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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贺圣达著
简介: 《东南亚文化发展史》内容简介:在世界文化史的著作中,如果说有什么地区的文化史还很少有较全面、系统的介绍的话,那么其中一个地区就是东南亚。稍稍浏览一下国内外出版的世界文化史著作,大部分根本就没有东南亚的内容;少数有一些,也是语焉不详。即使是专门的世界艺术史、美术史之类的著作,东南亚方面的内容,或付诸阙如,或寥寥数页。是东南亚没有文化吗?显然不是。我国著名的东南亚史学者陈序经先生指出:“在东南亚不只有文化,而且有过很高的文化,不只有历史,而且有很长的历史。”①这是熟悉东南亚文化和历史的学者的内行话。这样的见识,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赞赏,甚至连英国史学大师汤因比在其最后一部史学巨著《人类的大地母亲》中,也给予东南亚古代文化较多的注意和很高的评价。尽管如此,对东南亚文化史的研究,仍然是世界文化史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可读到全面、系统介绍东南亚文化发展的著作尤少。
History of ancient southeast Asia
作者: 梁志明,李谋,杨保筠主编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简介:《东南亚古代史(精)》由梁志明、李谋、杨保筠所著,东南亚毗邻中国的南疆,与我国山水相连,有着悠久而亲密的联系。中国学术界历来就有研究东南亚历史的优良传统,史籍中有关古代东南亚历史的记载“浩如烟海”,这些丰富的史料,为世界东南亚古史研究提供了大量珍贵信息。对这些古籍的充分准确利用也是中国学者撰写东南亚史的独特优势。在现代中国东南亚史学界,老一辈的学者陈序经、韩振华和朱杰勤等先生撰写和出版的古代东南亚研究专著,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厦门、广州、南宁、昆明、郑州和南京等地的学术机构和高校仍坚持将东南亚古代历史的研究作为重要课题,并陆续推出有质量的学术著作。一些学术刊物也有不少古代东南亚历史相关的论文发表。这些都为继续开展这个领域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作者: 陈序经著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简介:文化的概念之大而模糊,范围之广而无涯,非勇者不敢言,非深思博学者不敢论。抗日战争期间,陈序经教授在西南联大首开“文化学”课,将“文化学”概念和系统的研究学习引入中国的大学讲堂。而陈先生以课堂讲稿为基础写成的《文化学概观》,便是中国文化学研究的奠基之作。 全书分为四册,每册分两编,综合探讨了文化学与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哲学、心理学、生理学等学科的关系,并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搭建了文化学的理论架构。书中采用了作者 在国外留学期间收集的大量文化学研究资料,旁征博引,融贯中西,从中也可管窥作者对于东西文化、南北文化研究的主要观点,其中一些观点在今天仍具备一定的理论价值,因此这本书正可作为学习和研究文化学的人拔脚起程的地方。
作者: 余定邦,牛军凯编
出版社: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
简介: 《陈序经文集》收《中国文化之出路》、《社会学的起源》、《与胡适先生论教育》、《进步的暹罗》、《骠国考》等20多篇文章。陈序经教授是一位杰出的学者,在文化学、社会学、历史学、民族学、教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等方面都做过重要的贡献。在社会学方面,收录了陈序经的主要作表作《社会学的起源》,这是一部很有学术价值的社会学史的专著。在疍民研究方面,由于《民国丛书》已收录他的《疍民的研究》一书,本文集只收录他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关于水上居民问题的一篇发言稿。 陈序经教授长期在高校工作,曾经参加关于教育问题的论战,作者把他的主要代表作收录在这部文集里。这些文章反映了他的教育思想——竭力主张中国的教育要现代化。 本文集收录的陈序经教授的论著归纳为四大类:文化学、社会学、教育学、东南亚与华侨问题。
作者: 向孙萱著
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
简介: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最早见诸《周易>>的“文化”,主要是文治和教化意义.文化不仅仅是一种符号,一种象征,还是一种语言和物品,而且常常表现为一种精神和一种现象。号称人类学之父的英国人泰勒,将人类全部社会现象看作文化。陈序经曾在国立西南联大首开“文化学”课程,乃国内研究文化学的较早起步。近些年,国内学者在人类早期社会的艺术、神话、传说,以及民俗与民间文学方面,开展了文化学研究。畅广元、李西建合著《文学文化学》,从一定意义上创新了文化学研究路子。 柳宗元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位具有多元文化色彩的文学家、思想家。关于柳宗元研究,当今最有影响的有章士钊《柳文指要》、王国安《柳宗元诗歌笺释》、段醒民(台湾)《柳子厚寓言文学探微》等,致力诗文读解;吴文治、孙昌武、顾易生和刘光裕、杨慧文等人的评价专论,吴小林、高海夫的散文研究,袁本秀(台湾)、何广中(澳门)的历史观研究,陈雁谷的旅游和社会心理思想研究;何书置、户崎哲彦(日本)等关于创作时间地点的考辨;吴文治、尚永亮搜集了历史和现代的研究情况;黄云眉、方介(台湾)以比较方式研究韩柳,等等。这些研究对于柳文文本、事迹、行踪、思想等作了探讨研究,不乏真知灼见,其筚路蓝缕之功令人钦敬。然而,有关柳宗元的文化考察,学界因种种制约未及深入,但止于文家论其诗文,史家褒贬其政绩的文史分论情况,真正上升到文化学层面的拓展至今未见。从柳宗元文化价值的表现、演变及其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方式来探析并深化柳宗元研究,自然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应有之义。
作者: 陈序经著;张世保译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简介: 《现代主权论》为陈序经1928年撰就的博士论文。本书以主权可分论立 论,对主权理论的历史、主权在联邦国家、国际关系、法律、功能组织中的 运用作了全面深入的考察,对传统的主权一元论和现代的主权多元论之间的 关系作了详尽探讨。全书除导论与结论外,正文包括十章,第一章论述主权 论的历史,第二章、第三章探讨联邦国家中的主权问题,第四章、第五章论 述主权与国际关系,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分析主权与法之间的关系,第 九章论述主权与职能组织之间的关系,第十章讨论拉斯基及其他学者的主权 理论。 该书内容深刻、材料丰赡、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对于理解中国近代政治 哲学史乃至主权论本身都有参考价值。
作者: 陈序经著
出版社:岳麓书社,2010
