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马修道院ba ma xiu dao yuan

作者：  (法)斯丹达尔著;罗芃译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2005

简介：主人公法布里斯英俊单纯,出身贵族家庭，在争风吃醋中,杀死了情敌,被投入监狱。狱中,又爱上了监狱司令的女儿克莱莉娅,两人爱得死去活来。法布里斯的姑妈是宫廷贵妇,暗恋着法布里斯，救出了法布里斯,并让他当上了总主教。克莱莉娅违心嫁给了富翁,又被痴情的法布里斯所感动,与他偷情了数年后抑郁离世,法布里斯不久也随她而去。 《巴马修道院》是法国大作家斯丹达尔的又一部长篇力作，在法国与《红与黑》齐名，著名翻译家罗芃,以娴熟优美的文笔把该书译成中文,并撰写了长篇译序，使其成为一个完美的文本。

Mensonge romantique et vérité romanesque

作者：  (法)勒内·基拉尔著;罗芃译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简介：本书是勒内·基拉尔1961年的作品，题目完美地诠释了作品的主题：浪漫主义空洞的谎言与小说对现实世界真实的揭示。该论著与另一本早期著作《地下室批评》共同构成了基拉尔思想体系的重大假设——“摹仿的欲望”，即宣扬人永远不是自身欲望的根源，欲望永远源自被摹仿的第三者，源自一个既是楷模又是对手的介体。在《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中，基拉尔清晰地分析了几位重要作家：塞万提斯，福楼拜，司汤达，普鲁斯特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关于人类行为的重要角度。

Histoire de la culture Francaise

作者：  罗芃等著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简介：为了普及文化历史知识，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了文化史系列书籍，既有中国古代的文化历史，也有外国的国别文化历史。《法国文化史》就是国别文化史丛书中的一本。此书一方面从法国的远古到国家的形成，一直写到２０世纪现代主义的崛起，成为纵贯历史的线索；另一方面，从宗教、文学、大学、修道院、沙龙、艺术（绘画、音乐、歌曲、戏剧等）、建筑、科学（化学、生物学、放射学等），进行了横向的说明。同时，还介绍了中国和法国的文化交流的情况。 在历史的思考中，该书呈现了法国的文化演进，展示了法国文化的壮阔画面。例如，通过“巴黎大学”一节，讲解了法国大学发展的历史、大学的特点（师生的保护性特权、免税权等）、大学的杰出人物（罗吉尔·培根、圣托马斯·阿奎那等），具体说明了大学在文化中的地位、作用、影响。再如，“贵族沙龙的风雅生活”这一节，讲述了法国社交、艺术创造、文化风气形成的独特形式，是我们对于法国不了解的人非常需要知道的。法国文化的浪漫主义是世界知名的，在第八章里，对于浪漫主义有详细的论述。科学是近代法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第十章，专门论述了“法国的自然科学的发展”。笛卡尔、拉瓦锡、拉普拉斯、巴斯德等著名的科学家，被作为文明历史的化身，告诉了广大读者。 作者的论述十分严谨，例如，人物的名字后面，有法文对照、有生活年代，可以让读者放心、确证，也方便大家去进一步阅读原著。如说到此书的不足，有的读者或许希望它在文学上有大手笔，有的或许希望它在科学上多用笔墨，有的或许希望在政治上有更多的论述，因为文化是十分宽泛的概念。到底如何对待这些问题，看来需要集中读者的意见和建议，进行重新的考虑。

欧洲文学史.第三卷,二十世纪二次大战前欧洲文学二十世纪二次大战后欧洲文学

作者：  李赋宁总主编;罗芃，孙凤城，沈石岩主编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2001,2010重印)

简介：上册 绪言 第一章 二十世纪二次大战前文学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英国文学 第三节 法国文学 第四节 俄苏文学 第五节 德国文学 第六节 奥地利和瑞士德语文学 第七节 西班牙和葡萄牙文学 第八节 意大利文学 第九节 东欧文学 第十节 北欧文学 下册 第二章 二十世纪二次大战后文学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英国文学 第三节 法国文学 第四节 苏联文学 第五节 德国文学 第六节 奥地利和瑞士德语文学 第七节 西班牙和葡萄牙文学 第八节 意大利文学 第九节 东欧文学 第十节 北欧文学 大事年表 索引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大学欧美文学研究中心主办

作者：  刘意青，罗芃主编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简介：　　 编辑推荐:欧美文学论丛。本辑为论丛的第一辑,集中围绕欧美经典作家作品展开研究,有不少成果是首次发表。作者阵容则显示了欧美文学研究后继力量的雄厚。在编辑体例上,本卷对入选的文章采取了包容性较强的按国别(语种)排列的办法。 　　

欧美文学论丛.第五辑,圣经、神话传说与文学

作者：  罗芃，任光宣主编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简介：《圣经神话传说与文学(第5辑)》中收入了一组专门研究俄罗斯文学与《圣经》的关系的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刘涛博士的论文《斯拉波夫斯基的第一次基督的第二次降临》分析俄罗斯当代小说家阿?斯拉波夫斯基的小说《第一次基督的第二次降临》的宗教内涵，指出小说主人公在不断重构自我主体性的同时，在身份、神迹、品性、信仰等方面对《圣经》中的基督进行解构，从而颠覆了耶稣基督的神圣性，进而颠覆了基督教信仰。刘锟博士的论文《从东正教文化视角看俄罗斯文学中的女性观》从宗教视角研究俄罗斯文学的女性观，介绍了在俄罗斯文学中认为女性“有罪”、“神圣”和“圣智”的三种认识和观念，并且探讨了这三种观念与《圣经》的渊源联系。任明丽博士的论文《虔诚的罪和赞美诗》介绍20世纪俄罗斯作家弗?戈连施坦的长篇小说《赞美诗》。《赞美诗》是建构在《圣经》文本之上的一部作品。论文讨论了这部作品大师引用《圣经》文本，以寓言形式讨论宗教，解析《福音书》，塑造出一个新的反基督形象等问题。

Mensonge romantique et verite romanesque

作者：  (法)勒内·基拉尔(Rene Girard)著;罗芃译

出版社：三联书店,1998

简介：这是一部介于哲学、社会学和文学批评之间的著作。作者分析了塞万提斯、斯丹达尔、福楼拜、驼斯妥耶夫斯基和普鲁斯特等五位著名小说家的作品，但是作者的目光没有局限在文学研究本身范畴内，而是投向了人的意识的深层世界。

