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上

作者：  (清)永瑢等撰

出版社：

简介：　　清朝政府从乾隆三十七年（一七七二）开始，用了十年左右的时间，集中了大批人力物力，纂修成一部规模庞大的业书，名叫《四库全书》。在纂修期间，对採入《四库全书》的书籍和一些没有采入的书籍，都会分别编写内容提要，后来把这些提要分类编排，彙成一书，就是这部《四库全书总目》（又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为了纂修《四库全书》，当时在北京设立了一个尃门机构，称为“四库全书馆”。每当一部书籍校订完成，就由馆臣拟写一篇提要，放在书的前面。提要的内容，除了论述“各书大旨及著作源会问，篇夫分合，流一外，还要“列作者之爵里”，“考本书之得失”，以及辨言一交字增册篇帉分合”等等各书前面的提要在编入《总目》时，又经过较大的修改補充，最后由总纂官纪昀和陸锡熊综合、平衡，並在文字上加以润饰。纪昀在四库全书馆内最久，提要的整理加工，也以他的力量为多，因此，这部《总目》虽然以乾隆第六子永瑢领衔编撰，实际上却是纪昀总其成的。 　　《总目》全书共二百卷，按中国古代传统的分类法，分经史子集四大类，每一大类又分若干小类，其中一些比较複杂的小类再细分子目。每一大类、小类的前面有小序，子目的后面有案语，扼要地说明这一类著作的源流以及所以分这一类目的理由。每一类的后面，还附有“存目”，“存目”中的书籍，是经纂修官们校阅，认为价值不高，或它们的思想内容有对于封建统治不利，因而不会收入《四库全书》中的。《总目》卷首还分列乾隆的所谓“圣谕”，四库馆臣所上的“表文”，以及“职名”、“凡例”等，大致记载了《四库全书》和《总目》的纂修经过和编写体列。乾隆四十七年（一七八二）七月，《总目》初稿完成。在以后大约七八年的时间内，《总目》的内容，随着《四库全书》的不断补充和抽换，也有过几次增改。据现在所知，《总目》乾隆五十四年（一七八九）已经写定，并在这年由武英殿刻版（见一九三三年出版的《故宫所藏殿版书目》）。乾隆六十年（一七九五），浙江的地方官府又根据杭州文澜阁所藏武英殿刻本翻刻。从此以后，这部《总目》就得到广泛的流传。 　　《总目》对书籍的评价，是从封建主义的观点出发的。它一方面标榜当时盛极一世的“汉学”，其中有些提要偏于琐屑字句的考证；一方面又宣扬作为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理论基楚的孔孟之道，提要虽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不尽同意程颐、朱熹的意见，但实质上还是恪守程、朱里学，而对某些不合封建正统思想的著作竭力攻击。另外，一部分提要在涉及国内少数民族的地方，对他们表示了蔑视的态度，涉及对我国一些友邻国家的记载，又流露出封建大国沙文主义的思想。这些都是书中的糟粕，應该加以批判。 　　但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总目》的另一面。《总目》著录的书，据我们这次整理时的仔细统计，收入《四库全书》中的有三千四百六十一种，七万九千三百零九卷，存目中的有六千七百九十三种，九万三千五百五十一卷。这些书籍，基本上包舌了乾隆以前中国古代的重要著作（尤以元代以前的书籍收辑更为完砽）。这一万余种的书籍，每一种有介绍其大致内容的提要，而且又有系统的分类编排，这就对于我们了解古代的各类著作提供了不少方便。另外，当时参加纂修《四库全书》和编写提要的人，像戴震、邵晋涵、周永年、姚鼎等，都在某一方面有所专长，《总目》中对于一些古籍的考订，也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当时的研究成果，订正了前人的某些缺失（《总目》的考證也仍有不少粃谬疏漏，可参考近人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證》等书）。因此，《总目》作为一部较有系统的、内容比较充实的书目工具书，它对我们今天还有查阅参考之用。我们现在把它影印出版，目的也就在此。

中国哲学史

作者：  胡适

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 2017年10月

简介：
国学大师胡适先生的《中国哲学史》，近百年来在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好评，再版数十次，销量极为可观。胡适先生是白话文的倡导者，其著作大多通俗易懂，本书可谓是一套中国*通俗的中国哲学史。本套《中国哲学史》对应着先秦、中古、近代哲学三个分期分为上中下三册。本套《中国哲学史》与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并称为中国哲学史上并蹄莲。胡适先生对中国哲学近代化、通俗化有开创之功。因此，《中国哲学史》可谓先生的定鼎之作。也是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上的里程碑式作品。
【目录】

（上）
*篇导 言 /1
第二篇中国哲学发生的时代 /21
*章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 /22
第二章那时代的思潮（诗人时代） /28

第三篇老 子 /31
第四篇孔 子 /47
*章孔子略传 /48
第二章孔子的时代 /51
第三章《易》 /56
第四章正名主义 /66
第五章一以贯之 /75

第五篇孔门弟子 /87
第六篇墨 子 /103
*章墨子略传 /104
第二章墨子的哲学方法 /110
第三章三表法 /115
第四章墨子的宗教 /119
第七篇杨 朱 /127
第八篇别 墨 /135
*章墨辩与别墨 /136
第二章墨辩论知识 /141
第三章论辩 /148
第四章惠施 /166
第五章公孙龙及其他辩者 /172
第六章墨学结论 /183

第九篇庄 子 /187
*章庄子时代的生物进化论 /188
第二章庄子的名学与人生哲学 /197

第十篇荀子以前的儒家 /207
*章《大学》与《中庸》 /208
第二章孟子 /215
第十一篇荀子 /225

*章荀子 /226
第二章天与性 /230
第三章心理学与名学 /240

第十二篇古代哲学的终局 /253
*章西历前三世纪之思潮 /254
第二章所谓法家 /268
第三章古代哲学之中绝 /284

……
目录（下）

*篇 近 世 哲 学 /1
第二篇 理 学 时 期 /5
*章周敦颐 /6
第二章邵雍 /9
第三章 程颢 /19
第四章 程颐 /28
第五章 朱子 /31
第三篇 反理学时期 /55
*章顾炎武 /56
第二章 颜元 /60
第三章 费经虞与费密 /68
第四章 李塨 /99
第五章 戴震 /104
第六章吴稚晖 /204
第四篇 清代思想史 /225
第五篇 论科学 /237
*章科学的人生观 /238
第二章 格致与科学 /243
第三章实验主义 /245
第四章 中国哲学里的科学精神和方法 /249

第三篇 老子


一、老子略传

老子的事迹，已不可考。据《史记》所说，老子是楚国人（《礼记 •曾
子问 •正义》引《史记》作陈国人），名耳，字聃，姓李氏（今本《史记》
作“姓李氏，名耳。字伯阳，谥曰聃”，乃是后人据《列仙传》妄改的。

《索隐》云：“许慎云：聃，耳曼也。故名耳，字聃。有本字伯阳，非正也。老子号伯阳父，此传不称也。”王念孙《读书杂志》三之四引《索隐》此节，又《经典释文 •序录》、《文选注》、《后汉书 •桓帝纪》注，并引《史记》云老子字聃。可证今本《史记》所说是后人伪造的。后人所以要说老子字伯阳父者，因为周幽王时有个太史伯阳，后人要合两人为一人，说老子曾做幽王的官，当孔子生时，他已活了二百五十岁了）。他曾做周室“守藏室之史”。《史记 •孔子世家》和《老子列传》，孔子曾见过老子。这事不知在于何年，但据《史记》，孔子与南宫敬叔同适周。又据《左传》，孟僖子将死，命孟懿子与南宫敬叔从孔子学礼（昭七年）。孟僖子死于昭公二十四年二月。清人阎若璩因《礼记 •曾子问》孔子曰：“昔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及堩，日有食之。”遂推算昭公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巳时，日食，恰入食限。阎氏因断定孔子适周见老子在昭公二十四年，当孔子三十四岁（《四书释地续》）。这话很像可信，但还有可疑之处：一则《曾子问》是否可信；二则南宫敬叔死了父亲，不到三个月，是否可同孔子适周；三则《曾子问》所说日食，即便可信，难保不是昭公三十一年的日食。但无论如何，孔子适周，总在他三十四岁以后，当西历纪元前 518年以后。大概孔子见老子在三十四岁（西历前 518年，日食）与四十一岁（定五年，西历前 511年，日食）之间。老子比孔子至多不过大二十岁，老子当生于周灵王初年，当西历前 570年左右。老子死时，不知在于何时。《庄子 •养生主》篇明记老聃之死。《庄子》
这一段文字决非后人所能假造的，可见古人并无老子“入关仙去”、“莫知所终”的神话，《史记》中老子活了“百有六十余岁”、“二百余岁”的话，大概也是后人加入的。老子即享高寿，至多不过活了九十多岁罢了。上文说老子“名耳，字聃，姓李氏”，何以又称老子呢？依我看来，那些“生而皓首，故称老子”的话，固不足信（此出《神仙传》，谢无量《中国哲学史》用之）；“以其年老，故号其书为《老子》 ”（《高士传》）也不足信。我以为“老子”之称，大概不出两种解说：
（一）“老”或是字。春秋时人往往把“字”用在“名”的前面，例
如叔梁（字）纥（名），孔父（字）嘉（名），正（字）考父（名），孟明（字）视（名），孟施（字）舍（名），皆是。《左传》文十一年、襄十年，《正义》都说：“古人连言名字者，皆先字后名。”或者老子本名聃，字耳，一字老（《老训寿考》，古多用为名字者，如《檀弓》晋有张老，《楚语》楚有史老）。古人名字同举，先说字而后说名，故战国时的书皆称老聃（王念孙《春秋名字解诂》及《读书杂志》俱依《索隐》说，据《说文》：“聃，耳曼也。”《释名》耳字聃之意。今按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聃字下引汉《老子铭》云：“聃然，老旄之貌也。”又《礼记 •曾子问》注：
“老聃古寿考者之号也。”是聃亦有寿考之意，故名聃，字老。非必因其寿考而后称之也）。此与人称叔梁纥、正考父，都不举其姓氏，正同一例。
又古人的“字”下可加“子”字、“父”字等字，例如孔子弟子冉求字有，可称“有子”（哀十一年《左传》），故后人又称“老子”。这是一种说法。
（二）“老”或是姓。古代有氏姓的区别。寻常的小百姓，各依所从来为姓，故称“百姓”、“万姓”。贵族于姓之外，还有氏，如以国为氏、以
官为氏之类。老子虽不曾做大官，或者源出于大族，故姓老而氏李，后人不懂古代氏族制度，把氏姓两事混作一事，故说“姓某氏”，其实这三字是错的。老子姓老，故人称老聃，也称老子。这也可备一说。这两种解说，都可通，但我们现今没有凭据，不能必定那一说是的。
二、老子考
今所传老子的书分上下两篇，共八十一章。这书原本是一种杂记体的书，没有结构组织。今本所分篇章，决非原本所有。其中有许多极无道理的分断（如二十章首句“绝学无忧”当属十九章之末，与“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两句为同等的排句）。读者当删去某章某章等字，合成不分章的书，然后自己去寻一个段落分断出来（元人吴澄作《道德真经注》，合八十一章为六十八章。中如合十七、十八、十九为一章，三十、三十一为一章，六十三、六十四为一章，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为一章，皆极有理，远胜河上公本）。又此书中有许多重复的话和许多无理插入的话，大概不免有后人妄加妄改的所在。今日*通行的刻本，有世德堂的河上公章句本，华亭张氏的王弼注本，读者须参看王念孙、俞樾、孙诒让诸家校语（章太炎极推崇《韩非子》《解老》、《喻老》两篇。其实这两篇所说，虽偶有好的，大半多浅陋之言。如解“攘臂而仍之”、“生之徒十有三”、“带利剑”等句，皆极无道理。但这两篇所据《老子》，像是古本，可供我们校勘参考）。

三、革命家之老子

上篇说老子以前的时势，和那种时势所发生的思潮。老子亲见那种时势，又受了那些思潮的影响，故他的思想，完全是那个时代的产儿，完全是那个时代的反动。看他对于当时政治的评判道：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轻死。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

这四段都是很激烈的议论。读者试把《伐檀》、《硕鼠》两篇诗记在心里，
便知老子所说“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和“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
是以饥”的话，乃是当时社会的实在情形。更回想《苕之华》诗“知我如此，不如无生”的话，便知老子所说“民不畏死”、“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轻死”的话，也是当时的实在情形。人谁不求生？到了“知我如此，不如无生”的时候，束手安分也是死，造反作乱也是死，自然轻死，自然不畏死了。还有老子反对有为的政治，主张无为无事的政治，也是当时政治的反动。凡是主张无为的政治哲学，都是干涉政策的反动。因为政府用干涉政策，却又没干涉的本领，越干涉越弄糟了，故挑起一种反动，主张放任无为。欧洲十八世纪的经济学者政治学者，多主张放任主义，正为当时的政府实在太腐败无能，不配干涉人民的活动。老子的无为主义，依我看来，也是因为当时的政府不配有为，偏要有为；不配干涉，偏要干涉，所以弄得“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法令滋彰，盗贼多有”。上篇所引《瞻卬》诗说的：“人有土田，汝反有之；人有民人，汝覆夺之；此宜无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汝覆说之。”那种虐政的效果，可使百姓人人有“匪鹑匪鸢，翰飞戾天；匪鳣匪鲔，潜逃于渊”的感想（老子尤恨当时的兵祸连年，故书中屡攻击武力政策。如“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兵者不祥之器”，“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皆是）。故老子说：“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 ”
老子对于那种时势，发生激烈的反响，创为一种革命的政治哲学。
他说：
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所以他主张：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
贼无有！
这是*的破坏主义。他对于国家政治，便主张*的放任。他说：
治大国若烹小鲜（河上公注：烹小鱼不去肠，不去鳞，不敢
挠，恐其糜也）。

