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外国文学史.第五卷,1970年至2000年的外国文学

作者：  吴元迈主编;钱善行，冯植生卷主编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4

简介：　　 概论 　　 70年代以后各国文学的丰富多彩,总起来说,恰恰在于它的多元化状态,在于一批极有天赋,然而有着不同年龄和学识,不同文化背景、思想内涵和表现形式以及不同成就和影响的文人的集合,使一切思想、主义、流派都要在这个时代展现,所有卓尔不群的大家都要分享这方文学胜地的一角秀色。 　　 首先是在欧洲,因为它拥有众多的文学大国和优秀作家。这30年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31名作家中,欧洲便有19位,占了近三分之二,可谓人才辈出。虽然欧洲各国的情况不同,文学面貌各异,甚或大相径庭,但它们在新时期、新形势下表现出的活力、创新和多元化倾向却十分相似。 　　 七八十年代,苏联的社会主义文学取得了新进展,具有一股鲜活的生命力,各种题材、风格的作品大量涌现。同时,也涌现出众多驰名国内外的作家、诗人和戏剧家。 　　 1985年苏联开始改革,提出“社会进一步民主化”和“扩大公开性”的口号。1986年,苏联第八次作家代表大会在“民主化”和“公开性”原则下召开,会议气氛紧张,争论激烈,作家间的矛盾和分歧公开化。1987年,回归文学的“反思”冰山突现水面,直至1989年,反思和回归的热潮势头不改,大量被禁作品开禁,一时间洛阳纸贵,文学杂志订数猛增。这一年,主导苏联文坛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从作协章程中删除。1990年成为“索尔仁尼琴年”,各杂志纷纷抢登他的被禁作品。 　　 1991年,风云突变,苏联党政高层领导斗争加剧,各种矛盾公开化,最终导致存在七十余年的社会主义苏联解体,苏联文学终成历史。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作家由于多年来的积怨和不同政见被分成对垒的两军,口诛笔伐,俄罗斯文学迎来了寒冷的冬天。几年后,文学界的这场恶战始趋平息,各种作品百无禁忌、良莠不齐,纷纷破土而出。这些年,老作家们接连谢世,尚存者已显得有些力不从心,而那些40年代前后出生的作家逐渐成为文学中坚,一批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中青年作家则脱颖而出,给俄罗斯文学平添一抹春色。但是,俄罗斯文学欲现昔日的辉煌,恐怕还得“蓄芳待来年”。 　　 东欧(现称中欧和东南欧)诸国与苏联情况基本相似。在波兰,哥穆尔卡任第一书记的两个五年计划(1961—1970)期间,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1970年底格但斯克等沿海城市工人罢工。70年代后期国家经济恶化,全国发生罢工浪潮,团结工会应运而生。1981年雅鲁泽尔斯基当选为党中央第一书记,同年12月波兰宣布进入战时状态,所有文艺团体被取消,所有出版机构被查封,文学刊物停刊,一些作家移居国外。1983年7月战时状态结束,1989年12月29日波兰人民共和国改国名为波兰共和国。 　　 诗歌在波兰文学中占有特殊地位,尤其是诗人米沃什和女诗人希姆博尔斯卡获诺贝尔文学奖,更增添了波兰当代抒情诗的分量。除了这两位,享有盛誉的老一代诗人还有赫伯特和鲁热维奇,以及40年代出生的巴兰恰克和李普斯卡,青年一代则有奥哈拉派的希维特利茨基和波德夏德沃,古典化派的迪斯基和凯拉尔,先锋派的索斯诺夫斯基。几代诗人的诗歌特色、艺术形式和美学追求不尽相同,显示出波兰诗歌多元化的发展倾向。 　　 匈牙利于1968年开始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导致国内政治生活的重大变化。1989年10月8日,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大会上该党终止工作,成立匈牙利社会党。同月,国会修改宪法,规定国家实行多党制,改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为匈牙利共和国。文学创作在七八十年代除了现实主义作家外,也出现了以沙布·玛克托、曼蒂·伊万为代表的“新月派”作家和以山陀·弗伦茨、弗耶什·安德烈为代表的“更新代”作家。 　　 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导致苏联出兵,领导人杜布切克被捕;昆德拉等作家被开除出党,流亡国外;哈韦尔等被监禁;大批作家遭流放;由塞弗尔特任主席的作家协会被解散。1969年胡萨克任捷共中央总书记,1987年他辞去总书记职务,只任总统;1989年又辞去总统职务,同年捷联邦会议两院选举杜布切克为联邦议会主席,剧作家哈韦尔任总统。1993年元旦,捷克斯洛伐克分为两个独立国家:捷克和斯洛伐克。这一时期捷克斯洛伐克文学上最负盛名的是198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塞弗尔特和流亡国外、已入法国籍的作家米兰·昆德拉。 　　 在法国,1959年至1963年国民经济高速增长,但工业的过度发展也激化了社会矛盾,社会不满情绪在1968年的“五月风暴”中暴露无遗。这次事件震撼了法国,创造了新的意识形态氛围,并导致1969年戴高乐退出政坛,结束了一个时代。因受语言学、符号学和心理分析学影响,彻底抛弃现实主义而盛极一时的新新小说派开始衰退,主将索莱尔斯于1980年与《如实》杂志彻底分道扬镳,法国文学进入一个没有中心、没有旗帜、没有流派的多元化时代,文学的通俗化趋向不可阻挡。 　　 原为新小说派元老的西蒙,在法国文坛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并于198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他那匠心独运、“将诗人和画家的创作力与对时间的深刻意识结合在一起”的创作思想和风格,无疑使他成为这一时期自成一格的文学大师。1996年去世的杜拉斯,擅写日常生活,但她摈弃原先以情节取胜的传统方法,把故事写得扑朔迷离,人物的内心世界刻画得细腻感人。一部以少年时代初恋为背景的小说《情人》,缠绵悱恻,充满异国情调。同样拒绝传统的勒克莱齐奥,他的作品中无论是荒漠大海的神秘冒险,还是节奏疯狂的都市生活,细腻无序的描写总是与荒诞、寓意性的概括相依相融,传达出作者强烈的主观感受和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图尼埃大器晚成,43岁时才发表处女作,但即获大奖,第二部作品《桤木王》又获龚古尔奖,确立了在法国文坛的地位。其作品想像丰富,荒诞离奇又充满象征,但它不同于通俗的科学幻想小说。莫迪亚诺的作品虚实相间,结构紧凑,语言明快。通过回忆与想像,以表现生活的不安定和潜伏的危险。 　　 战后英国,其殖民帝国土崩瓦解,殖民地纷纷独立。1982年英军远征马尔维纳斯群岛,而1997年英国最后一个殖民地香港回归中国,最终结束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史。但“英语世界”的出现,使英语文学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一个强大的话语体系。许多用英语写作的英联邦作家移民英国,亦给英国文学增添了绚丽的篇章。 　　 这30年,英国文学前有卡内蒂(用德语写作)和戈尔丁获诺贝尔文学奖,后有出生于特立尼达与多巴哥的“后殖民”作家奈保尔再摘桂冠。这30年,英国文学既有老作家莱辛、戈尔丁、斯帕克、福尔斯宝刀不老、笔耕不辍,又有马丁·艾米斯、麦克尤恩、巴恩斯等中青年作家脱颖而出,日臻成熟;也有布鲁克纳、拜厄特、德拉布尔等女作家巾帼不让须眉,还有号称“移民三雄”的奈保尔、拉什迪、石黑一雄之崛起,蜚声国际文坛。这30年,英国诗坛异彩纷呈,新人辈出,多元化的开放格局造就了又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爱尔兰的西默斯·希尼。希尼的诗具有鲜明的民族背景和地方特色。品特的戏剧也成就斐然,1996年被授予终身成就奖,其戏剧作品语言幽默洗练,善用荒诞和比喻,富有象征意义。 　　 德国在战后分裂成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一道柏林墙将一个民族分为东西两个阵营,走着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拆除,1990年两德统一,长达四十年的分裂历史终结。