐白石画虾、李苦蝉画鹰、王雪涛画牡丹，已非现实的虾、鹰和牡丹，而成为艺术之虾、艺术之鹰、艺术的牡丹。这绝不是说写意画可胡涂乱抹，而是需要作者对牡丹的基本结构、生长规律、色彩、生活环境等有更深的了解，把握其精神、品格、物质，即首先掌握其物理、物情、物态，在苦练笔墨基本功的基础上，才能胸有成竹。

中国传统古筝曲集萃.1

作者：  杨红编

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2010

简介：《中国传统古筝曲集萃1》内容简介：筝是中国最古老，最富有特色的民族弹拨乐器之一，是以音响效果命名的乐器。据史料记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约公元前四世纪）筝就广泛流传，据今至少已有两千三百多年的历史，由于历史的悠久，人们又常常称之为“古筝”。 筝在东汉、三国时代被文人雅士称颂为“群声之主，众乐之师”；在晋代被称之为“仁智之器”；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诗句中写到“奔车看牡丹，走马听秦筝”；元代“抵搊筝合唱，鲜有其比”；明清时期在小说、笔记中则更多的涉及到筝，可见筝艺术在当时是广泛盛行的地道的华夏传统音乐，它声韵并重，抑扬顿挫，韵味独特，至今仍经久不衰。

唐诗300首

作者：  汪斌，骆枫　编注

出版社：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2-1-1

简介：古人云：“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为引导儿童学习唐诗，我们取各种唐诗选本之长，精心选编制作了这本《唐诗300首》。唐代诗人辈出，仅《全唐诗》所录就两千二百多家，作品近五万首。《唐诗300首》所选取的诗篇，是唐代杰出诗人的传世佳作。我们重点选编了王勃、贺知章、孟浩然、王维、李白、杜甫、刘禹锡和白居易等一百多人的作品，其特点：一是内容丰富多彩，通俗易懂；二是篇幅较小，脍炙人口；三是情意真挚，含蕴深远；四是声调铿锵悦耳，朗朗上口《唐诗300首》是一本通俗的启蒙读物。书中的每首诗配有当代儿童喜欢的卡通彩图，以及注释和翻译。这种“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和引导启发的表现形式，将有助于／L童充分发挥想象力，加深对原诗的理解。因此，本书特别适合儿童学习和朗诵，并有益于培养儿童对文学艺术的浓厚兴趣。

琴道养生文曲谱集

作者：  汪铎　主编

出版社：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1-9-1

简介：　　道家关于人的生命之说，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至少可以追溯到黄帝时代。流传下来的《黄帝内经》和《黄帝四经》等宝典就是有力的佐证。　　道家养生是建立在人的生命起源真谛及其与天地自然界本原系统之中。　　自古以来，国人尊琴为治世之圣器，修养之神物。这是由于唯独琴才有天地远古之声，正如白居易诗曰：“丝桐合为琴，中有太古声。”也唯独琴才堪称为大雅元音，而有别于娱乐场的一般音乐。　　抚琴首先给人的感觉是安静，进而调理人的性情，使之心态平衡，气息中和，豁达包容，亲和自然。可见，传统的弹琴、听琴，实质上是在作养生修炼。也许是不自觉的，但客观上已起到养生的效果。《黄帝内经》上说：“不治已病治未病。”琴使人入静，有助于聚精、会神、正气，正是治未病的养生道器。　　道家的养生修炼就是修道。听起来，似乎玄。其实修道就是修人生真谛之道，也称之修真。是以平常之心，作平常之举，一切皆合于自然，合乎道。抱守此道，可使人自身得到升华而得道成真，使人回归先天纯粹的本性。而琴就是上古圣贤创造并指定要传给后世的一件道器。抚琴的过程可以使人的心智得到提升，通向一个合乎道的世界。由此可见，琴确实有助于修道养生。

唐诗365

作者：  许科甲主编;马腾[等]编写

出版社：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2011

简介：《唐诗365》为“天天读丛书”中的一本。《唐诗365》所选的诗篇，是唐代杰出诗人的传世佳作。书中重点选编了王勃、贺知章、孟浩然、王维、李白、杜甫、刘禹锡和白居易等一百多人的作品。其特点：一是内容丰富多彩，通俗易懂；二是篇幅较短，脍炙人口；三是情意真挚，含蕴深远；四是声调铿锵悦耳，朗朗上口。《唐诗365》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图文并茂的表现形式，将有助于儿童充分发挥想象力，加深对原诗的理解。

Chinese zither

作者：  杜秀红编著

出版社：成都时代出版社,2011

简介：　　古筝是一种古老的、极富表现力的民族乐器，其外形古朴优美，典雅大方，音色清悦、高洁、委婉动听并富有神韵，在中国民族音乐的艺术殿堂里一直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紫袖红弦明月中，自弹自感暗低容。弦凝指咽声停处，别有深情一万重。”在白居易的这首《夜筝》中，古筝强烈的抒情效果、震撼人心的艺术感染力被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 作为我国民族乐器的精粹，几千年来，古筝为我们演绎了无数千回百转、荡气回肠的经典旋律，如《琵琶吟》《平湖秋月》《寒鸦戏水》等(教材后有相关曲目)，大犬牟富了我们的精神生活，提升了我们的文化修养。为了帮助更多对古筝抱有浓厚兴趣的初学者找到一个快速入门的途径，我们编写了这本古筝入门教材。本书从古筝的外形、构造、弹奏的正确姿势、定弦与认弦等基础知识说起，结合古筝的基础乐理知识，再到古筝的基本演奏技法如勾、抹、托、劈等指法以及打、撮、颤音、花指、滑音等一系列重难点，由表及里、循序渐进地教授古筝弹奏技巧，中间配上古今中外的不同曲风的优秀曲目以供练习，让大家能够轻松学习、科学学习、愉快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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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张炯，邓绍基，郎樱总主编;张大明卷主编