La comedie humaine

作者：  (法)巴尔扎克(Balzac，H.D.)著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简介：《人间喜剧4》内容简介：奥诺雷?巴尔扎克（1799一1850）是十九世纪法国最伟大的小说家，塑造典型的巨匠，举世公认的现实主义大师。他以二十年的辛勤工作，创造了《人间喜剧》这一小说史上的奇迹。他将九十余部篇幅不等的小说联成一体，构成了一幅完整的、包罗万象的社会风俗画，“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①使通常被视为供人消遣的小说一变而具有文献的价值。巴尔扎克的全部作品证明，他富有独创性地实践和发展了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大大丰富和完善了小说的艺术技巧，使之最终脱离“故事”的范畴，成为一种表现力极强的、全新的艺术形式。 巴尔扎克生活在法国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转折时期，亲身经历了拿破仑帝国、波旁复辟王朝、七月王朝等重要历史阶段，目睹了一八三○年和一八四八年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新旧交替时期的种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急剧而持续的社会动荡，带来了社会思潮的空前活跃，促进了十九世纪法国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同时也对巴尔扎克的创作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所有优秀的作家都在作品中表现了自己的时代，巴尔扎克的愿望却是完整地再现他的时代。他不满足于描绘某一社会侧面，塑造某几个人物典型，而是要完成“一套关于十九世纪法国的著作”，“其中每一章都是一篇小说，每篇小说都标志着一个时代”。他让两三千个人物在纸上活跃起来，组成一个完整的社会，有声有色地再现了法国大革命以后直到一八四八年资产阶级完全取得统治权这一整段历史。按他自己的说法，这是“许多历史家所忽略了的……风俗史”。巴尔扎克大胆地突破了传统的艺术领域和艺术方法，几乎无限度地扩大了文学的题材，让社会生活中一切仿佛与文学的诗情画意格格不入的东西，都肆无忌惮地闯入了小说：财政金融、债务诉讼、银行的倒账清理、商店的结算盘存……都在巴尔扎克笔下得到了富于诗意的描绘；各行各业、各个阶层的人物都可以在《人间喜剧》中找到自己的代表。所以有人不无夸大地说：社会多么复杂，《人间喜剧》的内容就有多复杂；生活多么丰富，《人间喜剧》的场景就有多丰富。 不仅如此，巴尔扎克还试图进一步探究产生这种种社会现象的原因，分析其本质和意义。在巴尔扎克身上，很早就有一种把握一切、认识一切、解说一切的强烈愿望。他在想要当小说家之前，曾经想成为一名哲学家；他在决定以小说来反映当代历史的时候，首先想到应当象布丰研究动物世界那样，把整个人类社会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对巴尔扎克来说，写作是研究和说明世界的一种手段。所以从一八三○年开始，他就在“私人生活场景”、“哲理研究”、“风俗研究”等标题下出版自己的小说。一八四一年他受到但丁《神曲》（直译即《神的喜剧》）的启发，又决定将自己作品的总称定为《人间喜剧》，把人世间一切纷争角逐或悲欢离合，意味深长地喻为舞台上演出的一个个剧目。 在一八四二年开始出版的《人间喜剧》中，巴尔扎克将编目划分为三个部分：“风俗研究”、“哲理研究”和“分析研究”按作者自己的解释，“风俗研究”是描绘法国当代社会风貌；“哲理研究”是探讨产生这些社会现象的原因，寻出隐藏在众多的人物、激情和事件里面的意义；“分析研究”则是从“人类的自然法则”出发来分析这一切因果的本质和根源。在这三部分内容里，“风俗研究”的篇幅最大，分量最重，根据题材的类别，巴尔扎克又将它划分为“私人生活”、“外省生活”、“巴黎生活”、“政治生活”、“军旅生活”和“乡村生活”等六个场景。巴尔扎克原计划在《人间喜剧》的总标题下写一百四十余篇小说，结果只完成了九十六篇，其中绝大部分属于“风俗研究”，而且主要集中在前三个场景。这九十六篇小说并非都是杰作，但就总体而言，却构成了一座奇伟壮丽的大厦。在法国乃至欧洲文学史上，还没有第二座这样的大厦。 《驴皮记》的主人公拉法埃尔曾经说：“我感到自己有某种思想要表达，有某种体系要建立，有某种学说要阐释。”这也正是巴尔扎克写作《人间喜剧》时的心情。为了达到他所企望的 高度，他曾如饥似渴地阅读古往今来的大量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和自然科学著作，不断地进行比较、分析和概括；他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搜寻人们内心的秘密，象哲学家和科学家那样细致地观察当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权力和财富的分配、法律的奥秘、宗教的效用……，精细地剖析人们的感情、欲望、各种行为的动因，耐心地探究各种社会现象的内在联系……终于在这个纷乱的、骚动的社会中，发现了一条非人力所能控制的规律，这就是资产阶级的日益得势和贵族社会的解体、灭亡。这样一个历史的总趋向，就是当时支配全部社会生活的本质力量。社会上的一切冲突、争斗、动乱、犯罪，发生在家庭和个人生活中的种种悲喜剧，都和这个特定的历史进程紧紧联系在一起。由于对社会形成了这一总体认识，巴尔扎克得以从种种分散的、个别的、偶然的现象中，把握住具有本质意义的历史内容，从而成功地描绘出法国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这一重大历史转折在社会生活中引起的巨大变化，以及对人们命运和心灵产生的深刻影响。这样，巴尔扎克的作品就不仅在广度上，而且在深度上大大超过了同时代的作家，并因此博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高度赞扬。 巴尔扎克之所以高于一般的作家，在于他是个兼有哲学家头脑和历史家眼光的文学家。他的作品超越了个人的生活感受和个人情感的抒发，而融入了对社会的总体分析。巴尔扎克在小说《幻灭》中谈到，“最高的艺术是要把观念纳入形象”，而且“一个字应包含无数的思想，一个画面要概括整套的哲理”。这样，他就把小说提高到历史哲学的水平，使之达到了一般文学作品所未能达到的深度。 巴尔扎克作为风俗史家之所以比真正的历史家更有力量，是因为他并不是运用概念，而是诉诸形象。历史家用概念所阐述的一切，他却通过大量的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例来引导读者自己去感受。因此他以形象绘制的历史，常常比历史家所编写的历史给人印象更深刻、更强烈，因而也更有说服力。恩格斯曾经说，他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 塑造形象，刻画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是巴尔扎克概括和提炼生活的主要手段，也是他对现实主义艺术的主要贡献。他把性格塑造和深刻的历史内容结合起来，建立了法国文学史上最为壮观的人物画廊。巴尔扎克让人物在行动中展示个性，使故事情节和环境描写巧妙地服务于性格的塑造。巴尔扎克笔下的人物，哪怕是次要人物，全都个性鲜明，血肉丰满，虽然不无夸张，却都有着坚实的现实基础，使人感到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别林斯基曾惊叹巴尔扎克小说中的众多人物、众多个性竟没有一个完全雷同。左拉曾钦佩地谈到，在巴尔扎克那些生动逼真的人物形象面前，“古希腊罗马的人物变得苍白无力，浑身抖颤，中古的人物象玩具铅兵一样倒伏在地。” 巴尔扎克具有艺术大师的洞察一切的锐利眼光，他能够通过短暂的接触，迅速地深入到人们的内心，捕捉住这一形象的本质特征。这种非凡的艺术才能，由于他自身的丰富经历而获得充分发展。他出生在一个从农民上升为资产阶级的家庭，亲友多是些中、下层的旧式商人，使他从小就熟悉了这个阶级的各色人等；他成为作家后，为“上流社会”所接纳，便有了更多的机会去研究贵族的风尚习俗；他在大学攻读法律期间，曾经作为律师事务所和公证人事务所的见习生，窥探到巴黎社会背面的污浊；更重要的是，在他成名前的十年闯荡中，他从事过多种行业，经历过无数次的奋斗与失败，体验过经商、破产、倒闭、清理、负债等种种痛苦，领略过期票的追逼和 高利贷者的盘剥……在他同时代的作家中，没有一个人对金钱的迫害、物质的统治有过他那样直接的、深切的感受，在生活的积累上，谁也不象他那么富有；他正象自己曾经描写的某些天才人物那样，在巴黎这个炼狱里“生活过、搏斗过、感受过”。他不仅是《人间喜剧》的作者，也是这个巨型舞台上的演员。波德莱尔曾把他称作《人间喜剧》众多人物中“最奇特、最有趣、最浪漫，也是最富有诗意的一个”①。他在《人间喜剧》中所描写的，不仅是他的观察，也包括他的体验与感受，正是这些切身的体验与感受，构成了《人间喜剧》中最精彩的篇章。 想象力是艺术家不可缺少的素质，而这恰是巴尔扎克最强的天赋之一。他既是一位头脑无比清晰的观察家，又拥有最热烈、最丰富的想象。他通过观察和思考而形成的种种观念，总是迅速地转化成千姿百态的人物。这些人在作家的头脑里按照生活的逻辑行动着，似乎并不怎样受作家主观意愿的支配。巴尔扎克经常生活在幻觉世界里，与他虚构出的人物朝夕相处，被这些人搅得寝食难安。他和他的人物一起幻想、受苦、搏斗，有时几乎把虚构的世界与现实生活相混淆。他不时兴致勃勃地向朋友们报告这些虚构人物的消息，似乎这些人真的生活在他们中间。传说他在病危时呼唤《人间喜剧》中的名医毕安训的名字，声称只有这位医生才能为他解脱痛苦。……这种奇异的精神状态，正是艺术家特有的形象思维功能过度强烈的表现。巴尔扎克笔下的人物之所以常常比现实的人物更生动、更逼真、更令人信服，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他这种特别强健的想象力。 巴尔扎克生活在十九世纪巴黎这个光怪陆离的社会，接触到五花八门的思潮和学说，使他的思想也呈现出十分复杂的状态。他的头脑里填满了种种相互矛盾的主张和学说，在他的作品中，大量的真知灼见与奇谈怪论沓然并存，精辟的分析与荒唐的结论相互映衬。他相信世界的物质性，同时又深受神秘学说的吸引；他本质上是个无神论者，却热心地宣传宗教；他为社会绘制的发展蓝图并未脱离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范畴，而在政治上却倾向于保王党…… 但重要的是，巴尔扎克作为作家，一直把深入地认识和忠实地再现客观世界看成自己的天职。“法国社会是历史家，我只应当充当它的秘书。”①这句既谦逊又自豪的自白，确切地表明了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虽然巴尔扎克身处浪漫主义文学席卷法国的时代，尽管巴尔扎克本身是个浪漫气 质很浓，经常生活在幻想世界的人，尽管他的作品中不乏浪漫主义的篇章，但不管他采用何等浪漫乃至荒诞的表现手法，却始终扎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着眼于反映现实生活的本质。因而普列汉诺夫说，巴尔扎克是“最深刻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巴尔扎克从大量的生活感受出发，达到了对当代社会本质及历史发展趋向的清晰认识。他尊重历史，尊重生活，哪怕生活的逻辑使他得出与自己的信念和愿望相反的结论。所以，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尽管他的伟大的作品是“对上流社会必然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②但当他让那些贵族男女行动时，“他的嘲笑是空前尖刻的，他的讽刺是空前辛辣的，而他经常毫不掩饰地加以赞赏的人物，却正是他政治上的死对头。”③这一切，被恩格斯归结为“现实主义的最伟大的胜利之一”④。也正因为此，巴尔扎克这个自称在“王权”和“宗教”这两种“永恒真理”照耀下写作的保王党人，竟出乎自己意料，常常以他的作品为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科学论断作出印证。 巴尔扎克对我国读者来说，已是一个相当熟悉的作家。早在本世纪初，我国第一位翻译家林纾先生就曾将《人间喜剧》中的《永别》、《耶稣降临弗朗德勒》、《红房子旅馆》及《新兵》等短篇小说译成古汉语，结集成书，题名《哀吹录》，于一九一五年在《说部丛书》中出版。嗣后，徐霞村、蒋怀青、盛成、高名凯、穆木天等法语界前辈陆续将巴尔扎克的许多名著介绍到中国。至一九四九年建国前，我国已经出版巴尔扎克作品二十二种；建国后至一九六六年出版了四十二种。不过真正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的，主要是傅雷先生的译本。巴尔扎克思维层次复杂，语言内涵丰富，复杂句型运用极多，要尽传其精神而又不损及汉语的纯净，确系翻译巴尔扎克作品的一大难题。傅雷先生将文学翻译视为一门独特的艺术，刻意求精，终于跨越障碍，在信、达、雅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如果说中国人主要是通过朱生豪先生了解了莎士比亚，那么也可以说，中国人首先是通过傅雷先生了解了巴尔扎克。傅雷先生所译巴尔扎克作品十三部，凡二百二十万字，占他自己全部译作的五分之二。其中十一部于一九六六年以前出版，即《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贝姨》、《邦斯舅舅》、《于絮尔?弥罗埃》、《搅水女人》、《图尔的本堂神甫》、《比哀兰特》、《夏倍上校》、《奥诺丽纳》和《禁治产》。还有两种———《幻灭》和《赛查?皮罗托盛衰记》————由于十年“文革”的干扰，直至一九七八年才得以面世。这时傅雷先生已经作古，许多老翻译家也已相继去世，巴尔扎克作品的翻译是否后继有人，中国读者能否看到《人间喜剧》的全貌，成为读者和出版界共同关注的一 个问题。 一九八一至一九八三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巴尔扎克的新译三种：《公务员》、《驴皮记》和《十三人故事》， 获得翻译界和读书界的一致好评。资中筠女士所译《公务员》， 文笔简洁遒劲，且准确传神；梁均先生为翻译《驴皮记》，辛勤工作十年之久，十年磨一书，终于使这部著名的哲理小说发出璀璨的光彩；《十三人故事》是袁树仁女士发表的第一部译作，然不鸣 则已，一鸣惊人，特别是《朗热公爵夫人》中对地中海岛屿自然景色和人物心理的描写，译笔清新俊逸，极富韵致，博得译界的喝彩。 法国文学翻译界人才辈出，使《人间喜剧》的翻译出版有了现实可能性。一九八三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拟定了出版《巴尔扎克全集》的具体计划，于一九八四年开始分卷出版三十卷本的《巴尔扎克全集》。一九九一年，已将囊括《人间喜剧》全部作品的前二十四卷出齐。由于供不应求，也由于考虑到许多读者对《人间喜剧》的偏爱，我社决定将《全集》的前二十四卷作为《人间喜剧》的全译本单独再版，同时，《全集》的出版仍按计划继续进行 《人间喜剧》全译本根据法国最具权威性的加利玛出版社的“七星文库”版《人间喜剧》翻译或重新校订，同时参照“七星文库”的诠注，对译文的注释加以核查和增补。巴尔扎克起初为自己的作品所写的序和跋，后来编入《人间喜剧》时本已删去，但对理解其作品仍有一定参考价值，故集中编入中译本第二十四卷，以方便读者查阅。 为了帮助读者理解作品的内容，各卷卷尾附有简短的题解，扼要介绍作品的出版情况及作家的创作意图。《人间喜剧》译成汉文约九百万字，除已故翻译家傅雷先生所译二百二十万字外，基本上都是近十余年的新译，法国文学翻译界的佼佼者，大都参加了这一巨著的翻译或审校工作。语言学院教授袁树仁女士是北京市高等院校评选的优秀教师，教学任务十分繁重，十年来她在课余时间翻译《人间喜剧》中小说十一种，约一百七十万字，审校稿件约七十万字，成为傅雷先生之后，对翻译介绍巴尔扎克贡献最大的翻译家。北京大学教授兼北京大学加拿大研究中心主任张冠尧先生，是一位知识渊博、能适应多种题材和风格的翻译家。他出色地翻译了《人间喜剧》中难度最大的两篇有关神学和玄学的小说。他的译文优美典雅，不仅把《塞拉菲塔》中的挪威风光译得引人入胜，且将此书空灵、虚幻的风格表达得恰到好处。北京大学王文融教授、罗芃教授、南京大学陆秉慧副教授，在译校工作中，显示了一丝不苟的严谨学风和卓越的翻译才能。我国知名的翻译家罗新璋先生、施康强先生和齐宗华女士也都参加了《人间喜剧》的审校工作。人民大学黄晋凯教授除参加部分译校工作外，还在资料方面给我社提供了许多帮助。总之，没有全体译者和审校人员的通力合作，《人间喜剧》这一庞然巨著是很难与中国读者见面的。 《人间喜剧》题材广泛，内容包罗万象，涉猎到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各门学科及文学艺术各个门类的问题，这样一套百科全书式的小说，翻译、校订及注释工作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加之九十余部小说，人物、故事相互联系，形成有机的整体，从头至尾统一全部译名，也是一项巨大而艰巨的工程。虽然我们作了努力，差错仍在所难免，我们期待着读者和专家们的指教和帮助。 编 者 一九九四年二月