民主德国曾拥有三位一流作家,一位是女作家克丽斯塔·沃尔夫,她的《卡珊德拉》和《美狄亚》成功地运用丰富的艺术手段,集神话、象征、荒诞、梦幻于一体,将真实材料与文学虚构及主观评述有机结合,表达她对人类命运的忧虑;一位是剧作家海纳·米勒,他借助历史、神话和传说,并对戏剧表现形式进行创新,怪诞奇崛中显露出本人的悲剧史观和对历史与现实的批判;另一位是诗人布劳恩,他的创作简洁、冷静、客观,富于哲理,表现出对变革的渴望和对美好社会的追求。 　　 联邦德国有两位作家海因利希·伯尔和君特·格拉斯获诺贝尔文学奖。伯尔“凭借他对时代的广阔视野,结合典型化的灵敏技巧,对复兴德国文学作出了贡献”;格拉斯“以他嬉戏般的黑色寓言描绘了被遗忘的历史面貌”。而以心理分析和细节描写著称的马丁·瓦尔泽,模糊了高雅文学和通俗文学界线的居斯金德,专写家庭生活、表现人的生存状态的女作家沃曼,通过荒诞手法表现现代人失落感的剧作家博托·施特劳斯等,都是当今德国文学的佼佼者。 　　 奥地利1938年被纳粹德国吞并,后作为纳粹德国的一部分参加侵略战争。1955年,美、英、法、苏四方占领国同奥地利在维也纳签订条约,并于同年10月撤出占领军,接着奥国民议会宣布奥地利永久中立。文学上,奥地利属德语文学,约翰内斯·马梅尔与德国的海因茨·康萨利克同为当代德语文学中最负盛名的大众文学作家。托马斯·伯恩哈德和彼得·汉德克则是战后奥地利最重要的作家。前者主要写小说,主题常为疾病、灾难、死亡、绝望和沉沦;后者主要写剧本,创作完全违背传统戏剧,是一种没有情节、对白、场景、道具的“说话剧”。 　　 瑞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保持中立,战后政局相对稳定,国民经济持续增长,人均年收入居世界前列。文学创作分德语地区和法语地区,而用德语写作的作家更为著名,其中迪伦马特和弗里施成就最大,均为戏剧家和小说家。前者的戏剧立意鲜明,荒诞离奇而富哲理,情节完整而语言幽默;后者的剧作大多表现他对世界的悲观看法,并有极强的喻意性;小说多表现现代社会中人的异化和个性自我认同的困难。 　　 意大利从战后至60年代初,经济发展较快,但后来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使它陷于困境。70年代后,实行严厉的经济紧缩政策,国民生产总值开始缓慢回升。80年代初又一次爆发的经济危机持续了三年多,高失业率激发了社会矛盾,恐怖活动猖獗,政府换班频仍,民众心理空前脆弱。文学失去了昔日新潮迭涌、流派更替的局面,一片凋零,70年代后始恢复元气,被先锋派否定的现实主义有所振兴,实验主义继续发展,风格独具的作品时时出现,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两次被意大利作家——蒙塔莱和达里奥·福摘取。前者的诗歌表达人的内心世界之细微感情,现代人那孤凄、哀婉、怨怼的情感隐逸于诗的艺术意象之中;后者集编剧、导演、演员、舞美设计于一身,发挥假面喜剧即兴表演的特长,兼收欧美现代派戏剧的各种表现手法,创造出独特的现代讽刺喜剧。埃科是位文艺批评家,也是位文学家,将自己对中世纪文化的研究成果融于结构繁复、情节曲折离奇的小说中。卡尔维诺在其寓言式小说中融现实、幻想、哲理为一体,凝重荒诞的哲理性内容和观念糅合在寓言故事所特有的神秘朦胧的美感之中。莫拉维亚遵循写实主义传统,以他那敏锐的观察力和精细入微的心理描写,力图揭示异化社会不同时期的特点和人们精神上的危机。 　　 西班牙因佛朗哥的独裁统治而长期闭关自守。1975年佛朗哥去世,西班牙历史翻开新的一页。自80年代起,西班牙经济高速增长,文学也蓬勃发展。阿莱克桑德雷和塞拉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前者继承西班牙抒情诗传统和现代派手法,对人生、爱情和当今社会的境况作了深刻探求和描述;后者的小说多围绕死亡主题展开,“以富有节制的同情”和充满悲剧色彩的叙事“勾画了孤独无助者令人心颤的形象”。 .　　 葡萄牙的情况与西班牙有些相似,独裁者萨拉查在葡统治长达37年,1970年病逝,1974年一些中下级军官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法西斯政权。但直到1986年苏亚雷斯当选总统,葡萄牙近六十年才有了第一位文人总统。同样,葡萄牙这时有了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萨拉马戈,他是位关心世界命运的作家,作品新颖独特,充满隐喻和暗示,“通过由想像、同情和讽刺所维系的寓言故事,不断使我们对虚幻的现实有所了解”。 　　 北欧的丹麦、瑞典、挪威、冰岛和芬兰,在60年代经济发展较快,但70年代随着经济危机和失业人数增加,各国经济发展趋于不平衡。瑞典经济发达,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居世界前列,教育高度普及,以现代福利国家著称。挪威的石油出口为其带来巨额利润。丹麦女作家索若普为丹麦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以写妇女的日常生活著称。瑞典1974年有两位作家雍松和马丁逊同获诺贝尔文学奖,但都在70年代去世。目前重要的作家为诗人古斯塔夫松和女小说家埃克曼。冰岛当前最受欢迎的作家为描写渔民生活、反映冰岛巨变的卡拉松和描绘一个充满欢笑和痛苦的世界的古德蒙德松。芬兰的阿尔波·鲁特为芬兰著名工人作家,以写赫尔辛基工人生活著称。 　　 希腊有着古老的历史和文化。1946年爆发内战,1949年希共在内战中失败,大资产阶级掌权,实行白色恐怖。1967年军人发动政变,建立独裁政府。1973年废黜国王,确立共和制,1974年军政府垮台。1981年议会选举,由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执政,并进行了一些社会改革。1979年诗人埃里蒂斯因“从源远流长的希腊传统中汲取营养,以强烈的感情和敏锐的智力显示了现代人为争取自由、从事创造性活动而进行的斗争”获诺贝尔文学奖。 　　 70年代后,亚洲各国经济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和繁荣,但地区冲突和民族矛盾不断:两伊战争,苏联入侵阿富汗,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美伊战争,中东战争,印巴冲突,巴以冲突,印尼和菲律宾的民族冲突……影响着亚洲地区的安宁,但总的趋势仍是和平与发展。与此同时,各国的文学也有新的发展,新的成就。 　　 日本文学在七八十年代错综复杂的社会思潮和文学思潮影响下,出现了许多文学派别,如“透明族”、“作为人派”和“内向派”等。这些文学派别的出现,一方面打破了日本文学的旧传统;另一方面由于作家的反常心理和对现实的不满,他们的作品中弥漫着种种迷惘、失落、空虚和颓废情绪。到90年代,这些风行一时的派别渐渐风流云散,呈现出多样化和多元化的态势。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在接受萨特存在主义哲学和运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同时,将自己的美学观和政治观融入日本传统美学中,“在荒诞的故事叙述里蕴藏诗意的抒情,对人类危机进行深刻的思考”,开创了另一番天地。 　　 印度文学自50年代起盛行的区域文学流派长盛不衰,一直延续至七八十年代。作家们以边缘小村落为依托,以现实主义手法描写那里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90年代后,一批用英语写作的中青年作家,如阿鲁·乔希、维克拉姆·赛德、乌帕马尼亚·查特吉和女作家阿妮塔·德赛、帕拉蒂·穆克吉等脱颖而出,他们的作品集荒诞与现实于一身,将富有特色的印度文化传播至世界。 　　 以色列自1948年建国后,大批犹太作家从世界各地聚集到此,共同创造了以色列文学的繁荣。五六十年代以色列文学的领军人物是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阿格农,他“从犹太人民的生活汲取主题”,创造出“深刻而具特色的叙事艺术”。60年代至90年代“大屠杀文学”的代表人物为阿佩费尔德,他的《为每桩罪恶》和《不朽的巴特法斯》为这一流派的代表作;而奥兹则是“新浪潮文学”的代表人物,主张以色列与巴基斯坦和平共处,共同发展。 　　 非洲各国均属发展中国家,经济相对不发达,政局动荡;文学创作水平参差不齐,用阿拉伯语、法语和英语创作的国家和地区,水平相对较高。埃及是文明古国,1953年废除君主制,成立共和国。1967年中东战争,以色列占领西奈半岛。1978年,埃及通过谈判收回西奈半岛。1981年萨达特遭暗杀,穆巴拉克当选总统至今。他执政后,坚决镇压国内极端势力,继续对外开放,吸引外资,注意改善人民生活。