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老虎中篇小说.2003夏之卷

作者：  韩忠良, 林建法主编

出版社：

简介：　　发表原创爱情小说，展示文学无限魅力。本文集是《布老虎中篇小说》2002（夏之卷），精收选收了陈应松的《到天边收割》、赵凝的《缠绵随风》、衣向东的《父亲的墓碑》、魏微的《夏日》、万芳的《纷纷落地》这五篇中篇小说。 　　 　　

沿河村纪事

作者：  魏微

出版社：花城出版社 2016年10月

简介：

文笔细腻深刻，挖掘人性入木三分，她起笔关注的是细微的东西，以小见大，并逐渐将视野转向更广阔的地方。她书写家庭、爱情、婚姻和人生，抒发自己的见解。看似琐碎、平凡却能打动人心，引起读者的共鸣和怀想。

大老郑的女人

作者：  魏微

出版社：花城出版社 2016年10月

简介：

作者在细微处描写人的情感变化和人情世故的变迁。对人物的微妙情感的描述很到位。每个短篇都为读者展示了一幅幅活动的生活画卷。她把现代与古典叙事手法融为一体，层层推进讲故事，语言简洁、故事好读。作者对每个主人公都充满怜悯与温情，在叙事中有对他们的同情和关怀，灵活地描述出每个人物的生存精神和生命体验。

百年百部中篇正典：家道·逝者的恩泽·起舞

作者：  魏微

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 2018年08月

简介：

《家道·逝者的恩泽·起舞》是“百年百部中篇正典”丛书中的一种：共收录魏微的《家道》、鲁敏的《逝者的恩泽》和迟子建的《起舞》三个中篇小说。

魏微的《家道》写了官场后面家属的命运。这个与官场若即若离的关系群体，在过去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如果官场运气不济，宦官人家便有“家道败落”的慨叹，家道破落就是重回生活的起点。《家道》中父亲许光明原本是一个中学教师，生活也太平，后来因写得一手好文章，鬼使神差地当上了市委书记的秘书，官运亨通地又做了财政局长。做了官家里便门庭若市车水马龙，母亲也彻底感受了荣华富贵的味道，但父亲却突然因受贿入狱，母亲便也彻底体会了“家道败落”的滋味。

鲁敏的《逝者的恩泽》讲述了新疆姑娘古丽带着儿子达吾提来苏北寻找死去的陈寅冬。他们的到来，小镇的人才知道陈寅冬在新疆修铁路的十几年里，与一个叫古丽的新疆姑娘生活在一起，并生了一个儿子。人们以为陈寅冬的遗孀红嫂和女儿青青会把古丽母子拒之门外，红嫂却凭着古丽与陈寅冬床笫之欢时的一个细节，认定了古丽的确是陈寅冬的相好，认定达吾提是陈寅冬的血脉儿子，她让古丽母子与自己和女儿住在一起，共同生活。古丽母子的到来不但给红嫂母子俩带来了神秘鲜活的西北气息，更带来久违的陈寅冬的气息。两个不同的女人，因为同一个死去的亲人，在同一个屋檐下相濡以沫，演绎了一段人间真情。

迟子建的《起舞》写了凡人的性格与命运的非凡，小说编织了一幅哈尔滨艺术的“史记”与“导游图”，就其作品的结构

和内容来说,我们在俄罗斯和哈尔滨、俄罗斯人和哈尔滨市民的双重关系中看到了隐藏在背后的“城市和个体”之间的关系。

神妈

作者：  李师江

出版社：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5年01月

简介：

“中坚代书系”，是安徽文艺出版社将关注视野投放至70后作家群，选取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和作品，重磅打造的经典书系。这些青年作家正以他们对文学品质的坚定追求挑起中国文学的大梁。该书系首辑推出5本作品，分别是李师江的*长篇力作《神妈》、滕肖澜的中短篇小说集《规则人生》、乔叶的中短篇小说集《旦角》、魏微的长篇小说《一个人的微湖闸》、弋舟的长篇小说《跛足之年》。

《神妈》是一部家庭伦理题材的长篇小说，守寡大妈林爱凤退休之后异常失落，在经历了一场更年期综合症之后，开始了雄心勃勃的权控人生。她以孝道和家长制为武器，把儿子马丁、女儿马燕卷入她的生活轨迹，用一场场令人啼笑皆非的智斗逐步控制了儿女的生活。在个人情感方面，林爱凤与同为寡居的大妈吴贵妃争夺老帅哥老杜，在经过一番阴谋与武力的较量之后，她同样获得了胜利。而就在一切都在向着她希望的方向发展时，一个大师的出现打乱了一切，面对失控的局面林爱凤会又如何出招呢？

百名作家、诗人、导演关于情爱话题的对话

作者：  荆歌[编]

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2006

简介：“谈性正浓”是作家荆歌于《青春》杂志全力主持的专栏，被评为年度 “读者最喜欢的专栏”。苏童、叶兆言、毕飞宇、李敬泽、车前子、林白、李洱、叶弥、邱华栋、戴来、魏微、朱文、洁尘、麦家、葛红兵、施战军、徐坤、朱文颖、张者、洪治纲、金仁顺、陆离、韩东、刁斗、王小帅、陆川等近百名作家、诗人、导演激情讨论，话题包括网恋、异国爱情、性骚扰、外遇、变性、性描写、性感、私家侦探、选美、换妻、电影分级等数十个，关于爱，关于性，他们丝丝剖析，出语不凡，他们在对话中展示思考的魅力。这是一部敏感话题的对话录，更是一部情感生活的指南书。