又说：
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其政闷闷，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又说：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乃也）。犹兮其贵言（贵言，不轻易其言也。所谓“行不言之教”是也。）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老子理想中的政治，是*的放任无为，要使功成事遂，百姓还以为全是自然应该如此，不说是君主之功。故“太上，下知有之”，是说政府完全放任无为，百姓的心里只觉得有个政府的存在罢了；实际上是“天高皇帝远”，有政府和无政府一样。“下知有之”，《永乐大典》本及吴澄本皆作“不知有之”；日本本作“下不知有之”，说此意更进一层，更明显了。
我述老子的哲学，先说他的政治学说。我的意思要人知道哲学思想不是悬空发生的。有些人说，哲学起于人类惊疑之念，以为人类目睹宇宙间万物的变化生灭，惊叹疑怪，要想寻出一个满意的解释，故产生哲学。这话未必尽然。人类的惊疑心可以产生迷信与宗教，但未必能产生哲学。人类见日月运行，雷电风雨，自然生惊疑心。但他一转念，便说日有日神，月有月神；雷有雷公，电有电母；天有天帝，病有病魔；于是他的惊疑心，便有了满意的解释，用不着哲学思想了。即如希腊古代的宇宙论，又何尝是惊疑的结果？那时代欧亚非三洲古国，如埃及、巴比伦、犹
太等国的宗教观念和科学思想，与希腊古代的神话宗教相接触，自然起一
番冲突，故发生“宇宙万物的本源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并不是泰尔史（Thales）[1]的惊奇心忽然劈空提出这个哲学问题的。在中国的一方面，*初的哲学思想，全是当时社会政治的现状所唤起的反动。社会的阶级秩序已破坏混乱了，政治的组织不但不能救补维持，并且呈现同样的腐败纷乱。当时的有心人，目睹这种现状，要想寻一个补救的方法，于是有老子的政治思想。但是老子若单有一种革命的政治学说，也还算不得根本上的解决，也还算不得哲学。老子观察政治社会的状态，从根本上着想，要求一个根本的解决，遂为中国哲学的始祖。他的政治上的主张，也只是他的根本观念的应用。如今说他的根本观念是什么。

四、老子论天道

老子哲学的根本观念是他的天道观念。老子以前的天道观念，都把天看作一个有意志，有知识，能喜能怒，能作威作福的主宰。试看《诗经》中说“有命自天，命此文王”（《大明》）；又屡说“帝谓文王”（《皇矣》），是天有意志。“天监在下”、“上帝临汝”（《大明》）；“皇矣上帝，临下有赫，临观四方，求民之莫”（《皇矣》），是天有知识。“有皇上帝，伊谁云憎？ ”（《正月》），“敬天之怒，无敢戏豫；敬天之渝，无敢驰驱”（《板》），是天能喜怒。“昊天不佣，降此鞠凶；昊天不惠，降此大戾”（《节南山》）；
“天降丧乱，降此蟊贼”（《桑柔》）；“天降丧乱，饥馑荐臻”（《云汉》），是天能作威作福。老子生在那种纷争大乱的时代，眼见杀人、破家、灭国等等惨祸，以为若有一个有意志知觉的天帝，决不致有这种惨祸。万物相争相杀，人类相争相杀，便是天道无知的证据。故老子说：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这仁字有两种说法：*，仁是慈爱的意思。这是*明白的解说。王弼说：“地不为兽生刍而兽食刍，不为人生狗而人食狗。无为于万物，而

[1]　即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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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各适其所用。”这是把不仁作无有恩意解。第二，仁即是“人”的意思。《中庸》说“仁者，人也”；《孟子》说“仁也者，人也”；刘熙《释名》说：“人，仁也；仁，生物也”。不仁便是说不是人，不和人同类。古代把天看作有意志，有知识，能喜怒的主宰，是把天看作人同类，这叫做天人同类说（ Anthropomorphism）。老子的“天地不仁”说，似乎也含有天地不与人同性的意思。人性之中，以慈爱为*普通，故说天地不与人同类，即是说天地无有恩意。老子这一个观念，打破古代天人同类的谬说，立下后来自然哲学的基础。打破古代的天人同类说，是老子的天道观念的消极一方面。再看他的积极的天道论：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

老子的*功劳，在于超出天地万物之外，别假设一个“道”。这个道的性质，是无声、无形；有单独不变的存在，又周行天地万物之中；生于天地万物之先，又却是天地万物的本源。这个道的作用，是大道汜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而生而不辞，功成不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
道的作用，并不是有意志的作用，只是一个“自然”。自是自己，然是如
此，“自然”只是自己如此（谢著《中国哲学史》云，“自然者，究极之谓也”不成话）。老子说：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道的作用，只是万物自己的作用，故说“道常无为”。但万物所以能成万
物，又只是一个道，故说“而无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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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论无

老子是*先发见“道”的人。这个“道”本是一个抽象的观念，太微妙了，不容易说得明白。老子又从具体的方面着想，于是想到一个“无”字，觉得这个“无”的性质、作用，处处和这个“道”*相像。老子说：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

无即是虚空。上文所举的三个例，一是那车轮中央的空间，二是器皿的空处，三是窗洞门洞和房屋里的空处。车轮若无中间的圆洞，便不能转动；器皿若无空处，便不能装物事；门户若没有空洞，便不能出入；房屋里若没有空处，便不能容人。这个大虚空，无形、无声；整个的不可分断，却又无所不在；一切万有若没有他，便没有用处。这几项性质，正合上文所说“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的形容。所以
老子所说的“无”与“道”简直是一样的。所以他既说：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一方面又说：

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道与无同是万物的母，可见道即是无，无即是道。大概哲学观念初起的时
代，名词不完备，故说理不能周密。试看老子说“吾无以名之”，“强名之”，可见他用名词的困难。他提出了一个“道”的观念，当此名词不完备的时代，形容不出这个“道”究竟是怎样一个物事，故用那空空洞洞的虚空，来说那无为而无不为的道。却不知道“无”是对于有的名词，所指的是那无形体的空洞，如何可以代表那无为而无不为的“道”？只因为老子把道与无看作一物，故他的哲学都受这种观念的影响（庄子便不如此。老庄的根本区别在此）。
老子说：“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且看他怎样说这无中生有的道理。老子说：

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其上不曒，其下不昧。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

又说：

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

这也可见老子寻相当名词的困难。老子既说道是“无”，这里又说道不是“无”。乃是“有”与“无”之间的一种情境，虽然看不见、听不着、摸不到，但不是完全没有形状的。不过我们不能形容他，又叫不出他的名称，只得说他是“无物”；只好称他做“无状之状，无物之象”；只好称他做“恍惚”。这个“恍惚”，先是“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故说“惚兮恍兮，其中有象”。后来忽然从无物之象变为有物，故说“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这便是“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历史（论象字参看下文第四篇第三章）。

六、名与无名

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名实之争。老子是*初提出这个
问题的人。他说：

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
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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弼本原作说。今刊本作阅，乃后人所改）众甫。吾何以知众甫之然（王本今作状。原本似作然）哉？以此。
这一段论名的原起与名的功用。既有了法象，然后有物。有物之后，于是发生知识的问题。人所以能知物，只为每物有一些精纯的物德，*足代表那物的本性（《说文》：“精，择也。”择其特异之物德，故谓之精。真字古训诚、训天、训身，能代表此物的特性，故谓之真），即所谓“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这些物德，如雪的寒与白，如人的形体官能，都是极可靠的知识上的信物。故说“其中有信”（《说文》：“信，诚也。”又古谓符节为信）。这些信物都包括在那物的“名”里面。如说
“人”便可代表人的一切表德；说“雪”，便可代表雪的一切德性。个体的事物尽管生死存灭，那事物的类名，却永远存在。人生人死，而“人”名
常在；雪落雪消，而“雪”名永存。故说“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众甫”。众甫即是万物。又说：“吾何以知众甫之然哉？以此。”此字指“名”。我们所以能知万物，多靠名的作用。

老子虽深知名的用处，但他又极力崇拜“无名”。名是知识的利器，老子是主张绝圣弃智的，故主张废名。他说：

道可道，非常道（俞樾说常通尚；尚，上也）。名可名，非常名。
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
以观其徼（常无常有，作一顿。旧读两欲字为顿，乃是错的）。

老子以为万有生于无，故把无看得比有重。上文所说万物未生时，是一种“绳绳不可名”的混沌状态。故说“无名天地之始”。后来有象有信，然后可立名字，故说“有名万物之母”。因为无名先于有名，故说可道的道，不是上道；可名的名，不是上名。老子又常说“无名之朴”的好处。无名之朴，即是那个绳绳不可名的混沌状态。老子说：
道常（常，尚也）无名朴（五字为句，朴字旧连下读，似乎错了）。虽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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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相合以降甘露（此八字既失韵，又不合老子哲学，疑系后人加入的话）。民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之（王弼今本之作止。下句同。今依河上公本改正。之止古文相似，易误）。知之所以不治。（王弼本所作可，治字各本皆作殆。适按王弼注云：“始制官长，不可不立名分以定尊卑，故始制有名也。过此以往，将争锥刀之末，故曰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也。遂任名以号物，则失治之母也。故知止所以不殆也。”细看此注，可见王弼原本作“夫亦将知之，知之所以不治”；若作知止，则注中所引叔向谏子产的话，全无意思。注中又说“任名则失治之母”，可证殆本作治。注末殆字同。后世妄人因下文四十四章有“知止不殆”的话，遂把此章也改成“知止可以不殆”。又乱改王注知之为知止，所以不治为所以不殆，却忘了“失治之母”的治字，可以作证。不但注语，全文可作铁证也。）
这是说*的道是那无名朴。后来制有名字（王弼训始制为“朴散始为官长之时”，似乎太深了一层），知识遂渐渐发达，民智日多，作伪行恶的本领也更大了。大乱的根源，即在于此。老子说：

古之为治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
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民之难治，以其智多”，即是上文“夫亦将知之，知之所以不治”的注脚。
老子何以如此反对智识呢？大概他推想当时社会国家种种罪恶的根源，都由于多欲。文明程度越高，知识越复杂，情欲也越发展。他说：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
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

这是攻击我们现在所谓文明文化。他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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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读现）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这一段是老子政治哲学的根据。老子以为一切善恶、美丑、贤不肖，都是对待的名词。正如长短、高下、前后，等等。无长便无短，无前便无后，无美便无丑，无善便无恶，无贤便无不肖。故人知美是美的，便有丑的了；知善是善的，便有恶的了；知贤是贤的，便有不肖的了。平常那些赏
善罚恶，尊贤去不肖，都不是根本的解决。根本的救济方法须把善恶美丑贤不肖一切对待的名词都销灭了，复归于无名之朴的混沌时代，须要常使民无知无欲。无知，自然无欲了。无欲，自然没有一切罪恶了。前面所引的“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和“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也都是这个道理。他又说：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欲是名词，谓情欲也），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夫亦将无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

老子所处的时势，正是“化而欲作”之时。故他要用无名之朴来镇压。所
以他理想中的至治之国，是一种：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什是十倍，伯是百倍。文明进步，用机械之力代人工。一车可载千斤，一船可装几千人。这多是什伯人之器。下文所说“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正释这一句）。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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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死不相往来。

这是“无名”一个观念的实际应用，这种学说，要想把一切交通的利器，
守卫的甲兵、代人工的机械、行远传久的文字……等等制度文物，全行毁除。要使人类依旧回到那无知无欲老死不相往来的乌托邦。

七、无为

本篇第三节说老子对于社会政治有两种学说：一是毁坏一切文物制度；一是主张*放任无为的政策。*说的根据，上节已说过。如今且说他的无为主义。他把天道看作“无为而无不为”，以为天地万物，都有一个独立而不变、周行而不殆的道理，用不着有什么神道作主宰，更用不着人力去造作安排。老子的“天道”，就是西洋哲学的自然法（ Law of Nature或译“性法”非。）日月星的运行，动植物的生老死，都有自然法的支配适合。凡深信自然法*有效的人，往往容易走到*的放任主义。如
18世纪的英法经济学者，又如斯宾塞（ Herbert Spencer）的政治学说，都以为既有了“无为而无不为”的天道，何必要政府来干涉人民的举动？老子也是如此。他说：

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然而善
谋。天网恢恢，疏而不失。

这是说“自然法”的森严。又说：

常有司杀者杀。夫代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斫。夫代大匠斫
者，希有不伤其手者矣。

这个“司杀者”，便是天，便是天道。违背了天道，扰乱了自然的秩序，
自有“天然法”来处置他，不用社会和政府的干涉。若用人力去赏善罚
恶，便是替天行道，便是“代司杀者杀”。这种代刽子手杀人的事，正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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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大匠斫木头，不但无益于事，并且往往闹出乱子来。所以说：“民之难
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所以又说：“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
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所以他主张一切放任，一切无为。“损之又损，以
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
”

八、人生哲学

老子的人生哲学（旧称伦理学，殊未当）和他的政治哲学相同，也
只是要人无知无欲。详细的节目是“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
他说：

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
之未孩。儽儽兮若无所归。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
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
澹兮其若海，飂兮若无止。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似鄙。我独异
于人而贵食母。

别人都想要昭昭察察的知识，他却要那昏昏闷闷的愚人之心。此段所说的
“贵食母”，即是前所引的“虚其心，实其腹”。老子别处又说“圣人为腹
不为目”，也是此意。老子只要人肚子吃得饱饱的，做一个无思无虑的愚
人；不愿人做有学问知识的文明人。这种观念也是时势的反动。《隰有苌
楚》的诗人说：

隰有苌楚，猗傩其枝。夭之沃沃，乐子之无知！

老子的意思，正与此相同。知识愈高，欲望愈难满足，又眼见许多不合意
的事，心生无限烦恼，倒不如无知的草木，无思虑的初民，反可以混混沌
沌，自寻乐趣。老子常劝人知足。他说：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罪莫大于可欲（孙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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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按，《韩诗外传》引可欲作多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

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但是知足不是容易做到的。知识越开，越不能知足。故若要知足，除非毁
除一切知识。
老子的人生哲学，还有一个重要观念，叫做“不争主义”。他说：

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以

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夫唯不争，故天下莫与

之争。

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天下柔弱莫过于水，而攻坚胜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弱

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这种学说，也是时势的反动。那个时代是一个兵祸连年的时代，小国不
能自保，大国又争霸权不肯相下。老子生于这个时代，深知武力的竞
争，以暴御暴，只有更烈，决没有止境。只有消极的软工夫，可以抵抗
强暴。狂风吹不断柳丝，齿落而舌长存，又如*柔弱的水可以冲开山
石，凿成江河。人类交际，也是如此。汤之于葛，太王之于狄人，都是
用柔道取胜。楚庄王不能奈何那肉袒出迎的郑伯，也是这个道理。老子
时的小国，如宋，如郑，处列强之间，全靠柔道取胜。故老子提出这个
不争主义，要人知道柔弱能胜刚强；要人知道“夫唯不争，故天下莫
与之争”。他教人莫要“为天下先”，又教人“报怨以德”。他要小国下
大国，大国下小国。他说暂时吃亏忍辱，并不害事。要知“物或损之而
益，或益之而损。……强梁者不得其死”。这句话含有他的天道观念。他
深信“自然法”的“天网恢恢，疏而不失”，故一切听其自然，物或损之
而益，或益之而损，都是天道之自然。宇宙之间，自有“司杀者杀”，故
强梁的总不得好死。我们尽可逆来顺受，且看天道的自然因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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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篇 庄  子