人间喜剧.第十四卷,风俗研究·巴黎生活场景.Ⅴ

作者：  (法)巴尔扎克(Balzac，H.D.)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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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人间喜剧14》内容简介：奥诺雷?巴尔扎克（1799一1850）是十九世纪法国最伟大的小说家，塑造典型的巨匠，举世公认的现实主义大师。他以二十年的辛勤工作，创造了《人间喜剧》这一小说史上的奇迹。他将九十余部篇幅不等的小说联成一体，构成了一幅完整的、包罗万象的社会风俗画，“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①使通常被视为供人消遣的小说一变而具有文献的价值。巴尔扎克的全部作品证明，他富有独创性地实践和发展了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大大丰富和完善了小说的艺术技巧，使之最终脱离“故事”的范畴，成为一种表现力极强的、全新的艺术形式。 巴尔扎克生活在法国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转折时期，亲身经历了拿破仑帝国、波旁复辟王朝、七月王朝等重要历史阶段，目睹了一八三○年和一八四八年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新旧交替时期的种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急剧而持续的社会动荡，带来了社会思潮的空前活跃，促进了十九世纪法国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同时也对巴尔扎克的创作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所有优秀的作家都在作品中表现了自己的时代，巴尔扎克的愿望却是完整地再现他的时代。他不满足于描绘某一社会侧面，塑造某几个人物典型，而是要完成“一套关于十九世纪法国的著作”，“其中每一章都是一篇小说，每篇小说都标志着一个时代”。他让两三千个人物在纸上活跃起来，组成一个完整的社会，有声有色地再现了法国大革命以后直到一八四八年资产阶级完全取得统治权这一整段历史。按他自己的说法，这是“许多历史家所忽略了的……风俗史”。巴尔扎克大胆地突破了传统的艺术领域和艺术方法，几乎无限度地扩大了文学的题材，让社会生活中一切仿佛与文学的诗情画意格格不入的东西，都肆无忌惮地闯入了小说：财政金融、债务诉讼、银行的倒账清理、商店的结算盘存……都在巴尔扎克笔下得到了富于诗意的描绘；各行各业、各个阶层的人物都可以在《人间喜剧》中找到自己的代表。所以有人不无夸大地说：社会多么复杂，《人间喜剧》的内容就有多复杂；生活多么丰富，《人间喜剧》的场景就有多丰富。 不仅如此，巴尔扎克还试图进一步探究产生这种种社会现象的原因，分析其本质和意义。在巴尔扎克身上，很早就有一种把握一切、认识一切、解说一切的强烈愿望。他在想要当小说家之前，曾经想成为一名哲学家；他在决定以小说来反映当代历史的时候，首先想到应当象布丰研究动物世界那样，把整个人类社会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对巴尔扎克来说，写作是研究和说明世界的一种手段。所以从一八三○年开始，他就在“私人生活场景”、“哲理研究”、“风俗研究”等标题下出版自己的小说。一八四一年他受到但丁《神曲》（直译即《神的喜剧》）的启发，又决定将自己作品的总称定为《人间喜剧》，把人世间一切纷争角逐或悲欢离合，意味深长地喻为舞台上演出的一个个剧目。 在一八四二年开始出版的《人间喜剧》中，巴尔扎克将编目划分为三个部分：“风俗研究”、“哲理研究”和“分析研究”按作者自己的解释，“风俗研究”是描绘法国当代社会风貌；“哲理研究”是探讨产生这些社会现象的原因，寻出隐藏在众多的人物、激情和事件里面的意义；“分析研究”则是从“人类的自然法则”出发来分析这一切因果的本质和根源。在这三部分内容里，“风俗研究”的篇幅最大，分量最重，根据题材的类别，巴尔扎克又将它划分为“私人生活”、“外省生活”、“巴黎生活”、“政治生活”、“军旅生活”和“乡村生活”等六个场景。巴尔扎克原计划在《人间喜剧》的总标题下写一百四十余篇小说，结果只完成了九十六篇，其中绝大部分属于“风俗研究”，而且主要集中在前三个场景。这九十六篇小说并非都是杰作，但就总体而言，却构成了一座奇伟壮丽的大厦。在法国乃至欧洲文学史上，还没有第二座这样的大厦。 《驴皮记》的主人公拉法埃尔曾经说：“我感到自己有某种思想要表达，有某种体系要建立，有某种学说要阐释。”这也正是巴尔扎克写作《人间喜剧》时的心情。为了达到他所企望的 高度，他曾如饥似渴地阅读古往今来的大量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和自然科学著作，不断地进行比较、分析和概括；他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搜寻人们内心的秘密，象哲学家和科学家那样细致地观察当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权力和财富的分配、法律的奥秘、宗教的效用……，精细地剖析人们的感情、欲望、各种行为的动因，耐心地探究各种社会现象的内在联系……终于在这个纷乱的、骚动的社会中，发现了一条非人力所能控制的规律，这就是资产阶级的日益得势和贵族社会的解体、灭亡。这样一个历史的总趋向，就是当时支配全部社会生活的本质力量。社会上的一切冲突、争斗、动乱、犯罪，发生在家庭和个人生活中的种种悲喜剧，都和这个特定的历史进程紧紧联系在一起。由于对社会形成了这一总体认识，巴尔扎克得以从种种分散的、个别的、偶然的现象中，把握住具有本质意义的历史内容，从而成功地描绘出法国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这一重大历史转折在社会生活中引起的巨大变化，以及对人们命运和心灵产生的深刻影响。这样，巴尔扎克的作品就不仅在广度上，而且在深度上大大超过了同时代的作家，并因此博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高度赞扬。 巴尔扎克之所以高于一般的作家，在于他是个兼有哲学家头脑和历史家眼光的文学家。他的作品超越了个人的生活感受和个人情感的抒发，而融入了对社会的总体分析。巴尔扎克在小说《幻灭》中谈到，“最高的艺术是要把观念纳入形象”，而且“一个字应包含无数的思想，一个画面要概括整套的哲理”。这样，他就把小说提高到历史哲学的水平，使之达到了一般文学作品所未能达到的深度。 巴尔扎克作为风俗史家之所以比真正的历史家更有力量，是因为他并不是运用概念，而是诉诸形象。历史家用概念所阐述的一切，他却通过大量的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例来引导读者自己去感受。因此他以形象绘制的历史，常常比历史家所编写的历史给人印象更深刻、更强烈，因而也更有说服力。恩格斯曾经说，他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 塑造形象，刻画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是巴尔扎克概括和提炼生活的主要手段，也是他对现实主义艺术的主要贡献。他把性格塑造和深刻的历史内容结合起来，建立了法国文学史上最为壮观的人物画廊。巴尔扎克让人物在行动中展示个性，使故事情节和环境描写巧妙地服务于性格的塑造。巴尔扎克笔下的人物，哪怕是次要人物，全都个性鲜明，血肉丰满，虽然不无夸张，却都有着坚实的现实基础，使人感到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别林斯基曾惊叹巴尔扎克小说中的众多人物、众多个性竟没有一个完全雷同。左拉曾钦佩地谈到，在巴尔扎克那些生动逼真的人物形象面前，“古希腊罗马的人物变得苍白无力，浑身抖颤，中古的人物象玩具铅兵一样倒伏在地。” 巴尔扎克具有艺术大师的洞察一切的锐利眼光，他能够通过短暂的接触，迅速地深入到人们的内心，捕捉住这一形象的本质特征。这种非凡的艺术才能，由于他自身的丰富经历而获得充分发展。他出生在一个从农民上升为资产阶级的家庭，亲友多是些中、下层的旧式商人，使他从小就熟悉了这个阶级的各色人等；他成为作家后，为“上流社会”所接纳，便有了更多的机会去研究贵族的风尚习俗；他在大学攻读法律期间，曾经作为律师事务所和公证人事务所的见习生，窥探到巴黎社会背面的污浊；更重要的是，在他成名前的十年闯荡中，他从事过多种行业，经历过无数次的奋斗与失败，体验过经商、破产、倒闭、清理、负债等种种痛苦，领略过期票的追逼和 高利贷者的盘剥……在他同时代的作家中，没有一个人对金钱的迫害、物质的统治有过他那样直接的、深切的感受，在生活的积累上，谁也不象他那么富有；他正象自己曾经描写的某些天才人物那样，在巴黎这个炼狱里“生活过、搏斗过、感受过”。他不仅是《人间喜剧》的作者，也是这个巨型舞台上的演员。波德莱尔曾把他称作《人间喜剧》众多人物中“最奇特、最有趣、最浪漫，也是最富有诗意的一个”①。他在《人间喜剧》中所描写的，不仅是他的观察，也包括他的体验与感受，正是这些切身的体验与感受，构成了《人间喜剧》中最精彩的篇章。 想象力是艺术家不可缺少的素质，而这恰是巴尔扎克最强的天赋之一。他既是一位头脑无比清晰的观察家，又拥有最热烈、最丰富的想象。他通过观察和思考而形成的种种观念，总是迅速地转化成千姿百态的人物。这些人在作家的头脑里按照生活的逻辑行动着，似乎并不怎样受作家主观意愿的支配。巴尔扎克经常生活在幻觉世界里，与他虚构出的人物朝夕相处，被这些人搅得寝食难安。他和他的人物一起幻想、受苦、搏斗，有时几乎把虚构的世界与现实生活相混淆。他不时兴致勃勃地向朋友们报告这些虚构人物的消息，似乎这些人真的生活在他们中间。传说他在病危时呼唤《人间喜剧》中的名医毕安训的名字，声称只有这位医生才能为他解脱痛苦。……这种奇异的精神状态，正是艺术家特有的形象思维功能过度强烈的表现。巴尔扎克笔下的人物之所以常常比现实的人物更生动、更逼真、更令人信服，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他这种特别强健的想象力。 巴尔扎克生活在十九世纪巴黎这个光怪陆离的社会，接触到五花八门的思潮和学说，使他的思想也呈现出十分复杂的状态。他的头脑里填满了种种相互矛盾的主张和学说，在他的作品中，大量的真知灼见与奇谈怪论沓然并存，精辟的分析与荒唐的结论相互映衬。他相信世界的物质性，同时又深受神秘学说的吸引；他本质上是个无神论者，却热心地宣传宗教；他为社会绘制的发展蓝图并未脱离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范畴，而在政治上却倾向于保王党…… 但重要的是，巴尔扎克作为作家，一直把深入地认识和忠实地再现客观世界看成自己的天职。“法国社会是历史家，我只应当充当它的秘书。”①这句既谦逊又自豪的自白，确切地表明了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虽然巴尔扎克身处浪漫主义文学席卷法国的时代，尽管巴尔扎克本身是个浪漫气 质很浓，经常生活在幻想世界的人，尽管他的作品中不乏浪漫主义的篇章，但不管他采用何等浪漫乃至荒诞的表现手法，却始终扎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着眼于反映现实生活的本质。因而普列汉诺夫说，巴尔扎克是“最深刻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巴尔扎克从大量的生活感受出发，达到了对当代社会本质及历史发展趋向的清晰认识。他尊重历史，尊重生活，哪怕生活的逻辑使他得出与自己的信念和愿望相反的结论。所以，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尽管他的伟大的作品是“对上流社会必然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②但当他让那些贵族男女行动时，“他的嘲笑是空前尖刻的，他的讽刺是空前辛辣的，而他经常毫不掩饰地加以赞赏的人物，却正是他政治上的死对头。”③这一切，被恩格斯归结为“现实主义的最伟大的胜利之一”④。也正因为此，巴尔扎克这个自称在“王权”和“宗教”这两种“永恒真理”照耀下写作的保王党人，竟出乎自己意料，常常以他的作品为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科学论断作出印证。 巴尔扎克对我国读者来说，已是一个相当熟悉的作家。早在本世纪初，我国第一位翻译家林纾先生就曾将《人间喜剧》中的《永别》、《耶稣降临弗朗德勒》、《红房子旅馆》及《新兵》等短篇小说译成古汉语，结集成书，题名《哀吹录》，于一九一五年在《说部丛书》中出版。嗣后，徐霞村、蒋怀青、盛成、高名凯、穆木天等法语界前辈陆续将巴尔扎克的许多名著介绍到中国。至一九四九年建国前，我国已经出版巴尔扎克作品二十二种；建国后至一九六六年出版了四十二种。不过真正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的，主要是傅雷先生的译本。巴尔扎克思维层次复杂，语言内涵丰富，复杂句型运用极多，要尽传其精神而又不损及汉语的纯净，确系翻译巴尔扎克作品的一大难题。傅雷先生将文学翻译视为一门独特的艺术，刻意求精，终于跨越障碍，在信、达、雅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如果说中国人主要是通过朱生豪先生了解了莎士比亚，那么也可以说，中国人首先是通过傅雷先生了解了巴尔扎克。傅雷先生所译巴尔扎克作品十三部，凡二百二十万字，占他自己全部译作的五分之二。其中十一部于一九六六年以前出版，即《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贝姨》、《邦斯舅舅》、《于絮尔?弥罗埃》、《搅水女人》、《图尔的本堂神甫》、《比哀兰特》、《夏倍上校》、《奥诺丽纳》和《禁治产》。还有两种———《幻灭》和《赛查?皮罗托盛衰记》————由于十年“文革”的干扰，直至一九七八年才得以面世。这时傅雷先生已经作古，许多老翻译家也已相继去世，巴尔扎克作品的翻译是否后继有人，中国读者能否看到《人间喜剧》的全貌，成为读者和出版界共同关注的一 个问题。 一九八一至一九八三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巴尔扎克的新译三种：《公务员》、《驴皮记》和《十三人故事》， 获得翻译界和读书界的一致好评。资中筠女士所译《公务员》， 文笔简洁遒劲，且准确传神；梁均先生为翻译《驴皮记》，辛勤工作十年之久，十年磨一书，终于使这部著名的哲理小说发出璀璨的光彩；《十三人故事》是袁树仁女士发表的第一部译作，然不鸣 则已，一鸣惊人，特别是《朗热公爵夫人》中对地中海岛屿自然景色和人物心理的描写，译笔清新俊逸，极富韵致，博得译界的喝彩。 法国文学翻译界人才辈出，使《人间喜剧》的翻译出版有了现实可能性。一九八三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拟定了出版《巴尔扎克全集》的具体计划，于一九八四年开始分卷出版三十卷本的《巴尔扎克全集》。一九九一年，已将囊括《人间喜剧》全部作品的前二十四卷出齐。由于供不应求，也由于考虑到许多读者对《人间喜剧》的偏爱，我社决定将《全集》的前二十四卷作为《人间喜剧》的全译本单独再版，同时，《全集》的出版仍按计划继续进行 《人间喜剧》全译本根据法国最具权威性的加利玛出版社的“七星文库”版《人间喜剧》翻译或重新校订，同时参照“七星文库”的诠注，对译文的注释加以核查和增补。巴尔扎克起初为自己的作品所写的序和跋，后来编入《人间喜剧》时本已删去，但对理解其作品仍有一定参考价值，故集中编入中译本第二十四卷，以方便读者查阅。 为了帮助读者理解作品的内容，各卷卷尾附有简短的题解，扼要介绍作品的出版情况及作家的创作意图。《人间喜剧》译成汉文约九百万字，除已故翻译家傅雷先生所译二百二十万字外，基本上都是近十余年的新译，法国文学翻译界的佼佼者，大都参加了这一巨著的翻译或审校工作。语言学院教授袁树仁女士是北京市高等院校评选的优秀教师，教学任务十分繁重，十年来她在课余时间翻译《人间喜剧》中小说十一种，约一百七十万字，审校稿件约七十万字，成为傅雷先生之后，对翻译介绍巴尔扎克贡献最大的翻译家。北京大学教授兼北京大学加拿大研究中心主任张冠尧先生，是一位知识渊博、能适应多种题材和风格的翻译家。他出色地翻译了《人间喜剧》中难度最大的两篇有关神学和玄学的小说。他的译文优美典雅，不仅把《塞拉菲塔》中的挪威风光译得引人入胜，且将此书空灵、虚幻的风格表达得恰到好处。北京大学王文融教授、罗芃教授、南京大学陆秉慧副教授，在译校工作中，显示了一丝不苟的严谨学风和卓越的翻译才能。我国知名的翻译家罗新璋先生、施康强先生和齐宗华女士也都参加了《人间喜剧》的审校工作。人民大学黄晋凯教授除参加部分译校工作外，还在资料方面给我社提供了许多帮助。总之，没有全体译者和审校人员的通力合作，《人间喜剧》这一庞然巨著是很难与中国读者见面的。 《人间喜剧》题材广泛，内容包罗万象，涉猎到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各门学科及文学艺术各个门类的问题，这样一套百科全书式的小说，翻译、校订及注释工作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加之九十余部小说，人物、故事相互联系，形成有机的整体，从头至尾统一全部译名，也是一项巨大而艰巨的工程。虽然我们作了努力，差错仍在所难免，我们期待着读者和专家们的指教和帮助。 编 者 一九九四年二月

美学原理美学纲要

作者：  (意)克罗齐著;朱光潜等译;韩邦凯，罗芃译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2008印)

简介：《外国文艺理论丛书》的选题为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由当时的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组织全国外国文学专家数十人共同研究和制定，所选收的作品，上自古希腊、古罗马和古印度，下至二十世纪初，系各历史时期及流派最具代表性的文艺理论著作，是二十世纪以前文艺理论作品的精华，曾对世界文学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该丛书曾列入国家“七五”、“八五”出版计划，受到我国文化界的普遍关注和欢迎。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各学科学术研究的深入发展，为满足文艺理论界的迫切需求，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对这套，“丛书”的选题进行调整和充实，并将选收作品的下限移至二十世纪末，予以继续出版。首批推出的第一辑，有柏拉图的《文艺对话集》、亚理斯多德的《诗学》、贺拉斯的《诗艺》、爱克曼辑录的《歌德谈话录》和维柯的《新科学》等十部多为初版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作品。这些论著的译者主要有知名学者朱光潜、杨周翰、罗念生等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界的老前辈，作品的译文忠实准确，编校质量精益求精，堪称名著名译名编，故此次重版，除《诗的艺术》等个别作品内容上有增补外，其余仅对文中个别明显有误的字句加以修改，书中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等尽量不作改动，前言、后记、题解更多>>

改革开放30年的外国文学研究文献综述

作者：  罗芃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年05月

简介：

本书对改革开放以来30年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包括：阿拉伯文学研究、日本文学研究、南亚文学研究、撒哈拉以南文学研究等几个方面。基本上都按照区域或国别文学史的线索来编排各章内容，围绕每个时期的重要作家、作品或文学现象，阐述三十多年来我国外国文学界对其所作的研究，以求透过发展的视野见出相关研究的连续性脉络、阶段性特点和亟待解决的问题。例如在英国文学研究方面，通过历史线索的分析研究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英国文学研究成果丰厚，研究范围基本涵盖了英国文学史的主要阶段，其中对20世纪英国文学的研究已形成较为成熟的理论批评系统，对诸作家的研究已从起初的生平、作品的简单介绍、翻译与赏析，逐渐发展到理论研究以及综合框架下的多元探究和文本细读。事实上，这种由简到繁、由易到难的嬗变也可以用来概括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整体趋势。这种日益专业化和多样化的研究趋势与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重视对外国文学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引进不无关系。

改革开放30年的外国文学研究文献综述

作者：  罗芃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年05月

简介：

本书从学科史的角度系统地检阅改革开放三十年（1978—2008）以来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基本状况，将描述与分析、综述与讨论、资料性与学术性有机地结合起来，旨在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外国文学研究状况的全面调研获得充分的一手资料，将外国文学研究置于一个动态的长程视野中进行综合、考察和分析，如实地反映和评价已有的成就，并对存在的问题做出一定的反思。本项研究不仅具有单纯的回顾性质，更有一个向未来延伸的层面，可以为外国文学学科的未来发展提供鉴照，同时也帮助研究者了解和掌握各个具体的分支领域的研究现状，从而在更高层次上推进相关领域的研究。