1988年,小说家马哈福兹因“开创了全人类都能欣赏的阿拉伯语言叙述艺术”而获诺贝尔文学奖。他的作品继承阿拉伯文学传统,又吸收和运用象征、隐喻、荒诞、非理性等现代手法,丰富小说的表现力。 　　 尼日利亚原为英国殖民地,1960年宣布独立。独立后,历史遗留的地区和部落矛盾日趋尖锐,政局不稳,军事政变不断,至1985年共有六次大的政变,70年代成为非洲最大的产油国。1986年,剧作家兼诗人、小说家的索因卡,因“以广阔的文化视野和诗情横溢的联想影响当代戏剧”而获诺贝尔文学奖。他将西方现代戏剧艺术与约鲁巴传统艺术相结合,对发展非洲民族戏剧作出了重大贡献。 　　 南非1961年退出英联邦,成立南非共和国,是非洲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但南非当局长期以来推行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政策,黑人领袖曼德拉被判终身监禁,直至国大党在大选中获胜。1991年,白人女作家戈迪默获诺贝尔文学奖。 　　 澳大利亚在战后鼓励英国和欧洲人移民,1966年对移民政策进行修改,允许亚洲人移民定居,至80年代后移民人数激增,使澳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同时亦滋生丰富的物质生活和人的意识危机的矛盾。1973年小说家怀特因“以史诗般的气概和刻画人物心理的叙述艺术,把一个新的大陆介绍到文学领域中来”而获诺贝尔文学奖。一部《风暴眼》集中体现了他的创作思想和现实主义的叙事手法,写出了当代澳大利亚人的自私、冷漠、苦闷和迷茫。彼得·凯里是“新小说派”的代表人物,他的长篇小说《奥斯卡和露辛达》是受到赞誉最多的作品,而伊丽莎白·乔利是女作家中的佼佼者,她发表的许多表现女性问题的作品具有独特而强烈的艺术效果。 　　 战后加拿大经济迅速发展,70年代以来魁北克省独立运动曾多次造成国内政治危机,1982年以《宪法法案》替代《英属北美法》,并确定法语和英语同为加拿大国语。加拿大民族文学在欧洲文学和美国文学的影响下逐渐走向成熟。加拿大英语文学的代表人物是女作家阿特伍德,其长篇小说《使女的故事》描写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荒诞世界,被认为是女权主义的代表作。她的诗歌一反传统诗的形式,以出人意料的意象,不带感情色彩的风格,表达对妇女生存状况的关注。迈克尔·翁达杰的作品带有鲜明的多元化特色,一部《英国病人》轰动国际文坛,被认为是“反殖民小说的经典之作”。法语文学作家安娜·埃贝尔以《卡穆拉斯卡》被称为“当代最优秀的魁北克小说家”。 　　 美国在60年代由于卷入印度支那战争,并将越战升级,导致经济衰退。1969年上台的尼克松,1974年因水门事件被迫辞职,美国爆发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1975年福特政府正式宣布侵越战争结束,但美苏两国军备竞赛越演越烈。1991年底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布什和克林顿政府一面试图加强地区间经济合作,一面充当“世界警察”角色,参加海湾战争,长期从各方面制裁伊拉克,在科索沃问题上干涉别国内政,大肆轰炸南斯拉夫。 　　 这30年,美国文学如同它的政治经济一样变化很大。索尔·贝娄和辛格获诺贝尔文学奖,加上马拉默德和菲利普·罗思,使美国文学拥有四位犹太裔现实主义大作家。他们的构思、笔法、风格、哲理思辩各不相同,但都将细致描写与象征、荒诞、寓意性的概括相交融,创造出新的语境,来表现美国的社会现实和犹太人的生存与命运,传达出作者强烈的主观感受和对现实的悲剧性理解。 　　 同样,厄普代克也以描写细腻和现象主义方法见长,在他创作中占主要地位的“兔子系列”,花费40年时间描写了不同时期的中产阶级人物兔子哈利·安斯特朗姆的经历和命运,反映出近半个世纪来美国社会的变迁。常以暴力和爱情为创作主题的女作家欧茨,在传统的现实主义基础上兼容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象征主义、神秘主义等手法,表现了美国现代社会的复杂生活。卡弗和贝迪描写平凡生活的细节,塑造各具特色的小人物形象,揭示世界和人生的荒诞,成为“简约派”的代表人物。 　　 变化迅速的美国生活,促使一些作家用更新颖的手法来反映现实。巴思的作品充分体现了他丰富的想像力和实验精神;冯内古特发展了60年代海勒式的“黑色幽默”,融科学幻想为一体,对美国社会进行漫画式的嘲讽和揭露;多克托罗对历史和历史人物进行虚构和编织,用匪夷所思的情节来怀疑美国社会繁荣安定的真实性。品钦在“黑色幽默”的基础上,以各种艰深的现代科学、杂乱无章的内容和晦涩难懂的语言来营造当代社会令人窒息的梦魇般气氛。 　　 这30年,美国文学亮点中的亮点,是黑人文学的崛起并融入美国的主体文学。哈里的《根》、艾丽斯·沃克的《紫颜色》、伊什梅尔·里德的《物神》、怀特曼的《隐匿地》以及桂冠诗人丽塔·多弗,剧作家奥古斯特·威尔逊等,都以他们出色的作品和非凡的才能让人刮目相看。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199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更为美国文学增添了一抹亮色,而1987年俄罗斯侨民诗人布罗茨基获诺贝尔文学奖,则多多少少让俄罗斯感到几分沮丧和无奈。 　　 60年代西班牙语美洲文学曾发生震惊世界的“文学爆炸”,造就了一批蜚声世界的作家,魔幻现实主义、心理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社会现实主义等流派纷呈。70年代以后文坛继续火爆,但进入80年代后,随着聂鲁达、阿斯图里亚斯、卡彭铁尔、科塔萨尔、博尔赫斯、鲁尔福、纪廉等一批文学大家凋谢,文坛显得静寂许多,到了90年代才又奇迹般复苏,新老作家开始新一轮冲刺。智利的巴勃罗·聂鲁达、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墨西哥的奥克塔维奥·帕斯分别获诺贝尔文学奖,他们的获奖既是西班牙语美洲文学的骄傲,亦给诺贝尔文学奖本身增添了荣光。而阿根廷的博尔赫斯虽未获此奖,但其声名并不在他们之下。他的散文和短篇小说清冽、明丽、灵动、精致,令人神醉情驰。在富恩特斯笔下,现实主义又重放异彩,历史和幻想在作品中交融、升华,组成一首深沉悠远的命运交响曲。擅长结构现实主义的巴尔加斯·略萨,个人情爱和社会重大政治问题在他的作品中交相辉映。卡夫雷拉·因方特注重文学语言的探索与革新,浪漫主义的爱情悲剧被他注入了独特的古巴音乐舞蹈成分。 　　 文学爆炸后,拉美一些青年作家脱颖而出。智利的伊莎贝尔·阿连德以一部充满魔幻的《幽灵之家》演绎了一个国家风云变幻的历史;她的同胞埃德华兹1999年获塞万提斯奖,成为该奖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得主;墨西哥的劳拉·埃斯基韦尔的《沸腾》让读者再次领略魔幻现实主义的魔力;阿根廷的普伊格的《蜘蛛女之吻》重新回到情节,并在小说的叙事结构中融入影视手段;多产的波塞在《天堂之狗》中用艰深而高品位的文字展示落后的文明与文明的落后。 　　 巴西受葡萄牙殖民统治长达三百余年。1964年军人发动政变,建立军人政权,三届政府均实行独裁统治。1979年文人政府掌权,实行大赦,改革经济,逐渐使巴西经济实力居拉美首位。特雷维桑为巴西最著名的短篇小说家,其作品短小凝练,意韵深刻。特莱斯为巴西最负盛名的女作家,文笔细腻流畅,揭露社会风气的败坏和道德的沦丧。卡布拉尔是战后巴西诗坛声望最高的诗人,具岩石般冷峻的抒情色彩。而维里西莫则是当今巴西最知名的专栏作家。 　　 位于东加勒比海小安的列斯群岛上的一个小点——圣卢西亚,面积616平方公里,人口不足十三万,其中黑人占九成,原为英国殖民地,1979年始获独立,经济以香蕉种植业为主。如今小小的岛国,因它的子民沃尔科特获1992年诺贝尔文学奖而闻名遐迩。瑞典文学院称他的叙事长诗《奥梅罗斯》是“一部恢宏的加勒比史诗”,称他的大量诗作“散发出光和热,并深具历史眼光,是多元文化作用下的产物”。 　　 20世纪末的世界文学乃至文化已显现出多元化和通俗化走向,这种走向也许还将对21世纪的世界文学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

20世纪外国文学史.第四卷,1946年至1969年的外国文学

作者：  吴元迈主编;韩耀成，陈众议卷主编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4