*章 庄子时代的生物进化论



一、庄子略传

庄子一生的事迹，我们不甚知道。据《史记》，庄子名周，是蒙人。曾作蒙漆园吏。《史记》又说他和梁惠王、齐宣王同时。我们知道他曾和惠施往来，又知他死在惠施之后。大概他死时当在西历纪元前275年左右，正当惠施、公孙龙两人之间。
《庄子》书，《汉书•艺文志》说有五十二篇。如今所存，只有三十三篇。共分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其中内篇七篇，大致都可信。但也有后人加入的话。外篇和杂篇便更靠不住了。即如《胠箧篇》说田成子十二世有齐国。自田成子到齐亡时，仅得十二世（此依《竹书纪年》。若依《史记》，则但有十世耳）。可见此篇决不是庄子自己做的。至于《让王》、《说剑》、《盗跖》、《渔父》诸篇，文笔极劣，全是假托。这二十六篇之中，至少有十分之九是假造的。大抵《秋水》、《庚桑楚》、《寓言》三篇*多可靠的材料。《天下》篇是一篇绝妙的后序，却决不是庄子自作的。其余的许多篇，大概都是后人杂凑和假造的了。
《庄子•天下》篇说：

寂漠无形，变化无常；死与生欤？天地并欤？神明往欤？芒乎何之？忽乎何适？万物毕罗，莫足以归：——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庄周闻其风而悦之。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其于本也，弘大而辟，深闳而肆。其于宗也，可谓稠适而上遂矣（《释文》云：稠音调，本亦作调）。虽然，其应于化而解于物也，其理不竭，其来不蜕，芒乎昧乎，未之尽者。

这一段评论庄子的哲学，*为简切精当。庄子的学说，只是一个“出世主义”。他虽与世俗处，却“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中国古代的出世派哲学至庄子始完全成立。我们研究他的哲学，且先看他的根据在什么地方。

二、万物变迁的问题

试看上文引的《天下》篇论庄子哲学的*段便说：“寂漠无形，变化无常；死与生欤？天地并欤？神明往欤？芒乎何之？忽乎何适？万物毕罗，莫足以归：——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庄周闻其风而悦之。”可见庄子哲学的起点，只在一个万物变迁的问题。这个问题，从前的人也曾研究过。老子的“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便是老子对于这问题的解决。孔子的“易”便是孔子研究这问题的结果。孔子以为万物起于简易而演为天下之至赜，又说刚柔相推而生变化：这便是孔子的进化论。但是老子、孔子都不曾有什么完备周密的进化论，又都不注意生物进化的一方面。到了墨子以后，便有许多人研究“生物进化”一个问题。《天下》篇所记惠施、公孙龙的哲学里面，有“卵有毛”、“犬可以为羊”、“丁子有尾”诸条，都可为证。《墨子•经上》篇说“为”有六种：（一）存，（二）亡，（三）易，（四）荡，（五）治，（六）化。《经说上》解“化”字说：“龟买，化也。”买有变易之义。《经上》又说：“化，征易也。”《经说》解这条说：“化，若龟化为鹑。”征字训验，训证，是表面上的征验。“征易”是外面的形状变了。两条所举，都是“龟化为鹑”一例。此又可见当时有人研究生物变化的问题了。但是关于这问题的学说，*详细*重要的却在《列子》、《庄子》两部书里面。如今且先说《列子》书中的生物进化论。

三、《列子》书中的生物进化论

《列子》这部书本是后人东西杂凑的，所以这里面有许多互相冲突的议论。即如进化论，这书中也有两种。*种说：

夫有形者生于无形，则天地安从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见气也。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气形质具而未相离，故曰浑沦。浑沦者，言万物相浑沦而未离也。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无形埒口，易变而为一，一变而为七，七变而为九。九变者，究也。乃复变而为一。一者形变之始也。清轻者，上为天。浊重者，下为地。……

这一大段全是《周易•乾凿度》的话（张湛注亦明言此。孔颖达《周易正义》引“夫有形者”至“故曰易也”一段，亦言引《乾凿度》，不言出自《列子》也）。《乾凿度》一书决非秦以前的书，这一段定是后人硬拉到《列子》书中去的。我们且看那第二种进化论如何说法：

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不生者疑独，不化者往复。往复，其际不可终。疑独，其道不可穷。……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谓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故有生者，有生生者；有形者，有形形者；有声者，有声声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尝终。形之所形者，实矣，而形形者未尝有。声之所生者，闻矣，而声声者未尝发。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尝显。味之所味者，尝矣，而味味者未尝呈。皆“无”为之职也。能阴能阳，能柔能刚；能短能长，能圆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凉；能浮能沉，能宫能商；能出能没，能玄能黄；能甘能苦，能膻能香。无知也，无能也，而无不知也，而无不能也。（《列子•天瑞》）

“疑独”的疑字，前人往往误解了。《说文》有两个疑字：一个作，训“定也”（从段氏说）。一个作，训“惑也”。后人把两字并成一字。这段的疑字，如《诗经》“靡所止疑”及《仪礼》“疑立”的疑字，皆当作“定”解。疑独便是永远单独存在。
这一段说的是有一种“无”：无形、无色、无声、无味，却又是形声色味的原因；不生、不化，却又能生生化化。因为他自己不生，所以永久是单独的（疑独）。因为他自己不化，所以化来化去终归不变（往复）。这个“无”可不是老子的“无”了。老子的“无”是虚空的空处。《列子》书的“无”，是一种不生、不化，无形色声味的原质。一切天地万物都是这个“无”、“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的结果。
既然说万物“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自然不承认一个主宰的“天”了。《列子》书中有一个故事，*足破除这种主宰的天的迷信。

齐田氏祖于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献鱼雁者。田氏视之，乃叹曰：“天之于民厚矣！殖五谷，生鱼鸟，以为之用。”众客和之如响。鲍氏之子年十二，预于次，进曰：“不如君言。天地万物与我并生，类也。类无贵贱，徒以大小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为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岂天本为人生之？且蚊蚋噆肤，虎狼食肉，岂天本为蚁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说符》）

此即是老子“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和邓析“天之于人无厚也”的意思。这几条都不认“天”是有意志的，更不认“天”是有“好生之德”的。《列子》书中这一段更合近世生物学家所说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话。

四、《庄子》书中的生物进化论

《庄子•秋水》篇说：

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何为乎？何不为乎？夫固将自化。

“自化”二字，是《庄子》生物进化论的大旨。《寓言》篇说：

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是谓天均。

“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这十一个字竟是一篇“物种由来”。他说万物本来同是一类，后来才渐渐的变成各种“不同形”的物类。却又并不是一起首就同时变成了各种物类。这些物类都是一代一代的进化出来的，所以说“以不同形相禅”。
这条学说可与《至乐》篇的末章参看。《至乐》篇说：

种有几（几读如字。《释文》读居岂反，非也。郭注亦作几何之几解，亦非也），得水则为。得水土之际，则为蛙玭之衣。生于陵屯，则为陵舄。陵舄得郁栖，则为乌足。乌足之根为蛴螬，其叶为胡蝶。胡蝶，胥也，化而为虫，生于灶下，其状若脱，其名为鸲掇。鸲掇千日，为鸟，其名为乾余骨。乾余骨之沫为斯弥，斯弥为食醯。颐辂生乎食醯。黄生乎九猷，瞀芮生乎腐蠸。羊奚比乎不箰久竹，生青宁。青宁生程，程生马，马生人，人又反入于机。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此一节亦见《列子•天瑞》篇。惟《列子》文有误收后人注语之处，故更不可读。今但引《庄子》书文）

这一节，自古至今，无人能解。我也不敢说我懂得这段文字。但是其中有几个要点，不可轻易放过。（一）“种有几”的几字，决不作几何的几字解。当作几微的几字解。《易•系辞传》说：“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正是这个几字。几字从，字从，本像生物胚胎之形。我以为此处的几字是指物种*初时代的种子，也可叫做原子。（二）这些种子，得着水，便变成了一种微生物，细如断丝，故名为。到了水土交界之际，便又成了一种下等生物，叫做蛙玭之衣（司马彪云：“物根在水土际，布在水中。就水上视之不见，按之可得。如张绵在水中。楚人谓之蛙玭之衣”）。到了陆地上，便变成了一种陆生的生物，叫做陵舃。自此以后，一层一层的进化，一直进到*等的人类。这节文字所举的植物动物的名字，如今虽不可细考了，但是这个中坚理论，是显而易见，毫无可疑的。（三）这一节的末三句所用三个“机”字，皆当作“几”，即是上文“种有几”的几字。若这字不是承着上文来的，何必说“人又反入于机”呢。用“又”字和“反”字，可见这一句是回照“种有几”一句的。《易•系辞传》“极深而研几”一句，据《释文》一本几作机。可见几字误作机，是常有的事。从这个极微细的“几”一步一步的“以不同形相禅”，直到人类；人死了，还腐化成微细的“几”，所以说：“万物皆出于几，皆入于几。”这就是《宣言》篇所说“始卒若环，莫得其伦”了。这都是天然的变化，所以叫做“天均”。
这种生物进化论，说万物进化，都是自生自化，并无主宰。所以《齐物论》借影子作比喻。影说：

吾有待而然者耶？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耶？

郭象说这一段*痛快。他说：

世或谓罔两待景，景待形，形待造物者。请问夫造物者，有耶？无耶？无也，则胡能造物哉？有也，则不足以物众形。故明乎众形之自物，而后始可与言造物耳。……故造物者无主，而物各自造。物各自造而无所待焉，此天地之正也。故彼我相因，形景俱生，虽复玄合，而非待也。明斯理也，将使万物各返所宗于体中，而不待乎外。外无所谢而内无所矜，是以诱焉皆生而不知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也。……

《知北游》篇也说：

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犹其有物也。“犹其有物也”无已（适按，非物下疑脱一耶字）。

西方宗教家往往用因果律来证明上帝之说。以为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从甲果推到乙因，从乙果又推到丙因，……如此类推，必有一个“*后之因”。那*后之因便是万物主宰的上帝。不信上帝的人，也用这因果律来驳他道：因果律的根本观念是“因必有果，果必有因”一条。如今说上帝是因，请问上帝的因，又是什么呢？若说上帝是“*后之因”，这便等于说上帝是“无因之果”，这便不合因果律了，如何还可用这律来证明有上帝呢！若说上帝也有因，请问“上帝之因”又以什么为因呢？这便是《知北游》篇说的“犹其有物也无已”。正如算学上的无穷级数，终无穷极之时，所以说是“无已”。可见万物有个主宰的天之说是不能成立的了。

五、进化之故

生物进化，都由自化，并无主宰。请问万物何以要变化呢？这话《庄子》书中却不曾明白回答。《齐物论》说：“恶识所以然？恶识所以不然？”这竟是承认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了。但是《庄子》书中却也有许多说话和这问题有关。例如《齐物论》说：

民湿寝则腰疾偏死，鳅然乎哉？木处则惴慄恂惧，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处？
民食刍豢，麋鹿食荐，螂且甘带，鸱鸦嗜鼠。四者孰知正味？

又如《秋水》篇说：

骐骥骅骝一日而驰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鸱鸺夜撮蚤，察毫末；昼出瞋目不见邱山：言殊性也。

这两节似乎都以为万物虽不同形，不同才性，不同技能，却各各适合于自己所处的境遇。但《庄子》书中并不曾明说这种“适合”（Adaptation to environment）果否就是万物变迁进化的缘故。
这一层便是《庄子》生物进化论的大缺点。近世生物学者说生物所以变迁进化，都由于所处境遇（Environment）有种种需要，故不得不变化其形体机能，以求适合于境遇。能适合的，始能生存。不能适合，便须受天然的淘汰，终归于灭亡了。但是这个适合，有两种的分别：一种是自动的，一种是被动的。被动的适合，如鱼能游泳，鸟能飞，猿猴能升木，海狗能游泳，皆是。这种适合，大抵全靠天然的偶合，后来那些不能适合的种类都澌灭了，独有这些偶合的种类能繁殖，这便是“天择”了。自动的适合，是本来不适于所处的境遇，全由自己努力变化，战胜天然的境遇。如人类羽毛不如飞鸟，爪牙不如猛兽，鳞甲不如鱼鳖，却能造出种种器物制度，以求生存，便是自动的适合*明显的一例。《庄子》的进化论只认得被动的适合，却不去理会那更重要的自动的适合。所以说：

夫鹄不日浴而白，乌不日黔而黑。（《天运》）

又说：

何为乎？何不为乎？夫固将自化。（《秋水》）

又说：

化其万化而不知其禅之者，焉知其所终？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

这是完全被动的、天然的生物进化论。




第二章 庄子的名学与人生哲学







上章所述的进化论，散见于《庄子》各篇中。我们虽不能确定这是庄周的学说，却可推知庄周当时大概颇受了这种学说的影响。依我个人看来，庄周的名学和人生哲学都与这种完全天然的进化论很有关系。如今且把这两项分别陈说如下。

一、庄子的名学

庄子曾与惠施往来。惠施曾说：“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但是惠施虽知道万物毕同毕异，他却爱和人辩论，“终身无穷”。庄周既和惠施来往，定然知道这种辩论。况且那时儒墨之争正烈，自然有许多激烈的辩论。庄周是一个旁观的人，见了这种争论，觉得两边都有是有非，都有长处，也都有短处。所以他说：

道恶乎隐而有真伪？言恶乎隐而有是非？道恶乎往而不存？言恶乎存而不可？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齐物论》）

“小成”是一部分不完全的；“荣华”是表面上的浮词。因为所见不远，不能见真理的全体；又因为语言往往有许多不能免的障碍陷阱，以致儒墨两家各是其是而非他人所是，各非其非而是他人所非。其实都错了。所以庄子又说：

辩也者有不见也。（《齐物论》）

又说：

大知闲闲（《简文》云：广博之貌），小知闲闲（《释文》云：有所闲别也）。大言淡淡（李颐云：同是非也。今本皆作炎炎。《释文》云：李作淡。今从之），小言詹詹（李云：小辩之貌）。（《齐物论》）