2006年度中国中篇小说精选:文本分析版/藏策选编

作者：  点评;中国小说学会编

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简介：小说的演进，往深里说是一种话语流变的过程，这多少有点像生物基因的延续，若非恰遇重大历史转折——类似于基因突变——一般来说是不会因年度的不同而有太多变化的。然而正如人类赋予了无始无终的宇宙以时间一样，我们也会以年为季，去检视这一年里中国小说的收获。 话语流变一直以来都是我观察小说的一个独特视角。回顾百年间中国小说话语的流变，其中具有正面价值的突变，多缘于话语资源的匮乏，而亟需引入新的资源来破解已是陈腐不堪的陈词滥调。从形式的角度讲，这叫“陌生化”，从内容的角度讲，人们早已有了个耳熟能详的词，叫“思想解放”。其实这二者是一回事，没有新话语的“新思想”是不可想象的。像“新文化运动”的白话小说，绝不是文言和白话孰优孰劣的问题，而是对“载”于古老修辞方式中的“道”的清算；“新时期”后的各种“现代派小说”，也不仅仅是“形式探索”，而是在文革后的话语荒原上，对新资源的开发。这就是话语流变，这就是小说演进深层的话语旋涡。 而现时话语的特点，是“流”大于“变”。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是个话语恶补的时期，90年代是个消化吸收的时期，那么现在就是个沉淀和酝酿的时期。惜日的先锋，早已放下了高蹈的姿态，惟留下些优雅的余韵。因为“恶补”已成过去，当各类的“叙事圈套”都已不再新鲜时，今日先锋更需要的是植根于母语的话语创新。那些曾伴随着媒体炒作而喧嚣一时的另类“美女”，也纷纷卸妆，或谢幕退场，或洗去铅华淡妆相见。从前些年开始，中篇小说就已经进入了一个话语相对稳定的阶段。 2006年的小说，仍是05年小说的延续和发展，平顺而自然，不存在基因突变，一切都显得那么水到渠成波澜不惊。05年里有着不俗成绩的一些作家，如严歌苓、须一瓜、王松、陈应松、杨少衡、叶舟、李冯、迟子建、王祥夫、罗伟章、夏天敏、胡学文、孙惠芬……也依然是06年度的主力，而另一些实力派如苏童、范小青、李锐等则继续在短篇地带称雄。新旧面孔间的替换，在06年里并不显眼。大多数作家的姿态是守护式的，既是种调整，也是某种意义上的蓄势待发。严歌苓没能续演《吴川是个黄女孩》那样的杰作，杨少衡的新作也没有超越他的标志性作品《林老板的枪》。而另一些作家则确实在06年里实现了对自我的超越，如王松的《双驴记》、须一瓜的《回忆一个陌生的城市》。另外如叶舟的《目击》、胡学文的《命案高悬》、马秋芬的《蚂蚁上树》以及魏微的《家道》、阿宁的《假牙》、迟子建的《第三地晚餐》、王祥夫的《尖叫》等，也都令人刮目相看。虽然这么多的小说无法全部选入，但在06年的中篇小说中，都是绝对值得一提的。 与05年的小说一脉相承，“底层叙事”也仍是06年小说中的一个关注点。这实际上已给我们的理论和批评提出了新的挑战。如果仍以过去那种诸如“问题小说”、“干预生活”等等陈旧的模式解读之，是有将小说重又沦为“宣传工具”的危险的。可以说，意识到小说的“文本性”，是中国小说自20世纪末以来的一大进步。 一面是作为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一面是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小说之所以成为小说的“文本性”，究竟谁主谁从，孰重孰轻？这个困扰了中国文学近一个世纪的有关“内容与形式”的老问题，如今又鬼打墙般地横在了我们面前。那些强调文学的社会责任的批评家，在捍卫了良心的同时，也容易给文学加上过多的负荷，使其重返“载道”的怪圈。我个人以为，这首先是个理论上的问题，理论上不能有所突破，批评就不可避免地会夹杂太多的盲目和随意。可以说，整个20世纪，中国文论都没能很好地解决有关内容与形式的二元对立问题，这与中国文论始终缺乏对文学话语的深入研究有关。其实，在话语的深层，内容与形式是可以超越简单的二元对立的，因为内容的深层就是形式，而形式的深层则是内容。当某种看似绝对“正确”的“内容”成为不可追问不容质疑的“超隐喻”时，其失败的不仅是形式，而且也是内容。因为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看，这都是“陈词滥调”。 我们对“底层”的关注，也应是立足于诗学层面上的，既要关注“底层”，更需关注“底层如何文学”。如果因“底层”而忘了“文学”，那就会既误了“文学”也误了“底层”。 米兰?昆德拉曾引用奥地利作家赫尔曼?布洛赫的一句话告诉我们：“发现惟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乃是小说惟一的存在理由。” 那么，什么才是小说的“发现”呢？ 小说的发现，恰恰在于它对生活中那些被遮蔽，被扭曲，被消音了的“声音”的感知和发现。无论其是对人性，对罪恶，对平庸，对记忆，对潜意识，对梦想，还是对“底层”的发现。我以为，“发现”所给予小说的不仅是“内容”，更是“形式”，因为“发现”其本身就是一种“陌生化“，一种反“俗套”，就是对陈词滥调的刷新乃至颠覆。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小说对于“底层”的发现，其旨亦不应仅是大讲“悲情故事”，更不是要“开药方”，而是去发现那些我们平时往往会视而不见的，湮没于“黑压压一片”之中的生动面孔，发现他们不同的生存状态与悲欢离合，发现他们那内在的也是常遭忽视的人的尊严，让我们看到掩藏在喧嚣与繁华之后的另一番景象。“底层叙述”要绝对警惕的是不能走向极端，走向狭隘和仇富；相反地，“底层叙述”应营造和谐与公正，让社会各阶层间多一些理解和沟通，让不同的“社会方言”能平等对话良性互动……小说是在讲故事，但又不仅仅是讲故事。它穿越人类的经验、情感、记忆、想象以及梦与潜意识，一路向我们走来……而一篇好小说最终将抵达的，是灵魂。 在众多的“底层叙述”中，葛水平的《守望》给我的印象颇深。《守望》并没有一味地在“苦情戏”上做文章，而是以特有的女性视角，“平静”地讲述了一个叫米秋水的乡村女子的心路历程。女性主义理论家朱迪丝?巴特勒在其名著《性别的烦恼：女性主义与身份颠覆》中，成功地揭示了性别话语对女性身份认同的“述行”作用。通俗点说，也就是讲女性之所以成为“女性”，并不全然是先天的和自然的，而是被性别话语“调教”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再看小说《守望》中的米秋水，在这个女人的身上，我们看到的已不仅是“性别”（男/女）身份对她的“塑造”，而更有城/乡身份对她的“述行”。她的身份已不仅仅是个女人，而且还须再加上个定语，她是个乡下女人。 “乡下女人”的身份认同，在米秋水身上完成得中规中矩：勤劳、善良、简朴、诚实、柔顺……然而她的这种传统“乡下女人”的身份，在今天的“语境”中，是注定会陷入危机的。果然，“五号病”（口蹄疫）就来了，猪被烧光了，连最简单的生存也维持不下去了，于是一家人进了城，于是，一个“乡下女人”与“城市”的对话和冲突，也正式地开始了。 这篇小说最为不落俗套之处是结尾，米秋水的死，并非缘于常人已惯于想象的那种社会下层间的“凶杀”，而是误杀。确切地说，是缘于另一“乡下男人”由性苦闷而致性无能的慌乱中的误杀。杀人者与被杀者都是无辜的。而这一切，在一位向往田园生活的都市画家的眼中，竟又成了一幅美丽的风景…… 小说极其平静的叙事，与其非同凡响的意指间，构成了极大的张力，从而摆脱了一般“底层叙事”的粗糙和雷同。 与葛水平的“平静”不同，陈应松的小说则是一点都不平静的。陈应松的叙述话语，有如火山口中喷发出来的岩浆，浑浊、浓稠、莽撞、肆意、喷薄……但却热力逼人。我一向是个极为冷静的阅读者，但在初读他的《太平狗》、《火烧云》时，还是一没留神让他给“烫”着了。英国女作家吴尔芙在谈俄国文学时说：“朴素，不加雕饰，认为在这个充满苦难的世界上，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理解我们苦难的同伴，‘不要用头脑去同情——因为用头脑是容易的，要用心灵去同情’——这就是笼罩在全部俄国文学上的云霭……”我读陈应松小说时的感受，应该与吴尔芙读俄国文学时的感受是相似的——不用头脑去同情，而要用心灵去同情——同样也是笼罩在陈应松“神农架系列”小说上的云霭。 《太平狗》和《火烧云》，都是2005年发表的作品，就不多提了，好在《吼秋》是发表在2006年的。