简介：　　 概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并不意味着世界太平。和平初至,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由于政治立场、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巨大差异,迅速进入冷战状态。双方首先因德国重建而发生分歧,而后是旷日持久的斗争与对峙。1949年4月4日,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丹麦、挪威、冰岛、葡萄牙、意大利在华盛顿签署了针对苏联及其盟国的《北大西洋公约》,希腊和土耳其则于1952年,联邦德国和西班牙于1955年、1982年先后加入。作为回应,苏联、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民主德国、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八国于1955年5月14日在华沙缔结《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简称《华沙条约》)。两大阵营水火不容,军备竞赛节节攀升,使世界长期处于新一轮大战的边缘。 　　 与此同时,世界进入高速发展时期,科学技术日新月异,航空、电讯的商业开发和电影的普及更为人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生活空间。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在这个急剧变化而又相对稳定的时期,迎来了新的繁荣。 　　 首先,社会主义阵营各国文学的形成和亚非拉文学的迅速崛起,导致文学领域西方中心主义的瓦解。世界文学开始出现多元化倾向。 　　 苏联作为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一面旗帜,在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举足轻重。苏联文学因而成为各国社会主义文学的榜样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精神食粮。但这一形势由于苏联政治生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尤其是斯大林的逝世和中苏分歧等一系列变故而急转直下。50年代伊始,苏联文艺领域中“无冲突论”的危害日益显露出来,出现了粉饰现实的“节日文学”。1952年底,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开始纠正这种倾向,号召作家、艺术家“无情地抨击社会中仍然存在的恶习、缺点和不健康的现象”,“大胆地表现生活的矛盾和冲突”。1954年末,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于莫斯科召开,继续批判“无冲突论”和粉饰现实的倾向,号召作家“写真实”和“干预生活”。同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成为这次代表大会深受关注的主题。苏联作家结合20年创作实践存在的问题,重新审视1934年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表述;强调共性与个性、规律性与主动性的关系,提倡大胆探索和不同流派、不同形式、不同风格、不同体裁的并存。1956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发表《关于克服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决议,致使苏联发生根本转折。长期以来形成的教条主义、庸俗社会学和简单化的观点和做法遭到批评,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等问题得到广泛探讨,作家创作个性受到重视,文学审美品格和人道主义精神引起关注。50年代末,苏联文学急剧变化,一大批描写小人物、展示人性魅力、表现严酷现实、开拓艺术空间的作品应运而生。与此同时,一批初登文坛的青年作家开始描写年轻一代的迷惘,产生了一批“非英雄化”作品。 　　 位于中欧、东南欧地区的波、捷、匈、罗、保、阿等国,因为属于社会主义阵营而深受苏联影响。但在战后的一段时期里,这些国家的文学创作却保持了各自的优良传统。因此,整个40年代末都是各种文学艺术流派共存的时期,代表不同文学主张与倾向的文学刊物如雨后春笋层见叠出。但好景不长,随着波、捷、匈、罗、保等国的政治变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确定为惟一的创作方法,致使一部分作家被迫转入地下或者保持缄默;另一些作家背井离乡流亡国外。惟有南斯拉夫是个例外,由于它在政治上与以苏联为首的东欧集团相对立,文学界并未接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从而保持了各种流派的并存。1953年后,这些国家的执政党和政府都相继调整文艺政策,尽管力度大小不一,但总的趋向是放松控制。之后,又发生匈牙利十月事件和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事件,致使这些国家的政治、文化生活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即便如此,这个时期的中欧、东南欧国家文学依旧成绩斐然。现实主义、象征主义、印象主义、表现主义、意识流、超现实主义等艺术流派、艺术风格都得到了相应发展。 　　 在民主德国,由于贝歇尔、布莱希特、安娜·西格斯、布雷德尔、雷恩、博多·乌泽和阿诺尔德·茨威格等作家流亡归来,无产阶级文学传统得到了继承和发展。这一传统深受苏联文学模式的影响,从一开始就置于统一社会党的领导之下,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因而,民主德国文学从战后至50年代中期除描写反法西斯斗争和揭露纳粹罪行以外,基本上都是对社会主义建设业绩和新人的正面歌颂。到了60年代,情况发生变化,新一代作家开始注意反映生活的矛盾与阴暗面。其中比较成功有克丽斯塔·沃尔夫、埃尔温·施特里马特、赫尔曼·康特和君特·德·布勒因等作家的作品。 　　 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对西方文学也产生了影响。60年代,这种影响随着西方国家中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左倾和学生运动的爆发而达到了顶峰。 　　 这一时期的另一重要现象是亚非文学的崛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亚洲国家遭受日本帝国主义蹂躏。战后,亚洲民族独立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许多国家相继取得独立。同样,许多非洲国家摆脱英、法、意、葡等国的统治,成为新兴的独立国家。这些国家由于政治制度不同,国情各异,其文学发展的轨迹和情况不尽相同。一些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一些国家建立进步的民主政权,一些国家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还有一些国家依然保持君主制。此外,亚非地区局部战争不断,先后爆发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东战争、阿尔及利亚战争等。这些因素无疑给这些国家的文学造成了重大影响。与此同时,就主导倾向而论,这一时期的亚非文学又分别受到苏联文学和西方文学思潮的影响,这些都导致亚非国家文学总体上的丰富与多彩。拿印度和埃及为例,这一时期的文学可谓空前繁荣。印度文学受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的影响,出现了两大倾向的并存与互惠。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进步主义文学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一开始就吸引大批作家。40年代虽然出现了分化,但客观上促进了这类文学的繁荣和成熟。心理分析小说从四五十年代流行起来。这类作品不仅将弗洛伊德学说与甘地主义和印度宗教相结合,而且明显地带有自然主义色彩。埃及经济五六十年代出现了畸形发展的态势,致使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空前激化。这客观上为文学提供了十分丰富的素材。