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

简介：  　《中国文学通史》十二卷本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的重要学术成果。它是我国将各民族文学包括台港澳各地区文学都纳入研究视野的文学史著作。参加编写的人员除中国社会科学院相关的研究人员外，还邀请有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和福建、广东社会科学院等院校的部分学者。全书从先秦写到当代，规模宏大，篇幅浩繁，资料致力丰富翔实，观点追求科学明晰，评价努力实事求是，为积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和学术夙愿而成。为便于读者阅读，现将编写过程的若干认识和思考分述于下，以为序。 　　一 　　我国是世界上拥有璀璨文明的古国之一。我们的先人曾经创造过一代又一代灿烂的文学景观。从上古的神话、传说和原始诗歌，到《诗经》、楚辞和诸子百家的散文，以迄汉唐以后涌现的大量作家作品，无论是乐府、汉赋，还是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和元明以来的戏剧，无不名家辈出，佳作连篇，有如峰峦迭现，云蒸霞蔚。近代百多年来，尽管国家民族遭受侵凌，随着仁人志士不断振臂而起，救亡图存的呼声伴随革命的风雷震撼神州大地，文学从古文诸体裁的衰落中也如火中再生的凤凰，以焕然一新的身姿翩翩飞舞，重又呈现蓬勃的生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都经历空前未有的深刻变革，文学经过新的时代的洗礼和痛苦的蝉蜕，更迎来了新的繁荣。我国是世界上具有几千年连绵不绝的丰富多彩文学传统的少数国家之一，也是多民族的国家之一。历代我国文学的出色成就，都是中华各民族所共同创造的。 　　文学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传播文化的有力手段。一定时代的文学总生长于一定的社会文化土壤。它是一定社会文化土壤上凝结的人类精神的花朵。迄今考古发掘已经证明，我国文明可以追溯到六七千年前，除了早就认定的黄河文明外，其时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不但有石器、陶器，还有相当规模的祭祀和丧葬文化以及初步的龙形玉器；长江以南还发现了以良渚文化和巴蜀的三星堆文化。良渚文化已发掘出六千年前的城市遗址。巴蜀三星堆的青铜器更以其有别于中原的独特造型显示了古代长江上游文化的灿烂。 　　在迄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内，自古便居住着许多族群部落。他们都以自己的文化创造、滋育和发展了中华文明，而作为今天中华民族主体的汉族本身就是历史上许多族群部落逐步融合而成的。最初它是古代生活于中原一带的华夏族。当时华夏族的史籍把活动在他们四方的族群部落分别叫做东夷、南蛮、西戎和北狄。实际上，东夷又细分为鸟夷、莱夷、淮夷，生活在从河北、山东到江苏长江以北的地带；被称为南蛮的民族包含长江以南的越族、苗族、濮族等多种部族；被称为西戎的则涵盖生活在西北和西南的羌、氐和后来被称为回纥、吐蕃等民族；而被称为北狄的则既有东北地区的貉族、肃慎，也有后来的匈奴、鲜卑、突厥、契丹等民族。据考，作为古代华夏族祖先的炎帝和黄帝的部族，前者原是西戎分支的羌族，进入中部地区后，与来自南方的以蚩尤为首领的九黎族不断发生冲突，被迫退到今天河北的涿鹿之野，后得到来自西北的黄帝族的帮助，打败了蚩尤，才建立了炎黄的部族联盟，但后来炎帝族又被黄帝族打败。这些部族的子孙在中原、华北地区就逐渐融合为后来的华夏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生存于今天中华大地的古代各族群和民族既互相征战，也互相交融，政治、经济、文化都不断有密切的来往，随着子孙的繁衍，有些民族迁移了，有些民族出现了分支，于是便逐步形成了构成今天中华民族的汉、满、蒙古、回、壮、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等五十六个兄弟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各民族都对中华文化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也都为辉煌的中华文学不断增添耀目的光彩。 　　我国最早的文学典籍之一《诗经》是春秋时代经孔子删选而编成的。作为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其中《国风》的部分便收有周代十五国的民歌，它的产地就超出原华夏族的地区。而我国第一个伟大的诗人屈原是楚国人，当时楚国被中原华夏视为“南蛮舌之邦”，其族群多属古三苗所处的荆蛮地域，其风俗文化和语言都与中原地区有别。而长江以南曾与楚争雄的吴越，其先民史载有“断发文身”之俗，与中原民族也有差异。从春秋战国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实行“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大大促进了中国文化的统一。及至自汉至唐，中经魏晋南北朝，既存在国家疆域不断扩大，汉族统治势力进入其他民族地区的状况，也出现北方和西北各民族纷纷入主中原，原在中原的汉族不断向四方迁移的状况，从而使中华各民族在大疆域内进一步融合。汉唐以来丝绸之路的开辟，不独有政治、经济方面的意义，也带动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这样，参与文化交往和文学创造的，就不仅仅限于华夏族或汉族。唐代李氏王朝建立后，不仅册封内附民族的君长，还任用多民族官员，文化上更有海纳百川的气概。自唐至清，北方游牧民族在关内相继建立王朝的便有辽(契丹族)、金(女真族)、元(蒙古族)、清(满族)。这些民族与汉族杂居，且有滞留福建、两广、云贵各地的。正是在各族人民分处各地又相互交流和交融的历史背景下，千百年来中华大地的各个族群和民族都创造有丰富的民间口传文学和作家书面文学。汉族作为主体民族固然拥有大量的作家作品，各兄弟少数民族也涌现出许多作家作品。例如，三大英雄史诗——藏族、蒙古族英雄史诗《格萨(斯)尔》此史诗，藏族称为《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称为《格斯尔王传》，虽同一源流，但在两族口头相承的发展中有某些差异的衍变。、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斯》。此外，南方民族的创世史诗、英雄史诗也很有影响，尤其是新近发现的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引起国内外广泛的关注；还涌现了像维吾尔族的《福乐智慧》、蒙古族的《蒙古秘史》等许多著名的古典名著以及著称于世的许多卓有贡献的作家。进入近现代，各民族文坛尤人才辈出，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时期，随着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友爱的真正实现和各民族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迄今五十六个民族差不多都已拥有自己相当数量的作家群。他们以各具民族风采的文学创作，为丰富和发展我国文学做出新的贡献。 　　当然，由于各民族所处的地域自然环境及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差别和不平衡，其中也包含历史上各民族往往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各民族的文学贡献与影响也有所不同。占有我国人口十分之九以上的汉族，由于它的经济、文化各方面比较发达，它对整个中华民族文学的发展有更多的贡献与影响应是自然的，但其他民族也以各自的文化和文学特色丰富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像藏族、蒙古族、哈萨克族、傣族、苗族、彝族等诸多兄弟民族的史诗创作，便堪称世界文化百花园中的奇葩。如马克思所说：“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18页。因而各民族在其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里，它们都有难以重复生产的文学艺术佳作，成为整个中华民族文学难能可贵的珍品。像藏族史诗《格萨尔》长达百万行，成为世界上最长的史诗。毫无疑问，许多兄弟民族史诗都是中华民族文学的骄傲。无论神话、故事、传说还是歌谣，少数民族都有丰富多彩的作品，在长期流传的过程中还得到精益求精的不断加工，从而也构成中华民族文学的瑰宝。 　　在中华民族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各民族文学的相互交流和影响，还使有些文学作品成为多民族的共同创造。例如，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和洪水的神话在许多民族中都存在。南方有些民族还共有关于盘瓠的传说。北方民族还有以苍狼、大树为祖先的传说。这些神话传说的同中有异，既说明它们有不同的文化谱系和源头，又说明同一文化谱系和源头在后来历史的发展中又各有分蘖，而且相互影响。如楚辞对于后来汉赋和其他文学创作的影响就相当明显。鲁迅曾指出，屈原的《离骚》比之《诗经》，“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然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汉文学史纲要·第四篇》。。汉唐两代气象恢宏，疆域广大，各族文学与艺术的交流更为频繁。新疆考古发掘的汉简表明，汉文化在当时已远播西域。《梁书》载：高昌“国人言语与中国略同，有五经、历代史、诸子集”《梁书》卷五十四《诸夷·高昌传》。。而西域的杂技、音乐和舞蹈，在汉唐更大量输入中原并被汉族所吸收。南北朝时代北方诸民族纷纷进入中原，建立政权，匈奴、鲜卑、氐、羌、羯等各族统治者都自觉学习先进的汉文化。匈奴刘渊、刘聪国号北汉，刘聪乃至“年十四，究通经史，兼综百家之言，孙吴兵法靡不诵之。工草隶，善属文，著述怀诗百余篇，赋颂五十余篇”《晋书》卷一百零二《刘聪载记》。。鲜卑人建立北魏政权后，孝文帝更全面推行汉化的政策。鲜卑人的民歌也因用汉字译文记载而入文学典籍，如著名的《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由于北方民族给中原带来游牧文化的影响，北朝文风就变得雄健贞刚；而晋室南迁，大批中原的汉人到了南方各地，受感于新的环境并与当地文化融合，则使南朝文风产生与北朝相异的绮丽柔靡的特色。至于唐代诗人刘禹锡作的“竹枝词”，实借鉴四川巴人的民间歌谣；宋、元以来的杂剧的发展，与进入中原的北方游牧民族喜好带表演的说唱文学有密切关系；藏族和蒙古族之略有差别的《格萨(斯)尔》史诗也证明了有关作品的相互交流和相互影响；近代以来，清代说唱文学的繁荣得益于满、汉等族的共同创造；蒙古族作家尹湛纳希的名作《一层楼》、《泣红亭》受到曹雪芹的《红楼梦》的影响；当代汉族诗人闻捷的长篇叙事诗《复仇的火焰》借鉴和吸收哈萨克族民歌，也是著名的例子；而满族作家老舍、蒙古族作家李准、玛拉沁夫等对汉语文学的贡献，更为人们所熟知，老舍乃至被誉为汉语文学的“语言大师”。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而语言又需要文字作为符号才得以书写、保存和传播。上古时代中华各族的语言大体南北分属汉藏语系和阿尔泰语系。此外，还有南岛语系、南亚语系等。其后，文字的发展既有象形字，如见于甲骨文的华夏族古文字以及云南地区纳西族东巴文字；还有拼音字，如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的文字。自秦以来，华夏族的象形为主的文字从篆书发展到汉代的隶书，又发展到后来的楷书，汉字逐渐成为多个民族认同的书写文字与传播媒介，而汉语也在多民族的融合中不断获得丰富与发展。“五四”新文化运动后，黎锦熙曾提倡注音符号为音标的国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推广以北方官话为基础、以北京话为规范的普通话，更促进了汉语的广泛应用。如今汉语已成为我国许多民族普遍应用的语言，也成为我国文学中运用最广的语言。但基于民族平等的原则，各兄弟民族同样拥有自己民族的语言和文字的权利，有些民族因为没有创造文字，仍以汉字来书写。在我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中，多数兄弟民族不但拥有以自己民族语言为媒介的文学，而且拥有以自己民族文字出版的文学作品。但不管用什么文字出版，不同兄弟民族的文学作品作为丰富文化信息的载体，仍然表现出各民族特有的生活内涵、文化风采与精神品格，表现出他们对于文学形式与风格的富于民族特色的创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代各民族文学都对我国文学的整体发展做出了各自不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完整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史应该是涵盖中华各兄弟民族的文学贡献的文学史，也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在内的文学史，而不仅仅是大陆地区的汉族文学史。本书的撰写拟向完整意义的中国文学史做出自己的尝试与努力。台、港、澳地区历来是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由于历史的原因，近现代以来，这些地区处于与大陆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它们的社会文化虽逐渐产生某些特色，但语言文字、风俗习惯、民族心理等许多方面的文化基础，仍然属于中华民族文化的母系。它们以汉语、汉字为传媒的文学作品，当然也属于中华民族文学的宏大系统。 　　二 　　一般来说文学的形态都经历了从不自觉的“前文学”到自觉的文学，从简单形态的文学到繁富形态的文学的发展和演变。在这过程中，文学观念和文学理论也必然或先或后会发生越来越深刻、越来越走向更科学的演化与递嬗。 　　我国文学的发展，可以说经历了原始共产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有所发展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等五种社会形态的阶段。但我国各民族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他们经历各社会形态的时间并非同步，也并非全部都经历上述的五种形态。事实上，二十世纪有的民族就从原始共产社会或奴隶社会直接迈进了社会主义社会，而台湾、香港、澳门地区至今仍维持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今天也还存在多种经济成分。古代著名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刘勰曾指出：“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心雕龙·时序篇》。他很早就看到了文学的内容和形式都随着社会历史的变化而变化。在这历史过程中，不仅文学的社会内容不断有变化与拓展，而且文学的观念和形态都不断嬗变。 　　在远古时代，人类的意识形态还是混沌的。政治意识、经济意识、宗教意识、哲学意识、历史意识和审美意识往往混杂在一起。古代氏族的酋长既是行政首脑，又是司法长官，还往往兼任祭司与巫祝。这种状况在新中国成立前云南有的少数民族部落中还可以见到。他们的政治、经济活动与文化活动也常常交织在一起。古人发动征战、渔猎或分配俘获物时往往举行祭典和庆祝，巫祝不但讲述神话和历史传说，还载歌载舞。这种状况下，文学活动还未独立分离出来。当时讲述神话和历史传说，或颂唱歌谣，虽然也有审美怡悦功能，但这种功能又并未被强烈地自觉地意识到，而是与政治功能、宗教功能、历史教育功能等融为一体。所以，马克思曾把希腊神话看作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13页。。只有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以后，自觉的专门性的文学活动和文学意识才可能产生并分离出来，因而现代文学理论家和文学史家便把前此的文学称作“前文学”。 　　我国古代的文学自然也经历了这种“前文学”阶段。散见我国古籍的许多神话，例如《女娲补天》、《盘古开天地》等，都是年代久远的口传作品，是属于祖先崇拜的一部分。在殷墟发现的甲骨文中既有许多历史记载性的文字，也有祭祀性的文字。《诗经》的《雅》、《颂》部分，像《公刘》、《生民》等诗，就含有神话和历史传说的成分。这类作品也是作为庙堂祭典载歌载舞之用的。楚辞中像屈原加工的《九歌》便多属民间祭祀的乐歌。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散文和《左传》、《国语》、《战国策》等主要都属政治、伦理、哲学或历史著作，但已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它们在很长历史阶段内一直都被视为文学。可见古代的文学观念很宽泛，与今天我们以审美为主要本质特征的文学观念有很大差异。按照今天的观念，神话传说虽可属审美性的文学，而政治、道德伦理或哲学、历史著作，除非具有丰富的形象描写，一般都难以再承认是文学了。汉代曾把学术著作视为“文学”，而别称文学性的著作为“文章”。魏晋时代可以说是向自觉的审美意识的文学转变的重要时代。曹丕的《典论·论文》所论的文章虽仍然包括奏议、书论、铭诔、诗赋等，但他毕竟指出了“诗赋欲丽”的特征。而后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等相继而出，都越来越深入地对文学的审美特征和创作思维的形象特点进行了探讨。《昭明文选》序也指出：“综缉辞采”，“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他们的论述对后人文学观念重在审美的嬗变起了先驱的作用。陆机《文赋》所论虽广泛，但谈及创作思维和灵感时指出：“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旁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其致也，情曈昽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乃至能够“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他的确抓住了文学审美性的基本特点，即借助于形象思维来传情达意。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篇》也说：“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他还指出在这种思维中“神与物游”，乃至“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钟嵘《诗品》对于诗歌作为审美文学的特征尤有精到的论述。他把诗的创作过程概括为“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把诗的表现对象看作是“照烛三才，晖丽万有”，把诗的作用夸张为“灵只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并认为“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这些文论家的著作都重视词采，并将情、意、象三者统一，统视为文学具有审美魅力的特征，这实在是认识上的一大飞跃。上述主张不但促使后人把学术与文学分开，也把文与笔分开，并且广泛影响到此后作家对于审美文学的自觉创作。远在一千多年前，我国文论家对文学的审美特征即有如此鞭辟入里的理论认识，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 　　不过，也许由于历史传统的惰性，后来仍有许多文论家继续把不具形象性审美特征的文章也划入文学，即如陆机、刘勰论及文体时也兼及传统的众多文章品类，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清代。严格现代意义上的审美文学观念的完全确立，则是近百年受到西方文学理论观念影响后经过新旧文学观念的激烈斗争才逐渐完成的。在二十世纪先后出版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中，人们不难看到从宽泛的文学观念到具有审美自觉的文学观念终于确立的过程。这方面，“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崛起和西方近现代文论的译介与传播，起着重要的作用。新文学作家更以自己越来越丰富的创作，为新观念的文学奠定了坚实而广阔的基础。 　　鉴于我国文学发展的上述具体情况，贯穿古今的文学通史的描述，便不能不顾及古代的文学观念，而不能按照今天严格的科学分类意义上的现代文学观念去划定文学的范围。进入对二十世纪文学的论述，则范围便越来越严格。本书各编所论的文学，大体反映了我国文学观念和理论发展的历史过程，这是需要提请读者注意的。 　　三 　　文学的文体也有漫长的发展过程。就文学本身而言，先民的口头文学创作自然早于书面文学。关于文学的起源有劳动说、游戏说、娱神说等等，各有各的道理。全面地考虑，文学的起源应是多种原因契合的结果。远古口头文学中的歌谣和神话传说，就孕育了韵文与散文、歌唱与叙事的分野，而口传文学的歌唱和叙事都带有一定表演性，所以，其中也实际孕育了后来戏剧的萌芽。迄今文学所发展的四大门类中，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在我国都有悠长的历史。 　　上古歌谣的原始语言形态已不可考。相传黄帝时代所作的《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古肉字)。”虽是后人记载的文字，但可以看出它不但富于节奏，而且押韵。《诗经》中所收的歌谣，多属四言，间也有杂以三言、五言和六言的，节奏与韵律都很强，是能够唱的。楚辞则多四言、五言、七言，宋玉的《九辩》更有多达九言、十言、十一言的，也都押韵。后来的汉乐府多为五言诗，间也杂有三、四、六、七言，虽押韵，却见出相当自由度。汉赋虽也富于节律，但它长于铺陈，所谓“铺采摛文”、“侈丽闳衍”，故一般被目为文类。只有抒情小赋，则较近乎诗。 　　诗之始，源出于原始民歌。历代文人诗的发展，也多得益于从民歌吸取营养。南北朝时代，南北民歌都颇多佳作。南朝沈约长于音律，首倡“四声八病”之说，从而促进了唐代五七言律诗绝句的完成。当然，唐代除了近体诗，仍有人作古体诗。中唐又从民歌兴起竹枝词、长短句，成为后来宋词大发展的滥觞。宋词元曲可谓一种新的诗体。由于与音乐和唱紧密结合，更为讲究音韵和声律，且分为不同的词牌和曲牌。而自宋至于元、明、清，乃至二十世纪以来，古体诗、近体诗和词、曲都不断有人创作。中国古代的诗歌由于汉字的特点，一般都句式整齐，能够吟唱，与音乐结合得十分紧密。但因此，久而久之便容易形成僵化的模式，到了明清以来不免缺少新鲜的活力，也难以适应人类精神世界日益丰富复杂和现代语言词汇大量增加、语法更趋细密的走向。所以晚清之际，梁启超、黄遵宪、夏曾佑等倡导“诗界革命”，提出“吾手写吾口”的主张。应该说这是“五四”新文学运动兴起白话诗的先声。自“五四”迄今的新诗在用白话写诗方面做了各种各样的试验与探索，虽不是都很成功，但应该说成绩是主要的。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许多诗人发扬古典诗歌讲究意境、音韵和排比、对仗的传统，并向民歌和外国诗歌的长处多方借鉴与学习，使新诗可诵可唱，在走向民族化大众化方面做出踏踏实实的努力，产生了大批脍炙人口的佳作。就诗体而言，出现了民歌体、自由体和新格律体，后者便有四行体、八行体、九行体、十四行体以及楼梯体等等。就表现的内容及吟唱方式而言，又分抒情诗、叙事诗。前者还细分为生活抒情诗与政治抒情诗，后者又分短篇叙事诗与长篇叙事诗。依题材还分颂歌、爱情诗、哲理诗、山水诗、讽刺诗等等。诗与散文交叉嫁接的还有散文诗。今天，虽然新诗构成诗坛的主流，但不同诗体的旧体诗仍然有相当数量的作者与读者，与新诗构成一正一副、双水分流的格局。 　　散文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尚书》中的纪事文，如《盘庚》。由于古今的散文已涵盖抒情、叙事的散文和游记、传记、政论、杂文、小品等多种文类，所以它在我国文学中向来也是大宗。清人所选的《古文观止》，反映的大体就是前此人们的散文观念。从审美特征的严格眼光看，其中有不少是缺乏审美所必备的形象性的。不过，从传统的文学眼光，先秦的诸子散文和《左传》、《国语》以及后来的《史记》也都被看作散文。二十世纪的许多文学史著作多沿袭这种眼光。这从追溯散文发展的历程来看，应是必须的。或谓散文的特征就在于散，信笔由之，行其所当行，止其所当止。要言之，散文区别于韵文者，除了内容的包罗万象外，形式上它应更无所拘束，更接近意识与口语的自由流动性。六朝以来的骈文虽有整齐对称的句式与节律，也称韵文，但长于描绘与叙事，于今文学史家往往也以文视之。