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族谱

作者：  陈支平著

出版社：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

简介：《福建族谱》主要内容：早在20世纪初，史学大师梁启超等就已大声疾呼：“尽集天下之家谱，俾学者分科研究，实不朽之盛业。”①其后，潘光旦、谭其骧、罗香林等史学前辈都对中国族谱的研究做了有益的尝试。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由于中国史学的研究中心，集中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探讨上，致使族谱的研究，少人问津，一度落入低潮。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史学的研究领域也不断得到开拓，谱学的重要性再次为人们所认识。有志的学人们东奔西忙，为把谱学建成一门新兴学科而积极进取。于是，在短短的十年间，有关谱学研究的论文和著作不断问世，专门刊载谱学研究成果的杂志和丛书次第出版，各种各样层次不一的谱牒研究团体，犹如雨后春笋，在全国各地不断涌现。这种欣欣向荣的学术景象，值得庆幸，催人振奋。

客家文化概论

作者：  曾令存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年11月

简介：

历史上，从中原辗转迁徙而来的客家先民，在与南方畲、瑶等原住民融合的过程中，创造了自己灿烂辉煌的文化：从流行民间的风俗信仰，世代相传的方言熟语，到被称为中国民居建筑五大特色之一的围龙屋，回旋在阡陌闾巷的中州曲韵。古之客地，人文素扬，地处偏僻却家弦户诵，俨然海滨邹鲁。他们是远古华夏的裔孙，既慎终追远又感时忧世，身居围龙却胸怀天下。本书以世界上客家人*集中的聚居地粤东北地区为基点，引领读者深入客家腹地，体悟这一被誉为汉民族的“吉普赛”之历史人文的精深博大。

*章客家与客家文化/

*节“客家”称谓的由来/

第二节客家民系的源流与分布/

第三节会馆、侨商与海外客家人/

第四节客家文化的形成、内涵与特征/

第五节客家文化与中原及南方周边民系文化/


第二章山水与村落民居/

*节山水环境与客家村落/

第二节客家村落的形成与发展/

第三节客家民居的类型与演变/

第四节客家民居的文化内涵/


第三章民间信仰与风俗/

*节民间信仰/

第二节生育婚丧/

第三节岁时节庆/

第四节客家妇女/

第五节饮食文化/


第四章方言及其熟语/

*节客家方言的分布/

第二节客家方言的特征/

第三节客家方言的形成及其与周边方言的关系/

第四节客家方言中的熟语/


第五章书院与科考教育/

*节客家教育的兴起/

第二节书院与客家教育的发展/

第三节儒学与发达的民间教育机构/

第四节明清科考与科甲望族的形成/

第五节新式学堂的创办与现代教育的崛起/


第六章诗文与诗人群体/

*节客家诗文的发展与流变/

第二节前明遗民诗人与康乾盛世诗人/

第三节“梅诗三家”与“程乡三友”/

第四节黄遵宪与晚清粤东客籍诗人群体/

第五节张资平等客籍作家与中国新文学/


第七章山歌、汉乐与曲艺/

*节客家山歌与山歌剧/

第二节广东汉乐与广东汉剧/

第三节客家民间舞蹈/

第四节木偶剧与竹板歌/


第八章历史人物与事象/

*节程旼与客家先民南迁/

第二节罗芳伯与早期海外客家人/

第三节张弼士与近代客商/

第四节李惠堂与亚洲足球/

第五节罗香林与客家研究/

第六节林风眠与中国现代美术/

后记/

罗香林研究

作者：  肖文评主编

出版社：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

简介：罗香林是客家学研究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为客家学研究的开创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本书是国内外第一部罗香林研究的专集，反映了近百年来客家研究的基本历程，对于了解客家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全书共分为三个专题：回忆与述评、理解与启示、传承与创新，从不同层面和角度，对罗香林构建客家学的历史背景、进程、主要内容、历史作用进行了全面深入地探讨研究，并对罗香林以来的客家研究作了一个全面的展示，在方法和理论上对客家研究进行认真地反思，提出了今后客家研究努力的方向。

客家文化述论

作者：  谢重光著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简介：客家研究已经走过了漫长的历程。如果从清嘉庆年间徐旭曾的《丰湖杂记》①算起，学者对于客家源流的思考已有两个世纪的历史。而20世纪30年代罗香林出版《客家研究导论》②，对客家人和客家文化作出系统的论述，至今也已有70多年。经过了如此漫长的研究历程，客家学的论著真可谓汗牛充栋，而关于客家人的来源、发展、分布，以及客家文化的种种表现，客家精神的种种特点，参与述说者人数之多，各家意见之纷纭多歧，在各门各类的学术研究中也是罕见的。这种现象，从积极的方面观之，可以说客家研究在学术界蔚为大观，成为一门显学；但从另一方面观之，也可以说客家研究至今尚未成熟，在研究对象、范畴、理论、方法，以及史料的发掘、整理、运用方面都还有待作出更大的努力。 本书试图在客家研究已经取得丰富成果的基础上，特别是在著者本人十几年客家研究已有心得的基础上，对于目前客家学界存在的主要分歧提出自己的看法，对于本人十几年的研究心得和成果进行一次总结，比较系统地阐述自己关于客家人、客家民系和客家文化的一家之言。更多>>

九州学林.2005·夏季三卷二期(总第八期)

作者：  郑培凯主编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简介：　　 　　九州学林2007·夏季 五卷二期(总第十六期)主要内容有： 　　论文 　　董少新 艾儒略《性学粗述》与明末西医入华 　　桥本高胜 论海保元备的《经学字义古训》与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之关系 　　王国强 《中国评论》与中西文化交流 　　梁伟基 从上海到香港——抗战前后的中华书局(1931—1941) 　　考释 　　何冠彪 朱希祖择罗香林为婿说献疑 　　论坛 　　陈识仁 谁的历史——十六国北朝史学史研究回顾与讨论 　　评论 　　袁泉 时代下的漆工，漆工中的时代——评《宋元の美——伝来の漆器な中心に》 　　赵德云 “蕞尔小物”构建宏大历史——评peter francis，asia's maritime bead trade:300 b．c to the present 　　