同时,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和西方文学思潮无不对埃及文学产生重要影响,使埃及文学无论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显得相当丰富多彩。阿拉伯世界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马哈福兹便是这一时期脱颖而出的重要作家。 　　 与其他东方国家不同,日本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开始在美国的卵翼下发展经济。50年代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日本文学发生了重大变革,传统作家重登文坛,战后派和第三代新人崭露头角,使这一时期的日本文学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民主主义、现实主义、中间小说、存在主义、先锋派并驾齐驱,互相影响。日本文学最终孕育了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等一批闻名世界的重要作家。 　　 由于民主力量占了上风,也由于邻邦美国的强盛和国际市场对石油及农作物的需求,拉丁美洲地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愈来愈多的人了解了建立现代化民主社会可能带来的好处,因而要求变革的呼声日益高涨。同时,欧美国家的各种思潮连同其文学艺术一股脑儿涌入拉丁美洲国家。而拉丁美洲国家往往因为历史、文化和社会的原因,对这些思潮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这就导致20世纪中叶拉丁美洲特有的人文景观,文化的繁荣导致文学的“爆炸”,轰动一时的魔幻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心理现实主义、社会现实主义等等,都生成甚至繁盛于这一时期。1959年,古巴革命的胜利又极大地鼓舞了这一地区的进步作家并为之提供了一个安全、可靠的后方。60年代,拉美文坛最活跃、最有生气的作家如加西亚·马尔克斯、巴尔加斯·略萨、科塔萨尔、富恩特斯、贝内特蒂、萨瓦托等,在古巴周围结成了广泛的统一战线。拉丁美洲文坛流派纷呈,佳作迭出。 　　 其次,在社会主义阵营和亚非拉文学与西方文学分庭抗礼的同时,西方文学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现代主义不再一枝独秀,形式主义盛极而衰,一些水火不相容的流派和方法走向了并存和融合。另一方面,传统文学与时俱进,获得了新的生机。世界文学因此出现了多重风格、多种流派并存、整合的崭新局面。 　　 在法国,传统小说已经成为读者最多、影响最大的一个品种。女作家萨冈的通俗小说获得了巨大成功。亨利·特罗亚的传记小说,埃尔韦·巴赞、于连·格林、波伏瓦、萨特等人的自传体小说和马尔罗、莫里亚克等人的回忆录都拥有大量的读者。历史小说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阿拉贡的《受难周》、亨利·特罗亚的《义人之光》等一些作品,显示了历史小说的活力。侦探小说家乔治·西默农和圣安东尼奥的系列作品,以及战后出版的侦探小说丛书“黑色系列”也曾风靡一时。现代主义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到五六十年代达到顶峰,但已不再一统天下。存在主义小说作为其中的一个支流,五六十年代进入了全盛期。意识流小说方兴未艾。作为一种创作方法,意识流受到普遍的重视并被愈来愈多的小说家所采用。新小说在继承意识流小说和荒诞小说的基础上,对传统小说进行了更为彻底的革新。此外,50年代出现了贝克特和尤内斯库的荒诞派戏剧,从而将荒诞性推演到了极致。五六十年代也是新的文学批评方法得到充分发展的时期。以圣伯夫和朗松为代表的传统批评方法受到空前的挑战。一种以文本结构、叙述语言和文学内在因素为主要对象的新批评从60年代开始形成并得到迅速发展。同时,以吕西安·戈尔德曼为代表的社会学批评,因其在充分考虑作品生成的社会环境的条件下注重分析作品的内在结构,而被统称为“发生学结构主义”。尽管如此,60年代真正引起东方和西方批评家们激烈论战的并非新批评,而是加洛蒂提出的“无边的现实主义”理论。 　　 在英国,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同样是一派多彩的景象。小说方面,不少战前成名的作家笔耕不辍,伊夫林·沃、普里斯特里、格雷厄姆·格林、奥威尔等均有新作问世。新一代作家中,戈尔丁于1954年因小说《蝇王》而一举成名。艾米斯、韦恩等“愤怒的青年”因抒发愤怒和不满而备受关注。60年代后期,作家的聚焦点从内容转到形式,开始对小说形式进行更为大胆的实验。此外,女性作家莱辛、斯帕克、默多克等开始登上文坛,展示风采。50年代中叶,英国剧坛涌现了一批颇具特色的优秀作家,形成了一场新戏剧运动。贝克特和奥斯本分别代表了这一运动的两个主要方向,即荒诞派戏剧和写实主义戏剧。同时,品特的“威胁喜剧”、韦斯克与奥斯本等人的“厨房洗碗池戏”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诗坛也没有因为一些大家的退出而凋零。康奎斯特、金斯利·艾米斯、詹宁斯、拉金和韦恩等“运动派”诗人在继承和发展中为战后英国诗坛注入了新的生机。在文学批评方面,随着西方兴起新左派思潮,文化研究和批评实践构成了文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威廉斯将文学批评扩展为文化批评,并与霍加特、汤普森和霍尔等人一起为英国文化研究作出了贡献。 　　 美国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大既得利益者,政治上趋向保守,50年代风行一时的麦卡锡主义便是证明之一。1950年2月,参议员麦卡锡以共产主义已经渗入国务院为由,在美国朝野掀起新一轮反共浪潮,揭开了全国性政治迫害运动的序幕。从此,美国及其新盟友与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为敌,战争一触即发,人类和平受到严重威胁。40年代末至50年代的美国文学并非这一历史的机械反映,但或多或少体现了美国社会的相对平静与保守。先是战争题材的盛行,随之而来的则是对中产阶级价值观及生活方式的批判。与此同时,年轻一代开始以消极形式反对美国社会,形成了以金斯伯格、凯鲁亚克等人为代表的“垮掉的一代”。60年代,随着u-2飞机被苏联击落、吉隆滩登陆失败、古巴导弹危机和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及越南战争的爆发,美国社会进入多事之秋。反战运动、黑人运动、女权运动和年轻一代的反文化运动此起彼伏。美国文坛因之而开始呈现出少有的喧哗与骚动。“垮掉的一代”由西而东,向全国推进。嬉皮士文学、荒诞派戏剧、黑色幽默、黑人文学和女权主义文学共同赋予美国文学以浓墨重彩。 　　 在德国,许多作家都为建立统一、进步的文坛而进行过努力。但是,政治形势的发展很快使他们的愿望成了泡影。德国东、西两部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方面走上了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文学也是如此。西德文学选择了与东德文学截然不同的路数,不仅各种思潮、流派和创作方法得以并存,就连不乏污点的作家也有一席之地。托马斯·曼、德布林、黑塞、楚克迈耶、魏森博恩和雷马克等老作家,以及贝恩、伊丽莎白·朗盖瑟、贝根格林、容格尔等留守作家,都发挥了很大影响。格拉斯、伯尔和马丁·瓦尔泽等人的长篇小说创作取得了骄人成绩。年轻一代作家通过“废墟文学”和“返乡文学”反映了战后德国的真实景象。60年代中期以后,“福利社会”带来的弊端也成了年轻作家批判的对象。与此同时,海森比特、黑尔特林、阿尔诺·施密特和奥地利作家汉德克等热衷于语言实验和形式创新,从而最大限度地颠覆了传统的叙述形式。60年代末,随着冷战的加剧和东西方矛盾的激化,文学的政治化倾向日益明显,并最终导致了席卷西方世界的1968年学潮。这一时期的奥地利文学大致选择了西德文学的发展道路。瑞士作为中立国,保持了文学的自由发展。加上弗里施和迪伦马特等著名作家的努力,战后瑞士德语文学很快赢得了国际声誉。 　　 与一般西方国家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并未给西班牙和葡萄牙带来光明。