La comedie humaine

作者：  (法)巴尔扎克(Balzac)著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简介：奥诺雷·巴尔扎克（1799一1850）是十九世纪法国最伟大的小说家，塑造典型的巨匠，举世公认的现实主义大师。他以二十年的辛勤工作，创造了《人间喜剧》这一小说史上的奇迹。他将九十余部篇幅不等的小说联成一体，构成了一幅完整的、包罗万象的社会风俗画，“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①使通常被视为供人消遣的小说一变而具有文献的价值。巴尔扎克的全部作品证明，他富有独创性地实践和发展了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大大丰富和完善了小说的艺术技巧，使之最终脱离“故事”的范畴，成为一种表现力极强的、全新的艺术形式。 巴尔扎克生活在法国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转折时期，亲身经历了拿破仑帝国、波旁复辟王朝、七月王朝等重要历史阶段，目睹了一八三○年和一八四八年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新旧交替时期的种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急剧而持续的社会动荡，带来了社会思潮的空前活跃，促进了十九世纪法国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同时也对巴尔扎克的创作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所有优秀的作家都在作品中表现了自己的时代，巴尔扎克的愿望却是完整地再现他的时代。他不满足于描绘某一社会侧面，塑造某几个人物典型，而是要完成“一套关于十九世纪法国的著作”，“其中每一章都是一篇小说，每篇小说都标志着一个时代”。他让两三千个人物在纸上活跃起来，组成一个完整的社会，有声有色地再现了法国大革命以后直到一八四八年资产阶级完全取得统治权这一整段历史。按他自己的说法，这是“许多历史家所忽略了的……风俗史”。巴尔扎克大胆地突破了传统的艺术领域和艺术方法，几乎无限度地扩大了文学的题材，让社会生活中一切仿佛与文学的诗情画意格格不入的东西，都肆无忌惮地闯入了小说：财政金融、债务诉讼、银行的倒账清理、商店的结算盘存……都在巴尔扎克笔下得到了富于诗意的描绘；各行各业、各个阶层的人物都可以在《人间喜剧》中找到自己的代表。所以有人不无夸大地说：社会多么复杂，《人间喜剧》的内容就有多复杂；生活多么丰富，《人间喜剧》的场景就有多丰富。 不仅如此，巴尔扎克还试图进一步探究产生这种种社会现象的原因，分析其本质和意义。在巴尔扎克身上，很早就有一种把握一切、认识一切、解说一切的强烈愿望。他在想要当小说家之前，曾经想成为一名哲学家；他在决定以小说来反映当代历史的时候，首先想到应当象布丰研究动物世界那样，把整个人类社会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对巴尔扎克来说，写作是研究和说明世界的一种手段。所以从一八三○年开始，他就在“私人生活场景”、“哲理研究”、“风俗研究”等标题下出版自己的小说。一八四一年他受到但丁《神曲》（直译即《神的喜剧》）的启发，又决定将自己作品的总称定为《人间喜剧》，把人世间一切纷争角逐或悲欢离合，意味深长地喻为舞台上演出的一个个剧目。 在一八四二年开始出版的《人间喜剧》中，巴尔扎克将编目划分为三个部分：“风俗研究”、“哲理研究”和“分析研究”按作者自己的解释，“风俗研究”是描绘法国当代社会风貌；“哲理研究”是探讨产生这些社会现象的原因，寻出隐藏在众多的人物、激情和事件里面的意义；“分析研究”则是从“人类的自然法则”出发来分析这一切因果的本质和根源。在这三部分内容里，“风俗研究”的篇幅最大，分量最重，根据题材的类别，巴尔扎克又将它划分为“私人生活”、“外省生活”、“巴黎生活”、“政治生活”、“军旅生活”和“乡村生活”等六个场景。巴尔扎克原计划在《人间喜剧》的总标题下写一百四十余篇小说，结果只完成了九十六篇，其中绝大部分属于“风俗研究”，而且主要集中在前三个场景。这九十六篇小说并非都是杰作，但就总体而言，却构成了一座奇伟壮丽的大厦。在法国乃至欧洲文学史上，还没有第二座这样的大厦。 《驴皮记》的主人公拉法埃尔曾经说：“我感到自己有某种思想要表达，有某种体系要建立，有某种学说要阐释。”这也正是巴尔扎克写作《人间喜剧》时的心情。为了达到他所企望的 高度，他曾如饥似渴地阅读古往今来的大量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和自然科学著作，不断地进行比较、分析和概括；他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搜寻人们内心的秘密，象哲学家和科学家那样细致地观察当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权力和财富的分配、法律的奥秘、宗教的效用……，精细地剖析人们的感情、欲望、各种行为的动因，耐心地探究各种社会现象的内在联系……终于在这个纷乱的、骚动的社会中，发现了一条非人力所能控制的规律，这就是资产阶级的日益得势和贵族社会的解体、灭亡。这样一个历史的总趋向，就是当时支配全部社会生活的本质力量。社会上的一切冲突、争斗、动乱、犯罪，发生在家庭和个人生活中的种种悲喜剧，都和这个特定的历史进程紧紧联系在一起。由于对社会形成了这一总体认识，巴尔扎克得以从种种分散的、个别的、偶然的现象中，把握住具有本质意义的历史内容，从而成功地描绘出法国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这一重大历史转折在社会生活中引起的巨大变化，以及对人们命运和心灵产生的深刻影响。这样，巴尔扎克的作品就不仅在广度上，而且在深度上大大超过了同时代的作家，并因此博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高度赞扬。 巴尔扎克之所以高于一般的作家，在于他是个兼有哲学家头脑和历史家眼光的文学家。他的作品超越了个人的生活感受和个人情感的抒发，而融入了对社会的总体分析。巴尔扎克在小说《幻灭》中谈到，“最高的艺术是要把观念纳入形象”，而且“一个字应包含无数的思想，一个画面要概括整套的哲理”。这样，他就把小说提高到历史哲学的水平，使之达到了一般文学作品所未能达到的深度。 巴尔扎克作为风俗史家之所以比真正的历史家更有力量，是因为他并不是运用概念，而是诉诸形象。历史家用概念所阐述的一切，他却通过大量的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例来引导读者自己去感受。因此他以形象绘制的历史，常常比历史家所编写的历史给人印象更深刻、更强烈，因而也更有说服力。恩格斯曾经说，他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 塑造形象，刻画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是巴尔扎克概括和提炼生活的主要手段，也是他对现实主义艺术的主要贡献。他把性格塑造和深刻的历史内容结合起来，建立了法国文学史上最为壮观的人物画廊。巴尔扎克让人物在行动中展示个性，使故事情节和环境描写巧妙地服务于性格的塑造。巴尔扎克笔下的人物，哪怕是次要人物，全都个性鲜明，血肉丰满，虽然不无夸张，却都有着坚实的现实基础，使人感到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别林斯基曾惊叹巴尔扎克小说中的众多人物、众多个性竟没有一个完全雷同。左拉曾钦佩地谈到，在巴尔扎克那些生动逼真的人物形象面前，“古希腊罗马的人物变得苍白无力，浑身抖颤，中古的人物象玩具铅兵一样倒伏在地。” 巴尔扎克具有艺术大师的洞察一切的锐利眼光，他能够通过短暂的接触，迅速地深入到人们的内心，捕捉住这一形象的本质特征。这种非凡的艺术才能，由于他自身的丰富经历而获得充分发展。他出生在一个从农民上升为资产阶级的家庭，亲友多是些中、下层的旧式商人，使他从小就熟悉了这个阶级的各色人等；他成为作家后，为“上流社会”所接纳，便有了更多的机会去研究贵族的风尚习俗；他在大学攻读法律期间，曾经作为律师事务所和公证人事务所的见习生，窥探到巴黎社会背面的污浊；更重要的是，在他成名前的十年闯荡中，他从事过多种行业，经历过无数次的奋斗与失败，体验过经商、破产、倒闭、清理、负债等种种痛苦，领略过期票的追逼和 高利贷者的盘剥……在他同时代的作家中，没有一个人对金钱的迫害、物质的统治有过他那样直接的、深切的感受，在生活的积累上，谁也不象他那么富有；他正象自己曾经描写的某些天才人物那样，在巴黎这个炼狱里“生活过、搏斗过、感受过”。他不仅是《人间喜剧》的作者，也是这个巨型舞台上的演员。波德莱尔曾把他称作《人间喜剧》众多人物中“最奇特、最有趣、最浪漫，也是最富有诗意的一个”①。他在《人间喜剧》中所描写的，不仅是他的观察，也包括他的体验与感受，正是这些切身的体验与感受，构成了《人间喜剧》中最精彩的篇章。 想象力是艺术家不可缺少的素质，而这恰是巴尔扎克最强的天赋之一。他既是一位头脑无比清晰的观察家，又拥有最热烈、最丰富的想象。他通过观察和思考而形成的种种观念，总是迅速地转化成千姿百态的人物。这些人在作家的头脑里按照生活的逻辑行动着，似乎并不怎样受作家主观意愿的支配。巴尔扎克经常生活在幻觉世界里，与他虚构出的人物朝夕相处，被这些人搅得寝食难安。他和他的人物一起幻想、受苦、搏斗，有时几乎把虚构的世界与现实生活相混淆。他不时兴致勃勃地向朋友们报告这些虚构人物的消息，似乎这些人真的生活在他们中间。传说他在病危时呼唤《人间喜剧》中的名医毕安训的名字，声称只有这位医生才能为他解脱痛苦。……这种奇异的精神状态，正是艺术家特有的形象思维功能过度强烈的表现。巴尔扎克笔下的人物之所以常常比现实的人物更生动、更逼真、更令人信服，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他这种特别强健的想象力。 巴尔扎克生活在十九世纪巴黎这个光怪陆离的社会，接触到五花八门的思潮和学说，使他的思想也呈现出十分复杂的状态。他的头脑里填满了种种相互矛盾的主张和学说，在他的作品中，大量的真知灼见与奇谈怪论沓然并存，精辟的分析与荒唐的结论相互映衬。他相信世界的物质性，同时又深受神秘学说的吸引；他本质上是个无神论者，却热心地宣传宗教；他为社会绘制的发展蓝图并未脱离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范畴，而在政治上却倾向于保王党…… 但重要的是，巴尔扎克作为作家，一直把深入地认识和忠实地再现客观世界看成自己的天职。“法国社会是历史家，我只应当充当它的秘书。”①这句既谦逊又自豪的自白，确切地表明了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虽然巴尔扎克身处浪漫主义文学席卷法国的时代，尽管巴尔扎克本身是个浪漫气 质很浓，经常生活在幻想世界的人，尽管他的作品中不乏浪漫主义的篇章，但不管他采用何等浪漫乃至荒诞的表现手法，却始终扎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着眼于反映现实生活的本质。因而普列汉诺夫说，巴尔扎克是“最深刻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巴尔扎克从大量的生活感受出发，达到了对当代社会本质及历史发展趋向的清晰认识。他尊重历史，尊重生活，哪怕生活的逻辑使他得出与自己的信念和愿望相反的结论。所以，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尽管他的伟大的作品是“对上流社会必然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②但当他让那些贵族男女行动时，“他的嘲笑是空前尖刻的，他的讽刺是空前辛辣的，而他经常毫不掩饰地加以赞赏的人物，却正是他政治上的死对头。”③这一切，被恩格斯归结为“现实主义的最伟大的胜利之一”④。也正因为此，巴尔扎克这个自称在“王权”和“宗教”这两种“永恒真理”照耀下写作的保王党人，竟出乎自己意料，常常以他的作品为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科学论断作出印证。 巴尔扎克对我国读者来说，已是一个相当熟悉的作家。早在本世纪初，我国第一位翻译家林纾先生就曾将《人间喜剧》中的《永别》、《耶稣降临弗朗德勒》、《红房子旅馆》及《新兵》等短篇小说译成古汉语，结集成书，题名《哀吹录》，于一九一五年在《说部丛书》中出版。嗣后，徐霞村、蒋怀青、盛成、高名凯、穆木天等法语界前辈陆续将巴尔扎克的许多名著介绍到中国。至一九四九年建国前，我国已经出版巴尔扎克作品二十二种；建国后至一九六六年出版了四十二种。不过真正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的，主要是傅雷先生的译本。巴尔扎克思维层次复杂，语言内涵丰富，复杂句型运用极多，要尽传其精神而又不损及汉语的纯净，确系翻译巴尔扎克作品的一大难题。傅雷先生将文学翻译视为一门独特的艺术，刻意求精，终于跨越障碍，在信、达、雅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如果说中国人主要是通过朱生豪先生了解了莎士比亚，那么也可以说，中国人首先是通过傅雷先生了解了巴尔扎克。傅雷先生所译巴尔扎克作品十三部，凡二百二十万字，占他自己全部译作的五分之二。其中十一部于一九六六年以前出版，即《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贝姨》、《邦斯舅舅》、《于絮尔·弥罗埃》、《搅水女人》、《图尔的本堂神甫》、《比哀兰特》、《夏倍上校》、《奥诺丽纳》和《禁治产》。还有两种———《幻灭》和《赛查·皮罗托盛衰记》————由于十年“文革”的干扰，直至一九七八年才得以面世。这时傅雷先生已经作古，许多老翻译家也已相继去世，巴尔扎克作品的翻译是否后继有人，中国读者能否看到《人间喜剧》的全貌，成为读者和出版界共同关注的一 个问题。 一九八一至一九八三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巴尔扎克的新译三种：《公务员》、《驴皮记》和《十三人故事》， 获得翻译界和读书界的一致好评。资中筠女士所译《公务员》， 文笔简洁遒劲，且准确传神；梁均先生为翻译《驴皮记》，辛勤工作十年之久，十年磨一书，终于使这部著名的哲理小说发出璀璨的光彩；《十三人故事》是袁树仁女士发表的第一部译作，然不鸣 则已，一鸣惊人，特别是《朗热公爵夫人》中对地中海岛屿自然景色和人物心理的描写，译笔清新俊逸，极富韵致，博得译界的喝彩。 法国文学翻译界人才辈出，使《人间喜剧》的翻译出版有了现实可能性。一九八三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拟定了出版《巴尔扎克全集》的具体计划，于一九八四年开始分卷出版三十卷本的《巴尔扎克全集》。一九九一年，已将囊括《人间喜剧》全部作品的前二十四卷出齐。由于供不应求，也由于考虑到许多读者对《人间喜剧》的偏爱，我社决定将《全集》的前二十四卷作为《人间喜剧》的全译本单独再版，同时，《全集》的出版仍按计划继续进行 《人间喜剧》全译本根据法国最具权威性的加利玛出版社的“七星文库”版《人间喜剧》翻译或重新校订，同时参照“七星文库”的诠注，对译文的注释加以核查和增补。巴尔扎克起初为自己的作品所写的序和跋，后来编入《人间喜剧》时本已删去，但对理解其作品仍有一定参考价值，故集中编入中译本第二十四卷，以方便读者查阅。 为了帮助读者理解作品的内容，各卷卷尾附有简短的题解，扼要介绍作品的出版情况及作家的创作意图。《人间喜剧》译成汉文约九百万字，除已故翻译家傅雷先生所译二百二十万字外，基本上都是近十余年的新译，法国文学翻译界的佼佼者，大都参加了这一巨著的翻译或审校工作。语言学院教授袁树仁女士是北京市高等院校评选的优秀教师，教学任务十分繁重，十年来她在课余时间翻译《人间喜剧》中小说十一种，约一百七十万字，审校稿件约七十万字，成为傅雷先生之后，对翻译介绍巴尔扎克贡献最大的翻译家。北京大学教授兼北京大学加拿大研究中心主任张冠尧先生，是一位知识渊博、能适应多种题材和风格的翻译家。他出色地翻译了《人间喜剧》中难度最大的两篇有关神学和玄学的小说。他的译文优美典雅，不仅把《塞拉菲塔》中的挪威风光译得引人入胜，且将此书空灵、虚幻的风格表达得恰到好处。北京大学王文融教授、罗芃教授、南京大学陆秉慧副教授，在译校工作中，显示了一丝不苟的严谨学风和卓越的翻译才能。我国知名的翻译家罗新璋先生、施康强先生和齐宗华女士也都参加了《人间喜剧》的审校工作。人民大学黄晋凯教授除参加部分译校工作外，还在资料方面给我社提供了许多帮助。总之，没有全体译者和审校人员的通力合作，《人间喜剧》这一庞然巨著是很难与中国读者见面的。 《人间喜剧》题材广泛，内容包罗万象，涉猎到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各门学科及文学艺术各个门类的问题，这样一套百科全书式的小说，翻译、校订及注释工作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加之九十余部小说，人物、故事相互联系，形成有机的整体，从头至尾统一全部译名，也是一项巨大而艰巨的工程。虽然我们作了努力，差错仍在所难免，我们期待着读者和专家们的指教和帮助。 编 者 一九九四年二月