朱希祖文存

作者：  朱希祖著;周文玖选编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简介：　　一 　　朱希祖，字逖先，1879年出生于浙江省海盐县长木桥上水村。朱家浙西望族，自明以迄清季，共出了13名进士，其中，翰林一人，状元一人，可谓诗礼家传，源远流长。但至希祖祖父一代，已家道式微。祖父、父亲都只是庠生，在家乡以教书为生。然他们笃学力行，亦为乡人敬重。希祖兄弟六人，他行次第二，长兄、三弟、季弟早夭，故于诸弟中实居长。他幼承庭训，聪慧颖，为家族所厚望。叔祖父曾以“努力读书正少年，愿伊早着祖生鞭”的诗句予以勉励，父亲因以赐名希祖，字逖先。不幸的是，在希祖十四岁时，父亲突然得病去世，希祖不得已就馆他乡。1896年中秀才，1901年举禀生。为抚养诸弟，他从当地风俗，早早地结了婚，到富人大户家课徒授业。1905年，希祖以优的成绩考取了浙江省官费留学生，于是年7月到日本早稻田大学师范科攻读历史，1909年夏卒业。这期间，章太炎东走日本，帮助孙中山主编《民报》，宣传革命思想，开设国学讲习会。希祖与钱玄同、周树人、周作人、许寿裳、钱家治、朱宗莱、龚未生等人共同受业于章氏，常至民报社及大成学校，听章太炎讲《说文》、音和史学，时常请益。在章门的著名弟子中，他专攻史学。章太炎《自定年谱》“宣统二年”条云：“弟子成就者，蕲黄侃季刚，归安钱夏季中，海盐朱希祖逖先。季刚、季中，皆明小学，季刚尤善音文辞；逖先博览，能知条理。其它修士甚众，不备书也。” 　　1909年自日本归国后，朱希祖就职于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当时在这个学校当教员的多是留日学生，如马裕藻、周树人等。1910年春因师范学堂发生风潮，而改任嘉兴第二中学教员，沈雁冰（茅盾）即是他这一时期的学生。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各省响应。朱希祖携眷归里，被推戴为海盐县民政长，后改民事长、知事。因为从政非其素愿，故半年后辞职，而至沈钧儒任司长的浙江省教育司任职。去职之时，乡人扶老携幼，遮道请留。1913年正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国语读音统一会，聘专家若干人，各省派代表二人，蒙、藏代表各一人，华侨代表一人，出席会议。这次会议对代表资格要求甚严：一须精通小学，二须旁通一种或两种以上外语，三须谙晓多种方言。朱希祖与马裕藻代表浙江省出席会议。会议期间，与会代表提出的议案众多，分歧很大，争论也很激烈。最后通过了朱希祖联合马裕藻、陈睿、许寿裳、周树人、钱稻孙等人提出的议案，即择古文篆籀径省之形为字母，既采其形，又符合其本音。凡声母二十四，母十二，介母三，称注音字母。国语有注音符号，始于此时，朱希祖与有功焉。由是朱希祖名播京师学界，北京大学预科学长胡仁源定聘他为预科教授。1914年，清史馆又聘他为协修。时袁世凯密谋帝制，清史馆总纂赵尔巽赞成辅翼之，朱希祖羞与为伍，愤而辞去史馆职务。章太炎因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为袁氏软禁。章氏以绝食相抗。朱希祖与其它章门弟子奔走营护，劝慰至备。一日，章氏呼朱希祖至榻前，说：余为国绝粒，虽以身殉，亦无遗憾。余殁后，经史小学，传者有人，光昌之期，庶几可待；文章各有造诣，无待传薪，示之格律，免入歧途可矣。惟诸子哲理，恐将成广陵散耳。这一时期，朱希祖在北京大学主讲中国文学史，据说他常向章太炎请教中国文学史，以分散章氏愤懑之情绪。他编辑的《中国文学史讲义》，流传较广，颇得好评。 　　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广延学者，兼容包，倡导新文化。朱希祖当时作为国文研究所主任，积极响应，与文科学长陈独秀、新聘教授胡适之等，相与上下议论，提倡白话文学，以及民治与科学等思想，在《新青年》等刊物上发表了一些倡导和支持新文化运动的文章，如《白话文的价值》等。在北京大学这个新旧思想汇聚之地，他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当时以保守著名的《国故月刊》同仁希望他加入他们的编辑部，被他婉言谢绝。1919年，他与马裕藻、钱玄同、周作人、刘复、胡适等向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提出议案三件，即《请从速加添闰音字母以利通俗教育的议案》、《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的议案》、《国语统一进行方法的议案》，极大地促进了国语统一和白话文的推广。1920年底，他与郑振铎、叶圣陶、沈雁冰等十二人，发起成立了文学研究会。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著名的新文学团体。 　　1920年夏，北大史学系系主任康宝忠去世。经蔡元培校长推荐，朱希祖继任史学系系主任。除1927年8月至1929年2月朱氏因不满奉系军阀改组北京大学而暂就清华大学等校教授外，他在这个职位上一直干到1931年初。在教学体系上，他以欧美新史学思想为指导，规划史学系课程；在课程设置上，他重视史学理论课的建设；在教学方式上，他主张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和自主研究能力；在师资方面，他广揽人才，耆儒新进，皆所延聘。经过这个阶段，北京大学史学系成为具有现代学术体系的历史学系，对国内其它高校史学系的建设也产生重大影响，极大地促进了历史学的独立以及中国史学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变。在北京期间，他还在北京师范大学、辅仁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兼有教授之职，主讲中国文学史、中国史学概论等课程。1928年10月，他兼任天津《益世报·学术周刊》的主编。这年年底，他发起筹备中国史学会。1929年1月13日，中国史学会开成立会，到会者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等六校教师和学生共94人。这是中国最早由多个高校历史学系的师生自发组织的历史学会。朱希祖以得票最多被推为中国史学会主席。在此之前，他还被举为故宫博物院审查《清史稿》主任，负责对《清史稿》的审查。 　　1932年10月，朱希祖应中山大学校长邹鲁之聘，南下广州，任国立中山大学史学系教授、文史学研究所主任，兼任广东通志馆纂修。广州是南明诸王兴兵抗清之地，朱希祖搜集南明史料已逾十年，所以很想借在中山大学工作之便，进一步访求史料，实地考察南明史迹。他与中山大学史学系的教师一起发现了南明绍武君臣冢，作《恭谒南明绍武君臣冢记》。他访问了广州当地的藏书家，见到不少珍贵版本书。在广东通志馆，他撰写了《广东通志略例》、《广东通志总目》、《广东通志说明书》等。对新编《广东通志》，他实际起了发凡起例的作用。他还为这部新型的通志撰写了《明广东东林党列传》。