简介:《中国文化的出路》内容简介:陈序经学贯中西,研究领域涉及文化学、教育学、社会学、历史学、民族学、政治学等。1933年,他在中山大学作了一场题为《中国文化之出路》的演讲,几日后,讲辞发表于《广州民国日报》的“现代青年”栏目,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场文化大论战。《中国文化的出路》就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修订而成,1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后其他出版社也曾多次再版。 此书旨在比较研究文化学和中西文化,探求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化思想界,产生过重大影响,至今仍不失启发和指导作用。 在此次编辑过程中,本着尊重原著的原则,以1934年商务印书馆版为底本进行整理,尽量保持原著风貌。
作者: 陈序经著;邱志华编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简介: 本书录了陈序经的二部学术论著,即《中国文化的出路》以及《东西文化观》。这二部著作内容博大精深,涉及面广,充分显示了陈序经先生渊博的知识及其独到的见解和思维,对全面了解陈序经先生的学术风格及思想具有极大的帮助作用。
陈序经(1903~1967),著名教育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曾任中山大学、暨南大学校长等
作者: 陈序经著
出版社:中山大学出版社,1994
简介:本书上中两卷为编年体,记事从1180年召片领始祖叭真在景洪即位后的历代国主事迹,下卷是杂记资料。
作者: 陈序经著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简介:Chinese lacquer has mostly been collected by institutions and museums in the past,while relatively few pieces have found their way to private collectiOns.A comprehensive presentation of a broad spectrum is not an easy task.Dr.Hu Shih—chang lS a long—standing member and an ardent supporter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and in him,we have found the essential scholar to tackle the subject,having made a catalogue of the Lee Family Collection(Tokyo)of Chinese Lacquer exhibition at the Museum of Eas更多>>
作者: 陈序经著
出版社:岳麓书社,2010
简介:什么是文化?什么是文化学?文化的性质是什么?文化的重心在哪里?文化的发展指向何方?东方文化何以延滞?西方文化何以演变?南方文化何以温柔?北方文化何以豪迈?或许,本书能给出一个自成一家的解说…… 全书分为四册,每册分两编,综合探讨了文化学与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哲学、心理学、生理学等学科的关系,并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搭建了文化学的理论架构。书中采用了作者在国外留学期间收集的大量文化学研究资料,旁征博引,融贯中西,从中也可管窥作者对于东西文化、南北文化研究的主要观点,其中一些观点在今天仍具备一定的理论价值,因此这本书正可作为学习和研究文化学的人拔脚起程的地方。
作者: 丁晓强,李立志著
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
简介: 回顾20世纪中国学术的发展历程,应该说:这是一个丰收的世纪、创新的世纪、辉煌的世纪。一百年间,名家辈出,群星灿烂,成果丰硕,推陈出新。中国传统的学术发生蜕变,西方学术大量引入中国,在中西方学术的交流、撞击、融合中,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诞育,并迅速地茁壮成长。一百年内,各个学术领域均有新的 突破和重大进展,构建了完整的中国近现代学术文化体系。回顾和总结20世纪的学术发展,明辨其是非得失,是一桩很有意义的工作,是为了推进21世纪的学术,进一步建构中国社会主义学术文化必不可少的重要步骤。 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有着璀璨的成果和丰厚的积累。它长期以来哺育了中华儿女、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性格与精神,在世界学术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从19世纪中叶以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也带来了西方的学术文化。西学东渐,经历了几个阶段,先是器物文明的传播,其后是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的传播,直到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西方的学术文化,涵盖广阔,影响深远,进入中国后生根、开花、结果。它改变了中国学术思想界以至全社会的发展方向和前进步伐,中国从传统的封建社会跨进近代社会。其间,中学和西学、旧学和新学、传统学术和近代学术发生了激烈斗争和逐步融合。中国20世纪之学术即在这一斗争和融合的再创造过程中呱呱堕地。 中国近现代学术肇始于严复翻译西方的学术名著,19世纪末,他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向中国人介绍了进化学说,使中国学术界的观念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此后,他又陆续翻译亚当·斯密的《原富》,穆勒的《群己权界论》,甄克思的《社会通诠》,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穆勒的《穆勒名学》,耶方斯的《名学浅说》,这些都是中国传统学术界罕有研究、著述的领域,中国近代的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逻辑学得以借鉴,因之萌生。 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说明近代历史学与传统历史学之区别:“自世界学术日进,故近世史家之本分,与前者史家有异。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他大声疾呼,历史学必须冲破传统,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并认为这是有关国家兴亡的大事,他说:“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此时,夏曾佑编写《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是我国第一部用章节体写作的具有近代色彩的中国通史。其他学科也在20世纪之初相继跨人近代时期,1910年沈家本创办的法学会和《法学会杂志》可说是近代法学的萌芽;王国维、罗振玉研究殷墟出土的甲骨可说是近代考古学的滥觞;章太炎研究印度哲学、王国维研究叔本华,开近代中国人研究外国哲学的先河;五四时代,陈独秀、胡适鼓吹文学革命,中国近现代文学得以诞生,胡适写作《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次用西方观点对中国古代思想进行分析研究。