而唐代韩愈、柳宗元等倡导的古文运动，反对的正是形式过于限制且一般华而不实的骈文。历代散文都有大量作家创作，明清之际小品文特别发达。“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新体白话散文无论在大陆，或在台、港、澳等地都有很大的成就，品种也更加丰富。例如出现了鲁迅等许多作家笔下的杂文，出现了如今相当流行的随笔、速写与报告文学，还出现了讽刺小品与知识性的科学小品，等等。新中国成立后，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以来，散文更有两次较大的发展，散文的题材、形式和风格都更加丰富多彩了。 　　戏剧的产生在我国大约与古代的俳优有较直接的关系。它们以兼说、唱的表演来逗乐观众。到唐代发展为参军戏，其说唱表演已有情节。至宋杂剧、金院本、宋元南戏和元杂剧兴起，戏剧的发展更臻成熟，经历明代的传奇，戏曲角色更多，有所谓生、旦、净、末、丑等。表演和唱腔都有一定程式而又丰富多彩。明中叶以来，传奇戏曲中的昆腔(昆曲)盛极一时。实际上各地的地方戏曲，如秦腔、弋阳腔、皮簧、梆子腔、闽剧、粤剧、川剧、楚剧等，也于近几百年间发展起来。有些地区还有戴面具的傩戏，而藏族的藏戏也戴有面具。至清代乾隆末年安徽的徽班进京，吸收了其他剧种的某些长处，形成了京剧。我国的传统戏曲往往都是说、唱、歌、舞相结合，并在乐器伴奏下演出的。二十世纪初，由于中西文化的交流渐繁，西方的戏剧形式如话剧、歌剧也先后引入。至此，我国舞台上各种剧种更争奇斗艳。传统戏曲与现代话剧、歌剧在近几十年来都有发展。新中国成立后更大力推进传统戏曲的革新，除改编传统剧目外，还新编不少现代剧目。六十年代继京剧现代剧目大会演，更推出所谓“革命样板戏”。地方戏曲一段时间里曾实际停演，但“文化大革命”后又都迅速复苏，显示了它的强大生命力。戏剧在其历史发展中，文学剧本的大批产生大致始于元杂剧。那时关汉卿、王实甫等作家创作了大批剧本，戏剧文学才算真正被奠定了基础。后来的戏曲也多有剧本。现代话剧作为新文学的一种重要体裁，更是作家辈出，涌现许多佳作，成为纯文学中被读者重视和欢迎的文本。新歌剧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起也陆续推出不少作品，在读者和观众中逐渐扩大了自己的影响。三四十年代还盛行过活报剧和秧歌剧。随着现代电影和电视的发展，这方面的剧作也迅速增多。由于借鉴西方的戏剧理论，我国戏剧家也把历来戏剧中性质不同的作品分类为悲剧、喜剧与正剧，按内容的长短又分为独幕剧与多幕剧以及戏剧小品等。 　　我国小说作为叙事文学的重要体裁，其叙事技巧可以追溯到古代的神话、传说和史传文学。古人认为小说始于“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在我国传统的文学观念中，小说向被轻视。班固《汉书·艺文志》所载《诸子略》分为十家，小说家忝为末流，记有十五种书，凡一千三百八十篇，可惜其作品全部散佚。鲁迅所著《中国小说史略》认为：“唯据班固注，则诸书大抵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谬者也。”迄今能见到的作品，可视为小说雏形的，除汉以前的《穆天子传》，当推魏晋南北朝时代由文人记录加工的民间故事传说与历史轶闻，如以干宝的《搜神记》为代表的志怪小说和以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为代表的志人小说。小说的要素虽不离人物故事，而要义则在于叙述。唐人传奇在通过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的描述来展现人物的完整性格与命运方面，大大发展了小说的技巧。因此有些小说史家认为只有到唐传奇才是小说的真正开始。而唐代变文的说书人在讲述佛教故事上既丰富了叙事的技巧，又有接近口语的讲唱，实为后来宋代的话本小说开了先河。小说的兴起与城市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产生有相当关系。宋代勾栏瓦舍出现的说书人，其听众也都属市井细民。说书人往往就是话本的作者并用口语讲述。这与唐代传奇出自文人的典雅手笔并主要供文人阅读有很大差异。话本大多是短篇，后来为吸引听众，逐渐发展了章回体的长篇，题材也进一步扩大，有讲史、公案、脂粉、朴刀捍棒等。小说走向成熟的高峰是明代和清代。我国四大古典小说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长篇巨著，都出现于这期间。彼时短篇小说也很发达，收在“三言二拍”等书中的作品即可为证。《聊斋志异》这样的文言佳篇也出现于清代。明清之际创作的各种长篇小说不下数百部。十九世纪末梁启超首倡“小说界革命”，极力宣扬小说的社会功用，乃至提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从此兴起小说创作为社会改革服务的热潮，如晚清的谴责小说、社会乌托邦小说。辛亥革命后，由于革命实际失败的社会状况，又有黑幕小说和鸳鸯蝴蝶派小说的流行。“五四”新文学运动则不仅使我国小说的内容大大改观和扩大，而且运用白话，向着世界现代小说的丰富形态迅行。不到百年间，微型小说、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都有极大发展。就题材而言，出现了社会问题小说、言情小说、政治小说、军事小说、道德伦理小说以及心理小说、推理小说、科学幻想小说、玄幻武侠小说，等等。小说的叙述视角和方式也不断有新的开拓，小说文体不但有传统的章回体与新体之别，而且有书信体、日记体、对话体等诸多体式，叙事人称也有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交叉人称的区分。小说的叙述语言更有富于个性化的种种探索。 　　文学各种文体的演变，固有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所致，深究更有社会历史文化发展的因由。文体由单纯到繁复的发展，跟人类社会实践与思维情感、语言符号的不断丰富分不开。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不仅人们的思维情感越为复杂和细腻，语法更加细密，词汇与文字也不断增多，而且随着社会实践的不断拓展，人们的审美视野也不断扩大，文学作为审美意识集中体现的一种艺术，它把握世界的创作题材也越来越广阔。这也自然地要求文学文体有多品类的发展。我国文学不同文体形态的嬗变，大体上也是体现了上述规律的。 　　四 　　古人概括我国的历史有所谓“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说法。实际上中国历史是合的时间长，分的时间短。夏代传世四百多年，商代传世五百多年，周有天下八百年，汉有天下四百年，唐、宋、明、清的统一也都有二三百年不等。正是这种长期统一的局面使得中华民族得以休养蕃息于广阔的疆域，形成具有统一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特征的共同体，不但能从衰败中不断崛起，而且变得越来越强大。世界上一些古老的文明大多衰落了，唯独中华文明经历数千年始终巍然屹立于世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的创造，除有深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社会的原因外，跟中华民族具有的强大精神凝聚力也分不开。而中国文学的内涵与形式在促进中华民族精神凝聚力的形成上正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反过来，中华民族的强大精神凝聚力也支撑着中国文学不断焕发出旺盛的生命。 　　中国的封建社会所以能够长期维系统一，造成分裂的局面一般都较短，其根本原因应是与我国封建社会实际发展的特点有关。封建社会虽然在农村维持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但我国自殷商奴隶制时代起，工商业便比较发达。迄今在黄河、长江流域和长城内外都普遍发掘出大量青铜器就足以证明。春秋战国时代铁器的发明，更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工商业城市的繁荣。《战国策·齐策》记载当时齐国的临淄商贾云集，“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秦始皇建都咸阳，宫室连绵数百里，其繁华富丽更远胜于临淄。秦始皇墓兵马俑的发掘，就能令人想见当时帝王拥有财富与工匠之多。封建时代中央集权的君主不仅从政治上宣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且控制工商业，对盐铁之类长期实行专卖，依靠经济、文化、交通都十分发达的大城市，对全国进行统治。正是工商业的发达以及财富的积累和文化的昌盛，也吸引周边兄弟民族频繁交往和认同。应该说，民族共同体的形成，首先得益于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体的形成，而文学对于促进民族共同文化的形成则起着无可估量的作用。 　　作为社会审美意识形态的文学，它不独反映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所制约的现实生活，而且它也是丰富文化信息的载体，表现特定时代人们的精神状态。文学并非纯粹的审美形式，文学作品总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特定社会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哲学、美学的观念和情感意趣。我国文学在其发展历程中，有两个突出的特点都有助于促进和巩固民族的共同文化和精神凝聚力： 　　第一，我国文学历来重视思想性，重视自身对于社会的多种教化与陶冶功能。 　　崇尚自然与祖先，把它们神异化，这大概是原始人类共有的状态。我国从春秋战国以来，诸子并出，百家竞起，其后经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子、孟子等所创的儒家学说就一直成为超稳定的社会意识形态，而老庄的道家学说也一直拥有相当的影响。在唐代，道家甚至被统治者崇奉为至尊。东汉以来从西域传来的佛教教义，也不断获得广泛的信徒。以提倡入世的儒学为主和以寄托于出世与来世的道、释为辅，三教互相渗透，构成了两千多年中国人奇特的心灵世界，使人们得意时沿着封建社会的等级与秩序努力奋斗，失意时又能藏身于超脱功名利禄的精神家园，逆来顺受，怡然自得，憧憬于虚无缥缈的世外或来世。正是这种意识形态有效地维系着封建社会长期的统治。我国文学的发展中，人们不难看到上述儒、道、释三家的强大精神影响，而且近代以前，文学传播一般也越不出三家思想的体系。自孔子以降，中国文学就十分重视思想性。古人提倡的“诗言志”、“文以载道”，所言的“志”与“道”主要就是儒、道、释三家，特别是儒家的思想。在统治阶级强大控制与影响下的文人文学领域尤其如此。 　　当然，这三家学说都含有封建性的糟粕，道、释更有落后的迷信、愚民成分，但三家又都有准人道主义的一定博爱精神与民主性。如儒家的“仁义”思想、“民为贵”思想；道家的师法自然、疏狂个性的旷达思想与对社会不平的愤世嫉俗思想；佛家的慈悲为怀、超度众生的思想等。这些思想在一定历史阶段对人类的发展也还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特别是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从个人做起，而目标却指向了家国与天下，所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种集群利益高于一切的东方集体主义，更是中华民族文化和精神凝聚力的牢固基石。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理想，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之下乐而乐”的宏愿，都是上述儒家思想的进一步发扬。佛家思想对藏族、蒙古族影响尤深，而伊斯兰教义对于回族和维吾尔族等，更被奉为至上。明末以来，从西方传来的基督教思想，特别是其中的博爱精神，对我国文学思想性的扩大，也具有不可轻忽的影响。 　　列宁关于资产阶级民族存在两种文化的学说，对于解释历史上的阶级社会的文化同样是适用的。在阶级社会里，人民仍然是文化的积极创造者，他们虽然也受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但他们异于统治阶级的思想、欲望、意志与情感，通过民间文学和某些作家文学也仍然得到一定程度的表现。因而，关心人民的命运，同情人民的疾苦，揭露贫富的对立，抗议残酷的压迫和剥削，追求公平与正义，便成为文学人民性的重要标志。这从《诗经》中的《豳风·七月》、《秦风·黄鸟》、《魏风·伐檀》等诗中都能看得很清楚。屈原《离骚》的高度思想价值也在于它深刻的人民性。可以说，历代都不乏这样的作品。对人民命运与福祉的关注，也就是对构成民族最大集群的关注。这方面文学对强化民族精神凝聚力的作用，同样不容忽视。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崇尚和社会主义理想的确立，更把我国文学的思想性提到新的高度。 　　我国文学对于思想性的重视，是与人们对文学的广泛社会功能的认识分不开的。孔子论诗，便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毛诗序》更认为诗能够“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差不多把文艺的政治作用、认识作用和道德伦理的思想教育作用都说到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观点所以在我国始终未能获得广泛信从，不是没有深刻的历史传统原因的。 　　正由于我国文学十分重视思想性，重视自身的广泛的社会教育功能，才使它在历史的漫长发展过程中始终起着促进和巩固民族共同文化和提升人们思想品质与精神凝聚力的作用。 　　第二，我国文学中大多数兄弟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汉字符号也有助于促进民族精神的认同。 　　人类不仅是社会的动物，还是运用和依赖于符号的动物。而语符的统一，在形成民族共同文化和精神凝聚力方面的巨大作用也不能轻视。象形表意的汉字作为文学的传媒，这种文字本身就具有一种形态的美。它非但有双声叠韵、排比对仗、音调铿锵等优点，而且形意相通，乃至言有尽而意无穷。与拼音文字必须与口语相一致不同，它的象征性使自己有可能成为多种民族语言和多种地方方言的共有符号。汉字的这种特点，使得古代与口语相脱离的文言文，即古文有可能产生与发展。尽管它在表意上有难达细密的缺陷，然而却有精炼简洁的长处。在古代书写印刷条件不发达的情况下，文言文相对比较利于传播。因此汉字的广泛运用，正是促进中华各民族减少交流隔膜，加强共同文化和精神凝聚力的积极的因素。在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过程中，汉字之所以能在越来越广的范围被许多兄弟民族所共用，乃至传播到东方别的国家，与它以象形表意为主的特点是分不开的。当然，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等采用的拼音文字也有它的优长之处。今天中华各兄弟民族在祖国大家庭里享有平等的权利，包括使用自己民族语言与文字的权利。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和汉字自身具有的一定优越性，它逐渐成为大多数兄弟民族所熟悉、所广泛使用的语言符号，则是事实。 　　五 　　从本质上说，任何文学艺术作为人类的审美创造，都是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产物。虽然意识总是存在的反映，但客观存在毕竟要通过人的主观才能在艺术作品中得到某种程度的体现。不过，在艺术创造实践中，作为创造主体的艺术家常有两种倾向：一种是从偏于对现实的模仿中获得快感；另一种是从偏于对自我思想、情感、幻想的表现中获得快感。两种状况都有艺术形式的创造问题。形式的独特而完美的创造，固与现实的启示有关，乃至直接从现实形式的提炼而得，而这种创造，也能使人获得一定的审美愉悦。在文学艺术的发展中，形式虽然可以独立地加以研究，但在具体作品中，形式又总是从属于内容的，它总是一定作品内容的形式；当然，内容也总是一定作品形式的内容。即使有努力追求形式创造的艺术家，其作品仍然可以有偏于再现型或偏于表现型的区别。 　　上述不同艺术思维的类型也可以视为不同的艺术创作方法。从文学史上看，主张按照现实生活本来面目来描写的现实主义或自然主义创作方法，就属于再现型；而主张按照生活应该有的或不曾有的样子来描写的浪漫主义或表现主义创作方法则属于表现型。当然，在漫长历史的复杂过程中，艺术创作方法的具体表现要比两种类型更为多样，也存在介乎两者之间或被称为两者不同程度结合的作品。 　　就我国文学而言，可以说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是主要的创作潮流。现实主义之所以区分于自然主义，是因为它不仅在表现上按照生活本来的样子去描写，而且它追求一种典型的概括。上古神话虽有一定的现实根据，但它也是借助于想象和幻想以征服自然力的作品，就其主要倾向来说，应该属于浪漫主义或至少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一定程度的结合。而《诗经》中的大量作品多可归入现实主义，屈原的《离骚》、《九歌》、《天问》等则主要属于浪漫主义。它们对于后来的文学发展都影响至大。受到纪实史传文学影响的小说多沿着现实主义的创作轨迹；而受到神话影响的小说则往往追随浪漫主义的传奇色彩。我国社会公众长期受到儒、道、释三家的影响。儒家求实，倡入世，反对“怪力乱神”，而道、释两家却倡神鬼仙佛，崇尚虚幻的世外或来世。受儒家入世思想影响大的作家多在创作中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与方法；而受道、释两家出世思想影响大的作家则多采取浪漫主义或表现主义的态度和方法。唐代诗人中，这种分野较为明显。杜甫的“三吏”、“三别”之描绘战争的离乱，堪称现实主义的代表作。白居易的“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态度也接近现实主义，所以他能写出《秦中吟》、《卖炭翁》这样的作品。而李白受道家思想影响明显，他的激情洋溢，笔之所至，汪洋恣肆，想象瑰奇丰富，当属浪漫主义的特征。后来的李贺被人称为“鬼才”，其想象之诡奇阴冷，荒诞不经，也近浪漫主义或表现主义。但历史上许多诗人的具体创作，常常既有现实主义之作，也有浪漫主义之作，或者两者有所互渗的。即如唐之李白、杜甫，宋之苏轼、辛弃疾等大家也如此。戏剧、小说中的情形大体类似。如果说王实甫的《西厢记》属现实主义，汤显祖的《牡丹亭》则呈浪漫主义。曹雪芹的《红楼梦》和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主要是现实主义，吴承恩的《西游记》和李汝珍的《镜花缘》则主要是浪漫主义。至于《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这样既具史实根据，又有许多幻想和夸张，强烈表现作者思想倾向的作品，可否说它们体现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不同程度的结合呢？晚清的谴责小说似可看作现实主义兼受自然主义影响的变种；而梁启超、陈天华尝试的未来乌托邦小说就纯是浪漫主义、表现主义的想象。“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就创作的主要倾向而言，鲁迅被认为是现实主义大师，郭沫若被奉作浪漫主义的代表。但细而论之，鲁迅的《野草》和《故事新编》便有鲜明的表现主义、现代主义倾向，而郭沫若的许多自传体作品虽不乏激情与理想，当然又有别于浪漫主义。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苏联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主张将革命浪漫主义作为它的有机组成部分；新中国建立后，一九五八年毛泽东提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口号，也立意于使文学既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追求作品饱含社会未来合乎规律性发展的理想。尽管创作实践存在许多问题，但也不无一些成功的经验。八十年代后，虽引进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流风，涌现了许多表现主义倾向强烈的先锋派作品，可是，文坛上的主流仍然是现实主义。 　　在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的发展中，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潮流不容忽视。它虽然作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反叛出现于文坛，但在它强烈的自我表现的倾向中也还不同程度地包含对于社会现实的揭露和批判，尽管在艺术形象上更多表现为现实的扭曲、夸张、荒诞，乃至运用完全超现实的、象征的、抽象的笔法。继之而起的后现代主义标榜反传统、反文化，提倡隐蔽创作主体感情的客观的“真实主义”，以及追求语言游戏与拼贴结构，力求消解纯文学与大众文学的区别，然而其具体作品往往表现为现实生活与神话传说幻想的结合。此种创作影响在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我国文学中已有所见。有的有更多的表现主义，而在“新写实”作品中则有更多的自然主义。在诗歌创作中，艺术思维模式多样化的表现尤为明显。然而细加归纳，仍然没有脱离或按现实生活本来的面目来描写，或按想象中应有的样子来描写的这两种基本的方法。应该看到，历史上不同艺术思维模式、不同艺术创作方法自然影响到具体作品的不同艺术特征与风格，也会影响到相应作品的不同社会功能与效应。一般地说，现实主义作品的描写从细节到社会环境、自然环境、人物的性格与行为，都富于生活的动感和历史的认知作用，使读者往往把它当作历史生活的教科书来读，在如临其境中感受到现实生活的真善美和假恶丑；而浪漫主义或表现主义作品则使读者更多领悟到发自心灵底蕴的某种理想的光辉，某种激情的冲击，以及某种奇异形象所唤起的快感。因而艺术创作上，如果要争取“百花齐放”，那么鼓励创作思维与方法的多样化应是明智的。但无论采用什么模式与方法，作家都有必要不断深入社会生活，从而获得创作的活跃灵感。毕竟在文学艺术的创作中，只有客观的社会生活才是永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最虚幻的想象、最神奇的幻想，也源于现实生活记忆的综合和重造。 　　六 　　我国文学的发展不仅与中华各兄弟民族的贡献分不开，也与中华民族具有开放的胸怀，善于借鉴和吸取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学优长分不开。古代尽管交通不发达，世界各国各民族的交往都不能不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但地处东亚的我国各族人民与周边国家的来往还是比较频繁的。特别是汉唐以来，与东亚和西域各国，乃至印度、波斯、罗马，通过陆上和海上的“丝绸之路”，都有来往。近世尽管清代统治者有段时间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但明末清初，不少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既把西方的学术文化带到我国，也把我国文化向西方作了介绍。而近百多年，我国历代有识之士更致力于向西方和其他先进的国家学习，我国文学在这方面得益尤多。在古代，我国文学受到外国影响比较明显的恐怕应该首推佛教自印度传入的浸淫。佛教自东汉传入我国，经魏晋南北朝以迄唐宋，历代都从梵文翻译佛经，其中多有文学色彩，有些就是文学作品，像《遮罗国王经》、《马鸣菩萨》等。印度古代著名史诗《罗摩衍那》的故事，也通过佛经传了进来，这就对我国文学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是思想内容方面，佛教的观念和重视来世、普救众生、慈悲为怀以及轮回再世的思想，都逐渐进入我国文学中，不论民间创作或作家创作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渗透，唐代的变文以及像王维的一些宣扬寂灭思想的诗歌就是突出的例子。变文的产生源于推广佛教的需要，大多均属传扬佛家教义的故事，如《目连变文》、《维摩诘经变文》、《降魔变文》等。古代佛教思想的影响更远及后世，《西游记》、《封神演义》乃至《红楼梦》无不有它的深刻印记。佛教中禅宗在我国的创立，禅的观念对我国诗歌美学影响尤为明显。二是艺术形式方面，包括语言音韵、词汇与句式。《高僧传》载，鸠摩罗什说过：“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又说：“见佛之仪，以歌叹为贵，经中偈颂，皆其式也。”沈约为诗倡四声，曾受梵文佛经的启示。随着佛经的翻译，有许多梵语词汇被汉语所吸收，而应俗讲需要的变文体式，为可唱的韵文和可讲的散文相结合。