在这一时期，他对屈大均的研究卓有成就，撰写了《翁山年谱》、《屈大均传考证》、《翁山诗外版本考》等。他为史学系的学生，开设了四门课程：中国史学概论、元明史、史通研究以及地方志研究。有一位当年的中山大学学生说，他开设“史通研究”，“对于刘知几的史学理论和所举的史实，每每有所驳正，引证赡博，听之入神”。当时史学系主任为朱谦之，以介绍西洋史学理论为同学欢迎，史学系同学称他们为“二朱”。在文史学研究所，他招收了研究生，此举盖为中山大学研究生培养之始。 　　1934年1月，南京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致函朱希祖，欲聘他为中央大学史学系主任。朱希祖早就打算北归，又因南京距故乡海盐不远，亲戚故旧颇多，且其长子朱也在中央大学任经济系教授、系主任，于是定北上。3月到任。朱氏离开中山大学令校方颇感突然，校长邹鲁、文学院院长吴康、史学系主任朱谦之均先后致书于他，希望他仍回中山大学。但朱希祖最终没有回去，而是在中央大学开始了他教学生涯的最后一个阶段。 　　中央大学在20世纪30年代颇有赶超北京大学之势。一是南京系当时全国的政治中心，国民政府加强了对中央大学的投资建设；二是南京也是东南文化荟萃之地，有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历史悠久的高等学校；三是从北京大学等校因派系之争受到排挤的不少一流学者，纷纷到中央大学就职。此时的中央大学文学院，章门弟子的地位举足轻重。黄侃、汪东、朱希祖这些章太炎的著名弟子，都任教于此。汪东还是文学院的院长。朱希祖任中央大学史学系主任，所定课程体系，自然还是以他在北京大学史学系当主任时制定的课程标准为基础，略为变通。除了中央大学的教职，朱希祖还有不少社会兼职。如1934年6月以后，被行政院聘为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1935年10月，被考选委员会聘为高等考试典试委员。1936年2月，受章太炎之约，到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讲学，每月去苏州讲学一次，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他还利用课馀时间，与长子朱及滕固等人在南京及周边城市考察六朝陵墓，辨认文字，从事摄影、测量、考证工作，最终完成《六朝陵墓调查报告》一书。 　　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9月，中央大学开全体教授会议，定将校址迁到重庆。朱希祖一方面忙于史学系师生搬迁的安排，另一方面设法安置自己多年经营的藏书。经过极其艰难的不断转运，终于把书籍迁藏于安徽隆阜戴东原后人戴伯瑚家。10月下旬，将藏书安置停当后，纔起程入蜀，于11月初到达重庆。初到新校，骨肉离散，亲朋寥落，希祖感怀国难，时常忧心忡忡，尽管如此，他仍然奔波于住处和校园之间，教学、行政未稍懈怠。中央大学史学系学生组织史学会，推他为会长。当时教育部拟颁大学课程标准，征求意见，作为资深教授，朱希祖郑重地提出自己的建议，对历史学科的规划和建设产生深远影响。1939年，他代张继起草了“建立总档案库筹设国史馆议案”，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通过，议交国民政府实施。1940年，国民政府成立国史馆筹备委员会，聘朱希祖为秘书长，后改总干事，实际负责筹备工作。他赁会址，延专才，商榷史例，探讨史馆组织条例和选取史学人才条例，部署会务。百端草创，出力甚多。有一首诗云“废绝黎洲征季野，忽开史馆杂旌旄。十年建国无文字，今日行都见凤毛”。就是推重他这一时期在史馆的作用的。1940年3月，朱希祖又被国民政府简任考试院考选委员。他既筹谋修史，又忙于考选事务，往返跋涉，精力交瘁。于是他辞去中央大学史学系主任及教授职务。国史馆筹备委员会虽规划多经草拟，而未能即为实施，因以辞去总干事职，改做顾问，而专任考选委员，悉力着述。1943年3月，中国史学会在重庆成立，朱希祖被选为史学会理事及常务委员。 　　朱希祖在重庆时期的著述偏重先秦史、民族史及西南史地研究。他一生花费精力最多的南明史，本应在这一时期进入撰写阶段，因为资料迁藏于地，而不能着手进行。春秋战国至秦史事，大都在经诸子中，自随书籍基本能够满足研究之需要，所以他把精力转向了先秦，特别是战国史。他说他之所以研治战国史，一因今日世界为一新战国，颇可鉴古以知今；二因中国学术思想亦以此为最发达，整理战国史，其价值等于欧洲史之希腊史，秦史则等于罗马史，此二史若成，则在中国史界可推为最大之伟业。这期间他着有《汲冢书考》五卷、《战国史年表》八卷，两书在发现史实方面，均有重要的学术贡献。日本飞机对重庆实施了野蛮的轰炸，年迈的朱希祖也经常为避空袭而喘息不安，加上重庆多雾，冬多阴雨，夏多蚊蚋，饮水不洁，时常生病。进入1944年，朱希祖的身体状时好时坏，几度住院。7月5日，朱希祖病逝于上海医学院附属医院，享年六十有六。国民政府发布了褒扬令，为他举行了公祭。各界赠送挽联三百馀幅，学界名流及官员出席者三百馀人，这在战时的重庆，可谓是极一时之哀荣。 　　二 　　朱希祖是一个学者，国民政府给予他高规格的礼遇，主要是他在学界的地位定的。他有一首诗《自嘲》：“不与人物接，不与山海游。终生伏几案，天地一书囚。”这首诗实际上是他对自己的人生画像。可见，学术研究纔是他最孜孜以求的事业。 　　在朱希祖逝世一年后，《文史杂志》推出了纪念他的专号。朱氏的女婿、历史学家罗香林发表了《朱逖先先生著作目录》（包括未刊稿）。现在看来，这个目录尽管尚有不少遗漏，但基本上反映了朱氏的学术规模。这个目录将朱氏着述分为十六类：一、属于史学理论者二种；二、属于史迹发现者二种；三、属于史料辑录者三种；四、属于史学考证者五种；五、属于版本目录者五种；六、属于战国史者二种；七、属于萧梁史者三种；八、属于唐史者二种；九、属于宋史者三种；十、属于明史者四种；十一、属于近百年史者二种；十二、属于家史者二种；十三、属于文学史者二种；十四、属于小学与经解者二种；十五、属于日记随笔者一种；十六、属于诗文集者二种。这十六类中的每一种，有的是专书，有的是文集。从这个目录可以看出，朱希祖的著述极其丰富。从研究的断限看，朱希祖研究的时间跨度很大，上自先秦，下至近世史，各个断代都有研究成果。如先秦时期有《东西周君年表》、《西周君世系考》、《秦自襄公至二世年数考》等系列考证文章，近世史中有《太平天国史事论丛》、《黄花岗烈士传》等。其它像汉、三国、魏南北朝、隋唐、宋辽金西夏元、明、清等均有许多考辨文章。特别是对战国史、南朝萧梁史以及晚明史的研究，朱希祖投入了更多的精力，所取得的成果比较多，他在这些领域造诣很深，在当时被誉为权威。唐史虽不是他的专长，但从他与陈寅恪的商榷文章《驳李唐为胡姓说》来看，他对唐史的研究也是很出色的。 　　