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暮桥回忆录

作者：  薛暮桥,

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

简介： 本回忆录记录了我国经济学家薛暮桥90年的人生经历和60年经济理论研究生涯。大体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从出生到建国初；第二部分是建国后到“文化大革命”；第三部分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农村经济底基本知识

作者：  薛暮桥著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简介：

九十年代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探索

作者：  薛暮桥 刘国光著

出版社：

简介：全书30多个专题,论述了9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的基本思路以及相关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同时进行了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国际比较。

主编者还有：周叔莲、吕政、汪海波

作者：  张卓元[等]主编

出版社：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10

简介：本丛书将新中国成立以来，总结、归纳孙冶方、薛暮桥、顾准、许涤新等老一代经济学家的理论贡献，并直击改革开放30年的今天，一批新生代的经济学家的敏锐、前卫、敢想敢说。将这样一个时间跨度60年的理论贡献汇于一书，老中青三代经济学家汇聚一堂，各抒已见，这既是对经济学者的尊敬，也会为后人留下宝贵遗产。

主编还有：张卓元、吴敬琏、厉以宁、刘伟

作者：  吴太昌[等]主编

出版社：广东经济出版社,2009

简介：　　吴树青、吴晓灵、萧灼基、谢平、许涤新、许毅、薛暮桥、严中平、杨坚白……他们都是影响新中国六十年来经济建设的我国重量级经济学家。《影响新中国60年经济建设的100位经济学家（7）》收录了他们在我国经济学研究中的经典之作。其中的很多作品，虽然时光已经流逝，但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和深刻的思想启迪。它们是我国经济学文献库中的宝贵财富，对我们今后进一步开展相关领域的专题研究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文献资料。

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作者：  薛暮桥著

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12

简介：

中国农村经济常识

作者：  薛暮桥著

出版社：[出版者不详]:大众书店,1946翻印)

简介：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

作者：  薛暮桥著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82,1984印)

简介：

薛暮桥选集

作者：  [薛暮桥著]

出版社：山西经济出版社,1985,1991重印)

简介：

英文共同题名：Economics observations

作者：  梁小民著

出版社：中国发展出版社,2006

简介：这次在编集子时把所有文章大体分了三个部分：事件点评、企业观察和 宏观思考。内容从题目上就可以看出，不必解释。不过这三部分仍然是相通 的。这本书最后三篇文章，一篇是纪念前辈经济学家薛暮桥的，后两篇是这 几天的热门话题——中国是否只有五个经济学家，中国经济学出了什么问题 。作者的想法是，无论够不够经济学家，应该讲真话。作者在这本书中的话 不敢说的是对的，但起码敢说是真的。 　　收入本书中的文章曾发表于《周末画报》、《新京报》、《南方都市报 》、《英才》、《新财经》、《新晋商》、《新鲁商》、《四川航空》等报 刊。

当代中国经济学家学术评传,吴敬琏

作者：  马立诚主编;柳红著

出版社：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简介：　　目睹和经历了中国从风雨飘摇的封建王朝到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吴老一生的辉煌在社会主义的中国燃烧。本书把吴敬琏各个阶段的生命历程展现在世人面前，社会、家庭、个人的命运纠葛在一起，有泪水，汗水，更有笑容，困惑、失望，更有成功。吴老把一生寄予于中国的政治经济，为中国的经济问题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吴老终成经济学的骄子，“吴市场”显赫于世人面前，同时也在理论和实践上为推动中国改革与经济发展作出重大开拓性贡献。 本书前言 特色及评论 文章节选 　　主张法治，在吴敬琏的家族中可谓一脉相承。从曾祖父邓徽绩始，100年前的伯外公邓孝可是一位追求宪政的风云人物；半个世纪后，母亲邓季惺因为言说法治在1957年罹难；如今，又过了将近半个世纪，吴敬琏重提这个对于国家异常沉重而价高的法治。一家人，四辈人，前赴后继地指向同一个目标。 又何止是一家人，还有顾准、孙冶方、薛暮桥，以及千千万万的人 　　赶上了改革时期，算吴敬琏幸运。他说，顾准临死也没有看见曙光。 　　孙冶方还在改革道路的探索时期就辞世了，薛暮桥也只参与另外市场经济蓝图的制定和开始阶段的施工。我比他们星云得多，因而责任更大更多>>