至于自然科学,19世纪后期已由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翻译了许多著作,做了大量准备。1915年,留美的中国留学生成立中国科学社并创办《科学杂志》,中国近代的自然科学研究也逐步展开。 20世纪的中国学术是先进知识界为了挽救国家危亡,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的产物。西方的各派学说,众多著作,像打开闸门的洪水一样,冲进中国。中国学者站在自己的基地上进行选择、甄别、吸收,创造适应于自己时代的学术文化。学者们,作为中国人,生于斯,长于斯,在中国接受教育,必定会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 影响。20世纪的第一代学者,从旧时代过来,大都精通中国的传统文化。五四时代激烈的反传统文化的战士们,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吴虞等,他们为了完成除旧创新的历史使命,竭力反对旧传统,要与旧传统决裂,但实际上旧传统已渗进他们的血液里,他们不可能完全斩断传统。真像他们自己所说:他们 是从旧营垒中冲杀出来,进行了反戈一击。即使像陈序经那样的“全盘西化论”者,也不可能摆脱旧传统。只要你是中国人,曾受中国文化的教育,就不能完全摆脱中国学术文化的影响,“今日之我”不可能全盘反对和完全丢弃“昨日之我”。 同样,20世纪的中国学者,不管他的思想多么保守、顽固,也不可能完全反对西方的学术文化。西方学术文化的先进性、优越性日益明显,人们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它,全盘反对和摒弃西 方学术文化的人也是没有的。近代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大多受西方的影响,西服革履、西装大菜、洋房高楼、汽车飞机,西方文明,无处不在,哪个人的生活能离开这些?茅盾在《子夜》中写的吴老太爷头脑冬烘,顽固不化,但从乡下来到了上海,口诵《太上感应篇》,居住的却是洋房,出门更非坐汽车不可。拖着辫子,倡导复古的辜鸿铭其实是受过西方完备高等教育的一位大学者。20世纪的重大特点是中西文化从斗争走向融合,人们都在亦中亦西、非中非西、中西合璧的文化氛围中成长。两种异质文化的斗争和融合不会在短时间内结束。历史上,佛教文化传人中国,经历了汉魏两晋南北朝唐宋,儒佛之间发生激烈斗争和相互排拒,才逐渐地融合,产生了儒学化的佛学——禅宗,和佛学化的儒学——理学。明清之际,耶酥会士将西方文化带来中国,虽有徐光启、李之藻甚至顺治帝、康熙帝等上层人物的扶植,也遇到儒学的顽强抵抗,经一、二百年之久而烟消云散,并未能生根、开花、结果。可见异质文化之间的融合,尤其是要从融合中诞生出新的学术文化,是一个长期、缓慢而艰难的过程。 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在中国传播,这是历史上异质文化第三次进入中国,其声势之大,影响之远,大大超过了以前的两次。由于西方学术文化的先进性,使中国传统文化相形见绌,在上个世纪末,中学和西学的两军对战中,中学已阵脚大乱,败下阵来。必须吸取西学之长,“以洋为师”在中国学术文化的基地上重新创造,才能重建中国的学术文化。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经过中国学人们不懈的努力,20世纪的中国学术得以孕育成形,脱颖而出,并显示了崭新的面目和蓬勃的生命力。 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大体上说,有以下特点: 一、以进化学说和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中国传统学术赞美上古时代的制度和人物,颂先圣而薄后王,把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视为道统所在,后世丢失了古代道统,故而欺凌争斗,社会日益退步。19世纪末,严复翻译《天演论》,社会进化的原理风靡全国,完全改变了陈腐观念,中国人懂得了用进化史观来观察和研究人类社会,得出了与古人全然不同的结论。这样,20世纪的学术文化抛弃了传统观念,树立起近代新观念。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掌握了科学的唯物史观,进一步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与主观能动作用等等,把学术文化的研究置于唯物史观和科学方法的指导之下。20世纪中国的学术文化有了长足的发展。20世纪 的中国学人全都信从进化原理。而在1949年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占有主导地位,在它的哺育下,诞育和成长了大批学者。 二、形成了新的知识分类体系。中国传统学术,分成经、史、子、集,并不严格地建立在学科分类的基础之上,其中经学特别重要,凌驾于上,且涵盖一切。《易经》中包括数学、哲学、自然科学;《书经》中包括政治学、历史学、地理学;《诗经》中包括文学、艺术、自然科学;《礼记》中包括政治学、伦理学、教育学;《春秋》中包括历史学、政治学。许多学科尚在幼年萌芽状态,尚未从笼统的经学中分化独立出来,学科之间的界线极为模糊。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茁壮成长、规模齐备,形成了新的知识分类体系。自然科学移植了西方几百年积累的学术成果,独立为一大学科。其中分门别类,学支林立,建立了数、理、化、生、农、工、医等大学科,门类繁多、内容充实,洋洋大观,达到了较高水平,且有裨于国计民生。而人文 和社会科学中,文史哲分离,形成各自的专业,经济学、法学、教育学、社会学、新闻学、政治学、心理学等新学科,纷纷诞生独立。由于20世纪人类社会的飞速进步,人们对自然、社会、人类自身的认识更加深入,知识量、信息量巨大增长,学术文化的内容日益充实,范围日益扩展,完全突破了传统的经、史、子、集的旧框架,形成了近现代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新的学科分类体系。 三、理性方法的运用。传统学术研究的方法不够精密、逻辑不够严谨,推理判断带有一定程度的主观色彩。治学中带有直观感悟,冥心静思,自省修养等等。某些非理性的方法,如形象的、感悟的、信仰的、揣测的、情绪的方法,只要能表达研究对象或真实、或虚幻的状态,就能形成某种学术性的知识,如古代的瀛海九州说,天人感应说,明心见性说。20世纪的中国学术引进西方的研究方法,运用归纳和演绎,重视证据,“无征不信”、“孤证不立”,摒弃主观成见,抱着冷静、客观的态度,以理性方法对确定的对象进行具体、准确的认知活动。在自然科学中运用显微镜、望远镜、以及其它科学仪器和实验手段,在社会科学中则着重调查研究的方法,获取第一手的实际材料。20世纪的学术文化追求的是精确而具体地把握现实世界的丰富多样性,进而认识其本质和规律。近现代学术崇尚的是理性精神而非感悟、信仰或权威。 四、高扬爱国主义精神。中国进入20世纪,帝国主义的侵略更加凶狠,封建军阀和国民党政府的压迫更加残酷,内忧外患,民不聊生。20世纪的中国学者们目睹山河破碎,人民苦难,抱着无限的同情,唤起自己的责任感,慷慨以拯救天下为己任,在各个学术领域中苦心探索,矢志钻研,目的就是为了救国。20世纪的中国学术是在风雨如磐的苦难岁月中诞生发育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主义压迫,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是20世纪学者们共同的强烈愿望。搞自然科学的希望科学救国,搞经济学的希望实业救国,搞教育学的希望教育救国,搞政治学的希望国家繁荣昌盛,搞哲学的希望振兴民族精神,搞历史学的希望以历史经验教育和唤起民众,搞文学的塑造了众多威武不屈的民族英雄的光辉形象。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伴随中国的苦难而产生,它推动国家的前进、呼唤民族的奋起、激励大众的斗争,因此,爱国主义渗透其中,成为它主要的精神支持。20世纪的中国学术高扬着爱国主义的旗帜。 [