这种讲究音韵的亦歌亦讲的叙事形式，当与鸠摩罗什所说的印度的影响不无关系。它对后来我国的说唱文学如弹词、宝卷、子弟书以及戏曲的发展都提供了某些借鉴。 　　迨至近代，海禁日开，欧美和日本文学的影响，随着大规模翻译这些国家的作品也日见广泛和深远。自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我国即陆续向欧美和日本派出留学生。晚清之际，翻译外国小说多达四千零一种。仅林琴南一生经别人讲述而意译的外国小说便有一百八十余种。新文学大师如鲁迅、郭沫若等也都翻译了许多作品。鲁迅曾承认他的创作受到俄国作家果戈理的影响，而在郭沫若的狂飙般的诗作中，也不难找到歌德、拜伦、雪莱、惠特曼等的浪漫主义诗风。迄今不到百年间，世界各国的主要文学名著在我国差不多都有了译本。正因此，我国作家才有可能广泛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的文学，从而使诗歌、散文、小说、戏剧迅速扩展了题材、主题、形式与风格，并大大丰富了我国文学的体裁、样式，使各种文学品类都具备了世界文学的现代形态。今天，可以这样说，当代世界所涌现的文学观念和文学潮流，在我国都有它的回响；当代世界所具有的文学样式、文学技巧，我国作家也无不加以探索和尝试。而更重要的是，由于广泛地借鉴和吸取，我国作家才有可能不断创作出具有现代文学水平而又富于民族风格特色的作品。 　　当然，在各国各民族的交往中，文学的影响也是相互的。我国由于文明悠久，文学典籍丰富，也有许多作品被翻译到外国去。汉唐以来，朝鲜、越南、日本等东亚国家都有许多我国文学的原本与译本，从而对这些国家文学的发展产生过积极而久远的影响。唐代时，日本曾多次派大批留学生来中国。此后，日本多代皇室和幕府将军都竭力搜集中国书籍，包括中国文学作品。至今这些东亚国家的图书馆还保藏有大量中国文学古籍以及这些国家的文学家历代用汉文创作的诗文。十七世纪以来，经过西方传教士的翻译，西欧北美的一些主要国家也开始出版我国文学作品的译本，使这些国家的读者有可能阅读与借鉴。例如一六二六年法国人金尼阁就把《诗》、《书》、《礼》、《易》、《春秋》等五经译成拉丁文。十八世纪西方报刊上便刊登了《诗经》的译文。我国的杂剧《赵氏孤儿》和明清时代的一些小说也被译到西欧。著名的法国作家伏尔泰和德国作家歌德还尝试对《赵氏孤儿》进行改编。歌德还受到清代小说《花笺记》和《玉娇李》的启迪，创作了组诗《中德四季晨昏杂咏》。随着我国外流书籍的不断增多，以致今天我国文学的有些孤本、珍本甚至要到东京、伦敦、巴黎、华盛顿和圣彼得堡的图书馆去找。至于二十世纪以来，我国文学作品被译到外国的就更多。二十年代下半期在老舍的协助下，克利里特·艾支顿曾将《金瓶梅》译成英文，于一九三九年在英国出版。三十年代美国作家赛珍珠也将《水浒传》译成英文。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古典文学作品如《诗经》、《离骚》以及唐诗、宋词、元曲的选本和《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等，都先后被译成英、法、德、俄、日等多国文字出版。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曹禺、丁玲、艾青以及王蒙、张洁、铁凝、王安忆、莫言、贾平凹等现当代作家的作品也先后被译成二三十个国家的文字，从而使我国文学的影响大步走向世界。 　　七 　　文学史的编写无法回避文学史观念、方法论和历史分期问题。　当今世界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史学观念和治史方法。有一种观点认为，历史的文本与历史的本体是两回事，历史文本永远无法再现历史本体，每个历史学家都只能根据自己所理解的材料去建构和描述历史。这种观点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历史毕竟不是每人都可以随意加以打扮的小姑娘。历史作为一种客观的存在，应是可以认知的。历史科学的任务就在于要从大量的甚至彼此矛盾的叙述中去清理真正存在过的历史事实，分析彼此间复杂的种种因果关系与规律，给予各种历史现象和历史运动以符合自身历史作用的评价。我们认为，文学史的任务也在于客观地叙述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恰当地评价作家作品和文学运动、文学现象，并尽可能研究与揭示文学发展的历史特征与规律。而文学作为人类一定历史土壤上萌发的精神花朵，它是社会文化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它的结构与功能、内容与形式，都不能与一定社会的历史土壤无关。相反，彼此之间存在着十分紧密的息息相关的联系。它不仅与其他艺术如音乐、绘画、舞蹈、建筑、雕塑等相关，而且与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有彼此相互影响和制约的关系。 　　我国近似文学史性质的著作可以上溯到《汉书·艺文志》和后来史著中的《文苑传》，但我国学者撰写的描述中国文学发展历史的著作，始于二十世纪初林传甲著《中国文学史》。而迄今不到百年间，这方面各种各样的著作已出版有一千几百种。其中既有各种观点、各种视角的文学史，也有各种民族、地区的文学史和各种文体的文学史，以及各种断代史。 　　文学史描述的对象自然首先是文学作品，这包括人民口头创作的作品和作家创作的作品。诸多作品的产生才能有作家，才能构成一定的文学现象、文学流派或文学运动，虽然文学运动具有催生作家和作品的作用。而作品虽是某个个人或群体创作的，作品的流行、传播还需要有相应的读者和历史条件。并非任何文学作品产生后都能够传播开来和流行下去，也并非任何作品产生后都具有文学史必须加以描述的价值。只有因自身独创的思想艺术价值而赢得相当广泛的传播度，并且对文学发展产生承前启后作用的作家作品才具有历史的意义。文学史要对在历史上为文学发展做出贡献的作家作品作出论述和评价，并依其贡献与影响的大小，给予相应的地位界定。有许多历史事件都直接或间接影响到文学的发展，这包括社会结构的变革，经济的繁荣与衰敝，战争的胜利与失败，王朝的更迭与民族的迁移，外来的交往与影响，等等。而思想文化、文学理论的变动，也往往会影响到文学发展的某些走向。 　　文学史如果仅仅描述文学本身便很难讲清历史上文学所以如此发展的来龙去脉，更无法揭示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所以，在文学史的研究中，采用科学的历史观就极为重要。本书作为中国文学通史，要论述各种文体、各种文学现象、文学运动、文学流派以及文学观念、文学理论错综复杂的历史发展过程，自然要力求材料翔实，叙述文学事实客观可靠，而且要使论述不致成为作家作品与种种文学现象的堆砌，并给予它们以恰当的历史评价与定位，揭示出文学发展与社会结构各种因素发展的必然联系。今天要做到这一切，就不能不借助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史观以及建立在它的基础上的文艺理论。可以说，迄今为止，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仍然是最科学的，在阐释历史方面尤为如此。英国著名学者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中就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之所以日益增长，原因就在于人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合理地排列人类历史复杂事件的使人满意的唯一基础。”他说：“即使在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中，也很少有历史学家会怀疑聪明睿智的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方法的积极作用及其挑战。” 　　当然，要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并非易事。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一个半多世纪以来，人们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方面有过形形色色的简单化庸俗化的情况。新中国学者在文学史研究领域也并非没有出现过类似的缺憾，但这不能作为我们因此就可以怀疑和离开马克思主义的理由。马克思主义从它诞生起，就一直受到实践的检验，并在实践中不断获得丰富和发展。它的精髓和基本精神是“实事求是”。力求做到“实事求是”，这是本书编撰者所共同努力的方向。 　　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都曾经对德国的斐·拉萨尔的剧作《弗朗茨·西金根》进行过实事求是的批评。恩格斯在他给作者的信中说：“我是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以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来衡量您的作品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47页。这种文学批评的观点对于我们撰写文学史著作无疑有着巨大的启示意义。文学艺术是人类的美的创造物。对文学艺术作品及其创造主体——作家的评价，自然要重视审美的角度，也自然离不开美学观点；而文学艺术的创造，如上所述，又根系于复杂的社会历史和广泛的文化背景，因而也自然离不开历史观点。当然，文学史作为历史著作，我们要充分尊重文学的史实和社会的史实，也要充分顾及历史上不同时代人们对文学的不同评价标准，寻求对作家作品的能为历代广泛认同的比较合理、科学也比较稳定的公允评价。 　　中国文学通史的编写既然涉及全国多民族的文学，对作家作品的爱国主义的评价就不能不是一个需要加以慎重研究的重要问题。自有民族国家产生就会有爱国主义。它既是保卫民族生存利益、保卫民族共同家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历史上又与忠于一定君主和王朝的统治利益相联系。我国历史上虽然长期建立了统一的国家，但不同时期也出现过多国分立的局面。既有依不同民族而分立的国家，也有同一民族分立的国家。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战争，既有保卫自己的正义战争，也有侵略别人的非正义战争。有些战争推动历史进步，有些战争则造成历史倒退。有些战争带来分裂，有些战争则促进统一。总之，情况相当复杂。既是战争，总会给人民带来痛苦，也会带来爱国主义精神的昂扬。有的作家侧重写人民蒙受兵燹的惨痛苦难，有的作家则侧重歌颂保家卫国的英勇战绩。以往的许多历史著作或站在大汉族主义的立场上，或站在某一王朝正统的立场上去处理爱国主义问题，这在实现了中华各民族平等、团结的今天，自然不再合适。今天我们应当站在整个中华民族的立场上来认识历史上发生的各个民族之间的矛盾与战争，以是否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为准绳，以评价前人的功过得失。对各民族文学作品中的爱国主义无疑应当联系具体的历史情况去作不同的评价。一般地说，我们当然不能再保持只尊崇某一民族、某一王朝正统的立场，要承认各民族国家的爱国主义都是正当的，应当歌颂各民族国家保卫自己家园和生存权利的爱国主义精神，并在道义上斥责侵犯他人家园和生存权利的非正义行为。但对于某些民族所发动的侵略性战争所带来的历史进步和中国大统一的客观历史作用，又要实事求是地加以肯定。因为历史上的许多事情都带有二重性。对历史上爱国主义与忠君思想的关系，既要看到彼此的联系，也要看到两者的区别，并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去加以分析评价。对封建统治阶级起着历史进步作用的上升期和起着历史反动作用的腐朽期，对忠君思想的评价就应不同。 　　文学史编写中难度最大的是对于文学发展规律的探讨。尽管前人在这方面已做了不少工作，也取得某些方面的进展，但要前进一步，更深入地揭示我国文学发展的规律，确实需要付出艰辛的劳动。本书虽也尽量为此做些工作，却自知进展有限，只好期待于将来，期待于文学史界更多学者不懈的共同努力。 　　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文学，如上所述，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它也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就文学史的撰写而言，文学的历史分期向来是人们所关注，也是颇有歧见的一个重要问题。以往许多文学史著作按历史朝代划分，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朝代的更迭必然不同程度地带来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动，从而使文学相应地也产生种种或大或小的新的变化。这都是人们所常见的。但文学史毕竟不是政治史或经济史、文化史，也有朝代更迭而社会各方面包括文学都甚少变化的，因而只按朝代划分，有时便不一定恰当。 　　那么按文学本身发展的状况来做分期根据又怎么样呢？ 　　文学的发展包括文学观念与文学形态的发展。应该说，文学观念的变化相当缓慢，而文学形态、特别是文体的变化则相对比较快。从我国文学史上看，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以及唐人传奇、宋人话本、元人杂剧、明清长篇小说等，又都大体与朝代的递嬗相联系。至于文学观念，近代以前我国文人向以诗文为文学的正宗，而文类的包罗又极广，虽然其间也出现了小说和戏剧，却往往不受重视。真正从审美特征的角度去衡量文学，并把诗歌、散文、小说、戏剧视为文学的四大门类，涵盖今天包括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俗文学与雅文学、成人文学与儿童文学、虚构文学与纪实文学的所有体裁、样式在内，这种文学观念的转变，则只是近百年间的事。因此，从我国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完全按文学观念的变革或文类的出现和文体的演变来作文学史分期的根据，也有一定的困难。而且还要考虑到，任何文体的产生都有个渐进的过程。比如唐代的律诗与绝句，作为五七言诗的形式，一直可以追溯到汉乐府。而宋词虽然成熟和风行于宋代，其先驱却源于唐代。小说、戏剧同样都有漫长的发展过程。事实上很难以某一年代为标志来对文学作截然的历史分期。 　　考虑到以上的种种情况，本书在历史分期上采取多层次兼顾的办法，即兼顾朝代更迭与文体递嬗，将全书十二卷分为上下两编来论述： 　　上编为古代文学史，共六卷。即从先秦至清代。论述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文学。其间虽不断改朝换代，但夏商两代尚处于“前文学”状态，流传作品较少。而周代以后，社会结构基本处于封建社会的前期、中期和后期。前期和中期均带有更多奴隶制的残余，后期工商业更发达，则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各种文体几经递嬗，每个朝代的文学也每有兴衰，唐以后虽然开始涌现若干白话文体，但文学的发展皆以言文分离的古文作为文学主要的文体语符。第一卷从“前文学”论述到秦汉和魏晋南北朝及隋代，即从文学的审美意识不自觉到逐步自觉的时期；第二卷论述从唐到五代的文学，即汉以后封建社会的又一辉煌期和诗歌创作的高峰期；第三卷论述宋辽金文学，即封建时代科学文化的再度辉煌期和文学四大门类基本走向完备的繁荣期；第四卷论述元代文学，着重评介元曲和元杂剧的繁盛期；第五卷论述明代文学，着重评介小说创作的崛起和诗文的变革以及西方新思潮的渗入初期；第六卷论述清代文学，着重介绍诗文的嬗变和戏剧、小说走向繁荣的时期。 　　下编为近现代文学史，也共六卷。即论述我国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鸦片战争后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我国人民不断进行民主革命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胜利的历史阶段的文学，也是我国文学从古代向现代转型和过渡的历史阶段的文学，即以言文一致的新文学逐渐成为主体的时期。这阶段我国闭关自守的局面被打破，中西文化的交流和撞击日趋频繁与激烈，从文学观念、文学理论到各种文体的演变和繁衍，都越来越见迅速和深刻，是文学本身告别几千年的传统模式，迈向新时代的革命时期。第一卷论述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之前的八十年文学，也即论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旧文学衰落和新文学萌生的历史过程；第二、三卷为论述从“五四”新文学运动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的文学，也即论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文学迅猛发展并确立的历史过程；第四、五、六卷则为当代文学史，即论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文学，也即我国大陆进入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文学史。尽管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但社会主义毕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崭新的阶段，是人类从阶级压迫和剥削的社会转向未来消灭阶级差别、城乡差别和脑体劳动差别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伟大历史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结构与思想文化结构都与前此的社会形态有本质的不同。在此背景下文学的内容与形式也有崭新的发展和显著的开拓。它是我国文学现代形态走向完备的时期，也是文学的生产和消费规模空前巨大的时期。其间虽有发展的曲折，但无疑是我国历代文学发展的新的繁荣时期。此三卷，分别论述这阶段文学发展的状况，包括各民族地区和社会形态有异于大陆的台港澳地区涌现的作家和各种文类的成就，以及文学观念、文学理论、文学运动、文学流派等各种文学现象的递嬗演变。 　　上述历史分期的处理虽非尽善尽美，但既顾及社会形态演变下不同历史文化背景的划分，也顾及朝代的更替和文学不同形态的兴衰，我们认为仍不失为一种较好的选择。自然，由于社会本身的发展和人类文化资料积累过程中古籍多有亡佚，文学也经历了从简到繁的历史过程，文学生产与消费的规模，古代也不能与近现代相比，因而，在全书比例上，近现代以来占有较多篇幅便不可避免。近现代以来的文学篇什浩瀚、作家众多，以往的研究也相对不够，对此有更详尽的介绍，也许正是读者所期望的。 　　八 　　本书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人员为主共同编写的著作，自然要考虑到吸收这两个研究所以往有稳定价值的研究成果。从一九五三年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成立伊始，当时的所长郑振铎、副所长何其芳，便筹划编写中国文学史。一九五六年文学研究所归属中国科学院。一九五八年，根据国家文化发展的需要，何其芳又提出撰写中华各民族文学史的设想，但上世纪整个五十年代由于各种政治运动的干扰，具体工作难以实际展开。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已担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的何其芳终于组织有关学科的科研人员参加被列入国家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的《中国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工作。前者指定余冠英为总负责人。其中上古至隋代部分由余冠英主持；唐宋部分由钱钟书主持；元明清部分由范宁主持。后者指定唐弢任主编。唐弢后来在樊骏协助下还主编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一九七八年，文学所划归新建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不久，又分出部分人员筹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当时主持文学所工作的陈荒煤又提出编写自古至今的文学史的课题。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我国文学研究界在中国文学史研究领域都做了不少工作，也有许多新的进展，不仅发掘了许多新的史料、新的作家与作品，出版了许多中国文学的断代史和文体史，还出版了许多少数民族的文学史。其中就包括由余冠英、林庚、唐圭璋任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邓绍基、刘世德、沈玉成等主持下组织编写的中国文学断代史系列(现已出版了褚斌杰、谭家健主编的《先秦文学史》，徐公特主编的《魏晋文学史》，曹道衡、沈玉成编著的《南北朝文学史》，乔象钟、陈铁民、董乃斌、吴庚舜主编的《唐代文学史》上、下卷，孙望、常国武主编的《宋代文学史》上、下卷和邓绍基主编的《元代文学史》)；还有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所前所长刘魁立主持下组织编写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系列(现已出版了十四个民族的文学史)。而这些年文学研究界对古今作家作品的研究更不断涌现新的成果、新的见解，文学史学观念也有所更新。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实事求是和改革开放的大的思想文化背景下，原有的许多中国文学史著作确也显出著作年代所难免的历史认识的局限。而由于香港、澳门的先后回归，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期待全国的统一，新的中国文学通史就必须既吸收原有成果又超越原有成果，努力去做填补空缺，拓展新领域的工作，特别是需要补充台港澳地区的文学史实。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受命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并兼任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后，经两所学术委员会讨论决定由我和文学所学术委员会主任邓绍基、副主任樊骏共同主持新编《中华文学通史》十卷本的工作，本着既要继承以往稳定性研究成果，又体现充分吸收新时期以来文学史研究方面的新成就的原则，我们重新拟定了全书章节的新构架，分为三编来撰写。此书第一编《中华古代文学史》部分，我们保留了由余冠英先生主持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三卷约八十三万字中无需修改的一部分章节，特别是余冠英、钱钟书等名家撰写的章节，又增加许多新的章节，订正了必须订正的材料，增补了大量必须增补的作家作品的论述，包括北朝文学、五代十国文学和辽、金文学以及过去论述得很不够的明清文学，还有原先基本没有写到的各少数民族文学等，从而将古代文学编写成二百五十万字。此书第二编《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中的近代部分完全新写，约四十五万字；现代部分共一百万字，其中采用了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的部分章节约二十一万字(包括唐弢执笔的章节)。与历来的现代文学史相比，新增加了文论、通俗文学、沦陷区文学等内容，并力求更公允地评价对现代文学发展做出有益贡献的、曾经受到忽略的各种倾向的作家。第三编《中国当代文学史》三卷，一百五十万字，全部新写。这样，全书十卷共五百六十万字。除比较充分地对作家作品和各种重要的文学现象做有分析的论述外，对以往文学史著作相对忽略或写得很不充分的不同时代文学观念、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也以较多的篇幅，努力做出必要的梳理和评价。 　　这一次新版《中国文学通史》增到十二卷，计六百万字。主要是吸取了近十多年我国文学史界的新的研究成果和考古发掘的新发现，深化了对各民族文学相互影响的论述，并对原版所存在的各朝代各民族文学论述不够平衡的状况做了适当调整，对过去论述中不够充分或必须重写的部分做了重写，全书修改和新写的部分超过三分之一。自然，我们还未敢奢望这部新版《中国文学通史》尽善尽美。我们的努力仍不过是想填补这方面的空白，以满足当前迫切的需要，为学术界和广大读者提供一部比较全面地纵览数千年中华民族文学发展史的书籍，其中疏漏与力所未逮之处仍难免。由于分编分卷论述，某些跨越朝代和跨越时期的作家和文学现象，在叙述上也难免有前后局部交叉、重复，在处理上或未尽当。我们热诚地恳望专家和广大读者不吝批评指正，以期再版时进一步修改和充实，并渐臻完善。