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概论:1919~1949

作者：  吴汉全著

出版社：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

简介：这本《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概论(1919-1949上中下)》由吴汉全所著 ，是学术界第一部梳理1919—1949年问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的专著，比较 系统地展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在民主革命阶段的基本概貌。《中国马克 思主义学术史概论(1919-1949上中下)》重点研究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后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以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现象为研究对象，运用 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在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史学、社会学、 法学、文学等学科领域辛勤耕耘．从学理上汲取和提升中国共产党人领导民 主革命的经验，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中国化，从而构建具有鲜明特色的 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的历程。本书分为三编，共21章，对李大钊、陈独 秀、李达、瞿秋白、谭平山、蔡和森、恽代英、毛泽东、刘少奇、张闻天、 艾思奇、吴玉章、董必武、陈启修、李剑农、徐特立、邓初民、陈昌浩、谢 觉哉、来逸民、王学文、孙冶方、薛暮桥、沈志远、陈翰笙、柯柏年、许德 珩、李剑华、严景耀、冯和法、姜君辰、鲁迅、周扬、胡风、冯雪峰、王亚 南、钱俊瑞、王思华、许涤新、彭迪先、郭大力、翦伯赞、郭沫若、吕振羽 、范文澜、侯外庐、尹达、叶蠖生、何干之、华岗、李鼎声等五十多位中国 马克思主义者的学术思想作了个案与专题的研究，勾勒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学 术产生、发展、初步成熟的演变轨迹，力图为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的发 展提供本土化的学术资源及历史的、学术的、文化的启示与借鉴。

金碚经济文选

作者：  金碚[著]

出版社：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11

简介：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时代经济名家经典文丛》，涵盖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薛暮桥、刘国光、吴敬琏、厉以宁等代表性文选。出版这部文丛，比较集中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学家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贡献，反映经济科学的繁荣发展历程，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用价值。《金碚经济文选》收录经济学博士，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经营报社社长金碚的经济学研究论文，具有较高学术价值。

中国农村经济常识

作者：  薛暮桥著

出版社：天德盛(翻印),[1943]