Collection de Gide,Autobiographie

作者：  (法)安德烈·纪德(Andre Gide)著;罗国林，陈占元译

出版社：花城出版社,2002

简介：《纪德文集·传记卷》内容简介：花城出版社的《纪德文集》分五卷，有《散文卷》、《传记卷》、《日记卷》、《游记卷》、《文论卷》。这五卷中，有五分之三的篇章是首次翻译介绍给我国读者的。这样，纪德的作品除晚年的日记、通信外，基本上全部呈现给了中国读者。 安德烈·保尔·吉约姆·纪德(1867-1951)，是法国二十世纪最活跃、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花城出版社《纪德文集》的编者和译者（散文卷、日记卷），首都师大的李玉民教授向记者介绍，纪德是个少有的最不容易捉摸的作家，他的一生和他的作品所构成的世界，就是一座现代迷宫。变化和否定，贯穿纪德的一生和他的全部作品。纪德是在人生探索、文学创新两方面都给后人留下最多启示的作家。 李教授说，每次重读纪德的作品都有新发现，他的作品是让人思考、让人参与的作品。 北京大学罗芃教授认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纪德被看作文学的“颠覆者”，更糟糕的是他还背上了道德“颠覆者”的恶名。这种双重“颠覆者”的身份一度曾使纪德很有点“声名狼藉”。有人嘲笑他的作品形式不伦不类，有人声色俱厉地谴责他伤风败俗，当然也有人双管齐下，从两个方面作了否定和抨击。如今，纪德伟大作家的地位已经毋庸置疑，历史已经下了结论，但是对他在小说革命方面所做的试验性探索究竟应该如何评价，仍旧是可以讨论的问题，而他对传统思想道德的叛逆和颠覆，情况更为复杂，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纪德文集》的出版，为我国读者和外国文学研究者在这方面的工作创造了条件。

译者取自版权页

作者：  罗芃编选

出版社：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

简介：　　狄德罗出身于法国东部小城朗格勒一个小资产者家庭，父亲开一爿刀剪作坊，家境谈不上阔绰，却也不算贫寒。他中学毕业后，只身到巴黎打天下。家里给他选择的职业是律师或医生，可他偏偏都不感兴趣，于是父亲不再支付生活费，他只好住进便宜的阁楼，吃了上顿没下顿。 　　在十八世纪的巴黎这个讲门第，讲等级，讲虚荣，讲排场的社会里，狄德罗和那些出身显赫或者家道殷实的青年站在一起，怎么说也有点乡巴佬的味道。然而他并不自惭形秽，也不因贫困而退却。虽然他曾经一度被部分青年放浪形骸的生活搞得有点把持不住，然而他很快振作起来，脚踏实地，顽强地开始了思想家的创业之路。读者要想感性地认识狄德罗的处境，无妨读一读巴尔扎克的小说《幻灭》。虽然时代不同，但是那里面的一个人物德·阿泰兹的遭遇和生活处境，包括他的追求和理想（“先成为深刻的哲学家，再写喜剧”）在很大程度上是当年狄德罗的写照。在巴尔扎克的时代，外省青年纷纷涌向巴黎，形成“打工潮”，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艺术规则》对此有精辟的分析，十八世纪虽然没有出现呈如此规模的“打工潮”，但是巴黎已经像磁铁一样吸引外省第三等级的青年，而且这种现象已经显现出重要社会影响。十八世纪著名作家马利沃的小说《农夫发家记》、雷蒂夫·德·拉布列托纳的小说《农夫堕落记》就形象地展现出外省下层青年闯荡巴黎的艰辛、危险和代价。从这种境遇里可能走出两种人，两种人在巴尔扎克的小说里都能找到代表。一种人便是德·阿泰兹式的人，这种人自甘淡泊清贫，不论遭遇何种厄运困阻，矢志不渝为理想而奋斗。另一种人是《高老头》中的拉斯蒂尼和《幻灭》中的吕西安。虽然前者飞黄腾达，后者“折戟沉沙”于巴黎的名利场，但是从人格来说，两人属于同类，他们把理想抛进泥塘，任自己的灵魂被金钱和虚荣扭曲，这种人即便高冠峨带，也不过行尸走肉而已。

