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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简介： Moby Dick，由于它是一头白鲸的名字，所以中文译名为《白鲸》，也 译作《莫比·迪克》，是美国文学史上公认的经典文学著作，是一部史诗般 的小说，由美国著名小说家、诗人赫尔曼·麦尔维尔编著。 聪明、凶残的白鲸莫比·迪克，经常在海上兴风作浪，夺去了无数捕鲸 人的生命。艾哈贝船长也在一次捕鲸中被莫比·迪克咬掉了一条腿，从此发 誓一定要报仇雪恨。为了复仇，艾哈贝船长变得独断专行。几经辗转，艾哈 贝终于与莫比·迪克遭遇。经过三天追踪，最后他用鱼叉击中白鲸，但船被 白鲸撞破，除一位水手得救外，全船其他人全部遇难。 该书自出版以来，正被译成世界上几十种文字，并多次被改编成电影。 无论作为语言学习的课本，还是作为通俗的文学读本，本书对当代中国的青 少年都将产生积极的影响。为了使读者能够了解英文故事概况，进而提高阅 读速度和阅读水平，在每章的开始部分增加了中文导读。
20世纪外国文学史.第五卷,1970年至2000年的外国文学
作者： 吴元迈主编;钱善行，冯植生卷主编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4
简介： 概论 70年代以后各国文学的丰富多彩,总起来说,恰恰在于它的多元化状态,在于一批极有天赋,然而有着不同年龄和学识,不同文化背景、思想内涵和表现形式以及不同成就和影响的文人的集合,使一切思想、主义、流派都要在这个时代展现,所有卓尔不群的大家都要分享这方文学胜地的一角秀色。 首先是在欧洲,因为它拥有众多的文学大国和优秀作家。这30年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31名作家中,欧洲便有19位,占了近三分之二,可谓人才辈出。虽然欧洲各国的情况不同,文学面貌各异,甚或大相径庭,但它们在新时期、新形势下表现出的活力、创新和多元化倾向却十分相似。 七八十年代,苏联的社会主义文学取得了新进展,具有一股鲜活的生命力,各种题材、风格的作品大量涌现。同时,也涌现出众多驰名国内外的作家、诗人和戏剧家。 1985年苏联开始改革,提出“社会进一步民主化”和“扩大公开性”的口号。1986年,苏联第八次作家代表大会在“民主化”和“公开性”原则下召开,会议气氛紧张,争论激烈,作家间的矛盾和分歧公开化。1987年,回归文学的“反思”冰山突现水面,直至1989年,反思和回归的热潮势头不改,大量被禁作品开禁,一时间洛阳纸贵,文学杂志订数猛增。这一年,主导苏联文坛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从作协章程中删除。1990年成为“索尔仁尼琴年”,各杂志纷纷抢登他的被禁作品。 1991年,风云突变,苏联党政高层领导斗争加剧,各种矛盾公开化,最终导致存在七十余年的社会主义苏联解体,苏联文学终成历史。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作家由于多年来的积怨和不同政见被分成对垒的两军,口诛笔伐,俄罗斯文学迎来了寒冷的冬天。几年后,文学界的这场恶战始趋平息,各种作品百无禁忌、良莠不齐,纷纷破土而出。这些年,老作家们接连谢世,尚存者已显得有些力不从心,而那些40年代前后出生的作家逐渐成为文学中坚,一批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中青年作家则脱颖而出,给俄罗斯文学平添一抹春色。但是,俄罗斯文学欲现昔日的辉煌,恐怕还得“蓄芳待来年”。 东欧(现称中欧和东南欧)诸国与苏联情况基本相似。在波兰,哥穆尔卡任第一书记的两个五年计划(1961—1970)期间,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1970年底格但斯克等沿海城市工人罢工。70年代后期国家经济恶化,全国发生罢工浪潮,团结工会应运而生。1981年雅鲁泽尔斯基当选为党中央第一书记,同年12月波兰宣布进入战时状态,所有文艺团体被取消,所有出版机构被查封,文学刊物停刊,一些作家移居国外。1983年7月战时状态结束,1989年12月29日波兰人民共和国改国名为波兰共和国。 诗歌在波兰文学中占有特殊地位,尤其是诗人米沃什和女诗人希姆博尔斯卡获诺贝尔文学奖,更增添了波兰当代抒情诗的分量。除了这两位,享有盛誉的老一代诗人还有赫伯特和鲁热维奇,以及40年代出生的巴兰恰克和李普斯卡,青年一代则有奥哈拉派的希维特利茨基和波德夏德沃,古典化派的迪斯基和凯拉尔,先锋派的索斯诺夫斯基。几代诗人的诗歌特色、艺术形式和美学追求不尽相同,显示出波兰诗歌多元化的发展倾向。 匈牙利于1968年开始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导致国内政治生活的重大变化。1989年10月8日,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大会上该党终止工作,成立匈牙利社会党。同月,国会修改宪法,规定国家实行多党制,改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为匈牙利共和国。文学创作在七八十年代除了现实主义作家外,也出现了以沙布·玛克托、曼蒂·伊万为代表的“新月派”作家和以山陀·弗伦茨、弗耶什·安德烈为代表的“更新代”作家。 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导致苏联出兵,领导人杜布切克被捕;昆德拉等作家被开除出党,流亡国外;哈韦尔等被监禁;大批作家遭流放;由塞弗尔特任主席的作家协会被解散。1969年胡萨克任捷共中央总书记,1987年他辞去总书记职务,只任总统;1989年又辞去总统职务,同年捷联邦会议两院选举杜布切克为联邦议会主席,剧作家哈韦尔任总统。1993年元旦,捷克斯洛伐克分为两个独立国家:捷克和斯洛伐克。这一时期捷克斯洛伐克文学上最负盛名的是198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塞弗尔特和流亡国外、已入法国籍的作家米兰·昆德拉。 在法国,1959年至1963年国民经济高速增长,但工业的过度发展也激化了社会矛盾,社会不满情绪在1968年的“五月风暴”中暴露无遗。这次事件震撼了法国,创造了新的意识形态氛围,并导致1969年戴高乐退出政坛,结束了一个时代。因受语言学、符号学和心理分析学影响,彻底抛弃现实主义而盛极一时的新新小说派开始衰退,主将索莱尔斯于1980年与《如实》杂志彻底分道扬镳,法国文学进入一个没有中心、没有旗帜、没有流派的多元化时代,文学的通俗化趋向不可阻挡。 原为新小说派元老的西蒙,在法国文坛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并于198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他那匠心独运、“将诗人和画家的创作力与对时间的深刻意识结合在一起”的创作思想和风格,无疑使他成为这一时期自成一格的文学大师。1996年去世的杜拉斯,擅写日常生活,但她摈弃原先以情节取胜的传统方法,把故事写得扑朔迷离,人物的内心世界刻画得细腻感人。一部以少年时代初恋为背景的小说《情人》,缠绵悱恻,充满异国情调。同样拒绝传统的勒克莱齐奥,他的作品中无论是荒漠大海的神秘冒险,还是节奏疯狂的都市生活,细腻无序的描写总是与荒诞、寓意性的概括相依相融,传达出作者强烈的主观感受和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图尼埃大器晚成,43岁时才发表处女作,但即获大奖,第二部作品《桤木王》又获龚古尔奖,确立了在法国文坛的地位。其作品想像丰富,荒诞离奇又充满象征,但它不同于通俗的科学幻想小说。莫迪亚诺的作品虚实相间,结构紧凑,语言明快。通过回忆与想像,以表现生活的不安定和潜伏的危险。 战后英国,其殖民帝国土崩瓦解,殖民地纷纷独立。1982年英军远征马尔维纳斯群岛,而1997年英国最后一个殖民地香港回归中国,最终结束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史。但“英语世界”的出现,使英语文学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一个强大的话语体系。许多用英语写作的英联邦作家移民英国,亦给英国文学增添了绚丽的篇章。 这30年,英国文学前有卡内蒂(用德语写作)和戈尔丁获诺贝尔文学奖,后有出生于特立尼达与多巴哥的“后殖民”作家奈保尔再摘桂冠。这30年,英国文学既有老作家莱辛、戈尔丁、斯帕克、福尔斯宝刀不老、笔耕不辍,又有马丁·艾米斯、麦克尤恩、巴恩斯等中青年作家脱颖而出,日臻成熟;也有布鲁克纳、拜厄特、德拉布尔等女作家巾帼不让须眉,还有号称“移民三雄”的奈保尔、拉什迪、石黑一雄之崛起,蜚声国际文坛。这30年,英国诗坛异彩纷呈,新人辈出,多元化的开放格局造就了又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爱尔兰的西默斯·希尼。希尼的诗具有鲜明的民族背景和地方特色。品特的戏剧也成就斐然,1996年被授予终身成就奖,其戏剧作品语言幽默洗练,善用荒诞和比喻,富有象征意义。 德国在战后分裂成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一道柏林墙将一个民族分为东西两个阵营,走着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拆除,1990年两德统一,长达四十年的分裂历史终结。民主德国曾拥有三位一流作家,一位是女作家克丽斯塔·沃尔夫,她的《卡珊德拉》和《美狄亚》成功地运用丰富的艺术手段,集神话、象征、荒诞、梦幻于一体,将真实材料与文学虚构及主观评述有机结合,表达她对人类命运的忧虑;一位是剧作家海纳·米勒,他借助历史、神话和传说,并对戏剧表现形式进行创新,怪诞奇崛中显露出本人的悲剧史观和对历史与现实的批判;另一位是诗人布劳恩,他的创作简洁、冷静、客观,富于哲理,表现出对变革的渴望和对美好社会的追求。 联邦德国有两位作家海因利希·伯尔和君特·格拉斯获诺贝尔文学奖。伯尔“凭借他对时代的广阔视野,结合典型化的灵敏技巧,对复兴德国文学作出了贡献”;格拉斯“以他嬉戏般的黑色寓言描绘了被遗忘的历史面貌”。而以心理分析和细节描写著称的马丁·瓦尔泽,模糊了高雅文学和通俗文学界线的居斯金德,专写家庭生活、表现人的生存状态的女作家沃曼,通过荒诞手法表现现代人失落感的剧作家博托·施特劳斯等,都是当今德国文学的佼佼者。 奥地利1938年被纳粹德国吞并,后作为纳粹德国的一部分参加侵略战争。1955年,美、英、法、苏四方占领国同奥地利在维也纳签订条约,并于同年10月撤出占领军,接着奥国民议会宣布奥地利永久中立。文学上,奥地利属德语文学,约翰内斯·马梅尔与德国的海因茨·康萨利克同为当代德语文学中最负盛名的大众文学作家。托马斯·伯恩哈德和彼得·汉德克则是战后奥地利最重要的作家。前者主要写小说,主题常为疾病、灾难、死亡、绝望和沉沦;后者主要写剧本,创作完全违背传统戏剧,是一种没有情节、对白、场景、道具的“说话剧”。 瑞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保持中立,战后政局相对稳定,国民经济持续增长,人均年收入居世界前列。文学创作分德语地区和法语地区,而用德语写作的作家更为著名,其中迪伦马特和弗里施成就最大,均为戏剧家和小说家。前者的戏剧立意鲜明,荒诞离奇而富哲理,情节完整而语言幽默;后者的剧作大多表现他对世界的悲观看法,并有极强的喻意性;小说多表现现代社会中人的异化和个性自我认同的困难。 意大利从战后至60年代初,经济发展较快,但后来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使它陷于困境。70年代后,实行严厉的经济紧缩政策,国民生产总值开始缓慢回升。80年代初又一次爆发的经济危机持续了三年多,高失业率激发了社会矛盾,恐怖活动猖獗,政府换班频仍,民众心理空前脆弱。文学失去了昔日新潮迭涌、流派更替的局面,一片凋零,70年代后始恢复元气,被先锋派否定的现实主义有所振兴,实验主义继续发展,风格独具的作品时时出现,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两次被意大利作家——蒙塔莱和达里奥·福摘取。前者的诗歌表达人的内心世界之细微感情,现代人那孤凄、哀婉、怨怼的情感隐逸于诗的艺术意象之中;后者集编剧、导演、演员、舞美设计于一身,发挥假面喜剧即兴表演的特长,兼收欧美现代派戏剧的各种表现手法,创造出独特的现代讽刺喜剧。埃科是位文艺批评家,也是位文学家,将自己对中世纪文化的研究成果融于结构繁复、情节曲折离奇的小说中。卡尔维诺在其寓言式小说中融现实、幻想、哲理为一体,凝重荒诞的哲理性内容和观念糅合在寓言故事所特有的神秘朦胧的美感之中。莫拉维亚遵循写实主义传统,以他那敏锐的观察力和精细入微的心理描写,力图揭示异化社会不同时期的特点和人们精神上的危机。 西班牙因佛朗哥的独裁统治而长期闭关自守。1975年佛朗哥去世,西班牙历史翻开新的一页。自80年代起,西班牙经济高速增长,文学也蓬勃发展。阿莱克桑德雷和塞拉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前者继承西班牙抒情诗传统和现代派手法,对人生、爱情和当今社会的境况作了深刻探求和描述;后者的小说多围绕死亡主题展开,“以富有节制的同情”和充满悲剧色彩的叙事“勾画了孤独无助者令人心颤的形象”。 . 葡萄牙的情况与西班牙有些相似,独裁者萨拉查在葡统治长达37年,1970年病逝,1974年一些中下级军官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法西斯政权。但直到1986年苏亚雷斯当选总统,葡萄牙近六十年才有了第一位文人总统。同样,葡萄牙这时有了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萨拉马戈,他是位关心世界命运的作家,作品新颖独特,充满隐喻和暗示,“通过由想像、同情和讽刺所维系的寓言故事,不断使我们对虚幻的现实有所了解”。 北欧的丹麦、瑞典、挪威、冰岛和芬兰,在60年代经济发展较快,但70年代随着经济危机和失业人数增加,各国经济发展趋于不平衡。瑞典经济发达,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居世界前列,教育高度普及,以现代福利国家著称。挪威的石油出口为其带来巨额利润。丹麦女作家索若普为丹麦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以写妇女的日常生活著称。瑞典1974年有两位作家雍松和马丁逊同获诺贝尔文学奖,但都在70年代去世。目前重要的作家为诗人古斯塔夫松和女小说家埃克曼。冰岛当前最受欢迎的作家为描写渔民生活、反映冰岛巨变的卡拉松和描绘一个充满欢笑和痛苦的世界的古德蒙德松。