因为所见有偏，故有争论。争论既起，越争越激烈，偏见便更深了。偏见越争越深了，如何能分得出是非真伪来呢？所以说：

既使我与若辩矣。若胜我，我不若胜，若果是也？我果非也耶？我胜若，若不我胜，我果是也？而果非也耶？其或是也，或非也耶？其俱是也，其俱非也耶？我与若不能相知也，则人固受其黮暗，吾谁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与若同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恶能正之？使异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异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同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然则我与若与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耶？（《齐物论》）

这种完全的怀疑主义，和墨家的名学恰成反对。《墨辩•经上》说：

辩，争佊也。辩胜，当也。《经说》曰：辩，或谓之牛〔或〕谓之非牛，是争佊也。是不俱当。不俱当，必或不当。

《经下》说：

谓辩无胜，必不当。说在辩。《经说》曰：谓，非谓同也，则异也。同则或谓之狗，其或谓之犬也。异则（马）或谓之牛，牛或谓之马也。俱无胜，是不辩也。辩也者，或谓之是，或谓之非。当者胜也。

辩胜便是当，当的终必胜：这是墨家名学的精神。庄子却大不以为然。他说你就胜了我，难道你便真是了，我便真不是了吗？墨家因为深信辩论可以定是非，故造出许多论证的方法，遂为中国古代名学史放一大光彩。庄子因为不信辩论可以定是非，所以他的名学的*步只是破坏的怀疑主义。
但是庄子的名学，却也有建设的方面。他说因为人有偏蔽不见之处，所以争论不休。若能把事理见得完全透彻了，便不用争论了。但是如何才能见到事理之全呢？庄子说：

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则莫若以明。（《齐物论》）

“以明”，是以彼明此，以此明彼。郭象注说：“欲明无是无非，则莫若还以儒墨反复相明。反复相明，则所是者非是，而所非者非非。非非则无非，非是则无是。”庄子接着说：

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知则知之。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说也。虽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

这一段文字极为重要。庄子名学的精义全在于此。“彼”即是“非是”。“是”与“非是”表面上是*相反对的。其实这两项是互相成的。若没有“是”，更何处有“非是”？因为有“是”，才有“非是”。因为有“非是”，所以才有“是”。故说：“彼出于是，是亦因彼。”
《秋水》篇说：

以差观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知天地之为稊米也，知毫末之为丘山也，则差数睹矣。
以功观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则万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无之，则万物莫不无。知东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无，则功分定矣。
以趣观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则万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则万物莫不非。知尧桀之自然而相非，则趣操睹矣。

东西相反而不可相无，尧桀之自是而相非，即是“彼出于是，是亦因彼”的明例。“东”里面便含有“西”，“是”里面便含有“非是”。东西相反而不可相无，彼是相反而实相生相成。所以《齐物论》接着说：

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郭注：偶，对也。彼是相对而圣人两顺之。故无心者，与物冥而未尝有对于天下）。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故曰：莫若以明。

这种议论，含有一个真理。天下的是非，本来不是永远不变的。世上无不变之事物，也无不变之是非。古代用人为牺牲，以祭神求福，今人便以为野蛮了。古人用生人殉葬，今人也以为野蛮了。古人以蓄奴婢为常事，如今文明国都废除了。百余年前，中国士夫喜欢男色，如袁枚的《李郎曲》，说来津津有味，毫不以为怪事，如今也废去了。西方古代也尚男色，哲学大家柏拉图于所著“一席话”（Symposium）也畅谈此事，不以为怪。如今西洋久已公认此事为野蛮陋俗了。这都是显而易见之事。又如古人言“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又说“不可一日无君”。如今便有大多数人不认这话了。又如古人有的说人性是善的，有的说是恶的，有的说是无善无恶可善可恶的。究竟谁是谁非呢？……举这几条，以表天下的是非也随时势变迁，也有进化退化。这便是庄子“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的真义。《秋水》篇说：

昔者，尧舜让而帝，之哙让而绝；汤武争而王，白公争而灭。由此观之，争让之礼，尧桀之行，贵贱有时，未可以为常也。……故曰：“盖师是而无非，师治而无乱乎？”是未明天地之理万物之情者也。……帝王殊禅，三代殊继。差其时，逆其俗者，谓之篡夫。当其时，顺其俗者，谓之义之徒。

这一段说是非善恶随时势变化，说得*明白。如今的人，只是不明此理，所以生在二十世纪，却要去摹仿那四千年前的尧舜；更有些人，教育二十世纪的儿童，却要他们去学做二三千年前的圣贤！
这个变化进化的道德观念和是非观念，有些和德国的海智尔相似。海智尔说人世的真伪是非，有一种一定的进化次序。先有人说“这是甲”，后有人说“这是非甲”，两人于是争论起来了。到了后来，有人说：“这个也不是甲，也不是非甲。这个是乙。”这乙便是甲与非甲的精华，便是集甲与非甲之大成。过了一个时代，又有人出来说“这是非乙”，于是乙与非乙又争起来了。后来又有人采集乙与非乙的精华，说“这是丙”。海智尔以为思想的进化，都是如此。今用图表示如下：

（1）
（2）
（3）

这是“甲”。
这是“非甲”。
这是“乙”

（4）
（5）
（6）

这是“非乙”
这是“丙”。
这是“非丙”。

（7）

这是“丁”。



这就是庄子说的“彼出于是，是亦因彼。……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
以上所说，意在指点出庄子名学的一段真理。但是庄子自己把这学说推到*，便生出不良的效果。他以为是非既由于偏见，我们又如何能知自己所见不偏呢？他说：

庸讵知吾所谓知之非不知耶？庸讵知吾所谓不知之非知耶？（《齐物论》）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养生主》）
计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时，不若其未生之时。以其至小，求穷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乱而不能自得也。（《秋水》）

“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我们有限的知识，如何能断定是非？倒不如安分守己听其自然罢。所以说：

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故为是举莛与楹（司马彪云：莛，屋梁也。楹，屋柱也。故郭注云：夫莛横而楹纵）。厉与西施，恢恑憰怪，道通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唯达者知通为一，为是不用而寓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适得而几矣。因是已。（《齐物沦》）

这种理想，都由把种种变化都看作天道的运行。所以说：“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既然都是天道，自然无论善恶好丑，都有一个天道的作用。不过我们知识不够，不能处处都懂得是什么作用罢了。“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四句是说无论什么都有存在的道理。既然如此，世上种种的区别，纵横、善恶、美丑、分合、成毁……都是无用的区别了。既然一切区别都归无用，又何必要改良呢？又何必要维新革命呢？庄子因为能“达观”一切，所以不反对固有社会；所以要“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他说：“唯达者知通为一，为是不用而寓诸庸。”庸即是庸言庸行之庸，是世俗所通行通用的。所以说：“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既为世俗所通用，自然与世俗相投相得。所以又说：“适得而几矣，因是已。”因即是“仍旧贯”；即是依违混同，不肯出奇立异，正如上篇所引的话：“物之生也，若驰若骤，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何为乎？何不为乎？夫固将自化。”万物如此，是非善恶也是如此。何须人力去改革呢？所以说：

与其誉尧而非桀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大宗师》）

这种*“不谴是非”的达观主义，即是*的守旧主义。

二、庄子的人生哲学

上文我说庄子的名学的结果，便已侵入人生哲学的范围了。庄子的人生哲学，只是一个达观主义。达观本有多种区别，上文所说，乃是对于是非的达观。庄子对于人生一切寿夭、生死、祸福，也一概达观，一概归到命定。这种达观主义的根据，都在他的天道观念。试看上章所引的话：

化其万化而不知其禅之者。焉知其所终？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

因为他把一切变化都看作天道的运行；又把天道看得太神妙不可思议了，所以他觉得这区区的我哪有作主的地位。他说：

庸讵知吾所谓“天”之非“人”乎？所谓“人”之非“天”乎？

那《大宗师》中说子舆有病，子祀问他：“女恶之乎？”子舆答道：

亡。予何恶？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为鸡，予因以求时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为弹，予因以求鸮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为轮，以神为马，予因而乘之，岂更驾哉？……且夫物之不胜天，久矣，吾又何恶焉？

后来子来又有病了，子犁去看他，子来说：

父母于子，东西南北，唯命是从。阴阳于人，不翅于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听，我则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铸金，金踊跃曰：“我且必为镆铘？”大冶必以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为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为大炉，以造化为大冶，恶乎往而不可哉？

又说子桑临终时说道：

吾思夫使我至此极者而弗得也。父母岂欲我贫哉？天无私覆，地无私载，天地岂私贫我哉？求其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极者，命也夫！

这几段把“命”写得真是《大宗师》篇所说：“物之所不得遁。”既然不得遁逃，不如还是乐天安命。所以又说：

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其出不，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来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受而喜之，忘而复之。是之谓不以心揖（一本作捐，一本作揖）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谓真人。

《养生主》篇说庖丁解牛的秘诀只是“依乎天理，因其固然”八个字。庄子的人生哲学，也只是这八个字。所以《养生主》篇说老聃死时，秦失道：

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

“安时而处顺”，即是“依乎天理，因其固然”，都是乐天安命的意思。《人间世》篇又说蘧伯玉教人处世之道，说：

彼且为婴儿，亦与之为婴儿。彼且为无町畦，亦与之为无町畦。彼且为无崖，亦与之为无崖。达之，入于无疵。

这种话初看去好像是高超得很。其实这种人生哲学的流弊，重的可以养成一种阿谀依违、苟且媚世的无耻小人；轻的也会造成一种不关社会痛痒，不问民生痛苦，乐天安命，听其自然的废物。

三、结论

庄子的哲学，总而言之，只是一个出世主义。因为他虽然与世人往来，却不问世上的是非、善恶、得失、祸福、生死、喜怒、贫富……一切只是达观，一切只要“正而待之”，只要“依乎天理，因其固然”。他虽在人世，却和不在人世一样，眼光见地处处都要超出世俗之上，都要超出“形骸之外”。这便是出世主义。因为他要人超出“形骸之外”，故《人间世》和《德充符》两篇所说的那些支离疏、兀者王骀、兀者申徒嘉、兀者叔山无趾、哀骀它、趾支离无脤、瓮大瘿，或是天生，或由人刑，都是极其丑恶残废的人，却都能自己不觉得残丑，别人也都不觉得他们的残丑，都和他们往来，爱敬他们。这便是能超出“形骸之外”。《德充符》篇说：

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物视其所一，而不见其所丧，视丧其足，犹遗土也。

这是庄子哲学的纲领。他只要人能于是非、得失、善恶、好丑、贫富、贵贱……种种不同之中，寻出一个同的道理。惠施说过：“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庄子只是要人懂得这个道理，故说：“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庄子的名学和人生哲学，都只是要人知道“万物皆一”四个大字。他的“不谴是非”、“外死生”、“无终始”、“无成与毁”，……都只是说“万物皆一”。《齐物论》说：

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为小。莫寿乎殇子，而彭祖为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我曾用一个比喻来说庄子的哲学道：譬如我说我比你高半寸，你说你比我高半寸。你我争论不休，庄子走过来排解道：“你们二位不用争了罢，我刚才在那埃菲尔塔上（Eiffel Tower在巴黎，高九百八十四英尺有奇，为世界*高塔）看下来，觉得你们二位的高低实在没有什么分别。何必多争，不如算作一样高低罢。”他说的“辩也者，有不见也”，只是这个道理。庄子这种学说，初听了似乎极有道理。却不知世界上学识的进步只是争这半寸的同异；世界上社会的维新，政治的革命，也只是争这半寸的同异。若依庄子的话，把一切是非同异的区别都看破了，说太山不算大，秋毫之末不算小；尧未必是，桀未必非。这种思想见地固是“高超”，其实可使社会国家世界的制度习惯思想永远没有进步，永远没有革新改良的希望。庄子是知道进化的道理，但他不幸把进化看作天道的自然，以为人力全无助进的效能，因此他虽说天道进化，却实在是守旧党的祖师。他的学说实在是社会进步和学术进步的大阻力。

周易入门

作者：  张善文著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简介：《周易》这部书，充满了神秘色彩。 旧时江湖上卖卜的术士，常常高悬“文王神卦”的奇播，招徕一群群求问吉凶祸福的人们；至今仍存留一些老宅，门楣上尚可发现类似蜘蛛网状的八卦图案，以为驱邪纳福之用。《周易》真有这么神奇吗？ 前代的圣贤名哲，从孔子读《易》，韦编三绝开始，到汉魏六朝的孟喜、焦赣、京房、司马迁、班固、马融、郑玄、刘表、虞翻、王弼、阮籍，唐宋的孔颖达、李鼎祚、司马光、欧阳修、苏轼、邵雍、周敦颐、程颐、朱熹、杨万里，以及元明清以降的胡一桂、来知德、黄道周、李光地、陈梦雷、惠栋、张惠言、焦循等人，都孜孜不倦地探研《易》理，各有重要创获。历代朝廷以科举取士，均将《周易》冠于群经之首，士子学人遂视《周易》为必读之教科书。累积至今，诸家撰成传世的《周易》著述较群经为最多，而《易》学终亦成为一项精微奇妙的专门学问。《周易》果属如此精奥吗？ 朱熹曾经说过：“《周易》难读，它说一物并非真是一物，它是用卦象来喻示人生道理。”翻开《周易》，读者看到的是令人眼花缭乱的八卦、六十四卦符号，以及晦涩艰深的卦辞、爻辞，初览之下，未免如丈八金刚摸不着头脑。无怪乎像朱子这样的大学问家在注解《周易》时也留下不少“阙疑”、“未详”之处。《周易》确实这样难读吗？ 万事开头难，读书入门难。笔者撰写此册文字，旨在针对基本的《易》学问题，叙谈有关研探《周易》的一些必备常识，帮助初学者寻求治《易》的正确途径。然撰者未敢自信读此书者必能即刻洞彻《易》理，此固非一朝一夕之功也；惟能缘此而渐悟读《易》要领，则笔者之愿足矣。 著名《易》学专家、本师黄寿棋教授曾审阅此书稿。学术沿承，渊源有自，虽一册小书，微不足道，然师恩实未可忘也，谨兹志之。