La comedie humaine

作者：  (法)巴尔扎克(Balzac)著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简介：奥诺雷·巴尔扎克（1799一1850）是十九世纪法国最伟大的小说家，塑造典型的巨匠，举世公认的现实主义大师。他以二十年的辛勤工作，创造了《人间喜剧》这一小说史上的奇迹。他将九十余部篇幅不等的小说联成一体，构成了一幅完整的、包罗万象的社会风俗画，“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①使通常被视为供人消遣的小说一变而具有文献的价值。巴尔扎克的全部作品证明，他富有独创性地实践和发展了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大大丰富和完善了小说的艺术技巧，使之最终脱离“故事”的范畴，成为一种表现力极强的、全新的艺术形式。 巴尔扎克生活在法国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转折时期，亲身经历了拿破仑帝国、波旁复辟王朝、七月王朝等重要历史阶段，目睹了一八三○年和一八四八年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新旧交替时期的种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急剧而持续的社会动荡，带来了社会思潮的空前活跃，促进了十九世纪法国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同时也对巴尔扎克的创作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所有优秀的作家都在作品中表现了自己的时代，巴尔扎克的愿望却是完整地再现他的时代。他不满足于描绘某一社会侧面，塑造某几个人物典型，而是要完成“一套关于十九世纪法国的著作”，“其中每一章都是一篇小说，每篇小说都标志着一个时代”。他让两三千个人物在纸上活跃起来，组成一个完整的社会，有声有色地再现了法国大革命以后直到一八四八年资产阶级完全取得统治权这一整段历史。按他自己的说法，这是“许多历史家所忽略了的……风俗史”。巴尔扎克大胆地突破了传统的艺术领域和艺术方法，几乎无限度地扩大了文学的题材，让社会生活中一切仿佛与文学的诗情画意格格不入的东西，都肆无忌惮地闯入了小说：财政金融、债务诉讼、银行的倒账清理、商店的结算盘存……都在巴尔扎克笔下得到了富于诗意的描绘；各行各业、各个阶层的人物都可以在《人间喜剧》中找到自己的代表。所以有人不无夸大地说：社会多么复杂，《人间喜剧》的内容就有多复杂；生活多么丰富，《人间喜剧》的场景就有多丰富。 不仅如此，巴尔扎克还试图进一步探究产生这种种社会现象的原因，分析其本质和意义。在巴尔扎克身上，很早就有一种把握一切、认识一切、解说一切的强烈愿望。他在想要当小说家之前，曾经想成为一名哲学家；他在决定以小说来反映当代历史的时候，首先想到应当象布丰研究动物世界那样，把整个人类社会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对巴尔扎克来说，写作是研究和说明世界的一种手段。所以从一八三○年开始，他就在“私人生活场景”、“哲理研究”、“风俗研究”等标题下出版自己的小说。一八四一年他受到但丁《神曲》（直译即《神的喜剧》）的启发，又决定将自己作品的总称定为《人间喜剧》，把人世间一切纷争角逐或悲欢离合，意味深长地喻为舞台上演出的一个个剧目。 在一八四二年开始出版的《人间喜剧》中，巴尔扎克将编目划分为三个部分：“风俗研究”、“哲理研究”和“分析研究”按作者自己的解释，“风俗研究”是描绘法国当代社会风貌；“哲理研究”是探讨产生这些社会现象的原因，寻出隐藏在众多的人物、激情和事件里面的意义；“分析研究”则是从“人类的自然法则”出发来分析这一切因果的本质和根源。在这三部分内容里，“风俗研究”的篇幅最大，分量最重，根据题材的类别，巴尔扎克又将它划分为“私人生活”、“外省生活”、“巴黎生活”、“政治生活”、“军旅生活”和“乡村生活”等六个场景。巴尔扎克原计划在《人间喜剧》的总标题下写一百四十余篇小说，结果只完成了九十六篇，其中绝大部分属于“风俗研究”，而且主要集中在前三个场景。这九十六篇小说并非都是杰作，但就总体而言，却构成了一座奇伟壮丽的大厦。在法国乃至欧洲文学史上，还没有第二座这样的大厦。 《驴皮记》的主人公拉法埃尔曾经说：“我感到自己有某种思想要表达，有某种体系要建立，有某种学说要阐释。”这也正是巴尔扎克写作《人间喜剧》时的心情。为了达到他所企望的 高度，他曾如饥似渴地阅读古往今来的大量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和自然科学著作，不断地进行比较、分析和概括；他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搜寻人们内心的秘密，象哲学家和科学家那样细致地观察当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权力和财富的分配、法律的奥秘、宗教的效用……，精细地剖析人们的感情、欲望、各种行为的动因，耐心地探究各种社会现象的内在联系……终于在这个纷乱的、骚动的社会中，发现了一条非人力所能控制的规律，这就是资产阶级的日益得势和贵族社会的解体、灭亡。这样一个历史的总趋向，就是当时支配全部社会生活的本质力量。社会上的一切冲突、争斗、动乱、犯罪，发生在家庭和个人生活中的种种悲喜剧，都和这个特定的历史进程紧紧联系在一起。由于对社会形成了这一总体认识，巴尔扎克得以从种种分散的、个别的、偶然的现象中，把握住具有本质意义的历史内容，从而成功地描绘出法国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这一重大历史转折在社会生活中引起的巨大变化，以及对人们命运和心灵产生的深刻影响。这样，巴尔扎克的作品就不仅在广度上，而且在深度上大大超过了同时代的作家，并因此博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高度赞扬。 巴尔扎克之所以高于一般的作家，在于他是个兼有哲学家头脑和历史家眼光的文学家。他的作品超越了个人的生活感受和个人情感的抒发，而融入了对社会的总体分析。巴尔扎克在小说《幻灭》中谈到，“最高的艺术是要把观念纳入形象”，而且“一个字应包含无数的思想，一个画面要概括整套的哲理”。这样，他就把小说提高到历史哲学的水平，使之达到了一般文学作品所未能达到的深度。 巴尔扎克作为风俗史家之所以比真正的历史家更有力量，是因为他并不是运用概念，而是诉诸形象。历史家用概念所阐述的一切，他却通过大量的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例来引导读者自己去感受。因此他以形象绘制的历史，常常比历史家所编写的历史给人印象更深刻、更强烈，因而也更有说服力。恩格斯曾经说，他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 塑造形象，刻画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是巴尔扎克概括和提炼生活的主要手段，也是他对现实主义艺术的主要贡献。他把性格塑造和深刻的历史内容结合起来，建立了法国文学史上最为壮观的人物画廊。巴尔扎克让人物在行动中展示个性，使故事情节和环境描写巧妙地服务于性格的塑造。巴尔扎克笔下的人物，哪怕是次要人物，全都个性鲜明，血肉丰满，虽然不无夸张，却都有着坚实的现实基础，使人感到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别林斯基曾惊叹巴尔扎克小说中的众多人物、众多个性竟没有一个完全雷同。左拉曾钦佩地谈到，在巴尔扎克那些生动逼真的人物形象面前，“古希腊罗马的人物变得苍白无力，浑身抖颤，中古的人物象玩具铅兵一样倒伏在地。” 巴尔扎克具有艺术大师的洞察一切的锐利眼光，他能够通过短暂的接触，迅速地深入到人们的内心，捕捉住这一形象的本质特征。这种非凡的艺术才能，由于他自身的丰富经历而获得充分发展。他出生在一个从农民上升为资产阶级的家庭，亲友多是些中、下层的旧式商人，使他从小就熟悉了这个阶级的各色人等；他成为作家后，为“上流社会”所接纳，便有了更多的机会去研究贵族的风尚习俗；他在大学攻读法律期间，曾经作为律师事务所和公证人事务所的见习生，窥探到巴黎社会背面的污浊；更重要的是，在他成名前的十年闯荡中，他从事过多种行业，经历过无数次的奋斗与失败，体验过经商、破产、倒闭、清理、负债等种种痛苦，领略过期票的追逼和 高利贷者的盘剥……在他同时代的作家中，没有一个人对金钱的迫害、物质的统治有过他那样直接的、深切的感受，在生活的积累上，谁也不象他那么富有；他正象自己曾经描写的某些天才人物那样，在巴黎这个炼狱里“生活过、搏斗过、感受过”。他不仅是《人间喜剧》的作者，也是这个巨型舞台上的演员。波德莱尔曾把他称作《人间喜剧》众多人物中“最奇特、最有趣、最浪漫，也是最富有诗意的一个”①。他在《人间喜剧》中所描写的，不仅是他的观察，也包括他的体验与感受，正是这些切身的体验与感受，构成了《人间喜剧》中最精彩的篇章。 想象力是艺术家不可缺少的素质，而这恰是巴尔扎克最强的天赋之一。他既是一位头脑无比清晰的观察家，又拥有最热烈、最丰富的想象。他通过观察和思考而形成的种种观念，总是迅速地转化成千姿百态的人物。这些人在作家的头脑里按照生活的逻辑行动着，似乎并不怎样受作家主观意愿的支配。巴尔扎克经常生活在幻觉世界里，与他虚构出的人物朝夕相处，被这些人搅得寝食难安。他和他的人物一起幻想、受苦、搏斗，有时几乎把虚构的世界与现实生活相混淆。他不时兴致勃勃地向朋友们报告这些虚构人物的消息，似乎这些人真的生活在他们中间。传说他在病危时呼唤《人间喜剧》中的名医毕安训的名字，声称只有这位医生才能为他解脱痛苦。……这种奇异的精神状态，正是艺术家特有的形象思维功能过度强烈的表现。巴尔扎克笔下的人物之所以常常比现实的人物更生动、更逼真、更令人信服，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他这种特别强健的想象力。 巴尔扎克生活在十九世纪巴黎这个光怪陆离的社会，接触到五花八门的思潮和学说，使他的思想也呈现出十分复杂的状态。他的头脑里填满了种种相互矛盾的主张和学说，在他的作品中，大量的真知灼见与奇谈怪论沓然并存，精辟的分析与荒唐的结论相互映衬。他相信世界的物质性，同时又深受神秘学说的吸引；他本质上是个无神论者，却热心地宣传宗教；他为社会绘制的发展蓝图并未脱离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范畴，而在政治上却倾向于保王党…… 但重要的是，巴尔扎克作为作家，一直把深入地认识和忠实地再现客观世界看成自己的天职。“法国社会是历史家，我只应当充当它的秘书。”①这句既谦逊又自豪的自白，确切地表明了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虽然巴尔扎克身处浪漫主义文学席卷法国的时代，尽管巴尔扎克本身是个浪漫气 质很浓，经常生活在幻想世界的人，尽管他的作品中不乏浪漫主义的篇章，但不管他采用何等浪漫乃至荒诞的表现手法，却始终扎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着眼于反映现实生活的本质。因而普列汉诺夫说，巴尔扎克是“最深刻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巴尔扎克从大量的生活感受出发，达到了对当代社会本质及历史发展趋向的清晰认识。他尊重历史，尊重生活，哪怕生活的逻辑使他得出与自己的信念和愿望相反的结论。所以，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尽管他的伟大的作品是“对上流社会必然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②但当他让那些贵族男女行动时，“他的嘲笑是空前尖刻的，他的讽刺是空前辛辣的，而他经常毫不掩饰地加以赞赏的人物，却正是他政治上的死对头。”③这一切，被恩格斯归结为“现实主义的最伟大的胜利之一”④。也正因为此，巴尔扎克这个自称在“王权”和“宗教”这两种“永恒真理”照耀下写作的保王党人，竟出乎自己意料，常常以他的作品为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科学论断作出印证。 巴尔扎克对我国读者来说，已是一个相当熟悉的作家。早在本世纪初，我国第一位翻译家林纾先生就曾将《人间喜剧》中的《永别》、《耶稣降临弗朗德勒》、《红房子旅馆》及《新兵》等短篇小说译成古汉语，结集成书，题名《哀吹录》，于一九一五年在《说部丛书》中出版。嗣后，徐霞村、蒋怀青、盛成、高名凯、穆木天等法语界前辈陆续将巴尔扎克的许多名著介绍到中国。至一九四九年建国前，我国已经出版巴尔扎克作品二十二种；建国后至一九六六年出版了四十二种。不过真正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的，主要是傅雷先生的译本。巴尔扎克思维层次复杂，语言内涵丰富，复杂句型运用极多，要尽传其精神而又不损及汉语的纯净，确系翻译巴尔扎克作品的一大难题。傅雷先生将文学翻译视为一门独特的艺术，刻意求精，终于跨越障碍，在信、达、雅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如果说中国人主要是通过朱生豪先生了解了莎士比亚，那么也可以说，中国人首先是通过傅雷先生了解了巴尔扎克。傅雷先生所译巴尔扎克作品十三部，凡二百二十万字，占他自己全部译作的五分之二。其中十一部于一九六六年以前出版，即《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贝姨》、《邦斯舅舅》、《于絮尔·弥罗埃》、《搅水女人》、《图尔的本堂神甫》、《比哀兰特》、《夏倍上校》、《奥诺丽纳》和《禁治产》。还有两种———《幻灭》和《赛查·皮罗托盛衰记》————由于十年“文革”的干扰，直至一九七八年才得以面世。这时傅雷先生已经作古，许多老翻译家也已相继去世，巴尔扎克作品的翻译是否后继有人，中国读者能否看到《人间喜剧》的全貌，成为读者和出版界共同关注的一 个问题。 一九八一至一九八三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巴尔扎克的新译三种：《公务员》、《驴皮记》和《十三人故事》， 获得翻译界和读书界的一致好评。资中筠女士所译《公务员》， 文笔简洁遒劲，且准确传神；梁均先生为翻译《驴皮记》，辛勤工作十年之久，十年磨一书，终于使这部著名的哲理小说发出璀璨的光彩；《十三人故事》是袁树仁女士发表的第一部译作，然不鸣 则已，一鸣惊人，特别是《朗热公爵夫人》中对地中海岛屿自然景色和人物心理的描写，译笔清新俊逸，极富韵致，博得译界的喝彩。 法国文学翻译界人才辈出，使《人间喜剧》的翻译出版有了现实可能性。一九八三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拟定了出版《巴尔扎克全集》的具体计划，于一九八四年开始分卷出版三十卷本的《巴尔扎克全集》。一九九一年，已将囊括《人间喜剧》全部作品的前二十四卷出齐。由于供不应求，也由于考虑到许多读者对《人间喜剧》的偏爱，我社决定将《全集》的前二十四卷作为《人间喜剧》的全译本单独再版，同时，《全集》的出版仍按计划继续进行 《人间喜剧》全译本根据法国最具权威性的加利玛出版社的“七星文库”版《人间喜剧》翻译或重新校订，同时参照“七星文库”的诠注，对译文的注释加以核查和增补。巴尔扎克起初为自己的作品所写的序和跋，后来编入《人间喜剧》时本已删去，但对理解其作品仍有一定参考价值，故集中编入中译本第二十四卷，以方便读者查阅。 为了帮助读者理解作品的内容，各卷卷尾附有简短的题解，扼要介绍作品的出版情况及作家的创作意图。《人间喜剧》译成汉文约九百万字，除已故翻译家傅雷先生所译二百二十万字外，基本上都是近十余年的新译，法国文学翻译界的佼佼者，大都参加了这一巨著的翻译或审校工作。语言学院教授袁树仁女士是北京市高等院校评选的优秀教师，教学任务十分繁重，十年来她在课余时间翻译《人间喜剧》中小说十一种，约一百七十万字，审校稿件约七十万字，成为傅雷先生之后，对翻译介绍巴尔扎克贡献最大的翻译家。北京大学教授兼北京大学加拿大研究中心主任张冠尧先生，是一位知识渊博、能适应多种题材和风格的翻译家。他出色地翻译了《人间喜剧》中难度最大的两篇有关神学和玄学的小说。他的译文优美典雅，不仅把《塞拉菲塔》中的挪威风光译得引人入胜，且将此书空灵、虚幻的风格表达得恰到好处。北京大学王文融教授、罗芃教授、南京大学陆秉慧副教授，在译校工作中，显示了一丝不苟的严谨学风和卓越的翻译才能。我国知名的翻译家罗新璋先生、施康强先生和齐宗华女士也都参加了《人间喜剧》的审校工作。人民大学黄晋凯教授除参加部分译校工作外，还在资料方面给我社提供了许多帮助。总之，没有全体译者和审校人员的通力合作，《人间喜剧》这一庞然巨著是很难与中国读者见面的。 《人间喜剧》题材广泛，内容包罗万象，涉猎到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各门学科及文学艺术各个门类的问题，这样一套百科全书式的小说，翻译、校订及注释工作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加之九十余部小说，人物、故事相互联系，形成有机的整体，从头至尾统一全部译名，也是一项巨大而艰巨的工程。虽然我们作了努力，差错仍在所难免，我们期待着读者和专家们的指教和帮助。 编 者 一九九四年二月