战后的盟国政府在欢庆胜利的同时,开始对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两个“准法西斯国家”实行全面封锁。客观上加剧了佛朗哥和萨拉查的闭关锁国。硕果仅存的留守作家不得不转入地下,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文学反抗。这种形势一直持续到50年代中期。1955年,联合国正式接纳西班牙。从此,西班牙逐步恢复了与西欧及美洲各国的外交关系。即便如此,西班牙社会依然处在佛朗哥的铁腕统治之下。隐晦曲折地表现现实,依然是多数作家选择的创作道路。从体裁看,小说是这一时期西班牙文学的主要表现形式,塞拉、何塞·玛利亚·希隆内拉、米格尔·德利维斯、拉法埃尔·桑切斯·费尔罗西奥和女作家卡门·拉福雷特、安娜·玛利亚·马图特等,则是代表作家。60年代,随着国际和周边环境的好转,西班牙小说从观念到形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其中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作家个性的进一步张扬,形式创新成为西班牙小说的主要标志。相形之下,西班牙战后的诗歌和戏剧并不像小说那么繁荣。首先,诗坛由于“二七年一代”的过早凋零而“青黄不接”;剧坛则受战后政治气氛和经济条件的制约,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无法恢复活力。为了避免各种审查和可能遭遇的麻烦,许多剧院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旧戏新唱”,将战前为人们所喜闻乐见的一些传统剧目重新搬上舞台,这客观上延续了西班牙源远流长的戏剧传统,并给窒息的生活提供了一丝文化气息。 　　 在葡萄牙,超现实主义给50年代的诗歌创作打上了深深烙印。到了60年代,随着实验主义诗歌开始兴起,诗坛出现了勃勃生机。超现实主义、意象主义、晦涩主义和具体派诗歌争奇斗艳。一时间,新名词、新概念、新形式层出不穷。小说和戏剧虽然不像诗歌那么热闹,却也得到了响应和发展:一边是新现实主义和存在主义;一边是以女作家贝萨·路易斯为代表的无主义作家。新现实主义和存在主义50年代就出现融合,而无主义作家则一步步走向个性化写作。 　　 意大利在医治战争创伤的重建时期开始了工业化进程,文坛上出现了新现实主义等重要流派。新现实主义文学以鲜明的政治倾向、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大众化的艺术风格区别于以往的现实主义创作。它在意大利文坛占据统治地位达十年之久,产生了大量优秀的纪实性作品,培养和造就了许多优秀作家。与此同时,工业化进程不可避免地催生了大量的工业题材文学。由此产生的“工业与文学”的讨论,影响了几代作家。许多著名作家如卡尔维诺等都参加了这场讨论。此外,工业题材文学派生了两大支流:一是注重形式翻新的实验文学,是一种间接反映工业文明的文学派别,文史学家称之为“新先锋派”;二是直接描写工业社会的工业文学,多以工业生产和工人劳动为表现对象。虽然二者都以反映异化现象为己任,但“新先锋派”文学侧重于形式创新,而工业文学则更多地表现为内容的翻新。然而,“新先锋派”在60年代喧闹了一场之后,并没有留下多少成功的作品,倒是稳步遵循现实主义方法的工业文学取得了丰硕成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过不同遭遇的北欧诸国选择了美国人的生活方式。50年代,以爵士音乐和可口可乐为象征的美国文化潮水般涌入北欧,冲击着固有的民族文化传统。随着冷战和扩军备战加剧,知识分子普遍感到悲观失望。于是,存在主义大行其道,现代主义再度兴盛。那些自以为奉行现实主义的作家也纷纷采取兼容并包的做法。60年代,北欧诸国进入“福利社会”后,文学更加丰富多彩。 .　　 澳大利亚摆脱了有史以来的孤立状态,迅速融入国际社会,迎来了一个社会开放、经济起飞的新时期。澳大利亚文学得到了相应发展,虽然发展并不平衡,诗人和小说家的脚步不尽一致,但总体上说,现实主义文学不再一枝独秀,文坛出现了流派纷呈、人才辈出的繁荣局面,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以及一大批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作家共同缔造了蔚为壮观的澳大利亚现代文学大厦。 　　 新西兰迎来了自己的百年华诞,其文学也进入了成熟季节。长篇小说破天荒第一次压倒了占主导地位的短篇小说和诗歌,成为文坛的主导形式。与此同时,美国文学的影响日益明显,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成为多数作家攻击的目标。诗坛出现了新浪漫主义,小说则呈现出多样化倾向。 　　 加拿大在支援西方国家恢复家园的同时,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收益和良好的国际形象。随着经济的繁荣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加拿大的民族文化得到了长足发展。老一辈作家笔耕不辍,年轻一代迅速崛起。他们不仅善于继承传统,而且十分注重借鉴欧美文学,多层次、多方位地开创了民族文学的发展道路。到60年代,加拿大文学已然形成自己的独立品格。高等院校纷纷开设独立的加拿大文学课程;一大批作家作品走出国门,引起国际社会关注。加拿大文学从此不再是英国文学的一个分支,更不是美国文学的翻版。 　　 战后二十多年的时间里,除了因两大阵营对峙而产生的种种不同甚至完全对立的文学形态外,还涌现了各色各样的中间状态、游离状态的文学,其中拉丁美洲文学和一些亚非国家文学的崛起,不能不说是世界文学的一大进步。它们极大地丰富了世界文学的画廊,揭示了文学发展的一些带有普遍价值的规律,如文学与政治、继承与借鉴、扬弃与兼容的关系等。由于亚非拉文学的兴起,以及多重风格、多种流派的并存、整合与兼容,世界文学开始呈现出空前多元发展的景象。

1930年至1945年的外国文学

作者：  吴元迈主编;陶洁，吴正仪卷主编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4

简介：　　1930年到1945年是一个充满着复杂矛盾和尖锐斗争的时期。首先，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第一次大规模的经济危机。1929年10月29日，美国股市崩溃，迅速波及西方各国，甚至冲击了远在亚洲的日本和大洋洲的澳大利亚。从此开始了资本主义世界普遍的经济萧条时代，工业生产大大减少，失业率急剧上升，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罢工浪潮此起彼伏，以致整个欧洲及美国政局动荡不安，资本主义制度岌岌可危。与此同时，苏联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工业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文化教育事业也有很大的发展。一时间，苏联成了西方进步知识分子向往之地。同时，苏联在团结世界无产阶级作家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继1927年在莫斯科召开各国无产阶级革命作家代表会议之后，1930年11月在哈尔科夫又召开第二次代表会议，有中国、日本、德国、法国、美国、意大利等22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会议通过了《致世界各国革命作家书》，并决定成立“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用俄、德、英、法四种文字出版机关刊物《世界革命文学》(1931—1932)。这标志着世界无产阶级文学进入了发展的新阶段。 　　 　　 其次，这时期另一个特点是德国纳粹势力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迅猛发展。德国纳粹党借经济危机发展壮大，1933年希特勒当上总理，一年后大权独揽，成为国家元首兼总理，对外毫无顾忌地伸出侵略魔爪，在疯狂扩军备战的同时开始进行对共产党人的血腥镇压和灭绝人性的排犹反犹运动。在意大利，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府加紧对内控制，对外扩张。1935年，意大利对阿比西尼亚发动侵略战争，在遭到英法的反对后转而与德国合作;1936年到1939年德、意联合出兵干涉西班牙内政，由于英、法、美、苏等国保持中立，佛朗哥终于打败人民阵线，在西班牙建立起了法西斯政府，从此形成“罗马—柏林轴心”。