作者: 王攸欣著
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
简介: 回顾20世纪中国学术的发展历程,应该说:这是一个丰收的世纪、创新的世纪、辉煌的世纪。一百年间,名家辈出,群星灿烂,成果丰硕,推陈出新。中国传统的学术发生蜕变,西方学术大量引入中国,在中西方学术的交流、撞击、融合中,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诞育,并迅速地茁壮成长。一百年内,各个学术领域均有新的 突破和重大进展,构建了完整的中国近现代学术文化体系。回顾和总结20世纪的学术发展,明辨其是非得失,是一桩很有意义的工作,是为了推进21世纪的学术,进一步建构中国社会主义学术文化必不可少的重要步骤。 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有着璀璨的成果和丰厚的积累。它长期以来哺育了中华儿女、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性格与精神,在世界学术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从19世纪中叶以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也带来了西方的学术文化。西学东渐,经历了几个阶段,先是器物文明的传播,其后是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的传播,直到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西方的学术文化,涵盖广阔,影响深远,进入中国后生根、开花、结果。它改变了中国学术思想界以至全社会的发展方向和前进步伐,中国从传统的封建社会跨进近代社会。其间,中学和西学、旧学和新学、传统学术和近代学术发生了激烈斗争和逐步融合。中国20世纪之学术即在这一斗争和融合的再创造过程中呱呱堕地。 中国近现代学术肇始于严复翻译西方的学术名著,19世纪末,他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向中国人介绍了进化学说,使中国学术界的观念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此后,他又陆续翻译亚当·斯密的《原富》,穆勒的《群己权界论》,甄克思的《社会通诠》,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穆勒的《穆勒名学》,耶方斯的《名学浅说》,这些都是中国传统学术界罕有研究、著述的领域,中国近代的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逻辑学得以借鉴,因之萌生。 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说明近代历史学与传统历史学之区别:“自世界学术日进,故近世史家之本分,与前者史家有异。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他大声疾呼,历史学必须冲破传统,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并认为这是有关国家兴亡的大事,他说:“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此时,夏曾佑编写《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是我国第一部用章节体写作的具有近代色彩的中国通史。其他学科也在20世纪之初相继跨人近代时期,1910年沈家本创办的法学会和《法学会杂志》可说是近代法学的萌芽;王国维、罗振玉研究殷墟出土的甲骨可说是近代考古学的滥觞;章太炎研究印度哲学、王国维研究叔本华,开近代中国人研究外国哲学的先河;五四时代,陈独秀、胡适鼓吹文学革命,中国近现代文学得以诞生,胡适写作《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次用西方观点对中国古代思想进行分析研究。至于自然科学,19世纪后期已由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翻译了许多著作,做了大量准备。1915年,留美的中国留学生成立中国科学社并创办《科学杂志》,中国近代的自然科学研究也逐步展开。 20世纪的中国学术是先进知识界为了挽救国家危亡,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的产物。西方的各派学说,众多著作,像打开闸门的洪水一样,冲进中国。中国学者站在自己的基地上进行选择、甄别、吸收,创造适应于自己时代的学术文化。学者们,作为中国人,生于斯,长于斯,在中国接受教育,必定会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 影响。20世纪的第一代学者,从旧时代过来,大都精通中国的传统文化。五四时代激烈的反传统文化的战士们,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吴虞等,他们为了完成除旧创新的历史使命,竭力反对旧传统,要与旧传统决裂,但实际上旧传统已渗进他们的血液里,他们不可能完全斩断传统。真像他们自己所说:他们 是从旧营垒中冲杀出来,进行了反戈一击。即使像陈序经那样的“全盘西化论”者,也不可能摆脱旧传统。只要你是中国人,曾受中国文化的教育,就不能完全摆脱中国学术文化的影响,“今日之我”不可能全盘反对和完全丢弃“昨日之我”。 同样,20世纪的中国学者,不管他的思想多么保守、顽固,也不可能完全反对西方的学术文化。西方学术文化的先进性、优越性日益明显,人们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它,全盘反对和摒弃西 方学术文化的人也是没有的。近代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大多受西方的影响,西服革履、西装大菜、洋房高楼、汽车飞机,西方文明,无处不在,哪个人的生活能离开这些?茅盾在《子夜》中写的吴老太爷头脑冬烘,顽固不化,但从乡下来到了上海,口诵《太上感应篇》,居住的却是洋房,出门更非坐汽车不可。拖着辫子,倡导复古的辜鸿铭其实是受过西方完备高等教育的一位大学者。20世纪的重大特点是中西文化从斗争走向融合,人们都在亦中亦西、非中非西、中西合璧的文化氛围中成长。两种异质文化的斗争和融合不会在短时间内结束。历史上,佛教文化传人中国,经历了汉魏两晋南北朝唐宋,儒佛之间发生激烈斗争和相互排拒,才逐渐地融合,产生了儒学化的佛学——禅宗,和佛学化的儒学——理学。明清之际,耶酥会士将西方文化带来中国,虽有徐光启、李之藻甚至顺治帝、康熙帝等上层人物的扶植,也遇到儒学的顽强抵抗,经一、二百年之久而烟消云散,并未能生根、开花、结果。可见异质文化之间的融合,尤其是要从融合中诞生出新的学术文化,是一个长期、缓慢而艰难的过程。 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在中国传播,这是历史上异质文化第三次进入中国,其声势之大,影响之远,大大超过了以前的两次。由于西方学术文化的先进性,使中国传统文化相形见绌,在上个世纪末,中学和西学的两军对战中,中学已阵脚大乱,败下阵来。必须吸取西学之长,“以洋为师”在中国学术文化的基地上重新创造,才能重建中国的学术文化。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经过中国学人们不懈的努力,20世纪的中国学术得以孕育成形,脱颖而出,并显示了崭新的面目和蓬勃的生命力。 