简介：

薛暮桥晚年文稿

作者：  薛暮桥著

出版社：三联书店,1999

简介：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同意，要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实行政企分开，让企业有充分的自主权。改革以来，为了实行政企分开，进行了不少形式的探索。承包是按照农村 改革的思想，照搬到工商企业中来的。在1986年以前，一些地区、一些企业就开始试行承包制，1986年以后在全国全面推开。承包制对于搞活企业，稳定财政收入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也 存在相当多的问题，应当引起重视。不能以为一包就万事大吉了。我认为，承包制至少有以下几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一是企业固定资产的保值和增值问题。虽然，现在有些地方也实行承包期结束时的审计制度，但我国对固定资产缺乏科学的评价办法，对于资产的损耗，特别是无形磨损，难以准确估价。二是企业没有技术进步和产品开发的积极性。技术进步和产品开发是一个需要耗时耗钱耗力的事情。这对于企业长期发展是生死攸关的，但承包期较短，经营者对长期发展问题不热心。三是承包制实际上是负盈不负亏，因此企业倾向于多分少留，吃光用光。四是在不同企业还存在苦乐不均的问题。承包基数的确定，主要是靠一对一的谈判，往往没有一套比较规范的标准。这样企业往往将精力放在争基数上，而不是首先放在努力改善生产经营上。基数定得低一些，企业就得利，否则企业就吃亏。企业职工的收入与承包基数的高低有很大的关系。由于上述问题的存在，不少同志担心承包制不用实行多少年，我们的一些企业就会被掏空了。企业在承包制下的短期行为，从根本上讲还是没有处理好国家、企业和职工的关系。我不同意有些同志说承包制是一大发明创造。其实承包制在我国的封建社会就已经有了。《红楼梦》的第五十六回“敏探春兴利除宿弊”中，贾探春就是用承包的办法来打破荣国府里的“大锅饭”的。但是，在生产力水平和生产社会化程度比较低的情况下行之有效的办法，不一定就能在现代大工业中施行。在农村有效的办法，就不能简单地搬到城里来。 今后对大中型国营企业的管理制度仍要改革。改革的方向是使企业能够成为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要做到这一点，先决条件是 理顺物价。物价严重扭曲，市场就高低不平，就不能有正确的经济核算，也难于公平竞争，这就必然负盈不负亏，不能实现优胜劣汰。而没有竞争压力的国营大中型企业，就难于同计划外的地方企业、乡镇企业、“三资”企业、私营企业竞争，更不能同发达国家的企业竞争。我国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远远低于西方国家，是靠低工资来维持企业生存的。理顺价格、平整市场， 使所有的企业都能够在同一起跑线上公平竞争，这是目前深化改革所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最近大家对东欧剧变议论纷纷。我认为仅仅以资本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政策来加以解释是不够的。在我看来，东欧挫折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未作彻底改革，老是跳不出乱物价、 软财政、软信贷的圈子。这些国家采取对传统体制修修补补，或者搞一点零敲碎打的改革的作法，至多只能延迟矛盾的爆发，把国民经济引入慢性危机，而不可能求得经济状况的根本改善和同资本主义竞赛的胜利。当这些国家的领导认识到必须进行改革时，却发现群众对依靠现领导进行社会主义制度范围内的改革已经失去了信心，不愿给予起码的支持，因而追悔莫及。认 清了这一点，才能把握亡羊补牢的时机。我们必须认准形势，当机立断。 我所谓的当机立断，是指抓紧目前花了很大代价才取得的需求与供给比较接近的时机，推出以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上的计划管理体制为目的的综合改革。从根本上来讲，就是要在加强财政、银行的宏观调控的条件下，用放开价格的办法来理顺价格，让企业公平竞争，优胜劣汰，而不能再用“大锅饭”、“铁饭碗”的老办法，由国家“统”起来和“包”起来。 现在看来，迫切需要进行的改革，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价格改革和企业改革。 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理顺不合理的价格体系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不如此就不能理顺整个经济关系和取得改革的胜利。改革前5年是逐步向放开价格的方向前进的。消费品由于农业、轻工业迅速发展，出现买方市场，价格放开后仍保持稳定。同时，由于压缩建设规模，生产资料供应缓和，议价趋向回落，与统配价格逐渐靠近。可惜1985年以后在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下，不仅双轨差价扩大，还不得不对已放开的价格严加管制，使逐渐趋向合理的价格又发生严重扭曲。在此情况下企业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等要求都无法实现。 现在许多长线产品价高利大，短线产品价低利小，不能引导企业调整产业结构，提高整个社会的效益，相反进行了反向调节。这些年来价高利大的产品的生产和建设，从“老3件”到 “新3件”，乙烯、乳胶制品不断刮风，而煤、电、油、交通运输等卡脖子部门却因无利可图，无人愿干。这样“长线”日长，“短线”日短，结构日益扭曲，效益难于提高。与此同时，“官倒”、奸商猖獗，利用差价大发横财。权、钱交易，腐败深入干部队伍的肌体。现在情况虽已有所好转，但尽管市场疲软，产业结构并没有根本改善的迹象。而且只要扭曲的价格体系不改变，新的“长线”仍将不断涌现，资源浪费严重，效益低下的状况也不可能有明显的改变。 过去不敢大胆调、放价格，主要顾虑在总需求膨胀的条件下，放开价格会引发严重的物价上涨。目前，这方面的条件有很大改变，市场疲软为理顺物价铺平了道路。因此，我建议抓 紧这个有利时机，价格政策从管制转向调整，短线产品适当提价，疲软商品鼓励降价推销。此后再进一步转向让绝大部分商品的价格全面放开，力争在“八五”前期基本上理顺价格。 