蒋勋说唐诗

作者：  蒋勋　著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2014-9-1

简介：　　本书系在《蒋勋说唐诗》（2012年版）的基础上修订而成，属于“蒋勋说中国文学之美系列”。　　只要人还追求心灵的自由，便一定会热爱诗歌。蒋勋先生说：“当我们面对唐诗时，几乎每一个人都感觉到唐诗好迷人，里面的世界好动人。再追问一下，也许是因为刚好唐诗描写的世界是我们最缺乏的经验，在最不敢出走的时候去读出走的诗，在最没有孤独的可能的时候读孤独的诗，在最没有自负的条件时读自负的诗。”　　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春江花月夜》《将进酒》《登高》《长恨歌》《登乐游原》……无论是公认有大成就的诗人，还是曾无数次被选入各种集子的诗篇，在蒋勋先生这里，都一一展现出不同以往的美感。　　蒋勋先生以宽广的学养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在唐代浩如烟海的诗人、诗作中，撷取最具代表性的诗人及其作品，将古典之美引入现代生活。深藏在文字中的诗意与挚情，经由蒋勋先生的讲述，也可以开放在每天经过的街心花园中，流淌在城市的月光里。　　在《蒋勋说唐诗（修订版）》中，蒋勋给我们讲解唐诗的灿烂与华美，带领我们体验生命中的真与善与美，这将是一次愉悦的心灵出走。唐朝为什么会带给我们感动？因为唐诗里有一种灿烂与华美，唐朝就像汉文化一个短暂的度假期，是一次露营，人不会永远露营，最后还是要回来安分地去遵循农业伦理。为什么我们特别喜欢唐朝？因为会觉得这一年回想起来，最美的那几天是去露营和度假的日子，唐朝就是一次短暂的出走。

作者：  

出版社：

简介：本书是一部古代经典诗词的吟唱曲谱，全书收录了众多孟浩然、李白、王维、白居易、李商隐、范仲淹、欧阳修、苏轼、黄庭坚、陆游等名人创作的诗词作品，并对这些经典诗词谱了曲，所谱乐曲以揭示古典诗词丰富的思想情感内涵为宗旨，旋律追求优美动听、琅琅上口，并尽量做到具有古典的、民族的风格。诗词后还附有注释、简析，部分作品有吟唱要点提示，适合古典文学及音乐爱好者学习。 吟诗舞剑是我国的文化传统。作者坚持为古典诗词谱曲已有二十余年，作品曾获得国际吟诗节优秀创作奖。本著所谱乐曲以揭示古典诗词丰富的思想情感内涵为宗旨，旋律追求优美动听、琅琅上口，并尽量做到具有古典的、民族的风格。诗词后附有注释、简析，部分作品有吟唱要点提示。为了便于读者学习吟唱，武汉音乐学院声乐系老师余惠承、秦忠健、周建良及作者本人作示范吟唱，制成音碟附后。 本书初版产生了较好的社会影响。再版时对原有部分曲目进行了修改，并新增五十余首新曲。作者坚信能得到更多读者的认可。 本著精选古典诗词120余首，并为之谱曲。其乐曲以提示古典诗词丰富的思想情感内涵为宗旨，旋律追求优美动听、琅琅上口，并尽量做到具有古典民族风格。诗词后附有注释和简析，部分作品有吟唱要点提示。为了便于读者学习吟唱，特请武汉音乐学院声乐系老师作示范吟唱，并制成光盘附于书后。