芬兰的阿尔波·鲁特为芬兰著名工人作家,以写赫尔辛基工人生活著称。 希腊有着古老的历史和文化。1946年爆发内战,1949年希共在内战中失败,大资产阶级掌权,实行白色恐怖。1967年军人发动政变,建立独裁政府。1973年废黜国王,确立共和制,1974年军政府垮台。1981年议会选举,由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执政,并进行了一些社会改革。1979年诗人埃里蒂斯因“从源远流长的希腊传统中汲取营养,以强烈的感情和敏锐的智力显示了现代人为争取自由、从事创造性活动而进行的斗争”获诺贝尔文学奖。 70年代后,亚洲各国经济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和繁荣,但地区冲突和民族矛盾不断:两伊战争,苏联入侵阿富汗,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美伊战争,中东战争,印巴冲突,巴以冲突,印尼和菲律宾的民族冲突……影响着亚洲地区的安宁,但总的趋势仍是和平与发展。与此同时,各国的文学也有新的发展,新的成就。 日本文学在七八十年代错综复杂的社会思潮和文学思潮影响下,出现了许多文学派别,如“透明族”、“作为人派”和“内向派”等。这些文学派别的出现,一方面打破了日本文学的旧传统;另一方面由于作家的反常心理和对现实的不满,他们的作品中弥漫着种种迷惘、失落、空虚和颓废情绪。到90年代,这些风行一时的派别渐渐风流云散,呈现出多样化和多元化的态势。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在接受萨特存在主义哲学和运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同时,将自己的美学观和政治观融入日本传统美学中,“在荒诞的故事叙述里蕴藏诗意的抒情,对人类危机进行深刻的思考”,开创了另一番天地。 印度文学自50年代起盛行的区域文学流派长盛不衰,一直延续至七八十年代。作家们以边缘小村落为依托,以现实主义手法描写那里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90年代后,一批用英语写作的中青年作家,如阿鲁·乔希、维克拉姆·赛德、乌帕马尼亚·查特吉和女作家阿妮塔·德赛、帕拉蒂·穆克吉等脱颖而出,他们的作品集荒诞与现实于一身,将富有特色的印度文化传播至世界。 以色列自1948年建国后,大批犹太作家从世界各地聚集到此,共同创造了以色列文学的繁荣。五六十年代以色列文学的领军人物是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阿格农,他“从犹太人民的生活汲取主题”,创造出“深刻而具特色的叙事艺术”。60年代至90年代“大屠杀文学”的代表人物为阿佩费尔德,他的《为每桩罪恶》和《不朽的巴特法斯》为这一流派的代表作;而奥兹则是“新浪潮文学”的代表人物,主张以色列与巴基斯坦和平共处,共同发展。 非洲各国均属发展中国家,经济相对不发达,政局动荡;文学创作水平参差不齐,用阿拉伯语、法语和英语创作的国家和地区,水平相对较高。埃及是文明古国,1953年废除君主制,成立共和国。1967年中东战争,以色列占领西奈半岛。1978年,埃及通过谈判收回西奈半岛。1981年萨达特遭暗杀,穆巴拉克当选总统至今。他执政后,坚决镇压国内极端势力,继续对外开放,吸引外资,注意改善人民生活。1988年,小说家马哈福兹因“开创了全人类都能欣赏的阿拉伯语言叙述艺术”而获诺贝尔文学奖。他的作品继承阿拉伯文学传统,又吸收和运用象征、隐喻、荒诞、非理性等现代手法,丰富小说的表现力。 尼日利亚原为英国殖民地,1960年宣布独立。独立后,历史遗留的地区和部落矛盾日趋尖锐,政局不稳,军事政变不断,至1985年共有六次大的政变,70年代成为非洲最大的产油国。1986年,剧作家兼诗人、小说家的索因卡,因“以广阔的文化视野和诗情横溢的联想影响当代戏剧”而获诺贝尔文学奖。他将西方现代戏剧艺术与约鲁巴传统艺术相结合,对发展非洲民族戏剧作出了重大贡献。 南非1961年退出英联邦,成立南非共和国,是非洲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但南非当局长期以来推行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政策,黑人领袖曼德拉被判终身监禁,直至国大党在大选中获胜。1991年,白人女作家戈迪默获诺贝尔文学奖。 澳大利亚在战后鼓励英国和欧洲人移民,1966年对移民政策进行修改,允许亚洲人移民定居,至80年代后移民人数激增,使澳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同时亦滋生丰富的物质生活和人的意识危机的矛盾。1973年小说家怀特因“以史诗般的气概和刻画人物心理的叙述艺术,把一个新的大陆介绍到文学领域中来”而获诺贝尔文学奖。一部《风暴眼》集中体现了他的创作思想和现实主义的叙事手法,写出了当代澳大利亚人的自私、冷漠、苦闷和迷茫。彼得·凯里是“新小说派”的代表人物,他的长篇小说《奥斯卡和露辛达》是受到赞誉最多的作品,而伊丽莎白·乔利是女作家中的佼佼者,她发表的许多表现女性问题的作品具有独特而强烈的艺术效果。 战后加拿大经济迅速发展,70年代以来魁北克省独立运动曾多次造成国内政治危机,1982年以《宪法法案》替代《英属北美法》,并确定法语和英语同为加拿大国语。加拿大民族文学在欧洲文学和美国文学的影响下逐渐走向成熟。加拿大英语文学的代表人物是女作家阿特伍德,其长篇小说《使女的故事》描写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荒诞世界,被认为是女权主义的代表作。她的诗歌一反传统诗的形式,以出人意料的意象,不带感情色彩的风格,表达对妇女生存状况的关注。迈克尔·翁达杰的作品带有鲜明的多元化特色,一部《英国病人》轰动国际文坛,被认为是“反殖民小说的经典之作”。法语文学作家安娜·埃贝尔以《卡穆拉斯卡》被称为“当代最优秀的魁北克小说家”。 美国在60年代由于卷入印度支那战争,并将越战升级,导致经济衰退。1969年上台的尼克松,1974年因水门事件被迫辞职,美国爆发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1975年福特政府正式宣布侵越战争结束,但美苏两国军备竞赛越演越烈。1991年底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布什和克林顿政府一面试图加强地区间经济合作,一面充当“世界警察”角色,参加海湾战争,长期从各方面制裁伊拉克,在科索沃问题上干涉别国内政,大肆轰炸南斯拉夫。 这30年,美国文学如同它的政治经济一样变化很大。索尔·贝娄和辛格获诺贝尔文学奖,加上马拉默德和菲利普·罗思,使美国文学拥有四位犹太裔现实主义大作家。他们的构思、笔法、风格、哲理思辩各不相同,但都将细致描写与象征、荒诞、寓意性的概括相交融,创造出新的语境,来表现美国的社会现实和犹太人的生存与命运,传达出作者强烈的主观感受和对现实的悲剧性理解。 同样,厄普代克也以描写细腻和现象主义方法见长,在他创作中占主要地位的“兔子系列”,花费40年时间描写了不同时期的中产阶级人物兔子哈利·安斯特朗姆的经历和命运,反映出近半个世纪来美国社会的变迁。常以暴力和爱情为创作主题的女作家欧茨,在传统的现实主义基础上兼容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象征主义、神秘主义等手法,表现了美国现代社会的复杂生活。卡弗和贝迪描写平凡生活的细节,塑造各具特色的小人物形象,揭示世界和人生的荒诞,成为“简约派”的代表人物。 变化迅速的美国生活,促使一些作家用更新颖的手法来反映现实。巴思的作品充分体现了他丰富的想像力和实验精神;冯内古特发展了60年代海勒式的“黑色幽默”,融科学幻想为一体,对美国社会进行漫画式的嘲讽和揭露;多克托罗对历史和历史人物进行虚构和编织,用匪夷所思的情节来怀疑美国社会繁荣安定的真实性。品钦在“黑色幽默”的基础上,以各种艰深的现代科学、杂乱无章的内容和晦涩难懂的语言来营造当代社会令人窒息的梦魇般气氛。 这30年,美国文学亮点中的亮点,是黑人文学的崛起并融入美国的主体文学。哈里的《根》、艾丽斯·沃克的《紫颜色》、伊什梅尔·里德的《物神》、怀特曼的《隐匿地》以及桂冠诗人丽塔·多弗,剧作家奥古斯特·威尔逊等,都以他们出色的作品和非凡的才能让人刮目相看。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199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更为美国文学增添了一抹亮色,而1987年俄罗斯侨民诗人布罗茨基获诺贝尔文学奖,则多多少少让俄罗斯感到几分沮丧和无奈。 60年代西班牙语美洲文学曾发生震惊世界的“文学爆炸”,造就了一批蜚声世界的作家,魔幻现实主义、心理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社会现实主义等流派纷呈。70年代以后文坛继续火爆,但进入80年代后,随着聂鲁达、阿斯图里亚斯、卡彭铁尔、科塔萨尔、博尔赫斯、鲁尔福、纪廉等一批文学大家凋谢,文坛显得静寂许多,到了90年代才又奇迹般复苏,新老作家开始新一轮冲刺。智利的巴勃罗·聂鲁达、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墨西哥的奥克塔维奥·帕斯分别获诺贝尔文学奖,他们的获奖既是西班牙语美洲文学的骄傲,亦给诺贝尔文学奖本身增添了荣光。而阿根廷的博尔赫斯虽未获此奖,但其声名并不在他们之下。他的散文和短篇小说清冽、明丽、灵动、精致,令人神醉情驰。在富恩特斯笔下,现实主义又重放异彩,历史和幻想在作品中交融、升华,组成一首深沉悠远的命运交响曲。擅长结构现实主义的巴尔加斯·略萨,个人情爱和社会重大政治问题在他的作品中交相辉映。卡夫雷拉·因方特注重文学语言的探索与革新,浪漫主义的爱情悲剧被他注入了独特的古巴音乐舞蹈成分。 文学爆炸后,拉美一些青年作家脱颖而出。智利的伊莎贝尔·阿连德以一部充满魔幻的《幽灵之家》演绎了一个国家风云变幻的历史;她的同胞埃德华兹1999年获塞万提斯奖,成为该奖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得主;墨西哥的劳拉·埃斯基韦尔的《沸腾》让读者再次领略魔幻现实主义的魔力;阿根廷的普伊格的《蜘蛛女之吻》重新回到情节,并在小说的叙事结构中融入影视手段;多产的波塞在《天堂之狗》中用艰深而高品位的文字展示落后的文明与文明的落后。 巴西受葡萄牙殖民统治长达三百余年。1964年军人发动政变,建立军人政权,三届政府均实行独裁统治。1979年文人政府掌权,实行大赦,改革经济,逐渐使巴西经济实力居拉美首位。特雷维桑为巴西最著名的短篇小说家,其作品短小凝练,意韵深刻。特莱斯为巴西最负盛名的女作家,文笔细腻流畅,揭露社会风气的败坏和道德的沦丧。卡布拉尔是战后巴西诗坛声望最高的诗人,具岩石般冷峻的抒情色彩。而维里西莫则是当今巴西最知名的专栏作家。 位于东加勒比海小安的列斯群岛上的一个小点——圣卢西亚,面积616平方公里,人口不足十三万,其中黑人占九成,原为英国殖民地,1979年始获独立,经济以香蕉种植业为主。如今小小的岛国,因它的子民沃尔科特获1992年诺贝尔文学奖而闻名遐迩。瑞典文学院称他的叙事长诗《奥梅罗斯》是“一部恢宏的加勒比史诗”,称他的大量诗作“散发出光和热,并深具历史眼光,是多元文化作用下的产物”。 20世纪末的世界文学乃至文化已显现出多元化和通俗化走向,这种走向也许还将对21世纪的世界文学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
作者： 巴金著
简介：巴 金 巴金，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四川成都市人(祖籍浙江嘉兴)，1904年11月25日生于成都一个旧式的大家庭中。 1920年秋巴金进入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读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大量阅读西方文学和社会科学著作，尤其受到社会主义思潮中无政府共产主义理论的影响。1921年与朋友一起参与半月社和均社等社会团体的工作，1922年开始发表诗歌创作。1923年4月离开成都，到上海、南京等地，并在东南大学附中读完中学。1925年与朋友组织民众社，办《民众》半月刊，并从事无政府主义的理论探索和社会运动。 1927年巴金赴法国巴黎求学，这期间积极参与营救被美国政府陷害的意大利工人领袖萨坷、凡宰特的国际性活动，并受其影响写作了中篇小说《灭亡》，歌颂为理想而献身的革命青年。1929年回国后，因无政府主义运动已经失败，将绝望与愤怒的心情寄托于文学虚构。所创作的小说有两大主题：一是探索青年人追求理想和信仰的道路，代表作有《新生》、《爱情的三部曲》(《雾》、《雨》、《电》)等；二是揭露封建家庭制度的弊害，以影射社会专制制度的罪恶，代表作有《春天里的秋天》、《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热烈、真诚，文字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 巴金于20世纪30年代起在上海定居，又不断到南方和北方去旅游，写下了大量的散文游记。1934年秋去日本，写作小说《神》、《鬼》、《人》，风格渐趋平和稳健。1935年回国参加朋友创办的文化生活出版杜，任总编辑。编辑了《文学丛刊》、《译文丛书》、《文化生活丛书》等大型丛书，在发现文学新人，推荐优秀作品方面，为20世纪30-40年代的新文学事业做出积极的贡献。 抗战爆发以后，辗转于广州、桂林、上海、重庆等地，将理想融入知识分子的民间出版事业。抗战后期创作风格转变，以描写现实生活中的小人物为主，表现出深厚的人道主义，代表作有中篇小说《憩园》、《第四病室》、《寒夜》等。1946年返回上海定居。 1949年以后，历任全国文联三、四届副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主席，作协上海分会主席、名誉主席，上海市文联主席，《收获》和《上海文学》主编，历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第六、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现任中国作协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多次出国访问，创作了大量散文游记，以及反映朝鲜战争的短篇小说集《英雄的故事》、《李大海》等，以歌颂新的时代和歌颂英雄为主调，并与作家靳以创办合编大型文学刊物《收获》。 1958年到1962年，《巴金文集》14卷陆续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以致失去爱妻。1973年起悄悄翻译俄国民主革命家赫尔岑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 1978年"文革"结束后，以沉痛的心情反思知识分子在20世纪所走过的道路和教训，并以个人为解剖对象，写作了五卷《随想录》(包括《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无题集》)，总结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挖掘知识分子心理缺陷，提倡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和文革博物馆，写得沉重、真诚、深刻，被文化界誉为是"一部说真话的大书"。 巴金1982年获意大利"但丁国际奖"，1983年获法国"荣誉军团勋章"，1984年获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1985年获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外国院士称号，1990年获前苏联"人民友谊勋章"，1990年获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创设特别奖"，1993年获亚洲华文作家文艺基金会的"资深作家敬慰奖"，1998年获第四届上海文学艺术奖杰出贡献奖。 巴金晚年出版随笔集《再思录》、整理出版《巴金全集》(16卷)、《巴金译文全集》(10卷)等。由于在思想上和文学上的突出成就，也由于在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道路探索上的典型性，80年代以后一直成为学术界研究中国20世纪文学和知识分子道路的重要对象，自1989年起，全国共召开过四届巴金国际研讨会，出版过十几种研究年谱、传记和理论专著。