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的。社会化大生产必须以商品生产的高度发展为前提。我国在农村中自然经济还占优势，在城市中除上海等大城市外，社会化大生产也没有充分发展。在这个基础上建设起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就不能不保有旧社会的许多痕迹和残余。比如在城市中还要发展大量的集体所有制经济和一定数量的个体经济，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必须采取多种多样的经营形式，除利用农民集体劳动的优越性外，还必须利用农民个体劳动的优越性。只要广泛地存在手工劳动，集体劳动和个体劳动就各有各的优越性，必须互相结合，才能发挥劳动的最大经济效果。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在山区组织大规模的集体劳动，只会浪费劳动力，降低劳动的经济效果。在城市允许存在个体经济，在农村中可以存在小手工业、小商贩、各种副业生产等个体经济。 全民所有制工商业也是千差万别，决不能采取一种经营形式，不应当独家包办，全收全支，统购统销。苏联在斯大林管理时期，优先发展重工业，要求过急，经济建设规模过大，生 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供应都很紧张，因此不得不由中央来统一管理，统一分配，只有计划调节，不可能进行市场调节。我国在50年代学习苏联的经济管理体制，而且从1958年开始，也是生产指标过高，经济建设规模过大，因此同样产生了“绷得很紧，管得很死”的现象。这种状况，到1978年止没有改变。三中全会提出调整国民经济，把1979年的工业生产指标降到8％，1980年又降到6％。国家计划内的基本建设拨款1979年减少20％，1980年又减少30％。经过调整，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的供应有些松动，这就为管理体制的改革(消费品多渠道经营和生产资料进入商品市场)创造条件。生活资料的供应也开始采取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原则，增加流通渠道，减少流通环节。这种改革现在还刚刚开始，但已经找到了前进的方向。我们的“初步意见”，就是根据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充分利用市场调节作用的方针制定的。 社会主义国家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绝对优势，我们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不同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不能没有国家计划，不能不受国家计划的指导。根据30年的经验，国家计划首先必 须安排好经济建设的规模和人民生活改善的程度。也就是说要正确规定积累和?肖费的比例，使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合计不超过国民收入总额。30年来我们有许多年生产指标过高，经济建 设规模过大，不但使人民生活无法改善，而且降低了生产和建设的经济效果。最近两年国民经济的调整，就是从这方面开始。在这方面，必须严格遵守国家计划，决不应当放松管理。这方 面管好了，保持了财政收支、信贷收支、物资供求、外汇收支的平衡，国民经济就不会出大乱子，其它方面的管理就可以放松一点。逐步减少指令性的计划，代之以指导性的计划。指导 性的计划不强制企业严格遵守，而可以按照企业自身能力和市场需要灵活调节。如果企业的经济活动远离国家计划，国家应尽可能采取价格、税率、信贷等经济手段来调节，不要动不动 就采取行政命令来解决。 从单纯计划调节过渡到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目的也是为着扩大地方、特别是企业的自主权，提高其主动性、创造性和积极性。从去年起，我们开始进行财政分级管理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在目前，主要还只限于财政收入和企业盈利的分成方面，此后要向生产计划权、产品管理权、人事管理权、物价调整权等方面逐渐扩大。特别是目前不合理的价格体系，成为市场调节的重大障碍。所以为着继续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必须进行计划管理、物资管理(包括城乡、内外贸易)、劳动管理、物价管理等体制的改革。我国现行的财政管理体制，把银行当作财政的出纳机构，没有充分利用银行的作用，也必须进行改革，使银行成为按照国家计划进行市场调节的一个重要杠杆。价格的改革需要同税制的改革配合起来进行，使各行业、 各产品能够大体上得到同等的利润，需要高价出售或低价出售的产品，以及由于客观条件不同而盈利多少不同的企业，用不同的税率来进行调节。 在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时候，必须建立企业的民主管理制度，使劳动人民真正能够当家做主。企业的领导人真正成为社会的公仆，不致成为骑在劳动人民头上的主人。 现行的企业上交利润制度，使企业也不得不分级管理，成为中央各部或各级地方政府的附属物。这种制度，不利于跨行业、跨地区的专业化协作，容易发生行业之间的分割和地区之间的封锁，不利于保护竞争，推动联合。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最好是把上交利润改为上交税款，除原来的工商税外，按利润上交所得税，此外还加征资源税、差额税等，并创办各种地方税。各种税款有的上交给中央，有的中央和地方分成，有的上交给地方。这样各级政府对于企业的经济活动就可以不进行过多的干预，各级政府也容易划分收支，真正建立两级或者三级财政管理制度。各企业在向各级政府上交各种税款以后，可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这是经济管理体制中的一项根本性的改革，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经过试点逐步推广。明年希望每个有条件的省指定一个县(或市)进行试点，各大中城市指定几个企业进行试点。 ……