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大体上说,有以下特点: 一、以进化学说和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中国传统学术赞美上古时代的制度和人物,颂先圣而薄后王,把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视为道统所在,后世丢失了古代道统,故而欺凌争斗,社会日益退步。19世纪末,严复翻译《天演论》,社会进化的原理风靡全国,完全改变了陈腐观念,中国人懂得了用进化史观来观察和研究人类社会,得出了与古人全然不同的结论。这样,20世纪的学术文化抛弃了传统观念,树立起近代新观念。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掌握了科学的唯物史观,进一步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与主观能动作用等等,把学术文化的研究置于唯物史观和科学方法的指导之下。20世纪中国的学术文化有了长足的发展。20世纪 的中国学人全都信从进化原理。而在1949年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占有主导地位,在它的哺育下,诞育和成长了大批学者。 二、形成了新的知识分类体系。中国传统学术,分成经、史、子、集,并不严格地建立在学科分类的基础之上,其中经学特别重要,凌驾于上,且涵盖一切。《易经》中包括数学、哲学、自然科学;《书经》中包括政治学、历史学、地理学;《诗经》中包括文学、艺术、自然科学;《礼记》中包括政治学、伦理学、教育学;《春秋》中包括历史学、政治学。许多学科尚在幼年萌芽状态,尚未从笼统的经学中分化独立出来,学科之间的界线极为模糊。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茁壮成长、规模齐备,形成了新的知识分类体系。自然科学移植了西方几百年积累的学术成果,独立为一大学科。其中分门别类,学支林立,建立了数、理、化、生、农、工、医等大学科,门类繁多、内容充实,洋洋大观,达到了较高水平,且有裨于国计民生。而人文 和社会科学中,文史哲分离,形成各自的专业,经济学、法学、教育学、社会学、新闻学、政治学、心理学等新学科,纷纷诞生独立。由于20世纪人类社会的飞速进步,人们对自然、社会、人类自身的认识更加深入,知识量、信息量巨大增长,学术文化的内容日益充实,范围日益扩展,完全突破了传统的经、史、子、集的旧框架,形成了近现代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新的学科分类体系。 三、理性方法的运用。传统学术研究的方法不够精密、逻辑不够严谨,推理判断带有一定程度的主观色彩。治学中带有直观感悟,冥心静思,自省修养等等。某些非理性的方法,如形象的、感悟的、信仰的、揣测的、情绪的方法,只要能表达研究对象或真实、或虚幻的状态,就能形成某种学术性的知识,如古代的瀛海九州说,天人感应说,明心见性说。20世纪的中国学术引进西方的研究方法,运用归纳和演绎,重视证据,“无征不信”、“孤证不立”,摒弃主观成见,抱着冷静、客观的态度,以理性方法对确定的对象进行具体、准确的认知活动。在自然科学中运用显微镜、望远镜、以及其它科学仪器和实验手段,在社会科学中则着重调查研究的方法,获取第一手的实际材料。20世纪的学术文化追求的是精确而具体地把握现实世界的丰富多样性,进而认识其本质和规律。近现代学术崇尚的是理性精神而非感悟、信仰或权威。 四、高扬爱国主义精神。中国进入20世纪,帝国主义的侵略更加凶狠,封建军阀和国民党政府的压迫更加残酷,内忧外患,民不聊生。20世纪的中国学者们目睹山河破碎,人民苦难,抱着无限的同情,唤起自己的责任感,慷慨以拯救天下为己任,在各个学术领域中苦心探索,矢志钻研,目的就是为了救国。20世纪的中国学术是在风雨如磐的苦难岁月中诞生发育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主义压迫,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是20世纪学者们共同的强烈愿望。搞自然科学的希望科学救国,搞经济学的希望实业救国,搞教育学的希望教育救国,搞政治学的希望国家繁荣昌盛,搞哲学的希望振兴民族精神,搞历史学的希望以历史经验教育和唤起民众,搞文学的塑造了众多威武不屈的民族英雄的光辉形象。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伴随中国的苦难而产生,它推动国家的前进、呼唤民族的奋起、激励大众的斗争,因此,爱国主义渗透其中,成为它主要的精神支持。20世纪的中国学术高扬着爱国主义的旗帜。
作者: 陈序经著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简介: 中国北方古代民族名,又称胡。其名始显于战国。自西汉以来,中国古代文籍记述其先民即殷周鬼方、狁。当今学术界,仍多宗古籍;也有西来、北来等说。匈奴无文字,以语言为约束。留传至今的少量古代汉语文记录的匈奴语汇与氏族名,难于对其族属与语族作出准确判断,目前主要有突厥、蒙古等说,也还有别的一些说法。 早期的活动,匈奴出现于中国历史舞台的最初活动中心地区,为漠南阴山及河套一带。见于记载的匈奴第一个单于,驻头曼城,在汉五原郡稒阳县,其地当今内蒙古包头市境。 战国末叶,匈奴与东胡并强,常扰掠秦、赵、燕三国北部边郡,三国相继筑长城以拒匈奴与东胡;秦始皇复使蒙恬统30万众连成万里长城。(见彩图)至公元前209年,冒顿杀其父头曼,废单于推举制度,自立为单于。从此,匈奴遂由族名,兼为单于国名。
作者: 牛润珍著
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
简介: 回顾20世纪中国学术的发展历程,应该说:这是一个丰收的世纪、创新的世纪、辉煌的世纪。一百年间,名家辈出,群星灿烂,成果丰硕,推陈出新。中国传统的学术发生蜕变,西方学术大量引入中国,在中西方学术的交流、撞击、融合中,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诞育,并迅速地茁壮成长。一百年内,各个学术领域均有新的 突破和重大进展,构建了完整的中国近现代学术文化体系。回顾和总结20世纪的学术发展,明辨其是非得失,是一桩很有意义的工作,是为了推进21世纪的学术,进一步建构中国社会主义学术文化必不可少的重要步骤。 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有着璀璨的成果和丰厚的积累。它长期以来哺育了中华儿女、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性格与精神,在世界学术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从19世纪中叶以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也带来了西方的学术文化。西学东渐,经历了几个阶段,先是器物文明的传播,其后是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的传播,直到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西方的学术文化,涵盖广阔,影响深远,进入中国后生根、开花、结果。它改变了中国学术思想界以至全社会的发展方向和前进步伐,中国从传统的封建社会跨进近代社会。其间,中学和西学、旧学和新学、传统学术和近代学术发生了激烈斗争和逐步融合。中国20世纪之学术即在这一斗争和融合的再创造过程中呱呱堕地。 