1937年，意大利与德国和正在进行侵华战争的日本，签订了“反共产国际条约”。1938年3月，德国吞并奥地利，次年3月占领捷克斯洛伐克，9月进攻波兰，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同年，意大利与德国正式结盟，1940年6月墨索里尼决定与德国一起参战，9月又同德国及日本缔结“三国同盟条约”，最终形成法西斯同盟。面对德国纳粹的对外扩张，英、法、美等大国为了应付国内经济危机，采取所谓的怀柔政策，一再退让，不惜牺牲小国利益以满足德、意的贪婪要求，甚至苏联也于1939年与希特勒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然而姑息养奸并不能换取和平，就在英国首相张伯伦签订《慕尼黑协定》，声称已经获得“我们时代的和平”后不久，德国仍然向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进军。1938年，英法先后向德国正式宣战。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对苏联不宣而战。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被迫应战。从此，战争全面展开，波及六十多个国家与地区，牵连二十多亿人口。全世界各国人民同仇敌忾，浴血奋战，作出巨大牺牲，终于打败法西斯，于1945年秋天结束了这场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浩劫。 　　 　　 在这一错综复杂、风云迭变的时期，世界各国的文学出现了新的变化。首先，由于经济危机和苏联的影响，各国作家普遍走出书房和各自的小圈子，开始关心政治和社会现实问题，学习马克思主义，研究文学与社会的关系，考虑自己的社会义务和历史责任。1930年捷克斯洛伐克进步知识分子建立“左翼阵线”;1932年法国瓦扬·古久里等发起成立“革命作家和艺术家联合会”;同年保加利亚文学界在季米特洛夫的领导下建立了以无产阶级作家为核心的“劳动战斗作家同盟”;英国的年轻作家“阅读马克思，成为共产主义者”，刘易斯·吉本甚至公开承认他是写社会革命题材的“革命作家”;丹麦左翼文学评论家汉斯·基尔克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发表关于文学的任务是为争取社会主义而斗争的评论文章;美国左翼文化团体和左派杂志如《新群众》等纷纷介绍十月革命后的苏联，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讨论作家的责任和文艺的方向。这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有了很大的发展。例如，在英国仅1937年发表的重要论著就有艾立克·维斯特的《危机和批评》，拉尔夫·福克斯的《小说和人民》，戴-刘易斯编辑的论文集《被束缚的心灵:社会主义和文化革命》和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的《幻想与现实》。这时期，左翼或无产阶级作家的影响颇大，无论在南欧还是北欧，30年代一批出身社会最低层的优秀无产阶级作家登上文坛，其作品大都具有较为深刻的批判精神和鲜明的无产阶级倾向性及战斗性，揭示了社会冲突和阶级矛盾，反映了下层人民的疾苦和觉醒。远在新西兰的青年作家的作品，也以社会批判为基调，以左翼政治倾向为主要内容。澳大利亚作家如泽维尔·赫伯特、伊芙·兰利等则揭露白人对土著民族的歧视，讥笑教会在土著人地区传教的虚伪，对澳大利亚社会进行无情的谴责。在东方，随着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涨，印度文学深受甘地主义的影响，强调文学与现实直接结合，要求文学为民族独立运动服务。在拉丁美洲，地区主义作家如墨西哥的雷布埃尔塔斯、蒙西瓦伊斯和阿根廷的阿尔特，都十分关注社会现实，试图通过文学艺术揭露社会黑暗，批判社会不公，以期最终改变社会面貌。三四十年代席卷拉丁美洲的文化寻根运动与土著主义小说的兴起也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场革命。 　　 　　 各国作家的政治热情还表现为积极组织志愿军，于1936年开赴西班牙支持那里的人民抗击法西斯统治的战斗。欧洲、北美洲以及拉丁美洲许多国家富有正义感的作家如马尔罗、奥威尔、海明威、聂鲁达等都曾投笔从戎，随国际纵队开赴西班牙。中国也曾派一百人参加。这些作家不仅直接参战，还撰文反映这场轰轰烈烈的战争，如海明威为北美报刊联盟写了许多新闻报道以及剧本《第五纵队》和小说《丧钟为谁而鸣》;马尔罗的《人类的命运》一直被认为是反映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出色的小说;休斯通过诗歌，罗马尼亚进步作家运用报告文学，讴歌西班牙人民的英雄业绩。奥威尔、里格勒等曾在战斗中负伤，匈牙利作家查克、马岱等甚至牺牲在西班牙战场。 　　 　　 这时期文学的另一个特点是现实主义的回归。1934年苏联召开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确定苏联文学的任务，并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规定为苏联文学的基本创作方法，要求苏联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去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苏联先前的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革拉特科夫、法捷耶夫和肖洛霍夫等不遗余力地在创作中运用现实主义手法;不少先前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或“同路人”作家如谢尔盖耶夫-倩斯基、希什科夫、阿·托尔斯泰、帕乌斯托夫斯基、爱伦堡、费定、列昂诺夫等，经过多年探索，在新的创作实践中接受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此外，还有文坛新秀如奥斯特洛夫斯基、伊萨科夫斯基和包戈廷等，步入文坛不久便创作出引人注目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由于苏联作家代表大会有法、德、英、美、日本、中国等40个国家派代表参加，因而大会的结论对各国文学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例如，英国立即出版了日丹诺夫和高尔基等人的大会发言，《剑桥左派》等杂志赞扬苏联作家严肃而努力地把文学作为工具来集体创造一个有觉悟、有自由、有教育、有文化的无阶级社会，并且批评英美中产阶级作家一心追求个人的艺术和纯粹个人的真理。美国作家在1935年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美国作家同盟”，接受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领导，并且在《新群众》、《党派评论》等杂志的推动下，开展关于无产阶级文学等问题的讨论。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思想的影响以及各国严峻的经济形势和政治形势，为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在欧洲的回归或复苏创造了条件。英国作家衣修午德的纪实性柏林系列小说、伊夫林·沃的社会讽刺小说和普里斯特利的社会喜剧小说承继18世纪笛福、菲尔丁开创的现实主义传统，满足了生活在动荡年代读者的需要。在美国同样是现实主义占优势的时代，从高尔德自传体的《没有钱的犹太人》、德莱塞的《美国悲剧》、赖特的《土生子》到亨利·罗思的《称它为睡觉》、厄斯金·考德威尔的《烟草路》，以及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人鼠之间》，纳撒尼尔·韦斯特的《寂寞芳心小姐》、《蝗虫之日》等都是反映萧条时代社会问题的现实主义小说。在法国，罗曼·罗兰的《欣悦的灵魂》被认为是法国的第一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里程碑。其他优秀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家还有阿拉贡和萨特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同学保尔·尼赞。