从内容说，他的研究领域十分宽广，有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的研究，如《中国史学通论》、《史馆论议》、《太史公解》等；有经济史的研究，如《梁代货币考》、《两宋盛行铁钱之因果》、《明代金花银考》、《桑弘羊之经济政策》等，《桑》文发表于20世纪20年代，实开近代研究经济思想之先河；有宗教史的研究，如《梁代佛教考》；有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如《中国文学史略》；有氏族学、民族史的研究，如《左传姓氏录》、《两汉姓氏学》、《云南濮族考》等；有目录学的研究，如《宋代官私书目考》、《宋代金石书目考》、《版本目录学论丛》等；有金石学的研究，如《六朝陵墓调查报告书》、《安洲古器图考》等；有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如《战国地理杂考》、《雪山党项地理考》、《黑党项所居赤水为洮水考》等；有文字学的研究，如《中国文字学》等。此外，他在史籍考订、史籍辑佚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在辑佚方面，有《杨么事迹考证》、《伪齐录校证》、《伪楚录辑补》等专书。 　　在方志学方面，他用力甚多。1924年，他就开始搜集方志。他重视利用方志治史，许多史学著作采用了方志资料。1929年，他曾为弟子傅振伦主编的《民国新河县志》作序，盛赞该志为新型方志之准绳，且极力倡导编修新志。他主持修纂的《广东通志》，集中反映了他的方志学思想和修志实践。首先，该通志以阮元撰《道光广东通志》为基础，总结其利弊得失，提出了符合时代变化的通志体例，使这次撰修的通志体例、篇目具有了现代志书的性质。其次，主张《广东通志总目》分为纪、表、略、传四体，对旧体例有沿有革。他认为修志宜统合古今，其理由：一是“通志之名，媲于通史，肇自远古，迄于当今，是名曰通”。因此，只有将古今重大事迹网罗为一书，才能观其会通。二是近代新事物层出不穷，虽盛极于当代，然“亦胚胎于清季，斯皆断代之所不便述”，指出修志体例既应“储积广博，鉴别精确”，又需“观察通贯，始终条理”，而且必须考虑时代变化，志书内容篇目“势须增”。此外，他还对如何记人物、如何记事等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说“同在省区，有本省人焉，有外省、外国人焉，故可分内传、外传。本省人入内传，外省、外国人入外传。内传又分为专传、汇传，专传注重个人特性，以人名分代编次；汇传注重社会体，以事类分派编次”。他还改阮元《广东通志》“事前略”为“大事记”，因为“事无鉅细，皆为前事，大事则随时随地，皆可自立标准，以定取舍”。这样的论述，确为卓见。他认为纂修志乘，非易事，“作县志之法，能兼得今世历史、地理二学之所长，乃得为善志，盖难矣。惟其为历史学科也，故必博访遗事，广储史才……惟其为地理学科也，故必实测幅员之修广、山川之崇深……他若政治、经济、风俗、文化之实况，皆应考察精密，统计真确”。说如无历史地理“二者之备”，志事将无成，正确地阐述了方志学与历史学、地理学之间的关系。 　　朱希祖在史馆修史方面多有建树。他曾参与《清史稿》的修撰和审查。抗战时期，他更是主张国家要重视国史编修。他说：“盖吾族自有其历史，不甘屈服于他族之下。是故亡史之罪，甚于亡国。国亡而国史不亡，则自有复国之日。何则？其魂魄永存，不能消灭也。自古以来，灭人之国，必以其历史为先务，端由于此。”“民族之所以悠久，国家之所以绵延，全赖国史为之魂魄。”在主持国史馆期间，他撰着了《史馆论议》，论述了国家修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及历代修史之利弊得失、中国历代修史机构的组织和运作，总结古今中外国家组织修史的经验教训，制定国史馆的组织条例和选取史学人才的条例。在民族危亡之际，他主张通过纂修国史，激荡爱国保家之民族士气，表现出一个历史学家的神圣使命感。 　　朱氏一生花费精力最多的是南明史，他是公认的南明史权威，曾在《中央研究院院务月报》二卷七期上发表《编纂南明史计划》。他致力于南明史料搜集达三十多年，抄本秘籍，无不悉力致之，故其收藏，无人能比，曾发表南明史籍题跋七十多篇，代表作有《弘光实录抄跋》、《校抄本思文大纪跋》、《稿本鲁之春秋跋》、《抄校本存信编跋》等；他结合自己对晚明史的研究，谈到了治史之三期，很能反映他对史学研究的看法。他说，作史之业，盖有三期，第一是搜罗期，第二是考订期，第三是去取期。这三期的要求则是：“搜罗务期广博”，“考订务期精审”，“去取务权轻重”。在第一期中，“一方竭吾之力，从事搜采，一方随所得书，从事整理，不必以前人所见之目尽入吾藏，方从事于著述也”。在第二期中，由于“前人着书，往往贪多务广，不加考订，即据为事实，遂至真伪不分，是非难别”，所以必须考订事实。而考订一事，往往由甲及乙，由乙及丙，辗转牵连，都有说。所以，“欲定甲事，必先考乙，欲定乙事，又必考丙，非至静不能理其纠纷，非至明不能断其是非，非借助金石档案、诗文笔札，亦无以知其致误之由。故有丰富之史籍，非经缜密之考证，譬犹金铁未炼，泥沙未汰，不足以成器皿也”。在第三期中，之所以去取务权轻重，是因为“一切史材，非皆有用，何者宜取，何者宜去，非立定标准，不能权衡轻重。前人着史，往往侧重朝廷而轻视社会，注意政治而忽视文化，崇奉英豪而恝置众，发扬道德而罕言经济，至若夷夏之辨，治乱之理，亦多忽诸”。所以，“史料之考订，虽极精确，而编纂之时，亦须纬以社会最要之条款，经以科学严格之律令，方足称为上乘”。关于这三期的关系，朱氏举了一个例子，说：“譬如览宫室之美，第一期欲其入门也，第二期欲其升堂也，第三期欲其入室也。既不可躐等以求，亦不可一蹴而几”。从他的三期之论，特别是对第三期任务的论述，可以看出，他对史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指出旧史学轻视社会、忽视文化、恝置众、罕言经济等弊端，认为第三期要在前两期的基础上，“纬以社会最要之条款，经以科学严格之律令”，写出系统的著作来，这样的著作，纔能称为“上乘”之作。也就是说，作为一位以考史著名的史家，他不认为考证清楚历史事实就是史学的目的，史学还有更高的一个层次。虽然如此，他仍反对没有第一期就进入第二期，没有第一、第二期的准备和基础就进入第三期，批评“方今治史学者，滞初步则徒夸张目录，截中步则徒穷探枝叶，躐终步则或轻言编纂，稗贩钞胥，或空谈方法，道听途说，鬻诳耀，尊己凌人，此真所谓唐华朝菌，不经风霜者也。欲其革除叫嚣之风，振导朴实之学，岂不难哉”。朱氏治史学之严谨扎实，由此可见。 　　朱希祖认为，“治史以搜集材料、考订事实为基础，以探索历史哲学、指挥人事为归宿，此史学之全体大用也”。他强调史学的科学性，他曾说：“政治有党派，学术无党派。讲史学的，尤应超出于政党以上，乃能为客观的公平观察，不为主观的偏私论着，方合于科学的史学精神。”他称赞元丞相脱脱奉诏修宋辽金三史，各为正统，是至公无私。他重视直接史料和原始资料。在北京大学期间，组织学生整理明清内阁大库档案。他还自费购买了差点被人当废纸卖掉的清朝平署档案，撰写了《整理平署档案记》，说明收购经过及档案内容，对这批档案的史料价值进行评价。以后他廉价把这批档案转让给北平图书馆，其保存档案之用心，令人敬佩。他主张“治史须为客观判断，不得偏任主观”。在这一点上，他与他的老师章太炎和同窗好友钱玄同都有不同意见。在日记中，他曾写道：“余以史学治经学，以论理学方法解疑难，最鄙视今古文家门户之见。旧时以汲冢古文书为人伪造，今治史知其不然。盖孔壁、汲冢、殷墟甲骨刻辞，实为吾国三大发现，信甲不得不信乙丙。