《吼秋》基本上还是《太平狗》和《火烧云》的继续，但没有像《太平狗》那样把“城”与“乡”写成了绝对的二元对立，而是写了一个天灾与人祸的故事。小说里的“人祸”，颇有些像聊斋故事中《促织》的现代版。小说的主人公是先知兼蛐蛐大王毛十三，他的先知本能一再地遭受打击迫害，而他捉蛐蛐的技艺却备受官员们的赏识……小说的结尾自然是山崩地裂玉石俱焚，其恐怖的场景恰似美国拍的灾难大片。 陈应松的小说，优长与缺失都十分明显，你很轻易地就能指出他小说中某处作者意图太过明显了，某处太如何如何了等等，但他的优长却又是一般作家所难以企及的。陈应松的叙述是不平滑的，也是不透明的。小说的故事推进，总让我联想到那没有轮子的木爬犁，在路表粗砺的乡村土道上前行。他那如咒语般能搅动灵魂的语言，如细加分析，就能发现其中有很多奥妙。你会发现叙述的焦点在短短的几个语句中，都往往会有极快速的变换，“自由直接引语”与“自由间接引语”更是频繁但却又极其自然地穿插其间。他的语句七绕八绕枝杈横生，绝不流畅，绝不润滑，这就使得你的目光很难快速地从字面上滑过去，而不得不跟着他转，转进了小说人物的灵魂，也转进了山野大地的灵魂。他文字间的组合关系，多是断断续续，疙疙瘩瘩，没头没脑的，很难抻成一条直线——那是种不以脑中的“逻各斯”为轨迹，而以心灵感受为中心的转喻方式。所以他的文字特别具有激荡心灵的效果，以致你还没来得及弄清他的门径，就已经被他给熔化了。还是那句话，他的小说不是写给大脑的，而是写给心灵的。 如果说“底层叙事”是对于“底层”的发现，那么王松的《双驴记》则是对于记忆的发现。他的几篇力作全部来自于记忆深处的打捞，尤其是对早年知青岁月的钩沉。记忆与小说，是天然地有着血缘关系的至亲，因为记忆和故事之间在叙述结构上是有着深层联系的，人在回忆其经历时，最基本的话语方式就是讲故事。当然，小说又不同于记忆，因为小说不是有一说一的回忆录。小说是对记忆的发现和照临，是对记忆的改写和重组，是对记忆最大程度的“文本化”。用王松自己的话说，就是让小说从记忆的领地上“飞起来”。 《双驴记》是王松继《红汞》、《红莓花儿开》和《红风筝》之后，在小说写作上达到的一个新高度。故事依然是他所擅长的复仇故事，但复仇的“参动者”，却由人变成了驴——两头比人更狡黠且被打上了“阶级烙印”的驴。王松笔下的复仇者，一般都是身处社会下层的边缘人，而其复仇的方式，则又常常是出人意料匪夷所思的，其中充满着智慧。《双驴记》里的两头驴，不是边缘者，而是落难者。它们“祖上”原是地主家的坐骑，本有着高贵的出身与血统，但到了文革时，却由于“成分”不好，而被排在了“黑五类”之后，成为黑六和黑七。驴被打上了“阶级烙印”，这故事也就更加的耐人寻味了。《双驴记》因此而构成了一个隐喻系统，为读者的多重阐释提供了潜在的文本空间。在《双驴记》中，有关驴腿上腋窝的知识，会笑的驴眼，自焚的壮烈等细节十分精到，这些充满了智慧与想象的细节，正是支撑着他飞翔式叙述的起落架。 与《双驴记》相映成趣的是乔叶的《锈锄头》，因为这也是一篇与知青记忆有关的小说。不同的是，王松本人就曾是知青，他的记忆主要来自个人记忆，而出生于70后的乔叶并没有亲历过知青生活，她的记忆则来源于社会的集体记忆。在传媒高度发达的今天,有关知青的记忆早已经呈现出某种复合式的新记忆特征。越来越多的“经传媒”性的知青记忆，已与亲历性的知青记忆，构成了对话和互动。 《锈锄头》中知青出身的成功人士李忠民，有着浓重的“经传媒”性身影：下乡-返城-奋斗-成功-怀旧-回乡凭吊……这已是从小说里，从电视剧里，从网络里，以及从豪宅和豪车走出来的成功型老知青们所共有的人生轨迹，从这个角度说，李忠民不是单数的，而是复数的。如果说亲历性的知青记忆，是王松营造细节和想象的源泉，那么“经传媒”性的有关知青的集体记忆，则只是乔叶小说的一个“相关文本”和符码化了的背景装饰，就如同那把挂在豪宅里的生了锈而又刷了漆的“锈锄头”。 好在乔叶的《锈锄头》并不是真的要写当年的知青生活，而是在写遥远的乡村记忆，与当下乡村现实的对话。而这种对话又是颠覆的和讽喻的，像是“叶公好龙”故事的知青版。 这篇小说的高潮和华彩，就是小说结尾处的那一锄头。我在读这篇小说时，一直都在替作者捏着一把汗，生怕乔叶一时糊涂，让李忠民和石二宝最终理解万岁握手言欢尽弃前嫌……因为那样一来这篇小说将前功尽弃点金成石。——作家写一篇好小说不易，阅读者发现一篇好小说也不易呀！好在乔叶不负所望，最后的那一锄头一锤定音，赋予了整篇小说极大的张力，让原先埋藏在小说肌理中的筋脉一下子都绷了起来，凝聚起极具力道的势能。 乔叶在06年还有一篇备受称赞的颇具女性主义倾向的小说《打火机》，但《锈锄头》里的那一锄头，让我觉得它比《打火机》更具小说的“文本性”。另外，有关记忆与想象的问题，也更发人深思。李忠民收藏那把锄头，有多少是出自他的个人记忆？集体记忆又对他个人的记忆进行了怎样的改写？又是什么在主导着集体记忆的生成和重构，生产和消费？小说中除了关于知青的想象外，还有关于“富人”的想象，读起来很搞笑。叙述者一“秀”再“秀”的那个可以显示富人身份的POLO拉杆箱，真正的富人其实大多都会对它不屑一顾；那个在农民石二宝眼中“飘飘欲仙”的“玉仙牌”床垫，在睡“海丝腾”、“邓禄普”、“金可儿”的人们看来，岂不就是土炕？如以解构主义的眼光自边缘切入，一切又成了水中月镜中花。可见“发现”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发现”与“遮蔽”往往是孪生的。 而叶舟的小说《目击》，其实正是篇很“解构”的小说。叶舟是个很讲究叙事的作家，他去年有个短篇叫《1974年的婚礼》给我的印象就很深。《目击》以李小果、李佛、王力可等人物的不同视角去进行多角度的叙述，营造出了种扑朔迷离的效果。而王力可为了替亡夫查找肇事逃逸的凶手，竟不惜每夜长跪街头，苦苦守侯那个神秘的也是惟一的现场目击者。这一举动感动了很多人，大家不约而同地把这读解为对爱情的坚贞，读解为现代恩爱夫妻的珍贵范本。李小果更是由此而反观自我，在陪跪的一个个寒夜里，洗心革面净化灵魂……然而，由她们以巨大痛苦最终催逼出来的“真相”，却没有到达她们那里，而是极其轻易地被凑巧拿起话筒的浪荡子李佛听了个正着——王力可的丈夫其实是死于偷情，他的情人就是那车祸现场的惟一目击者。一个有关爱情与美满婚姻的神话，就这样地被颠覆了。建构着神话的人，尚不知自己其实正是悲剧中的主角。略显遗憾的是，小说略显铺张的多角度叙述与最后抖开的“包袱”之间，似有头重脚轻之嫌，且有些简单和直白。如能在“真相”与二李的私情、王力可“钢筋”般的“硬”与肖依的“冷”之间，再做一番微妙功夫，在“修辞”的层面上进行某种反讽，则会更加意味深长。 须一瓜这些年来备受瞩目，不是没有原因的，我以为她的小说是别具一种气象的。小说最寂千人一面，当年“个人化”热时，全是卧室、浴缸加自恋，把“个人化”弄成了雷同化；现在的一些“底层叙事”，也有简单化和模式化的弊病。说《回忆一个陌生的城市》是写家庭悲剧的，其实是小看了须一瓜，《回忆一个陌生的城市》是可以进行多种解读的。从故事表层上看，这是一个重新找寻重新发现自我的故事。主人公因车祸而失忆，而一本来自神秘人物寄来的早年日记，又将主人公引上了“回忆一个陌生的城市”的自我发现之旅。小说采用后叙事的视角，使读者不能从叙述者那里预知任何信息，只能陪着主人公一起踏上这个匪夷所思的发现之旅。主人公要“回忆”的不是早年的日常琐事，而是20年前的一桩杀人大案。他要追查的凶手或许不是别人，而正是他自己——一个弑父者。 这篇小说如以精神分析法来解读，可能是最有意趣的了。这样一来“回忆一个陌生的城市”便成了一个男人的自我精神分析，成了一个俄狄浦斯的故事。遗忘是内心潜抑的结果，早年弑父娶母（小说中的“母”被年长一些的女孩阿夕替代）的欲望，长大后当然要被遗忘。但遗忘并不等于消失，而只是躲藏到潜意识（一个陌生的城市）里去了。“那个面貌忧伤”的“就像是从天边而来”的邮差，在给主人公送来记录弑父案件的邮件时，显得极其神秘——他显然就是来自潜意识的信使，送来了早年的残破记忆和梦……整篇小说都有如一个半睡半醒的怪梦，故事被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轻巧地剥离了出来，时间、年代只是某种符码化了的标识，其指涉性已被适度地削弱了……读者被带进了一个卡夫卡式的情境之中。 我不知道须一瓜这篇小说的本义为何，但我相信阅读者肯定可以从其喻指义中，解读出一个弗洛依德式的箴言——每个男人的心中都隐藏着一个被遗忘了的弑父者。 让我更感兴趣的是，女作家笔下的“俄狄浦斯”，会不会就是以性别置换的方式“化了装”的“伊莱克特拉”？ 作为昔日“先锋”，格非近年来的作品并不多，但偶一出手仍是功力不凡。格非的新作《不过是垃圾》也是篇“解构”性的小说，昔日的先锋气象仍旧依稀可见。