人间喜剧.第七卷,风俗研究·外省生活场景.Ⅱ

作者：  (法)巴尔扎克(Balzac, H.D.)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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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人间喜剧7》内容简介：奥诺雷•巴尔扎克（1799一1850）是十九世纪法国最伟大的小说家，塑造典型的巨匠，举世公认的现实主义大师。他以二十年的辛勤工作，创造了《人间喜剧》这一小说史上的奇迹。他将九十余部篇幅不等的小说联成一体，构成了一幅完整的、包罗万象的社会风俗画，“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①使通常被视为供人消遣的小说一变而具有文献的价值。巴尔扎克的全部作品证明，他富有独创性地实践和发展了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大大丰富和完善了小说的艺术技巧，使之最终脱离“故事”的范畴，成为一种表现力极强的、全新的艺术形式。 巴尔扎克生活在法国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转折时期，亲身经历了拿破仑帝国、波旁复辟王朝、七月王朝等重要历史阶段，目睹了一八三○年和一八四八年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新旧交替时期的种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急剧而持续的社会动荡，带来了社会思潮的空前活跃，促进了十九世纪法国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同时也对巴尔扎克的创作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所有优秀的作家都在作品中表现了自己的时代，巴尔扎克的愿望却是完整地再现他的时代。他不满足于描绘某一社会侧面，塑造某几个人物典型，而是要完成“一套关于十九世纪法国的著作”，“其中每一章都是一篇小说，每篇小说都标志着一个时代”。他让两三千个人物在纸上活跃起来，组成一个完整的社会，有声有色地再现了法国大革命以后直到一八四八年资产阶级完全取得统治权这一整段历史。按他自己的说法，这是“许多历史家所忽略了的……风俗史”。巴尔扎克大胆地突破了传统的艺术领域和艺术方法，几乎无限度地扩大了文学的题材，让社会生活中一切仿佛与文学的诗情画意格格不入的东西，都肆无忌惮地闯入了小说：财政金融、债务诉讼、银行的倒账清理、商店的结算盘存……都在巴尔扎克笔下得到了富于诗意的描绘；各行各业、各个阶层的人物都可以在《人间喜剧》中找到自己的代表。所以有人不无夸大地说：社会多么复杂，《人间喜剧》的内容就有多复杂；生活多么丰富，《人间喜剧》的场景就有多丰富。 不仅如此，巴尔扎克还试图进一步探究产生这种种社会现象的原因，分析其本质和意义。在巴尔扎克身上，很早就有一种把握一切、认识一切、解说一切的强烈愿望。他在想要当小说家之前，曾经想成为一名哲学家；他在决定以小说来反映当代历史的时候，首先想到应当象布丰研究动物世界那样，把整个人类社会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对巴尔扎克来说，写作是研究和说明世界的一种手段。所以从一八三○年开始，他就在“私人生活场景”、“哲理研究”、“风俗研究”等标题下出版自己的小说。一八四一年他受到但丁《神曲》（直译即《神的喜剧》）的启发，又决定将自己作品的总称定为《人间喜剧》，把人世间一切纷争角逐或悲欢离合，意味深长地喻为舞台上演出的一个个剧目。 在一八四二年开始出版的《人间喜剧》中，巴尔扎克将编目划分为三个部分：“风俗研究”、“哲理研究”和“分析研究”按作者自己的解释，“风俗研究”是描绘法国当代社会风貌；“哲理研究”是探讨产生这些社会现象的原因，寻出隐藏在众多的人物、激情和事件里面的意义；“分析研究”则是从“人类的自然法则”出发来分析这一切因果的本质和根源。在这三部分内容里，“风俗研究”的篇幅最大，分量最重，根据题材的类别，巴尔扎克又将它划分为“私人生活”、“外省生活”、“巴黎生活”、“政治生活”、“军旅生活”和“乡村生活”等六个场景。巴尔扎克原计划在《人间喜剧》的总标题下写一百四十余篇小说，结果只完成了九十六篇，其中绝大部分属于“风俗研究”，而且主要集中在前三个场景。这九十六篇小说并非都是杰作，但就总体而言，却构成了一座奇伟壮丽的大厦。在法国乃至欧洲文学史上，还没有第二座这样的大厦。 《驴皮记》的主人公拉法埃尔曾经说：“我感到自己有某种思想要表达，有某种体系要建立，有某种学说要阐释。”这也正是巴尔扎克写作《人间喜剧》时的心情。为了达到他所企望的 高度，他曾如饥似渴地阅读古往今来的大量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和自然科学著作，不断地进行比较、分析和概括；他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搜寻人们内心的秘密，象哲学家和科学家那样细致地观察当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权力和财富的分配、法律的奥秘、宗教的效用……，精细地剖析人们的感情、欲望、各种行为的动因，耐心地探究各种社会现象的内在联系……终于在这个纷乱的、骚动的社会中，发现了一条非人力所能控制的规律，这就是资产阶级的日益得势和贵族社会的解体、灭亡。这样一个历史的总趋向，就是当时支配全部社会生活的本质力量。社会上的一切冲突、争斗、动乱、犯罪，发生在家庭和个人生活中的种种悲喜剧，都和这个特定的历史进程紧紧联系在一起。由于对社会形成了这一总体认识，巴尔扎克得以从种种分散的、个别的、偶然的现象中，把握住具有本质意义的历史内容，从而成功地描绘出法国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这一重大历史转折在社会生活中引起的巨大变化，以及对人们命运和心灵产生的深刻影响。这样，巴尔扎克的作品就不仅在广度上，而且在深度上大大超过了同时代的作家，并因此博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高度赞扬。 巴尔扎克之所以高于一般的作家，在于他是个兼有哲学家头脑和历史家眼光的文学家。他的作品超越了个人的生活感受和个人情感的抒发，而融入了对社会的总体分析。巴尔扎克在小说《幻灭》中谈到，“最高的艺术是要把观念纳入形象”，而且“一个字应包含无数的思想，一个画面要概括整套的哲理”。这样，他就把小说提高到历史哲学的水平，使之达到了一般文学作品所未能达到的深度。 巴尔扎克作为风俗史家之所以比真正的历史家更有力量，是因为他并不是运用概念，而是诉诸形象。历史家用概念所阐述的一切，他却通过大量的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例来引导读者自己去感受。因此他以形象绘制的历史，常常比历史家所编写的历史给人印象更深刻、更强烈，因而也更有说服力。恩格斯曾经说，他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 塑造形象，刻画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是巴尔扎克概括和提炼生活的主要手段，也是他对现实主义艺术的主要贡献。他把性格塑造和深刻的历史内容结合起来，建立了法国文学史上最为壮观的人物画廊。巴尔扎克让人物在行动中展示个性，使故事情节和环境描写巧妙地服务于性格的塑造。巴尔扎克笔下的人物，哪怕是次要人物，全都个性鲜明，血肉丰满，虽然不无夸张，却都有着坚实的现实基础，使人感到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别林斯基曾惊叹巴尔扎克小说中的众多人物、众多个性竟没有一个完全雷同。左拉曾钦佩地谈到，在巴尔扎克那些生动逼真的人物形象面前，“古希腊罗马的人物变得苍白无力，浑身抖颤，中古的人物象玩具铅兵一样倒伏在地。” 巴尔扎克具有艺术大师的洞察一切的锐利眼光，他能够通过短暂的接触，迅速地深入到人们的内心，捕捉住这一形象的本质特征。这种非凡的艺术才能，由于他自身的丰富经历而获得充分发展。他出生在一个从农民上升为资产阶级的家庭，亲友多是些中、下层的旧式商人，使他从小就熟悉了这个阶级的各色人等；他成为作家后，为“上流社会”所接纳，便有了更多的机会去研究贵族的风尚习俗；他在大学攻读法律期间，曾经作为律师事务所和公证人事务所的见习生，窥探到巴黎社会背面的污浊；更重要的是，在他成名前的十年闯荡中，他从事过多种行业，经历过无数次的奋斗与失败，体验过经商、破产、倒闭、清理、负债等种种痛苦，领略过期票的追逼和 高利贷者的盘剥……在他同时代的作家中，没有一个人对金钱的迫害、物质的统治有过他那样直接的、深切的感受，在生活的积累上，谁也不象他那么富有；他正象自己曾经描写的某些天才人物那样，在巴黎这个炼狱里“生活过、搏斗过、感受过”。他不仅是《人间喜剧》的作者，也是这个巨型舞台上的演员。波德莱尔曾把他称作《人间喜剧》众多人物中“最奇特、最有趣、最浪漫，也是最富有诗意的一个”①。他在《人间喜剧》中所描写的，不仅是他的观察，也包括他的体验与感受，正是这些切身的体验与感受，构成了《人间喜剧》中最精彩的篇章。 想象力是艺术家不可缺少的素质，而这恰是巴尔扎克最强的天赋之一。他既是一位头脑无比清晰的观察家，又拥有最热烈、最丰富的想象。他通过观察和思考而形成的种种观念，总是迅速地转化成千姿百态的人物。这些人在作家的头脑里按照生活的逻辑行动着，似乎并不怎样受作家主观意愿的支配。巴尔扎克经常生活在幻觉世界里，与他虚构出的人物朝夕相处，被这些人搅得寝食难安。他和他的人物一起幻想、受苦、搏斗，有时几乎把虚构的世界与现实生活相混淆。他不时兴致勃勃地向朋友们报告这些虚构人物的消息，似乎这些人真的生活在他们中间。传说他在病危时呼唤《人间喜剧》中的名医毕安训的名字，声称只有这位医生才能为他解脱痛苦。……这种奇异的精神状态，正是艺术家特有的形象思维功能过度强烈的表现。巴尔扎克笔下的人物之所以常常比现实的人物更生动、更逼真、更令人信服，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他这种特别强健的想象力。 巴尔扎克生活在十九世纪巴黎这个光怪陆离的社会，接触到五花八门的思潮和学说，使他的思想也呈现出十分复杂的状态。他的头脑里填满了种种相互矛盾的主张和学说，在他的作品中，大量的真知灼见与奇谈怪论沓然并存，精辟的分析与荒唐的结论相互映衬。他相信世界的物质性，同时又深受神秘学说的吸引；他本质上是个无神论者，却热心地宣传宗教；他为社会绘制的发展蓝图并未脱离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范畴，而在政治上却倾向于保王党…… 但重要的是，巴尔扎克作为作家，一直把深入地认识和忠实地再现客观世界看成自己的天职。“法国社会是历史家，我只应当充当它的秘书。”①这句既谦逊又自豪的自白，确切地表明了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虽然巴尔扎克身处浪漫主义文学席卷法国的时代，尽管巴尔扎克本身是个浪漫气 质很浓，经常生活在幻想世界的人，尽管他的作品中不乏浪漫主义的篇章，但不管他采用何等浪漫乃至荒诞的表现手法，却始终扎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着眼于反映现实生活的本质。因而普列汉诺夫说，巴尔扎克是“最深刻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巴尔扎克从大量的生活感受出发，达到了对当代社会本质及历史发展趋向的清晰认识。他尊重历史，尊重生活，哪怕生活的逻辑使他得出与自己的信念和愿望相反的结论。所以，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尽管他的伟大的作品是“对上流社会必然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②但当他让那些贵族男女行动时，“他的嘲笑是空前尖刻的，他的讽刺是空前辛辣的，而他经常毫不掩饰地加以赞赏的人物，却正是他政治上的死对头。”③这一切，被恩格斯归结为“现实主义的最伟大的胜利之一”④。也正因为此，巴尔扎克这个自称在“王权”和“宗教”这两种“永恒真理”照耀下写作的保王党人，竟出乎自己意料，常常以他的作品为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科学论断作出印证。 巴尔扎克对我国读者来说，已是一个相当熟悉的作家。早在本世纪初，我国第一位翻译家林纾先生就曾将《人间喜剧》中的《永别》、《耶稣降临弗朗德勒》、《红房子旅馆》及《新兵》等短篇小说译成古汉语，结集成书，题名《哀吹录》，于一九一五年在《说部丛书》中出版。嗣后，徐霞村、蒋怀青、盛成、高名凯、穆木天等法语界前辈陆续将巴尔扎克的许多名著介绍到中国。至一九四九年建国前，我国已经出版巴尔扎克作品二十二种；建国后至一九六六年出版了四十二种。不过真正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的，主要是傅雷先生的译本。巴尔扎克思维层次复杂，语言内涵丰富，复杂句型运用极多，要尽传其精神而又不损及汉语的纯净，确系翻译巴尔扎克作品的一大难题。傅雷先生将文学翻译视为一门独特的艺术，刻意求精，终于跨越障碍，在信、达、雅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如果说中国人主要是通过朱生豪先生了解了莎士比亚，那么也可以说，中国人首先是通过傅雷先生了解了巴尔扎克。傅雷先生所译巴尔扎克作品十三部，凡二百二十万字，占他自己全部译作的五分之二。其中十一部于一九六六年以前出版，即《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贝姨》、《邦斯舅舅》、《于絮尔•弥罗埃》、《搅水女人》、《图尔的本堂神甫》、《比哀兰特》、《夏倍上校》、《奥诺丽纳》和《禁治产》。还有两种———《幻灭》和《赛查•皮罗托盛衰记》————由于十年“文革”的干扰，直至一九七八年才得以面世。这时傅雷先生已经作古，许多老翻译家也已相继去世，巴尔扎克作品的翻译是否后继有人，中国读者能否看到《人间喜剧》的全貌，成为读者和出版界共同关注的一 个问题。 一九八一至一九八三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巴尔扎克的新译三种：《公务员》、《驴皮记》和《十三人故事》， 获得翻译界和读书界的一致好评。资中筠女士所译《公务员》， 文笔简洁遒劲，且准确传神；梁均先生为翻译《驴皮记》，辛勤工作十年之久，十年磨一书，终于使这部著名的哲理小说发出璀璨的光彩；《十三人故事》是袁树仁女士发表的第一部译作，然不鸣 则已，一鸣惊人，特别是《朗热公爵夫人》中对地中海岛屿自然景色和人物心理的描写，译笔清新俊逸，极富韵致，博得译界的喝彩。 法国文学翻译界人才辈出，使《人间喜剧》的翻译出版有了现实可能性。一九八三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拟定了出版《巴尔扎克全集》的具体计划，于一九八四年开始分卷出版三十卷本的《巴尔扎克全集》。一九九一年，已将囊括《人间喜剧》全部作品的前二十四卷出齐。由于供不应求，也由于考虑到许多读者对《人间喜剧》的偏爱，我社决定将《全集》的前二十四卷作为《人间喜剧》的全译本单独再版，同时，《全集》的出版仍按计划继续进行 《人间喜剧》全译本根据法国最具权威性的加利玛出版社的“七星文库”版《人间喜剧》翻译或重新校订，同时参照“七星文库”的诠注，对译文的注释加以核查和增补。巴尔扎克起初为自己的作品所写的序和跋，后来编入《人间喜剧》时本已删去，但对理解其作品仍有一定参考价值，故集中编入中译本第二十四卷，以方便读者查阅。 为了帮助读者理解作品的内容，各卷卷尾附有简短的题解，扼要介绍作品的出版情况及作家的创作意图。《人间喜剧》译成汉文约九百万字，除已故翻译家傅雷先生所译二百二十万字外，基本上都是近十余年的新译，法国文学翻译界的佼佼者，大都参加了这一巨著的翻译或审校工作。语言学院教授袁树仁女士是北京市高等院校评选的优秀教师，教学任务十分繁重，十年来她在课余时间翻译《人间喜剧》中小说十一种，约一百七十万字，审校稿件约七十万字，成为傅雷先生之后，对翻译介绍巴尔扎克贡献最大的翻译家。北京大学教授兼北京大学加拿大研究中心主任张冠尧先生，是一位知识渊博、能适应多种题材和风格的翻译家。他出色地翻译了《人间喜剧》中难度最大的两篇有关神学和玄学的小说。他的译文优美典雅，不仅把《塞拉菲塔》中的挪威风光译得引人入胜，且将此书空灵、虚幻的风格表达得恰到好处。北京大学王文融教授、罗芃教授、南京大学陆秉慧副教授，在译校工作中，显示了一丝不苟的严谨学风和卓越的翻译才能。我国知名的翻译家罗新璋先生、施康强先生和齐宗华女士也都参加了《人间喜剧》的审校工作。人民大学黄晋凯教授除参加部分译校工作外，还在资料方面给我社提供了许多帮助。总之，没有全体译者和审校人员的通力合作，《人间喜剧》这一庞然巨著是很难与中国读者见面的。 《人间喜剧》题材广泛，内容包罗万象，涉猎到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各门学科及文学艺术各个门类的问题，这样一套百科全书式的小说，翻译、校订及注释工作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加之九十余部小说，人物、故事相互联系，形成有机的整体，从头至尾统一全部译名，也是一项巨大而艰巨的工程。虽然我们作了努力，差错仍在所难免，我们期待着读者和专家们的指教和帮助。 编 者 一九九四年二月

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专题研究

作者：  罗芃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年05月

简介：

欧美文学论丛.第八辑,文学与艺术

作者：  罗芃主编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简介：北京大学的欧美文学研究发轫于“五四”时代，经历了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形成了优秀的传统和鲜明的特色，素以基础深厚、学风严谨、敬业求实著称。尤其是解放后经过1952年的全国院系调整，教学和科研力量得到了空前的充实和加强，集中了冯至、朱光潜、曹靖华、罗大冈、田德望、吴达元、杨周翰、李赋宁、赵萝蕤等一大批著名学者。改革开放以来，北大的欧美文学研究得到了长足发展，涌现出了一批成绩卓著的学术带头人，并已形成梯队，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为了弘扬北大优秀的学术传统，促进欧美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北京大学欧美文学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决定联合主办“欧美文学论丛”。本辑是《欧美文学论丛》的第九辑，主题是“文学与艺术”。