近人或不信甲骨刻辞钟鼎款识而信孔壁古文经，或不信孔壁古文经而信甲骨刻辞钟鼎款识，同是埋藏古物，何以信甲而不信乙，信乙而不信甲？是皆不合于论理方法者也。盖真伪之事，须为客观判断，不得偏任主观，凭空臆说。上列三事，皆客观条件具足，确皆可信，非大言虚说所可推倒者也。”但另一方面，他也主张史学要经世致用。当历史研究涉及到民族气节、国家前途时，他的态度是极其严正的。这从他的《伪齐录校证》和《伪楚录辑补》的序言及与他人的商榷文章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求真与致用相统一，是他史学思想的鲜明特征。 　　朱希祖在大学中，曾长时间担任史学系主任，对中国现代史学的建设起了很大作用。在北京大学史学系，他十分自觉地推进史学的科学化。他说：“研究历史，应当本于社会的要素，所以研究历史，应当以社会科学为基本学科。”他与史学系教授一起制定了具有现代史学系性质的课程体系。傅振伦回忆说：“民国初年，朱任清史馆编（协）修，兼北大中国文学系及史学系两主任，与李大钊制定课程标准为六类：一为史学史及史学原理，二为中、外通史，三为断代史，四为辅助学科，五为专门史，六为两种外国语。”罗香林也说：“北京大学史学系，首以科学方法为治史阶梯，谓历史为社会科学之一，欲治史学，必先通政治、经济、法律、社会诸学；而与史实考证，则首重原始资料与实物证据。”抗战入蜀期间，教育部就大学课程标准征求意见，朱希祖主要就史学系的课程标准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说，大学各系课程，自须由部规定原则，使为遵守，而课目可依实情酌定，报部审核，至于历史学系，则不外应用与学理二途。大学教育，以学理为重，以期发明。其应用则师范院校任之。而就学理言之，则目的有二：一则发明历史真相，除通史及社会、政治、经济诸学为必修科外，须以考古、地史、人类、人种、语言诸学，及人文地理、吾国文字学、古文书学等为必修科，而以各种国别史如英、美、德、法、日、俄等国史为选修科，或更以专门史如社会史、经济史等辅之。二则发明历史真理，则除通史及社会、政治、经济诸学外，须以心理学、论理学、历史哲学等为必修科，而以各种专门史如社会史、经济史、哲学史、美术史、宗教史等为选修科，或更以人文地理学、人类学辅之。至如史学方法论、史学概论、史学原理等，内容多有相通者，用其一种足矣。这一提议也是他主持史学系所一贯坚持的，在当时颇为人赞同，即使在今天，仍不失借鉴意义。 　　朱希祖还是著名的藏书家。他精于版本目录之学，对有价值的善本、稿本、抄本书，从不吝金购买。朱氏在北京时曾留有长须，绰号“朱胡子”。伦明（字哲如）在《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中这样描述他：“书坊谁不颂朱胡，轶简孤编出毁馀。勿吝千金名马至，从如求士例求书。”作一说明：“海盐朱逖先希祖，购书力最豪……君所得以乙部居多，尤详于南明，兼及万以后诸家奏议文集，遇古本及名人稿本，亦未尝不收也。”他的藏书最盛时，达25万册，百馀万卷。其中像《山书》、《鸭江行部志》、宋版《周礼》、明抄宋本《水经注》，均为海内孤本。朱希祖一教授，不富裕，这些书籍都是他长期生活节俭之积累。从他的一部分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书的酷嗜程度。每有空闲，他总要去书店，发现善本书，喜不自禁，购之作题跋。他是“一个读书的藏书家，与其它欣赏的、校雠的藏书家不同”。朱希祖曾为自己的藏书室取名“郦亭”，请章太炎书匾。抗战时期，他还曾设想，等抗战胜利后，设立“郦亭图书馆”，仿天一阁制，以垂久远。但他对自己的藏书有极其开明的态度，未视作个人的私产，曾说：“藏书之人能自籀读以终其身可矣。子孙能继起则遗子孙，否则，可送存图书馆，犹得贻令名于不朽也。”在战乱播迁过程中，朱希祖为了他的藏书，可谓呕心沥血，艰辛备尝。抗战胜利，这些藏书得以完好保存。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个人图书馆的条件已不具备了，他的长子，著名经济学家、文史学家朱先生将这些价值连城的藏书捐献给了国家图书馆和南京图书馆。朱希祖对公藏也非常重视，他不论人在何处，都致力于当地文物、史迹及文献的保护与整理。明清内阁档案、清代戏曲档案、西夏文佛经等得以保存，都有赖于他的呼吁乃至亲自搜购。作为一个藏书家，朱希祖对保存祖国文化遗产的贡献，是值得人们纪念的。 　　三 　　朱希祖的著述大都是新中国成立前发表和出版的。1960年、1961年，中华书局先后出版了他的《汲冢书考》和《明季史料题跋》。此后，他的著作在祖国内地基本没有出版。台湾九思出版有限公司1979年影印了《朱希祖先生文集》六册，但在祖国内地基本见不到。另外，朱希祖尚有很多文稿从未发表过，这些文稿现存国家图书馆和南京图书馆。他在几个时期的日记也比较完备，它们或存于国家图书馆，或存于后人家中，也没有出版。朱希祖著作的整理出版状况与这位史学家的学术地位是很不相称的，这也使得今人对他进行研究面临诸多困难。这次编选的《朱希祖文存》，包括政论、文学、史学、学科建设、序跋书信等方面的论着，尽量选取最能反映他的学术思想、学术特点的文章。这些文章大都散见于民国时期的报刊杂志，有几篇录自手稿，过去没有发表过。第一组文章属于政论，朱希祖发表这类文章虽然较少，但这样的几篇也足以说明中年朱希祖的政治见解和政治热情。第二组属于文学类的论文。朱希祖最早以讲授中国文学史著名，新文化运动开始后，又积极倡导新文学，尽管他以后很少用白话文写作。这组文章反映了他在“五四”前后的文学观点。第三组属于史学理论和史学史文章。朱希祖主持北京大学史学系，较早地开设了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类的课程。他重视史馆修史，在自己的学术生涯中予以实践。第四组属于历史考证类文章。考史是朱希祖治史的主要手段，这里所选取的文章有考察中国人种的，有考察中国古代铁制兵器之来源的，有考察先秦学派的，有考察唐朝、明朝皇族的，有考察民族的。其中有的文章引起了争鸣，有的则是论辩文章，在当时的学术界产生很大的反响。第五组是有关章太炎史学、北京大学史学系的早期历史、历史学的学科建设以及个人著述计划的，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史学思想和历史教学思想。第六组是序跋及书信。其中既有自序，也有为他人作的序。这些序跋和书信，都是关乎学术研究的，亦有较高的价值。 　　《朱希祖文存》的选班，得到了朱希祖孙女朱元春女士、孙子朱元曙先生的信任和支持。朱元春女士向我提供了某些难以找到的文章，朱元曙先生向我提供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日记，令人感动。本书的责任编辑李志茗博士，慧眼独具，促成本书的出版，又不畏辛劳，细致编校。我相信，《朱希祖文存》对朱希祖研究以及民国时期的学术史研究，一定能够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 　　周文玖 　　2006年1月 　　撰于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　　