Evolution of neo-confucism:from Zhu xi to Wang Fuzhi and Dai Zhen

作者：  蒙培元著

出版社：方志出版社,2007

简介：　　 　　《理学的演变:从朱熹到王夫之戴震》一反理学研究的传统观点，视北宋周（敦颐）、张（载）、二程（程颢、程颐兄弟）的理学为形成期，视南宋朱熹为理学体系的完成者，从朱熹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理学演变。全书着眼于朱熹理学体系的理论成就及其内在张力，分析其理论发展的走向，用事实论证理学的分化与演变无不与朱熹理学有内在联系。书中对其演变的不同阶段，进行了具体论述，讨论到的一批理学人物，在我国理学研究的著作中是第一次出现的。正因为如此，《理学的演变:从朱熹到王夫之戴震》是一部开创性的理学研究著作。 　　

中国历代社会思想

作者：  万江红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简介：　　思想，归根结底来源于存在，来源于现实。思想决不单纯是思想家头脑的思辨结果。社会思想，无论中外，也概莫能外。 　　 　所谓社会思想就是人们对于实际存在的社会关系、社会生活、社会问题的反映，是人们对社会结构模式和社会运行模式的认识或设想所形成的观念和理论。 　　　　这里，“社会关系”是指社会的人与人的关系，包括社会的生产关系和阶级阶层关系，而生产关系和阶级阶层关系都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发展的推动而形成的，它们反过来，又给予生产力的发展以正面或负面的影响。 　　　　“社会生活”，即社会中人们的共同生活。指在具体的社会中，人们进行社会生活的状况和原因，以及维系这种共同生活的因素。内容至少应包括：社会规范、人的社会化、社会的价值取向和不同人的处世态度、社会的生活方式及社会变迁、社会控制等。 　　　　“社会问题”，是指生活在具体社会的人们的和相互关系中所发生的问题以及影响社会进步的各种障碍。社会问题还表现在不同社会的不同时期，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对当时所发生的社会问题的了解和认识，以及根据本阶级本阶层的利益所提出的解决办法和实际采取的措施等。 　　　　“社会模式”是指业已存在、曾经存在或设想中的社会的结构体系。各阶级阶层的代言人据此解释社会现象，提出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制定进行社会治理的方案，描绘理想社会的“蓝图”。 　　　　“社会运行”既可以看做是社会结构模式的动态表现之一，也可以看做是上述社会关系、社会生活、社会问题、社会结构状况的综合性反映。我们历代的先辈思想家，常常用治乱兴衰、用治世、乱世来描述社会运行状况。我曾经指出，“我们的前辈思想家们或论述社会变迁的轨迹——治乱兴衰，或探讨治世的社会条件及运行机制、达到治世的途径与手段，或表达自己对治世的理想模式的看法，或研究乱世的社会根源、乱世的治理与控制，或说明乱世给人民的苦难和危害，等等。”所以程颐曾总结性地说：“看史必观治乱之由，及坚贤修己处事之美”。 　　　　中国历代社会思想史，作为一门学科，主要研究的是历代中国人在生产、生活实践中所形成的社会思想观念、理论，以及这些观念和理论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特点与规律。这是中国社会学中最有特色的研究领域之一。 　　　　万江红的这本书便是以中国历代社会思想为线索，从先秦时期的社会思想、秦汉至隋唐时期的社会思想、宋元明至前清时期的社会思想到晚清时期的社会思想，分四编来叙述历朝历代主要的社会思想，每编中又按章节以时代顺序叙述各时代主要思想家的社会思想。在编章前还对其编章内容进行了简要的概述，这样，有助于我们对中国社会思想的整体认识和把握。 　　　　20世纪80年代陈定闳先生撰写了中国社会学重建以来的第一部中国社会思想史，此后有不少此方面的佳作逐渐问世。万江红的这本书既史料翔实，系统完整，又简明扼要，是一部不错的作品，它表明一个年轻人成长的足迹，令人欣喜。当然，对于洋洋大观、无比丰富的中国社会思想而言，社会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开发还远远不够，特别是，一本有自己的主导观念的、与中国哲学思想史、中国政治思想史等有明晰区分的中国社会思想史，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共同努力。我希望有更多的人，特别是青年学者来做这方面的工作，也希望万江红这样的青年学者能够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　　

四书集注

作者：  (宋)朱熹注;王浩整理

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8

简介：　　《四书集注》是《四书章句集注》的简称，是宋代理学的代表作之一，包括《大学章句》1卷、《中庸章句》1卷、《论语集注》10卷、《孟子集注》14卷（或分为7卷）。朱熹编撰《四书集注》，前后凡40年，直至去世前仍在修改，可见用力之深。《大学》与《中庸》原是《礼记》中的篇章，至宋代时为理学家所重，被单独抽出。朱熹对二书加以注释，前加“序”，每章之后又进行总括。尤其是《大学》一书，朱熹以程颐的《改正大学》为底本，将《大学》分为“经”1章，“传”10章，重新编排了章节。为了阐释理学思想，还按照自己的观点编撰了一篇“格物传”补人《大学》中。朱熹对《大学》、《中庸》的注释以直抒己见为主，故称为《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大学章句》内容丰富，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三纲领，有“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是理学之伦理、政治、哲学的基本纲领，包含了理学的主要内容，所以朱熹认为《大学》是“初学人德之门”。《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的重要著作，含有儒家相传的思想原则，“中庸”是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中庸》所提出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的学习过程和认识方法亦为朱熹所推重。《大学》和《中庸》在朱熹的思想体系中，占有很高的地位。《论语》、《孟子》二书，分别记述孔子、孟子及其弟子的言语行事，是反映孔、孟儒家思想的基本著作，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因为在注释《论语》、《孟子》时，朱熹大量引用了程颢、程颐及他人的说法，所以二书以《集注》命名。

中华孝道文化

作者：  万本根，陈德述主编

出版社：巴蜀书社,2001

简介：在儒家的伦理道德体系之中，“孝”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指出在人的诸般德行中没有比孝更为大的，事亲行孝是做人的根本。宋代新儒学的代表程颢、程颐和张载等人，则将孝道提升为普世性美德，强调孝道在伦常日用中的作用。儒家孝道观的影响是广泛的，其对中国古代中医学的发展尤为深远，这是因为孑L孟与程张诸人，不仅倡言孝道而关注医道，甚至将医道纳人孝道的范围之中。而后世医家无不服膺儒学，因此医儒之间就存在着某种较为特殊的关系。 孔孟孝道观首先对古代医学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汉晋到隋唐不少著名医家都提出知医为孝的观点。如被后人尊为“医圣”的张仲景说：“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伤寒论》自序）。晋人皇甫谧说：“夫受先人之体，有八尺之躯，而不知医事，此所谓游魂。若不精于医道，虽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危困，赤子涂地，无以济之，此固圣贤所以精思极论，尽其理也。”(《晋书·本传》)南齐人褚澄在其所著《褚氏遗书》中说：“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与；非聪明理达之士，不可任也；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是以古之用医，必选名姓之后。其德能仁恕博爱，其智能宜畅曲解，能知天地神祗之次，能明性命吉凶之数。”唐人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序》中也说：“君亲有疾不能疗，非忠孝也”，“若有疾厄来求救者，……皆如至亲之想。”这些言沦都体现了孔孟孝道观的精神实质，认为孝子忠臣要时刻保证君父的身体健康，就必须学习并精究医术。张仲景、皇甫谧、褚澄、孙思邈等人所言在历史上开了医孝合—论的先河。这说明孔孟奉亲养老的观点，力求掌握医药知识的愿望，容\易在以救死扶伤为己任的医家中产生反响，这也体现了社会生活中人们都有希望自己的父母健康长寿的共同愿望。 宋代理学是儒学发展的一个高峰。二程、张载等理学的奠基人，比较全面地阐发了孔孟的孝道观，并且在践履方面作了更多的尝试，突出地表现在对医术的爱好与崇尚之上，因此使得孝与医在关系上更加紧密，形成极有特点的医孝合一论。由于理学成为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其对医学的影响也就更为显著了。 程颢、程颐创立的洛学学派，一向被视为理学正宗。二程兄弟具有丰富的医学与养生学知识。关于切脉，二程说：“人有寿考者，其气血脉息自深，便有一般深根蒂固底道理。人脉起于阳明，周旋而下，至于两气口，自然匀长，故于此视脉。又一道自头而下，至足大冲，亦如气口。”①所谓“气口”又称“寸口”或“脉口”，指两手桡骨头内侧桡动脉的诊脉部位。但二程理解的并非现在中医学所常用的独取“寸口”之法，而是《素问·三部九候论》中提出的 “三部九候”的全身遍诊法，所以说脚上的“大冲”即“太冲”穴，也是诊脉部位。切脉为望、闻、问、切四诊中之最难者，晋王叔和《脉经序》云：“脉理精微，其体难辨。……在心易了，指下难明。”对脉象的体认完全凭医者的经验积累。而二程居然能像医家可以悟出“弦紧浮芤，展转相类”的复杂脉象，分辨出入有无寿考，可见其在脉学方面造诣颇深。二程亦懂药物学，《二程遗书》卷十五说：“医者不诣理，则处方论药不尽其性，只知逐物所治，不知 合和之后，其又如何?假如诃子黄，白矾石，合之而成黑，黑见则黄白则亡。又如一二合而为三，三见则一二亡，离而为一二而三亡。既成三，又求一与二；既成黑，又求黄与白，则是不知物性。古之人穷尽物理，则食其味，嗅其臭，辨其色，知其某物合某则成何性。”这是讲药物的化合与分解，强调要对单味药色、臭、味仔细辨识，方知构成方剂后的性能与功效。当然，在诸种医药学知识中，二程对于精神卫生知识似乎更为熟谙，这显然与孔孟以来儒家注重道德修养的传统不无关系。他们认为人之所以无病自疑，是因为“疑病者，未有事至时，先有疑端在心”(《二程遗书》卷三)，治疗失眠症，与其念名言中好字，“不如数珠之愈也”(《二程遗书》卷二上)。对于视物皆狮子的幻觉，患者“以见即直前捕执之，无物也，久之疑疾遂愈”(《二程遗书》卷十一)。又如对于恐惧情感，《二程遗书》卷十八载：“或问：独处一室，或行暗中，多有惊惧，何也?曰：只是烛理不明，若能烛理，则知所惧者妄，又何惧焉?”内心的恐惧只因不明了事物的性质和道理，所以他们提出“明理可以治惧”(《二程遗书》卷一)的一般性治疗方法。“怒”是人类情感中最易发作和最难控制者，过度之怒对人体危害甚大，如何制怒自古以来是儒家修身中的重要课题，二程提出以理制怒的方法，说：“人之情易发而难制者，惟怒为甚。能以方怒之时，遽忘怒心，而观理之是非，亦可见外诱之不足恶，而道亦思过半矣。，’(《二程遗书》卷十五)就是说将发怒时，需要有一个调整，即以“理”来观察一下其中的是非曲直，即会消去怒的诱因，回到心平气和的中庸状态。这显然不失为一种具有可操作性的心理疗法。在人的诸种情感中，二程亦如孑L盂一样最注重“乐”。如说：“仁者不忧，乐天也。”(《二程遗书》卷十五）“仁者在已，何忧之有?凡不在己，逐物在外，皆忧也。乐天知命故不忧，此之谓也。”(《二程遗书》卷一)当然，这里所谓“乐”亦如孔孟一样加入了伦理道德方面的价值判断。程颢的诗处处体现出“乐”的情感体验，其《偶成》诗云：“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时人不识予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秋日偶成》又道：“退居陋巷颜回乐，不见长安李白愁。两事到头须有得，我心处处自优游。”“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这里表现的是恬淡闲适、从容自得之乐，显然具有养生学方面的道理。总之，二程的医学知识的确是较为系统和全面的，显示出他们对此道具有异乎寻常的热情和钻研精神。 在道德范畴里，是仁为本，还是孝为本?在人性论上，是孝为人性之先，还是仁为人性之先?这是自东汉以来直到清代的儒者争论了一千多年的一个大题目。这场争论，其实质涉及到如何正确认识传统道德的哲学基础、行为准则和伦理规范的问题，值得深入探讨。本文拟对仁孝之辩的历史由来加以追溯，从中或可得到于今有益的实践启示，故为此文，以求正于方家。 一、“仁孝先后之辩”的历史由来 在《论语》的思想体系里，孔子以仁为最高的道德标准，而以孝悌、忠信、礼勇等伦理行为作为从属于仁的总原则之下的道德观念，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关于仁和孝这两个概念之间的直接关系，孔子本人并没有完整的论述，“并没有提出一个德目的体系来”(张岱年先生语)。①在《论语》里，孔子说到“仁”的地方有105条，①说到孝的地方，有19条。②而说到仁和孝的关系的地方，把有于和曾子等弟子说到仁和孝的话除外，只有一条：“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③这里的“仁”是指仁人而言，很难说仁与孝孰先孰后的问题。而他的弟子有子和曾子则各执异辞，有了两种说法。有子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④有子是主张孝悌为仁之本，孝悌是在仁之先的。而曾子则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e曾参在(孝经》里记孔子的话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这里，不仅曾子主张孝为德之本，似乎孑L子也主张。人之行莫大于孝，是为德之本的。由于孔子师徒关于孝、德、仁的关系有这样一些不同的说法，这就为汉以后关于“仁孝先后”的激烈辩论留下了伏笔，产生了两大学派的争论：一派主张孝为先，一派主张仁为先；一派崇有若，一派崇曾参，这样又引起了“曾、有并称之争”。曾有并称与仁孝先后的辩论进行了一千多年，其最早的激烈辩论始于东汉之时。 关于东汉时期仁与孝孰先孰后的激烈争辩的史料，见于《后汉书·延笃传》。 “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开始对中国文化的全面反省，对儒家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孝经》当然也是批判内容之一。站在我们今天的角度，《孝经》的确是有宣扬封建伦理道德、等级观念的内容。但是，倘若穿过二千年历史的长河，走进春秋战国那个纷乱的时代，走进不遇于时的思想家们默默思索的心灵，仔细找寻，我们又将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来分析当时的社会现实和思想状况，把它放在应有的历史和思想史地位上，得出较为公允的结论，应该说是有必要的。基于此考察角度，笔者从三个方面剖析了《孝经》的内容，认为《孝经》是先秦儒家孝道智慧的结晶。 其一，从伦理学的角度考察，《孝经》的形成是中华孝道文化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高度。人是一种情感动物，相同的血缘引起的情感联系，是由遗传基因所决定的一种先天心理，孝正是人类这种先天心理的流露。殷商卜辞中已有“孝”字；到了周代，宗法制度的出现，使“孝”的观念大大发展了起来。对祖先和父母要孝，对兄长要敬，对弟弟要友，通过这种潜移默化的方式把父系制度下的宗法关系确定下来。《周易·序卦传》：“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措。”从这段话可知，礼义最初发轫于血缘亲情之中，然后才推广到社会中的个体。究其原因，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社会群体中最基本的生产和消费单位。因而，家庭内部关系也就成为中国古代社会中最基本的伦理关系。在一个家庭中，以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为重要，尤以父子关系更为重要。这种父子关系的伦理规范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就是“孝”。 在先秦诸家中，儒家是最注重人我关系的一派，在各自的思想体系中对“孝”加以阐发和论证。在孔子眼里，“孝”无疑是他正名思想中匡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社会秩序的第一步：“弟子人则孝，出则弟”①；“三年无改于父子之道，可谓孝矣”②；“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③。孟子作为孔子思想的正统继承者，“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④；“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⑤荀子反对盲目服从的孝道，他在《荀子·子道》中说：“明于从不从之义，而能致恭敬忠信端悫以慎行之，则可谓大孝矣。传曰：‘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此之谓也。” ……