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各国进步作家成了反法西斯文学或抵抗运动文学的中流砥柱。在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下，现实主义仍然是总的发展趋势。各国的国情虽然有所不同，但为了反对德、意法西斯的扩张、侵略与统治，为捍卫自己国家、民族的未来，面对着生死存亡的重大抉择，各国一切具有进步思想和爱国主义情操的作家无不运用手中的笔，积极反映现实，以振奋民族精神，鼓舞人民坚定地与法西斯进行斗争。法国是最早沦亡的国家之一，但法国作家如马尔罗、圣埃克苏佩里、弗朗索瓦·莫里亚克等，都在民族危急的关头参加抵抗运动。安德烈·莫洛亚当年已经55岁，仍然投笔从戎，参加北非、科西嘉和意大利等地的战斗。法国抵抗运动期间出现了许多充满爱国主义精神的诗歌，通俗易懂，一反现代诗的朦胧和晦涩而广为流传。例如阿拉贡就改变自己超现实主义的手法，他那具有爱国主义激情的诗歌和长篇小说《共产党人》等是这时期极为出色的作品。战争还使萨特从相信个人的绝对自由转而投入现实斗争，从对世界和人生的冷漠，转变为积极介入法国和世界大事，从而创作了不少关切国家和民族的小说、戏剧。美国虽然参战较晚，但斯坦贝克的《月落》、麦克利什的诗剧《城市的陷落》、丽莲·海尔曼的《守望莱茵河》等都是优秀的反法西斯文学作品。在北欧，无论是被占领的丹麦、挪威的爱国作家，还是作为中立国的瑞典作家，都加入抗击法西斯统治的洪流。中欧、东南欧诸国是受害最为严重的国家。1938年德军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1939年9月攻占波兰，1941年占领南斯拉夫;意大利法西斯于1939年4月出兵占领阿尔巴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国的反动政府则先后追随德、意法西斯势力，作为附庸参与德军对苏联的进攻。这些国家的进步作家在面临国家民族的危难时刻，往往通过历史小说动员和激励人民向法西斯展开斗争。瑞典作家维尔海姆·莫贝里和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如伊·尔日阿内克等借古喻今，以历史小说来揭露敌人，鼓励人民奋起反抗，讴歌人民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这时期报告文学很流行，对战争进展的报道，对人民抗击法西斯的描写都构成了文学的一个重要部分。 　　 　　 即使在日本、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法西斯的统治并不意味进步文学的死亡。尽管史学家认为内战结束了西班牙近半个世纪的黄金时代，但年轻一代作家诸如米格尔·埃尔南德斯等迅速崛起，继续唱响反法西斯战歌;内战时期兴起的战地小报以及后方刊物的新闻报道和诗歌专栏、战地剧，都为作家提供了反法西斯创作的园地。在意大利，曾经在法西斯文化高压政策下被迫沉默的知识分子在30年代逐渐觉醒:克罗齐的历史论著借古讽今，把批判的锋芒指向法西斯政权;流亡法国的作家组织了“正义与自由”运动，拿起笔向法西斯开战;隐秘派诗人走出象牙塔，写起反法西斯的政治抒情诗;超现实主义小说家则用荒诞不经的故事影射法西斯主义。总之，意大利文学向直面人生的现实主义回归，并与抵抗运动同步发展，成为反法西斯斗争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德国，尽管纳粹分子大肆摧残文化，不仅焚烧图书，而且对作家们从精神到肉体进行疯狂迫害，但无论是背井离乡的德国流亡作家还是留在国内的德国无产阶级革命作家都没有停止反法西斯的斗争。抵抗文学是德国文学史上光辉的一页，流亡作家更是继承和发扬了德国文学的优秀传统，创造了名闻遐迩的流亡文学，其中一些作品还成为20世纪世界文学的瑰宝。 　　 　　 在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在反动当局的残酷镇压之下从高潮走进低谷，但小林多喜二、宫本百合子等仍然坚持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革命方向，在作品中表现出强烈的抵抗意志。进步的自由主义作家坚持批判侵略战争，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如石川达三的《活着的士兵》真实地描写日本侵略军南京大屠杀的惨状。此外，还出现了金子光晴、小熊秀雄、小野十三郎、冈本润、壶井繁治等一批抵抗诗人。有些正直的日本作家为保持艺术的独立性，向私小说、历史小说和风俗小说等方面发展;许多有良知的作家则完全封笔，表示沉默的抵抗。 　　 　　 然而，即便左翼文学和现实主义很兴旺的三四十年代，也并不是某一种文学思潮或文学方法能够一统天下。由于国情不同，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并没有在各国都得到认同，尤其在苏联与纳粹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以后，各国许多进步人士因愤怒失望而与苏联和共产党决裂。1997年英国出版的《重写30年代:现代主义及之后》就用大量史实说明，虽然英国左派赞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但并不是所有作家都接受它。同时，艾略特、乔伊斯和吴尔夫等现代主义作家对年轻人的影响不容忽视。事实的确如此。综观那时的文学可以发现，同样是北欧的反法西斯文学，并不都以现实主义形式出现，在被德国占领的丹麦、挪威，象征主义手法似乎更起作用，如挪威作家塔尔耶·韦索斯甚至改变以往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转而采用象征主义，以巧妙的隐喻和寓意表达他对法西斯的憎恶和对抵抗运动的支持。法国反法西斯文学的一个主要特色，是普遍带有超越现实的倾向和哲理的色彩。萨特、加缪和波伏瓦的许多作品是在抵抗运动期间为了配合反法西斯斗争而创作，但他们的指导思想却是存在主义哲学。他们那些关于异化的世界和人生的荒诞的作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50年代曾风靡一时，对世界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再如，英国女作家伊丽莎白·鲍恩和康普顿-伯内特都坚持现实主义传统，但关注的并不是下层人民的疾苦，前者主要描写有闲富裕阶层的生活、爱尔兰故乡的历史和风土人情，以及战争带来的灾难和恐惧感;后者大多与现实无关，而是以维多利亚后期或爱德华时代为背景，主要表现家庭生活和家庭关系。 　　 　　 现代主义的高潮尽管已经过去，但大师们还在创作，还有一定影响。虽然吴尔夫当时承认，在社会处于混乱的时候，作家不可能对社会的冲突和矛盾完全不闻不问，但她的《岁月》与《三个几尼》并不是写战争、政治，而是关于家庭和性别关系，是许多学者不会想到的另一种政治。乔伊斯仍在写试验小说《芬尼根守灵夜》，艾略特在诗剧《大教堂谋杀案》中继续对表现形式进行探索与革新，并且影响了克里斯托弗·弗赖、奥登与衣修午德等诗人。在美国，福克纳虽然关心政治，抨击社会的黑暗与不公，但他仍然用现代主义的意识流和多视角等手法。即使像多斯·帕索斯、斯坦贝克等政治色彩很浓的作家，在使用现实主义或自然主义手法的同时并没有放弃试验与创新。前者在社会小说《美国》三部曲中采用乔伊斯式的语言和“新闻短篇”、“摄影机眼”和“人物小传”等试验性的文学技巧;斯坦贝克在《愤怒的葡萄》中也不断探索综合运用各种叙事技巧，如在小说的叙事文本中穿插了一些散文诗篇，强化渲染特定的氛围或者表示某种象征意义。此外，现代主义还传播到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等国家，对它们民族文学的发展起了一定作用。由于拉丁美洲并没有受到战争的影响，它的优越性——和平环境、丰富的资源以及种族和文化的混杂——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体现。关于“宇宙种族”和“地区主义”的争论以及土著主义和宇宙主义文学的发展，既催生了后来的魔幻现实主义，也使拉美文学摆脱了欧美的影响，由多源走向多元，为往后的文学“爆炸”作了准备。 　　 .　　 相比之下，在苏联，由于一味地强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排斥其他文学表现形式，加上以行政命令方法领导文艺，因而造成许许多多文艺工作者的悲惨命运。尽管苏联卫国战争时期有过一些光辉的文学篇章，但总的来说，文学创作受到政治干扰和无冲突论的影响，发展并不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