中国近现代学术肇始于严复翻译西方的学术名著,19世纪末,他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向中国人介绍了进化学说,使中国学术界的观念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此后,他又陆续翻译亚当·斯密的《原富》,穆勒的《群己权界论》,甄克思的《社会通诠》,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穆勒的《穆勒名学》,耶方斯的《名学浅说》,这些都是中国传统学术界罕有研究、著述的领域,中国近代的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逻辑学得以借鉴,因之萌生。 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说明近代历史学与传统历史学之区别:“自世界学术日进,故近世史家之本分,与前者史家有异。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他大声疾呼,历史学必须冲破传统,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并认为这是有关国家兴亡的大事,他说:“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此时,夏曾佑编写《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是我国第一部用章节体写作的具有近代色彩的中国通史。其他学科也在20世纪之初相继跨人近代时期,1910年沈家本创办的法学会和《法学会杂志》可说是近代法学的萌芽;王国维、罗振玉研究殷墟出土的甲骨可说是近代考古学的滥觞;章太炎研究印度哲学、王国维研究叔本华,开近代中国人研究外国哲学的先河;五四时代,陈独秀、胡适鼓吹文学革命,中国近现代文学得以诞生,胡适写作《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次用西方观点对中国古代思想进行分析研究。至于自然科学,19世纪后期已由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翻译了许多著作,做了大量准备。1915年,留美的中国留学生成立中国科学社并创办《科学杂志》,中国近代的自然科学研究也逐步展开。 20世纪的中国学术是先进知识界为了挽救国家危亡,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的产物。西方的各派学说,众多著作,像打开闸门的洪水一样,冲进中国。中国学者站在自己的基地上进行选择、甄别、吸收,创造适应于自己时代的学术文化。学者们,作为中国人,生于斯,长于斯,在中国接受教育,必定会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 影响。20世纪的第一代学者,从旧时代过来,大都精通中国的传统文化。五四时代激烈的反传统文化的战士们,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吴虞等,他们为了完成除旧创新的历史使命,竭力反对旧传统,要与旧传统决裂,但实际上旧传统已渗进他们的血液里,他们不可能完全斩断传统。真像他们自己所说:他们 是从旧营垒中冲杀出来,进行了反戈一击。即使像陈序经那样的“全盘西化论”者,也不可能摆脱旧传统。只要你是中国人,曾受中国文化的教育,就不能完全摆脱中国学术文化的影响,“今日之我”不可能全盘反对和完全丢弃“昨日之我”。 同样,20世纪的中国学者,不管他的思想多么保守、顽固,也不可能完全反对西方的学术文化。西方学术文化的先进性、优越性日益明显,人们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它,全盘反对和摒弃西 方学术文化的人也是没有的。近代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大多受西方的影响,西服革履、西装大菜、洋房高楼、汽车飞机,西方文明,无处不在,哪个人的生活能离开这些?茅盾在《子夜》中写的吴老太爷头脑冬烘,顽固不化,但从乡下来到了上海,口诵《太上感应篇》,居住的却是洋房,出门更非坐汽车不可。拖着辫子,倡导复古的辜鸿铭其实是受过西方完备高等教育的一位大学者。20世纪的重大特点是中西文化从斗争走向融合,人们都在亦中亦西、非中非西、中西合璧的文化氛围中成长。两种异质文化的斗争和融合不会在短时间内结束。历史上,佛教文化传人中国,经历了汉魏两晋南北朝唐宋,儒佛之间发生激烈斗争和相互排拒,才逐渐地融合,产生了儒学化的佛学——禅宗,和佛学化的儒学——理学。明清之际,耶酥会士将西方文化带来中国,虽有徐光启、李之藻甚至顺治帝、康熙帝等上层人物的扶植,也遇到儒学的顽强抵抗,经一、二百年之久而烟消云散,并未能生根、开花、结果。可见异质文化之间的融合,尤其是要从融合中诞生出新的学术文化,是一个长期、缓慢而艰难的过程。 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在中国传播,这是历史上异质文化第三次进入中国,其声势之大,影响之远,大大超过了以前的两次。由于西方学术文化的先进性,使中国传统文化相形见绌,在上个世纪末,中学和西学的两军对战中,中学已阵脚大乱,败下阵来。必须吸取西学之长,“以洋为师”在中国学术文化的基地上重新创造,才能重建中国的学术文化。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经过中国学人们不懈的努力,20世纪的中国学术得以孕育成形,脱颖而出,并显示了崭新的面目和蓬勃的生命力。 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大体上说,有以下特点: 一、以进化学说和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中国传统学术赞美上古时代的制度和人物,颂先圣而薄后王,把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视为道统所在,后世丢失了古代道统,故而欺凌争斗,社会日益退步。19世纪末,严复翻译《天演论》,社会进化的原理风靡全国,完全改变了陈腐观念,中国人懂得了用进化史观来观察和研究人类社会,得出了与古人全然不同的结论。这样,20世纪的学术文化抛弃了传统观念,树立起近代新观念。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掌握了科学的唯物史观,进一步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与主观能动作用等等,把学术文化的研究置于唯物史观和科学方法的指导之下。20世纪中国的学术文化有了长足的发展。20世纪 的中国学人全都信从进化原理。而在1949年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占有主导地位,在它的哺育下,诞育和成长了大批学者。 二、形成了新的知识分类体系。中国传统学术,分成经、史、子、集,并不严格地建立在学科分类的基础之上,其中经学特别重要,凌驾于上,且涵盖一切。《易经》中包括数学、哲学、自然科学;《书经》中包括政治学、历史学、地理学;《诗经》中包括文学、艺术、自然科学;《礼记》中包括政治学、伦理学、教育学;《春秋》中包括历史学、政治学。许多学科尚在幼年萌芽状态,尚未从笼统的经学中分化独立出来,学科之间的界线极为模糊。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茁壮成长、规模齐备,形成了新的知识分类体系。自然科学移植了西方几百年积累的学术成果,独立为一大学科。其中分门别类,学支林立,建立了数、理、化、生、农、工、医等大学科,门类繁多、内容充实,洋洋大观,达到了较高水平,且有裨于国计民生。而人文 和社会科学中,文史哲分离,形成各自的专业,经济学、法学、教育学、社会学、新闻学、政治学、心理学等新学科,纷纷诞生独立。由于20世纪人类社会的飞速进步,人们对自然、社会、人类自身的认识更加深入,知识量、信息量巨大增长,学术文化的内容日益充实,范围日益扩展,完全突破了传统的经、史、子、集的旧框架,形成了近现代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新的学科分类体系。 