罗香林论学书札

作者：  马楚坚主编;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编

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

简介：　 《罗香林论学书札》由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编写。乙堂先生早年曾任中山大学校长室秘书长及史学系讲师、副教授、教授至一九四九年移席香港止，为校而南中国之史学重镇。中间因人事、世艰而当先后短期移席十央大学兼暨南大学；不二年，旋返长广州中山图书馆②，盖重视图书发展，以播植睿智，昌明学术，以奠国基，尤于风云夕变之前也。故抵任即于馆之设备翠新、图书管理更新培训，图书分类之更新及编码改用汉字形位排检法，固堂曰馆阅览之拓展及开放时间之延长，图籍之征捐量购，使馆藏日新，大裨于一般读者及专门研究，复组读书会，编半月刊、学报，辟场地供外借展览文艺、集会讲演文化学术。于是精神感召，文献推广流通、中外交流、收藏之开拓，及读研，之风气日盛。迨日侵时，广州沦陷前夕，封珍籍之抢救；复员后之倡重组全省图书发展、流动车及学校借书这落实，广东文献委员会及其馆之创立，前后创编、促成及辑佚多种学术刊物、丛书之问世，其贡献之贤劳可谓突破前人，速出侪翠。

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

作者：  潘光旦著

出版社：上海书店,1991

简介： 在梁启超等的倡导下，学术界出现了研究谱牒的热潮，北京图书馆致函社会各界广征家谱。(1945年杨殿殉撰《中国家谱学通论》就是利用馆藏家谱撰写的研究论文。)1931年南京国学图书馆馆长柳治徵撰《族谱研究举例》一文可视为对梁文的呼应，该文中有将太仓王氏与武进庄氏比较，分析人口的数量与增殖的例子，开了利用家谱资料进行人口问题研究的先例。利用谱牒资料对人口问题进行研究的学者还有潭其骧，其著《湖南人由来考》系根据氏族谱系资料对湖南7个县的人口来源作了考证。建国以前在谱学研究领域颇有建树的学者有潘光旦、罗香林等人。潘光旦从1929年发表第一篇论文《中国家谱学略史》以后，数年间陆续发表了《家谱与宗法》、《家谱还有些什么意义》、《说家谱作法》等论文，还就遗传与人才的问题进行研究，发表了《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人文选择与中华民族》、《近代苏州的人才》等；罗香林30年代起就重视家谱研究，1971年在香港出版的《中国族谱研究》论文集，大多为早年的研究成果。他们的研究对谱学理论的普及与发展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据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影印

闽台客家宗教与文化

作者：  刘海燕，郭丹编著

出版社：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

简介：《闽合客家宗教与文化》内容简介：客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支，在历史长河中辗转迁徙的客家人经过重重艰难险阻，最后扎根于闽粤赣边区，把中原文化带到这里。客家文化于是成为传统文化的深沉积淀，集中反映在其宗教信仰、文化民俗等各个方面。 在海峡两岸的文化渊源中，客家文化也可谓其中的重要部分，成为联系闽台的纽带之一。台湾客家在寻根恳亲的返乡之旅中，多数人都要来到客家原乡，被谓为“客家大本营”的闽西地区。在这里追寻共同的宗族血脉，贴近内心那份对乡土的赤诚。 自罗香林的《客家研究导论》出版之后，客家学研究取得了卓著的成就，一大批学者在闽台客家源流、客家妇女与客家社会、客家宗族与民间信仰等各个方面进行广泛深入的探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闽台客家文化的交流起到重要的引导作用。

Give you a rose garden,the Hong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作者：  谢友国编著;澄明工作室主编

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

简介：七、孙中山在西医书院 孙中山所以要去香港上大学，就是因为其“学课较优，而地较自由， 可以鼓吹革命。” 孙中山在香港中央书院毕业后，曾就读于广州南华医学堂，当他在该 校修满一年后，听到香港设立了西医书院，考虑到西医书院设备先进，和 香港独特的政治地位，决意到香港读书。对此，他在一则回忆中说：“予 在广州学医甫一年，闻香港有英文医校开设，予以其学课较优，而地较自 由，可以鼓吹革命，故投香港学校肄业。”从此开始了孙中山在香港五年 的大学时代。在香港的大学时代是孙中山成长为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的重要 阶段。他在中央书院上学时，由于受中法战争的影响和初步学到的西方民 主政治知识的启发，开始立下“倾覆清廷，创立民国”的志向。到了大学 时代，他的革命思想进一步成熟，并酝酿了最初的革命活动。 1887年秋，孙中山进入了香港西医书院。 孙中山是香港西医书院第一个注册入学的学生，早在他进人大学学习 之初，就把学习与“改造国家，拯救同群”联系起来。孙中山一向认为“ 立志是读书人最要紧的事”，只有立下报效祖国的高尚、远大的志向，勤 奋读书才有强大动力。他还认为“革命基础在高深的学问”，因为有了高 深学问，才能有高瞻远瞩的政治目标，提出正确的革命理论，担负艰巨的 革命和建设任务。他在正确学习动机的驱动下，学习异常勤奋，成绩十分 优良，一直是西医书院的高材生。罗香林在其所著的著名的《国父之大学 时代》一书中，用翔实、丰富的史料，列举了孙中山及其同学历年的成绩 ，说明除第一年孙中山成绩名列第三外，其余各年均名列第一。 由于孙中山在书院学习时成绩突出，深得各位师长的好评，尤其得到 康德黎、孟生等老师的器重。康德黎(James Cantline 1851-1926)英国人 ，毕业于英国阿尔伯丁大学，曾任外科医生。西医书院时教授孙中山解剖 学、实用初级外科学等课程，并在1889年孟生离港后接任西医书院教务长 。康德黎学识精湛，在学业上对孙中山谆谆善诱，对孙中山学业的成长帮 助良多，师生关系相处十分融洽。孙中山从西医书院毕业后，一度在澳门 行医，遇有疑难的手术。康德黎总是不辞辛劳从香港赶到澳门帮助孙中山 做手术。康后来谈到此事曾说：“我为什么要去澳门帮助他呢?是因为我爱 他敬他，他的天性容易吸引人们注意他。”1896年lO月，孙中山在伦敦被 清政府驻英使馆诱捕囚禁，康德黎获讯后与孟生竭力营救，使孙中山终于 获释。孙中山在“伦敦蒙难”中死里逃生，康德黎起了关键

英文共同题名：Academic journal of Hakka

作者：  罗勇主编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简介：　　　　《客家学刊（创刊号）》讲述了:如果说从20世纪30年代罗香林发表《客家研究导论》开始算起，客家学作为一专门学问已经有70多年的历史了。在这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中，客家学研究队伍不断扩大，研究机构日益增多，研究论著层出不穷。在政治、学术和社会的多种因素推动下，客家学学术繁荣的局面已经举世瞩目。伴随着客家学发展的是客家人族群认同的不断加深，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全球化浪潮之下，客家人已经成为一个世界范围内的“想象共同体”，人数已达8000万之多（2004年第19次世界客属恳亲大会宣言）。另一方面，客家人族群认同的加深也刺激着客家学术的发展。客家学学术发展与客家人族群认同互动的趋势使客家学日益成为一种专门的、多学科关注的、日新月异的，又具有强烈现实需求的学问。 　　　　纵观中外学术发展史，任何一门学问的出现并得到学界认可，均会自发形成一个学术共同体、一套话语体系、一系列理论发明、一种或多种专门刊物等诸多标志其形成的“标识”。其中，学术刊物在专门学问建构历程中尤其重要。其意义至少有两个方面：构筑一个学术共同体发表见解和讨论问题的平台；培养和形成一支相对稳定的研究队伍。2006年，台湾“中央大学客家学院”创办《客家研究》杂志，客家学有了一个专门的学术发表园地。然而，《客家研究》毕竟是在中国台湾创办和发行的刊物，而且篇幅有限，众多大陆学者不仅很难发表作品于其上，甚至无法及时阅读到该刊物，难以满足客家学日益发展的需要。 　　　　赣南师范学院地处客家地区，学校客家研究中心长期从事客家研究，积累了一定的研究实力和学术基础。为了进一步推动客家学术的发展，为客家学的建构贡献绵薄之力，并与《客家研究》遥相呼应，构筑两岸乃至世界客家研究国际性学术平台，客家研究中心决定创办《客家学刊》。