《线装经典-宋词鉴赏辞典》

作者：  《线装经典》编委会　编写

出版社：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晨光出版社 2014年9月

简介：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阆苑里的一朵奇葩，它以奇崛的姿态、脱俗的神韵与唐诗争奇，代表了一代文学之胜，铸就了中国古代文学史的辉煌。宋词历来与唐诗并称双绝，最早的形式是隋时有音乐曲调之艺术特色的“曲子词”。北周和隋代，士人娱乐和宴会时经常命人演奏一种新型音乐，即所谓的燕乐，又叫宴乐，是由西域胡乐与民间之曲融合而成的，而配合燕乐的曲子词也在此时逐渐流行起来。到盛唐时，音乐艺术蓬勃发展，都市里涌现出了很多以演唱为生的优伶乐师。他们出于表演的需要，根据各种音乐曲调创作或改编了许多长短参差的词，这些词通过他们的演唱传播开来，开始受到人们的注意。由于当时的词大都是反映爱情、相思、闺怨一类的题材，难登大雅之堂，所以仍被人们视为诗余小道。不过后来一些诗人如张志和、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等出于对词的喜爱，也开始创作词，并逐渐把这一文体引入了文坛。到晚唐五代时期，词已经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以晚唐词人温庭筠为代表的“花间派”词人和以李煜、冯延巳为代表的南唐词人，都为词体的成熟做出了重要贡献。　　宋初，在唐诗已经洗尽铅华之后，“曲子词”开始走进人们的视野它最初流行于市井酒肆之间，极尽艳丽浮华，是一种通俗的艺术形式。后来，它的内涵不断得到充实，最终彻底跳出了歌舞艳情的窠臼，升华为种能够体现时代精神的文学体裁，取得了与诗歌同等的地位。

作者：  

出版社：

简介：《配乐朗诵:琵琶唱恨》中国名家诗文精品欣赏，由著名表演艺术家曹灿朗诵，白居易作品。“十五”国家重点音像出版物规划项目。白居易，字乐天，晚年又号香山居士，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中国文学史上负有盛名且影响深远的诗人和文学家，他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 01 琵琶行（并序） 02 钱塘湖春行 03 江楼晚眺，景物鲜奇，吟玩成篇，寄水部张员外 04 杭州春望 05 题元（十）八溪居 06 得行简书，闻欲下峡，先以此寄 07 暮江吟 08 夜筝 09 大林寺桃花 10 秋雨夜眠 11 赋得古原草送别 12 夜坐 13 问刘十九 14 卖炭翁 15 上阳白发人 16 小童薛阳陶吹觱栗歌 17 李都尉古剑 18 长恨歌

Chinese knot and American dream:interesting tales of culture shock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作者：  简·孙著

出版社：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

简介：【导语】 本书以“中国结·美国梦”作为一根红线，串起200篇趣谈式短文，以文学的笔法，从“草根”的视角，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展示了中国与美国的文化差异，进行了一个又一个实实在在、朴朴素素的大文化氛围笼罩下的小对话。既彰显中华民族的文化，又撷采美国文化的精华；既满足国人对异域文化渴望了解的心愿，又帮助即将赴美国学习、生活、工作的人们减压。若在茶余饭后，信手翻上几页，也不失为踏上了一种以文字为载体的文化之旅。 【内容提要】 美国梦一赤橙黄绿青蓝紫，中国结——福禄寿喜财安康，它就像一幅对联，道出了人们对五彩缤纷的文明富裕生活的渴望，和对千古文化之真精神的欣赏。作者感慨说：“我们心中的‘中国结’是古刹廊檐上的雕花，红梅花瓣里的清香，小桥流水中的落叶，悠悠琴曲里的音符。随着时间的飞逝，她们渐渐融化在灵魂深处，变成了一种自然精神。无论追随怎样的梦想，那种对中国文化和故土的情结仍然是柔肠寸寸，千回百转，真是‘著以长相思，缘以结不解’。”本书以“中国结·美国梦”作为一根红线，串起200篇趣谈式短文，从生活的方方面面展示中国与美国的文化差异，进行了一个又一个实实在在、朴朴素素的大文化氛围笼罩下的小话题。旨在以“小”见大，以“短”见长，通过一些波澜不惊的平凡小事，来阐述“文化差异”这个复杂深刻的大话题，并由此给人以思考与启迪。 【前言】 在世界几大文明发源地中，现代中国无疑是最璀璨的一颗明珠。她不但有辉煌迷人的悠久历史，浩如烟海的文化古迹，还有占世界人口1／4的华夏儿女和土地面积位居世界第三的广袤大地，更有20世纪末以来令世人瞩一目的快速崛起和光明美好的未来发展前景。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中华文化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她无愧于“东方文明奇葩”的称誉。与中国遥相对应的另一个对人类文明做出巨大贡献的国家就是美利坚合众国。美国的历史虽短暂，但起点并不低，它属于欧洲文明、美洲大陆原始文化及各种异族文化兼收并蓄之后的“杂交文化”、“移植文化”，是各种文化融合在一起的结晶。如果说，古老的中国像一条腾飞的巨龙雄卧在世界东方，那么，年轻的美利坚就犹如一头斑斓的卧虎盘踞在西半球。它们文化习俗不同，历史轨迹迥异，但其大国风范和在某些方面对世界影响之巨却旗鼓相当，势均力敌，可构成一场别开生面的文化对垒。既是对垒，就有必要高擎双方的特色“旗帜”，你挥我舞，你来我往，来一番出神入化的搏击与对撞，方能显出“巨龙”与“卧虎”的雄姿与风采。而在多数居住于美国的游子心中，“中国结”和“美国梦”的融合和矛盾，可能更为贴切地表达了这种双重文化的复杂联系。是啊，还有什么“旌旗”比得上“中国结”与“美国梦”更能凝练地概括渊远流长的华夏文化情结和梦里蝴蝶般的美利坚的文明奇迹呢?美国梦——赤橙黄绿青蓝紫，中国结——福禄寿喜财安康，这多像一副对联!它道出了人们对五彩缤纷的文明富裕生活的渴望和对千古文化之真精神的欣赏。本书以“中国结·美国梦”作为一根红线，串起200篇趣谈式短文，从生活的方方面面展示中国与美国的文化差异，进行了一个又一个实实在在、朴朴素素的大文化氛围笼罩下的小话题。旨在以“小”见大，以“短”见长，通过一些波澜不惊的平凡小事，来阐述“文化差异”这个复杂深刻的大话题，并由此给人以思考与启迪。毋庸置疑，大凡一个国家的繁荣昌盛都是与它虚心学习异族文化并不断取长补短、完善自身分不开的。中国近年的飞速发展，就得益于改革开放的伟大方针和所采取的吸收国外先进的文化理念及高新技术的明智之举。美国在20世纪的异军突起，更与它善于吸收与消化异族文化密不可分。随手撷取一小例，便足以说明这一问题。《花木兰》本是中华民族的传奇故事，是我们自己国家的优秀文化遗产，但美国的迪斯尼公司采取“拿来主义”的方式，对它进行了一番“美国化”的加工改造之后，再重新推广到世界各地，便为美国赢得了良好声誉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作者旨在通过此书“暗示”一下，美国文化中也有许多闪光点和积极因素，我们何不把它拿来，并加以改造，再“据为已有”呢?“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其实，没有一种文化是完美的，换句话说，没有一种文化全是精华，也没有一种文化净是糟粕，一种文化总是优点与缺点同在，精华与糟粕共存。我们应在“文化差异”的沙滩上，拣拾一些五彩的石子和真贝，来装点我们自己的精神家园。当然，在美国文化的海洋中，并非都是“绿水清波”，它时而泛起“污水浊流”，故擦亮两眼，激浊扬清还是很有必要的。美国是一个物欲横流的国家，它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消费之国，从一个侧面来说，说美国文化属于“消费文化”并不为过。相当多的美国人喜欢乱花钱，铺张浪费，沉溺于“享乐主义”不能自拔，这就是典型的文化“糟粕”，对此，我们不但不能吸收，还要摒弃。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勤劳和节俭，无论人类发展进步到何种程度，这种传统的文化都是不过时的，反而，是具有永久的生命力的，我们不但不能将其抛弃，还应使其发扬光大。再有，我们中国人讲究永结同心、相伴久远的“中国结”式的婚姻关系，这是古老的儒、道文明熏陶的结果。虽说当今的社会开明开放了许多，但一些维系着家庭幸福、社会稳定的“情结”，也不应弃之如敝屣。此乃作者撰写本书的用意之一。实际上，任何文化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离开经济基础去奢谈文化问题是没有实际意义的。这也就是在远古的荒蛮时代无文化可谈的原因所在。此外，若两个国家的经济状况相差很大，那么，两国之间的文化对白也就显得苍白无力。假如这场“中国结·美国梦”的对话放在几十年前进行，恐怕许多老百姓都不会买账，连饭都吃不饱，哪有谈论“结”与“梦”的雅兴，还不让这“该死”的东西见鬼去吗?而今的中国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了，现在，我们底气很足，国力雄厚，是堂堂正正地坐下来，探讨一些“大文化”问题的时候了。本书在传达文化信息的同时，还不失时机地彰显了我们国家的科技进步和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此外，多年以来，美国这个超级大国，在人们的心目中，总是有点不大真实，这是其被“妖魔化”、“神秘化”的结果。随着两国各方面交流的日益增多，人们越来越渴望了解大洋彼岸美国人的真实生活，如此来看，还美国文化生活的本来面貌就显得迫在眉睫了。如本书在这方面能将“妖魔化的美国”的面纱掀开一角，让读者嘹上几眼本色的美国和美国人的生活，作者便感到一丝欣慰。追求真实，是我们大家的共同心愿。的确，人们与生俱来拥有渴望了解异族文化的兴趣，本书则提供了一扇了解美国文化的窗口，若茶余饭后，信手翻上几页，也不失为踏上了一种以文字为载体的文化之旅。尽管本书不属于“美国生活大全”的范畴，但对于即将踏上这片国土，或“求学”或“求生”的人们来说，也可作为开始新生活的一种参考资料。若在正式踏出国门之前，随着作者的笔尖来一场“文化震撼”的预演或演习，相信，在到达这异域他乡之后，就会少了许多陌生和困惑，增加几分胆量和勇气，能更快更好地适应新环境新生活。总之，作者撰写本书的目的，是彰显我们民族的文化，撷采美国文化的精华，满足国人对异域文化渴望了解的心愿，帮助即将赴美国学习、生活、工作的人们减压。本书的内容涉及中美生活的各个角落，里面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都是些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小事，是贴近生活，贴近大众的。本来，任何历史都是由人民大众书写的，任何文化也都是由芸芸众生创造的，因此最具活力的文化就是大众文化。值得回味的是：作者虽久居海外，多年置身于“美国梦”的既清晰又朦胧的氛围中，但中国情结却挥之不去，深藏于心，一旦遭遇文化的“激励”，它就会像“古堡精灵”一样跃出心田，翩跹舞蹈一番。比如：在结构本书时，不但书名打上了“中国结”的烙印，而且在内容的挥洒上也情不自禁地采用了“中国结”式的编织法，便是一个明证——一条主线贯穿始终，穿越历史，横贯时空，编结生发出诸多文化差异的“盘扣”，形成一个兼有东方文化色彩和西方文明碎片的“中国结”，可见民族文化之根本是多么神奇、富于魅力和不可抗拒!是的，我们心中的“中国结”是古刹廊檐上的雕花，红梅花瓣里的清香，小桥流水中的落叶，悠悠琴曲里的音符。随着时间的飞逝，她们渐渐融化在灵魂深处，变成了一种自然精神。无论追随怎样的梦想，那种对中国文化和故土的情结仍然是柔肠寸寸，千回百转，真是“著以长相思，缘以结不解”。那么，此时此刻，就让我怀着一颗虔诚的中国心，来展现我特意为同胞编织的“中国结·美国梦”吧。作者2005年夏天于美国 【后记】 漂洋过海，颠沛流离，历经数载，终于在这块郑和与哥伦布先后发现的新大陆上安顿下来。出于对世界各种文化的天然兴趣，在“艰苦卓绝”的奋斗过程中，我开始有意无意地观察美国人的文化传统与风土人情，进而自觉不自觉地与中国的灿烂文化进行分析对比，同时将诸多观感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如此这般，写写停停，持续了几百个日日夜夜。起初，并未打算将其发表，仅是有感而发，独自赏玩。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那种“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寂寞感油然而生，且对故土的思念之情也愈来愈甚，似有“天不老，情难绝。心似双丝网，中有千千结”之苦恋与惆怅，又有“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之苍凉与悲壮。此时此地，在我的眼里，祖国是故乡，同胞乃知音，潮起潮落，日落日升，一种想与“吾国吾民”交流的渴望，一日甚过一日，不时像热浪一样冲击着“心扉”。正是这种酝酿在心灵深处的陈年老酒似的醇醇热望，最终催生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勇气：将两百篇短文整理汇集在一起，欲以文字的形式与读者交流“畅谈”。于是，揣着一颗“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杜甫诗句)的拳拳爱国之心，怀着潇洒飘逸的庄子的“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的壮志豪情，咀嚼着“当年秦王为得到才子韩非，竞不遗余力地发动了一场对韩国的战争”的传奇故事，独吟着凝练优美、扣人心扉的白居易的《琵琶行》，梳理着“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李商隐《无题》)的纯洁情思，循着唐代高僧玄奘的足迹，通过信息高速公路，一路驰骋，神游至司马光的故乡——中原大地，“叩响”了河南人民出版社的大门。是的，由根植在具有璀璨的文化、迷人的历史的河南之著名出版社——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一部反映文化及文化比较的书稿是再合适不过了。如果这本书能使您对美国的平民生活和平民心理及平民文化多少有些感触，并对书中“美国梦”的生活化诠释“英雄所见略同”，同时，对我们民族自己的优秀的传统文化生出一片敬仰之心与热爱之情，本人就倍感欣慰；倘若除此之外，您还能从作者对读书的痴迷中，和对中国文化的情结之深，以至于不能自拔的状态之中，生发出一丝同感和理解，我当有“故乡遇知音”的欣喜了。记得“文革”时期，年幼的我，为了躲避人们对一个“漏网右派”(1957年反右时漏网了，“文革”时给挖掘出来)子女的鄙夷的目光，开始躲在“阴暗”的角落，认认真真地“折腾”书了，那属于我读书生涯中的初级阶段。家里的藏书，都被我像篦头发似的篦了一遍，什么《青春之歌》、《红日》、《红岩》、《苦菜花》、《牛虻》，等等，更是读了一遍又一遍。后来，几乎所有的书，包括上述的“革命书”都被抄家抄走了。再后来，我就用零花钱陆陆续续将家附近一个小书店里的新书都买了下来。在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的时代，看腻了《沙家浜》、《红灯记》，就去赏《艳阳天》，去逛《金光大道》。即使在那精神产品匮乏的特殊时期，我都可以从看似干巴巴的读书过程中寻找到心灵的宁静、生活的乐趣。书就像保护伞一样，护卫着一颗脆弱的心灵，使之走出了漫长寒冷的冬天。如今，文化的春天早已到来，图书市场空前繁荣，各种好书应运而生。我和所有的人一样，如饥似渴地一头扎进书海，乐此不疲地“畅游”其中。是的，“读书是最好的旅行”，当您游历了大师们缔造的富丽辉煌的文化大厦之后，是否也想在闲暇之余，光顾一下一位客居海外的中国人一砖一瓦砌成的带有朴实的人文色彩的“乡间小屋”呢?鉴于本“泥瓦匠”的功力不够，“墙面”打磨得粗糙在所难免，那就请各位“到此一游”的旅行者们批评指正吧。在此，感谢杨卫民编辑和河南人民出版社领导、文史编辑处负责地帮作者搭起了一座与同胞交流的“桥梁”，使一颗游子的心终于找到了“寄托”与“归宿”。特别是在书名的选取上，杨卫民先生和编辑处的领导倾注了热情与心血，让大洋彼岸的我深受感动。从原名中的“对岸的风景”的注视到现在的“中国结·美国梦”的欣赏，一路走来，深深感到还是“风景这边独好”，于是，通过与杨先生的讨论与交流，挥别了“对岸的风景”，最终确定了书名——《中国结·美国梦：中美文化差异趣谈》。同时，在这里也感谢亲戚朋友和美国友人提供的部分照片，并祝愿河南人民出版社在“弘扬民族文化、传播人类文明”的浩卷中写下新的篇章。尽管目前“奢谈文化”之事暂告一段落，但文化仍在演绎交会，生活还在跌宕起伏，在探索文化的征途上，有险滩，也有胜景，无限人文风光就蕴藏在五光十色的民众生活之中。因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无穷魅力，加之对文化比较深厚的情结，故本人已踏上了一条文化探索的“不归路”。无论前面有多少“险滩逆流”，我都决心走下去，力争有所发现，有所创新。下一步是把焦点对准“中国人与美国人”的性格，站在历史与文化的高度，对其进行提炼分析，并追本溯源，进行文化揭秘。期待不远的将来，下一“拙作”能给诸君以心灵的愉悦、精神的畅快和一点文化的享受。为此，让本人先提前自我陶醉、自我祝福一下吧。作者2005年秋于美国