作者： 许钧著
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
简介： “尴尬”大都带有两种含义：它首先意味着一种无所适从的感觉；其次意味着一种进退两难的神态。前者是内隐的，只有当事者本人意识到；后者是外露的，可以被他人发现和留意。译者的尴尬也不外乎如此，它或隐或露地包含在译者的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中。 译者的尴尬完全是由译者的身份认同问题所引发的。当翻译界还主张译者是一个伺时原作者的仆人时，甚至信奉一仆（译者）二主（作者、读者）的观点时，译者的身份是明确的，因此也无尴尬可言。“尴尬”产生在对这样一个理论问题的思考和讨论中：作为译者，我们对原作者的思想究竟应当抱忠实的态度，还是应当持背叛的立场。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早些年里是无须长思的，甚至可以说是不言而喻的。但近年来忠实论者受到的质疑甚多，风气一反以往。或许只是由于时代变了，因而突显的问题层面有所不同而已。但是，许多在我看来属于忠实论阵营的翻译实践者和翻译理论家，的确都或多或少在理论上认同并转向背叛论。这是我近年来常常感受到的一个事实，也是我在读完许钧的大作《翻译论》后又一次感受到的事实。[①] 许钧的《翻译论》相当系统周全，没有长年大量的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研究的积累，这样一部论著是拿不出来的。他的翻译论具体说来有翻译本质论、翻译过程论、翻译意义论、翻译因素论、翻译矛盾论、翻译主体论、翻译价值与批评论。但没有见到他提出过翻译类型论。我未做过专门研究，不知是否可以把所有翻译粗略地分为三类：1）技术类、2）文学类、3）思想类。 当然，这种分类是否还有遗漏，这个问题实际上并不重要。因为我在这里的主要意图是想说：如果以技术为主导的翻译与语言学的原理有关，例如与语际转换的规律有关，以文学为主导的翻译与文艺学的原理有关，例如与风格、神韵等等问题有关，那么以思想为主导的翻译就与解释学的原理有关，例如与理解和诠释的可能和限度有关。思想翻译必定包含着诠释的因素，当然首先也就包含理解的因素。而我关注的正是思想翻译。 无疑，思想翻译比其他翻译类型更多地涉及意义问题，首先涉及对作者原意的理解，然后涉及对这个原意的转述。我想翻译界的学者们大都不会否认这样一个基本事实的成立。再进一步说，如果与意义相对应的是思维，与转述或表述相对应的是语言，那么思想翻译在我看来首先也就是思维和语言的关系问题。 这个问题由来已久，古代西方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讨论过这个问题，例如作为柏拉图所说的心灵与自身的对话；古代东方的佛教也讨论过这个问题，例如作为意业、语业、身业的关系；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也在讨论，例如作为庄子所说的意与言的关系。到了近代，它更是成为一个关注的焦点，卢梭、赫尔德、洪堡、施莱尔马赫都把这个问题作为自己的思考重点。现代的维特根斯坦、胡塞尔、海德格尔也都仍然无法回避。更不用说当代的语言学和语言哲学、心理学和心智哲学，它在这些学科中依然占据着中心问题的位置。 关于思想翻译，前人已经说得很多，有许多可以拿来做参照的。我们这代人还能在此之外提供些什么新的东西呢？我对此把握不大。但我想，如果有，可能就是翻译理论界对译者身份的重新定位。忠实与叛逆，显然与这种对译者身份的重新界定有内在关联。 叛逆论之所以能够在翻译理论界占主导地位，很可能与当下的时代精神过多地偏好解释的权利有关。解释学中的读者中心论，在翻译论这里表现为译者中心论。很难说当代解释学的那几个原初倡导者们会乐于看到这个结果。 即便早个几十年，译者通常也还被要求以化身的方式融在译作之中。译者的主体意识虽然会随译者的自我意识的强弱程度不同而有或显或隐的宣露，但那是不自觉的，例如傅雷的译文风格并不是他本人刻意想要在译文中表露出来的。相反，在翻译一个与自己文笔风格不相容的作品时，译者还更有责任做出压抑自己的努力——当然，最好的方式是干脆不译那些与自己风格迴异的作品。倘若一个演员在演任何一个角色时都只想把他自己演出来，那么这个演员就很难说是出色的。翻译也是如此。W. R. 别林斯基便说过：“如果普希金想翻译歌德，那么我们会期待，在翻译中显现出来的不是他自己，而是歌德。”[②]在年初于中山大学召开的“翻译与解释”的研讨会上，我也曾直言不讳地对许钧说：“我买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并不是为了读许钧。” 这些要求应当是不言而喻的，甚至这里的重复都会显得多余。但另一方面又的确可以看到，在主张叛逆论的人中的确有一些像许钧这样的严肃学者，因而叛逆论的提出必定有它的理论基础。 首先需要指出的一点在于，如果有人主张忠实或叛逆，那么首先要弄清，忠实或叛逆是针对什么而言。在思想翻译中，例如在《圣经》翻译中，如果译者的任务像W. 本雅明所说的那样在于传达思想，那么语言表达上的叛逆就是可以容忍的。具体地说，以何种语言符号、表达方式、风格语气来传递同一个思想、转渡同一个意义，这是一个虽然不是无关紧要、但终究还是第二性的问题。与此相反，对思想或意义的叛逆则不被允许，否则译者就是在创作而不是在翻译。这可以算是译者之为译者的身份同一性底线了。 这样的说法当然隐含了一个前提，即：思维和语言并不处在同一个层次上，至少它们是不能相互替代的。这个前提的成立可以依据L. S. 维果茨基的研究成果。他曾借助于格式塔心理学家对类人猿语言与智力以及对发生心理学家对儿童的语言与智力的各项研究成果，得出这样一个值得注意的结论：“思维与言语具有不同的发生学根源”，“这两个机能沿着不同的路线发展，彼此独立”，而且他尤其指明，“在思维与言语的发展过程中，思维发展有前语言阶段，言语发展有前思维阶段，两者的表现是非常明显的。” 但维果茨基同时还指出，而且这是至关重要的一个论点：思维机能与言语机能的关系在类人猿那里“不是明确的和不变的”，但在儿童心理的发展中，这两种机能可以汇合，这时，“思维变成了言语的东西，而言语则变成了理性的东西”。[③]正是在这一点上，人类与类人猿这样具有较高智慧的动物关键区别显现出来：惟有在前者那里，思维与言语才相互会合，并且借助于符号而不断得到双方面的提升。可以说，这个过程就是使人类越来越不同于类人猿和其他高级思维动物的东西。 当然，这种会合并不是完全的融合。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确定：存在着“非言语的思维(nonverbal thought)”和“非智力的言语(nonintellectual speech)”。它们各自独立，不参与上述思维和语言的合并，只是间接地受到言语思维过程的影响。[④] 如果我们接受维果茨基的这个研究成果，我们就不必再去考虑一些语言哲学家对思维与语言的同一性问题的思考，例如不再去回答维特根斯坦所提出的小孩子是否“会自发地进行思维，哪怕不学任何一种语言？”的问题。[⑤]也就是说，我们就可以接受思想和语言的非同一性前提。 在这个前提下，当我们谈及翻译的时候，我们可以区分这样两个基本的含义： 第一个含义在于：思维或思想向语言的转渡“转渡”为语言。Translate或übersetzen首先是指将一个从思想转渡到语言，亦即将某些意会的东西转变为言传的东西。这个过程是由原作者本人完成的。这也是原作者能够成为原作者的基本条件。因此，海德格尔会说：“我们始终也在将我们自己的语言、母语转渡到(übersetzen)它自己的语词之中。言说(Sprechen)与言谈(Reden)自身就是转渡……在每一个对话和自身对话中都贯穿着一个原初的转渡……这种转渡(übersetzen)可以在语言表述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发生。”[⑥] 这个过程看似简单，实际上的复杂性却并不逊于译者所要完成的转渡。因为从思维向语言的转渡原则上包含着两个层面或两个阶段：其一，从思维活动向内部语言的“转渡”，其二，从内部语言向外部语言的“转渡”。 从上面的引文来看，海德格尔趋向于把思想与内部的言说或言谈等同起来。这意味着他在此问题上更多地处在施莱尔马赫而非胡塞尔的影响圈中。胡塞尔曾把意识活动与内心独白和外部传诉明确地区分开来。可以说，胡塞尔的看法更接近于维果茨基的研究成果。在维果茨基那里，这个从思维到语言的转渡还可以进一步分为四个方面：1）动机（情绪、欲望）；2）思维；3）内部语言；4）外部语言。它们可以说是勾连心理学和语言学的四环纽带。我们在下面为简单起见只将它们划分为两个环节：内部语言和外部语言。 尤契夫所说的“语言一旦发声就是谎言”，就意味着在从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转渡之前，在同一主体内部，思维（内部语言）向语言（外部语言）的转渡已经成为问题。通常所说的“辞不达意”，就是对这个问题的一种表达。 现在来看海德格尔的翻译观，它在总体上仍然是有效的。翻译对于他来说不是重构，而是转渡，即转渡到原初被陈说的东西那里。[⑦]这里含有多重的意思：首先是从思想转渡到内部语言，然后是从内部语言转渡到外部语言——这是作者的任务；然后从外部语言转渡到另一种外部语言——这是译者的任务。 在这里已经提到了思想翻译的第二个基本含义：思想的转渡必须借助至少两种外部语言。这个含义是不言自明的。它也是最一般意义上的翻译的词义，即：将一种外部语言转换为另一种外部语言。但如果我们同时顾及到上述两个含义，那么在翻译中，我们就至少面临双重的转渡问题。事实上，如果从一种外部语言向另一种外部语言的翻译的可能性需要证明，那么从思维向语言（粗略地说：从内部语言到外部语言）的转渡的可能性也需要证明。L. 莱纳斯曾说，“两种不同的语言是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可以说，每一个真正的翻译都必须首先将思想剥离开陌生的语词，然后用本己的语词来重新妆扮它。”[⑧]在这里，语言被等同于思想和语词的结合体，而通常意义上的语言则被看作是语词。我们通常所说的翻译，在很大程度上只是针对这个“剥离”和“重新妆扮”的过程而言。 需要说明的是，在一般翻译中，上面所说的第一个含义往往被忽略。这主要是因为，这个从思想到外部语言的转渡过程，在从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翻译的过程中被设定为是已经完成的。我们通常不会怀疑，原作者已经通过他自己的语言而将他的思想表达了出来。 一旦这一点受到怀疑，译者的叛逆趋向就会产生。这时我们谈论的“背叛”，不是对原作者思想的背叛，而是对他的语言表达的背叛。如果译者相信，原作者的语言遮蔽了他所想表达的思想，那么译者对原作者语词、语句、乃至风格的叛逆都是合法的。但这个合法性程度最终还是有限的，它取决于译者的信念强度，这个信念是指：他是否通过原作者的语言，比原作者更好地理解了借助这个语言所表达的思想。 这里涉及到了解释学的核心问题。一般说来，解释学否认一个可为所有人达及的客观意义的存在。它认为意义始终处在与意义领会者的互动之中。但解释学并不否认原意的存在，否则我们根本无法谈论意义的转渡。解释学所说的理解意义，相当于对一个思想的再构，这种再构当然不是原创，但也不可能是复制。R. 斯贝曼说：“再构意味着，将一个思想再思考一次，但要思考得更好。根据艺术的规则真正地思考某些在开端上只是模糊地被揣测到的、仅只‘直觉地’被把握到东西。只有能够如此被再构的东西才能被看作是一个真实地被思考的东西。”[⑨] 就此而论，当一个译者去再构原作者的思想时，他有可能比原作者更好地（例如更为圆融地）思考其思想，并且比原作者更好地（例如更为通达地）表达其思想。 可是，即便在这种情况下，译者也很难赋予自己总体叛逆的权利。具体地说，译者可以具有对原作语言表述上的某些叛逆权利，但并不具有对原作思想理解上的叛逆权利。如果叛逆论者们承认这一点，那么我们之间的争论便可以休矣。若否，则我还要继续说两句。 我们的确可以承认，价值判断、传统成见预先包含在各种翻译和研究的观念中，不仅人文科学是如此，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也是如此，但这样是否可以得出：追求客观性对于科学家来说是毫无意义的呢？ 对文本的诠释与对真相的认识，道理是一样的。眼下学界对解释学原则的理解过度宣扬了“原意”不在的（严格地说，不“客观地”存在的）方面，却没有说明，“原意”的存在恰恰是各种诠释得以成立的前提。失去了“原意”，或者说，失去了对“原意”存在的信念，各种诠释之间的可比性也就不存在，诠释也就不再是诠释，而变为原创。以绘画为例，我们可以说，一个赝品比一个原作画得更好。但如果根本不存在原作，那么那个被认为是摹仿的作品也就失去作为“赝品”存在的权利。而译作的本质中便包含着“赝品”的成分。在这个意义上，译者与赝品作者一样，是不自由的。 那么译者有没有自己的自由呢？当然有，他可以自由地选择作者、语言、论题、理念、时代、作品、形式、风格等等。但他不能自由地诠释。诠释的主观性并不等于诠释的随意性。这在译者这里就意味着，他必须尽可能地贴近原意，无论他是否能够达到它。