中国高端访问.拾叁,15位站在改革前沿的经济智囊

作者：  余玮，吴志菲著

出版社：经济日报出版社,2008

简介：　　 蔡昉、胡鞍钢、温铁军、贺铿、王梦奎、张卓元、黄辅、薛暮桥……他 　　们有的穿梭在决策高层与社会底层之间，他们有的参与勾画中国社会经济发 　　展的路线图，他们都是站在中国改革开放前沿的经济学智囊，他们都是中国 　　经济改革与发展的“马前卒”，他们都是出入红墙的高层谋士。他们的足迹 　　与心迹尽在两位记者型作家的笔墨之中…… 　　

魏礼群经济文选

作者：  魏礼群[著]

出版社：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11

简介：《魏礼群经济文选》主要内容简介：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时代经济名家经典文丛》，涵盖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薛暮桥、刘国光、吴敬琏、厉以宁等代表性文选。出版这部文丛，比较集中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学家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贡献，反映经济科学的繁荣发展历程，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用价值。魏礼群编著的《魏礼群经济文选》收录多篇经济文选，具有较高学术价值。

谷书堂经济文选

作者：  谷书堂[著]

出版社：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11

简介：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时代经济名家经典文丛》，涵盖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薛暮桥、于光远、刘国光、吴敬琏、厉以宁等代表性文选。出版这部文丛，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学家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贡献，反映了经济科学的繁荣发展历程，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用价值。 本册由张卓元等编著的《谷书堂经济文选》中的文章都具有现实性、针对性，反映了改革开放的方向。