客家研究导论[海外中文图书]

作者：  罗香林著

出版社：南天书局,1992

简介：

江西客家方言概况

作者：  刘纶鑫著

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简介：　　在现代汉语的七大方言中，只有客家言不是以方言所在的地域名称来命名、而是以说这种方言的民系的名称来命名的。诚然，一方面，说这种方言的人一般都被作客家人，他们自己大都也是这么认同的；另一方面，目前客家方言的分布格局是明代未年、清代初年及此后客家人的迁徙形成的。 　　 客家理论的奠基人罗香林在他的《客家研究导论》(1933)中说，客家人是汉民族的副产品分，其先民大都原籍中原，从晋代永嘉之乱以来，在历 史上的几次大动荡中逐步南迁，并终于在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形成客家人的基本住地，也形成了一个在语言、文化、风俗等诸方面都有逢己独有特征的民系。明末清初以及清同治以后，客家人进行了第四次、第五次迁徙，并形成了今天客家人的面貌。罗氏的理论产生以后，对学术界的影响很大。不仅历史学界接受了他的理论，语言学家们在给汉语方言分区时，也全盘接受了他的理论。直到现代的的汉语教科书，还在转述着罗氏的客家迁徙理论。

客家经典读本

作者：  谭元亨主编

出版社：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0

简介：　　 《客家经典读本》内容简介：客家人是中原南下的移民，这似乎在学术界已成定论，在社会上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在今天却又成为一个大问题了。其实，这个问题，几百年来就没有停止过争论。但每次争论的出发点，却有所不同。开始，是土客械斗，引发客家人作为中原汉人的历史自尊，这有徐旭曾那篇被视为“客家人宣言”的《丰湖杂记》为证。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则因为有大学者武断地认为客家人“非汉种，亦非粤种”引发的客家人广泛的抗辩，并催生了被视为客家学的奠基人罗香林的《客家研究导论》与《客家源流考》。如今，客家学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由于一批著名学者、文学家的崛起，“文起八代之衰”，在沉寂了半个多世纪之后，一批批学术专著、文学名著得以问世，其影响力，已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了。客家人更在这一研究热潮中，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声誉与社会信誉，甚至重塑了自身的历史形象。这是客家学的又一辉煌时期。 　　

20世纪的文化史研究

作者：  郑先兴　著

出版社：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4-3-1

简介：　　郑先兴编写的《20世纪的文化史研究》旨在回顾和检讨20世纪中国学术界有关文化史研究的理论(特别是来自西方的文化史理论)与实践，通过梳理其发展脉络，总结其成就得失，从一个侧面揭示中国史学走向现代化的途径和特点。　　在研究方法上，《20世纪的文化史研究》力求做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即把文化史研究置于整个20世纪社会变迁和中西文化交流冲撞的背景下，通过对期间流行的各种文化史研究理论和实践的系统考察，来揭示这一史学分支学科形成与发展的基本趋势及特点，以便为今日的文化史研究和文化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　　全文除“导言”部分的学术史回顾和论文研究思路说明外，正文凡五章：第一章为“文明史研究时期(1900～1915)”，主要讨论清末以后国外“文明史观”及其理论的传入对中国史坛的影响。文中首先考察了英国巴克尔和日本福泽谕吉的文明史研究理论输入及其内涵，认为其核心思想是把历史的进步作为研究的对象，采用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是使史学成为科学。　　当然，巴克尔与福泽谕吉是不同的。前者所探究的历史进步是对当时英国强大的炫耀和对科学的崇信；而后者则是对进步的渴求和对科学的实验。接着分别论述了梁启超、邓实和陈黻宸等人对于文明史研究理论的理解和阐释，并对梁启超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刘师培的《周末学术史序》、蔡元培的《中国伦理学史》和张亮采的《中国风俗史》等史学著作做了评述。指出文明史家渴望进步，只是由于当时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民族危机的日趋严重，使他们在从事这项讨论时，其关注点往往更多地集中在民族性和民族生存问题而不是科学性方面，有的则把科学简单地解释为分科之学。这不仅与巴克尔的初衷不同，而且与福泽谕吉的理解也有一定的距离。这种误解的出现，显然与20世纪初国内的社会环境有关。　　第二章为“文化史研究的诞生时期(1915～1927)”，探究了“五四”期间国内文化史研究风气日盛的原因，着重结合当时各种西方文化史观在中国的传播，考察分析了梁启超、柳诒徵、陈登原、朱谦之和张东荪等人的文化史研究实践。认为此期西方文化史研究理论的输入规模较为宏阔，不仅和国际史学并轨，且呈现百家争鸣的趋势，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新史学”、新人文主义、新生机主义和唯物史观以及由孙中山先生充分吸收西方文化思想所创立的三民主义(唯物史观和三民主义的文化史研究理论与实践我们将放在下面的章节中论述)。“新史学”以鲁滨逊、李凯尔特为代表，关注史学研究范围的扩展，主张重点研究平民生活，认为史学具有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科学性。新人文主义者以白璧德为代表，关注精神、道德在文化史发展上的作用，主张采用实证的方法研究历史，认为史学的意义在于教育。新生机主义者以柏格森、杜里舒为代表，关注文化史发展的动因，将人类的创造动因看作是本能与知识，主张史学研究采用生物学的方法。　　从实践上看，其时文化史研究的成果虽然不是很多，有的且未完成，但大多具有奠基性的意义。如梁启超《中国文化史》对于“新史学”理论的实践，柳诒徵具有文化守成倾向的《中国文化史》写作，朱谦之《历史哲学》、《文化哲学》和张东荪《知识与文化》对新生机主义等文化观念的展示等，其影响绝不可小视。　　第三章为“文化史研究的繁荣时期(1927～1937)”，认为这一时期国内学术界开展的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文化建设的讨论，以及西方文化史论著的系统译介和文化学学科的建立，从各个方面促进了文化史研究的繁荣。　　在当时流行的文化理论中，社会科学观念以关注社会生活特别是社会下层的生活著称，在方法上采用分科研究；文化人类学则关注域外文化的传播，采用比较的方法；三民主义作为政治思想关注的是民族、民权和民生，地望观念则关注的是家乡文化史，这两种文化史研究理论可以说都是本土自生的。　　这一时期出版的商务版《中国文化史丛书》和吕思勉、王德华、王治心等人的文化史论著，陈安仁的《中国文化史全书》，张立志的《山东文化史研究》和吴越研究会的《吴越文化论丛》，刘华瑞的《中国文化国际关系》、张星娘的《欧化东渐史》和罗香林的《唐代文化史》等，在努力吸收外来文化史理论的同时，已开始形成自己的研究特色，它标志着我国的文化史学科建设正逐步走向成熟。　　第四章为“文化史研究的经世时期(1937～1949)”，抗战期间，民族主义成为学术思想界最具感召力的灵魂，文化史的研究也不例外。本章结合时代背景简略考察了文化民族主义者钱穆的《中国文化史导论》；分析了文化形态学派的文化史研究理论，较详尽地讨论了20世纪20年代以后这一文化理论在国内的传播情况和“战国策”派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时代之波》和《文化形态史观》等论著；重点分析唯物史观的文化史研究理论，以及30年代的杨东尊、陈国强和陈高佣与40年代延安的陈竺同和《中国文化》杂志的研究实践，从中展示出文化史研究与社会及民族生命息息相关的特征。　　第五章为“文化史研究的再度繁荣时期(1980～2000)”，本章考察分析了文化史研究再度繁荣的原因，重点论述了当代学者对于文化史学科理论的设想以及各级各类的文化史教材，论述了“文化圈”、“行政区”和“一体多元”等地域观念及其在此基础之上的各种文化史著，通史观念之下的《中国文化通志》、《中华文明史》和《中国文化通史》，轴心期理论下对于传统经典的重新阐释。　　“结束语”，在以上论述的基础上，从历史的现代化途径、史学的现代化和科学化角度，分析了20世纪文化史研究的得失。认为20世纪的文化史研究的本质是基于传统文化的存废问题之上的制度变革和风俗改良，它与现代化的实现和发展还有着相当大的距离。因而，文化史研究虽然在学术上取得了相当成绩，但整体说来，并不理想。因为至今关于文化史研究的学术规范、学科体系并没有建立，“很多人说不清楚文化史的意义”；文化史研究在整个史学界还不占主导的地位。就史学的科学化而言，学者所理解的科学就不一致，梁启超认为是平民化，朱谦之认为是生物学，胡适认为则是分科之学，可以说是莫衷一是。总结20世纪的经验，今后文化史研究的趋向，似乎仍在于：以探讨现代化为己任；继续加强文化史的学科建设；继续实验科学的研究方法，具体说就是“总体史以观其势，分科史以求其理”；在编纂方法上，讲究知识性、趣味性和科学性。