这里所说的是我们在翻译中的努力取向：我们必须朝向原意的一极，而不是朝向随意的一极。 译者是否可以比原作者更好地理解原作者本人，这个问题往往取决于译者的主体意识的强弱。我在这点上始终持谨慎的态度。陈修斋先生曾说，“译者切不可以为自己什么都懂”，表达的也是这个态度。在我看来，译者的诠释权利很小，通常只是在原意模糊的情况下才出现。但即便是在这里，我们仍然还有用模糊来应对模糊的可能，在模糊的语言中选择一个比较接近原有模糊含义的翻译。只有当这种可能完全不存在时，举例来说，当我们不知“Bruder”指的究竟是“哥”还是“弟”时，而我们又必须按汉语的习惯来告诉读者是“哥”还是“弟”时；即是说，只有当我们不得不放弃含糊，做出明确的抉择时，我们才有权利做出诠释。 根据上面的划分，今天我们可以在思想翻译的范围内对翻译的理想“信达雅”做如下的阐释： 信：思想的再构。对原作中所要表达的思想的尽可能如实把握。如前所述，它可以说是某种意义的再构，即：将一个思想再思考一次，但思考得更好。 达：语言的重述。用自己的语言尽可能如实地、甚至更通达地表达原作的意义，也就是译者所把握到的原作的思想。 雅：风格的复制。不是风格的修饰，而是尽可能如实地复制原有的风格，无论它本来是雅是俗，是晦是明。 最后再回到许钧的《翻译论》上来。许钧既是《翻译论》的作者，也是昆德拉代表作《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译者。报载昆德拉在授权上海译文出版社翻译出版其作品时，要求只有一个，就是“忠实原著”。但译者许钧在他的《翻译论》中则把意大利的俗语“翻译就是叛逆(Traduttore, traditore)”视作一个“朴素的真理”，坦然地予以接受，并且提出翻译中的“意义再生”的主张。[⑩]这里似乎潜含着一场作者和译者间的实际交锋。 然而从媒体的介绍来看，许钧又自认是一个忠实论者，接近原著是他的翻译原则。他在韩少功翻译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与自己翻译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之间划出了一条界线：前者“充满作家个人风格”的作品，后者可以说“更接近原著”的译者作品。如此一来，昆德拉和许钧的交锋反倒像是许钧自己的实践与自己的理论之间的交锋了。 我们是否可以说：实践中的忠实论者，理论上的叛逆论者——这是许钧的尴尬，也是今天诸多译者的尴尬？ 本文的意图不仅在于指出这种尴尬，而且还想为从理论上解释和解决这个尴尬提供一个尝试。 2004年6月2日于广州 -------------------------------------------------------------------------------- [①]许钧，《翻译论》，武汉，2003年。许钧在这里很坚定地把“忠实论”描述为“一种天真而理想化色彩浓重的翻译观”（第315页）。 [②]转引自：K. Dedecius, Vom übersetzen, Frankfurt a.M. 1986, S. 112. [③]参见维果茨基，《思维与语言》，李维译，杭州，1997年，第46、49页。 [④]维果茨基，《思维与语言》，第54页。 [⑤]参见L. Wittgenstein, Philosophische Bemerkungen, in: Werkausgabe Band 2, Frankfurt a.M. 1981, S. 53 f. [⑥]M. Heidegger, Parmenides, GA Bd. 54, S. 17 f. [⑦]R. Spaemann, "Zur Einführung, Philosophiegeschichte nach Martin Heidegger", in: Th. Buchheim (Hrsg.), Destruktion und übersetzung, Weinheim 1989, S. 5. [⑧]转引自：K. Dedecius, Vom übersetzen, Frankfurt a.M. 1986, S. 110. [⑨]R. Spaemann: "Zur Einführung. Philosophiegeschichte nach Martin Heidegger", in: a.a.O., S. 4 f. [⑩]参见许钧，《翻译论》，第三章、第六节和第六章、第二节。
作者： (美)哈罗德·布鲁姆等著;王敖译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
简介：《读诗的艺术》内容简介：读诗的最佳方法，是把它当诗来读。诗歌批评家们经常这样告诫读者，他们略带尴尬和气愤地重复这句老生常谈，并竭力维护这句话朴素到简陋的庄严，让它在真理和废话之间不断地经受考验。这是因为，诗歌在太多的时候被比喻成其他东西：时代的声音，文化的触须，政治的鼓点，民族的心跳，性别的面具，道德的盾牌。这并不是诗的损失，而是它拥有强大影响力的表现，是诗让类似的比喻成为可能。然而，赫尔墨斯的飞行总有其变幻莫测的一面，最终让只相信上述比喻的人无法把捉。这是因为，诗的高强度语言会轻易跃过理论诠释的视野，并让各种批评理论自身内置的基本逻辑显得机械，容易磨损，缺乏跨时代作战的能力。感染人类千百年的诗篇很多，仍坚持把几个诗歌手法看作所谓后现代现象的人已经不多了。
作者： 何庆元编著
出版社：外文出版社,2008
简介： 本书介绍了包括戈特霍尔德·埃弗赖姆·莱辛、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弗里德里希·冯·席勒、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克里斯蒂安·约翰·海因里希·海涅、格奥尔格·毕希纳、特奥多尔·冯塔纳、托马斯·曼、赫尔曼·黑塞等在内的德国著名文学家的生平事迹。
Cultura y negocios el espanol de la economia espanola y latinoamericana
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
简介： 《经贸西班牙语》是从西班牙出版社原版引进的经贸文化类教材，主要针对中高级学习者，内容涵盖经贸的各个行业和领域，国家涉及西班牙和拉美等国。
作者： (美)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著;张兢，刘素编译
出版社：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0
简介： 因通奸罪而被胸前带上耻辱红字的女主人公赫斯特，以之后多年的善行 改变了人们对红字的认识；一心要查明其情夫的赫斯特的丈夫齐林沃斯，终 因心力交瘁而死去；备受信徒推崇的牧师满怀巨大的恐惧和负罪感，用以生 命为代价的忏悔换取了道德上的新生…… 《红字》以一曲浪漫主义的爱情悲歌揭示了激情、良心、人性解放及道 德困惑等难以把握并充满争议的主题，1850年一经出版Bp获成功，被公认为 美国乃至世界文学的经典名著，它不仅奠定了霍桑在美国文学史上的杰出地 位，还使他获得了同时代的作家如朗费罗、爱默生、霍尔姆斯等的尊崇，同 时对他身后的一大批美国作家如赫尔曼、梅尔维尔、海明威等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至今久演不衰。
作者： 李欧梵著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简介： 北京奥运体育馆的鸟巢设计所标榜的不全是建筑物本身，而是内中挤 满的观众——后者才是瑞士建筑师赫尔佐格的用心所在。 二十世纪以来的美国总统中有第一流文笔的恐怕只有肯尼迪一人，第 二位就将是奥巴马了。相形之下，布什的口才和“文采”最多也只能得个C ，即使有人为他“捉刀”也无济于事。古人说：“文如其人。”我认为奥 巴马当之而无愧。 德军包围列宁格勒，疲劳轰炸，围城达八百七十二天之久。列宁格勒 军民誓死抵抗，但城内补给逐渐枯竭，饿死和冻死的军民人数逐渐增多， 甚至可能有吃死人肉的现象。全城死亡人数大约一百万，而德军始终未能 攻克。这一段二次大战中可歌可泣的历史也变成了俄国人的集体记忆中最 珍贵的一章。
作者： 吴元迈主编;吴岳添，郅溥浩卷主编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2004
简介： 20世纪已经逝去。为了新世纪的前行，全面回顾、思考和总结它的时机已经到来。 对于外国文学领域来说，同样如此。如何描绘20世纪世界文学地图;如何阐述20世纪文学的历史行程及其所表现的人类共性和民族个性，其演变的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如何探讨代表性作家的思想探索和艺术探索及文艺思潮流派的嬗变;如何概括20世纪文学的成就和不足、意义和经验，已成为我们和同行的一项迫切课题。 现在，摆在人们面前的这部五卷本《20世纪外国文学史》，就是我们在这方面所作的探索和努力。一 文学作为人类掌握世界的方式之一，与时代风云、历史进程、社会生活和人的命运休戚相关。20世纪文学也不例外。 20世纪是人类历史发生巨变的伟大世纪:一个展示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和物质文明日新月异的世纪;一个给人类的生存环境及发展中国家带来严重挑战的世纪;一个充满复杂多变与巨大冲突、各式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的世纪;一个经历前所未有的两次世界大战和战后两大阵营间长期“冷战”的动荡世纪;一个在人们心灵上、精神上弥漫着希望与失望、乐观与悲观情绪的世纪。所有这一切，都这样或那样地、间接或直接地成为20世纪文学的描写对象;所有这一切也使20世纪文学本身经历了巨大变化。可以说，20世纪文学和20世纪历史同呼吸、共命运。 20世纪世界文学地图与前几个世纪相比，已经发生根本变化。首先，出现了三大文学板块:随着文学领域里欧洲中心主义的终结，除了传统的资本主义国家文学继续存在外，还有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文学和挣脱殖民主义枷锁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文学即“第三世界”文学。其中，新兴社会主义文学由于给人类文学带来了新的人物、新的世界，因而独树一帜，具有独特的意义和风采。至于“第三世界文学”，它更是今非昔比。例如，中国文学从1919年“五四”新文学运动起，在欧美文学的影响下，完成了现代的伟大变革。其代表人物鲁迅、郭沫若、茅盾等既是作家又毫无例外地都是文学翻译家。他们在创作中十分重视汲取外国文学营养，同时又以自身的特色和民族的个性，在20世纪文学中占有重要一席。而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崛起，则令世人刮目相看，并已成为20世纪文学的一朵奇葩，其代表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和阿斯图里亚斯等一批作家的作品不仅享誉世界文坛，而且被称为一次“拉美文学爆炸”。在古老的非洲大地，特别是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60年代以前，不要说文学，就连具有现代意义的出版社也没有。60年代以后，其文学状况有了很大变化，不仅民族文学获得了长足进展，而且有好几位作家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如尼日利亚的渥雷·索因卡、南非的戈迪默等。 其次，20世纪文学思潮流派的变迁，不再像过去几个世纪那样，一个代替另一个——感伤主义代替古典主义，浪漫主义代替感伤主义，现实主义代替浪漫主义——而是呈现出多元的发展态势，基本上是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和实验主义的共存，以及二三十年代仍流行于法、德、美、日等国的自然主义。同时，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又都处在变化发展之中，尤其是在现代主义那里，思潮流派纷呈，更替频繁，潮涨潮落，花开花谢，“各领风骚”十几年甚至几年，如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未来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意识流小说等。 与20世纪文学实践的“多声部”相对应的，是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流派的蜂拥而起。它们由于受到哲学、语言学、美学、心理学等的不断撞击，像走马灯一样层出不穷，令人目不暇接:从形式主义到结构主义，从阐释学到新历史主义，从阅读批评到接受美学，从现象学到解构主义，从叙述学到文化研究……难怪西方有人声言:20世纪是“文学批评时代”。尽管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如此丰富多彩，如此喧哗骚动，但它们存在着一个致命伤:从理论到理论，基本上不与文学实践相结合。 第三，20世纪文学格局也与以往世纪的那种单一形态不同。由于作家关于世界和人的观念之相异，对审美方式把握之相异，对文学与现实关系的认识之相异，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基本上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一是传统现实主义文学或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仍在继续发展;二是以新型现实主义或革命浪漫主义为方法的无产阶级文学(社会主义文学)在大步走向世界文坛;三是一种非传统的、多流派的现代主义文学和实验主义文学的迅速崛起和扩展。 二 现实主义或批判现实主义曾经是19世纪文学的主潮，也是它的主要成就，并为人类文学奉献出了像巴尔扎克、司汤达、普希金、列夫·托尔斯泰、萨克雷和狄更斯等一批作家，灿若群星。然而，从19世纪末起，文学形势发生急剧变化，现实主义已不再“一统天下”，于是一些非传统或反传统的先锋派文学人士便声称:“现实主义老了”，“现实主义死了”，“该是审判现实主义的时候了”。但是，这些断言并未经受住时间和实践的考验。现实主义作为20世纪文学的重要一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在继续和发展，并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以罗曼·罗兰、法朗士、马丁·杜·加尔、亨利希·曼、托马斯·曼、伯尔、高尔斯华绥、萧伯纳、德莱塞、蒲宁、加西亚·马尔克斯等为代表的一批闻名遐迩的20世纪现实主义作家。 