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校之长的坚守：关于学校管理的11堂课

作者：  莎莉·科茨爵士

出版社：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17年09月

简介：

“大英帝国勋章”获得者——莎莉·科茨爵士的经典之作！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表彰：“莎莉·科茨女士是一位成功改革学校的优秀校长。”

作为拥有40多年丰富经验的资深校长，作者深刻剖析了学校所面临的各种挑战，为校长、管理人员及年轻教师带来了精彩绝伦的11堂课：身先士卒，勇往直前，创建诚信、互助的职业文化，请教师开展备课、教学与批改工作，建立公开透明的文化与问责制，将学生视为独立的个体并提供个性化干预，创建明晰的制度与组织结构，培养百毒不侵的文化与校风，培养学生全面发展，学校并非在真空中运作，小石子与大山。在本书中，你不仅能学到如何将一所学校带向成功的所有技巧，更能在教育工作中获得新的管理智慧与力量。

【目录】

序 1

自 序 1

前　言 1

*课　身先士卒 1

为上任后的*步做计划 2

新校长在首次员工会议上应当谈到的3项要点 4

成为校长的理由 8

在学院每周通讯访谈中回答“54321” 11

与不合格教师的谈话 13

第二课　勇往直前—对所有人提出高期望值 19

寄予厚望 20

长期性轻微违纪问题 29

提高家长的期望值 31

第三课　创建诚信、互助的职业文化 37

第四课　请教师开展备课、教学与批改工作 55

第五课　建立公开透明的文化与问责制 78

第六课　将学生视为独立的个体并提供个性化干预 91

第七课　创建明晰的制度与组织结构 102

第八课　培养百毒不侵的文化与校风 118

第九课　培养学生全面发展 127

第十课　学校并非在真空中运作 142

第十一课　小石子与大山 163

总　结 171

为何坚守 171

环境的力量 175

弥合差距 178

呼吁行动 186

学校的未来 189

结　语 194

后　记 197

参考文献 200

【免费在线读】

*印象

我还记得*次拜访伯灵顿·丹麦学院时的生动画面。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早晨，我乘坐地铁来到白城。在BBC电视中心门外的汽车站，我向一群女学生询问去伯灵顿·丹麦学院的路。“跟我们走吧。”她们说。于是我上了220路汽车，沿着伍德街只开出一小段距离就到了伯灵顿·丹麦学院校门口，幸好我在途中听到*了解这所学校的人的谈话。和我交谈的女孩们不大开心。她们不停地向我诉说“小学校模式”，这种旨在加强学生学习体验的校中校模式，撕裂了她们的朋友圈子。不知道这些女孩儿是否还记得那天早上的事情，但我确信，当我*次在全校集会上宣布废除“小学校模式”时，其中一个女孩眼中闪过了泪光。

我本人的教育经历使我认识到学校具备的独特力量，这种力量能够改变每个在校学生的人生。我在肯特区的梅德斯通长大，我有一兄一姐，都比我年长许多，还有一个年幼的弟弟。7—16岁我上了一所私立修道院学校，使我幸运地免于参加令人头痛的11加考试（11-plus）—学生11岁时参加考试，从而决定他们接下来能上教学质量高的文法学校还是上糟糕得令人生厌的“中等现代” 学校。我将在后文披露我对严格考试的看法，但我始终认为，让一个11岁的孩子接受这样严格的考试，并且将人生机遇完全维系在这一次考试的结果上是不公平的。

学校长期难以摆脱失败这件事是整个社会的伤痕。约翰·F.肯尼迪曾说过：“我们国家的发展速度不可能超过我们教育的发展速度。”在大西洋两岸，我们仍旧在为创建伟大的学校，尤其是在贫困地区创建伟大的学校而竭尽全力。真有那么困难吗？学校面世已有千年之久，或许在你看来，如今的我们早已解读出成功的秘诀：强有力的领导、有才华且全身心投入的教师、体面的设施与资源、个性化支持—这张蓝图可以从任何教育团体的网站上找到，然后复制、粘贴。这些原则惊人地显而易见，早在雅典创立*原始的学院时，苏格拉底便已提出。当时与现在*的区别恐怕是，古希腊求学的学者们是自愿入学的；而2 500年后，西方国家还在为有效地提供“义务”教育而挣扎，尤其在贫困城市社区，这项挑战变得更加艰难。

德国哲学家尼采曾说过：“大国的公共教育总是平庸无奇，同理，大厨房里端出的饭菜往往乏善可陈。”但这本可避免。教育学教授杰拉德·格兰特在其著作《美国城市的希望与绝望：为何罗利没有差学校》（Hope and Despair in the American City: Why There are No Bad Schools in Raleigh）中谈及一种“民主交易”，即只要全民教育系统足够强大，便可容忍资本主义的不平等。这与美国梦或“机会平等”是一回事。在欧洲，人们更喜欢这样说：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应享有一条公平的上升通道，只要努力就能攀上*。显然，我们没能兑现这项民主交易。你或许曾经听说过统计数字暴露的残酷现象，我在这里列举少许。仅有7%的英国年轻人出身于私立学校，而46%的牛津大学学生接受的是私立学校的教育。英国75%的法官、70%的财务总监出身于私立学校。据《泰晤士报》报道：“有10种行业，超过半数的杰出人士接受私立学校教育，其中包括国家或地方政府（68%），法律（63%），高级军官（60%），商业（59%）。”该报道还称：“仅10%的精英出身综合学校，包括演员丹尼尔·克雷格和BBC记者罗伯特·佩斯顿。仅1%的精英来自非重点学校，包括演员科林·费尔斯和奥运赛艇冠军史蒂芬·雷德格雷夫爵士。”（见图1）看来，攀登社会阶梯得像“007”一样足智多谋才行。我完全同意前教育部部长迈克尔·戈夫的说法，由接受私立教育的精英把持高层是“不道德”的。

将这种迫切的道德需求转化为果断的行动并不容易，但却可行。以图2为例：

伯特兰·罗素曾说过：“文明人的标志是能够看着数据流泪。”用图2测试人的文明程度未免不公平，因为散乱的圆点所揭示的不公平实在太显而易见了。简单来说，图2显示学生成绩与贫富程度密切相关，接受免费学校午餐的学生很难像那些有钱的同龄人一样获得高分。遗憾的是，几十年来我们其实一直都明白社会背景与成就之间的利害关联。1966年的《科尔曼报告》（Coleman Report）中总结道，在美国，“排除基本社会背景的影响，学校对儿童成绩的独立影响微乎其微；这种独立影响的缺失意味着儿童家庭、社区与周围同龄人带来的不公将导致他们在成年后面对的不公。”经过50年，2010年的一项由经合组织发表的报告指出，在英国，父亲的收入决定儿子未来收入这一情况比在任何发达国家都普遍。对我们这些坚持认为能够改变该情况的人来说，上面的图带给我们希望，看那些离群值—贫困学生人数众多却依然成绩优秀的学校—他们正在努力扭转局势。如果已经有某些学校做到了，为什么不能让所有的学校都行动起来？那正是摆在贫困社区学校校长面前的挑战，也正是它激励我在2008年同意就任伯灵顿·丹麦学院校长一职。

结语：伯灵顿·丹麦学院深陷绝望；我在犹豫中答应尽量挽救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