中国民族史

作者：  罗香林著

出版社：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10

简介：　　此書雖名為「民族史」，實則講述中國歷史發展關係重大的各個專題，包括中華民族的長成、歷代治亂因果、文化和社會的演進、武器的發明、歷代人才的消長、對外交通的發展及宗教的傳播等等。此外附五則從未付梓出版，但與此書內容相關的作者演講為本書續講。

孙中山家世之史料考述与说法辨析

作者：  邹佩丛编著

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2011

简介：本书介绍孙中山家世的有关史料及对史料的考述，学者罗香林的调研经过，以及对孙中山家世形成各种不同说法的直接辨析。

慧镜斋文萃

作者：  李松茂著

出版社：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

简介：《慧镜斋文萃》内容包括：编写回族史学史的构想、回族史料学初议、坚持回族史研究的正确道路、学习与怀念、白寿彝先生关于回族史和伊斯兰教史的研究、无尽的思念——忆白寿彝师的教诲、在“纪念白寿彝教授逝世一周年学术座谈会”上的发言提要、怀念杨志玖先生、忆杨兆钧先生、马坚教授的学术成就——纪念马坚逝世20周年、白寿彝与顾颉刚的学术交谊、读书笔记、书评、读罗香林《蒲寿庚传》札记……

世变中的史学

作者：  李金强主编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简介：目录：　　导言　　20世纪中国新史学的起承转合　　新史学的萌生　　黄节《黄史》中的世界图像　　胡适史学方法论的形成　　章太炎对疑古思潮的批判及其晚年史学思想旨归　　朱希祖与北京大学史学系　　钱穆的考信史学　　——以钱氏早年的孔子研究为例　　新史学的分流　　中国文化史的建构　　——从《学衡》形成的派别说起　　台湾专业史学的传承与转折：从帝大到台大（1928-1960）　　南港学派的创始者　　——郭廷以的生平志业及其弟子　　罗香林早年人种学与民族学的理念与实践　　略论白寿彝的民族史思想　　目录系于史学　　——论胡文楷编纂女性著作目录之贡献　　新史学的反思　　华人史学在美国　　——以刘广京的史学为中心，兼论其他华人史学家　　”后现代史学“为名，”西方中心论“为实　　——冯客的中国研究背后是什么？　　当代台湾新史学的反思　　世变中的史学　　——20世纪中国新史学之回眸的省思　　横看成岭侧成峰　　——20世纪中国新史学之回眸的研讨会记述　　后记

香港大学中文学院八十周年纪念学术论文集

作者：  单周尧主编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简介：本书为庆贺香港大学中文学院建院八十周年而精心编选的一部纪念学术论文集。它收集了历年曾在港大中文学院任职的教授学者40余人所著论文近50篇，其中不乏许地山、陈寅恪、罗香林、饶宗颐、牟宗三、罗忼烈等文史大家精彩的专题研究，内容涉及中外关系史、宗教哲学、历史文献、文字训诂、文学探讨等多个层面，便于文史工作者相关的课题研究参考。　　鄧鴻臚國史本傳　　《易經》要義　　漢譯《伊斯蘭真義》序　　香港與九龍租借地史地探畧　　武瞾與佛教　　許地山先生對於香港教育之貢獻　　中國族譜研究　　《易》事理學序論　　三教論及其海外移殖　　中國書面語的剖視　　惠施與“辯者之徒”之怪說　　韓上桂年表　　《論語》之“仁”義　　紹興和戰之評論——義理與時勢之争　　經傳“不”“丕”“否”三字有義無義辨　　研究中國文學的“三分”與“四化”　　從張岱史學觀點看明代文化思想變遷之歷程　　漢代的書籍——兩漢遺書的搜求、校定、敘錄、鈔寫、庋藏和傳佈　　《文心》“風骨”羣說辨疑　　讀甲文記六則　　邵晉涵之史學　　儀式·迷狂·詩人——《詩經》的增殖儀式再探　　唐代蕃將初探　　中國佛教徒和佛教反對者之間的神滅神不滅争論　　從嘆老到喜老——《詩經》《楚辭》到白居易的演變　　太乙術數與《南齊書·高帝本紀上》史臣曰章　　歐陽修、王質以“理”、“情”說《詩》的歷史意義　　東西方文化的對話——史耐德的唐詩譯作　　得福不知今日想神宗皇帝太平年——明、清之際士人對萬曆朝的眷戀　　從娜拉到羅维娜——現代中國婦女解放的發展道路　　敵乎友乎?——論魯迅與徐懋庸的關係　　從“革命”到“詩界革命”——闢於近代幾個新詞語的來歷　　從19至20世紀之交悉尼華報廣告看澳華生活面貌　　“燭影斧聲”與“金匱之盟”——宋太祖兄弟皇位授受事件發覆　　規矩與方圓——文學作品方言翻譯初探　　陳寅恪先生對天文年代學的認識——兼論繆勒教授（professor friedrich wilhelm karl muller,1863-1930）天文年代學的研究　　利簋及其時代　　轉注釋名　　黑山會護國寺——明清兩代宦官的祖廟及其變遷　　黎錦熙語法體系述評　　輕聲詞和輕聲詞教學　　關於翻譯概念義的幾個問題　　《易經》的語言形式與著作年代——兼論西周禮樂文化對中國韻文藝術發展的影響　　葉燮論杜甫——《原詩》缺失初探　　明代“格律派”之格律詩說及其理論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