死亡，就像个玩笑，更像是一种修辞，身患绝症的李家杰自知来日无多，生命、财富、公司等等都将不再归他所有，就连死亡本身作为一种修辞也失去了打动他人的效果，变得越来越苍白而可笑了。作为一个即将告别人世的人，他还有一个未了的心愿，那就是大学时使尽浑身解数也没能追到手的女同学苏眉。苏眉清高、倨傲，一尘不染，一直以来都是李家杰等一班“浊物”心中的痛。李家杰决定临死之前去看一看这尊仿佛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女神，于是两种不同的话语在已经变换了的语境中又一次进行了“对话”，而“对话”的结果则是：苏眉被“做掉了”——一如昔日般高傲的女神，在300万的诱惑下，心甘情愿地委身给了“浊物”。而李家杰所得到的，也不是得偿所愿后的快慰，而是更加绝望的一声叹息：“她是一个时代的象征，可这个时代已经永远结束了。” 这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李家杰的感叹，也是所有读了这篇小说的人们的感叹。 罗伟章《奸细》里的中学教师徐瑞星，其所遭遇的也是金钱与良知的困绕，只不过他比苏眉的情况更复杂也更窝囊。徐瑞星并不是在钱的诱惑下才做“奸细”的，在金钱面前他始终都能够保持一种比较清高的姿态；相反地，他的做“奸细”倒真有几分出自一个教师的良知，可惜别人或许永远都不会这么看他。而且内疚和恐惧也像毒蛇一样地纠缠着他，让他欲罢不能。做“奸细”不一定就是“坏”人，不做奸细更不见得是个“好”人——小说的高妙之处是将好/坏、忠/奸等简单意义上的语义对立复杂化了，因为当教育蜕变成一种应试而与求知无关，当学校沦落成市侩出没的大集，当课本已不再承载知识而只是标明答案，当传道授业已成为某种变相的“反智主义”时，一切的忠/奸/善/恶亦不再泾渭分明——中学已成为一个“洪桐县”。 教育的异化，是个一点都不亚于“底层问题”的问题。前些年大学里的一些有识之士曾大声疾呼中学的“教育”已与求知相悖，而几年过去之后，中学未见其好，反倒连大学也有些“中学化”了。小说《奸细》的文本，有着极强的现实指涉力，有些“问题小说”的影子，但又超越了以往的“问题小说”。这种超越其实就是对以往有关“问题小说”的种种“政治正确”的超越，是一颗发现的心灵对于条条框框和陈词滥调的超越。小说惟一的遗憾之处，就是对徐瑞星的同情远多于反讽，太拘泥于利与义关系的表象，没能洞穿这一“反智主义”游戏的深层。 胡学文的《命案高悬》，让人感到耳目一新的是小说的结构，他以一种很“文本”的方式，向我们揭开了覆盖着乡村的帷幕一角。《命案高悬》是一篇颠倒了的探案小说，一般探案小说的“叙事语法”通常是侦探主人公推理探源抽丝拨茧，找出躲藏于读者意料之外的罪犯，最终正义战胜邪恶。而《命案高悬》却把命案的真相“高悬”了起来，而且案情也一点都不复杂曲折，复杂的倒是“体制”对真相的极为严密的守护过程。而充当第一道防线的守护者不是别人，正是本该作为“苦主”的死者的丈夫。小说中惟一的一个真正关心案情并决心破解此案的，既非公安也非侦探，而是最初引发命案的“祸头”——一个村中负点小责的游民吴响。他最初对尹小梅心怀不轨，孰料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就在他设下的陷阱即将有所斩获时，尹小梅却被更大的干部毛乡长带走了，之后竟又不明不白地死了……于是吴响以他自己的方式展开了调查。耐人寻味的是，吴响作为“体制”中的一名小卒时，尽可以去欺男霸女狐假虎威，没有人觉得这有什么不对；而当他被命案所震惊，带着愧悔的心情去做点“好事”时，不但被清除到了“体制”之外，而且更遭受了一次比一次严厉的处罚…… 致此，命案的真相到底怎样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更为重要的是，到底还有多少不为人知的真相在权力的守护下依旧“高悬”。 《蚂蚁上树》则是篇写平凡人平凡事的小说，“蚂蚁上树”是平凡如蚂蚁的农民工们的一种自我的“镜像”，是蚂蚁群、蚂蚁阵、蚂蚁大世界中人对自我的反观。这些默默劳作在工地升降机与脚手架上的农民工，远看上去就有如“蚂蚁上树”一般渺小平凡。在多数城里人的眼中，他们不过是些面目模糊的“黑压压一片”，而小说《蚂蚁上树》则“发现”并放大了这个“底层”群体，让人们看清了他们的面目，感受到他们的喜怒哀乐生死爱欲，从而也赋予了他们人格的平等与尊严。 “底层叙事”之所以成为近两年来小说中的亮点，恰恰是因为以前“文学”对“底层”的漠视，所以现在热一热也是正常的。06年写“底层”的小说里，还有像曹征路的《霓虹》，孙惠芬的《燕子东南飞》等一些各具实力的作品。 2006年度的中篇小说，在总体上可以说仍是2005年小说的延续，从话语方式上看不出有什么明显的变异，这是个相对平稳的年度。不过，2005年里那篇令我极为倾倒的中篇小说——严歌苓的《吴川是个黄女孩》，在2006年的中篇小说里却没能出现可与之比肩者，这多少显得有些遗憾。就连严歌苓自己的那篇发表于05年末转载于06年初的《金陵十三钗》，也无法与之媲美。当然，有些东方“羊脂球”式的《金陵十三钗》也还是很不错的，无愧于其赢得的好评如潮。只是考虑到它原发于05年的12月份，就不便选进06年的小说中来了。还是那句话，小说的演进是一种话语流变的过程，年度的选本无异于从话语的江河中提取一两杯水样，遗漏和偏颇都是在所难免的，惟愿其长如源头活水，清且涟漪。小说的演进，往深里说是一种话语流变的过程，这多少有点像生物基因的延续，若非恰遇重大历史转折——类似于基因突变——一般来说是不会因年度的不同而有太多变化的。然而正如人类赋予了无始无终的宇宙以时间一样，我们也会以年为季，去检视这一年里中国小说的收获。 话语流变一直以来都是我观察小说的一个独特视角。回顾百年间中国小说话语的流变，其中具有正面价值的突变，多缘于话语资源的匮乏，而亟需引入新的资源来破解已是陈腐不堪的陈词滥调。从形式的角度讲，这叫“陌生化”，从内容的角度讲，人们早已有了个耳熟能详的词，叫“思想解放”。其实这二者是一回事，没有新话语的“新思想”是不可想象的。像“新文化运动”的白话小说，绝不是文言和白话孰优孰劣的问题，而是对“载”于古老修辞方式中的“道”的清算；“新时期”后的各种“现代派小说”，也不仅仅是“形式探索”，而是在文革后的话语荒原上，对新资源的开发。这就是话语流变，这就是小说演进深层的话语旋涡。 而现时话语的特点，是“流”大于“变”。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是个话语恶补的时期，90年代是个消化吸收的时期，那么现在就是个沉淀和酝酿的时期。惜日的先锋，早已放下了高蹈的姿态，惟留下些优雅的余韵。因为“恶补”已成过去，当各类的“叙事圈套”都已不再新鲜时，今日先锋更需要的是植根于母语的话语创新。那些曾伴随着媒体炒作而喧嚣一时的另类“美女”，也纷纷卸妆，或谢幕退场，或洗去铅华淡妆相见。从前些年开始，中篇小说就已经进入了一个话语相对稳定的阶段。 2006年的小说，仍是05年小说的延续和发展，平顺而自然，不存在基因突变，一切都显得那么水到渠成波澜不惊。05年里有着不俗成绩的一些作家，如严歌苓、须一瓜、王松、陈应松、杨少衡、叶舟、李冯、迟子建、王祥夫、罗伟章、夏天敏、胡学文、孙惠芬……也依然是06年度的主力，而另一些实力派如苏童、范小青、李锐等则继续在短篇地带称雄。新旧面孔间的替换，在06年里并不显眼。大多数作家的姿态是守护式的，既是种调整，也是某种意义上的蓄势待发。严歌苓没能续演《吴川是个黄女孩》那样的杰作，杨少衡的新作也没有超越他的标志性作品《林老板的枪》。而另一些作家则确实在06年里实现了对自我的超越，如王松的《双驴记》、须一瓜的《回忆一个陌生的城市》。另外如叶舟的《目击》、胡学文的《命案高悬》、马秋芬的《蚂蚁上树》以及魏微的《家道》、阿宁的《假牙》、迟子建的《第三地晚餐》、王祥夫的《尖叫》等，也都令人刮目相看。虽然这么多的小说无法全部选入，但在06年的中篇小说中，都是绝对值得一提的。 与05年的小说一脉相承，“底层叙事”也仍是06年小说中的一个关注点。这实际上已给我们的理论和批评提出了新的挑战。如果仍以过去那种诸如“问题小说”、“干预生活”等等陈旧的模式解读之，是有将小说重又沦为“宣传工具”的危险的。可以说，意识到小说的“文本性”，是中国小说自20世纪末以来的一大进步。 一面是作为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一面是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小说之所以成为小说的“文本性”，究竟谁主谁从，孰重孰轻？