人间喜剧.第十六卷,风俗研究·政治生活场景

作者：  (法)巴尔扎克(Balzac，H.D.)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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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奥诺雷·巴尔扎克（1799一1850）是十九世纪法国最伟大的小说家，塑造典型的巨匠，举世公认的现实主义大师。他以二十年的辛勤工作，创造了《人间喜剧》这一小说史上的奇迹。他将九十余部篇幅不等的小说联成一体，构成了一幅完整的、包罗万象的社会风俗画，“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①使通常被视为供人消遣的小说一变而具有文献的价值。巴尔扎克的全部作品证明，他富有独创性地实践和发展了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大大丰富和完善了小说的艺术技巧，使之最终脱离“故事”的范畴，成为一种表现力极强的、全新的艺术形式。 巴尔扎克生活在法国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转折时期，亲身经历了拿破仑帝国、波旁复辟王朝、七月王朝等重要历史阶段，目睹了一八三○年和一八四八年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新旧交替时期的种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急剧而持续的社会动荡，带来了社会思潮的空前活跃，促进了十九世纪法国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同时也对巴尔扎克的创作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所有优秀的作家都在作品中表现了自己的时代，巴尔扎克的愿望却是完整地再现他的时代。他不满足于描绘某一社会侧面，塑造某几个人物典型，而是要完成“一套关于十九世纪法国的著作”，“其中每一章都是一篇小说，每篇小说都标志着一个时代”。他让两三千个人物在纸上活跃起来，组成一个完整的社会，有声有色地再现了法国大革命以后直到一八四八年资产阶级完全取得统治权这一整段历史。按他自己的说法，这是“许多历史家所忽略了的……风俗史”。巴尔扎克大胆地突破了传统的艺术领域和艺术方法，几乎无限度地扩大了文学的题材，让社会生活中一切仿佛与文学的诗情画意格格不入的东西，都肆无忌惮地闯入了小说：财政金融、债务诉讼、银行的倒账清理、商店的结算盘存……都在巴尔扎克笔下得到了富于诗意的描绘；各行各业、各个阶层的人物都可以在《人间喜剧》中找到自己的代表。所以有人不无夸大地说：社会多么复杂，《人间喜剧》的内容就有多复杂；生活多么丰富，《人间喜剧》的场景就有多丰富。 不仅如此，巴尔扎克还试图进一步探究产生这种种社会现象的原因，分析其本质和意义。在巴尔扎克身上，很早就有一种把握一切、认识一切、解说一切的强烈愿望。他在想要当小说家之前，曾经想成为一名哲学家；他在决定以小说来反映当代历史的时候，首先想到应当象布丰研究动物世界那样，把整个人类社会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对巴尔扎克来说，写作是研究和说明世界的一种手段。所以从一八三○年开始，他就在“私人生活场景”、“哲理研究”、“风俗研究”等标题下出版自己的小说。一八四一年他受到但丁《神曲》（直译即《神的喜剧》）的启发，又决定将自己作品的总称定为《人间喜剧》，把人世间一切纷争角逐或悲欢离合，意味深长地喻为舞台上演出的一个个剧目。 在一八四二年开始出版的《人间喜剧》中，巴尔扎克将编目划分为三个部分：“风俗研究”、“哲理研究”和“分析研究”按作者自己的解释，“风俗研究”是描绘法国当代社会风貌；“哲理研究”是探讨产生这些社会现象的原因，寻出隐藏在众多的人物、激情和事件里面的意义；“分析研究”则是从“人类的自然法则”出发来分析这一切因果的本质和根源。在这三部分内容里，“风俗研究”的篇幅最大，分量最重，根据题材的类别，巴尔扎克又将它划分为“私人生活”、“外省生活”、“巴黎生活”、“政治生活”、“军旅生活”和“乡村生活”等六个场景。巴尔扎克原计划在《人间喜剧》的总标题下写一百四十余篇小说，结果只完成了九十六篇，其中绝大部分属于“风俗研究”，而且主要集中在前三个场景。这九十六篇小说并非都是杰作，但就总体而言，却构成了一座奇伟壮丽的大厦。在法国乃至欧洲文学史上，还没有第二座这样的大厦。 《驴皮记》的主人公拉法埃尔曾经说：“我感到自己有某种思想要表达，有某种体系要建立，有某种学说要阐释。”这也正是巴尔扎克写作《人间喜剧》时的心情。为了达到他所企望的 高度，他曾如饥似渴地阅读古往今来的大量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和自然科学著作，不断地进行比较、分析和概括；他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搜寻人们内心的秘密，象哲学家和科学家那样细致地观察当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权力和财富的分配、法律的奥秘、宗教的效用……，精细地剖析人们的感情、欲望、各种行为的动因，耐心地探究各种社会现象的内在联系……终于在这个纷乱的、骚动的社会中，发现了一条非人力所能控制的规律，这就是资产阶级的日益得势和贵族社会的解体、灭亡。这样一个历史的总趋向，就是当时支配全部社会生活的本质力量。社会上的一切冲突、争斗、动乱、犯罪，发生在家庭和个人生活中的种种悲喜剧，都和这个特定的历史进程紧紧联系在一起。由于对社会形成了这一总体认识，巴尔扎克得以从种种分散的、个别的、偶然的现象中，把握住具有本质意义的历史内容，从而成功地描绘出法国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这一重大历史转折在社会生活中引起的巨大变化，以及对人们命运和心灵产生的深刻影响。这样，巴尔扎克的作品就不仅在广度上，而且在深度上大大超过了同时代的作家，并因此博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高度赞扬。 巴尔扎克之所以高于一般的作家，在于他是个兼有哲学家头脑和历史家眼光的文学家。他的作品超越了个人的生活感受和个人情感的抒发，而融入了对社会的总体分析。巴尔扎克在小说《幻灭》中谈到，“最高的艺术是要把观念纳入形象”，而且“一个字应包含无数的思想，一个画面要概括整套的哲理”。这样，他就把小说提高到历史哲学的水平，使之达到了一般文学作品所未能达到的深度。 巴尔扎克作为风俗史家之所以比真正的历史家更有力量，是因为他并不是运用概念，而是诉诸形象。历史家用概念所阐述的一切，他却通过大量的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例来引导读者自己去感受。因此他以形象绘制的历史，常常比历史家所编写的历史给人印象更深刻、更强烈，因而也更有说服力。恩格斯曾经说，他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 塑造形象，刻画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是巴尔扎克概括和提炼生活的主要手段，也是他对现实主义艺术的主要贡献。他把性格塑造和深刻的历史内容结合起来，建立了法国文学史上最为壮观的人物画廊。巴尔扎克让人物在行动中展示个性，使故事情节和环境描写巧妙地服务于性格的塑造。巴尔扎克笔下的人物，哪怕是次要人物，全都个性鲜明，血肉丰满，虽然不无夸张，却都有着坚实的现实基础，使人感到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别林斯基曾惊叹巴尔扎克小说中的众多人物、众多个性竟没有一个完全雷同。左拉曾钦佩地谈到，在巴尔扎克那些生动逼真的人物形象面前，“古希腊罗马的人物变得苍白无力，浑身抖颤，中古的人物象玩具铅兵一样倒伏在地。” 巴尔扎克具有艺术大师的洞察一切的锐利眼光，他能够通过短暂的接触，迅速地深入到人们的内心，捕捉住这一形象的本质特征。这种非凡的艺术才能，由于他自身的丰富经历而获得充分发展。他出生在一个从农民上升为资产阶级的家庭，亲友多是些中、下层的旧式商人，使他从小就熟悉了这个阶级的各色人等；他成为作家后，为“上流社会”所接纳，便有了更多的机会去研究贵族的风尚习俗；他在大学攻读法律期间，曾经作为律师事务所和公证人事务所的见习生，窥探到巴黎社会背面的污浊；更重要的是，在他成名前的十年闯荡中，他从事过多种行业，经历过无数次的奋斗与失败，体验过经商、破产、倒闭、清理、负债等种种痛苦，领略过期票的追逼和 高利贷者的盘剥……在他同时代的作家中，没有一个人对金钱的迫害、物质的统治有过他那样直接的、深切的感受，在生活的积累上，谁也不象他那么富有；他正象自己曾经描写的某些天才人物那样，在巴黎这个炼狱里“生活过、搏斗过、感受过”。他不仅是《人间喜剧》的作者，也是这个巨型舞台上的演员。波德莱尔曾把他称作《人间喜剧》众多人物中“最奇特、最有趣、最浪漫，也是最富有诗意的一个”①。他在《人间喜剧》中所描写的，不仅是他的观察，也包括他的体验与感受，正是这些切身的体验与感受，构成了《人间喜剧》中最精彩的篇章。 想象力是艺术家不可缺少的素质，而这恰是巴尔扎克最强的天赋之一。他既是一位头脑无比清晰的观察家，又拥有最热烈、最丰富的想象。他通过观察和思考而形成的种种观念，总是迅速地转化成千姿百态的人物。这些人在作家的头脑里按照生活的逻辑行动着，似乎并不怎样受作家主观意愿的支配。巴尔扎克经常生活在幻觉世界里，与他虚构出的人物朝夕相处，被这些人搅得寝食难安。他和他的人物一起幻想、受苦、搏斗，有时几乎把虚构的世界与现实生活相混淆。他不时兴致勃勃地向朋友们报告这些虚构人物的消息，似乎这些人真的生活在他们中间。传说他在病危时呼唤《人间喜剧》中的名医毕安训的名字，声称只有这位医生才能为他解脱痛苦。……这种奇异的精神状态，正是艺术家特有的形象思维功能过度强烈的表现。巴尔扎克笔下的人物之所以常常比现实的人物更生动、更逼真、更令人信服，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他这种特别强健的想象力。 巴尔扎克生活在十九世纪巴黎这个光怪陆离的社会，接触到五花八门的思潮和学说，使他的思想也呈现出十分复杂的状态。他的头脑里填满了种种相互矛盾的主张和学说，在他的作品中，大量的真知灼见与奇谈怪论沓然并存，精辟的分析与荒唐的结论相互映衬。他相信世界的物质性，同时又深受神秘学说的吸引；他本质上是个无神论者，却热心地宣传宗教；他为社会绘制的发展蓝图并未脱离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范畴，而在政治上却倾向于保王党…… 但重要的是，巴尔扎克作为作家，一直把深入地认识和忠实地再现客观世界看成自己的天职。“法国社会是历史家，我只应当充当它的秘书。”①这句既谦逊又自豪的自白，确切地表明了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虽然巴尔扎克身处浪漫主义文学席卷法国的时代，尽管巴尔扎克本身是个浪漫气 质很浓，经常生活在幻想世界的人，尽管他的作品中不乏浪漫主义的篇章，但不管他采用何等浪漫乃至荒诞的表现手法，却始终扎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着眼于反映现实生活的本质。因而普列汉诺夫说，巴尔扎克是“最深刻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巴尔扎克从大量的生活感受出发，达到了对当代社会本质及历史发展趋向的清晰认识。他尊重历史，尊重生活，哪怕生活的逻辑使他得出与自己的信念和愿望相反的结论。所以，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尽管他的伟大的作品是“对上流社会必然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②但当他让那些贵族男女行动时，“他的嘲笑是空前尖刻的，他的讽刺是空前辛辣的，而他经常毫不掩饰地加以赞赏的人物，却正是他政治上的死对头。”③这一切，被恩格斯归结为“现实主义的最伟大的胜利之一”④。也正因为此，巴尔扎克这个自称在“王权”和“宗教”这两种“永恒真理”照耀下写作的保王党人，竟出乎自己意料，常常以他的作品为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科学论断作出印证。 巴尔扎克对我国读者来说，已是一个相当熟悉的作家。早在本世纪初，我国第一位翻译家林纾先生就曾将《人间喜剧》中的《永别》、《耶稣降临弗朗德勒》、《红房子旅馆》及《新兵》等短篇小说译成古汉语，结集成书，题名《哀吹录》，于一九一五年在《说部丛书》中出版。嗣后，徐霞村、蒋怀青、盛成、高名凯、穆木天等法语界前辈陆续将巴尔扎克的许多名著介绍到中国。至一九四九年建国前，我国已经出版巴尔扎克作品二十二种；建国后至一九六六年出版了四十二种。不过真正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的，主要是傅雷先生的译本。巴尔扎克思维层次复杂，语言内涵丰富，复杂句型运用极多，要尽传其精神而又不损及汉语的纯净，确系翻译巴尔扎克作品的一大难题。傅雷先生将文学翻译视为一门独特的艺术，刻意求精，终于跨越障碍，在信、达、雅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如果说中国人主要是通过朱生豪先生了解了莎士比亚，那么也可以说，中国人首先是通过傅雷先生了解了巴尔扎克。傅雷先生所译巴尔扎克作品十三部，凡二百二十万字，占他自己全部译作的五分之二。其中十一部于一九六六年以前出版，即《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贝姨》、《邦斯舅舅》、《于絮尔·弥罗埃》、《搅水女人》、《图尔的本堂神甫》、《比哀兰特》、《夏倍上校》、《奥诺丽纳》和《禁治产》。还有两种———《幻灭》和《赛查·皮罗托盛衰记》————由于十年“文革”的干扰，直至一九七八年才得以面世。这时傅雷先生已经作古，许多老翻译家也已相继去世，巴尔扎克作品的翻译是否后继有人，中国读者能否看到《人间喜剧》的全貌，成为读者和出版界共同关注的一 个问题。 一九八一至一九八三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巴尔扎克的新译三种：《公务员》、《驴皮记》和《十三人故事》， 获得翻译界和读书界的一致好评。资中筠女士所译《公务员》， 文笔简洁遒劲，且准确传神；梁均先生为翻译《驴皮记》，辛勤工作十年之久，十年磨一书，终于使这部著名的哲理小说发出璀璨的光彩；《十三人故事》是袁树仁女士发表的第一部译作，然不鸣 则已，一鸣惊人，特别是《朗热公爵夫人》中对地中海岛屿自然景色和人物心理的描写，译笔清新俊逸，极富韵致，博得译界的喝彩。 法国文学翻译界人才辈出，使《人间喜剧》的翻译出版有了现实可能性。一九八三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拟定了出版《巴尔扎克全集》的具体计划，于一九八四年开始分卷出版三十卷本的《巴尔扎克全集》。一九九一年，已将囊括《人间喜剧》全部作品的前二十四卷出齐。由于供不应求，也由于考虑到许多读者对《人间喜剧》的偏爱，我社决定将《全集》的前二十四卷作为《人间喜剧》的全译本单独再版，同时，《全集》的出版仍按计划继续进行 《人间喜剧》全译本根据法国最具权威性的加利玛出版社的“七星文库”版《人间喜剧》翻译或重新校订，同时参照“七星文库”的诠注，对译文的注释加以核查和增补。巴尔扎克起初为自己的作品所写的序和跋，后来编入《人间喜剧》时本已删去，但对理解其作品仍有一定参考价值，故集中编入中译本第二十四卷，以方便读者查阅。 为了帮助读者理解作品的内容，各卷卷尾附有简短的题解，扼要介绍作品的出版情况及作家的创作意图。《人间喜剧》译成汉文约九百万字，除已故翻译家傅雷先生所译二百二十万字外，基本上都是近十余年的新译，法国文学翻译界的佼佼者，大都参加了这一巨著的翻译或审校工作。语言学院教授袁树仁女士是北京市高等院校评选的优秀教师，教学任务十分繁重，十年来她在课余时间翻译《人间喜剧》中小说十一种，约一百七十万字，审校稿件约七十万字，成为傅雷先生之后，对翻译介绍巴尔扎克贡献最大的翻译家。北京大学教授兼北京大学加拿大研究中心主任张冠尧先生，是一位知识渊博、能适应多种题材和风格的翻译家。他出色地翻译了《人间喜剧》中难度最大的两篇有关神学和玄学的小说。他的译文优美典雅，不仅把《塞拉菲塔》中的挪威风光译得引人入胜，且将此书空灵、虚幻的风格表达得恰到好处。北京大学王文融教授、罗芃教授、南京大学陆秉慧副教授，在译校工作中，显示了一丝不苟的严谨学风和卓越的翻译才能。我国知名的翻译家罗新璋先生、施康强先生和齐宗华女士也都参加了《人间喜剧》的审校工作。人民大学黄晋凯教授除参加部分译校工作外，还在资料方面给我社提供了许多帮助。总之，没有全体译者和审校人员的通力合作，《人间喜剧》这一庞然巨著是很难与中国读者见面的。 《人间喜剧》题材广泛，内容包罗万象，涉猎到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各门学科及文学艺术各个门类的问题，这样一套百科全书式的小说，翻译、校订及注释工作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加之九十余部小说，人物、故事相互联系，形成有机的整体，从头至尾统一全部译名，也是一项巨大而艰巨的工程。虽然我们作了努力，差错仍在所难免，我们期待着读者和专家们的指教和帮助。 编 者 一九九四年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