随着现实的变化和发展，现实主义也在变化发展。20世纪现实主义，特别是欧美现实主义在继承以往现实主义的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传统以及某些基本创作原则的同时，形成了一些新的特点和倾向。从内容方面看，如探索人的全球境遇及其生存意义，寻找人和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的途径，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和孤独以及为克服它们而所作的各种努力。在一些优秀现实主义作家的笔下，“人可以被杀死，但不可能被战胜”;“我是人，所以我在寻找”。从形式方面看，它发展了19世纪现实主义的叙述形式，对人物性格、活动地点、环境氛围进行多方面描写，并广泛采用过去一般不采用或很少采用的表现手段，如意识流、荒诞、直接或间接的内心独白、时空颠倒、传说、神话等，而且还吸纳了音乐、绘画和电影等方面的艺术经验诸如蒙太奇等。尤其是在托马斯·曼的《约瑟和他的兄弟们》和安娜·西格斯的《途中邂逅》、艾特玛托夫的《一日长于百年》和布尔加科夫的《大师和玛格丽特》、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和阿斯图里亚斯的《玉米人》等作品里，不仅运用虚拟和荒诞，而且运用现实主义狭隘论者最无法容忍的神话和传说，这是20世纪现实主义诗学上一大突破。正因为它们将历史时间和神话时间、直接真实和间接真实、传说和现实熔铸一炉，把过去和现在、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相互交织，从而给作品增添了新层次、新容量和新信息，并赋予作品以强烈的哲理性。这些作家在创作中力图综合人类经验来探索和回答人与历史存在的关系这一时代的迫切课题。在他们那里，哲理性不仅成了作品的内容，也决定了作品的形式。于是，20世纪文学中一批哲理小说、哲理戏剧和哲理诗歌等，便应运而生。 20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在形式和手法方面日益多样丰富，包括它对非现实主义诸多流派艺术经验的借鉴，这并不意味着现实主义在非现实主义化，在异化，在离经叛道;恰恰相反，这是现实主义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现实主义的与时俱进。文学史表明，不论过去和现在，不同的文学流派总是在相互挑战和相互影响中前行。这是人类艺术得以发展的广阔道路，也是它的一条普遍规律。现实主义文学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曾经吸收古典主义文学、浪漫主义文学的艺术经验，如古典主义创作中的那些关于日常生活的喜剧、讽刺、寓言，就深刻地影响过19世纪现实主义创作，而狄更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现实主义小说，就运用过浪漫主义的创作题材和手法。至于梅里美和普希金的创作，更无法同浪漫主义一刀两断，因为他们就是由早期浪漫主义者转变为现实主义者。 20世纪现实主义形式和手法的创新，归根结底，乃是生活使然，时代的呼唤。列宁曾深刻指出:“随着每个时代的发现，甚至在自然科学领域里(更不用说人类的历史)，唯物主义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布莱希特也有一句至理名言:“关于文学形式，必须去问现实，而不是去问美学，也不是去问现实主义美学。”可见，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或诗学体系，从来就是动态的、发展的、开放的，而不是静止的、不变的、封闭的。然而，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这种理解并不为某些现实主义文论家、批评家所认同，他们在对待20世纪现实主义文学时，仍照搬传统的现实主义标准。例如，在苏联和我国的一些教科书和著述里曾认为现实主义只是“以生活本身的形式反映生活”，或“按照生活本来的样式精确细腻地加以描写”;或表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或像卢卡契在30年代所认定的那样，把巴尔扎克和列夫·托尔斯泰的创作奉为现实主义的惟一范式。这些观点显然是以偏概全，并不能反映20世纪现实主义创作的全部丰富性，只会削足适履，限制现实主义艺术的审美发展，使之贫乏化。 针对这些片面观点，文学界一些有识之士，朝着正确方向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30年代，布莱希特在那场同卢卡契关于现实主义的著名论战中，便鲜明地提出“现实主义的广阔性和多样性”的命题，认为它既可以在细节上忠于现实，也可以采用比喻象征、讲故事的方式;既可以是滑稽诙谐，也可以夸张变形。60年代初，在布拉格举行的那次具有深远影响的卡夫卡国际讨论会上及会后不久，阿拉贡和加罗第便分别提出“开放现实主义”和“无边现实主义”的新观点。70年代初，苏联学者苏奇科夫和马尔科夫也分别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开放范畴”和“开放体系”的新命题，主张生活的认识、题材的选择、形式的表现、作家个性的展示，是没有限制的，是开放的。 这就是20世纪现实主义理论探索中的几个重要里程碑。 其实，20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并非人们想像的那样整齐划一，它同样是一种多类型、多流派的文学。从拉美的现实主义文学来看，至少存在以加西亚·马尔克斯、阿斯图里亚斯、卡彭铁尔为代表的魔幻现实主义，以巴尔加斯·略萨为代表的结构现实主义，以埃内斯托·萨瓦多为代表的心理现实主义等。从全球的现实主义文学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一、客观历史派(以生活本身形式反映生活)，如二次大战后表现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对战争浩劫和人民命运进行沉思的中、南欧斯拉夫国家的现实主义(米纳奇、伊瓦什凯维奇、安德里奇等人的作品)，以及英国的反战讽刺作品等。二、比喻虚拟派，如布莱希特的戏剧，艾吕雅的诗歌等。三、心理描写派，如赫尔曼·黑塞的长篇小说《荒原狼》、斯特凡·茨威格的中篇小说《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和《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安德列耶夫的中篇小说《红笑》和别尔戈利茨的中篇小说《白天的星星》等。四，寓言神话派，如艾特马托夫的中篇小说《白轮船》和《狗花崖》，托马斯·曼的小说《雅各布的故事》和《年轻的约瑟》等。 20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内部流派的这种划分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不仅如此，就整个20世纪文学的大流派划分而言，它同样是相对而不是绝对的。20世纪不少作家不可能无条件地纳入某种“主义”。这里面存在许多复杂情况，决不可简单对待:一是有些作家的创作道路曾经历过多种“主义”，例如易卜生先是浪漫主义者或象征主义者，后是现实主义者;高尔基先是浪漫主义者和批判现实主义者，后是新型现实主义者(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者)。二是某些作家诸如帕索斯、海明威和福克纳等的某些作品，目前还很难划入现实主义或现代主义范畴，也许可以称之为混合型或中间型作品，这值得进一步探讨。三是“主义”或流派的划分同划分者和接受者的观点密切相关，这里有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例如，安德列耶夫曾调侃地说:他对出身高贵的颓废派来说，是个可鄙的现实主义者;他对传统的现实主义派来说，是个甚可怀疑的象征主义者。又如，萨特在人们的眼里是个公认的存在主义作家，但他却称自己是个现实主义者。 三 现代主义同20世纪现实主义一样，几乎是20世纪文学的半壁江山。 但，什么是现代主义，它至今仍是一个有争议的复杂难题，甚至在涉及它的每个层次上都存在歧异，更不用说它之后的那个“后现代主义”了。 20世纪文学中任何一个现代主义者，都未曾对“现代主义”这个概念做过一般性的界定。它既不像文学史上古典主义、感伤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等那样，曾经有过这样或那样的宣言，也不像从属于它名义下的象征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未来主义诸流派那样，曾经作为一个文学团体，发表过这样或那样的纲领来宣布自己的存在。这是其一。其二，“现代”这个术语本身十分笼统，除了表示新的和现代的以外，并无什么实质性内容。所以，有的英国评论写道:“某种以年代推移的速度、与年代一同前进的东西，就像船头浪一样，去年的现代就不会是今年的现代”，以至于“就有了诸如‘原始现代主义’、‘旧现代主义’、‘新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这类相反词语的流通。”其三，被包括在现代主义名义下各流派的艺术和思想倾向，不仅十分驳杂，十分不同，而且有的甚至相互对立。例如，俄国诗歌中作为现代主义组成之一的阿克梅主义，它的兴起和确立的目的，是为了取代俄国象征主义，克服俄国象征主义理论的抽象性和空想性，甚至对俄国象征主义诗歌的实践也采取一种置疑态度。至于说到未来主义，特别是以马雅可夫斯基为代表的那一派未来主义，还有法国和捷克的超现实主义，并不像其他现代主义那样悲观，那样失落，那样孤独，那样朝后看，而是充满革命激情，寄希望于未来，向前看。 现代主义在一个很长时期里，尤其是在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中，往往将它同颓废主义相提并论，视为同义词而加以拒斥。这可能同德国、法国、俄国的一些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的革命立场有关，也可能同某些现实主义作家的文学观点有关。例如，列夫·托尔斯泰在《什么是艺术》一文中，曾批评过象征主义者和颓废主义者的创作，认为它们将真善美的统一性引向了解体。直至1965年，苏联的一本《简明美学辞典》仍写道:“‘颓废主义’这一概念也可以把这种艺术的形形色色的流派——由抽象主义和立方主义直到现代的超现实主义和抽象主义统一起来。”事情的变化差不多与此同时开始，1964年苏联《简明文学百科全书》(九卷本)第二卷的“颓废主义”条目中，才将它和“现代主义”作了区分，认为后者的许多特征不同于前者，而且把前者的产生时间限定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将后者限定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此后，苏联文艺学基本上沿袭了这一观点。 “颓废主义”一词源于法文“decadence”，意为没落、堕落。它首先出现于19世纪80年代的法国。最早将它引入文艺领域的是作家和批评家戈蒂叶。在他看来，古希腊、罗马的后期文化(古希腊颓废文艺)具有一种特殊魅力:精细的唯美主义、抑郁的情绪、美妙凄凉的厌世态度。之后，法国人巴茹在巴黎主编出版一个名为《颓废主义》(1886—1889)的诗刊。那时的象征主义者及观点与之相同的诗人，都自命为“颓废主义者”。诗人魏尔兰有一句诗说:“我是颓废末期的帝国。”可见，颓废主义在当时并无贬意，甚至还是一种自豪与时髦。其著名代表诗人有魏尔兰、马拉美、兰波等。他们宣扬个人主义，为艺术而艺术，其诗歌则弥漫着哀叹、无望、厌世等情绪，即所谓的“世纪末情绪”。后来，颓废主义扩展到欧洲某些国家，而英国的王尔德、比利时的维尔哈伦、俄国的库兹明等，都是该派代表性诗人。 把现代主义等同于颓废主义，这显然不妥，因为两者的内容存在着明显差别，而且颓废主义的存在时间十分短暂。但也不应否认早期象征主义者和颓废主义者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俄国象征派女诗人吉皮乌斯说过，她不是颓废派，颓废派真正吸引她的是它的个人主义。但是，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在不同象征派诗人那里并不相同。俄国象征派著名代表者和理论家别雷曾写道:波德莱尔对于他是颓废派;勃留索夫对于他既是象征派也是颓废派;勃洛克对于他是象征派而不是颓废派。也许，把颓废主义看作象征主义之前身，更为符合实际。 在一些国家里，当否定颓废主义之声不绝于耳的时候，高尔基则发出了不同的声音。他早在《保罗·魏尔兰和颓废派》一文中便写道，颓废主义作为一个整体和一种思潮，是“有害的”，但又认为在魏尔兰等的诗歌中，“能听到抗议资本主义现实的声音，听到饱经磨难的心灵绝望的呼喊。这种艺术源于想摆脱惟利是图、道德沦丧的世界的强烈愿望，同时，也是危机的征兆。”这一个多世纪之前写的话，在今天也没有失去其意义。1934年，高尔基又称魏尔兰、兰波等为文学中从事“首饰技艺”的能工巧匠。 现代主义作为20世纪文学中一个庞杂而重要的思潮流派，是从象征主义出发的，亦即萌发于19世纪末的法国。有人更具体地认定巴黎是它的发祥地:“这惟一的地点，在这里……才有可能摇匀诸如维也纳心理学、非洲雕塑、美国侦探小说、俄国音乐、新天主教教义、德国技巧、意大利绝望情绪等这类‘现代的’药剂。” 现代主义是20世纪欧美各种非传统文学的总称，它们为数众多而又相互独立，而且大都具有民族的差别，如英国的意识流和意象派，法国和捷克的超现实主义，意大利和俄国的未来主义，德国的表现主义等。其中有些流派诸如象征主义等已成为国际性文学现象;有些流派诸如达达主义等属地区性文学现象;而阿克梅派则仅仅是俄国的一个现代派。有些流派诸如立方主义、抽象主义等，在文学领域并不突出，但在绘画等艺术领域中却盛极一时。 正因为现代主义是如此千差万别，以至于人们对它究竟应该包括哪些流派，它的时间上限和下限在哪里等一系列问题，都无法达成共识。1974年，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和詹姆斯·麦克法兰在《现代主义》一书中曾就此写道:“这取决于人们是在哪个中心，或在哪个首府(或省份)来观察它的。正如在今天的英国，‘现代’这个词语与一个世纪以前马修·阿诺德所理解的含义迥然不同那样，我们可以看到，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它的含义也是极为不同的。”这两位英国学者说得很对。例如在中国，人们常说“近代文学史”、“现代文学史”和“当代文学史”，而在法语里，1670年后都称作现代。