白居易集笺校

作者：  (唐)白居易著;朱金城笺注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2003重印)

简介：　　在我国文学史上，唐诗是封建社会诗歌发展的高峰。这一时期产生了许多伟大的诗人，李白、杜甫，以后，白居易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个。他的作品，不仅是我国优秀的文学遗产，也是世界文学的宝贵财富。 　　

镇墓兽

作者：  蔡骏

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7年08月

简介：

　 镇墓兽，古代墓葬中常见的一种怪兽，兽面鹿角，形态各异。是为帝王将相镇守陵墓地宫、免其灵魂受到侵扰的一种冥器。

　 一个皇家造墓工匠少年秦北洋，意外降生于唐朝大墓地宫，背负血海深仇，身怀天工开物之绝技。却因满清灭亡、天下大变，不得不隐姓埋名。

　　生逢乱世，宿命使然，秦北洋被卷入波云诡谲的大时代，与小镇墓兽九色结为伙伴。

　　从帝都到魔都，从皇陵到孤岛，北洋屠恶龙；

　　一场镇墓兽与盗墓贼的终极对决，

　　一场与天下邪恶势力的激烈角逐，

　　庚子赔款百万宝藏之谜，就此破解！

前言

　　楔子

　　*章　秋风白鹿原

　　第二章　秦氏孤儿

　　第三章　摄政王的密令

　　第四章　帝国黄昏

　　第五章　鹿角胎记

　　第六章　灭门案

　　第七章　血的研究

　　第八章　完璧归秦

　　第九章　重生秦北洋

　　第十章　四爷亡魂

　　第十一章　童女阿幽

　　第十二章　瀛台泣血梦

　　第十三章　不疯魔，不成活

　　第十四章　弯弓射日

　　第十五章　镇墓神兽

　　第十六章　帝国的葬礼

　　第十七章　中华民国

　　第十八章　中华帝国

　　第十九章　雪夜尸变

　　第二十章　洪宪帝陵

　　第二十一章　蛤蟆与小狼

　　第二十二章　龙旗复辟

　　第二十三章　三千年家族史

　　第二十四章　白鹿原盗墓

　　第二十五章　灵兽出世

　　第二十六章　千年之吻

　　第二十七章　彗星袭狱

　　第二十八章　越狱南渡

　　第二十九章　海上达摩山

　　第三十章　上海滩

　　第三十一章　龙与兽

　　第三十二章　夜盗镇墓兽

　　第三十三章　九色重生

　　第三十四章　青帮高徒

　　第三十五章　巡捕房悲伤夜

　　第三十六章　消失的百万白银

　　第三十七章　小木的欲望

　　第三十八章　父亲的故事

　　第三十九章　凶案启示录

　　第四十章　南苑之兽

　　第四十一章　北洋挖墓行

　　第四十二章　十角七头之兽

　　第四十三章　精武英雄

　　第四十四章　重返凶案现场

　　第四十五章　少男少女与兽

　　第四十六章　出卖

　　第四十七章　家族危机

　　第四十八章　“赛先生号”

　　第四十九章　会稽飞行

　　第五十章　秋风秋雨愁煞人

　　第五十一章　火烧达摩山

　　第五十二章　夜逃

　　第五十三章　欺师灭祖

　　第五十四章　昼逃

　　第五十五章　投奔怒海

　　第五十六章　秘鲁轮船

　　第五十七章　欧阳安娜

　　第五十八章　达摩山

　　第五十九章　恶龙祭

　　第六十章　达摩烂柯山

　　第六十一章　海难

　　第六十二章　火烧无常庵

　　第六十三章　舍身崖

　　第六十四章　海上皇陵

　　第六十五章　建文地宫

　　第六十六章　北洋屠龙记

　　第六十七章　藏宝窟

　　第六十八章　达摩山伯爵

　　第六十九章　再见达摩山

　　第七十章　东海夜航船

楔子

　　紫禁城*后一位主人，爱新觉罗·溥仪去世那日，红色宫墙外已天翻地覆，红海洋席卷“全共斗”的东京、“五月风暴”的巴黎。民国李煜瀛所题“故宫博物院”匾额换成不伦不类的“血泪宫”，午门对联“砸烂旧世界帝王将相脚下踩，创造新天下七亿神州尽舜尧”，横批“造反有理”。供奉清朝列祖列宗画像牌位的奉先殿，被北京艺术学院的红卫兵改造成罪恶的四川大邑《收租院》泥塑展。有人建议在太和殿广场造两座大标语牌，务必超过三十八米高的大殿，碾轧“王气”；皇帝宝座要加封条，塑一尊农民持枪雕像……

　　形势逼人，周总理下令关闭故宫，故宫侥幸逃过一劫。

　　两年后，故宫博物院里无论“造反派”“保皇派”，一律下放湖北省咸宁县“五七干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故宫考古研究员王洛生，辞别妻子儿女，坐了两昼夜闷罐火车，开始牛棚生涯。每天的学习就是种田、挑粪、放牛、打井，早请示，晚汇报，唱语录歌。王洛生三十多岁，田野考古出身，爱打篮球，身高体健，不像文弱书生。才两个月，他已后背佝偻，早生华发。

　　这天半夜，王洛生被从床铺上拎出来开会。改造成牛棚的土地庙中，坐着十来个老头儿，有书画研究大师、商周青铜器学者、*的瓷器专家，每一位都声名显赫。

　　所谓思想总结会，就是批判与自我批判，“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好在都是自命清高的知识分子，虽说文人相轻，但谁也不会在这种场合彼此开炮，便只能自我批评了。有人说：“这辈子*晦气的事儿，是在1956年刨了万历皇帝的定陵……”

　　破庙房梁上，有只大老鼠哧溜一下蹿过。牛棚安静了，仿佛被某种东西牢牢捆绑，在所有人双手双脚与嘴巴上打上死结。接近冰点的子夜，纸糊的窗户外，稀稀拉拉地下起了小雪。臭烘烘的牛粪味，暂时抵挡住了钻入骨髓的寒冷。

　　唯独缩在角落的一个老头儿，闭目养神，不为所动。此人既非学者，也非专家，王洛生连他的名字都不记得，大家只管他叫“老木匠”。

　　轮到王洛生交代思想：“组长同志，我爷爷是北大教授王家维。‘九一八’事变那年，我父亲在洛阳挖掘东汉古墓，我母亲在考古现场生下我，取名王洛生。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考古研究所。”

　　他一连说了三个掘墓故事，全都发生在陕西的唐朝大墓……

　　“乾陵——唐高宗李治与女皇武则天的合葬墓，中国*的两位皇帝的合葬墓。唐末动乱，耀州节度使温韬，把关中十八唐陵挖了个遍，就是没打开乾陵。古书说‘乾陵不可近，近之辄有风雨’。郭沫若同志认为，若能打开乾陵，其价值百倍于万历皇帝的定陵。《垂拱集》百卷、《金轮集》十卷、武则天真人像、上官婉儿手迹必能重见天日。郭老曾赋诗‘岿然没字碑犹在，六十王宾立露天。冠冕李唐文物盛，权衡女帝智能全。黄巢沟在陵无恙，述德纪残世不传。待到幽宫重启日，还期翻案续新篇。’”

　　“你们这些知识分子，记性倒是好得惊人！”检查组长吐了口唾沫。

　　“郭老要挖开乾陵，是想触摸中国历史的大秘密，为女皇武则天翻案。1960年，乾陵发掘委员会向国务院提交计划。但定陵挖出了那么多幺蛾子，周总理批示：此事留作后人来完成。话虽如此，乾陵发掘委员会还是从各地借调了精兵强将，比如我。乾陵周边埋着两位太子，三个王、四个公主、八个大臣陪葬。考虑到我挖墓有经验，挖掘委员会让我带头挖了隔壁的永泰公主墓。”

　　“这个永泰公主，名叫李仙蕙，武则天的孙女，唐中宗李显第七女，韦皇后所出。她嫁给武承嗣的儿子武延基。而武承嗣是武则天的亲侄子，这门婚事是亲上加亲。十七岁新婚不久，武延基得罪了武则天的男宠张易之，《新唐书》说这小两口子被下令缢杀。老不要脸的，为面首杀了自己的亲孙女与亲侄孙。”

　　牛棚里的唐史专家插话了。检查组长听得一愣一愣的，如亲眼看见了那深宫血泪。

　　“我从监狱里找了个土夫子——就是盗墓贼。那人很年轻，左手断了根指头，但盗墓极有经验。我们让他勘查现场，居然找到了墓道。这是个斜坡土洞砖室墓。我*个钻进墓道，看到两边壁画上画有青龙、白虎，甲胄鲜明的唐朝武士仪仗队和兵器架，还有栩栩如生的仕女图。我发现个盗洞，还有一副骨架，直立埋在土中。土夫子估计这是盗墓贼分赃不匀，内讧砍死了一个，但也可能死于……”

　　“死于啥玩意儿？”

　　王洛生咽了下唾沫，目光撞上角落中的“老木匠”，眼睛仿佛被针刺了下，只能吞下已到嘴边的三个字。“我亲手打开永泰公主的庑殿式石椁，可惜被盗墓贼扫荡过，宝贝都没了。我在椁内挖出头骨和下颌骨，还有十一块骨盆碎片。经过复原，结合墓志铭，发现公主并非缢死，而是因为骨盆狭小难产而死。十七岁的女孩子，骨盆还没完全发育好吧。开棺当晚，我梦到了永泰公主。她穿着壁画里的衣裳，体态丰盈，估计子宫里怀着胎儿，面容还是青春少女，艳若桃李。她并不怨恨我，倒是发出银铃似的笑声，牵着我的手走出墓道。那时候，我刚满三十岁还没结婚，不可自拔地迷恋上了她。我的手指缝里还有她骨骸的气味。她脱下衣衫，一对玉臂环抱我的后背，将我拽入销魂纱罗帐中……”

　　王洛生越说越入戏，眼前浮现出白居易的“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一屋子的专家学者，同样性饥渴的检查组长，听得聚精会神，口干舌燥，不停咽口水，全然忘了这是个色情故事的春梦。

　　“哎呀。”王洛生抽了自己一耳光，“我在散播封建迷信了。古人说，这就是托梦，初次怀胎而死的女子，总有怨念要生下孩子，便会闯入年轻男子梦中，以期再得一子。估计在阴曹地府，永泰公主已诞下这孩子了吧。”

　　“美死你小子！梦里干了十七岁的公主，你还是去阴间做驸马爷吧！”

　　王洛生任凭检查组长怎么骂，自顾自说：“挖完永泰公主墓，我又瞄准西安郊区东南的白鹿原，那里埋着一位小皇子——永泰公主的堂弟，同为武则天的孙子辈。”

　　“别人是书画专家、玉石专家、瓷器专家，您却是名副其实的掘墓专家！”检查组长又冷嘲热讽一番，“不过嘛，我爱听。对付这些封建地主阶级，千万不要客气，不但要刨他们的祖坟，还要鞭尸焚烧，为古代劳动人民报仇雪恨！王洛生，你得劲地往下说！”

　　“土夫子劝我不要开挖，白鹿原地下遍布汉唐古墓，不如换一个刨刨。我很生气，真当我们是盗墓贼啦？还是打洞的田鼠？我们挖唐朝小皇子墓的目的，是要挖他奶奶武则天的墓。土夫子又说，此墓是鬼门关，自古不知多少英雄好汉葬身其中，据说是盗墓界的滑铁卢与斯大林格勒——我自己总结的。挖墓前一晚，土夫子竟逃上附近的终南山，好像那山上真有啥仙境。我们继续掘墓……”

　　“同志，该轮到我讲了！”