三、理性方法的运用。传统学术研究的方法不够精密、逻辑不够严谨,推理判断带有一定程度的主观色彩。治学中带有直观感悟,冥心静思,自省修养等等。某些非理性的方法,如形象的、感悟的、信仰的、揣测的、情绪的方法,只要能表达研究对象或真实、或虚幻的状态,就能形成某种学术性的知识,如古代的瀛海九州说,天人感应说,明心见性说。20世纪的中国学术引进西方的研究方法,运用归纳和演绎,重视证据,“无征不信”、“孤证不立”,摒弃主观成见,抱着冷静、客观的态度,以理性方法对确定的对象进行具体、准确的认知活动。在自然科学中运用显微镜、望远镜、以及其它科学仪器和实验手段,在社会科学中则着重调查研究的方法,获取第一手的实际材料。20世纪的学术文化追求的是精确而具体地把握现实世界的丰富多样性,进而认识其本质和规律。近现代学术崇尚的是理性精神而非感悟、信仰或权威。 四、高扬爱国主义精神。中国进入20世纪,帝国主义的侵略更加凶狠,封建军阀和国民党政府的压迫更加残酷,内忧外患,民不聊生。20世纪的中国学者们目睹山河破碎,人民苦难,抱着无限的同情,唤起自己的责任感,慷慨以拯救天下为己任,在各个学术领域中苦心探索,矢志钻研,目的就是为了救国。20世纪的中国学术是在风雨如磐的苦难岁月中诞生发育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主义压迫,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是20世纪学者们共同的强烈愿望。搞自然科学的希望科学救国,搞经济学的希望实业救国,搞教育学的希望教育救国,搞政治学的希望国家繁荣昌盛,搞哲学的希望振兴民族精神,搞历史学的希望以历史经验教育和唤起民众,搞文学的塑造了众多威武不屈的民族英雄的光辉形象。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伴随中国的苦难而产生,它推动国家的前进、呼唤民族的奋起、激励大众的斗争,因此,爱国主义渗透其中,成为它主要的精神支持。20世纪的中国学术高扬着爱国主义的旗帜。 [
On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
作者: 陈序经著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简介:“六方四角樣新增,菱葉荷花各擅能,不上車盤隨手製、雕鐫印合笑模棱。” 清中葉嘉慶年問江西南昌人龔鈇客浮梁鎮,當了四年鎮署幕友,期間為景德鎮製瓷作業和民間風俗,寫了《景德鎮陶歌》百首,後於道光三年癸未以六十首發表傳世。以上錄出的,便是其中的一首,描述琢器雕鐫,言簡意賅。龔氏於歌後自註云“此鑲雕印合之作,用布包泥,板拍成片,裁方黏合,各有機巧。”按景德鎮陶工製器分為圆、琢兩人類,圓器利用陶卑拉坯成形,琢器则“不上車盤隨手製”。乾隆年間成稿的《南窯筆記》更在“琢器”之下有“雕削”條云:“凡人物、鳥獸各種玲瓏之類俱各雕小工匠有淘泥、雕削、上釉等工。”故此盛清景德鎮御窯廠二十三作中也有“雕鑲作”一項。據民國時的景德鎮經濟統計,1937年從事雕削製瓷的工匠有240户,工人總數為891人。當時的雕削同業行會組熾名為“合興社”。可見自盛清至民國景德鎮瓷器雕削業的普及和盛行。 江西景德鎮有悠久的製瓷歷史,在陶瓷坯體上以鏤、捏、堆、刻、劃、印等技法装飾,在宋代已經盛行。但是宋朝流行翠色釉,以雅淡為風尚,不重雕琢。元代後期發展青花瓷,陶瓷的装飾技法又以繪畫為主流,其後的彩瓷,更把釉彩装飾更多>>
作者: 刘俐娜著
简介: 回顾20世纪中国学术的发展历程,应该说:这是一个丰收的世纪、创新的世纪、辉煌的世纪。一百年间,名家辈出,群星灿烂,成果丰硕,推陈出新。中国传统的学术发生蜕变,西方学术大量引入中国,在中西方学术的交流、撞击、融合中,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诞育,并迅速地茁壮成长。一百年内,各个学术领域均有新的 突破和重大进展,构建了完整的中国近现代学术文化体系。回顾和总结20世纪的学术发展,明辨其是非得失,是一桩很有意义的工作,是为了推进21世纪的学术,进一步建构中国社会主义学术文化必不可少的重要步骤。 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有着璀璨的成果和丰厚的积累。它长期以来哺育了中华儿女、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性格与精神,在世界学术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从19世纪中叶以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也带来了西方的学术文化。西学东渐,经历了几个阶段,先是器物文明的传播,其后是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的传播,直到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西方的学术文化,涵盖广阔,影响深远,进入中国后生根、开花、结果。它改变了中国学术思想界以至全社会的发展方向和前进步伐,中国从传统的封建社会跨进近代社会。其间,中学和西学、旧学和新学、传统学术和近代学术发生了激烈斗争和逐步融合。中国20世纪之学术即在这一斗争和融合的再创造过程中呱呱堕地。 中国近现代学术肇始于严复翻译西方的学术名著,19世纪末,他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向中国人介绍了进化学说,使中国学术界的观念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此后,他又陆续翻译亚当·斯密的《原富》,穆勒的《群己权界论》,甄克思的《社会通诠》,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穆勒的《穆勒名学》,耶方斯的《名学浅说》,这些都是中国传统学术界罕有研究、著述的领域,中国近代的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逻辑学得以借鉴,因之萌生。 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说明近代历史学与传统历史学之区别:“自世界学术日进,故近世史家之本分,与前者史家有异。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他大声疾呼,历史学必须冲破传统,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并认为这是有关国家兴亡的大事,他说:“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此时,夏曾佑编写《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是我国第一部用章节体写作的具有近代色彩的中国通史。其他学科也在20世纪之初相继跨人近代时期,1910年沈家本创办的法学会和《法学会杂志》可说是近代法学的萌芽;王国维、罗振玉研究殷墟出土的甲骨可说是近代考古学的滥觞;章太炎研究印度哲学、王国维研究叔本华,开近代中国人研究外国哲学的先河;五四时代,陈独秀、胡适鼓吹文学革命,中国近现代文学得以诞生,胡适写作《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次用西方观点对中国古代思想进行分析研究。至于自然科学,19世纪后期已由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翻译了许多著作,做了大量准备。1915年,留美的中国留学生成立中国科学社并创办《科学杂志》,中国近代的自然科学研究也逐步展开。 20世纪的中国学术是先进知识界为了挽救国家危亡,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的产物。