因此，中国人对现代的理解，和法国人很不同。仅拿英国来说，它的作家、学者对现代主义的起始时间，也是各执一词。例如埃蒙德·威尔逊将现代主义与象征主义联系在一起，这意味着现代主义开始于19世纪80年代，而弗吉尼亚·吴尔夫则认为它产生于1910年12月，正是这个时候“人性改变了……一切人类关系都变化了”;劳伦斯却把它的开始定格在1915年，而理查德·埃尔曼则提出:“1900年比弗吉尼亚·吴尔夫的1910年更方便、更准确”，因为现代主义的主题已响彻于爱德华七世时代。 至于现代主义的下限，在世界各国更是众说纷纭，其中最为对立的是:一种观点认为，“现代主义早已成为遥远的过去，在30年代就已经终结”。另一种观点则针锋相对地提出，它“作为我们时代的基本艺术一直延续至今”。究竟哪些流派属于现代主义，人们的看法同样不一致。这同对后现代主义的理解密切相关。例如，有人把存在主义文学划入现代主义;而有人则把它划入后现代主义。英国的“愤怒青年”和美国的“垮掉的一代”的“主义”归属，也是如此。——所有这些不同甚至相反的观点，不仅使我们认识到现代主义术语的复杂性，也使我们认识到探讨现代主义问题的复杂性。 尽管现代主义没有提出一份纲领或宣言式的文件，尽管现代主义文学如此五光十色，尽管现代主义每个流派的特点和探索、价值和意义及其存在时间都各不相同，但是它们都认为自己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不可阻挡的历史转折时期，一个过去时代的信仰和精神价值解体的时期，因此主张重新审视19世纪文学的哲学基础和创作原则。于是，叔本华和尼采的非理性意志论，柏格森的直觉说和胡萨尔的现象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和容格的无意识论，弗雷泽的意识进化说和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等，便成了现代主义的共同哲学和思想基础。正是这些理论模式催生了现代主义者关于世界和人的独特观念。而现代主义创作所竭力表现的则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物的对立关系与异化关系，以及作家的自我探索和自我思考。因而在现代主义的众多作品中，卡夫卡的小说《变形记》和乔伊斯的小说《尤利西斯》等，就成了这方面最富代表性的作品，也是最有成就的作品。可以说，这些作品几乎成了资本主义世界危机状态的一种符号，一种象征，一种寓言。 也正是现代主义文学的这些理念，使其形式和手法具有强烈的反传统性和反规范性:时空颠倒、意识流、荒诞、象征、潜意识、抽象、复杂多变的情绪与印象等等。不过，话又得说回来，现代主义的反传统，并不意味着不同任何传统对话，会同传统一刀两断。这从来都不是艺术的发展规律。实际情况同样表明，现代主义同传统现实主义并不是没有任何联系，例如，普鲁斯特就曾经从福楼拜那里吸取过艺术经验和创作思想;别雷非常熟悉果戈理的作品，其小说曾受到果戈理的强烈影响。再拿意识流来说，它并非现代主义的首创。1876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小说《温顺的女性》的“作者告白”里便写道:“当然，叙述的过程持续了几个钟头，断断续续，东拉西扯，形式上不很连贯:他时而自言自语，时而好像在说给一个看不见的人、一个裁判员听。现实生活中也常有这样的情形。”当然，与现实主义相比，现代主义更注重的是浪漫主义传统，因为浪漫主义的表现说与现代主义有着相同之处，而且它们都不满自己所处的时代。 现代主义文学，特别是它的那些经典的优秀的作品，对19世纪末以降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所经历的巨大动荡和精神危机，对资产阶级的群体意识和个体意识之间的矛盾，对社会的那些中下层人民的不满情绪与艰难境遇，都从一个方面作了有力的揭示和独特的反映，这不容置疑。同时，现代主义文学在艺术表现上所作的那些有价值的革新和有意义的探索，也促进并推动了20世纪文学的整体发展。另一方面，现代主义文学的那种独特的审美反映和表现并不全面和完整，往往把充满复杂而矛盾的社会进程抽象化，看不到大众的呐喊与抗争，而作品中所深深蕴含的悲观主义、虚无主义、个人主义等思想情绪，显然具有消极影响。这同样不容置疑。 现代主义同20世纪现实主义一样，都不是文学的天涯海角。在20世纪文学的历史进程中，它们的发展既不平衡，也非直线行进，时强时弱，时起时落，这是它们的基本路线图。一般地说，一次大战前后是现代主义的鼎盛时期，不少大家诸如乔伊斯、卡夫卡、普鲁斯特、艾略特、托勒尔、马雅可夫斯基等，都出现在这一期间。30年代即史家所称的“红色十年”，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经济大危机、苏联和苏联文学的影响逐渐增强、各国进步人民奔赴马德里参加西班牙人民斗争，以及战争威胁日益逼近的大背景下，现代主义开始走向衰退，现实主义则在世界文坛占据主导地位。四五十年代即二次大战期间及战后的和平建设年代，一方面是现实主义的强劲发展势头不减，如苏联的反法西斯战争和战后重建时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中、南欧斯拉夫国家关于战争与民族命运的现实主义文学，一度风靡全球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文学和电影，英美的现实主义文学——“愤怒青年”与“垮掉的一代”等;另一方面是具有实验特征和创新精神的欧美存在主义文学、荒诞派戏剧、新小说派等迅速脱颖而出;同时还掀起了世界性的“卡夫卡热”。大约从60年代起，欧美的实验主义文学风行一时，但各国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并没有停滞，特别是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异军突起，不仅给现实主义文学也给世界文坛吹进了一股新风。 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在20世纪文学的版图上，既相互对峙、相互挑战又相互并存、相互影响，尤其是西方国家的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在反映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方面，例如人的困惑、孤独、失落等，具有异曲同工之妙。英国文学批评家、小说家戴维·洛奇，在1981年回顾20世纪英国文学百年历程时曾写道:它在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像钟摆一样来回摆动，分别成为英国不同文学阶段的主潮。洛奇的这一著名“钟摆论”不仅适用于英国20世纪文学，也基本适用于20世纪世界文学。 四 20世纪80年代初，一批西方文学批评家开始用“后现代主义”这个术语，来界定60年代以后西方文学创作的新变化。同时，也有一些批评家并不用它，而用“实验主义”一词。 什么是“后现代主义”，什么是文学创作中的“后现代主义”，这都是一个复杂纷纭、悬而未决的问题。也许可以说，在当今世界上没有一个术语比它更时髦、更富有争议性、更无确定性的了。80年代末，有些著述又开始声称:或“后现代主义”已经过去;或现在是“后现代主义”之后，一种“后后现代主义”业已诞生。 一般认为，“后现代主义”一词，最早来源于西班牙诗人费德利科·奥尼斯的《西班牙暨美洲诗选》(1934)一书。达德莱·麦茨在《当代拉美诗选》(1942)中也使用过它。在他们看来，现代主义文学中已隐含着一种对20世纪初文学潮流的反拨。此外，1939年英国学者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一书中，曾以“后现代”一词来标志1875年前后西方文明的转折，即西方文明从此转向非理性的混沌一团之过程。但这个术语的广泛使用，则在20世纪60年代，首先是在建筑学中，然后迅速波及到绘画、音乐、文学、文艺学、美学、哲学、社会学以及自然科学等领域。用德国学者沃尔夫冈·威尔什的话说:“今天，几乎没有一个领域未被这一‘病毒’所感染。” 从文学创作领域看，关于后现代主义问题的主要分歧有以下一些: 第一，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起始时间，说法很多。有人认为乔伊斯于1939年发表的小说《为芬尼根守灵》，标志着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开端;有人提出它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人声称它从贝克特的《等待戈多》(1952)肇始;有人从1968年法国学生运动失败后称起;而有的甚至断言古希腊已经有后现代主义。其时间跨度之大，令人莫衷一是。 第二，关于后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关系，前者是后者的继续还是后者的反拨?美国学者伊哈布·哈桑在其所著的《奥尔弗斯的解体》(1971)中，明确认为后现代主义是现代主义的继续。他的这一观点曾受到某些人的响应。可是十年之后，他在《后现代主义问题》(1982)中却修正了这个观点，提出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是文学上两个不同的对立流派，并列出它们之间多达三十多项的不同点:现代主义——形式、目的、转喻、所指……后现代主义——反形式、游戏、隐喻、能指…… 1995年，荷兰人贝顿斯提出，后现代主义只是现代主义中的一个流派。约翰·巴思也认为它只是一种“后期现代主义”。 第三，关于后现代主义的实质，人们的看法也极不相同。按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家詹姆逊的观点，与资本主义上升期相对应的是现实主义，与资本主义垄断阶段相对应的是现代主义，与跨国资本主义阶段或后工业社会相对应的是后现代主义，亦即后现代主义是后工业社会的“文化逻辑”。与此相反，不少欧美批评家诸如乌克兰的扎东斯基等认为，后现代主义不是一个时间顺序或编年史的问题，即它仅仅发生在现代主义之后，而是在“每个历史时代都有自己的后现代主义”，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拉伯雷都是后现代主义者。意大利作家、批评家贝尔托·埃柯也指出:每个时代都会走向类似尼采在《不合时宜思索》中所指出的那种危机的边缘;后现代主义可以追溯到荷马时代。 第四，关于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作。一般地说，文学史上的每一种流派都有公认的代表作，这是不容争议的。可是，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作是哪些，竟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在国内外提供的后现代主义代表作名单中，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几乎都是首选。其始作俑者很可能是美国的约翰·巴思的那篇文章《后现代主义小说》(1980)。而作为它的代表人物加西亚·马尔克斯，曾一再声明他的《百年孤独》属于现实主义范畴，更确切地说，是一种社会现实主义。很有意思的是，《百年孤独》在中国的接受命运。它曾三易其“帜”:最早被归为现实主义，稍后被归为现代主义，最后被定为后现代主义的经典之作。不仅如此，在国内外的一些著述中，以萨特和加缪为代表的法国存在主义作品，英国的“愤怒青年”文学和美国的“垮掉的一代”文学，也分别进入这种或那种的后现代主义作品名单。其实，前者应属现代主义，而后两者应属现实主义。一句话，在世界文学史上，人们对一种文学思潮流派的实质、代表作等基本问题的观点，竟如此之大相径庭，这是前所未有的。 然而，在文学的后现代主义问题上，世界也发出了另一种声音。即便在它的主要发源地的美国，不少著述并不使用这个术语，例如，勃拉特索雷等主编的《美国文学传统》(1990)、《诺顿美国文学作品选》(1994)等，尤其是后者在介绍到品钦的作品时，并不言说它们是后现代主义。1988年，一部由美国文学主流派撰写、埃默里·埃利奥特主编的大型《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不仅不用后现代主义一词 ，而且说，80年代中期“人们可以喘一口气，我们终于把它打发掉了”。并在论述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文学的新变化时，以“新先锋派和实验派”一章来概括。有一些美国文学批评著述也称品钦、冯尼古特、巴思、梅勒等的作品为“战后实验小说”。至于美国以外的其他西方国家里，较多使用的也是“实验主义”一词。在“后现代主义”帽子满天飞的今天，这不失为一种选择。 大约五六十年代起，各国文学中的确出现了一种新现象，它打破了文学的内部界限，打破了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打破了能指和所指的界限，也打破了美与丑的界限。按《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的说法:“所有的艺术门类本身发生了碰撞。文学、绘画、音乐和舞蹈彼此融合，互相渗透。艺术本身还对‘艺术性’差的媒介——评论、新闻、电视、时装和摇滚音乐实行吸收与反哺作用。所有这些媒介由新先锋派将其与当代文化的非艺术或超艺术现象，特别是历史、经济和政治问题，牢不可破地联结为一个整体。”于是，“作品”一词也被“文本”一词所替换。 这种文学由于“高雅”与“低俗”的文体风格界限被取消，其本身可能已成为通俗文学的一部分，成为“十字街头的一面镜子”。而当20世纪进入其末期的时候，一方面是各国文学日趋通俗化，这几乎成为一种世界性潮流，如科幻作品、侦探作品、言情作品等大行其道，它们不仅为人们提供消遣娱乐，也对社会、人生诸多问题进行思考和探索，因此，文学并非如某些著述所预言的那样，在所谓的“解构”时代里，它“已经死亡”;另一方面是，各国文学都日益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如女性文学、后殖民主义文学、地方文学、族裔文学等，蔚然成风。 五 20世纪文学格局中，一种新型的现实主义文学，即无产阶级文学或社会主义文学，以其新的人物和新的世界而占据着重要一极。 “无产阶级文学”一词产生于19世纪末，流行于20世纪20年代的苏联、德国、日本等国家。在法国、日本等国，它也被称为“第四阶级文学”。