抗战与乡村工作

作者：  薛暮桥等著

出版社：生活书店,1938

简介：

才子邓拓[电子资源.图书]:一位蒙冤者的血泪人生

作者：  张帆著

出版社：海天出版社,1999

简介： 片断： 联系，带着一身伤痕回 到了福州。这时，中学同学、好友傅衣凌正好从厦门回来度 假，他们相约到乌石山图书馆去看书。他发现，入狱前开始 的中国思想界的哲学论战，仍在激烈地进行。面对资产阶级 考学教授张东荪等著名学术权威，邓拓毫不畏惧。1933年10 月，他以“邓云特”为笔名，在《新中华》半月刊上发表 《形式逻辑还是唯物辩证法》一文，驳斥张东荪“辩证法在 人类历史上已成为过时的古董”的唯心主义观点，邓拓在文 章中明确指出： “每一事物本身就是充满着矛盾。它的发展就在它的本 身内部矛盾的量的积蓄而达到质的转变。” “唯物辩证法从关联中去把握一切事物，就是因为一切 事物是互相关连的，唯物辩证法从对立的统一的，矛盾的运 动和变化中，历史的发展中去把握一切事物，就是因为一切 事物本来是对立统一的，矛盾的，运动与变化的，因循发展 的。唯物辩证法能够符合这些客观规律，这就是它所以能够 成为正确的科学方法的推一理由。” “辩证法乃自然界，人类社会及思维的一般存在运动和 发展的规律，人们应用它可以认识，把握一切客观事物。” 当时邓拓才21岁，能写出如此高水平的论著显示了他的 理论水平已达到相当的高度。 1933年11月20日，福州城发生了著名的“闽变”。十 九路军将领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公开宣布和蒋介石 决裂，成立抗日反蒋的人民革命政府。邓拓立即参加了人民 政府的工作，担任文化委员会专员兼外交部秘书，负责宣传 联络工作。福建人民政府在福州人民中掀起抗日反蒋的热 潮，民众革命思想高扬，引起国民党右派的极度恐慌，调集 大批军队进攻福建，日本帝国主义也公然出兵相助。内外夹 击，福建人民政府终于寡不敌众，于次年1月宣告失败。 “闽变”失败后，邓拓受到通缉，被迫回到上海，在老同学 的帮助下，在浦东中学教了几个月书。这期间，他没有放弃 学术研究，参加了薛暮桥、孙冶方等组织的“中国农村经济 研究会”的活动。 秋天，在河南省政府任职的大哥邓伯宇从河南来信，让 他去开封继续学习。邓拓在上海一时找不到党的组织，想完 成学业，回原校是不可能了。于是，他给大哥回信：“中州 也许是小弟的安身之所。” 邓拓来到开封，插班进了河南大学历史系。当时历史系 主任是罗仲言，即罗章龙，在德国研究过马克思主义的罗章 龙亲自讲授《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一课，此外，30年代一 些著名学者如李达、范文澜、邓初民等人也先后到河南大学 讲授哲学、历史等课程。邓拓在这里广泛吸取各种知识，同 时开始进行历史研究和著述。 1935年、1936年间，他以邓云特为笔名，在《中山文化 教育馆季刊》第三、四期连续发表了两篇文章：《论中国封 建社会“长期停滞”的问题》和《再论中国封建制的“停 滞”问题》。当时托派分子严灵峰、任曙和国民党文人陶希 圣、胡秋源等人断言鸦片战争前，中国已进入“商业资本主 义”，妄图否认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性质，进而否定中 共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邓拓的两篇文章用马列主义 观点、方法，予以驳斥。他说：“商业资本自身，既不能建 立任何生产方式，也不能造出任何剩余价值，它只有附就于 既存的生产方法而活动。”历史上根本没有存在过什么“商 业资本主义”，更得不出春秋战国时期，封建制度已经不复 后记： 希?br>杜导正 写邓拓而冠以“才子”，是恰如其分的。 我与作者，都是多年邓拓的老部下，在他掌舵的 《晋察冀日报》做编辑做记者。我们都知道，他并不像曾被 指责的那样是“书生办报”、“死人办报”，更不是不懂政 治的文人。恰恰相反，自投身革命的那天起，他的生命便与 政治紧紧相联。在同时代的革命者当中，他当之无愧地是一 位具有很高理论、文化素养和政治敏感的人。 邓拓青年时期，虽以诗文见长，但是他最大的兴趣却在 历史和哲学，并取得了甚高的造诣。在人才辈出的30年代， 他的《中国救荒史》横空出世，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以历史 的丰厚底蕴来研究哲学，使他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后， 更具有了严密的逻辑思维。这一切，使他在卢沟桥事变进入 晋察冀抗日民主根据地后，如鱼得水般地施展才华，显露才 华，顺理成章地成为聂荣臻、彭真麾下理论、思想、文化领 域的一位杰出人物。担任《晋察冀日报》总编辑期间，他在 1942年使撰写出了《纪念七一，全党学习和掌握毛泽东主 义》，这是中共历史上最早系统论述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论著 之一，而由他主编的《毛泽东选集》更是中共第一部毛泽东 的选集。这一切，显示了他的才华与政治家的眼光。 新中国成立后，在他担任《人民日报》任总编辑的十年 间（1949－1958年），他的政治家办报的素质没有改变，他对 国内外事物继续保持着独立思考的良好习惯，他的政治头脑 相对清醒些务实些，他对领袖的指示，不那么一味盲从，因 此在那极不正常的政治风云中，他处处不得欢心，处处使人 觉得碍手碍脚，好了，他的抱负与才华，被卷走了，被淹没 了。最后，他只能背着“不仅不是政治家办报，甚至也不是 书生办报，而是死人办报”的指责黯然离开了《人民日 报》。 在邓拓告别《人民日报》之前，他曾面对一座寺庙发出 感慨：“如果允许的话，我真想留在这寺庙里多读些书，多 写些文章。”归隐之心跃然纸上。在离开《人民日报》的那 一年，他兼任了中国历史博物馆建馆领导小组组长，他曾计 划要写一部《中国绘画史》。这一决定，也许是他归隐不得 而转求心境平静的无奈。 但是邓拓不是沈从文。同样在30年代才华横溢的沈从 文，从文学殿堂退出后，把所有精力转入到撰写《中国古代 服饰史》一书中，而邓拓的《中国绘画史》虽然没有写成， 但却给后世留下了洋溢着对现实的忧虑和批判以及沉重地历 史责任感的《燕山夜话》与《三家村札记》。 读《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读着读着，不由得 浮想翩翩。我总在想，如果中国60年代初没有邓拓的声音， 没有邓拓的身影，历史将会留下无法弥补的缺憾。但是以邓 拓的才华和政治素质而言，如果当时中国的历史环境有稍许 民主宽松的话，邓拓留给我们的将会更多。再由邓拓，顺便 想到老舍、田家英、吴晗、廖沫沙、田汉……一批批中国精 英与才子的经历与结局，便不得不得出“专制将扼杀创造性 与才华”的结论。中国历史包括当代史，在这个问题上的成 功经验与失败教训，或者说血泪的史实太多太多了。一切仁 人志土，有责任在这个问题上做更多深层次的思考，做更多 更实际的努力，保护中国人的创造性，保护中国的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