这个困扰了中国文学近一个世纪的有关“内容与形式”的老问题，如今又鬼打墙般地横在了我们面前。那些强调文学的社会责任的批评家，在捍卫了良心的同时，也容易给文学加上过多的负荷，使其重返“载道”的怪圈。我个人以为，这首先是个理论上的问题，理论上不能有所突破，批评就不可避免地会夹杂太多的盲目和随意。可以说，整个20世纪，中国文论都没能很好地解决有关内容与形式的二元对立问题，这与中国文论始终缺乏对文学话语的深入研究有关。其实，在话语的深层，内容与形式是可以超越简单的二元对立的，因为内容的深层就是形式，而形式的深层则是内容。当某种看似绝对“正确”的“内容”成为不可追问不容质疑的“超隐喻”时，其失败的不仅是形式，而且也是内容。因为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看，这都是“陈词滥调”。 我们对“底层”的关注，也应是立足于诗学层面上的，既要关注“底层”，更需关注“底层如何文学”。如果因“底层”而忘了“文学”，那就会既误了“文学”也误了“底层”。 米兰?昆德拉曾引用奥地利作家赫尔曼?布洛赫的一句话告诉我们：“发现惟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乃是小说惟一的存在理由。” 那么，什么才是小说的“发现”呢？ 小说的发现，恰恰在于它对生活中那些被遮蔽，被扭曲，被消音了的“声音”的感知和发现。无论其是对人性，对罪恶，对平庸，对记忆，对潜意识，对梦想，还是对“底层”的发现。我以为，“发现”所给予小说的不仅是“内容”，更是“形式”，因为“发现”其本身就是一种“陌生化“，一种反“俗套”，就是对陈词滥调的刷新乃至颠覆。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小说对于“底层”的发现，其旨亦不应仅是大讲“悲情故事”，更不是要“开药方”，而是去发现那些我们平时往往会视而不见的，湮没于“黑压压一片”之中的生动面孔，发现他们不同的生存状态与悲欢离合，发现他们那内在的也是常遭忽视的人的尊严，让我们看到掩藏在喧嚣与繁华之后的另一番景象。“底层叙述”要绝对警惕的是不能走向极端，走向狭隘和仇富；相反地，“底层叙述”应营造和谐与公正，让社会各阶层间多一些理解和沟通，让不同的“社会方言”能平等对话良性互动……小说是在讲故事，但又不仅仅是讲故事。它穿越人类的经验、情感、记忆、想象以及梦与潜意识，一路向我们走来……而一篇好小说最终将抵达的，是灵魂。 在众多的“底层叙述”中，葛水平的《守望》给我的印象颇深。《守望》并没有一味地在“苦情戏”上做文章，而是以特有的女性视角，“平静”地讲述了一个叫米秋水的乡村女子的心路历程。女性主义理论家朱迪丝?巴特勒在其名著《性别的烦恼：女性主义与身份颠覆》中，成功地揭示了性别话语对女性身份认同的“述行”作用。通俗点说，也就是讲女性之所以成为“女性”，并不全然是先天的和自然的，而是被性别话语“调教”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再看小说《守望》中的米秋水，在这个女人的身上，我们看到的已不仅是“性别”（男/女）身份对她的“塑造”，而更有城/乡身份对她的“述行”。她的身份已不仅仅是个女人，而且还须再加上个定语，她是个乡下女人。 “乡下女人”的身份认同，在米秋水身上完成得中规中矩：勤劳、善良、简朴、诚实、柔顺……然而她的这种传统“乡下女人”的身份，在今天的“语境”中，是注定会陷入危机的。果然，“五号病”（口蹄疫）就来了，猪被烧光了，连最简单的生存也维持不下去了，于是一家人进了城，于是，一个“乡下女人”与“城市”的对话和冲突，也正式地开始了。 这篇小说最为不落俗套之处是结尾，米秋水的死，并非缘于常人已惯于想象的那种社会下层间的“凶杀”，而是误杀。确切地说，是缘于另一“乡下男人”由性苦闷而致性无能的慌乱中的误杀。杀人者与被杀者都是无辜的。而这一切，在一位向往田园生活的都市画家的眼中，竟又成了一幅美丽的风景…… 小说极其平静的叙事，与其非同凡响的意指间，构成了极大的张力，从而摆脱了一般“底层叙事”的粗糙和雷同。 与葛水平的“平静”不同，陈应松的小说则是一点都不平静的。陈应松的叙述话语，有如火山口中喷发出来的岩浆，浑浊、浓稠、莽撞、肆意、喷薄……但却热力逼人。我一向是个极为冷静的阅读者，但在初读他的《太平狗》、《火烧云》时，还是一没留神让他给“烫”着了。英国女作家吴尔芙在谈俄国文学时说：“朴素，不加雕饰，认为在这个充满苦难的世界上，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理解我们苦难的同伴，‘不要用头脑去同情——因为用头脑是容易的，要用心灵去同情’——这就是笼罩在全部俄国文学上的云霭……”我读陈应松小说时的感受，应该与吴尔芙读俄国文学时的感受是相似的——不用头脑去同情，而要用心灵去同情——同样也是笼罩在陈应松“神农架系列”小说上的云霭。 《太平狗》和《火烧云》，都是2005年发表的作品，就不多提了，好在《吼秋》是发表在2006年的。《吼秋》基本上还是《太平狗》和《火烧云》的继续，但没有像《太平狗》那样把“城”与“乡”写成了绝对的二元对立，而是写了一个天灾与人祸的故事。小说里的“人祸”，颇有些像聊斋故事中《促织》的现代版。小说的主人公是先知兼蛐蛐大王毛十三，他的先知本能一再地遭受打击迫害，而他捉蛐蛐的技艺却备受官员们的赏识……小说的结尾自然是山崩地裂玉石俱焚，其恐怖的场景恰似美国拍的灾难大片。 陈应松的小说，优长与缺失都十分明显，你很轻易地就能指出他小说中某处作者意图太过明显了，某处太如何如何了等等，但他的优长却又是一般作家所难以企及的。陈应松的叙述是不平滑的，也是不透明的。小说的故事推进，总让我联想到那没有轮子的木爬犁，在路表粗砺的乡村土道上前行。他那如咒语般能搅动灵魂的语言，如细加分析，就能发现其中有很多奥妙。你会发现叙述的焦点在短短的几个语句中，都往往会有极快速的变换，“自由直接引语”与“自由间接引语”更是频繁但却又极其自然地穿插其间。他的语句七绕八绕枝杈横生，绝不流畅，绝不润滑，这就使得你的目光很难快速地从字面上滑过去，而不得不跟着他转，转进了小说人物的灵魂，也转进了山野大地的灵魂。他文字间的组合关系，多是断断续续，疙疙瘩瘩，没头没脑的，很难抻成一条直线——那是种不以脑中的“逻各斯”为轨迹，而以心灵感受为中心的转喻方式。所以他的文字特别具有激荡心灵的效果，以致你还没来得及弄清他的门径，就已经被他给熔化了。还是那句话，他的小说不是写给大脑的，而是写给心灵的。 如果说“底层叙事”是对于“底层”的发现，那么王松的《双驴记》则是对于记忆的发现。他的几篇力作全部来自于记忆深处的打捞，尤其是对早年知青岁月的钩沉。记忆与小说，是天然地有着血缘关系的至亲，因为记忆和故事之间在叙述结构上是有着深层联系的，人在回忆其经历时，最基本的话语方式就是讲故事。当然，小说又不同于记忆，因为小说不是有一说一的回忆录。小说是对记忆的发现和照临，是对记忆的改写和重组，是对记忆最大程度的“文本化”。用王松自己的话说，就是让小说从记忆的领地上“飞起来”。 《双驴记》是王松继《红汞》、《红莓花儿开》和《红风筝》之后，在小说写作上达到的一个新高度。故事依然是他所擅长的复仇故事，但复仇的“参动者”，却由人变成了驴——两头比人更狡黠且被打上了“阶级烙印”的驴。王松笔下的复仇者，一般都是身处社会下层的边缘人，而其复仇的方式，则又常常是出人意料匪夷所思的，其中充满着智慧。《双驴记》里的两头驴，不是边缘者，而是落难者。它们“祖上”原是地主家的坐骑，本有着高贵的出身与血统，但到了文革时，却由于“成分”不好，而被排在了“黑五类”之后，成为黑六和黑七。驴被打上了“阶级烙印”，这故事也就更加的耐人寻味了。《双驴记》因此而构成了一个隐喻系统，为读者的多重阐释提供了潜在的文本空间。在《双驴记》中，有关驴腿上腋窝的知识，会笑的驴眼，自焚的壮烈等细节十分精到，这些充满了智慧与想象的细节，正是支撑着他飞翔式叙述的起落架。 与《双驴记》相映成趣的是乔叶的《锈锄头》，因为这也是一篇与知青记忆有关的小说。不同的是，王松本人就曾是知青，他的记忆主要来自个人记忆，而出生于70后的乔叶并没有亲历过知青生活，她的记忆则来源于社会的集体记忆。在传媒高度发达的今天,有关知青的记忆早已经呈现出某种复合式的新记忆特征。越来越多的“经传媒”性的知青记忆，已与亲历性的知青记忆，构成了对话和互动。 《锈锄头》中知青出身的成功人士李忠民，有着浓重的“经传媒”性身影：下乡-返城-奋斗-成功-怀旧-回乡凭吊……这已是从小说里，从电视剧里，从网络里，以及从豪宅和豪车走出来的成功型老知青们所共有的人生轨迹，从这个角度说，李忠民不是单数的，而是复数的。