这种文学同社会主义思潮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密切相连，主要以现实主义或革命浪漫主义方法来反映无产阶级的生活及其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它滥觞于19世纪西欧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的宪章派文学、德国的1848年革命时期文学和法国的巴黎公社文学，曾是早期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最富代表性和最有影响的无产阶级文学，也是20世纪无产阶级文学的先驱。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无论在俄国和苏联还是在世界其他各国，“无产阶级文学”一词都广为流行。这个术语的历史性改变，则同苏联的“拉普”直接相连。“拉普”是“俄国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的简称，是苏联最大的一个无产阶级文学团体，自1925年正式成立以来的十年里，坚持排斥打击苏联“同路人”作家的宗派立场，并先后在理论和创作上提出诸如“辩证唯物论创作方法”等一系列似是而非的口号，从而给苏联文学的发展造成了巨大损失。1932年，苏联作出取消“拉普”和筹建统一的苏联作家协会的“决议”，并于1934年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为苏联文学的基本创作方法。从此，“无产阶级文学”一词在苏联，在各国，逐渐为“社会主义文学”所取代。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心由西欧转移到俄国，俄国无产阶级文学异军突起，出现了以高尔基为代表的一批无产阶级作家，而他的新型现实主义小说《母亲》(1906)和剧本《敌人》(1906)，则成为俄国无产阶级文学的奠基之作;同时，还出现了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一批俄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家，而他的著作《没有地址的信》(1899—1900)和《艺术与社会生活》(1912—1913)等，则为俄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论奠定了基石。 无产阶级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的蓬勃兴起，并成为一种广泛的文学思潮和运动，乃是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随着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诞生，无产阶级文学逐渐从欧洲走向亚洲和美洲各国，并成为一种有组织联系的全球的文学运动。而苏联作家和苏联文学团体则在这一发展过程中起了核心作用。1920年，“俄国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成立了该协会的国际局;1930年11月又在哈尔科夫举行第二次代表会议，有来自苏联、中国、日本、德国、法国、美国、意大利、奥地利、捷克、匈牙利等22国的作家代表出席。会议通过《致世界各国革命作家书》，并决定以俄、德、英、法四种文字出版该会机关刊物《世界革命文学》(1931—1932)。这标志着世界无产阶级文学进入了其历史发展的新时期。 在20世纪无产阶级文学的版图上，除了苏联文学这支主力军外，各国都相应创建了无产阶级文学团体和刊物，如“德国无产阶级革命作家联盟”(1928)及《左翼》杂志，美国的“约翰·里德俱乐部”、“工人戏剧联盟”及《解放者》、《工人月刊》和《新群众》等杂志，法国的“革命作家艺术家联合会”(1932)及月刊《公社》，日本的“日本普罗文艺联盟”(1925)及《播种人》、《前卫》和《文艺战线》等刊物。中国的“创造社”和“太阳社”于1928年开始提倡无产阶级文学，而创造社的主将郭沫若于1925年便提出:中国革命文学就是“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的文学”。1927年，鲁迅肯定了无产阶级文学的存在，认为“世界上的民众很有些觉醒了”，“那自然也会有民众文学——说得彻底一点，则第四阶级文学”。 二三十年代是各国无产阶级文学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涌现出了一大批无产阶级作家和代表作，如美国约翰·里德的报告文学《震撼世界的十日》和迈克尔·高尔德的《没有钱的犹太人》，日本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和德永直的《没有太阳的街》，法国巴比塞的《火线》和保尔·瓦扬-古久里的《红色列车》，德国贝歇尔的《王位上的尸体》和布莱希特的《母亲》，英国罗伯特·特莱塞尔的《穿破裤子的慈善家》和詹姆斯·巴克的《大手术》，丹麦尼克索的《蒂特——人的孩子》和汉斯·基亚克的《渔夫》，以及苏联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法捷耶夫的《毁灭》和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一批著名马克思主义文论家批评家，如德国的梅林、蔡特金和罗莎·卢森堡，法国的拉法格，日本的青野季吉和藏原惟人，英国的福克斯和考德威尔，匈牙利的卢卡契，意大利的葛兰西，保加利亚的巴甫洛夫，美国的芬克斯坦等。 特别是30年代，它是20世纪无产阶级文学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十年。这十年，苏联在经历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后，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一个工业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长足进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同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于1929年至1933年发生的经济大危机形成巨大反差，因而在欧美有“红色十年”、“向左转的十年”或“马克思主义化的十年”之称。这十年，苏联书籍、苏联文学、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主要著述在日本、中国和世界其他各国纷纷被译介，各国作家艺术家诸如罗曼·罗兰、吉德、威尔斯、泰戈尔、梅兰芳等，频繁造访苏联。这十年，世界进步、民主和革命的力量面对法西斯威胁，团结斗争，有来自54个国家的工人阶级代表和仁人志士，组成国际纵队开赴马德里，支持西班牙人民阵线进行斗争，其中不少作家发表了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散文和政论。同时，各国作家和文化工作者先后在巴黎、阿姆斯特丹、华沙、布拉格等地举行捍卫文化与和平的国际会议。总之，这十年的文学明显地走向政治化和革命化。 尽管世界各国人民为捍卫和平进行不懈斗争，但人们终究未能制止战争的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伊始，各国革命的、进步的作家迅速行动起来，积极投入反法西斯斗争，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从此波澜壮阔地展开，如苏联的反法西斯卫国战争文学，中国的抗战文学，南斯拉夫的游击文学，以及欧洲各国的人民阵线文学和抵抗文学等。拿法国抵抗文学来说，其参加者不仅有共产党人作家艾吕雅和阿拉贡，也有超现实主义者苏波和达达主义者查拉，存在主义作家萨特和加缪等。正是他们为20世纪文学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光辉篇章，而且其中不少共产党人作家和进步作家在战争中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如苏联的盖达尔、法国的圣埃克絮佩里、西班牙的加西亚·卡尔洛、南斯拉夫的科瓦契奇、波兰的巴钦斯基、保加利亚的瓦普察洛夫和捷克的伏契克等。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政治格局发生巨变，苏联已不再是被资本主义汪洋大海包围的社会主义“孤岛”，在欧洲、亚洲的广阔地平线上相继出现了中国、波兰等十几个新兴社会主义国家。1959年又有拉美的古巴加入社会主义阵营。这些新兴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以苏联文学为师，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文学一起，汇成了世界社会主义文学的洪流。这是20世纪文学中前所未有的新景观。 50年代中期起，苏联文学随着生活的变化，在克服公式化、概念化等诸多弊病和失误后，在紧张的反思和不断的探索中，引来了一些显著变化:普通人形象取代正面人物、理想人物而逐渐占据文学中心地位，人性的魅力及其复杂性得到了全面展现;形式和手法、体裁和题材日趋多样化。肖洛霍夫的短篇《一个人的遭遇》、特瓦尔多夫斯基的长诗《山外青山天外天》、索洛乌欣的抒情散文《弗拉基米尔公路》等，就是反映这一历史性变化的代表作。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即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苏联和中国这两个大国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意识形态大论战，同时也引起了双方文学界的相互对立。尤其在中国进入“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时期后，这种相互对立达到顶点。文学领域同样如此。中苏的分歧和论战，这无疑给世界社会主义文学运动造成了巨大损失。80年代中期，国际风云再次变幻，中苏两国先后步入改革开放时期，这使两国关系逐渐走向正常化，两国文学交流也得以恢复。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苏联加速面向西方的“改革”步伐，最终导致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多米诺骨牌式的倾覆和苏联的解体，使一个有着七十多年历史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复存在。这是震撼世界的1991年。苏联文学从此也同步地成为一种历史现象。这标志着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文学进入低潮。但是这绝不是它的“历史终结”。苏联文学的不复存在，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文学的艰难曲折历程，将留给人们无尽的思考和探索。 六 现在，呈现于大家面前的这部五卷本《20世纪外国文学史》，大体上是按我们对20世纪外国文学的上述了解写成。 这是一本涵盖20世纪亚非国家和欧美国家文学即东方和西方文学的全景文学史，也是一本全面展现20世纪文学格局即传统现实主义文学和现代现实主义文学、无产阶级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和实验主义文学的文学史。据了解，仅就这两个方面而言，目前在国内或国外尚无如此规模、如此视野的20世纪外国文学史。这是本书的一个特色。 本书虽然涉及到世界五大洲六十多个国家的文学，但由于它坚持一条原则即国别文学撰写者必须掌握该国语言文学又从事该国文学研究，因此仍有一些国家的文学未能收入。它们在本书的“缺席”并非它们不重要，而是目前在国内尚找不到符合如此条件的研究者，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时代的遗憾。但应该说，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很大努力，力图多收入一些重要的国别文学，例如其中“希腊文学”的写成，就是这种努力的结果。 此外，本书80年代以后的国别文学撰写，由于中、东欧和亚非等一些国家尚处于战火或动荡之中，其文学资料难以收集，因此它们在书中所占的比例，明显地比欧美国家少，以致造成了前后章节之间的长短失衡。这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情况。另一种情况是，80年代以后的欧美文学出现了不少新人新作，但他们及其作品均未经受较长的时间检验，加之人们的评论不一，其文学地位目前尚难定论。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使读者更多了解其情况，因此本书所涉及的此类作家作品在篇幅上比80年代以前的相对多一些。虽然这样显得似乎不够平衡，但实为了有利于读者的了解全貌，也为了有利于将来更深入的研究。 顾名思义，本书是一部关于外国的20世纪文学史，我们的祖国文学——中国文学并不包括在内，然而它作为一个对话者却始终参与其中。这就是说，更多地联系中国文学的实践，注意中国接受的特色和中国作家学者的评论，是它追求的目标之一。 事物总是在矛盾中进行，利弊往往相伴。在一个较长时期里，我国还很难由一个人或几个人来完成一部如此规模、如此要求的断代文学史著述。而集体编书，历来的经验证明，有利有弊。它可以集众人的力量与智慧，经过数年艰苦的努力去完成较大的项目，但它本身却又存在难以克服的弊端，本书自然也不例外，如理论审美观点和价值评判标准的某些差异，文体风格的不一致等，都显而易见，甚至关于大小作家、作品的评述，在字数上也很难按预先规定的要求做到。此外，80年代以后的文学，由于某些国家的资料难以收全，以致造成一些章节之间的长短失衡。可以肯定地说，这部外国文学史的缺点与不足远不止这些。因此，诚恳希望同行和读者多提宝贵意见，以便以后改进。 第一卷 概论 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后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美国、德国和意大利等国后来居上，欲与英国、法国、西班牙等老牌帝国重新瓜分世界。