西方的各派学说,众多著作,像打开闸门的洪水一样,冲进中国。中国学者站在自己的基地上进行选择、甄别、吸收,创造适应于自己时代的学术文化。学者们,作为中国人,生于斯,长于斯,在中国接受教育,必定会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 影响。20世纪的第一代学者,从旧时代过来,大都精通中国的传统文化。五四时代激烈的反传统文化的战士们,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吴虞等,他们为了完成除旧创新的历史使命,竭力反对旧传统,要与旧传统决裂,但实际上旧传统已渗进他们的血液里,他们不可能完全斩断传统。真像他们自己所说:他们 是从旧营垒中冲杀出来,进行了反戈一击。即使像陈序经那样的“全盘西化论”者,也不可能摆脱旧传统。只要你是中国人,曾受中国文化的教育,就不能完全摆脱中国学术文化的影响,“今日之我”不可能全盘反对和完全丢弃“昨日之我”。 同样,20世纪的中国学者,不管他的思想多么保守、顽固,也不可能完全反对西方的学术文化。西方学术文化的先进性、优越性日益明显,人们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它,全盘反对和摒弃西 方学术文化的人也是没有的。近代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大多受西方的影响,西服革履、西装大菜、洋房高楼、汽车飞机,西方文明,无处不在,哪个人的生活能离开这些?茅盾在《子夜》中写的吴老太爷头脑冬烘,顽固不化,但从乡下来到了上海,口诵《太上感应篇》,居住的却是洋房,出门更非坐汽车不可。拖着辫子,倡导复古的辜鸿铭其实是受过西方完备高等教育的一位大学者。20世纪的重大特点是中西文化从斗争走向融合,人们都在亦中亦西、非中非西、中西合璧的文化氛围中成长。两种异质文化的斗争和融合不会在短时间内结束。历史上,佛教文化传人中国,经历了汉魏两晋南北朝唐宋,儒佛之间发生激烈斗争和相互排拒,才逐渐地融合,产生了儒学化的佛学——禅宗,和佛学化的儒学——理学。明清之际,耶酥会士将西方文化带来中国,虽有徐光启、李之藻甚至顺治帝、康熙帝等上层人物的扶植,也遇到儒学的顽强抵抗,经一、二百年之久而烟消云散,并未能生根、开花、结果。可见异质文化之间的融合,尤其是要从融合中诞生出新的学术文化,是一个长期、缓慢而艰难的过程。 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在中国传播,这是历史上异质文化第三次进入中国,其声势之大,影响之远,大大超过了以前的两次。由于西方学术文化的先进性,使中国传统文化相形见绌,在上个世纪末,中学和西学的两军对战中,中学已阵脚大乱,败下阵来。必须吸取西学之长,“以洋为师”在中国学术文化的基地上重新创造,才能重建中国的学术文化。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经过中国学人们不懈的努力,20世纪的中国学术得以孕育成形,脱颖而出,并显示了崭新的面目和蓬勃的生命力。 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大体上说,有以下特点: 一、以进化学说和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中国传统学术赞美上古时代的制度和人物,颂先圣而薄后王,把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视为道统所在,后世丢失了古代道统,故而欺凌争斗,社会日益退步。19世纪末,严复翻译《天演论》,社会进化的原理风靡全国,完全改变了陈腐观念,中国人懂得了用进化史观来观察和研究人类社会,得出了与古人全然不同的结论。这样,20世纪的学术文化抛弃了传统观念,树立起近代新观念。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掌握了科学的唯物史观,进一步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与主观能动作用等等,把学术文化的研究置于唯物史观和科学方法的指导之下。20世纪中国的学术文化有了长足的发展。20世纪 的中国学人全都信从进化原理。而在1949年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占有主导地位,在它的哺育下,诞育和成长了大批学者。 二、形成了新的知识分类体系。中国传统学术,分成经、史、子、集,并不严格地建立在学科分类的基础之上,其中经学特别重要,凌驾于上,且涵盖一切。《易经》中包括数学、哲学、自然科学;《书经》中包括政治学、历史学、地理学;《诗经》中包括文学、艺术、自然科学;《礼记》中包括政治学、伦理学、教育学;《春秋》中包括历史学、政治学。许多学科尚在幼年萌芽状态,尚未从笼统的经学中分化独立出来,学科之间的界线极为模糊。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茁壮成长、规模齐备,形成了新的知识分类体系。自然科学移植了西方几百年积累的学术成果,独立为一大学科。其中分门别类,学支林立,建立了数、理、化、生、农、工、医等大学科,门类繁多、内容充实,洋洋大观,达到了较高水平,且有裨于国计民生。而人文 和社会科学中,文史哲分离,形成各自的专业,经济学、法学、教育学、社会学、新闻学、政治学、心理学等新学科,纷纷诞生独立。由于20世纪人类社会的飞速进步,人们对自然、社会、人类自身的认识更加深入,知识量、信息量巨大增长,学术文化的内容日益充实,范围日益扩展,完全突破了传统的经、史、子、集的旧框架,形成了近现代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新的学科分类体系。 三、理性方法的运用。传统学术研究的方法不够精密、逻辑不够严谨,推理判断带有一定程度的主观色彩。治学中带有直观感悟,冥心静思,自省修养等等。某些非理性的方法,如形象的、感悟的、信仰的、揣测的、情绪的方法,只要能表达研究对象或真实、或虚幻的状态,就能形成某种学术性的知识,如古代的瀛海九州说,天人感应说,明心见性说。20世纪的中国学术引进西方的研究方法,运用归纳和演绎,重视证据,“无征不信”、“孤证不立”,摒弃主观成见,抱着冷静、客观的态度,以理性方法对确定的对象进行具体、准确的认知活动。在自然科学中运用显微镜、望远镜、以及其它科学仪器和实验手段,在社会科学中则着重调查研究的方法,获取第一手的实际材料。20世纪的学术文化追求的是精确而具体地把握现实世界的丰富多样性,进而认识其本质和规律。近现代学术崇尚的是理性精神而非感悟、信仰或权威。 四、高扬爱国主义精神。中国进入20世纪,帝国主义的侵略更加凶狠,封建军阀和国民党政府的压迫更加残酷,内忧外患,民不聊生。20世纪的中国学者们目睹山河破碎,人民苦难,抱着无限的同情,唤起自己的责任感,慷慨以拯救天下为己任,在各个学术领域中苦心探索,矢志钻研,目的就是为了救国。20世纪的中国学术是在风雨如磐的苦难岁月中诞生发育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主义压迫,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是20世纪学者们共同的强烈愿望。搞自然科学的希望科学救国,搞经济学的希望实业救国,搞教育学的希望教育救国,搞政治学的希望国家繁荣昌盛,搞哲学的希望振兴民族精神,搞历史学的希望以历史经验教育和唤起民众,搞文学的塑造了众多威武不屈的民族英雄的光辉形象。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伴随中国的苦难而产生,它推动国家的前进、呼唤民族的奋起、激励大众的斗争,因此,爱国主义渗透其中,成为它主要的精神支持。20世纪的中国学术高扬着爱国主义的旗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