二程遗书

作者：  (宋)程颢，(宋)程颐撰;潘富恩导读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简介：《二程遗书》作者程颢，字伯淳，学者称明道先生；程颐，字正叔，学者称伊川先生，兄弟俩同为北宋理学的奠基者，后世合称二程。程颢之学以“识仁”为主，程颐之学以“穷理”为要，他们的学说后来为朱熹所继承和发展，形成程朱学派。《二程遗书》是天地人丛书中的一册，收入了宋代程颢与程颐撰写哲学著作数篇。书前附有专家撰写的导读，勾勒出其理论框架，剔抉其精义奥妙，探索其学术源流，文化背景等。以期在帮助读者确切理解原著的同时，凸现一代宗师的学术个性。通读《二程遗书》，可使读者对宋代哲学思想的发展及其特性有一个较为系统的了解。

浙东学派溯源

作者：  何炳松著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简介：本书作者认为，南宋以后中国的学术思想有三个系统，由佛家思想脱胎的陆九渊心学、由道家思想脱胎的朱熹道学，以及承继儒家正宗思想的程颐一派，程派学说流入浙东，演化为“浙东学派”。作者从原始资料出发，详加考订，打破沿袭近千年之成说，指出程朱两派学说截然不同，程氏学说为唯物、一元的科学哲学，而朱氏学说则是唯心、二元的伦理学家的玄谈。本书为中国学术史、思想史研究的重要作品。

周易

作者：  [(商)姬昌著];宋祚胤注译

出版社：岳麓书社,2000

简介：任何一种事物都受环境条件制约，不首先弄清楚《周易》是在什么时候写成的，要读懂它就有困难。传统说法是，伏牺画八卦，周文王把八卦演化为六十四卦，并写出卦辞和爻辞，是《周易》在西周初年成书。关于伏牺画卦，近人多不相信。“文王拘而演《周易》”，也只是司马迁的一家之言，考之于《尚书·周书》，并没有片言只字记载。相反，《大诰》却说“宁王惟卜用”。因此要说由文王写出一部在书的组成形式和语言资料方面都对古代筮书有所沿袭的《周易》就成为不可能，何况《周易》有不少爻辞都绝不能出于文王之手，更是《周易》不作于文王的证明。明夷六王“箕子之明夷 ”，是武王戴文王木主以观兵于孟津以后的事，文王不能事先知道。夹卦九四“牵羊悔亡”，是微子在武王伐纣灭商以后的事，文王也不能事先知道。履卦六五“武人为于大君”，是厉王末年的“伯和篡位立”(《竹书纪年》) ，就更不是文王所能知道的了。《周易》既然不是文王作的，传统的《周易》作于西周初年的说法就难以成立了。 近年有人提出《周易》写成于西周末年，值得重视，今论证如下。 《周易》语言与《尚书·周书》比较，要容易懂得多，不像《周书》那样艰深难读，例如屯卦六二“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损卦六三“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归妹上六“女承筐，无实，士到羊，无血” ，都与后来春秋时代书面语言接近，因此与其说成书于西周初年，不如说成书于西周末年。如上指出，“武人为于大君”是记载了厉王时候的事。但只凭这一条断定《周易》作于西周末年，论据还嫌不足。明夷九三有“于南狩 ”，升卦卦辞有“南征吉”，都是说要向南方楚国用兵，并希望取得胜利，应该是写在“昭王南征而不复v(《左传》僖公二年)。和“穆昔南征军不归 ”(韩愈诗)之后，其时已接近西周末年。再加上《周易》充满阴阳观念，它的六十四卦都是由阳爻和阴爻组成，但全书却还没有阴阳这两个词，要到宣王大臣虢文公才说“阴阳分布，震雷出滞”(《国语·周语》)，因此《周易》成书不可能在宣王时候。上不能到昭王穆王，下不能到宣王，但又记载了有关厉王的大事，因此要说《周易》成书于西周末年，该可以讲得过去了。 《周易》是为什么写的?这是一个最值得研究的核心问题。《周易》大量提到王和大人、君子，并着重加以表现。坤卦六三和讼卦六三都有“或从王事”，师卦九二有“王三锡命”，比卦九五有“王用三驱”，随卦上六有 “王用亨于西山”，蛊卦上九有“不事王侯”，离卦上九有“王用出征”，家人卦九五有“王假有家”，蹇卦六二有“王臣蹇蹇”，益卦六二有“王用享于帝”，央卦卦辞有“扬于王庭”，萃卦卦辞有“王假有庙”，井卦九三有“王明，并受其福”，丰卦卦辞有“王假之”，涣卦卦辞有“王假有庙” ，九五有“涣王居”，王一共出现十六次。还有大人，在《周易》与王同义。乾卦九二和九五，讼卦卦辞，蹇卦卦辞和上六，萃卦卦辞和巽卦卦辞，都有“利见大人”，升卦卦辞有“用见大人”，否卦六二有“大人否”，九五有“大人吉”，困卦卦辞有“大人吉”，革卦九五有“大人虎变”，大人一共出现十二次。还有不少‘君子’也指王，例如同人卦卦辞“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就是说有一个王在集合人众；革卦上六“君子豹变”，豹变犹言虎变，是君子就是大人。还有大君，在《周易》与王同义，出现三次，即师卦上六的“大君有命”，履卦六三的“武人为于大君”，和临卦六五的“大君之宜”。天子出现一次，即大有卦九三的“公用亨于天子 ”。这些应该可以说明，《周易》是为了西周一个王写的。但到底是哪一个王呢?从“于南狩”和“南征吉”看，不可能是昭王、穆王和他们以前的王，因为西周初年还没有向楚国用兵，而昭王、穆王用兵又都是失败。从“武人为于大君”看，不可能是写共王、懿王、孝王和夷王，因为他们在位时还没有出现这件事。从宣王时才开始有阴阳这一对词看，《周易》的王不可能是宣王，因为《周易》还没有这一对词。根据这些情况可以断定，《周易》所写的王不能是厉王以前的王，也不能是厉王以后的王，而只能是厉王了。 《周易》为厉王而作，在有些卦也能看出苗头。例如把睽卦九二“遇主于巷”和九四“遇元夫”联系起来，就是说有一个大夫(元夫)在深宫永巷之中碰上了厉王(主)，是厉王受到武人囚禁的证明。再例如明夷卦初九“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就是说厉王在被流放到彘的道路中忍饥挨饿，稍有行动，就受到如同于主人的武人责骂。还例如旅卦九四“旅于处，得其资斧”，就是说有一个旅居异乡的人还掌握着齐斧(资斧应作齐斧，即黄钺)，也就是还掌握着天子用来指挥天下的黄钺，这就更非常明白地显示出被流放于彘而成为羁旅之人的是厉王了。 《周易》表现出作者希望厉王恢复王位，中兴西周的思想，乾卦九五的 “飞龙在天”，坤卦六五的“黄裳元吉”，是集中而鲜明的反映。这是由于对故国西周的热爱而流露出来的爱国思想。至于厉王是昏暗之君，不能寄托什么希望，作者也很知道，一个蛊卦就全是讲厉王有严重错误的。井卦九三 “井渫不食，为我心侧，王明，并受其福”(水井淘干净了却不去喝，使我心里难过，王如果英明，我们都会得到好处)，也是作者对厉王不能勤于政治的担心和昏聩不明的指责。旅卦初六“旅琐琐，斯其所取灾”(这个羁旅之人渺小得很，这是他遭受灾难的原因)，更严厉斥责了厉王不识大体，监谤专利，以致自取放逐的过失。至于西周的终难复兴，丰卦上六“丰其屋，薛其家，窥其户，阒其无人”(屋子很大，可是房里却像被草席子遮住那样昏暗，从门户中向里面看，静悄悄地没有一个人)，已经用比喻形象地指出；而西周将终于顶不住，会迁都到别处去，益卦六四“利用为依迁国”(用来作为依靠迁都的国家得到好处)，也明确地给揭示出来了。这些都说明，《周易》作者希望厉王复国中兴，无非是尽他的一片忠君爱国之心罢了。 《周易》作者为了帮助厉王复国中兴，提出了一些理论和方法，先从政治方面看。 一、策略战略：厉王要复国中兴，最要紧的是用武力赶走武人。其时厉王弱小，武人强大，要达到目的，就得以退为进和以后取先，去以柔克刚和以弱胜强。这些就是《周易》作者希望厉王采取的策略和战略，在不少卦都有表现，而以小过卦为最集中突出。小过卦卦辞：“可小事，不可大事。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这些是说，应该居于小而不居于大，应该肯定下而不肯定上，才会以小胜大，以下克上而大吉。这就是要运用以退为进和以后取先的策略，去取得以柔克刚和以弱胜强的战略效果。 二、两手并用：对武人要讨伐，是武的一手。还要安抚，是文的一手。需卦上六“入于穴”，是说对武人要进行讨伐。比卦六二“比之自内”，是说对武人要加以安抚。需卦在前，比卦在后，显示出应该以武为主，以文为辅，二者要很好地结合起来。 三、宽大政策：讼卦九三“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是说武人与厉王打仗打败了，他领地内的人将不会受到牵连。这是《周易》作者提醒厉王要注意宽大政策，以分化瓦解武人内部。 四、严明赏罚：讼卦上九“或锡之擎带，终朝三褫之”，是告诉厉王，将领如果有功，就厚予赏赐，如果打败，就严加惩罚，以提高战斗力。 五、求贤相助：这在《周易》大都用男求女做比喻，如咸卦卦辞“取女吉”，家人卦卦辞“利女贞”等。 六、重视人民：同人卦卦辞“同人于野”和上九“同人于郊”，都是说要在广大范围内团结人民，讨伐武人。 七、注意德治：临卦卦辞“至于八月有凶”，是反对残暴政治。周历八月是夏历六月，正是骄阳似火，灼石流金的时候，用来比喻残暴政治是恰当的。上六“敦临”，是说要以宽厚为治，不能虐待人民。把两方面结合起来，就是《周易》作者要厉王在赶走武人以后，必须痛改前非，“为政以德” 。 八、进行改革：革卦九五“大人虎变”，是说改革将在厉王主持下进行 ，并取得很大成绩。鼎卦卦辞“元吉，亨”，是指出改革将使国家大吉，国运亨通。革卦和鼎卦的改革思想，是《周易》作者要厉王得到解脱后用来复兴西周的。 《周易》还有不少哲学思想，也服务于厉王的复国中兴。这些就是孚、中行、道和无为以及循环论。 孚在《周易》出现四十二次，以讲成“唯天下至诚为能化”(《中庸》第二十三章)的诚的为最多，也最重要。一个人只要有这种孚就“勿问元吉 ”(益卦九五，不用问都大为吉利)，或“有孚维心，亨，行有尚”(坎卦卦辞，只要内心有诚，就凡事顺利，所作所为都有很高成就)。这种孚服务于周厉王的复国中兴是明显不过的，而在《周易》作者心目中周厉王有这种孚是必然的，因为他是天子。 这种孚能使一个人所作所为恰到好处，如益卦六三的“有孚，中行”。中行就是中道，即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具有这种品德的人当然不能遭到放逐，而应该君临天下了。《周易》的中行也是为厉王复国中兴服务的。 《周易》由孚生道，见于随卦九四“有孚在，道以明”。这是说有孚存在，道就彰明，是由孚生道的一种说法，在我国哲学发展史上是首创，并为周厉王政治服务。履卦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贞吉”，是说走上大道的坦途，即使囚犯也会以合于正道而吉利。幽人指被幽禁的人，而厉王当时正好是一个被幽禁的人。他以得到道的帮助而贞吉，也就是得到道的帮助而解脱，从而道也就是帮助周厉王复国中兴的强大武器了。“履道坦坦”的道不是道路的道，是大道的道，因为囚犯走在道路上哪能贞吉，只有得到大道帮助才能贞吉。 《周易》有无为思想。大壮卦九三“小人用壮，君子用罔”，是说小人 (武人)以力量欺人，君子(厉王)凭无为取胜(罔，无，指无为)，这是以武力与无为对比，来显示无为正确。小过卦九四“往厉，必戒，勿用，永贞”，是说搞过分了会有危险，一定要防止，只有无为，才永远正确。这是用过分与无为对比，来显示无为正确。无为不是不为，而是不凭主观去为，全凭客观去为，无处不尊重实际，就无往而不利，也就是无不为了。《周易》的无为无不为是从与武人作斗争的策略和战略发展来的，因为柔弱取后，接近于无为，刚强得先，接近于无不为，以柔弱取后而刚强得先，就接近于无为而无不为了。无为也是《周易》作者要厉王用来与武人作斗争的武器，因为尊重客观是有助于取得胜利的。 《周易》创立了循环论。泰卦卦辞“小往大来”，是说阴去了阳会来，否卦卦辞“大往小来”，是说阳去了阴会来，合起来看，就是阴和阳在进行循环。这种理论用于一个王朝的盛衰，就是盛了以后会衰，。衰了以后还会盛，或盛或衰，循环不停。乾卦用九“见群龙无首”，就是说出现一群龙既没有为首的，也没有尾随的，用来比喻西周王朝的盛和衰将循环不停，“飞龙在天”以后就“亢龙有悔”，“亢龙有悔”以后还会“飞龙在天。”这样，厉王衰了还会盛，西周王朝衰了也还会盛，是《周易》作者所十分盼望的。但是如果按照循环论，那厉王还会衰下去，西周王朝也还会衰下去，这是《周易》作者所不乐意看到的。于是他在把循环论用于厉王或西周王朝的时候，就只从衰到盛，不再从盛到衰。否卦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 系于苞桑”，就是说恶劣命运将要终止(休)，厉王终归吉利，厉王会失掉江山社稷吗?厉王会失掉江山社稷吗?国命是像拴在一丛桑树上那样牢固的。这些说明了《周易》的循环论只有助于厉王和西周王朝从衰到盛，再不管从盛到衰，也就是只从“亢龙有悔”循环到”飞龙在天”，就凝定而不移。这样，《周易》的循环论就成为半截子循环论。不过《周易》毕竟还是创立了循环论，复卦卦辞的“反复其道”是作了明确表达的。 为了正确理解《周易》，必须摒弃两种错误的研究方法。 一、爻位说：爻位说是把一个卦的六个爻分成阳位和阴位，初、三、五 是阳位，二、四、六是阴位。阳爻居于阳位，阴爻居于阴位，是得位而吉，否则便是失位而凶。《周易》是一部政治哲学书，内容错综复杂，现在却用人为的模式去套，怎么能不窒碍难通呢?例如恒卦九四“田无禽”(打猎没有得到鸟兽)，《小象》说：“久非其位，安得禽也?”，这是认为阳爻居于阴位就不吉利(九是阳爻，四是阴位)。大壮卦六五“丧羊于易”(由于马虎失掉了羊)，《小象》说：“‘丧羊于易’，位不当也。”这是认为阴爻居于阳位也不吉利(六是阴爻，五是阳位)。但通查《周易》，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爻位说都讲不通。既济卦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是说由于用了小人，拖延了胜利时间，不能说阳爻以得位而吉。未济卦六五“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是说君子以正确吉利，没有悔恨，还前途广阔，是由于内心有诚，不能说阴爻以失位而凶。在爻位说基础上附会起来的有相应说，即初爻与四爻相应，二爻与五爻相应，三爻与上爻相应。阳爻与阴爻，阴爻与阳爻相应，是顺应而吉；阳爻与阳爻，阴爻与阴爻相应，是敌应而凶。这些与《周易》也不相合。恒卦《彖传》：“刚柔皆应，恒，恒，亨。”是说初六与九四相应，九二与六五相应，九三与上六相应。相应的或者是阴爻与阳爻，或者是阳爻与阴爻，都以顺应而吉。艮卦《彖传》： “上下敌应，不相与也。”是说初六与六四相应，六二与六五相应，九三与上九相应，相应的或者是阴爻与阴爻，或者是阳爻与阳爻，都以敌应而凶。这些是否合于《周易》实际?恒卦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贞吝”，上六“振恒，凶”，都明明是凶不是吉，要说以顺应而吉，没有根据。艮卦初六“艮其趾，无咎”，六四“艮其身，无咎”，都明明是吉不是凶，要说以敌应而凶，也没有根据。《周易》本身证明相应说也是不符合《周易》实际的。在爻位说基础上附会起来的还有得中说。所谓中，是指内外卦的中爻，即内卦的二，外卦的五。以阴爻居于二，就既得中，又得正，以阳爻居于五，也既得中，又得正，都非常吉利。但用《周易》检验，情况却不是这样。同人卦六二“同人于宗，吝”，履卦九五“夹履，贞厉”，都是凶不是吉，得中说也与《周易》实际不合。在爻位说基础上附会起来的还有关系说，即阴爻居于阳爻之下是正确关系，因而吉利；阴爻居于阳爻之上是错误关系，因而凶险。这也是把爻的关系固定下来，用一个死板模式去套的。履卦六三 “履虎尾，呸人凶”，并不以居于九四之下而吉。小畜卦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也不以居于九三之上而凶。关系说同样禁不起《周易》本身的检验。此外还有从爻位变化而引起卦的变化的卦变说。例如泰卦，朱熹《周易本义》：“自归妹来，则六往居四，九来居三。”这是说归妹卦六三上升成为六四，九四下降成为九三，就变成泰卦。一个卦还可以同时从几个不同的卦变来，例如随卦，朱熹《周易本义》：“以卦变言之，本自困卦九来居初，又自噬嗑九来居五，而自未济来者兼此二变。”这是说困卦九二下降成为初九，初六上升成为六二，就变成随卦；噬嗑卦上九下降成为九五，六五上升成为上六，也变成随卦；未济卦初六上升成为六二，九二下降成为初九，上九下降成为九五，六五上升成为上六，也变成随卦。这些在《周易》都全无根据，对研究《周易》也是一种干扰。 二、占筮说：占筮是利用《周易》本身所绝对不存在的以爻的性质变化所引起的卦的变化来预测吉、凶、祸、福。用这种方法研究《周易》最早见于《左传》庄公二十二年周史为陈厉公小儿子推算未来，“遇观之否”，即观卦六四变九四，成为否卦。周史用变爻六四爻辞“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 ”，断定陈厉公小儿子和他的后代将前途远大。《左传》和《国语》常以《周易》为占筮，《易大传》的《系辞传》和《说卦传》更是推波助澜。《周易》是否在搞占筮?从三个方面看，回答都是否定的。首先蒙卦卦辞有“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比卦卦辞有“原，筮，元永贞，无咎”，似乎都可以成为《周易》在搞占筮的证明。但是除了这两个筮字以外，《周易》就再也没有提到筮。而且关于蒙卦的筮字，不少人还认为不是讲筮，而是借 来作为决定和研究的意思。例如程颐《易传》就说：“筮谓占决卜度，非谓以筮龟也。”关于比卦的筮字，孔颖达《周易正义》也说：“筮，决其意。 ”即一般地断定一件事情的意义，与占筮也无关。《周易》全书只有这两个筮字，还都不指占筮。如何能认为《周易》是占筮之书呢?其次，《周易》不但不搞占筮，还反对占筮。革卦九五“大人虎变，未占有孚”，是说君王进行改革像老虎那样变得文采斑烂，成绩显著，不占筮也很能相信。说不占筮也很能相信，就说明《周易》是不搞占筮钧。由于《周易》不讲占筮，更不相信占筮，所以后来几个最伟大的学者像老子、孔子、荀子都不认为《周易》搞占筮。老子《道德经》对《周易》有全面的继承，并作出很大发展，但却没有一个字涉及《周易》与占筮的关系。有人与孔子讲起《周易》，孔子就说“不占而已矣” (《论语·子路》)。荀子也说：“善为《易》者不占。”(《大略》)这些都可以作为《周易》不搞占筮的证明。再其次，最为重要的是，以《周易》为占筮大都要通过变爻变卦，如同前面所引的“遇观之否”；但通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再加上乾卦的“用九”和坤卦的 “用六”，都找不出任何迹象，足以说明变爻变卦为《周易》所无，只能是后人的外加。《系辞上传》第十章：“《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是历来公认为《周易》有变爻变卦的权威说法。据说两仪是阴阳，四象是老阴老阳，少阴少阳。老阴叫六，老阳叫九，少阴叫八，少阳叫七，六和九可变，八和七不可变。由于《周易》阴爻叫六，阳爻叫九，于是《周易》也就有了变爻和变卦了。其实这些说法都站不住脚，因为《周易》从来就没有不可变的少阴八和少阳七，又哪里来与之相对待而可变的老阴六和老阳九呢?以九和六为老阴老阳而可变，在逻辑上通不过，是无中生有。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占筮是对《周易》的外加但却风靡两千多年，对我国人民的毒害是很深的。 最后还要指出，《周易》有经和传之分，六十四卦的卦爻辞是经，《彖传》、《象传》、《文言》、《系辞》、《说卦》、《序卦》和《杂卦》是传，二者有联系，但更有区别，不能混同。传有时合于经义，例如讼卦《彖传》的“上刚下险，险而健，讼”，复卦《彖传》的“复，亨，刚反”等。但不少都与经义不合，例如上面提到的爻位说和占筮说等。不过传虽然大都不能与经义相合，但有时却能正确地加以改造或发展，例如道，《周易》认为出于孚，是唯心主义，《系辞上传》第五章“一阴一阳之谓道”，就作了唯物主义改造了。再例如循环论，《周易》还只是一种事物的循环，《系辞下传》第五章“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就把矛盾纳入循环而加以发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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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王廷相集》讲述了理学也称道学、性理之学或义理之学，兴起于北宋。主要代表人物有程颢、程颐，相与论学的有张载、邵雍，后人又溯及二程的本师周敦颐，合称“北宋五子”。南宋朱熹继承和发展了二程学说，并汲取周、张、邵学说的部分内容，加以综合，熔铸成庞大的体系，建立了理学中居主流地位的学派：与此同时，也有以陆九渊为代表的理学别派与之对峙。南宋末，朱学确立了主导地位。元代理学北传，流播地区更广。明代，程朱理学仍是正统官学，但陈献章由宗朱转而宗陆，王阳明继之鼓吹心学，形成了理学中另一占主流地位的学派.清初理学盛极而衰，虽仍有势力，但颓势已难挽回，一世学风逐渐转变为以干嘉朴学为主流。理学从产生到式微，经历约七个世纪。而它在思想界影响的广泛深入，超过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南北朝隋唐的佛学。