西方列强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使世纪之交硝烟弥漫、战火连绵，最终于1914年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与此相应的是，东方国家除日本之外全都沦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以俄国十月革命为标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迅速发展，亚非拉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方兴未艾，这一切，都表明世界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社会动荡的空前激烈和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催生了形形色色的学说和思潮，深刻地影响了包括文学在内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变革。世纪之交的诗歌、散文、小说和戏剧，乃至相关的音乐、绘画和舞蹈等艺术领域，都是流派林立，异彩纷呈，迎来了一个新纪元。 概括起来，世纪之交是现实主义文学和现代主义文学争奇斗艳、各放异彩的时代。这一时期的现实主义文学也包括了自然主义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乃至美国特有的黑人文学;现代主义文学则除了象征主义和唯美主义等许多流派之外，还包括意识流小说。 帝国主义最主要的特点之一是向外扩张，它们有时为了共同的利益而勾结起来，最典型的例子是八国联军镇压中国的义和团运动;但更多的是为了争夺殖民地的原料和市场而诉诸武力。帝国主义扩张不但引起了殖民地人民的反抗，而且加剧它们国内的社会矛盾，导致工人罢工和出现诸如震动整个欧洲的“德雷福斯事件”那样的政治事件，从而极大地增强了作家们的政治意识和斗争精神。现实主义文学的特征是客观地观察、反映和揭露社会现实。因此这种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为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欧洲现实主义文学在19世纪达到了高峰，产生了以巴尔扎克、列夫·托尔斯泰、狄更斯等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小说大师，到新旧世纪之交还依然保持着发展的势头，涌现了以英国的哈代和康拉德，法国的法朗士和罗曼·罗兰，德国的海因里希·曼和托马斯·曼，美国的马克·吐温和杰克·伦敦，俄国的契诃夫和蒲宁，波兰的莱蒙特，日本的夏目漱石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他们继承和发展了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传统，同时又具各国文学民族特点，所以20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形式、手法、体裁和风格，都越来越新颖、丰富。 与此同时，科学和技术的巨大进步使得交通发达、通讯方便、能源更新，有力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斯宾塞的物竞天择理论等新学说，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的观念和社会的面貌。19世纪50年代以后，科技的发展已经使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占据了统治地位。法国生理学家克洛德·贝尔纳在实证主义的影响下发表的《研究方法论》(1858)和《实验医学研究导论》(1865)，极大地促进了法国生理学和医学的发展。在这种科技背景下，法国文艺批评家泰纳首先提出了文学的发展决定于种族、环境、时代的实证主义理论，主张把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于文学领域，从而为自然主义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自然主义文学源自法国作家龚古尔兄弟从1860年开始创作的小说，作为文学流派则产生于以左拉为首的梅塘集团，其标志是该集团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集《梅塘之夜》(1880)，而莫泊桑的名篇《羊脂球》就是其中之一。1887年，左拉描写法国农村的小说《土地》受到猛烈抨击，几个自称是自然主义作家的年轻人发表《五人声明》，对左拉进行人身攻击，导致自然主义文学流派的解体。但是左拉在19世纪末的德雷福斯事件中挺身而出，维护正义，因而成为进步势力的领袖，同时创作了一系列揭露教权主义、宣扬空想社会主义的作品，这一事实证明，自然主义文学在其作为一个流派解体之后并未消失。左拉于1902年逝世之后，它还逐渐遍及欧美乃至东方，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学思潮，尤其在20世纪的德国和日本得到了充分发展。实际上，作为一个伟大的作家，左拉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完全贯彻其自然主义的创作主张，他的作品虽然明显地受到生理学和遗传学的影响，但基本上仍然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和揭露，因此可以说，法国的自然主义是现实主义在科技取得巨大进步的历史条件下的新发展，左拉和莫泊桑都是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波兰的现实主义自然主义文学，意大利的真实主义文学，美国学术界对德莱塞等是否属自然主义作家的争论，以及在法国自然主义理论的冲击下，日本评论家和作家常将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混为一谈，从而使日本的现实主义反而形成于浪漫主义之前等等，都在这方面提供了充分的例证。另外，由于欧洲的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几乎是在19世纪末同时传入拉丁美洲，多数拉美作家就对它们兼收并蓄、不加区别。 随着欧洲古典哲学的衰落，除了在科技发展的推动下形成的实证主义哲学之外，还产生了种种新的哲学思潮。其中在人类思想史上堪称伟大变革的，是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社会主义思潮的日益普及，无产阶级运动的兴起，这不仅使得许多资产阶级作家接近了工人群众和劳动人民，写出了不少批判社会现实的优秀作品，而且在俄国和美国、英国、丹麦、波兰、保加利亚等一些无产阶级运动兴起较早的国家里，还形成了无产阶级文学。无产阶级文学是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影响下产生的新型文学。它包括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两个部分，它们几乎是同时发展起来的。文学创作以高尔基的作品为代表，包括波兰无产阶级革命诗人博·捷尔文斯基和瓦·希文切斯基等人的诗作。文学批评以梅林和普列汉诺夫等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为代表，其中还有德国的罗莎·卢森堡、克拉拉·蔡特金、卡尔·李卜克内西和法国的拉法格等等。 在世纪之交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哲学中，影响最大的是德国尼采的超人哲学和法国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尼采认为人类漫长的文明时代已经终结，人类历史已经到了决定命运的时刻，并且猛烈抨击基督教教义，他主张的“超人”就是与基督教传统相反、与“基督徒”对立的人。他还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1883—1884)里宣称“上帝死了”，以此来摧毁迄今为止的一切价值观念。尼采的信念在西方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加上他的文笔优美，因而对现代主义文学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柏格森与尼采一样文采出众，甚至在1927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了与科学时间不同的“持续时间”观念，即人类是一种持续的存在，只有在人类自身的意识中展现的时间才是真正的时间，一种流动的、不受理性限制的时间，人只有在这种时间里才有进行选择的自由意志，才能领悟自我的本质。他的这一理论对于现代主义文学特别是意识流文学有着极大的影响。例如，普鲁斯特的巨著《追忆似水年华》就是力图用持续时间来表现生命的永恒。在这方面同样著名的，是奥地利医生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说，它使人类认识到了一向被忽视的潜意识领域，以及人要靠理性来压抑欲望和感情的心理现实。他对心理结构的划分(本我、自我、超我)和对人的性本能的强调，为现代主义文学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 世纪之交的现代主义是一种思想和艺术上十分驳杂的文学现象，包括唯美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颓废主义等流派。唯美主义可以追溯到法国诗人戈蒂耶在1834年提出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它后来在法国帕尔纳斯派诗歌里和英国都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象征主义起源于19世纪中叶法国诗人波德莱尔、魏尔兰和兰波的作品，它作为一个流派的标志是莫雷亚斯在1886年发表的《象征主义宣言》。五年之后，又发表《罗曼派宣言》，宣告了象征主义的解体。不过与自然主义一样，它不仅没有消失，而且还蔓延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并扩展到了戏剧和小说的领域，其中著名的有比利时剧作家梅特林克，法国诗人和剧作家克洛代尔，德国和奥地利诗人格奥尔格、里尔克、霍夫曼斯塔尔，俄国诗人勃洛克及诗人和小说家别雷，波兰剧作家韦斯皮扬斯基等。象征主义在法国还引发了20世纪20年代的后期象征主义，并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影响。表现主义这个词最初出现在1901年巴黎的玛蒂斯画展上，是茹利安·奥古斯特·埃尔维的一组油画的总名，后来被德国的《暴风》杂志用来称呼柏林的先锋派作家。表现主义在音乐上否定旋律，在绘画上以夸张和歪曲现实形象的方法来表现心理的真实，在小说创作上则是对现实的变形或扭曲，奥地利作家卡夫卡就是其突出的代表。未来主义于1909年兴起于意大利，它崇尚以机器和科技为主要特征的现代都市文明，讴歌机械的力量、速度和节奏，否定一切传统和文化遗产。颓废主义于1880年被用来称呼一群“放荡的”法国青年诗人，它一度与象征主义混同;巴茹在1886年就创办了《颓废者》杂志，它后来在英国唯美主义运动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对20世纪初现代主义的各个流派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因为它迎合了那动荡不宁的社会中人们焦虑和避世的情绪。 世界各国文学的进程从来都不平衡。世纪之交的各个文学流派都起源于欧洲，尤其是法国，绘画方面的印象主义、后印象主义也都产生于法国，这一现象的形成并非偶然。首先，从古典主义、启蒙主义、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法国都是开风气之先;其次，世纪之交的法国又恰恰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1889年落成的埃菲尔铁塔，1890年和1900年举行的巴黎博览会，以及地下铁道的建设等等，都标志着法国在世界各国中占有重要地位。 世纪之交在西方文学中有两类国家在文学上却不占优势:一类是已经衰落的老牌帝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另一类是刚刚立国或未形成本国文学的加拿大和澳大利亚。 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历史上曾依靠航海大发现而成为世界强国，于15和16世纪征服了拉丁美洲，使这一地区长期沦为它们的殖民地。它们的文学直接影响了拉丁美洲的文学，但本身也由于受到美洲土著文化的影响而大为丰富，因而在文学史上有过光彩夺目的“黄金世纪”，产生过塞万提斯和卡蒙斯那样伟大的作家。但是到19世纪末叶，面对一大批发达的工业大国，它们却因为闭关自守而变得一蹶不振、今非昔比。西班牙诗人反而要向美洲诗人学习。与它们相反，
作者： 赵雅芬编著
出版社：外文出版社,2008
简介： 《德国哲学家的故事》是德语沙龙系列之一，内容采用德汉对照的方法来讲述德国哲学家的做事，语言优美精炼，以供读者分享！《德国哲学家的故事（德汉对照）》以中文、德文对照的形式，介绍了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伊马努埃尔·康德、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阿图尔·叔本华、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尼采等德国十五位著名哲学家的生平事迹。
作者： 王剑冰选编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
简介：主要内容包括：耿林莽散文诗、独语：朽木·土城梦影及其他、许淇散文诗、大海·草原及其他、王剑冰散文诗、人生档案、勾引与抗拒、赫尔辛基的斜阳（外四章）、信里踱步（外六章）、门、怀念草鞋（外二章）、六月的碎片、桥，一支永恒的歌（外三章）等等。力求选出该年度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力求选出精品和力作，力求能够反映该年度某个文体领域最主要的创作流派、题材热点、艺术形式上的微妙变化。同时，坚持风格、手法、形式、语言的充分多样化，注重作品的创新价值，注重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期待，多选雅俗共赏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