如果说亲历性的知青记忆，是王松营造细节和想象的源泉，那么“经传媒”性的有关知青的集体记忆，则只是乔叶小说的一个“相关文本”和符码化了的背景装饰，就如同那把挂在豪宅里的生了锈而又刷了漆的“锈锄头”。 好在乔叶的《锈锄头》并不是真的要写当年的知青生活，而是在写遥远的乡村记忆，与当下乡村现实的对话。而这种对话又是颠覆的和讽喻的，像是“叶公好龙”故事的知青版。 这篇小说的高潮和华彩，就是小说结尾处的那一锄头。我在读这篇小说时，一直都在替作者捏着一把汗，生怕乔叶一时糊涂，让李忠民和石二宝最终理解万岁握手言欢尽弃前嫌……因为那样一来这篇小说将前功尽弃点金成石。——作家写一篇好小说不易，阅读者发现一篇好小说也不易呀！好在乔叶不负所望，最后的那一锄头一锤定音，赋予了整篇小说极大的张力，让原先埋藏在小说肌理中的筋脉一下子都绷了起来，凝聚起极具力道的势能。 乔叶在06年还有一篇备受称赞的颇具女性主义倾向的小说《打火机》，但《锈锄头》里的那一锄头，让我觉得它比《打火机》更具小说的“文本性”。另外，有关记忆与想象的问题，也更发人深思。李忠民收藏那把锄头，有多少是出自他的个人记忆？集体记忆又对他个人的记忆进行了怎样的改写？又是什么在主导着集体记忆的生成和重构，生产和消费？小说中除了关于知青的想象外，还有关于“富人”的想象，读起来很搞笑。叙述者一“秀”再“秀”的那个可以显示富人身份的POLO拉杆箱，真正的富人其实大多都会对它不屑一顾；那个在农民石二宝眼中“飘飘欲仙”的“玉仙牌”床垫，在睡“海丝腾”、“邓禄普”、“金可儿”的人们看来，岂不就是土炕？如以解构主义的眼光自边缘切入，一切又成了水中月镜中花。可见“发现”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发现”与“遮蔽”往往是孪生的。 而叶舟的小说《目击》，其实正是篇很“解构”的小说。叶舟是个很讲究叙事的作家，他去年有个短篇叫《1974年的婚礼》给我的印象就很深。《目击》以李小果、李佛、王力可等人物的不同视角去进行多角度的叙述，营造出了种扑朔迷离的效果。而王力可为了替亡夫查找肇事逃逸的凶手，竟不惜每夜长跪街头，苦苦守侯那个神秘的也是惟一的现场目击者。这一举动感动了很多人，大家不约而同地把这读解为对爱情的坚贞，读解为现代恩爱夫妻的珍贵范本。李小果更是由此而反观自我，在陪跪的一个个寒夜里，洗心革面净化灵魂……然而，由她们以巨大痛苦最终催逼出来的“真相”，却没有到达她们那里，而是极其轻易地被凑巧拿起话筒的浪荡子李佛听了个正着——王力可的丈夫其实是死于偷情，他的情人就是那车祸现场的惟一目击者。一个有关爱情与美满婚姻的神话，就这样地被颠覆了。建构着神话的人，尚不知自己其实正是悲剧中的主角。略显遗憾的是，小说略显铺张的多角度叙述与最后抖开的“包袱”之间，似有头重脚轻之嫌，且有些简单和直白。如能在“真相”与二李的私情、王力可“钢筋”般的“硬”与肖依的“冷”之间，再做一番微妙功夫，在“修辞”的层面上进行某种反讽，则会更加意味深长。 须一瓜这些年来备受瞩目，不是没有原因的，我以为她的小说是别具一种气象的。小说最寂千人一面，当年“个人化”热时，全是卧室、浴缸加自恋，把“个人化”弄成了雷同化；现在的一些“底层叙事”，也有简单化和模式化的弊病。说《回忆一个陌生的城市》是写家庭悲剧的，其实是小看了须一瓜，《回忆一个陌生的城市》是可以进行多种解读的。从故事表层上看，这是一个重新找寻重新发现自我的故事。主人公因车祸而失忆，而一本来自神秘人物寄来的早年日记，又将主人公引上了“回忆一个陌生的城市”的自我发现之旅。小说采用后叙事的视角，使读者不能从叙述者那里预知任何信息，只能陪着主人公一起踏上这个匪夷所思的发现之旅。主人公要“回忆”的不是早年的日常琐事，而是20年前的一桩杀人大案。他要追查的凶手或许不是别人，而正是他自己——一个弑父者。 这篇小说如以精神分析法来解读，可能是最有意趣的了。这样一来“回忆一个陌生的城市”便成了一个男人的自我精神分析，成了一个俄狄浦斯的故事。遗忘是内心潜抑的结果，早年弑父娶母（小说中的“母”被年长一些的女孩阿夕替代）的欲望，长大后当然要被遗忘。但遗忘并不等于消失，而只是躲藏到潜意识（一个陌生的城市）里去了。“那个面貌忧伤”的“就像是从天边而来”的邮差，在给主人公送来记录弑父案件的邮件时，显得极其神秘——他显然就是来自潜意识的信使，送来了早年的残破记忆和梦……整篇小说都有如一个半睡半醒的怪梦，故事被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轻巧地剥离了出来，时间、年代只是某种符码化了的标识，其指涉性已被适度地削弱了……读者被带进了一个卡夫卡式的情境之中。 我不知道须一瓜这篇小说的本义为何，但我相信阅读者肯定可以从其喻指义中，解读出一个弗洛依德式的箴言——每个男人的心中都隐藏着一个被遗忘了的弑父者。 让我更感兴趣的是，女作家笔下的“俄狄浦斯”，会不会就是以性别置换的方式“化了装”的“伊莱克特拉”？ 作为昔日“先锋”，格非近年来的作品并不多，但偶一出手仍是功力不凡。格非的新作《不过是垃圾》也是篇“解构”性的小说，昔日的先锋气象仍旧依稀可见。死亡，就像个玩笑，更像是一种修辞，身患绝症的李家杰自知来日无多，生命、财富、公司等等都将不再归他所有，就连死亡本身作为一种修辞也失去了打动他人的效果，变得越来越苍白而可笑了。作为一个即将告别人世的人，他还有一个未了的心愿，那就是大学时使尽浑身解数也没能追到手的女同学苏眉。苏眉清高、倨傲，一尘不染，一直以来都是李家杰等一班“浊物”心中的痛。李家杰决定临死之前去看一看这尊仿佛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女神，于是两种不同的话语在已经变换了的语境中又一次进行了“对话”，而“对话”的结果则是：苏眉被“做掉了”——一如昔日般高傲的女神，在300万的诱惑下，心甘情愿地委身给了“浊物”。而李家杰所得到的，也不是得偿所愿后的快慰，而是更加绝望的一声叹息：“她是一个时代的象征，可这个时代已经永远结束了。” 这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李家杰的感叹，也是所有读了这篇小说的人们的感叹。 罗伟章《奸细》里的中学教师徐瑞星，其所遭遇的也是金钱与良知的困绕，只不过他比苏眉的情况更复杂也更窝囊。徐瑞星并不是在钱的诱惑下才做“奸细”的，在金钱面前他始终都能够保持一种比较清高的姿态；相反地，他的做“奸细”倒真有几分出自一个教师的良知，可惜别人或许永远都不会这么看他。而且内疚和恐惧也像毒蛇一样地纠缠着他，让他欲罢不能。做“奸细”不一定就是“坏”人，不做奸细更不见得是个“好”人——小说的高妙之处是将好/坏、忠/奸等简单意义上的语义对立复杂化了，因为当教育蜕变成一种应试而与求知无关，当学校沦落成市侩出没的大集，当课本已不再承载知识而只是标明答案，当传道授业已成为某种变相的“反智主义”时，一切的忠/奸/善/恶亦不再泾渭分明——中学已成为一个“洪桐县”。 教育的异化，是个一点都不亚于“底层问题”的问题。前些年大学里的一些有识之士曾大声疾呼中学的“教育”已与求知相悖，而几年过去之后，中学未见其好，反倒连大学也有些“中学化”了。小说《奸细》的文本，有着极强的现实指涉力，有些“问题小说”的影子，但又超越了以往的“问题小说”。这种超越其实就是对以往有关“问题小说”的种种“政治正确”的超越，是一颗发现的心灵对于条条框框和陈词滥调的超越。小说惟一的遗憾之处，就是对徐瑞星的同情远多于反讽，太拘泥于利与义关系的表象，没能洞穿这一“反智主义”游戏的深层。 胡学文的《命案高悬》，让人感到耳目一新的是小说的结构，他以一种很“文本”的方式，向我们揭开了覆盖着乡村的帷幕一角。《命案高悬》是一篇颠倒了的探案小说，一般探案小说的“叙事语法”通常是侦探主人公推理探源抽丝拨茧，找出躲藏于读者意料之外的罪犯，最终正义战胜邪恶。而《命案高悬》却把命案的真相“高悬”了起来，而且案情也一点都不复杂曲折，复杂的倒是“体制”对真相的极为严密的守护过程。而充当第一道防线的守护者不是别人，正是本该作为“苦主”的死者的丈夫。小说中惟一的一个真正关心案情并决心破解此案的，既非公安也非侦探，而是最初引发命案的“祸头”——一个村中负点小责的游民吴响。他最初对尹小梅心怀不轨，孰料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就在他设下的陷阱即将有所斩获时，尹小梅却被更大的干部毛乡长带走了，之后竟又不明不白地死了……于是吴响以他自己的方式展开了调查。