　　牛棚角落里响起一个中气十足的声音。

　　一宿没说话的老木匠，站起来打断了王洛生。所有目光齐刷刷地看过去——“老木匠”个头比王洛生还略高一点，鼻梁高挺，双眼炯炯有神。他穿着灰棉袄，早过了退休年纪，头发不秃，半黑半白，一脸络腮胡。到了五七干校，任谁都得蓬头垢面。

　　故宫博物院，除了有一流的专家学者，更养了上百能工巧匠，有些原是皇家御用的工匠传人。五百多年的宫殿，即便不住皇帝太监，依然少不了这些人养护，否则早颓败光了。故宫的工匠分为木器组、钟表组、漆器组、铜器族、陶瓷组等各司其职。唯独这“老木匠”剑走偏锋，不只做木匠活，故宫里没有他不能修的——太和门的铜狮子、太和殿的鹤与龟、大殿斗拱、皇帝宝座、屋顶上的脊兽与鸱吻，甚至洋人进贡的各种奇技淫巧，像铜镀金象拉战车乐钟、木框转花玻璃片、瑞士八音盒……

　　“那你说吧，老木匠，可别让大家等到天明鸡叫，耽误了明天的工期。”今晚听过考古学家的几个荤段子，组长也不忌讳了，“你是偷了光绪皇帝的宝贝，还是调戏了珍妃的鬼魂？”

　　一直缩着的老木匠，伸了伸脚底板说：“原以为，你们对这些老掉牙的故事不感兴趣。哎呀，且待老汉伸伸脚。”

　　1969年12月的雪夜，湖北咸宁五七干校。中国历史学和考古学的精英们，被困在一座破庙交代思想，却将这一晚变成了张岱的夜航船。一个叫老木匠的男人，眯起双眼。只见世界飞快地旋转，幽暗的历史深处，鹿角雪白，烈焰翻腾……

　　“今儿晚上，我要跟大家伙儿讲的，便是这镇墓兽的故事，话说六十九年前的庚子年……”

　　*章　秋风白鹿原

　　大清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年，耶稣诞生后第1900年。盛夏的北京城，日本公使馆书记官杉山彬被董福祥的甘军剁成肉泥；德国公使克林德在东单牌楼北大街被神机营章京恩海所杀。慈禧太后降下懿旨，向十一国列强宣战，悬赏杀死所有洋人。传言红灯照的黄莲圣母林黑儿，白日飞升数万里，火烧东京与圣彼得堡。数万义和团加上清军，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区与西什库大教堂的八百洋鬼子，连续两个月竟没打下来，徒留“刀枪不入”的拳民尸体。8月14日，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列队通过天安门、端门、午门，穿过太和殿与紫禁城。同一日，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仓皇西逃。老佛爷打扮成农村汉人老太太，皇帝伪装成穷书生。随驾的王公大臣、八旗军、太监、宫女，惶惶如丧家之犬。

　　逃难队列末尾，有个叫秦海关的男人。魁梧高大的七尺大汉，手掌心满是老茧，背着结实的大木箱，装着二锤、楔子、錾子、手锤、钢尺和墨斗，手里提着大锤、钢钎与风箱，都是石匠的吃饭家伙。皇城根下有内务府工匠村，从木匠、铁匠、泥瓦匠到玉石匠、陶瓷匠、装裱匠应有尽有，大难临头，多作鸟兽散，唯独秦海关拖家带口上路。

　　媳妇三十来岁，挺着怀胎数月的肚子。她听说洋鬼子全是色中恶鬼，见女人就扑，兵荒马乱的世道，跟着丈夫逃亡是*选择。秦海关刚满四十岁，膝下却无儿女。媳妇嫁给他二十年，怀孕三次，两次流产，一次夭折，这次恐怕是*后的机会。但这一路颠沛流离，忍饥挨饿，连皇帝也得跟王公贝勒们共用一车，媳妇也只能提心吊胆地捧着肚子翻山越岭。

　　銮驾过了京郊回民西贯市村，经居庸关、怀来榆林堡、宣化鸡鸣驿、大同府城……到山西太原，大伙儿才稍事停顿。大肚子的媳妇，并未如往昔流产，身体却越发强健，秦海关心想是祖宗显灵庇佑。血腥的夏天过去，慈禧太后携光绪帝向西狂奔。这一路沙尘滚滚，身后的华北大平原，已然烽火焦土。

　　这年十月，队伍穿过整个山西，自风陵渡过黄河入潼关，抵达西安。护驾队伍越发庞大，各种能工巧匠来为皇家服务，毕竟给的薪水丰厚。慈禧太后住进行宫，行宫无法容纳所有随行人员，各找地方安置。秦海关是个闷葫芦工匠，*不善跟人打交道，别人都会贿赂管事太监，而他被晾在一边，竟在城里找不到落脚点。

　　眼看媳妇肚子一天天变大，阴历十月初一的寒衣节刚过，家家户户门前给死去的亲人烧纸钱送酒水。次日是小雪节气，两口子出了西安城门，往东南寻找住处，望见一座壮阔的黄土台塬，浐河与灞河峡谷深切。远看台塬如悬崖峭壁，经打听方知是白鹿原。

　　秦海关双眼放光，赶紧带着媳妇登上这座黄土台塬。

　　老秦身为工匠，竟也精通风水堪舆，无须依赖星盘，在塬上绕了两个时辰。路过汉文帝的霸陵、文帝生母薄太后的南陵，都是一片硕大的荒冢。他上观天，下瞅地，西眺终南山，这才觑准方向。踏上高耸的龟裂田垄，径直走到一处荒芜的土丘前。媳妇辛苦地撑着腰，问他是不是抽风了。

　　他不言语，似到了命中注定之地。秦海关听到地底发出轰隆隆巨响，天空打出响雷，霎时浓云蔽日，白昼如深夜。田野间的农民们四散奔逃，天地似回到鸿蒙开辟之初、古公亶父在岐山筚路蓝缕的年代。西风卷来终南山上不计其数的枯叶，犹如漫山遍野的彩蝶飞蛾。

　　一片硕大的黄叶卷到媳妇的眼睛上，不承想遮蔽了视野。霎时间，她感觉下腹一阵剧痛，羊水就要破裂。“哎呀，郎中不是说临盆还要半个月吗？”她撕心裂肺地惨叫起来。

　　秦海关慌乱地将媳妇拖到土丘背后，这是一座唐朝的大坟冢，封土高过地面一丈有余，正好挡住狂风。

　　他的耳朵贴着黄土，地下又传来那轰隆隆的声响，仿佛地底有个调皮的小孩，不是在点炮仗，就是在玩打仗游戏。墓里的门道，谁又说得清？

　　老秦只听两声怪叫，再转回头，媳妇竟在坟冢背后凭空消失了！

　　“见鬼了！”

　　他的心头狂跳，双手在枯草堆里乱摸，才发现底下有个深不见底的大坑。此处紧挨唐朝大墓，古往今来无数盗墓贼光临过，媳妇必是坠入盗洞了！

　　秦海关二话不说，便跳进这个盗洞。这洞犹如倾斜的无底洞，老秦就这么不受控制地滑下去。霎时，眼前的黄土乱飞，如同扑簌而下的泪水，直接越过一千余年的漫漫时光。

　　尘埃落定。

　　他感觉自己仿佛一块石头，坠落到一块硕大的木板上，耳边响起轰隆隆的回音。

　　忽然，一只手抓住了自己的胳膊，冰冷的手，指甲抓破了皮，划出深深的血印子。秦海关反身再摸过去，是个女人的大肚子！

　　“媳妇！”

　　“当家的！”

　　夫妻俩在唐朝大墓的地下重逢，互相摸了摸，都没缺胳膊断腿，幸好是坠落到这块木板上，中间又有千年来的层层黄土缓冲。

　　秦海关打开火折子，照出个昏暗幽闭的空间。他这才发现自己和媳妇屁股下坐着的木板，竟然是一副梓木棺椁的棺盖儿。木头表面有绚丽的彩绘，一看就是盛唐的格局，画着各种珍禽异兽、日月星辰、风卷流云……

　　他跳下这副巨大的棺椁，临产的媳妇呼天抢地呻吟。难道要在古墓的棺椁上生孩子？

　　秦海关在棺椁边摸到一块石碑。他用火折子靠近了细看，露出密密麻麻的蝇头小楷，刻碑是石匠的基本功，可以看懂不少文字，开头是一行隶书大字“大周故终南郡王墓志”。

　　接着是正文——

　　“王讳隆麒字幼明陇西成纪人也昔者龙光柱史弘道德于东周猨臂将军建功名于西汉武昭之经纶霸业奄宅瓜凉神尧之缔构皇基勃兴沃晋地灵钟祕天族蕃昌募瓜瓞于金柯表葭莩于玉茎王即大唐天皇大帝之孙今大周相王之第六子也……”

　　古人碑刻上无标点符号，初看就是这样挤作一团。所谓“大周”，并非西周东周，更不是北周后周，而是武则天称帝，国号由唐改为周。墓主人的身份，已开门见山讲明：名讳隆麒，字幼明，陇西成纪就是李唐皇室的籍贯。大唐天皇大帝便是唐高宗李治，大周相王是后来的睿宗李旦。如此说来，这位墓主人就是李治与武则天的孙子，睿宗的第六子。

　　跳到*后两行——

　　“长安二年四月八日薨于私第春秋一十有五悲深宸戾痛结蕃闱弄孙之爱不追含子之悲何极即以其年十月二十日葬于万年县崇义乡白鹿原。”

　　其中，“春秋一十有五”写得明明白白：十五岁夭亡的唐朝小皇子……果然是他！

　　秦海关脑子里嗡的一声，已触摸到了某扇尘封的大门口，一千二百年前的秘密？只要再往里踏出一步，要么极乐升天，要么堕入地狱！

　　此时此刻，媳妇也到了鬼门关口，又开始痛苦地叫唤。

　　命运就是这样捉弄人，一辈子苦苦追寻的秘密，几代人梦寐以求的钥匙，竟自动送到了眼门前——但秦海关必须要放弃，他的眼里只剩下媳妇和孩子，其他的全都一文不值！

　　老秦赶紧爬回棺椁上层，紧紧搂着冷汗淋漓的产妇，等待孩子出生的时刻。

　　倏忽间，黑漆漆的地宫里头，鬼火似的飘来一团绿色的光。

　　半透明的琉璃火球，忽上忽下，忽左忽右，捉摸不定，像个顽童在玩耍彩灯……

　　火球发出绿色冷酷的光，围绕老秦飞了一圈，刚接触到他腰间的石匠锤子，这坨坚固的熟铁工具，竟瞬间被烧成灰烬。

　　黑暗中又一团琉璃火球飞来。

　　秦海关知道这团火球的来源——自己被当作盗墓贼了。只可惜苦命的媳妇，还有即将诞生的孩子，都将要殒命在这白鹿原的唐朝大墓之中。

　　“我们一家三口，下辈子还要做一家人！”

　　他抱着媳妇的脑袋，亲吻她的额头，准备共赴生死。

　　那团琉璃火球在媳妇的两腿之间停下了。

　　火球在颤抖。

　　秦海关重新瞪大眼睛，只见那团火球震颤了几下，瞬间熄灭了。

　　唐朝大墓的地宫下，亘古幽暗的光影里，渐渐露出一对鹿角，雪白锋利如同树杈，然后是一张面孔。

　　不是人，亦不是鬼，更不是墓主人的木乃伊。

　　而是兽。

　　老秦看到了一张兽脸，琉璃色的眼睛，幽光闪烁，直勾勾地盯着媳妇的两腿之间。这头兽绝无淫邪之意，而是纯粹的好奇——

　　胎儿已从产道口露头了！

国色天香系列二：琵琶行

作者：  白婕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2012年12月

简介：

　　新动漫精绘中华名典系列古词今绘 唯美再现《琵琶行》是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一生中创作的最为优美的作品之一。诗中描述了白居易被贬江州，为朋友送行至江边，正觉得饮酒没有管弦助兴时，悠然听到江面传来铮铮琵琶声……优美的琴声把听者带入幻境般绮丽又飘渺的世界。琴音一落，定睛再看时——唯见江心秋月白。

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元曲三百首

作者：  (清)蘅塘退士等选编

出版社：华文出版社,2009

简介：唐诗、宋词、元曲，是矗立于中国文学史上的三座高峰。 唐代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全盛时期， “唐诗”是唐代文学的最高标志，开创了中国诗歌发展的新纪元。唐诗作者众多，最负盛名的有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人。 唐诗的题材非常广泛，有的是从侧面反映当时社会的阶级状况和阶级矛盾，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有的是歌颂正义战争，抒发爱国思想；有的是描绘祖国河山的秀丽多娇，表达对生活的热爱。其形式也多样，古体诗有五言和七言两种；近体诗有绝句和律诗两种，又各分五言和七言。古体诗对音韵格律的要求比较宽，近体诗则要求比较严。今人读唐诗，可以感受到其音节的和谐、文字的精练、意境的优美，并为之陶醉不已。 词，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一种，始于梁代，形成于唐代而极盛于宋代，故名“宋词”。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皇冠上光辉夺目的巨钻，历来与唐诗并称“双绝”。宋代最著名的词人有苏东坡、柳永、辛弃疾、李清照等人，其中苏、辛为“豪放派”的代表，其风格雄浑恢弘，视野广阔；柳和李则为“婉约派”的代表，其风格典雅清婉、曲尽情态。 词分为小令、中调和长调。一首词，有的只有一段，称为单调；有的分为两段，称双调；有的分成三段或四段，称三迭或四迭。词又有词牌，如《六州歌头》、《西江月》、《念奴娇》等，有的是沿用古代乐府诗题，有的是取诗词中的几个字，有的是根据某一历史典故，还有的则是名家自制。 元曲是继唐诗宋词之后形成的另一种文学形式，首先兴盛于北方地区，所以又有“北曲”之称。与诗词相比，其形式更灵活，更能表情达意，但相形之下，其流传绝不及唐诗和宋词广泛，故人们对其相对陌生。 元曲大致分为两种，一为元杂剧，一为元散曲。杂剧是一种把歌曲、说白和舞蹈结合起来的形式。散曲是诗歌，包括套数和小令，套数由若干曲子组成，小令则只含一支曲子。关汉卿的《窦娥冤》代表了元杂剧艺术的发展巅峰，马致远则写了《天净沙．秋思》等脍炙人口的散曲。 总之，唐诗、宋词、元曲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丰碑，是热爱中国文学之人的必读之物。本书把清蘅塘退士编选的《唐诗三百首》、上疆邨民编选的《宋词三百首》和今人任中敏先生选编的《元曲三百首》辑录到一起，旨在给现代读者提供一道古典文学的盛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