周易集解

作者：  （唐）李鼎祚

出版社：中华书局 2016年1月

简介：　　唐李鼎祚所撰本书是唐前易学研究集大成式的作品，该书收录了子夏、孟喜、京房、马融、荀爽、郑玄等30余家易学方面的学说，保存了大量汉魏古注，《四库提要》称“盖王学既盛，汉易遂亡，千百年后学者得考见画卦之本旨者，惟赖此书之存矣。是真可宝之古笈也”。书末附有23篇序跋等资料。　　此次整理，以现存最早之足本明嘉靖三十六年朱睦?所刻聚乐堂本为底本，以汲古阁重刻《津逮秘书》本、雅雨堂本、《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及周氏枕经楼本为校本，何楷、陆心源、惠栋、陈鳣、张惠言、阮元、孙星衍、李道平、李富孙、曹元弼等校勘名家的校勘成果，也尽可能吸收进来。　　本书收入《易学典籍选刊》。中华书局此系列已出品种有（按出版先后排）：　　周易述（附易汉学、易例），（清）惠栋撰，郑万耕整理：　　易图明辨，（清）胡渭撰，郑万耕整理；　　周易函书，（清）胡煦撰，程林整理；　　周易原旨 易源奥义，（元）保巴撰，陈少彤整理；　　六十四卦经解，（清）朱骏声撰；　　周易本义，（宋）朱熹撰，廖名春整理；　　毛奇龄易著四种，（清）毛奇龄撰，郑万耕整理；　　易学象数论（外二种），（清）黄宗羲撰，郑万耕整理；　　周易程氏传，（宋）程颐撰，王孝鱼整理；　　周易注（附周易略例），（魏）王弼撰，楼宇烈整理；　　易象正，（明）黄道周撰，翟奎凤整理；　　三易洞玑，（明）黄道周撰，翟奎凤整理；周易集解，（唐）李鼎祚撰，王丰先整理。

思想史视野下的经学诠释

作者：  姜海军著

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简介：《程颐学思想研究:思想史视野下的经学诠释》内容简介：在《易》学史上，宋代《易》学是继汉代《易》学之后的又一座高峰。作为宋学的重要代表及宋代理学的奠基者程颐，他不仅在宋代儒学的复兴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在经学领域也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其中《易》学是他的重要成就之一，《程氏易传》是中国古代义理《易》学派的主要代表作，在《易》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易》学史专家朱伯岜先生曾评价说：“从《易》学史上看，流传下来的义理学派的代表著作，可以说前有王弼《周易注》，后有《程氏易传》。”《程颐学思想研究:思想史视野下的经学诠释》正是以程颐《易》学及其思想作为研究对象，对程颐《易》学的特点、思想、贡献进行梳理和分析。 程颐（1033-1107），字正叔，学者称之为伊川先生，世居中山（今河北定县），后徙居河南（今河南洛阳）。他和其兄程颢（1032-1085）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洛阳聚众讲学，是宋代洛学一派的开创者，也是宋代理学的奠基人。在英国著名汉学家葛瑞汉看来，“在新儒学复兴儒学的运动中，真正有创见的人物是程伊川……程伊川是两千年来最伟大的儒学思想家！”。

《诗经》写真

作者：  徐志啸著

出版社：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

简介：徐志啸编著的《诗经写真》内容介绍：书院产生于唐代，发展于宋代，最初是指官方收藏和校勘书籍的场所，后经由士人大儒的文化自觉，成为官学体系之外的研习讲学机构。自唐初至清末，历经一千三百多年，承继孔门遗风，以修己安人、成德济世为宗旨，不仅孕育了一代又一代贤人志士，也形成了一整套教学与管理的优良传统。宋以后的大儒，从范仲淹、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阳明到王夫之、姚鼐、戴震、钱大听、康有为等，无一不与书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程颢·程颐[海外中文图书]

作者：  李日章著

出版社：东大图书公司,1986

简介：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一种原型范畴分析

作者：  刘畅著

出版社：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

简介：　　《心君同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一种原型范畴分析》笔者试图把心君同构这一思想史上的现象作为一个独立的原型范畴进行分析。心君同构，作为一种思想史现象，发轫于先秦诸子，大昌于两汉思想界，绵延于宋明理学、心学诸位儒家圣贤，在历代思想家的著述中都可以看到它或隐或显的足迹。先秦以来的文献中，从主宰、统辖的意义上，对“心”、“君”二者在功能、性质上的同构类比随处可见。如《管子．心术》云：“心之在体，君之位也；九窍之在职，管之分也。心处其道，九窍循理。”“心术者，无为而制窍也，故日君。”①如《春秋繁露·天地之行》亦云：“是故君臣之礼，若心之与体，心不可以不坚，君不可以不贤；体不可以不顺，臣不可以不忠。心所以全者，体之力也；君之所以安者，臣之力也。”发出指令，具有支配力、控制力，是“心君”的主要特征，所谓“心者，形之君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无所受令。自禁也，自使也；自夺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②（《苟子·解蔽》）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又“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礼记·缁衣》），这同韩愈所说“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原道》），不仅思想内涵接近，用语也如出一辙。汉儒也有这种设喻：“天生之，地载之，圣人教之。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体也。心之所好，体必安之；君之所好，民必从之。”④宋儒张载提出“心统性情者”的命题，认为“心”是包含着性及由感物而起的情。程颐之论曰：“性之本谓之命，性之自然者谓之天，性之有形者谓之心，性之有动者谓之情，凡此数者皆一也。”②宋儒留正亦日：“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夫天之所以能成造化之功者，以其无容心也。是以生育肃杀自然有至理寓乎其间。夫圣人之心亦如是而已。举天下之事，是非利害杂然至乎其前，而吾一概以无心处之，方寸湛然，处处洞彻，天下之事焉往而不得其当哉!臣知艺祖之心、寿皇之心即天之心也。”至于明儒，还有这种思维痕迹，王守仁尝云：“性一而已。自其形体也，谓之天；主宰也，谓之帝；流行也，谓之命；赋于人也，谓之性；主于身也，谓之心。”据此又云：“人君端拱清穆，六卿分职，天下乃治：心统五官，亦要如此。”凡此，都可见出“心君同构”的思维痕迹。