耐人寻味的是，吴响作为“体制”中的一名小卒时，尽可以去欺男霸女狐假虎威，没有人觉得这有什么不对；而当他被命案所震惊，带着愧悔的心情去做点“好事”时，不但被清除到了“体制”之外，而且更遭受了一次比一次严厉的处罚…… 致此，命案的真相到底怎样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更为重要的是，到底还有多少不为人知的真相在权力的守护下依旧“高悬”。 《蚂蚁上树》则是篇写平凡人平凡事的小说，“蚂蚁上树”是平凡如蚂蚁的农民工们的一种自我的“镜像”，是蚂蚁群、蚂蚁阵、蚂蚁大世界中人对自我的反观。这些默默劳作在工地升降机与脚手架上的农民工，远看上去就有如“蚂蚁上树”一般渺小平凡。在多数城里人的眼中，他们不过是些面目模糊的“黑压压一片”，而小说《蚂蚁上树》则“发现”并放大了这个“底层”群体，让人们看清了他们的面目，感受到他们的喜怒哀乐生死爱欲，从而也赋予了他们人格的平等与尊严。 “底层叙事”之所以成为近两年来小说中的亮点，恰恰是因为以前“文学”对“底层”的漠视，所以现在热一热也是正常的。06年写“底层”的小说里，还有像曹征路的《霓虹》，孙惠芬的《燕子东南飞》等一些各具实力的作品。 2006年度的中篇小说，在总体上可以说仍是2005年小说的延续，从话语方式上看不出有什么明显的变异，这是个相对平稳的年度。不过，2005年里那篇令我极为倾倒的中篇小说——严歌苓的《吴川是个黄女孩》，在2006年的中篇小说里却没能出现可与之比肩者，这多少显得有些遗憾。就连严歌苓自己的那篇发表于05年末转载于06年初的《金陵十三钗》，也无法与之媲美。当然，有些东方“羊脂球”式的《金陵十三钗》也还是很不错的，无愧于其赢得的好评如潮。只是考虑到它原发于05年的12月份，就不便选进06年的小说中来了。还是那句话，小说的演进是一种话语流变的过程，年度的选本无异于从话语的江河中提取一两杯水样，遗漏和偏颇都是在所难免的，惟愿其长如源头活水，清且涟漪。小说的演进，往深里说是一种话语流变的过程，这多少有点像生物基因的延续，若非恰遇重大历史转折——类似于基因突变——一般来说是不会因年度的不同而有太多变化的。然而正如人类赋予了无始无终的宇宙以时间一样，我们也会以年为季，去检视这一年里中国小说的收获。 话语流变一直以来都是我观察小说的一个独特视角。回顾百年间中国小说话语的流变，其中具有正面价值的突变，多缘于话语资源的匮乏，而亟需引入新的资源来破解已是陈腐不堪的陈词滥调。从形式的角度讲，这叫“陌生化”，从内容的角度讲，人们早已有了个耳熟能详的词，叫“思想解放”。其实这二者是一回事，没有新话语的“新思想”是不可想象的。像“新文化运动”的白话小说，绝不是文言和白话孰优孰劣的问题，而是对“载”于古老修辞方式中的“道”的清算；“新时期”后的各种“现代派小说”，也不仅仅是“形式探索”，而是在文革后的话语荒原上，对新资源的开发。这就是话语流变，这就是小说演进深层的话语旋涡。 而现时话语的特点，是“流”大于“变”。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是个话语恶补的时期，90年代是个消化吸收的时期，那么现在就是个沉淀和酝酿的时期。惜日的先锋，早已放下了高蹈的姿态，惟留下些优雅的余韵。因为“恶补”已成过去，当各类的“叙事圈套”都已不再新鲜时，今日先锋更需要的是植根于母语的话语创新。那些曾伴随着媒体炒作而喧嚣一时的另类“美女”，也纷纷卸妆，或谢幕退场，或洗去铅华淡妆相见。从前些年开始，中篇小说就已经进入了一个话语相对稳定的阶段。 2006年的小说，仍是05年小说的延续和发展，平顺而自然，不存在基因突变，一切都显得那么水到渠成波澜不惊。05年里有着不俗成绩的一些作家，如严歌苓、须一瓜、王松、陈应松、杨少衡、叶舟、李冯、迟子建、王祥夫、罗伟章、夏天敏、胡学文、孙惠芬……也依然是06年度的主力，而另一些实力派如苏童、范小青、李锐等则继续在短篇地带称雄。新旧面孔间的替换，在06年里并不显眼。大多数作家的姿态是守护式的，既是种调整，也是某种意义上的蓄势待发。严歌苓没能续演《吴川是个黄女孩》那样的杰作，杨少衡的新作也没有超越他的标志性作品《林老板的枪》。而另一些作家则确实在06年里实现了对自我的超越，如王松的《双驴记》、须一瓜的《回忆一个陌生的城市》。另外如叶舟的《目击》、胡学文的《命案高悬》、马秋芬的《蚂蚁上树》以及魏微的《家道》、阿宁的《假牙》、迟子建的《第三地晚餐》、王祥夫的《尖叫》等，也都令人刮目相看。虽然这么多的小说无法全部选入，但在06年的中篇小说中，都是绝对值得一提的。 与05年的小说一脉相承，“底层叙事”也仍是06年小说中的一个关注点。这实际上已给我们的理论和批评提出了新的挑战。如果仍以过去那种诸如“问题小说”、“干预生活”等等陈旧的模式解读之，是有将小说重又沦为“宣传工具”的危险的。可以说，意识到小说的“文本性”，是中国小说自20世纪末以来的一大进步。 一面是作为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一面是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小说之所以成为小说的“文本性”，究竟谁主谁从，孰重孰轻？这个困扰了中国文学近一个世纪的有关“内容与形式”的老问题，如今又鬼打墙般地横在了我们面前。那些强调文学的社会责任的批评家，在捍卫了良心的同时，也容易给文学加上过多的负荷，使其重返“载道”的怪圈。我个人以为，这首先是个理论上的问题，理论上不能有所突破，批评就不可避免地会夹杂太多的盲目和随意。可以说，整个20世纪，中国文论都没能很好地解决有关内容与形式的二元对立问题，这与中国文论始终缺乏对文学话语的深入研究有关。其实，在话语的深层，内容与形式是可以超越简单的二元对立的，因为内容的深层就是形式，而形式的深层则是内容。当某种看似绝对“正确”的“内容”成为不可追问不容质疑的“超隐喻”时，其失败的不仅是形式，而且也是内容。因为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看，这都是“陈词滥调”。 我们对“底层”的关注，也应是立足于诗学层面上的，既要关注“底层”，更需关注“底层如何文学”。如果因“底层”而忘了“文学”，那就会既误了“文学”也误了“底层”。 米兰?昆德拉曾引用奥地利作家赫尔曼?布洛赫的一句话告诉我们：“发现惟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乃是小说惟一的存在理由。” 那么，什么才是小说的“发现”呢？ 小说的发现，恰恰在于它对生活中那些被遮蔽，被扭曲，被消音了的“声音”的感知和发现。无论其是对人性，对罪恶，对平庸，对记忆，对潜意识，对梦想，还是对“底层”的发现。我以为，“发现”所给予小说的不仅是“内容”，更是“形式”，因为“发现”其本身就是一种“陌生化“，一种反“俗套”，就是对陈词滥调的刷新乃至颠覆。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小说对于“底层”的发现，其旨亦不应仅是大讲“悲情故事”，更不是要“开药方”，而是去发现那些我们平时往往会视而不见的，湮没于“黑压压一片”之中的生动面孔，发现他们不同的生存状态与悲欢离合，发现他们那内在的也是常遭忽视的人的尊严，让我们看到掩藏在喧嚣与繁华之后的另一番景象。“底层叙述”要绝对警惕的是不能走向极端，走向狭隘和仇富；相反地，“底层叙述”应营造和谐与公正，让社会各阶层间多一些理解和沟通，让不同的“社会方言”能平等对话良性互动……小说是在讲故事，但又不仅仅是讲故事。它穿越人类的经验、情感、记忆、想象以及梦与潜意识，一路向我们走来……而一篇好小说最终将抵达的，是灵魂。 在众多的“底层叙述”中，葛水平的《守望》给我的印象颇深。《守望》并没有一味地在“苦情戏”上做文章，而是以特有的女性视角，“平静”地讲述了一个叫米秋水的乡村女子的心路历程。女性主义理论家朱迪丝?巴特勒在其名著《性别的烦恼：女性主义与身份颠覆》中，成功地揭示了性别话语对女性身份认同的“述行”作用。通俗点说，也就是讲女性之所以成为“女性”，并不全然是先天的和自然的，而是被性别话语“调教”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再看小说《守望》中的米秋水，在这个女人的身上，我们看到的已不仅是“性别”（男/女）身份对她的“塑造”，而更有城/乡身份对她的“述行”。她的身份已不仅仅是个女人，而且还须再加上个定语，她是个乡下女人。 “乡下女人”的身份认同，在米秋水身上完成得中规中矩：勤劳、善良、简朴、诚