二程集

作者：  (宋)程颢，(宋)程颐著;王孝鱼点校

出版社：中华书局,2004

简介：本书是程颢、程颐全部著作的汇集。本书包括遗书、外书、文集、易传、经说、粹言六种，其中程颐的著作居多。遗书是二程的弟子们记下的二程语录，后来由朱熹加以综合编定。外书是遗书的辅编或续编。所以叫做外传，据朱熹说，是由于材料的来源比较杂，材料的可靠性也较差的缘故。文集是二程的诗文杂著。经说是二程对一部分儒家经典的解说和发挥。以上四种，在宋代均单独刊行，也曾有人把它们合在一起刊行，称程氏四书。

钦定四库全书四书章句集注

作者：  朱熹

出版社：中国书店出版社 2015年08月

简介：

《四书章句集注》是朱熹倾注毕生心血之作，他至临死前一天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的注，如他自己所说"毕力钻研，死而后已"。《四书章句集注》较系统的反映了朱熹作为集大成者的理学思想，他在认识论上提出了格物致知说，阐述了认识世界的途径。明、清两朝统治者十分重视理学，《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官定的必读注本和科举考试的依据。 《四书章句集注》是儒家文化史上的一个里程牌。中国古代有"四书五经"，与基督教有圣经、伊斯兰教有古兰经相似。汉唐是《五经》时代，宋后是《四书》时代。南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朱熹在福建漳州将《大学》从《礼记》中抽出来，到撰写《四书章句集注》时，便成了《四书》之一。按朱熹和宋代另一位著名学者程颐的看法，它被列为"四书"之首，与《论语》、《孟子》、《中庸》一起，作为一套经书刊刻问世。这位儒家大师认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定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朱熹著《四书章句集注》，具有划时代意义。

《四书章句集注》是四书的重要的注本。其内容分为《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以及《孟子集注》。朱熹首次将《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并列，认为《大学》中"经"的部分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传"的部分是"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而由"子思笔之于书以授孟子"。四者上下连贯传承而为一体。《大学》、《中庸》中的注释称为"章句"，《论语》、《孟子》中的注释集合了众人说法，称为"集注"。后人合称其为"四书章句集注"，简称"四书集注。

《四书章句集注》19卷，朱熹于公元1190年在漳州刊出。其后学关于"四书"的讲义或精义之类的书很多。据清人陈衍《福建通志》统计，仅福建朱子学者的这方面著作就有150种之多。其学风基本上都是重义理而轻训诂，形成了不空谈、务致用的传统。因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总序上说:"洛、闽继起，道学大昌;摆落汉唐，独研义理;凡经师旧说，俱排斥以为不足信。"可以说， 《四书章句集注》一书，上承经典，下启群学，金科玉律，代代传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构成不可低估。

《四库全书》是在乾隆皇帝的主持下，由纪昀等360多位高官、学者编撰，3800多人抄写，费时十三年编成。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共有3500多种书，7.9万卷，3.6万册，约8亿字，基本上囊括了中国古代所有图书，故称"全书"。当年，乾隆皇帝命人手抄了7部《四库全书》，下令分别藏于全国各地。先抄好的四部分贮于紫禁城文渊阁、辽宁沈阳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河北承德文津阁珍藏，这就是所谓的"北四阁"。后抄好的三部分贮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和杭州文澜阁珍藏，这就是所谓的"南三阁"。

教育视域中的理学与佛学关系研究

作者：  张学强著

出版社：巴蜀书社,2002

简介：作为对周敦颐开创的理学的重要的继承者与完善者，程颢、程颐在构建其教育思想体系时，如何处理同佛学(包括道教)的关系便是一个不能回避的现实问题。虽然说二程各自走过的学术道路不同，学术风格也有很大差异，但从根本上讲，两人的学术思想则是一致的，他们同宗儒家道统，一致反佛，并能根据各自需要吸收佛学思想，对儒学尤其是儒家教育思想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故合论之。 与同时代排佛甚力的理学家张载相比，总的看来，二程对佛学的态度要缓和些、圆通些，涉及面更广泛些，这有助于他们在坚守儒家立场的同时尽可能多地吸收佛学思想以为己用，从而建立起更为精致的教育思想体系来。二程认为，“异教之书，‘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佛学也有与儒学相合之处，不能认为佛学毫无创见，只是不可因其小同而略其大异，同儒学相比，佛学“本领不是，一齐差却”，因而“其流必害，故不可以一言之中、一事之善，而兼取其大体也”。在二程看来，佛学之害至深，流传至广，而且因其高深之心性论迷惑的往往是那些高明之土，“昔之惑人，因其迷黯，今之惑人，因其高明”，不无忧虑地洞见到佛学在当时的影响已超越了普通民众对其“崇设像教”的盲目信仰，已经达到了对儒家精英知识分子具有很强吸引力的地步，士大夫相聚，也“大率谈禅”，二程讲： “古亦有释氏，盛时尚只是祟设像教，其害至小。今日之风，便先言性命道德，先驱了知者，才愈高明，则陷溺愈深。” 这种状况首先便对儒家思想的生存与发展尤其是儒家以六经为本、“学而优则仕”的“内圣外王”的教育观念与实践构成了极大的危害，二程讲：“今人不学则已，如学焉，未有不归于禅也

大学章句集注

作者：  (宋)朱熹等注

出版社：中国书店,1985,1996重印)

简介：四书——应该说，凡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四书》。它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四部著作的总称。据称它们分别出于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性人物曾参、子思、孔子、孟子，所以称为《四子书》（也称《四子》），简称为《四书》。南宋光宗绍熙远年（1190年），当时著名理学家朱熹在福建漳州将《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汇集到一起,作为一套经书刊刻问世。这位儒家大学者认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定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并曾说“《四子》，《六经》之阶梯”（《朱子语类》）朱熹著《四书章句集注》，具有划时代意义。汉唐是《五经》时代，宋后是《四书》时代。 《大学》：《大学》原本是《礼记》中一篇，在南宋前从未单独刊印。传为孔子弟子曾参（前505—前434）作。自唐代韩愈、李翱维护道统而推崇《大学》（与《中庸》），至北宋二程百般褒奖宣扬，甚至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再到南宋朱熹继承二程思想，便把《大学》从《礼记》中抽出来，与《论语》、《孟子》、《中庸》并列，到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时，便成了《四书》之一。按朱熹和宋代另一位著名学者程颐的看法，《大学》是孔子及其门徒留下来的遗书，是儒学的人门读物。所以，朱熹把它列为'四书'之首。 《中庸》：《中庸》原来也是《礼记》中一篇，在南宋前从未单独刊印。一般认为它出于孔子的孙子子思（前483－前402）之手，《史记·孔子世家》称“子思作《中庸》”。自唐代韩愈、李翱维护道统而推崇《中庸》（与《大学》），至北宋二程百般褒奖宣扬，甚至认为《中庸》是“孔门传收授心法”，再到南宋朱熹继承二程思想，便把《中庸》从《礼记》中抽出来，与《论语》、《孟子》、《大学》并列，到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时，便成了《四书》之一。从《中庸》和《孟子》的基本观点来看，也大体上相同的。不过，现存的《中庸》，已经经过秦代儒者的修改，大致写定于秦统一全国后不久。所以每篇方式已不同于《大学》，不是取正义开头的两个字为题，而是撮取文章的中心内容为题了。 《论语》：《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儒家学派创始人，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有极其深远的影响。《论语》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是孔子的学生及其再传学生所记录整理。《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论语》涉及哲学、政治、经济，教育、文艺等诸多方面，内容非常丰富，是儒学最主要的经典。在表达上，《论语》语言精炼而形象生动，是语录体散文的典范。在编排上，《论语》没有严格的编纂体例，每一条就是一章，集章为篇，篇、章之间并无紧密联系，只是大致归类，并有重复章节出现。到汉代时，有《鲁论语》（20篇）、《齐论语》（22篇）、《古文论语》（21篇）三种《论语》版本流传。东汉末年，郑玄以《鲁论语》为底本，参考《齐论语》和《古文论语》编校成一个新的本子，并加以注释。郑玄的注本流传后，《齐论语》和《古文论语》便逐渐亡佚了。以后各代注释《论语》的版本主要有：三国时魏国何晏《论语集解》，南北朝梁代皇侃《论语义疏》，宋代邢晏《论语注疏》、朱熹《论语集注》，清代刘宝楠《论语正义》等。 《孟子》：《孟子》是记载孟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孟子（约前372-前289），名轲，字子舆，战国中期邹国（今山东邹县东南人），离孔子的故乡曲阜不远。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到南宋孝宗时，朱熹编《四书》列入了《孟子》，正式把《孟子》提到了非常高的地位。元、明以后又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更是读书人的必读书了。 《孟子》是记载孟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和孔子一样，孟子也曾带领学生游历魏、齐、宋、鲁、滕、薛等国，并一度担任过齐宣王的客卿。由于他的政治主张也与孔子的一样不被重用，所以便回到家乡聚徒讲学，与学生万章等人著书立说，“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赵岐在《孟子题辞》中把《孟子》与《论语》相比,认为《孟子》是“拟圣而作”。所以，尽管《汉书·艺文志》仅仅把《孟子》放在诸子略中，视为子书，但实际上在汉代人的心目中已经把它看作辅助“经书”的“传”书了。汉文帝把《论语》、《孝经》、《 孟子》、《尔雅》各置博士，便叫“传记博士”。到五代后蜀时，后蜀主孟昶命令人楷书十一经刻石，其中包括了《孟子》，这可能是《孟子》列入“经书”的开始。到南宋孝宗时，朱熹编《四书》列入了《孟子》，正式把《孟子》提到了非常高的地位。 二、五经——儒家本有六经，《诗经》、《尚书》、《仪礼》、《乐经》、《周易》、《春秋》。秦始皇'焚书坑儒'，据说经秦火一炬，《乐经》从此失传，东汉在此基础上加上《论语》、《孝经》，共七经；唐时加上《周礼》、《礼记》、《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尔雅》，共十二经；宋时加《孟子》，后有宋刻《十三经注疏》传世。《十三经》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就传统观念而言，《易》、《诗》、《书》、《礼》、《春秋》谓之'经'，《左传》、《公羊传》、《穀梁传》属于《春秋经》之'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后来的五经是指：《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 《周易》：也称《易》、《易经》，列儒家经典之首。《周易》是占卜之书，其外层神秘，而内蕴的哲理至深至弘。作者应是筮官，经多人完成。内容广泛记录了西周社会各方面，包含史料价值、思想价值和文学价值。以前的人们对自然与人圣变幻规律的认识模式，从没有超越阴阳八卦的思维框架。相传龙马驮“河图”出现在黄河，上古圣人伏羲始作八卦；《史记》又称“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一说伏羲重卦，有说神农），并作爻辞（或谓周公）；后至春秋，又有孔圣作“十翼”之说，世称“人更三圣，世历三古”（《汉书·艺文志》）。《周易》包括《经》和《传》两部分。《经》文由六十四卦卦象及相应的卦名、卦辞、爻名、爻辞等组成。《传》一共七种十篇,有《彖》上下篇，《象》上下篇，《文言》、《系辞》上下篇，《说卦》，《杂卦》和《序卦》。古人把这十篇“传”合称“十翼”，意指“传”是附属于“经”的羽翼，即用来解说“经”的内容。 《尚书》：古时称《书》、《书经》，至汉称《尚书》。“尚”便是指“上”，“上古”，该书是古代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记载上起传说中的尧舜时代，下至东周（春秋中期），约1500多年。基本内容是古代帝王的文告和君臣谈话内容的记录，这说明作者应是史官。《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 相传为孔子编定。《尚书》有两种传本，一种是《今文尚书》，一种是《古文尚书》，现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是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的合编。古时称赞人'饱读诗书'，'诗书'便是分别指《诗经》、《尚书》。 《诗经》：先秦称《诗》，或《诗三百》，是中国第一本诗歌总集。汇集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五百多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原三百十一篇），是西周初至春秋中期的诗歌总集。“古者《诗》三千余篇，及于孔子，去其重……”（《史记·孔子世家》），据传为孔子编定。《诗》分'风'、'雅'、'颂'三部分，'风'为土风歌谣，'雅'为西周王畿的正声雅乐，'颂'为上层社会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此书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各方面，被誉为古代社会的人生百科全书，对后世影响深远。喜欢诗词的朋友，相信都有读过。 《礼记》：战国到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说明经书《仪礼》的文章选集，“《礼记》只是解《仪礼》”（《朱子语类·卷八十七》），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礼记》虽只是解说《仪礼》之书，但由于涉及面广，其影响乃超出了《周礼》、《仪礼》。《礼记》有两种传本，一种是戴德所编，有85篇，今存40篇，称《大戴礼》；另一种，也便是我们现在所见的《礼记》，是戴德其侄戴圣选编的四十九篇，称《小戴礼记》。 《左传》：也称《左氏春秋》、《春秋古文》、《春秋左氏传》，古代编年体历史著作。《史记》称作者为春秋时左丘明，清代今文经学家认为系刘歆改编，近人又认为是战国初年人据各国史料编成（又有说是鲁国历代史管所写）。它的取材范围包括了王室档案，鲁史策书，诸侯国史等。记事基本以《春秋》鲁十二公为次序，内容包括诸侯国之间的聘问、会盟、征伐、婚丧、篡弑等，对后世史学文学都有重要影响。《左传》本不是儒家经典，但自从它立于学官，后来又附在《春秋》之后，就逐渐被儒者当成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