请大家保护自己的腰

作者：  巴桥著

出版社：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

简介：　　巴桥给世人呈现了压力无处无时不在的生活情境，以及压力之下生理心理的真切反应，这种写作需要对细节和人物甚至语言和结构都要给与最大的耐心，同时也构成了对一个作家耐性和能力的考验。巴桥打破了虚构和体验的界限，是一种“身在其中”的小说之境，于是倾听到了来自日常生活褶皱里面的动静甚或是于光天化日下匆忙的我们所根本无力觉察之处传来的风雨声，年轻的作家不多的作品，却有着不可小看的潜能和超群的功力。 　　“新活力作家文丛”收录了当今中国文坛最具实力、最活跃的七位作家魏微、朱文颖、刘玉栋、刘建东、李大卫、王方晨、巴桥有代表性的中短篇小说力作。这些作品奠定了他们在当今中国文坛的重要地位，也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近十年来青年文学发展的轨迹。本书为巴桥卷，他的作品给世人呈现了压力无处无时不在的生活情境，以及压力之下生理心理的真切反应。

卡通猫的美国梦

作者：  

出版社：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

简介：　　李大卫有双语优长也有理论功底，他的作品让我们看到，充分感性的语言和故事是如何挣破了观念和“思想”的蚕茧，自由飞舞的。长期以来，中国文学稀缺的恰是李大卫所一直擅长的东西——谐趣盎然和指向人心。 　　 　　“新活力作家文丛”收录了当今中国文坛最具实力、最活跃的七位作家魏微、朱文颖、刘玉栋、刘建东、李大卫、王方晨、巴桥有代表性的中短篇小说力作。这些作品奠定了他们在当今中国文坛的重要地位，也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近十年来青年文学发展的轨迹。本书为李大卫卷，他的作品让我们看到，充分感性的语言和故事是如何挣破了观念和“思想”的蚕茧，自由飞舞的。

龙华的桃花

作者：  

出版社：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

简介：　　朱文颖是“南方写作”最珍视的精灵。笔致灵透，触角明敏，才情出类拔萃。无论古旧模糊的往事还是复杂纷乱的现实，都能以质感丰盈的叙述风貌抵达世道人心的深处。她的小说不仅赋予南方写作传统以新的分量，同时也给当今文学对城市体验的开掘增加了综合的可能性。 　　“新活力作家文丛”收录了当今中国文坛最具实力、最活跃的七位作家魏微、朱文颖、刘玉栋、刘建东、李大卫、王方晨、巴桥有代表性的中短篇小说力作。这些作品奠定了他们在当今中国文坛的重要地位，也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近十年来青年文学发展的轨迹。本书为朱文颖卷。朱文颖是“南方写作”最珍视的精灵。笔致灵透，触角明敏，才情出类拔萃。

祭奠清水

作者：  

出版社：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

简介：　　 “新活力作家文丛”收录了当今中国文坛最具实力、最活跃的七位作家魏微、朱文颖、刘玉栋、刘建东、李大卫、王方晨、巴桥有代表性的中短篇小说力作。这些作品奠定了他们在当今中国文坛的重要地位,也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近十年来青年文学发展的轨迹。本书为王方晨卷。王方晨是一个心中有“鬼”的作家,他的作品中人物常有英勇的精神气质,他的文字亢奋、胆大包天。 　　 王方晨作品中人物常有英勇的精神气质,他的文字亢奋、胆大包天,那种情绪愤怒的现实主义引起了广泛关注。他又是一个心中有“鬼”的作家— —人们多写农村、乡村,而他写乡野,写乡野间的鬼魅之气。由于人文文化因素的激活,他的小说也便具有了当下相当罕见的“中国性”。 　　

作者：  

出版社：

简介：本书是“非常女孩”丛书之一。作者魏微不同于一般的年轻女作家“天生的感情动物，柔弱、细碎、窄小。”本书所录其作品的特点正如作者自己所言，“见到的不仅仅是才华，而是创造力、想像力、抵达事物的某种真实、广大的悲悯情怀。”

中韩青年作家短篇小说选

作者：  姚鄂梅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5年05月

简介：

本书精选了中韩两国有实力、有影响力的一些青年作家的获奖短篇小说，它们题材广泛，视角独特，反映了中韩两国社会生活与人间情感的百态。小说集的韩文版也将同时在韩国出版。

2012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

作者：  中国小说学会[评选]

出版社：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3

简介：《2012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不仅收录了中国小说学会此次评选出的小说原文还收录了著名文学评论家的书评，包括十部短篇小说：王祥夫《归来》、姚鄂梅《狡猾的父亲》、朱山坡《灵魂课》、王璞《捉迷藏》、魏微《胡文青传》、南翔《绿皮车》、斯继东《你为何心虚》、阿乙《阁楼》、董立勃《杀瓜》、裘山山《意外伤害》，十篇中篇小说《隐身衣》（格非）、《繁枝》（陈谦）、《无鼠之家》（陈应松）等十篇，短篇小说《归来》（王祥夫）、《灵魂课》（朱山坡）、《狡猾的父亲》（姚鄂梅）及而五部长篇小说《繁花》（金宇澄）、《生命册》（李佩甫）、《六人晚餐》（鲁敏）、《羊哭了，猪笑了，蚂蚁病了》（陈亚珍）、《大车帮》（杜光辉）由于篇幅所限，仅收入了书评。

魏微十三篇

作者：  魏微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8年07月

简介：

魏微十三篇

作者：  魏微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8年07月

简介：

动画基础教程系列丛书---动画即兴表演

作者：  魏微

出版社：辽宁美术出版社 2017年08月

简介：

沿河村纪事

作者：  魏微

出版社：花城出版社 2016年10月

简介：

文笔细腻深刻，挖掘人性入木三分，她起笔关注的是细微的东西，以小见大，并逐渐将视野转向更广阔的地方。她书写家庭、爱情、婚姻和人生，抒发自己的见解。看似琐碎、平凡却能打动人心，引起读者的共鸣和怀想。

动画基础教程系列丛书---动画即兴表演

作者：  魏微

出版社：辽宁美术出版社 2017年08月

简介：

2008中国最佳中篇小说

作者：  王蒙

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7年07月

简介：

在社会生活日趋商业化的今天，文学作为一种精神财富，开始越来越多的远离了大多数人的生活，现在的文学领域在商业经济的感染下，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值得一读的优秀作品，往往难得一见。作为中国文坛十多年来的集大成之作，本书由王蒙等文学界多位泰斗，对2008年发表在全国权威杂志媒体上的中篇小说，经过层层筛选，反复评选出来佳作，予以结集出版，代表了2008年中篇小说的*水准。这些精选出来的作品，风格迥异，展现出了大千世界的种种风貌，带给读者崭新丰厚的文学享受。

乐师/艾伟

骄傲的皮匠/王安忆

布基兰小站的腊八夜/迟子建

自以为是的人/北村

暗道机关/范小青

烦/劳马

在旅途/魏微

阿霞/葛亮

掰月亮砸人/田耳

弥漫/于晓威

晚明/何大草

罪恶/陈希我